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文革当兵记

boyaozhang · 发表于 2021-10-11 09: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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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文革当兵记

2021-06-09

——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不后悔。

一、参军

1968年1月，我参军了。那年，我18岁半，是武汉二中初中毕业快两年但仍留在学校“闹革命”的学生，我们自称为“初五”。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个年头了。我们这批1963年进校的初中学生，1966年就该毕业考高中了。由于1966年6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停课两年了。按照他老人家的部署，1967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尾声，全国山河正在实现一片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被打倒，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一个个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斗、批、改”到了“改”的阶段，我们这些闹了两年“革命”的革命小将也收兵回营了。

1967年１0月，我所在的学校进驻了军宣队，我们在军宣队的管教下，开始军训，准备复课闹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年底，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次征兵。

当兵在那个年头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情，已经闲散了快两年，玩都玩腻了。现在有参军入伍的机会，大家都十分兴奋，全班符合条件的男生几乎都报了名。我家庭出身职员，勉强够报名的条件。但我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的航空公司工作过，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属于有历史问题的那一类。我能否参军入伍，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通过体检，全班只有三个人的身体符合条件，我是其中之一。也许是身体符合条件的人太少了吧，我有幸被批准入伍了。
在我校征兵的是海军。海军给人一种神秘感，从电影上看到的水兵，头戴无檐大盖帽，后边两根黑色的飘带，雪白的水兵服，还有三条蓝杠的披肩。站在威武雄壮的军舰上，远眺一望无边蔚蓝的大海，说有多神气就有多神气！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海军服已改成灰色，但海军对我的吸引一点也没减少。何况，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看过大海呢！

出发前，到江岸区人民武装部领取军装。发的物品中有大头鞋和绒棉军帽，我明白了我们的部队在北方。而且看样子是上不了军舰了，谁见过在军舰上穿大头鞋的？！但不管怎麽说，好歹也是海军呀，总会跟大海打交道吧。

领取军装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从新江岸货场上了一列闷罐子火车。火车把我们一直往北拉，过了北京后，仍往北开。快到沈阳时，火车才改变了方向，转往东跑了。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终于到了目的地，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部队的所在地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军港——旅顺。

车站外，一排军车早已在等着我们，带兵的军人开始点名，我们这列火车的新兵被安排上了不同的汽车。我和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分在一起，另一位同学上了另一辆车。同车的还有我们一个学校高中的两个同学，武汉来的还有8个人，分别来自汉口铁中4人和黄石路中学4人。其余的来自湖北的监利、洪湖和石首。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上了车，汽车一直往有山的方向开。很快就开出了城区。半个小时以后，汽车上了盘山公路。又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天色暗了下来，汽车终于停在山沟旁的一个土坡上的小营房的院子里。连队的首长、老兵和比我们先到的新兵在院子里列队欢迎我们。

我下车一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依山而建的营房，形成一个不太规矩的长方形，两排相对的石头砌成的营房，一栋在一米左右的山坡上，一栋在坡下；顶头是一排木头搭成的简易平房，形成一个U字型的院子。院子中是一个将山坡修理平整形成的约200--300平方米的场地，场地坑坑洼洼的，露出大大小小的石子。两个破旧的篮球架树立在两端，十分寒酸。在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海军？这就是我将要生活几年的地方？

连队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就放在营房门口的两个大木槽中，红通通的，冒着热气，看起来很诱人。脸盆里装的是大白菜烧肉片。一路上我们吃的都是这样的菜，已经很熟悉了。饭盛上来一看，满碗一颗颗圆溜溜的，像小红珍珠一样的东西，十分好看。这就是高粱米，我们这些南方人还从来没有吃过。三年困难时期，我吃过高粱粉，十分糙口，很难下咽。高粱米看起来感觉就好多了。但一进口，就满口乱跑，嚼也不好嚼，咽也不好咽。几个监利和石首的新兵吃了几口就哭了起来，放下碗不吃了。我的心里也很不舒服，第一天到部队，就用这样的饭菜招待我们，看来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接受半个月的新兵训练。所谓训练，其实就是听连长、指导员给我们讲部队的任务及重要意义，学习毛主席的建军理论和林副主席的军事思想。讲海军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连队属于海军工程兵，专门从事海防工事、仓库等的修建。在我们海军内部，也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为首的是毛主席革命阵营的人，以肖劲光、苏振华为首的是刘少奇反动阵营的人。我们要坚决站在李、王、张首长一边。我没有想到经过了两年多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以后，又能参加军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激动和自豪。

我们这些新兵，来自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浙江、湖北等地，除我们12个武汉和几个杭州的城市兵以外，其余都是农村来的。特别是武汉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发生过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大家都用一种敬佩的眼光来看我们。

学习结束时，对新兵授领章、帽徽，由老兵将帽徽和领章给我们别好，我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接着。宣布新兵分配，我被安排到连部当统计员。对于施工部队来讲，统计员是个美差。这得益于我是城市兵，有文化，更主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会画画。这一特长的显露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连队负责办墙报的是辽宁的一个老兵，负责连队的养猪。我看见他正在办墙报。他抄完稿件后，准备画一组连环画。我就站在一旁看。看得他不好意思，问我会不会画画。我说会。他把画笔递给我，我也不讲客气，拿过笔，三下两下就画好了，他十分佩服。墙报贴出以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我在连队的新兵中也出了名。

