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霸才无主始怜君---谈周恩来

Gowest

1 I8 T* L5 d: Q! r" |" }霸才無主始憐君----談周恩來
余英時
+ y) \% U2 m8 Q2 B5 h/ _7 R( Z
化骨揚灰散作塵，一生伴虎有餘辛。

' g1 j# w1 o5 G　　先機抱器歸張楚，晚節藏鈎賺大秦。

　　始信秀才能造反，更無宰相解安民。
4 |. n' U( ~5 t; e+ M
; R+ Y0 Y3 n) m7 O% v　　萬千寒士應垂淚，誰為神州護早春。
- w8 z% t* K- E  y6 X" A, b
  X0 ~1 s6 f+ a# C5 Z1 p　　周恩來死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火化後骨灰遍撒在中國大陸，據說這是執行他的遺志。上面引的一首律詩便是我在那個時候寫的，曾以“觀於海者”的筆名發 表在香港的《明報月刊》上。不久，徐復觀先生來信告訴我說，《大公報》中的人曾向他探詢這首詩的作者是誰。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感覺到詩中對周恩來流露了一點 同情的意思。但在那個時代，毛澤東仍然是“神”，而中共黨內的人竟對詩中“伴君如伴虎”的譏諷視若無覩，可見他們在私底下已經非常不滿于毛的專橫。一九七 三---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住了兩年。聽到不少大陸內部的消息，大致都是說，知識份子自所謂“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遭到有史以來從所未有過的踐踏和迫 害，而周恩來則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盡最大的力量保護了其中一部份的人。所以我這首詩基本上是為大陸知識份子“代言”的，詩末“早春”兩字出於費孝通< 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的“今典”。我記得當時李璜先生也有一首七律刊在《明報月刊》上，同寓有惋惜之意。開始兩句似是“畢竟狂瀾挽不回，遽憐遺 蛻化飛灰”；結句是“早識權奇是亂媒。”其餘的已忘了。李先生二〇年代初是和周恩來在巴黎針鋒相對的政治敵手，他的感慨自是發乎內心。

