|

楼主 |
发表于 2021-10-21 03:10: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六章 抵制与直谏:红色恐怖下的勇者
- s4 e s7 W7 |* y) h6 @ {0 B9 T+ S
( |/ q6 w8 d- L6 @5 t 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年多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除了少数几个康生的积极追随者外,中共党内大多数中高级干部都对审干和抢救运动表示怀疑,对其中的过火行为表示不满。但是当时“特务如麻”的肃杀气氛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红色恐怖”,加上此时党内的思想和路线斗争仍处於十分复杂的状态,所以,这些怀疑和不满者处在分散状态,没有人敢於在重要会议上将问题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干部,包括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都已中断来往,大家只有在公众场合才能见面,互相交谈都极为谨慎、小心。% I# N/ W2 f- y4 j+ K ]) L* i; C
陈云此时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作为干部审查和管理的最高机关中组部部长,陈云理所当然地应该参与领导审干、抢救运动。但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却决定陈云、王稼祥离职休假三个月,毛泽东亲自指示,将陈云由杨家岭中央组织部迁到毛泽东的住地枣园居住,这一住不是三个月而是整整一年。从1943年3月陈云住进枣园到1944年3月离开枣园调住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恰恰是审干,反奸、抢救从开场到落幕的一年。这一年间,虽然规定中组部的工作由王鹤寿每月向陈云汇报两次,但实际上此时中组部部长一职已由彭真代理,陈云只是挂名的部长,事实上陈云已经是“靠边站”了。
; A( t% i. {, | k6 }" T 让陈云“休养”的确有疾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康生对陈云领导下的中组部很不满意,康生曾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都是怎么搞的呀?”并认为中组部“在审查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①。另外,陈云对抢救运动的态度碓实是比较消极的。椐陈云当时的秘书回忆,当时陈云“根本就不同意搞这场抢救运动,他认为是夸大敌情。他也不相信所谓‘红旗党’的说法,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陈云更认为对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和老干部实行‘抢救’违背了中央关於如何整风的规定”。②正因为陈云的这种态度,加之中组部又是干部管理与审查的最高机关,因此,在这个时期让陈云离职“休养”也就自然而然了。後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在中央党校被打成大“特务”,受到残酷迫害,以及延安发生的许许多多的荒唐事情,因为他没有参与有关决策,所以“许多事情都不知道”③。尽管陈云、王若飞等人均曾在私下对审干与抢救运动有所疑问,但由於陈云当时的特殊处境,他没有在毛泽东面前表示过,也没有正式向中央提出过意见。
* f1 Y5 a! ]* l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实际无权的朱德,对康生的行径心知肚明,但她更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党中央身边的这件看似非常荒唐的事,绝不单纯是康生一个人的事,他知道自己讲话没有别,只能在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内尽力消除这场运动的负面作用与影响。由於中共中央军委机关的审干工作由朱德亲自领导,所以在中央军委机关的审干运动中,朱德记取中共党史上历次肃反的沉痛教训,正确掌握政策,十分谨慎地领导审干运动。军委机关从未出现过开大会乱批、乱斗、乱打人等现象。当时军委高参室成员很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经历比较复杂,按照康生的逻辑,这里自然是“抢救”的重中之重,但朱德却不这样认为,而是采取了更加谨慎与稳妥的工作方针。他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个别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有些高参在写自传时有顾虑,朱德及时找他们个别谈话,启发教育,要他们消除顾虑,向党交心,实事求是。高参室副主任白天曾任国民党刘戡部队参谋长,在审干中,有人怀疑他是由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提出要公开批斗、审查。朱德坚持了“重证据、重调查、重表现”的原则,及时制止了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过“左”的作法。中央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许多当事人回忆说,朱德在延安领导市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尽管如此,朱德也只是做到了“扫好自己门前雪”,而无法去管“他人瓦上霜”。他没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达自己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意见。- ?/ Z% S+ q: _, G v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员社长博古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要执行者,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尽管如此,在运动初期,他还是力所能及地做了消极的抵制。据《穆者传》记载:
3 t, g( a/ D: d& }" q' x0 ^ (博古)经历过党内多次斗争,也推行过“左”的错误的肃反路线,深知错误路线给党内带来严重的损失;另外,他不否认敌人是会打进革命内部来的,但是清凉山④朝夕相处的同志他大都了解,能有几个特务,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因此,抢救运动一开始,他几乎按兵不动。
4 C* w- Y3 f+ `! y 康生大怒,直接点名批道:“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怎么就抓不出来?!”他指定博古立刻派人去西北公学(康生的试点)学习受训。! [; V" f- A3 T$ ]/ `
博古无奈,派出了报社负责党的工作的陈坦。陈坦到了西北公学,正赶上那里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大会主持人做了言辞激烈的动员报告,劝告“失足者”自动坦白交待。大会树立了宽严的榜样,当场逮捕了一个“证据确凿”而又不肯主动交代的“特务”份子,同时又有好几个人主动上台“坦白交代问题”,大家鼓掌表示欢迎。最後由一批正在被审查的对象上台主动交代问题。就这样,一场大会下来,又抓出十几个“特务”。
5 w! N) R# ?% G% p4 ] 陈坦进一步了解到,这里抓特务的主要经验是一套“车轮战术”和“逼供信”办法。所谓“车轮战术”,就是组织“积极份子”分批对受审对象连续审问,疲劳轰炸,24小时乃至48小时不让受审者休息和睡觉;“逼供信”则是向受审者提示其证据,强迫其承认,不承认决不罢休,一旦供认了,马上定罪。& y3 X% g( G2 ]5 n
博古等编委会负责人听了陈坦的汇报後,感到十分吃惊。但又懾於康生的批评,只好决定按西北公学的一套模式照搬照钞,於是一场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在清凉山上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各新闻机构无一幸免。《解放日报》成了这场风暴的漩涡。⑤+ n" ]' \# {1 j8 s+ }5 K
关於清凉山上的抢救运动,许多当事人写过许多回忆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但有一件趣闻则可以让我们在沉重的阅读中稍微放松一下。延安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当时正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而且是《解放日报》社学委会委员,他与王丹一的婚姻正赶上抢救运动。在报社住地清凉山的一眼窑洞里举行婚礼的当夜,新郎艾思奇却被组织隐藏在隔壁的窑洞里,满怀幸福与期待的新娘王丹一,在洞房里左等右等等不上新郎,也无人告诉她是怎麽回事,焦虑、伤感又疑惑的王丹一守了一夜空房后,第二天就被人带到蓝家坪中组部招待所隔离,接受为期一年的审查抢救。直到1944年5月,由中组部组织科长王鹤寿亲自做了甄别结论,这对牛郎织女才结束了银汉迢迢的生活,真正结成夫妻。8 j8 Z& g& M$ |# h9 [9 V1 X% F# R