海军工程兵是施工部队，部队的编制与其他兵种不一样，不是三三编制，即一个师三个团，一个团三个营，一个营三个连，一个连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我们是四四编制，一个连有四个排，一个排有四个班。再就是连部和炊事班。连部配有文书、通讯员、统计员、卫生员、理发员、仓库保管员，还有一名裁缝，负责缝补战士们在施工中磨破的衣裤。统计员主要负责施工进度统计，包括人员出勤情况的统计，每个月末将统计报表交到营部统计员那儿，再一层一层汇总往上报。

新兵训练完毕，连长、指导员带我们去了工地。工地的代号叫601，正准备开始修建，是个战备的弹药库，就在连队驻地后面的山上，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山洞刚刚开挖10来米深。我们一到洞口，看见头顶上犬牙交错的岩石，一道道裂缝张着大嘴，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新兵们一个个把安全帽捂的紧紧的，谁也不敢进去。指导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往里带，大家哆哆嗦嗦地进了洞。

回到驻地，新兵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特别是那些农村兵，来到部队，本是想学一门技术，复员回家后有谋生出路的，结果还是要和石头打几年交道，这与在农村种田有什么区别？很多人不安心。没过几天，一个湖北监利的新兵偷偷跑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押送回来，给了一个什么处分。

二、施工

办个月的新兵学习结束后，部队开始了施工。我们连队所在地叫大沟村，这一片山叫老铁山，是旅顺的最前沿，也是军事要地，在历史上还很有名气。
每天，大家穿一身油乎乎的破棉袄或破旧的、没有领章的工作服，腰间系一条麻绳，头戴藤条安全帽，扛着洋镐、铁锹，风枪手则穿一身雨衣、雨裤，脚穿深统雨靴，扛着风枪，浩浩荡荡往工地走去。在这个山沟里，除了当地的老百姓外，根本没有外人来。加上成天施工，也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大家就更不用讲军容风纪了。只有到休息或进要城时，才找到一点军人的感觉。平时则完完全全是一群不修边幅的建筑工人。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下午4点多钟，拿着皮尺和记录本到工地去。我的到来是战士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把进度一统计，他们就可以收工了。

挖山洞，用施工部队的行话来说，叫“打毛洞”。老兵们之间，常用“打毛洞”来开一些荤玩笑。风枪手的任务是在岩石上打孔，然后填进炸药，把岩石炸成碎块，再由其他战士把石块装进翻斗车，顺着铺好的小铁轨，将石块倒进山沟里。山洞就这样一米一米往前延伸，用我们的行话说，叫“掘进”。

施工确实一件很危险的事，每次点炮以后，都要有人数清楚响炮声的次数，如发现哑炮，就要派人进去排除。不然，哑炮万一响了，就会发生伤人或死人的事故。五连一个老兵就是在排除哑炮时被炸瞎了双眼。炸石完毕，还要进行排险，派人进去用长杆把洞顶炸松的岩石块捅下来，以免石块落下来把人砸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天天干的是同样的活，对于危险，大家也习以为常了，进山洞时很少再有人带安全帽了。对于头顶上不时落下的几块小碎石,谁也懒得抬头去看, 哆哆嗦嗦地进山洞是每年新兵的表演，老兵则在一旁暗暗嘲笑这些新兵蛋子。

施工最紧张的时候是被复，就是将“毛洞”用混凝土浇铸好。营部的木工连做好木模，我们把它在“毛洞”里支架好后，就一连几天几夜不停地进行浇铸。
支模搞不好也会出危险，因为山洞有三、四米宽，五米来高，一个拱架有几百斤重。一次支模时，拱架倒了下来，把一个战士的大腿砸断了。连里把一场事故报成这个战士临危不惧，因公负伤，给他记了三等功，又给了他出席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荣誉。本来，这小子的运气来了，可惜他不会招呼，成天还是大大咧咧的，组织上有意识培养他入党，他仍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使连首长很失望。结果，他不但连党没有入成，当兵三年就卷起背包回老家了。美好的前景失之交臂。

被复时，全连四班三倒，连后勤部门的人员全部拉上去跟班作业。大家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几天下来，连星期几都搞不清楚了。这期间也是伙食最好的时候，鱼呀、肉呀、包子呀、米饭呀管饱，大家放开肚子吃。有的人一次能吃下十几个大肉包子，满满登登可以装一脸盆。我最多时也吃下过六、七个包子，比起他们，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老铁山

老铁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尖端，老铁山角延伸黄海和渤海之中，形成黄海渤海分界，在海水的颜色上可谓“泾渭分明”。东部黄海部分水是深蓝色，西部渤海部分水却显得浑浊，略呈黄色，这是因所处海底地沟长年形成的自然现象。黄海和渤海的海潮，由海角两边涌来在此形成一条交汇线，清晰可见的水流黄、蓝截然分明，交汇于海面，出现几米深的急流旋涡，发出呼呼巨响。

我们连队就在老铁山脚下。

老铁山并不高，也不险峻，但由于老铁山是把守旅顺口的海上前哨，因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老铁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日俄战争时期，在这个海域里，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军舰打过惊心动魄的海战。老铁山顶上留有俄国人修建的灯塔，海拔86.7米，位于老铁山西南方位的岬角上，灯塔下是险峻陡峭的悬崖绝壁，与山东蓬莱登州头成对角线。凡进出渤海海峡船只必经此处。我们在的时候，这个灯塔一直都在使用。每天晚上都可以看见灯塔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为航船指引方向。