　　從發大是大非的立場說，李先生“早識權奇是亂媒”之句，我不但同情而且同意。馬克思主義思潮自十九世紀晚以來便席捲了歐洲，然後又通過日本而傳到 了中國，成為好幾代知識份子的“鴉片”，“流風餘韻”，迄今猶在。在政治社會秩序比較上軌道的國家，這種批判思潮未始不可發生提撕精神、激動社會良心的積 極作用。但在動亂之邦，這種純否定的激進思想最後勢不免導致“火延崑崗，玉石俱焚”的大悲劇。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和一九四九年的中國便是兩個最明顯的史例。 以前許多知識份子激情於道德熱情，很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發展”的預言，因此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被解釋成由“客觀的社會條件”所造成的。用共 產黨的慣用語說，即所謂“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近十於年來，由於共產主義的破產，西方史學家開始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過程，從從而得 出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結論，有人甚至提出法國革命是否需要的問題。無論如何，有一重要的新論點出現在法、俄革命史的研究上面，值得注意。即激進思潮並不是全 由於客觀歷史的需要而產生的。相反的，激進思潮與社會現實之間往往是脫節的，它的成長和發揚主要由激進知識分子在他們自己小圈子中相激盪所造成的。（可參 考 Richard 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九九〇年出版。此書<知識份子>一章所引資料及其與法國啓蒙思潮的比較，頗有啓發性。）以上一段話旨在說明周恩來當年在巴黎發展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背景。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之間，中國有一、兩千青年在法國參加“勤工儉學”的計 畫。這些青年中頗多家境貧寒，甚至與父母關係很緊張的，因此到法國去找出路，並藉此獲得“留學”的資格。但他們多不通法語，在法國既不能“勤工”，也無從 “儉學”。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事實上的流落在巴黎，成為“忿怒的一群”。在第三國際暗中支持下，周恩來發展組織自然便以他們為主要爭取的對象。中共早期的成 員出身于“勤工儉學”的，占了相當高的一個比例。這些人離開了中國，又未接觸法國社會，但激進的思想和情緒則在他們的圈子內不斷滋長，這和十八世紀的法國 激進知識份子、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國激進分子，先後如出一轍。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法、俄兩國的知識份子在思想上自由長遠的傳統，而二十世紀早期中國 激進派則間接摭拾了一些西方觀念，便遽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已。
3 o# p/ W/ `- ~' [5 k% R7 D- p) r9 |' t
0 u2 k; G6 X# K) z5 p, F7 q　　周恩來的組織能力和靈活手腕早在巴黎時代便已充分顯露，即使是他的政敵也不能不承認。（可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第四、五、六各章）但以思想 的成熟、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以及對中國前途的設想而言，他的水平和當時中國一般二十歲左右的知識份子也不過在伯仲之間，又受黨與第三國際的 約束，便已不可能再有個人的見解。這正如中古時代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一樣，既不可能對“上帝”發生任何懷疑，也不敢對教廷的決策表示一絲一毫的異議。我們必 須首先著眼於此，才能開始瞭解周恩來在中共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最近幾年來，評論周恩來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大致有兩極化的傾向。一方面，直接間接受過周恩來的“保護”的人，尤其是仍然認同於中共所領導的“革 命”的人，對他是肯定的、讚揚的。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可為代表。他強調周恩來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對於周在“文革” 期緊緊跟隨著毛澤東的表現，鄧小平這樣為他辯護：“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 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他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從受過他保護的鄧小平的立場上說，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是很持平 的。但另一方面，從否定中共“革命”的立場上出發（這樣的人現在多來自大陸內部），論者對周恩來則毫無恕辭，認定他是“逢君之惡”、“助紂為虐”的“佞 臣”。（事實上，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不少文章說孔子是“巧偽人”，即使影射周為“佞臣”，不過用意不同而已。）這一道德判斷也有大量的事實為根據。

　　這種兩極化的評價恰合於古人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間無調和的餘地，也不必調和，每個人盡可依據自己的觀點而選擇其中之一。我雖是學歷 史的人，但對於中國傳統史學中褒貶觀點並無興趣。下麵只想扼要地談周恩來爲什麽會落到鄧小平所說的“處的地位十分困難”的情況，以至於非“助紂為虐”不 可。
- w: z4 I6 S" s2 ^- z& A5 H4 g
　　我在去年為“人間”所寫<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一文中，已指出中共主要是由兩派“邊緣人”所構成的，一派來自城 市，一派來自農村。這裡讓我再補充一下我的論點。所謂“邊緣人”是指中共黨內大多數的成份而言，並不包括初創黨時的少數領袖，如陳獨秀與李大釗。事實上， 第三國際最初正是要陳、李這一類有聲望的人出面領導，才能有號召力。但通查中共黨史便可發現，黨內領導權是逐步向邊緣移動。陳獨秀在武漢以後便遭貶斥，李 大釗如不先死也絕無倖理。及至中共在城市暴動一再失敗，“革命”基地轉移到江西，領導權便更進一步從城市邊緣人轉入農村邊緣人之手了。這兩派邊緣人當然不 可能是絕對的涇渭分明：城市知識份子也有出身農村的，農村邊緣人也有受過城市教育的洗禮的。但“革命”的重心究竟放在城市還是農村則是兩派分野的一條主 線。三〇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中共進入陝北以後，兩派爭論基本上已成過去，中共已只能在農村中稚�存與發展了。這時城市邊緣人已不得不受農村邊緣人的支 配，莫斯科的影響雖未中斷，但已相當遙遠而微弱。正是在這一情況下，周恩來見機最早，向毛澤東全面輸眨�其象徵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 Q% t- x' Q/ S9 E" I, Q& O　　周恩來到延安以後便已澈底認識到：中共要想奪取全國政權，只有走毛澤東所規劃的“鄉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所以他臣服于毛，也許真是“心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