博古本来对审干和抢救运动是有意见的,也进行过一定的抵制,但由於他当时特殊的身份,他的抵制是无力的,更不可能向毛泽东、康生直陈意见,而且《解放日报》後来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正面报导,为整个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恶性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如果说,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时期,博古推行“左”的肃反路线是主动的话,那么,这一次却完全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内心充满痛苦的。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却在整风後期被迫执行极左的审干和抢救政策,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 Q3 X" x1 z: S0 ] 何方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中,对当时在延安的一些中共中高级领导干部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态度做了研究和描述,下面我们摘录其中一部份: c7 z, m3 q: c
在延安的几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均非整风目标。四老皆与毛泽东有历史旧谊,徐特立、谢觉哉还是毛泽东长沙时期的师友,林伯渠、吴玉章早在广州、武汉国共合作时期即与毛泽东共事,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瑞金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与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相处融洽。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後,林伯渠等诸老见愈来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务”、“叛徒”,国统区中共组织被诬为“红旗党”,均感到震惊。但是诸老性格各异,对党内斗争的体会各自深浅不同,其反应也是存在差别的。) l, K7 q( ^3 x8 G( v t
林伯渠是诸老中唯一担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他曾为钱来苏一案多次呈文毛泽东,但毛并不明确表态。作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类运动能全面展开,非毛泽东批准而绝不可能,因此,他的态度极为谨慎。林伯渠曾劝慰对运动感到怀疑的同志说,运动高潮阶段,出现“逼供信”是不足为奇的,但运动後期一定会复查核实。他并表示,大批青年知识份子都是经过中共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审查才介绍进延安的,他从未听说过整个大後方党组织已变质,对此问题,他“心里有数”。⑥( u' S' v3 y$ }4 D5 o
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当面质问负责自然科学院审干抢救运动的陈伯村,凭什么证据将一批批师生抓走。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实际上已被闲置的处境,愤然道,我是院长,我有责任,为什么不许我管!徐特立还亲自前往窑洞看望被关押的师生,当别人劝他应予以注意时,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长,我就是要保护人才。⑦
+ p- N- x, H% I 谢觉哉此时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党团书记,1943年7月“抢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谢觉哉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某些失足青年怜多於恨,处在反动环境下……生死判诸俄顷,革命与反革命又极其模糊,於是乎就失足了。”谢觉哉继续说:“这次反特务斗争,给我们教育不少……没有这次斗争,要我们青年党员知道阶级斗争不易,就是老年党员也一样。”但是很快,谢觉哉就发现“抢救”出了大问题,他说“反奸斗争被逼死的人,无法审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务”。⑧) _" y& p/ l& _) `5 X8 [* E6 F
谢觉哉对“抢救”的疑问与其经历过的党内残酷斗争有关。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他曾亲眼目睹红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惨景,当时谢觉哉也被列入有待处置的肃反名单,只是幸而被国民党清剿部队俘虏才侥幸躲过那场灾难(谢被俘後,因国民党军队营长相信因果报应,将自称是教书先生的谢觉哉和其他红军尽行释放)。时隔十年後,极左狂潮再度席卷中共,心地宽厚的谢觉哉认为“对反革命优容即是对革命的残酷,这话很有道理。但我们过去用过了,甚至误用了,遭了不少惨痛的损失”,⑨於是尽其所能保护自己所在单位的干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负责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眼下,中共甘肃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红旗党”,谢觉哉竟也遭到责难。康生自恃握有尚方宝剑,对享有盛望的谢觉哉丝毫不看在眼里,公然指责“谢老是老右倾”。在抢救高潮中,康生直扑谢觉哉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指责谢觉哉:“据XX交待⑩,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对康生的责难,谢觉哉明确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责为“庇护特务组织”。+ B# n1 R$ N" r
谢觉哉一气之下,“乾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11)面对抢救野火蔓延,谢觉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没有吃冤柱的个人,只求没有吃冤枉的阶级。”(12)& J' D+ D; w( h- }! L1 B& [- m
尽管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诸老都对“抢救”表示了怀疑与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向毛泽东进言。林伯渠相信,一阵风以後,高潮过了,头脑发热的人会清醒下来。他们要等毛泽东自己去纠偏,而不愿去冒犯忤的风险。4 z1 l; I& R5 x: D6 _, j
中共几位重要将领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此时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对各自在内战时期及抗战初期的“错误”进行反省。他们虽然均对审干、抢救中的极端行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使他们难以开口。
5 V _3 u+ \8 D 对“抢救”正式向毛泽东、康生表示怀疑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仅有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高岗。
: { p D! x) {. N8 ^% \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返问延安,准备参加中央核心层的路线检讨。周恩来一返回,就发现由他直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地下党已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红旗党”,这给他造成巨大压力。周恩来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怀疑,认为周等“在白区天天与国民党接触,靠不住”。(13)周恩来一方面为许多被康生机关及各单位关押的原部下写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与李维汉等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所谓“红旗党”,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是清楚的。周恩来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十分软弱,且是带罪之身,但他仍直接问毛泽东进言,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看法。