老铁山前方的海面不远处有两个小岛，一个叫蛇岛，一个叫鸟岛。我们在连队所在的海边就可以远远看见这两个小岛。

蛇岛是一个西北-东南向的小岛，横卧在海面之上，这个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蛇岛的最高处海拔215米，西面和北面都是光秃秃的悬崖和峭壁，当地人又称之为“蟒山岛”、“小龙山岛”。岛的轮廓呈不规则长方形，走向西北东南，长1500米，宽700米。岛的东南部分布着四条山沟，由于岛上草未丰茂，气候温煦，天然岩缝和洞穴众多，宜于蛇的生存繁衍。岛上的蝮蛇是我国宝贵的野生动物资源，它在医药和科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蝮蛇是怎样游过海峡到达小岛的，而且，除了蝮蛇外，为什么再没有其他的蛇类，我一直很困惑。

鸟岛，当地人称海猫岛，位于老铁山范围内，双岛湾镇董子村西约7．2公里处的渤海之中，海拔高度为118．7米，面积0．3平方公里。因岛上常年有成群的海鸥栖息，故名海猫岛。海猫岛气候适宜，雨量充足，灌木丛生，很少受敌害，使它成为海鸥的乐园。到了8、9月，气候变凉，会有成群的鸾类、雁鸭类等远方客路过这里歇脚；好一鼓作气飞越渤海到山东半岛，此间海猫岛格外热闹。海猫岛对研究我国许多候鸟迁徒路线有重要价值。我想，蛇岛上的蝮蛇之所以如此繁荣，主要是得益于有大量的鸟类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这也是自然界生物链的一个有趣的例证吧。这两个小岛一直没有人居住，也不让人上岛，使岛上的毒蛇和鸟类都得到很好的保护。

连队驻地就在老铁山一个叫大沟的渔村里，紧靠山脚下。

大沟村住着几十户人家。此地尽是石头，没有多少地可种。村民多以打鱼为生，生活十分贫困。我们曾走访了在大沟扎根落户的几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一个工只有一角多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连队的营房离海边只有几百米，每天夜晚，潮水涨落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睡觉时清晰在耳。我们休息的最好去处就是海边，下海游泳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海边的礁石太多，弄不好就把脚给划伤了。在礁石中捉小螃蟹，拣贝壳也很有趣味。就是什么也不做，静静坐在礁石上，看着天海相连的远处，聆听大海低沉的轰鸣声，也可让人忘掉一切烦恼和忧愁。

老铁山最有趣的时候还是秋天。候鸟要在这儿落脚，准备飞越海洋。这时，满山到处都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鸟，听见各种悦耳的鸟叫声。有时，连队晚上施工，外场地的探照灯把鸟儿吸引过来，不少鸟儿笔直就往探照灯上撞，把榫都撞折了。

到了晚上，又是一番景象，黑乎乎的山坡上，无数桔红的火光在闪动，那是老百姓拿着电石灯，在山地里转悠，捉一种当地人叫黄卵子的鸟，这种鸟好像不怎么会飞，似乎就是鹌鹑吧，我不敢确定。看见灯光这种鸟就会顺着跑出来，用网子一罩就把鸟抓住了。弄得好，一晚上一个人可以抓好几十只。老百姓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卖，在当时也是弥补生活的一笔可观的收入。

老铁山还有一种特有鸟禽，叫铁山雕。我们在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看见过一只，用铁链子拴在一个木桩上。我们走进时，它把翅膀伸展开，足足有两米多长。两只放亮的眼睛盯着我们，很是吓人。老百姓告诉我们，捕铁山雕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在山上平坦处挖一个大坑，里面拴一只活兔子，在坑顶用树枝扎一个盖子，用一根木头撑住，在木头底部系住绳子，再在大坑旁挖一个小坑，人躲在里面，上面用树叶草皮掩盖好，不让老雕发现。躲在坑里的人用手拉住绳子的另一头，静等老雕俯冲下来抓兔子。铁山雕的视力很好，能在几百米的高空看见兔子。当铁山雕一落到坑里，躲在坑里的人就赶紧拉绳子，盖子一垮下来，就把铁山雕给罩住了。

四、旅顺印象

旅顺又叫旅顺口，当地人也一直这样称呼她。我想，旅顺之所以叫旅顺口，恐怕主要是旅顺位于辽东半岛的顶尖上的原因。黄金山和老虎尾两座山丘左右环抱，形成一个天然的内海，只有一道狭窄的出海口，既可低档凶猛的海浪，又便于舰船的隐蔽。旅顺基地的舰船大多停泊在港湾里。但港湾狭窄的出口也是其致命的弱点。据说日俄战争时，旅顺被沙皇俄国占住，日本人就偷偷将潜艇开到港湾出口处，然后自己将潜艇弄沉，把海港的口子给堵死，俄国人的军舰一艘都出不了港。日军再派飞机来轰炸，俄国人遭到惨重的损失。

旅顺口历史上也很有名。1894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这次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1894年11月21日，日军侵入旅顺口，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天大屠杀，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历史惨案--旅顺大屠杀。大屠杀过后，日军为掩人耳目，消除罪证，驱使我死里逃生的同胞组成扛尸队，把死难者尸体集中火化，烧了十几天后，将骨灰埋在白玉山东麓。人们也将这个地方叫做“万人坑”。

