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16年之前，当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派遣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学习时，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场维持近二十年的，中国官僚系统向西方学习，打造“学习型政府”的项目今天正在走向式微，当下，我们该如何去反思这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因为中美贸易谈判走入公众视野后，他曾经在美国哈佛接受培训教育的经历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16年之前，当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派遣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学习时，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当时受训的中国官员中，既有李源潮这样后来走进政治局的中共高级官员，也有像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这样落马的中共高官。而刚刚在中美贸易战中，作为习近平特使率领中方团队与美国打交道的刘鹤，也曾经是这个庞大培训项目的一员。

这场维持近二十年的，中国官僚系统向西方学习，打造“学习型政府”的项目，是否在当下中国政府宣布要推行“中国方案”的背景下开始式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治理方式的培训，当习近平宣布要打造“现代治理能力和现代治理体系”，向世界推广中国方案后，中国还应该派出官员去西方进行学习吗？

传言背后的“第二中央党校”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海外一直有一种传言，李源潮在任中组部长期间，因为过于热心推动中国官员前往美国学习，让中共党内一些较为保守的官员感到不满，甚至因此阻碍到李源潮在十八大上仕途的进一步升迁。这种传言，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真相呈现出来。但是今天回首来看从1996到2012年这段长达十六年的中共官员前往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治理经验的历史，也许能让未来的中共领导层得到某些经验和教训。

日本媒体《朝日新闻》曾经刊发题为《红色贵族：去哈佛学党史？》的文章。其中将哈佛大学称为中共“第二中央党校”，文章描述了2009年在哈佛大学附近举办的一个晚宴的场景，以实例来证明其所言非虚——2009年中国人在哈佛大学附近举办了一个晚宴，其中来自肯尼迪学院的450名学生和学者参加，并在宴会上高唱中国国歌，当时宴会厅墙壁上挂着中美两国国旗，而参与晚宴的人中，包括中共党内的高级官僚。

作为“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五期学员，2008年3月25日，恰逢“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会，十余名已经在当时成为中国省部级高级官员的“同学”受邀参加，当时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出席会议，代表中组部对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们表示祝贺。他愉快地回忆了自己赴哈佛培训学习的经历和体会，认为设立这一培训项目富有远见卓识。

这两个场景真实描述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意识形态竟然不同的曾经敌对国家，在国家治理上曾经进行过多么密切的联系。

治理经验 向美国学习

据《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中国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哈佛大学与中国官方至少有三大合作项目：一是1998年启动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二是2001年启动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三是2005年启动的中国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目。

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这段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图源：VCG）

其实，早在1996年,就有60名官员和48名军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训。

1998年,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国家外国专家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署协议,共同启动“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该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支持。根据协议,肯尼迪学院每年培训 20名中国官员，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人参加4周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该项目启动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民、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台办主任张志军、原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徐宪平、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等众多高官曾在哈佛受训。在众多学员中,最知名的当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文中官职皆为时任，下同）。

200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国内有关方面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官员培训项目——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该项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举办。项目规定，哈佛大学自2002 年起每年培训约60名中国官员，他们由中组部从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选派，以中青年干部为主,级别要求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在本岗位至少有2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

这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该学院规模及影响最大的官员培训项目。

自2002年以来,该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600多名厅局级以上官员,有不少是省部级干部,如河南省省长谢伏瞻, 云南省委副书记副仇和,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秦宜智。

中国高级卫生行政人员培训项目，即“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国际高级研修班”，由卫生部、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于2005年共同启动，每年一届，每届培训约25名官员，旨在为中国卫生系统培养高级行政人才。

除上述项目外，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还曾培养过一批拿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高级官员, 如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原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等。

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今天，中共当局的这个培训项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哈佛大学，如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也囊括其中。

缘起：党内元老的推动

中国官员接受西方国家治理经验培训的缘起，要放到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向外借智”、打造“学习型政府”的历史大背景下去看。

1983年，邓小平提出“引入国外智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后，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风起云涌。不过当时的培训项目规模很小，也很零散，更多意义上是人事部针对“改革开放”提出的象征性举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朱利安·常（Julian Chang）对此评价称，“早在80年代初期肯尼迪学院就有中国面孔出现，但直到1996年开始才有成规模、系统化的中国项目出现。”

直到2000年，中共人事部门开始意识到组织短期的考察团不能充分解决中国的行政管理问题，成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就此展开。培训计划最初针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级官员，之后扩展到公共行政官员；在时间跨度上既有短期考察、2-3个月的中期培训，也有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的出国深造。而美国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则成为了海外培训的首选。当时大陆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向国际社会传达了重塑“学习型政府”的清晰信息。