1 G: Q" d, p: T. h0 Y, D$ E 除了周恩来,敢於向毛泽东表达怀疑的还有任弼时和张闻天。
' j9 d/ x' K) k8 ^ 任弼时此时处於权力核心,但他为人较为正直,在1943年秋冬之际,任弼时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抢救”的严重弊端,要求予以纠正。( b, @" j( S4 U
和处於权力核心的任弼时相比,张闻天早已成为失势人物,且正处在被批判斗争的地位。然而,张闻天却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对“抢救”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告诉康生,社会部所编辑的《防奸经验》全是假的。(14)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干相比,张闻天全不计较个人得失,显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书生本色。+ Q& O2 @& b0 o! y5 T! }
高岗在整风、抢救中原是一个“积极份子”,但随着“抢救”不断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问题。据师哲透露,高岗曾向毛泽东反映,抢救的“作法过激”。
) r$ Z! L! n! k5 g 在次一级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表示对“抢救”的怀疑和反对,在这些人中,最具胆识的是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和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6 B6 F6 _" h) }) S7 r% Z5 D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後,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军委学分会工作,後调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整风转入审干後,王世英参加了党校的审干小组,但是很快就对运动产生了怀疑。一些过去受王世英领导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发成为“特务”,王世英在经手调查党校“特务”的案件时也发现指控与事实不符。对此,王世英在支部会上公开表示了对运动的怀疑,并写出了《关於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上书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王世英在这份报告里明确提出运动发展已经过“左”,要求中央予以纠正,并以自己的党籍和脑袋作担保,为已被打成“特务”或“特嫌”的钱来苏、白天(即以後成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诉。在这六人中,由王世英亲自介绍前来延安的钱来苏受到长期怀疑,一直未能解脱;另两人也在车轮战下供认自己的“特务”。' H2 I( V8 X! n0 s# R% f2 m+ `6 Q
王世英上书的举动引起康生的强烈反弹。康生连夜给王世英复信,指责王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在中央学委会上,康生当面責駡王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威胁王世英“有几个脑袋”。(15)不久,果然出现了针对王世英的行动:在中央党校千人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认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务”。王世英虽然受到“抢救”的波及,但是毛泽东与他曾有过多次个别接触,对王世英在山西开展的统战和情报工作较为满意,因此,王世英并没有因上书反对“抢救”而遭致较大的不幸。以後他在《自传》中提及此事时说:“问题虽然提出来了(指有人诬指王为“特务”一事),始终没有向我开火,说明中央是很关心我和爱护我的,而且说明也是很了解我的。”(16)
$ A! d$ h! L f& m" C* b 在王世英为反对“抢救”上书之际,领导“抢救”的社会部内也有工作人员对运动表示了怀疑。治安科长陈龙当面向顶头上司康生陈述他对运动情况的不理解。4 N& }# O+ }# Y8 U) p. P
依照规定,社会部治安科每周要写一份简报,分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康生等五至七人。陈龙和社会部工作人员甘露通过这份手写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对运动的异议。经陈龙等汇总的材料上有详细的统计收目,具体反映各单位运动进展情况:奸细、特务的比例,自杀身亡人数,被关押人数等。材料的最後结论是:延安各单位50%以上的干部已被抢救。陈龙等整理的资料依正常程序上报後,中央总学委原计划开持续七天的延安党、政、军、学校参加的全市规模的“抢救”大会,结果开到第三天就没再继续下去。(17)
1 p! d" h; U( p; p# O7 N$ |4 Q- d& N4 s 当然,不召开全市抢救大会并不表明运动就降温了,陈龙等毕竟不能真正影响毛泽东的决策。以後,各机关、学校在内部继续开抢救大会,挖出来的“特务”、“内奸”比以前更多。
& p# w, \4 }9 y# M5 ~" j 当时还有一位小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特殊的场合下,直接向毛泽东反映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一些严重问题,他就是刚从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毕业不久的《解放日报》社记者穆青。穆青建国後成为了新华社的著名记者,1982年至1992年曾任新华社社长,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但当时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 s7 a2 F! J2 L( k1 M( h) u 那时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审干与抢救运动正从消极抵制发展到高潮阶段,年轻的记者穆青也开始被怀疑和审查,正在他极度苦闷与仿徨之际,一件在当时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降落在他的身上。《穆青传》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 N& Z" L! v5 V1 ]1 `# V \
一天,报社采访通讯部部长裴孟飞忽然通知穆青去采访。采访谁,采访什么,他都没有明说,只是告诉穆青去找359旅的王震旅长,由王旅长带他一同去。+ c# z0 m. q% m6 R- c1 Q4 ^4 {
穆青来到抗大,找到王震,王震让警卫员牵来一匹马说:“走吧。”
. n" G% U! J7 x5 i1 b" P2 J: g& \1 { “去哪?”; s1 @# Z% S/ v6 Y& s: R% w2 K
“去见毛主席。我们南泥湾有一个劳动模范,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他。”5 u- g5 ^0 d' |$ k
“呵……”
7 E. K: N4 L% X 陡然间听说要见毛主席,穆青的心不禁咚咚直跳。能采访毛主席的活动是难得的荣幸,可一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自己仍然被审查的处境,就不免紧张起来。他心里七上八下,跟随王震向毛主席住处走去。
4 L( r4 S$ ~7 N 毛主席住在枣园,当他们走进主席的窑洞时,毛主席已在院子里等候他们。
1 `; _+ _, V, _. h# m) l+ @ 院子很宽敞,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他们在石凳上坐下。那位劳动模范还没有赶到,王震被通讯员叫走商量什么事去了,一时院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穆青两个人。本来就很紧张的穆青,这下更加坐立不安,两只手一会儿放在面前,一会儿又放在两边,眼睛也不知该向哪里看。见到他这样子,毛主席笑了,亲切地问他:
3 R! @7 w* P' b+ B9 Z, E* Z# s: v “你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 x- e: E) G6 a9 u: o “是的。”, Y; H3 Q/ b5 ` F! B
“你叫什么名字?”