1896年11月，日军撤出旅顺后，清朝派来接收旅顺的官员顾元勋在此树立了万忠墓的第一块碑石，亲书"万忠墓"三个大字并修建享殿，以示祭奠。后又分别在1922年、1948年经过维修，并树碑。碑阴铭文记述了日军暴行和重修万忠墓的经过。连队组织我们参观时，仍可看见纪念馆大门前刻有"万忠墓"和 “永矢不忘”的石牌，石碑，字体苍劲有力。旅顺城中还有一座山，叫白玉山。白玉山顶上耸立着日本人占领旅顺口后修建的纪念塔。该塔系日本军国主义为纪念在战争中丧生的官兵在战争结束后（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中旬），强迫两万多中国劳工修建了这座"表忠塔"。此塔高66.8米，外型似280毫米炮弹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自白书。我在旅顺当兵时，白玉山驻扎着部队，属军事禁区，是不让旁人上去的，也不允许将纪念塔作为背景照相。我感到奇怪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摧毁了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而这座为侵略者修建的纪念塔却得以完好的保存，令人费解。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幸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到过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西安等许多城市，旅顺是我所见过的城市中最好最美丽的城市。
当我们这些新兵刚到达这座城市时，我就被它的干净、美丽所吸引。

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她的火车站，这是我们到达旅顺的第一站。旅顺火车站北依白玉山，南望旅顺港，西临龙河口，是沙俄占领时期（1902年）修建的，1903年建成，并于同年7月14日正式运营通车，是当时满蒙铁路的终点站，整个车站小巧玲珑，全是木质俄式建筑，候车楼房顶尖尖的，风格典雅，绿色的铁皮房顶十分悦目。

出了车站，就可以看见一望无边蔚蓝的大海，空气中带有一股淡淡的海腥味，沥青铺成的路面上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点脏物。不时还可见到穿着老式水兵服（当时的海军军服是灰色的，老式水兵服是工作服）的海军军人在街上走过，别有一番风味。道路两旁，树木、草地翠绿而茂盛。街道旁一栋栋别墅式的小洋房掩映在树丛之中。整个城市就像一座花园。

旅顺是我国著名的军港，外人是不让随便进入的。因此，走在街上，安安静静的，几乎看不到什么人，看到的也几乎都是军人，而且绝大多数是穿着灰色军服的海军。当地人把海军军人叫做“灰老鼠”，对我们很有点不尊重。

俄国人长期占领过旅顺，我国解放初期，苏联人仍把旅顺作为他们的驻军基地，一直到1954年才撤走。当地人把苏联人叫“老毛子”。苏联军队撤走后，遗留了不少纪念品，部队放露天电影时，老百姓也来看，这时，可以看见有不少人穿着苏式的破军呢大衣、大皮靴，踢踢踏踏地走进场子。苏联军人遗留下的另一种纪念品就是混血儿，当地人把他们叫“二毛子”，“二毛子”长得很有特点：不论男女，大多皮肤较白，而且高鼻凹眼，人高马大，十分漂亮。走在旅顺街头，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

1989年以后，我有几次机会去了旅顺。二十多年后故地重游，旅顺已是面目全非了：街上人声嘈杂，地上脏兮兮的，高大的烟囱冒着黑烟（原来旅顺根本没有多少工厂），粗糙而式样统一的楼房一栋栋耸立在路边。只有在偏僻一点的地方，还可见到别墅式样的老建筑，以及树木掩映的小街，勾起我对60年代旅顺的美好回忆。我心目中美丽而宁静的旅顺已所存无几了。我也很想到原来部队的驻地去看一看，都因为同行有其他人，不好意思单独行动，成为遗憾。一位武汉的战友2004年曾回部队所驻地--大沟一趟，老连队的石头砌的两排营房还在，连部所在的木房已经拆掉。老营房成为当地生产队的养猪场。在我有生之年，到我人生走向社会的起点地再去看一看，也是我最大的夙愿。在我心中，旅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她一直有一种深深的眷念。

五、三忠于四无限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专用语言。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太明白它的意思。 “三忠于”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在那个年代，人们想尽一切方法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无所不用其极。有几件事我印象深刻。

1969年，部队兴起了制作毛主席画像的热潮，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制作的原料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我由衷地佩服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像什么贝壳呀，石子呀，沙粒呀，甚至连大米、高粱、黄豆、小米等粮食都派上了用场。由物品自身具有的自然色彩组成的图案，十分鲜艳，做出来的作品还真像那么回事。

旅顺海军基地举办过一次“三忠于，四无限”作品展出，各个部队制作的精品集中一堂，琳琅满目。其中我国抗美援朝时的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时任海军航空兵某师副师长）用粟米粘制的毛主席头像，黄灿灿的，十分精致、细腻，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连队也毫无例外地投入到这一热潮中。我的美术特长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这也是我最出风头的辉煌时期。

由我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用扇贝壳在一块大木板上粘贴天安门城楼，木板有两米来宽，一米来高。我先在木板上绘好天安门的图案，再把贝壳按图案的位置粘好。扇贝壳那金黄的颜色，再刷上清漆，还真有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参加这一工程的有十好几人，我是总指挥。天安门做好后，足足有几十斤重，它高高挂在营房的门口上方，配上彩灯，晚上亮闪闪的，还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呢。

我主持的第二个工程是绘制一幅毛主席的大幅画像。连队每天都要在毛主席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两百来号人，总要站在大一点的毛主席像前进行这项仪式才显得庄重。连队没有大的毛主席画像，连首长又把这项神圣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找来一幅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挥手检阅红卫兵的半身照片，用放大格放大绘制在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纸板上。没上色彩前。我的感觉不错，但上色彩是我的弱项，我怎麽调也调不出与原色相近的色彩来。结果，画出来的毛主席像的脸色蜡黄蜡黄的，而且显得有点走形。但全连上下却很满意，我想是因为再也没有人比我画得更好的原因吧。就在我自己绘制的毛主席画像前，每天早上和晚上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时。我和全连的干部、战士一起，挥了一年多的红宝书。每一次都感觉不自在。总觉得没把毛主席的像画好，对不起他老人家。