这里所说的大规模派遣官员前往美国首选，也是中共党内元老牵线促成。始于1998年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最早由香港商人郑家纯和中共元老汪道涵发起。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家纯向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谈及想为内地出力的念头。当时，汪道涵建议郑出资培养中高级行政人员，并为其策划：具体事宜可以到北京和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万学远商量。汪道涵允诺郑家纯，会跟万打招呼，请予协助。多年后，2005年12月15日，汪道涵病重住院，万学远夫妇去瑞金医院看望他。汪道涵谈及此事，说道：“把党政干部送到海外去培训，做得很有意义。要重视人才的培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浮躁的心态，值得注意。干部浮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令人担心。”不到一年时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被中央批准。每培训一个学员需要20万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下同），一年平均要花费200万元，最多的达到500万元。

这笔昂贵的学费皆由郑家纯买单。

2008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纪念晚宴上，郑氏家族三代同堂首次在公开场合出现，郑家纯之子郑志刚说：“爷爷郑裕彤、父亲郑家纯专程从香港到北京出席这个晚宴，是要传达一个信息：新世界集团十分重视这个培训项目。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破天荒三代同堂，同场出现，就是为了表达我们新世界代代相传，希望为国家做点贡献，出点绵力。”很难说，郑家这种做法背后，有无经济上的考量，但是从客观事实来说，在2000年前后那个特殊时期，中国官员的确借助这些培训开始打开国门看世界。

而李源潮作为其中的“受益者”，去哈佛的经验让他感觉自己“受益良多”并在多个场合不断叹气。2002年李源潮原本参加的是当年为期4周的“高级行政管理者”培训班，额外的一周特训是对他出色面试表现的回报。

6月，当李源潮到达大洋彼岸的哈佛校园，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同班同学中居然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两名副首相，十几位部长，还有几位总统高级顾问。紧张忙碌之余，李源潮抽空拨通越洋电话告诉国内，哈佛安排给他的培训项目层次之高、效果之好都大大超出自己的想象，“这个项目太好了”。学成归来后，李源潮在江苏省的学习汇报交流会上，难抑自己收获之多的兴奋之情。当年年末，李源潮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成为中国国内最富裕省份的最高长官。

一年后，就在李源潮结束学习回国几周后，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4中毒事件”，造成200余人中毒、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依照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的危机处理培训，李源潮领导下的南京市委市府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7年后，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的李源潮重访哈佛大学，谈起那段经历依然感慨，“200多人获救，36小时内投毒嫌疑犯被捕，我们地方政府的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我在这里想说谢谢哈佛。”

https://www.dwnews.com/%E4%B8%AD ... 0%E5%8A%A8%E4%B8%8A

观察站：反思那场浩大的“向西方学习运动”（下）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16年之前，当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派遣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学习时，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场维持近二十年的，中国官僚系统向西方学习，打造“学习型政府”的项目今天正在走向式微，当下，我们该如何去反思这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因为中美贸易谈判走入公众视野后，他曾经在美国哈佛接受培训教育的经历也引发了外界关注。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16年之前，当中国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派遣中国高级官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学习时，媒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当时受训的中国官员中，既有李源潮这样后来走进政治局的中共高级官员，也有像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这样落马的中共高官。而刚刚在中美贸易战中，作为习近平特使率领中方团队与美国打交道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曾经是这个庞大培训项目的一员。

这场维持近二十年的，中国官僚系统向西方学习，打造“学习型政府”的项目，是否在当下中国政府宣布要推行“中国方案”的背景下开始式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治理方式的培训，当习近平宣布要打造“现代治理能力和现代治理体系”，向世界推广中国方案后，中国还应该派出官员去西方进行学习吗？

高潮阶段 万名中国党政高官派赴美国

历史的有趣恰恰在这里，对于哈佛学习经历念念不忘的李源潮，在他成为中共组织部部长后，开始在中共党内大力推行这种培训和学习。这当然离不开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肯定——胡锦涛批示，“要求抓好领导干部的境外学习，多开辟新的途径让领导干部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研究机构去学习深造”。

由此，一场声势浩荡的境外学习风潮在党内中高层兴起。

对于官员接受美国高校培训，中共党内仍然有担忧这是一种“和平演变”（图源：Reuters）
对于官员接受美国高校培训，中共党内仍然有担忧这是一种“和平演变”（图源：Reuters）

2001年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在提出了这个构想之后，合作伙伴的选择便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要选就选最好的”，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自然被列为发展研究中心的首选对象。

碰巧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和清华的特殊关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终被邀请加入了这个培训计划。

至此，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举办形式被确立下来。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对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曾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每年面向 60 位左右的中国官员开展培训。这些官员由中组部选派,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培训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与细致:选派官员以中青年官员为主,倾向于地方官员,级别要求为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