* v* t, F9 `* l4 t9 v9 N “我叫穆青。”
H( ]3 G: n7 b+ f0 p& w “是不是左昭右穆的穆,青春的青?”2 Z7 I3 B7 ]8 O% [/ w2 j4 i
“是的。”, c: J/ @: e# U5 t$ I5 u3 g
“我们党内有一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同志,他从广东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後不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3 e3 Y# O) {2 g. {
片刻沉默。毛主席又问道:: N* y4 F- y, z- E6 O( o. t, y
“你是哪里人啊?”
6 c' z7 U3 P: ~2 N- K; R" M! D( f" C4 j “河南杞县人。”
( g6 k) | `+ r: {# Y “那是古杞国,‘杞人忧天’的地方。”
* u$ u t$ ~+ H 毛主席看着这个年轻人,又幽默地问了一句:“你忧天吗?”4 z' Q b- c {: `# g" Y
“我不忧天。”
7 e4 F1 Z, e7 ]! L7 @ 毛主席笑了。
- Z7 }9 X7 X, @$ O: B% Z* ? 这时,穆青紧张的确良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毛主席的和蔼、幽默和睿智让他感觉像面对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
( h' w2 I% W& P+ {# t& G: z 话题又转到报社的工作和生活,毛主席很关心地问他:
: s$ j2 r* Q" R6 x “报社伙食怎么样?”. H# p$ ]1 L8 Y) s( `
“还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和肉。”3 D- C/ L) G% l& M. v2 Z' F; j7 B
毛主席点点头说:“报社工作很辛苦,伙食应该搞好。”
' t3 v, \9 k: u3 X 随后,毛主席又问:“你们那儿整风运动搞的怎么样?审查了多少人?”. C( Z2 L) E/ c, `# e) Z$ ^! }
穆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几乎连想都没来得及想,脱口回答:“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受到了审查。”
- f" @ l6 l F4 L. u' v “有那么多人受到审查?”毛主席有些惊愕。; x$ o# L0 _9 [0 E" d4 _( N: z
“是的,有那么多,光我们采访部十七八个人中,就只有三四个人未被审查。”这时候,穆青积郁多日的苦闷,再也无法控制,他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在毛主席面前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0 h# _, R" p8 H+ S. n" J/ q
“主席,我也不大理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特务,我有一个同学在河南开封时,我们就一起搞救亡运动,后来到了延安又一道上了‘鲁艺’,一道在报社工作,怎麽一下变成了特务?”6 Q/ `) x6 U: t! ]1 s
毛主席沉思片刻,问:“你怎么看啊?”
$ L1 g1 a# [0 D5 {' y/ t/ e* \( ` 穆肯率直地说:“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么多青年和知识份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延安,主要是投奔党和参加革命的。当然可能会有个别坏人趁机混进来,但大多数人可能没什么问题。”6 p; [: E$ p2 s) h$ U4 g
毛主席严肃地点点头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麽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审查一下每个人的历史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逼供信。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一问题,我说搞错了,要平反;戴错了帽子,要把帽子摘下来,要脱帽鞠躬。你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要赔礼道歉。”4 c) B$ a0 y5 z7 o# A# Y1 S& }. G
穆青怔怔地望着毛主席,原来满脑子的困惑、不解,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只是咧着嘴一个劲地笑,鼻子却是酸酸的。
6 j3 I2 ~2 `0 G% F 这时那位劳动模范来了,毛主席和他谈话,穆青便坐在一旁,边听边记。谈话结束已近傍晚,毛主席留王震、劳模和穆青一道吃饭。饭桌上,毛主席不时地向劳模和穆青的碗里夹菜。临走时,穆青问毛主席今天接见劳模的事报不报导?毛主席说:“不用报导了。”
& ], b. {+ ?6 x 回到报社,穆青没有找到博古,就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裴孟飞。裴孟飞听後笑着说:“这下你可以好好安心工作了,让你到毛主席那里去采访,不就说明党对你的信任吗?”