我的又一个功绩是帮助全连战士在军用黄挎包上绘制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手迹。我在他们的黄挎包上把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字复印上去，他们再用丝线绣出来。看到每个战士挎着我的作品，心里有一股自豪感。挎包绣完了，又发展到在背心上绣海军铁锚和“人民海军”的字样，甚至不少从农村入伍的老兵找我，要我帮他们在枕头上画荷花和鸳鸯的图案，他们绣好后带回家结婚时用。

六、一级战备

1969年,是多事之年。

先是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战争，在我国黑龙江与苏联接界的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打起来，苏联动用了最新式的T62坦克，其装甲的厚度有十几公分，反坦克炮打上去丝毫无损，我方损失惨重。珍宝岛战争中涌现出孙玉国等一批战斗英雄。后来，孙玉国在党的九大上大出风头，好像还当选为中央委员，林彪叛逃后，孙玉国也销声匿迹了。

接着，又是苏联总理柯西金出国访问路过北京，并传出柯西金回国后发表了“苏联的导弹几分钟就可以打到北京”的讲话，部队搞得很紧张，野战部队大批往东北调动，大有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之势。

我们这样的施工部队，原来配备的武器都是老掉牙的“五三式”步枪和冲锋枪，而且还轮不到每人一支枪。现在，也换成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每人都有一支枪。战士配的是半自动步枪，班长配的冲锋枪还带刺刀。每个排还配有四管高射机枪，用这样崭新的武器，让陆军野战部队看到都眼红。

我们还在连队后面的土坡上挖了一排猫耳洞，以应付苏联发动空袭等紧急情况。我们把猫耳洞全部打通，连成一片，像迷宫一样.在里面穿来穿去，十分刺激。洞挖好后，没有派上战备的用场，倒成了我们休息的好去处。我们武汉的几个战友，经常把从炊事班偷偷弄出来的吃的东西，躲到猫耳洞里去打牙祭。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下达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飞行员呆在飞机上，水兵各就各位，炮兵坐在炮位上保持进入战斗的的状态，全体部队保持随时能打仗的状态。我们当时是作为预备队安排的，全连官兵也将背包打好，武器不准离身，进入山洞待命。我们枕着背包,抱着枪支睡了两个晚上。三天以后，全军解除了一级战备警报.部队又恢复正常。

林表事件发生以后，听了文件传达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一次政变演习，看部队能不能听他的调动。如果真是这样，政变好像也太容易了一点，未必打内战大家不会发觉吗？后来又有说法，说林彪想先干掉毛主席，然后造谣说有人劫持了毛主席，再调动部队去消灭反对他的人。总之,那是一个什么说法都有，什么说法都有人相信的年代。反正当兵的一切听从指挥，这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林彪真的要打内战，如果部队真的听他指挥，我们也只好糊里糊涂地当林彪的炮灰了。

七、连长、指导员

连长和指导员都是60年左右入伍的老兵，连长叫张自云，是陕西农村人，黑黑长长的脸膛，话不多，人很忠厚实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指导员叫高作安，是辽宁农村人，当时也就二十来岁不到三十岁，却满脸皱纹，一副老像。平时见人一脸假笑，一笑两眼眯成一条缝，还露出一颗大金牙。虽然他总是满脸带笑，背后却爱整人，一肚子弯弯绕。背地里大家都叫他“笑面虎”。连队的老兵、新兵都不喜欢指导员。老兵中流传一句话,叫做：“高作安一笑，夹死蚊子、苍蝇”。可见他脸上的皱纹之深和大家对他假笑的反感。

连长和指导员的老婆先后都到部队探亲。他们住在老百姓的家里。

连长的老婆没事总喜欢往连队跑，一来就往卫生室里钻，并喜欢躺在卫生员吕永康的床上，给我们几个不去工地的连部兵讲怎样跟连长结婚的事。她的一口陕西土话我大部分听不懂。她跟连长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小孩，她挺怕连长的。因为她老喜欢睡在吕永康的床上，吕永康挺烦她，但又不好说。

指导员的老婆也来到部队。她带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因此很少来连队玩。指导员的老婆来了以后，把连部的几个兵忙得够呛。不是今天往他们家拉木材，就是明天往他们家拉煤炭。或者去修理他们住的房子。总之，有干不完的活。简直把连部的几个兵当成了他家的长工。对此，我很反感，连部的几个新兵都被他安排去他住的地方干过活，我是一次也不去，没事宁愿在院子里打篮球，或躲到卫生员老吕的床上睡觉。指导员对我很不满意，曾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小郭，你现在长胖多了”。我知道他话里有话，懒得搭理他。

在连部当了两年的统计员，跟指导员的关系一直处理得不好。他也抓住我的家庭问题，在入党问题上卡我。当然，就是换一个指导员，我也没有入党的可能。因为就在我当兵一年左右，地方上对造反派搞清查，派出所军管的军代表到我家，把我写给家里的信收去了，同时还把我父母解放前照的一些相片也收走了。这些东西后来都寄到我们团政治处，说我的信泄露了军事秘密，还说我母亲是国民党的官太太等等，这些东西传得全连上下都知道了。有这样的舆论，谁还敢发展我入党？加上我不喜欢指导员，指导员也不喜欢我，日子过得很难受。当了两年统计员后，他就把我发配到班里去了。按常理，连部兵下到班里去，起码提个副班长，甚至班长当当，何况我在连里还算是一个人物。可他什么位置也没给我，大家都感到惊奇，可见指导员对我成见之深。