自此，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他们在哈佛学到了什么？”

在如此庞大的学习项目中，中国官员，究竟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学府中，学到了什么？

可能最多的是在公共政策层面，例如“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美国部分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技能培训。包括关于怎样构建一个基本框架来创造公共价值观，获得公众的支持；怎样通过劝说协商来提高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领导力。

第二部分是根据中国官员的需求进行以主题为中心的探讨，讨论的话题根据世界形势的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比如，今年的话题探讨主要侧重于城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政策改革等三个方面。在城市化发展的探讨中，课程引入世界各地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包括波士顿主要交通枢纽——Ted Williams隧道项目（俗称Big Dig）、澳大利亚墨尔本联接城市项目、印度尼西亚房地产税改革等。

在话题探讨部分，教授们向中国官员介绍美国政府决策以及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结构。

中美政府决策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倾向性，中国政府提倡高效率解决问题，而美国政府则是由不同的权利部门去制约、阻止一个提案或者项目的发生。这部分课程有助于中国官员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的决策行为背后的历史依据。

中国官员以往在决定一个项目是否该上马的时候，决策者手中只有一份财务可行性分析，而对于项目长远的影响，只是在前言中有几句含混、模糊的判断。而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告诫学员，要引入高度量化的“经济可行性分析”。

对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进修，李源潮后来自陈，"让他了解到世界经济、科技和城市发展中许多前沿的东西，初步掌握了不少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城市发展的理念"。

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尤其是中国加入了WTO后，中国官员就应当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和心态，也应当对相关游戏规则和操作了然于心。“中国官员多具有工程类或者其他领域的专业化背景，但缺少公共行政管理的技能，类似的培训恰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不足。”

这正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初衷相契合。肯尼迪学院曾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两大质疑 谁能保证不是和平演变

当然，围绕着中国官员前往哈佛受训，中国国内以及中共党内，实际一直存在争议和批评的声音。

第一点批评首先是出国培训经费。“究竟出国培训，要花费多少经费，这种花费值不值”？这是不能忽略质疑。

实际上，关于培训经费数额，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派遣机构一向讳莫如深。有媒体进行测算后发现，在哈佛进行的短期培训费用每人约为7,500美元（1美元约合6元人民币，下同），而中国国内清华大学的培训费用为每人1.5万元人民币。据已经公布的项目计划书中介绍，培训班“不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特别的项目也有特定的资助方，高级别的项目费用是全额财政拨付。不过这两类加在一起仍属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即使这样，庞大的官员数目，对于中国政府支出而言，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后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辟谣说该数据不实，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2004年中国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但这并没有扭转公众心目中对官员出国浪费钱财的印象。这或许也是十八大后官员培训项目不再大张旗鼓宣传的原因之一。

第二点更加备受质疑的，就是前文所说“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有着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权而言，“颜色革命”是深植在中共领导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烙印。

尤其是哈佛，竟然在中国政府内部，被官员戏称为中共“第二党校”，以至于有人戏称当时的中组部有直属四大干部学院，分别是上海浦东学院、陕西延安学院、江西井冈山学院和哈佛肯尼迪学院。

据传，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后，习近平以新任政治局常委身份分管书记处和中央常务工作之后，另外一篇曾经被新华社转载的“记者述评”也被摆上习近平的案头，文章的标题是《“既费钱又不讨好”：审视中国官员出国培训热》。该文一开篇即以挖苦的笔调回顾说：100年前，五位清政府大臣到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100年后,五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培训”。历史以形式的相似重演，官员出国也走过了100年的历史......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中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表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乃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二是，国内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三是，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便列举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大’突出问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则揭示了引领社会思潮发展、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艰巨性。进而，我们更可深入理解总书记“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

“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中南海对于意识形态强调，不是对普罗大众说的，目标就是那些接受过西方培训的中共官员们。

落下帷幕后 “我们向谁学习，谁会向我们学习？”

无论如何，中国官员大规模出国培训热，在持续了二十余年后，正在逐渐落下帷幕。习近平在十八大后，说中国要建立第五个现代化，官员的治理能力要提高；十九大上，他又说，希望世界去借鉴中国方案。中国治理层的政治自信正在不断高涨。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要看到，“中国官员接受哈佛”培训，是在改革开放和加入WTO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官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发生矛盾时，必须要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历史必然。但是或许的确要反思，在接受哈佛培训的官员中，无论是仇和、还是项俊波，都是因为腐败落马，过度迷信西方治理经验，显然也不适合今天中国发展的趋势。

习近平在他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范式转移，接下里中国庞大的官僚系统，将会沿着怎样的发展路径去适应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我们向谁学习，谁会向我们学习？”问题之后，值得观察家们后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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