3 P2 _ y) b/ Q3 n, g' u 事後,穆青了解到在这次采访之前,组织上已经收到了冯若泉为他写来的证明材料。冯若泉在材料里写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向党保证,穆青的历史是清白的。
. j/ z( q9 z) S/ J, h 作家蒋巍、雪扬在合著的《延安女性风景》中,用文学的笔法描述了一位最基层的负责审干的年轻女干部,在审干与抢救运动中颇有个性的抵制行为。读来让人忍俊不禁而又心酸不已:
9 Q' Q) j: B( Y0 ^- c2 Y( H 性格火爆、快人快语的黎侠因为在苏联镀过金,便成了单位抢救运动的领导成员。这个单位的领导者有一位是陕北当地干部,大老粗,没上过学,没出过延安,没见过火车。他硬说一位从关内来的女青年是“特务”,理由么,他分析说,这个女的说自己是穷苦农民家孩子,怎么还有钱坐火车到西安!. F( P4 r8 q ?, @
黎侠火了,大眼睛一瞪:这算什么狗屁根据?我家穷,我还是坐飞机从苏联回来的呢。
8 `) @4 ?; p& j y* O8 c0 t 两人互相拍桌子对駡起来。那位老粗气急败坏地说,告诉你黎侠,你要不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务了。
/ F/ M9 o& @& K: r1 z8 d 我看你还像地主呢!黎侠像火烧脚似地跳起来。
4 _! H+ D4 E& ]3 A5 j 我跟你打赌,老粗直着脖子跟她喊。那个女青年要不是特务,你把我的卵子割下来!
3 Y9 _4 ~9 \$ [% |- H/ |6 } 势单力薄的黎侠挡不住了。那位女子被关起来,用绳子栓住她的脚趾,倒吊在房梁上毒打,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淋。饿了给她咸菜吃,但不给水,那老粗恶狠狠地说,饿了好忍,渴了不好忍。这位女子挺不住,终於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这还不行,还要她交待和检举“同党”,她被整疯了。
, Z2 K) k/ i, M# k 最後,这起冤案和其他冤案一起平反甄别了。一拿到通知,黎侠怒不可遏,跑到食堂操起大菜刀,闯进那个老粗的窑洞:妈拉个巴子,当初你打赌说,那女的不是特务你就让我割你的卵子麽!+ h# Y2 A! v7 q4 g+ K; L# a+ }
吓得那老粗连声告饶,瞅了个空子窜出门,满山遍野疯跑。黎侠追不上,一屁股坐在山坡上失声痛哭,她在哭那位被逼疯了的战友。
& |0 a2 e0 B _/ `' \* e( R7 y 在延安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对审干与抢救运动的极端行为不满的议论,通过种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极少数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干部,也通过各种偶然的机会和其他正常渠道,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直谏审干与抢救运动的种种错误和严重问题,还有一批像黎侠这样的基层单位领导种种消极抵制,无疑对毛泽东重新审视这场运动及其主要操纵者康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运动的纠偏与甄别,已经不可逆转地提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议事日程。
% q- f3 s4 s$ ?! X0 y8 R$ x 远离延安的绥德分区米脂县,防奸反特运动也搞得热火朝天。据当时米脂中学学生阎学兵回忆,那一段时间,米中有80%以上的师生被打成了“特务”,“学校开了整整一个月的批斗大会,有的学生“屁股都坐烂了”。接著,运动很快又从教师学生扩展到农民中来。农民们被逼得没办法,便争相踊跃地向组织坦白:“我是三青团”、“我是星星(指CC)”。据张宣的爱人周玉英回忆说:农民们根本不懂得抓特务是干什么,於是便惊讶地问:“每天起来托雾托雾,那里有那么多的雾可托呢?”) X* [6 J" z- {* u1 l P6 q' F1 V
刚刚成立的子洲县,由於得益於缓德分区的传经送宝,运动搞得“有条有理”。子洲县先是将90%的教师抓起来进行逼供;然後调集各乡代表召开千人大会,进行坦白。再後来,便由县上到区上,由区上到乡上,以点带面,全面展开。该县一个不到二百人的小村,也抓出了八九个“特务”,当笔者向一位在这场劫难中曾身受其害的老者了解为什麽农村也会有这样多的“特务”时,他说不知道,农村的事没下数(没道理可讲)。可能是因为平日里结下了恩怨,一些人便乘机泄泄私愤罢。6 J: h. K' ^+ E: Y4 U
也许,这番话正形象道出了整个反奸反特运动的某些实质。
/ f/ s3 g1 x# l 不过,清涧县几位小学生的奇特经历,却是用上面的这番话所不能涵盖的。- L3 o& v Z) s3 b+ M0 e
①②③ 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06页、114页。 ]! m: ~( T& V R0 \
④ 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驻地——笔者注。
! M! Y3 @" N& Y+ X- v ⑤ 张严平:《穆青传》,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69-70页。
8 Y/ ^0 }6 t& Y) a8 E ⑥ 《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第138页。
% x# P' o- b) @ W, m ⑦ 《徐特立在延安》第45、118、139页。
' j4 R! y1 w2 o N; w4 z$ G I1 p$ w ⑧ 《谢觉哉日记》(上),第521、603、649页。
6 v, X4 ?, T( @( W1 k$ x) z0 r ⑨ 《谢觉哉日记》(上),第137页。
# k+ `$ X! \; g) ~; f ⑩ 指张克勤——笔者注。
) N. O8 F6 o" X/ g4 S (11) 《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293页。
3 c$ q. J% Z5 t (12) 《谢觉哉日记》(上),第708页。
1 p. u2 S& P i% T (13)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2页。; r D+ K( T5 I8 T3 w7 J2 V/ F
(14)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第157页。
/ p. W: D; V5 e/ V- i (15) 段建国、贾岷岫著,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第191、192、193页。
) G3 h+ [/ K4 ~5 m2 v9 O (16) 同上书,第191、92、192、193页。
r* h4 p3 g" K) T (17) 修来荣:《陈龙传》,第148、49页。) }: k4 p4 I$ \& f% e4 H
" j5 I. V/ f3 y0 ?7 G2 P, F第二十七章 道歉:毛泽东的“罪己诏”
5 `2 h% {9 Z: t8 [8 A4 o/ w7 Q/ N, W1 ^3 x5 f( b! c
& K/ b, L5 ~$ v. E5 V- i6 t9 f 1943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靠著这丰收,延安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难关。8 b. d5 d! k4 r; m( e# K
1943年,延安掀起了“盛况空前”的秧歌运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么呼咳,大生产呀么呼咳……”, u; _# \; L/ j' o# u
然而,欢乐只充满在明朗的天空,地上的各个角落里还可以嗅到审干时“怨声载道”的气味。因为那百分之五六十的中下层干部所戴的各种类型的帽子,用秧歌的力量绝不能将其冲到九霄云外去。& s, I# [4 O7 c) y; h3 y7 P