张连长倒是对我一直和和气气，也从没有指使我们这帮连部兵帮他干私活。我也没有听到背后有谁说过他的坏话。

后来，连长调到海测大队当大队长，指导员调到团部当协理员，提为营职干部。

1970年底，连队已上广鹿岛施工，老兵要复员了。高作安从团部上岛来看望大家。他满以为老兵会欢迎老指导员回连队，谁知他走到哪里，没有人答理他；他把手伸出来想跟别人握手，也没有人回应，弄得他只有尴尬地把伸出来的手又缩回去。监利的一个即将复员的老兵看到他甚至操起一把铁锹要砍他的人，这时才有人过去阻拦住。高协理员的脸当时都气白了。可见他不得人心到了什么地步。奇怪的是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指导员，他对自己带过的兵却一点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在当兵的心目中的印象是那样的恶劣，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八、“标兵”关杰锋

关杰锋，与我同年入伍的兵，吉林人。他身高一米八左右，方脸，大眼，长得还算清秀。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此人是一个抱负很大的人。杰锋——王杰和雷锋！两个英雄集他于一身。

在部队，要表现自己、争取入党的捷径有两条：一是做好事，二是学毛著。这两条，关杰锋都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做好事，其实内容多的很，但关杰锋和那些想“表现”的人却都认准一件事——扫院子。我想，这主要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原因。默默无闻地做好事不是白干了吗？可见这种“表现”是很功利的。

关杰锋是众多“表现”者中最有心计的一个。

部队每天六点钟吹起床哨，他五点钟左右就起来扫院子。这时，大家都正在做着美梦呢。“刷刷”的扫地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你说烦心不烦心！其他的想“表现”者当然不甘落后，你五点钟起来，我比你起得更早！这一群人互相较着劲，有的人可能已经到了晚上不睡觉，躺在床上等着扫院子的地步。

这多人死盯着院子不放，可把院子整苦了。本来就是土少石头多的地面，经他们一折腾，搞得更是凸凹不平，连篮球都不好打了。

关杰锋到底不愧是关杰锋，眼看扫院子的专利要被别人夺去了，他又想出一个高招：把扫帚藏起来！全连就这一把竹扫帚，他给藏起来，除了他一人可以继续扫院子外，当然谁也扫不成了。这小子只准他一人“表现”，不准别人“表现”。可以猜想到，众多想“表现”者眼睁睁地看着关杰锋面带微笑扫院子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难怪阿Q对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会愤愤不平，人心同理。

第二点，学毛著。关杰锋也是很动了一番脑筋。每到休息，准可在显眼处看到关杰锋手捧毛著认真学习的感人场面。

光学肯定是不行的，文革中讲的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关杰锋充分利用班会、连队讲用会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和场合，进行自我表扬。把自己灵魂深处的每一闪光点充分地向大家展示。说到激动之处，简直要声泪俱下了。我在下面听得心里一阵阵发紧，真为他的厚脸皮感到害躁。

关杰锋唯一做的一件实事是要求当了“猪倌”，这件事好像没有谁跟他争。每天打猪草，煮猪食，挑猪食喂猪的确是件辛苦事。他在家里肯定也是不干什么活的，一米八的个子，挑两桶猪食走起来像扭秧歌似的，惹人发笑。但他的猪倌当得也值得。不到一年，猪还没有养肥，他就在新兵中第一个入了党，不久又当上副排长（兵头将尾，不算干部）。

但从此以后，他的后劲就明显不足了，提干始终没有提成，他也慢慢蔫了下来。最终，还是没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回家啃老玉米去了。

九、杨国大闹旅大市

杨国也是与我同年入伍的兵，湖北监利人，大同乡。后来我们在一个排施工。

杨国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两只眼睛总在滴溜溜转，一看就是个滑头。

杨国属于根红苗壮那一类，他父亲是大队的贫协主席，这在文革中可是个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杨国是独生子，在家肯定娇生惯养。当兵到部队，受不了那个苦，三天两头写信给家里，叫给寄钱来。家里都满足了他。杨国人很义气，用钱也大方，与武汉兵相处不错。

当兵几年，杨国一惯吊儿郎当，不想当官也不想入党，只想舒服。施工时，他不是抽烟就是拉屎，再就不知躲到哪儿去睡觉，收工时又冒了出来。小日子过得也还自在。1970年底，我复员回家，杨国虽然表现不好，但他政治可靠，仍留在部队。但他却在1972年，制造出一件轰动旅顺大连的新闻，很有戏剧色彩。如果我没有跟杨国在一个连队呆过，我绝不会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杨国不知为一件什么事情，与另一个兵争执起来。两人都动了手。打斗中，杨国一拳打到了玻璃窗上，玻璃碎片把他手腕动脉血管割断了，血流如注。卫生员采取紧急止血措施后，赶紧将他送进大连海军403医院住院。

住院一段时间，杨国的伤好出院。他不想回连队，就在部队招待所住下，成天在街上逛。这小子挺会交朋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司机。杨国用钱出手大方，很快与司机成了好朋友。副司令员的司机经常开着副司令员的小车，带杨国到处转。
这时，杨国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冒充招兵的军人去招摇撞骗。

他有意在街上寻找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发现后,就主动上前搭话，问对方有多大，在哪儿读书等等，接着告诉对方，他是海军司令部来到此地招女兵的。觉得对方条件不错后，就让对方留下家庭住址，他去家访。终于，有一个女学生被他吊上了。这主要是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想参军的强烈愿望，女孩很快相信了他。

接下来，他坐着轿车到了女孩家。看他的架势，女孩的父母一点没有怀疑，并热情招待他。他吹嘘自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的儿子,派头摆得很大。寒暄几句后，他煞有其事地搞起调查，一边询问，一边掏出笔记本做纪录(我的战友朱家平曾参与调查杨国的案件，看过他的这本招兵笔记，上面没有写一个字，全部是他用钢笔乱画的圈圈)。完毕，告诉对方他要把材料往北京报，让他们等消息。他很快与这家人搞熟了，就经常到女孩家去，并带女孩出去玩。一次，他与女孩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对女孩动手动脚。女孩回家对其父母讲，她不愿当兵了。父母问她为什么，她什么也不愿说。

正在这关键的时候(很多惊险小说中都有这样的情节)，女孩的舅舅从北京出差来到她家。刚巧，她舅舅也是军队干部，而且部队驻地正好就在海军司令部大院旁边，并且与海军司令部的人很熟。当他得知这个情况后，觉得其中有问题，就打电话询问海司的熟人有无招兵的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她舅舅赶忙问女孩，这招兵的长得什么样子。刚好，女孩有杨国的照片，就拿出来给她舅舅看。他一看，大叫一声：这小子跟我住一个招待所，天天见面！(都说无巧不成书，事实也就真有这么巧)。他决定回招待所抓杨国。杨国当然不知这一切，他们在招待所里碰上了，让女孩的舅舅逮了个正着。

故事到此还没有完，高潮还在后面。杨国出事以后，很快牵扯到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的小车上。因为，没有小车，别人也不会轻易上当。有资格坐小车的人，这官还会小吗! 这是常人的心理。杨国正是利用人们这个心理，才差一点达到他的目的。但副司令员的小车司机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平时，他只是跟杨国一起吃吃喝喝，以为他到熟人家去玩，根本没想到杨国有这一手。小车司机受到军纪的处分。为此，他很不服气，到处找杨国算账。碰巧，杨国还押在招待所，对他管得也不是很严。一天，他又到外面的餐馆去吃饭，被小车司机找到了。小车司机走进餐馆，掏出手枪就要打杨国的人，进餐的人一看海军和陆军动起真家伙来，立刻作鸟散状。如果不是警备区执勤的纠察赶来，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情来。“海军和陆军用枪干架”这件新闻很快传遍了旅大市，杨国出了回大风头。

最后，对杨国的处理也算很宽的，也就是给了个处分，提前处理复员回家了。

十、“毒”书展览

文化大革命也革了一切文化的命，文革前的文艺作品成了“封、资、修”，统统在禁止之列，很有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味道。全国只有几部革命样板戏在那儿不停的播放，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但在暗地里，这些“封、资、修”的东西一直在流传。绝大多数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是在文革中看的。
到了部队以后，没有看这些书的机会了。但有的战士挺有能耐，从老百姓哪儿弄来了书，并在连队里偷偷传阅。

连队里管理严格，看书要有技巧，不能让当官的或积极分子发觉。我们多半是在吹了熄灯哨后，捂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

有一天，一个监利兵借来一本《红楼梦》，他看完后我借过来，因还书的时间比较急，光晚上躲在被子里看肯定看不完。一个休息日，我正躺在上铺抓紧看书，突然，指导员进来了。看见我在看书，也看到我慌张的神态。他一边笑眯眯地问到：“什么书，看得这样认真呀？”一边把手伸过来。我无奈，只好把书递给他。他接过书，一边翻，一边继续带着他那特有的假笑，阴阳怪气地说：“你把精彩的地方都折起来了呀！”他所说的精彩地方，是书中关于谈情说爱的一些段落和诗词，根本不是我折的，我无法跟他辩解。也不可能与他解释。他说完话，把书收走了。

几天后，我们排接到命令，到皮口执行运沙任务。皮口离连队驻地有好几百公里，我们排要在哪儿干好几个月。

到皮口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排里接到连部电话，通知我回连学习。我以为是革命军人委员会开会，因为我是大家选出的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宣传委员。等我赶回连队，才知道所谓学习，其实是连里办了一个“毒书展览”，因我偷看了“毒书”《红楼梦》，要我回去接受教育。

“毒书展览”就设在连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摆出来展览的“毒书”还真不少，有《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苦菜花》等等，我看过的那本《红楼梦》也在其中。看来，自从指导员收了我的书以后，在连里搞了一次“毒书”大搜查活动。

组织全连看完“毒书展览”，指导员召开军人大会，开展对“毒书”的批判。一些积极分子在会上发了言，指导员做了总结讲话，又把我将书中精彩地方折起来的事作为例子来讲，说明有的同志中毒之深，也说明阶级斗争议可一刻也没有停止。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等。我听了很不服气，会后，找到指导员，说他讲的不对。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苦斗》、《三家巷》，批判的文章中有一段话，将《苦斗》、《三家巷》与《红楼梦》作了一番比较，其中有肯定《红楼梦》起到一定反封建社会的作用的文字。我把报纸找来给指导员看，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十一、住院