究竟怎样处理他们呢?2 i$ n* \; p! [- P. _
按先例,他们完全有被杀的可能。1930年到1931年间,在赣西南的一次反特斗争中,将四五千名红军中的所谓“AB团”份子逮捕,“其中两三千名官兵死於镇压”;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延安一地,一次活埋红军官兵200多人,其他地区死於非命者不计其数。这一次,尽管《审干决定》中说,“抢救失足者”,在延安被关起来的“两千多人”,“至今未杀一人”,但人们都知道“至今未杀一人”,并不能保证以後也不杀一人,因为有的人几次宣布要杀人。据张宣回忆说,当时有一位从太行山区回到边区的人透露:八路军总部关了六七百人,单等延安一声令下,那里就要开杀戒了。/ d( o/ h" ^( X% Q
另一方面,向毛泽东力谏对那些已关起来和戴上帽子的人进行甄别平反者亦有之。如任弼时、周恩来等。至於向毛泽东写信言呈“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了‘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者就更多了。" P' g6 V) E2 ]9 ^" G+ h1 j
据当时的一位高级干部林枫回忆说:“抢救完了以後,有对立现象存在,我们提出消灭对立现象,关心照顾这些同志,从思想上提高,使之与党靠拢,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感情上安慰他们。”①
1 c) F" A* a* g7 n5 ^( V F, N 事实上,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大批的人被搞错了,必须从思想上和感情上给以安抚。据师哲回忆说:; u, q- D3 c6 g- S0 X' j
1944年初,我从关中回到保安处,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并很快选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篇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两篇就不看了,他觉得像是读小说。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兴和我去见他,也叫了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起到他那里,整整谈了一个上午。直到现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他知道我们的头脑还在发热,只能慢慢地降温。
2 }; Q, a) X8 O. P 毛:“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 F7 U) W* D2 c; ~* v8 U2 P# b
“为什么?”
$ j, ^8 L5 c' r' h+ _( T! ]# V 毛:“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2 n4 ]$ X' o& w2 b" _ 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0 j+ N9 R [6 M8 g 毛:“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1 J* |5 U6 t# U) N V
我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a! A* u) i4 ?$ {( d$ C0 t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 C' D7 V+ D+ N1 `; c
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0 `: `3 J+ P7 O% E9 G 毛:“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 C* A% B0 ]/ A
我理直气壮:“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8 _. l) r& l: L- C5 f0 D' J 毛:“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都是假的。有一个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0 N! N+ k9 z$ x6 Z! w, y4 p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 P' @* ~5 x& t. x. c X 毛:“我正要问你们为什么。”
3 w" U1 ~5 N' u% i% v: L; M `6 d" I, O 我还想争辩,周兴制止了我,让毛主席说下去。
# ?9 ~% `2 ^8 r" G; S6 ^ r 毛主席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後,原来的字都改完了。”6 ]1 @. s' T$ e& {+ S1 q
毛主席接著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5 _9 r9 N a2 }7 u" [
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v( g1 U1 `4 A) h# u# a
毛主席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
2 @; j0 y. T( o8 _% q9 p9 @* j! ~ 这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对自己十分悔恨!我为什么不了解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後来我才知道周兴自己也是这样干的。
* r0 s0 s2 w8 V$ q7 k* D1 Q* S& t 毛主席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那时,反对“AB团”,抓住可疑份子就审问,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要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所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只大拇指用绳子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後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於是又钉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w! f7 d5 ?4 p- o7 D
我听了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而且对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深感正确。当天晚上,本来准备要枪毙两个犯人的,另有三个陪绑。罪名是“顽固”(即不说假话)。听了毛主席的开道,当即撤销了原案。想到差点错杀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9 d# q( r1 L% V7 r, F: C 我中午回到保安处,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
! g2 h2 T+ S" j* ^! q 我问:“这口供是你的吗?”( D& }1 n. V9 k1 @$ _1 m5 q4 [2 _
答:“是的。”
& Y; a/ T8 P; [' e% }0 l 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0 E' q8 l/ t+ O! m+ |% x8 p) ?
他哭了。
2 Q/ H% f/ l( L' x6 F: P3 e5 H; g 我让他说真话,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为了吃饱饭。②) Q. E6 g2 S4 _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没有召集康生,他向李、周、师解释说:“几个月前我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後来又找他谈过,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三个直接抓工作的来谈。咱们今天来个四人枣园夜谈,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知道什么尽管说。”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党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统治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就是王实味也准备不杀。”1943年10月底,毛泽东在批准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务必须坚持的政策。”因此,从12月开始,由延安到绥德、关中等地,先後转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甄别。整个甄别工作是由李克农负责的,毛泽东没有让康生插手参加。
8 f# e( d2 ?. p" M) j 根据延安坦白份子的情况分析,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种情况:第一是职业特务,这是极少数,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协从之别;第二是变节份子,这一类也是少数;第三是党派问题,他们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党派,参加共产党後没有向组织汇报,这一类人也不多;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受蒙蔽的人;第五是党内错误;第六是被恃务诬害或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六种情况中,後面三种占坦白者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 f8 E- f3 `4 B3 c2 U% s6 A0 @
这个分析,完全可以作为“角落里的怨声”和直接呈给毛泽东本人的好多申诉信的注脚。怎么办?深通《资治通鉴》和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决定立即发布“罪己诏”,当然不是封建皇帝的诏书,而是共产党领袖的讲演。
8 S+ ^8 M2 I; k; R: ?1 v @4 u 据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回忆:
* a3 U3 F1 k: T8 b t, Y7 D' j* }/ Y 1943年底,王诤同志领导的部门,是搞通讯的,一千多人大都成了特务,和各根据地的联系、和各省的联系,都是这条通道,许多通讯工具都停下来无人掌握,急得王诤同志不知怎么办才好。1944年元旦,王诤带著一批被搞错的干部,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站得整整齐齐,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麽一大批人,他明白了,讲了一通话,他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礼,你们回去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被搞错的人的问题一风吹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毛泽东敬了礼回去,工作又开展起来了。③
! m) s7 b% g5 N- X7 D- W% B 1943年底,延安大学和行政学院即将合并,毛泽东接到行政学院的好多来信後,亲自到行政学院,在一千多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就好比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还说:有好些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搞下来。并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叫实事求是。现在要对审查的同志进行复查、甄别,错了的平反纠正,帽子戴错了摘下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 p5 Z$ L* R3 U 听了毛泽东谈话以後,全院沸腾,人人心情舒畅,奔走相告。
& H/ \+ Y6 P1 n8 N2 W) m8 Q 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一所正规综合大学,1943年4月,已将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四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周扬接替吴玉章任延安大学校长。1944年5月24下午,合并後的延安大学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中央和边区的领导亲临大会,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长篇的讲话,这篇讲话现已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现在我们将讲话中有关整风与审干的内容全部照录如下:
( E& f$ @7 c: u. a8 Y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伴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於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麽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载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後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後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於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後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於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④
9 f% j: Y. v$ K# v% Q: I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在第三个问题中专门讲了审查干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讲了两个方面的经验,第一个方面经验是成绩伟大;第二方面的经验是犯了错误。这篇报告也收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由於篇幅太长,我们只将其摘录一部份:4 \/ _/ C7 b1 ~# q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份子,或者是其他党派份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份子、其他党派份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原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於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麽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麽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後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後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後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京、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⑤1 t0 p% J. O8 g7 o7 Q$ p
萧克也回忆说:
0 q1 T) f8 K' @( l- T! o 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都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举起右手,沉痛地说:我向你们道歉!⑥
R! B3 N$ E$ [6 o- f" w! O 另外根据现在出版的《毛泽东文集》记载,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曾多次谈到过审干和抢救运动,并多次承担责任,表示歉意。现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关於“整风、审干、锄奸问题”一节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0 p6 O. n4 x; u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著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後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後才知道的。所以关於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 W( s8 d, w: ?; U9 I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这个决议,1930年1、2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後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b1 A e' p, a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著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⑦