1970年，老铁山的坑道完工，连队转到广鹿岛施工。广鹿岛是黄海中的一个小岛，面积四平方多公里，离南朝鲜很近。我们的任务还是打洞，这次不是弹药库，是岸炮工事。

岛上没有淡水，部队饮水全靠一条小水沟。老百姓的生活也全靠这条水沟，水质很差，我的肠胃一直不太好，上岛以后，饮用这样的水,肠胃病又犯了。我和连里另两个老兵下岛，到大连海军403医院去看病。很凑巧，门诊给我们看病的军医叫孙尊睦，上海第二军医大毕业，在我们连队卫生室实习过，我们都属连部兵，关系不错。他知道我肠胃一直不好，就将我收进住院。另两个老兵也沾了我的光，一并住进了医院。

在部队，住院是一件享福的事，都是年轻人，有什么大了不起的病呢？大家都想住院，无非是住院不受军纪约束，自由自在，像我们这样的施工部队，还可以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用吃粗粮。那个年代，当兵的，只要在部队混得不好，有机会谁不想“泡病号”！

我在403医院住了近三个月的院，过了三个月的神仙日子。

每天上午9点，等医生查完病房，病友们一骨碌的爬起床，活蹦乱跳地跑出去玩。多半是到离医院不远的大连海军指挥学院打篮球，再不就是逛大街，逛斯大林广场、秋林公司，到电影院去看那经久不衰的革命样板戏电影。403医院离大连老虎滩公园很近，离劳动公园也不远。这些地方，也是我们的常去的地方。玩够了，我们赶回医院吃中饭，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接着再出去玩。再回来吃晚饭，睡觉。

大连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其风格与旅顺完全不一样。旅顺是俄式风格为主，大连却具有不少日本建筑的特征。建筑总的说都比较洋气，人们的衣着打扮也很讲究。大连有一句流行语，叫做“绷直苞米面”。意思是大连人吃得不好，但讲究穿。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连人的生活也很有情趣。大连街头的小餐馆很多，餐馆里几乎都买啤酒，不是瓶装的，是木桶装的生啤酒。不少人靠着柜台，手拿大玻璃盏子，慢慢咂生啤，也不吃菜。咂完后，放下盏子，付钱走人。

大连市区里跑着有轨电车，具有西洋风格，开起来轰隆轰隆的，还一边摇着丁零当啷的铃声，老远就知道车来了。30多年后，我回到大连，街道上仍然保留着铁轨，老式的有轨电车也仍然轰隆轰隆地开着，铃铛仍然还丁零当啷的摇着。有轨电车作为大连的一大特色一直保留下来，与一座座现代化的建筑组合成一幅别具风味的亮丽风景，也保留了我的一段难忘的记忆。感谢大连。

住院住得我们都有点乐不思蜀了。医生来查房，问大家今天感觉怎么样。病友们都装出一副病殃殃的样子，异口同声地说：今天我更不舒服了。医生一走，大家又活了过来。一个吉林的病友拿起一根木棍，指着另一位躺在床上没有动的病友，模仿讲解员的口气说：“这具死尸，出土于……”。顿时, 笑声满堂。吃饱了，玩够了，大家还编出顺口溜来讽刺医院：“403，鬼门关，小病治不好，大病上西天。403，真是苦，早上大咸菜，晚上豆腐乳，来时还挺胖，走时皮包骨，吃不吃这四毛三分一厘五（病号一天的伙食标准）”。

为了泡在医院不走，大伙还想出了许多装病的法子来对付检查。比如，空腹吃苹果核装胃溃疡，照X光时就会看到胃上有溃疡的形状；在尿里放蛋清装肾炎，化验时蛋白质就会变加号；我也曾在大便里滴过几滴血，装肠炎病严重了。结果，弄巧成拙，医生怀疑我得了痢疾，要将我转到传染病医院去。幸好这时，部队开始老兵复员工作，连长来到医院，告诉我们三个住院的人准备复员。我们很快办了出院手续，又回到广鹿岛。

十二、打道回府

1970年底，部队开始了老兵复员工作。

刚到部队，我满腔热血。当兵三年后，我都快变成老油条了。不是我不爱部队，是部队不爱我。部队三年，我连年都是五好战士，那个年头，评上五好战士可是极大的荣誉，而且有一定的比例。没有作出让人信服的成绩和良好的同志关系，不容易评上五好战士的，何况是连续三年。部队里每年因评五好战士都会发生流血事件。我们上广鹿岛前不久，守备码头的陆军一个班，就因为有一个战士没有评上五好战士，用枪把全班的战士都打死了，最后他自己也举枪自杀了。我们得知这个消息，还特地赶去看这个班的住房，只见四壁弹痕累累，可见当时惨烈的场面。在连队选举军人委员会委员时，战士们也是一致推举我。就是在战士中征求党员发展对象的意见，我的呼声也最高。但由于家庭有历史问题，入党、提干的大门对我紧紧关闭着。入伍三年，我尝尽了酸甜苦辣，也体会到人生道路的艰辛。我清楚地知道部队不是我呆的地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不后悔这三年的部队生活，部队这座大熔炉把我锻炼得成熟了，坚强了。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复员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摘掉领章帽徽，又成了老百姓。登陆舰载着我们这批复员的老兵驶离海岛，往大连方向开去。望着越来越小, 越来越模糊的广鹿岛，我心里默默地说：永别了，部队生活！

原载微信公众号”旅顺口大型画传“
https://mp.weixin.qq.com/s/v4x_6xu-K1laJ41dVyWh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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