6 F6 ?( f$ l) a* _& { 毛泽东除了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在审干中被冤枉了的人赔礼道歉外,私下里对个别人也作过安慰道歉。陕北米脂县著名妇女运动的先驱者高敏珍,就曾被毛泽东请到家里作过安慰和道歉。高敏珍1914年生於米脂县城关镇,1926年入米脂女校接受革命教育,1930年入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後去北京、察哈尔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5月她与谢子长夫人尤祥斋在张家口市参加了“察哈尔省妇女抗日救亡会”,受到前察哈尔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的宴请,并被委以重任,担当了察哈尔省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工作。後华北陷落,她辗转回到陕北,与陕甘边早期苏维埃运动领导人蔡子伟结婚。同年10月,王明“左”倾路线在陕北根据地大肆猖行,高敏珍、蔡子伟夫妇双双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入狱。幸好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在陕北落脚,救出了和她们夫妇和一起被捕入狱的刘志丹等80多位无辜同志。1939年康生执掌社会部不久。高敏珍夫妇因在华北、西安等地分别从事过抗日活动和地下工作,受到审查干部机关的怀疑,再次被捕入狱。直到1944年审干甄别工作即将结束时,他们才出狱。出狱後,毛泽东让蔡畅陪同,亲自约见了高敏珍。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特意炒了四个菜,热情招待了她。席问,毛泽东解释说: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讲究情义,谁对我们好,我们就不能忘记他。抗战前,张学良对我们有过帮助,以後我见了张学良也要炒几盘菜来请他。冯玉祥虽然是国民党要员,但在抗日的问题上他还是有一定功劳的。接著,毛泽东安慰高敏珍说:过去我们在审查干部工作中没有经验,有些事情上还上了敌人的当。现在弄清楚了,你就好好工作吧!高敏珍听後感激之至,以一个女人独特的感受,向毛泽东表白了自己的心迹。她说:是党把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培养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对党对人民只能忠心耿耿,而不能时时考虑个人的得失利害。一个母亲有时也要委屈自己的儿子,但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难道儿子能去抱怨自己的母亲吗?⑧, ]4 J; \1 X9 P6 R R% E# B2 v. d1 P7 \
由此看,毛泽东向个别人的安慰道歉同样收到了奇好的效果。, h9 A p$ D4 V" L% \. b$ G3 G: D
从1943年底到1945年10月,长达近两年的甄别工作宣告结东,延安在抢救运动中被抢出的上万名“特务”百分子九十以上的摘掉了各种帽子。特别是毛泽东在各种场合的“罪己诏”更是博得了“三呼万岁”的效应。有的人轻装上阵,奔赴新开辟的根据地,去完成党重新交给他们的历史重任;有的人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拖著一条“尾巴”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一部份人乾脆就留在保安处,当了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和人民的保安干部,这部份人当中有好些人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成了光荣的革命烈士和战斗英雄。
6 W& h8 }! Q5 O 天空的阴云驱散了,留在人们心头的阴云却很难一下子消除。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挨过整的一部份人,有些经受不住巨大的打击,精神崩溃,疯疯癫癫;有些党自杀身亡,饮恨黄泉(据原延安大学一位搞陕甘宁边区史的副教授考证,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有些人则消极颓废,急流勇退(清涧县一位干部,解放後自动辞掉公职,回家种地去了)。+ p! c7 F5 O; _2 D0 X9 O
另外,读者还可能要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摘掉了帽子,那么未摘帽子的人还有多少呢?据党史研究界一位权威专家说:“在延安1944年平反後,有一百多个‘犯人’长期关押在延安保安处。他们的下场很惨。1947年3月,胡宗南侵占延安,这一百多个所谓‘犯人’,撤离延安,来到黄河岸边时,经康生批示,被秘密杀害了。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另据考证,王实味就是这次遇难的。
& y! l; j! V$ n) n7 T K: q: A% A 当我们看到这则材料的时候,心头仿佛壓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沉闷窒息,几乎喘不过气来……
9 V8 a0 L4 C7 @3 ? 那是1947年的3月,胡宗南的军队侵占了延安,中共中央放弃延安来到绥德县田庄镇,然後分三路而行:一路以刘少奇为书记,由朱德、董必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开赴华北前线、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守陕北,指挥全国和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还有一路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後勤总部和文教保安等机机关人员开赴晋西北根据地,一方面为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八路军总部和开往前线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保驾,一方面则在晋西北根据地开展土改斗争。康生被编在这一路,这一路的军事最高首领是贺龙。
* ~3 h8 A, x, a8 O& a& Q9 L% B 可以想象,陕北三月天,正是春寒料峭、冰雪欲消之际。中央後勤总部由於要关往晋西北,所以他们把过黄河的渡口选在佳县一带的晋陕峡谷间。黄河绵长五千四百多公里,晋陕峡谷是水流最湍急的地段,历史上也很少有完全封冻的时间。" X7 |0 [! [! E/ k' |3 ~* G% c
就要渡河了,康生和他手下的保安人员心里越来越紧张。这倒不是担心滚滚浪滔会掀翻木船,让自己宝贵的生命溶进黄河之中,而主要考虑的是解放军途中在押的审干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多名“特务”怎样处置的问题。正值蒋介石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此去山西,前途未卜。现在,为了减轻负担过河,有些无足轻重的文件和生活用品都已就地销毁和处理,而一百多活生生的人则不好处理。如果队伍开到敌我战地前级,他们会不会跑掉?如果遇到战争,他们会不会暴动?即使什么也不过,本来就已经是很紧张的行军生活,这一百多个人的看管押解,无疑会给已经很紧张的行军生活增添更多的麻烦。康生终於下定决心,像处理那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用品一样,下令将这一百多名“特务”就地枪决。殷红的热血,从一百多具年轻的身躯中喷涌而出,飞溅在黄河岸边的悬崖石壁上,滚滚黄河被搅得一片腥红,晋陕峡谷被映照得一片腥红,连同寂寞旷远的黄土地也被浸染得一片腥红……⑨5 y! p- F; M: I& J1 B
行刑一百多条性命,最少要用同等数量的子弹爆炸才能完成。枪声不绝於耳,涛声阵阵轰鸣。当此时刻,黄土高原上的天地间响彻了被冤屈的无数灵魂的怒吼,晋陕峡中喧嚣起黄河母亲的悲诉……
! O0 e' e& W* H* F1 x0 `- }+ c 记得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次审干运动必须严格遵循“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然而,康生却有这个权利,他不仅抓了大部,选拔了一百多!
4 _% K" ?& ~% n- T! Y- I7 u% I, ~9 n 也许,人们对很快忘记一次伟大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会觉得无关紧要,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永远镌刻上了他们的名字。但当年摆在审干运动祭坛上的那一百多个血淋淋的尸体却淹没在滔滔流去的黄河水中,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 F& A3 O7 j) V1 `! v$ b; m 多少年过去了,黄河岸边,依然如故:黄土、黄水、昏黄的世界……8 I& [3 z% l0 k8 W1 h8 X
① 转引自陈永发:《延安的阴影》。- M. M, R3 p- L$ o' ~' b) v/ _1 q; Q
② 《峰与岩——师哲回忆录》。; h: E4 Z8 B) l' ~: b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的片断回忆》。
- O; F/ Q6 z) z& k7 e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7页。
! u: S5 [, G o. i* m2 o ⑤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264页。
* ]3 s% T7 p) r4 G ⑥ 萧克:《伟大之所在》,载《解放军报》1978年12月15日。5 k0 M4 c+ E5 g5 z% P! V8 r2 [: d
⑦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8 u" f8 f, l P2 z
⑧ 参见米脂县“米脂妇女事迹展览”(解说文字),笔者於1995年参观时记录。
( Y0 B. }5 ?( s% B/ j( R0 P ⑨ 关於王实味的死,本书参阅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书和胡华在一次党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另据黄昌勇先生的《王实味传》记载:经康生、李克农批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於7月1日(1947年)夜,将王实味秘密砍杀后置於一口枯井掩埋”。还有一个根据是笔者家乡的一个被定性为国民党反革命份子的张XX,1947年也随中央社会部(或边区保安处)转移,被处决在黄河岸边,同时被处决者还有四五十人。原因是他们都成了转战中的累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