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 报道 哈佛大学的「中国课程」

Gowest

最近一部关于中国老师在英国教学的纪录片在微博上被浏览了400多万次，激起了一场中西教育的热烈讨论。而你可能错过的信息是，每年中国政商界都会派大批人才前往英、美高等学府进修，你将看到的是GQ特约记者在哈佛历经一年寻访带来的报道。

从1998年开始，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开始接纳12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参加管理培训；2001年，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和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共同发起“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由中国政府选拔60名左右、副厅级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赴哈佛进行公共管理课程的培训。


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有将近900名中国政府官员在哈佛进行过相关培训。此外，哈佛也有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各种培训项目。而哈佛的全体教职员中至少有200人从事的项目与中国有关。


2002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作为肯尼迪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方发起人之一、时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的卢迈积极评价哈佛的短期培训对中国官员的指导意义。2003年非典刚过去，肯尼迪学院就将危机处理的案例课程加进了教案，以保证学员在基本知识框架之外，能更灵活高效地对照学习。


通过这项“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哈佛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参与到中国的变革进程中来。而哈佛也因此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在最大限度拓展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同时，又努力维护其学术的自主性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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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四川商人湛红兵不会忘记自己去哈佛上课的那一天，那是自12岁辍学之后，他第一次踏进课堂。


2011年2月，他随一个首席执行官俱乐部的二百人规模的超级富豪团访问美国，他们在波士顿停留了两天，和市长共进了奢华的晚宴，还完成了他前30年从来没有想过的，在哈佛听课的梦想。

和很多队友一样，湛红兵并不懂英文。他看到一些朋友在克雷格·C·梅洛（Craig C. Mello）演讲时呼呼大睡，梅洛在2006年因为发现了核糖核酸干扰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

2012年夏天，在他位于丰都县的办公室里，湛红兵把和哈佛前任校长萨默斯以及得过授梅洛的合影挂在奶牛和猕猴桃的海报旁边。他对我回顾了他的哈佛之旅。他说自己当时完全听不懂梅洛在说些什么。他还认为哈佛前任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是“当天最不受欢迎的教授”，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没有教养。”。虽然这不妨碍他在一下课完之后，迅速地冲到教授旁边争着合影。

他的哈佛记忆里还有一个让人不快的场景：在萨默斯和其他人正发表演讲时，听众蜂拥着冲出门去想要跟其他名人合影，以至于教室的门被挤坏了。

作为丰都县尽人皆知的首富，45岁的湛红兵身材矮胖，眼球微凸。他通过养牛和种植猕猴桃挣了几百万元，并且把一艘游船改建成餐厅，停在长江边上，供应自己农场里出产的有机牛肉和猕猴桃汁。他说餐厅的主要用途是招待一些有钱人和政府干部。他还拥有另外十几家公司，从地产投资到医疗保险均有涉及。最近，他刚刚买下了一所医院，以及一辆2013年新款的超豪华林肯MKT休旅车，他很愿意炫耀自己是全中国以第一个拥有这款车的人。

湛红兵出生在长江边上的小城丰都，那里距离重庆只有两小时车程。12岁时，湛红兵辍学开始卖冰棍。但他挣到第一桶金是在1993年，政府刚刚宣布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部分丰都县城将会被迁走。在他的办公室，湛红兵对我们回忆起他的奋斗史。他投资了一个地产项目，挣了40万元。他后来再也没回学校念过书，他说自己连发电子邮件或者手机短信都不会。

湛红兵是中国大陆新富阶层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凭着强韧的意志和对市场的灵活把握，攀升到社会阶梯的顶端。但就是这样的湛红兵，也曾经是被哈佛接纳去“游学”的人。

他之所以能去哈佛游学两天，得益于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也就是CEO俱乐部的创办人——2006年胡润财富榜上公布的中国第二首富、地产大亨严介和。严介和为这次行程支付了大部分费用，这个访问团中很多人都涉足建筑工程，地产开发和矿业。像湛红兵一样，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念完大学，甚至高中。虽然他们要一起去哈佛参加的是个以学术研讨为主的论坛。

论坛的全名叫“哈佛中国富民感恩论坛”，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哈佛北京校友会”（Harvard Club of Beijing），以及严介和旗下的“中国华佗论箭智慧国际集团”共同主办。

在哈佛停留的两天时间里，湛红兵如此前主办方的规划一样，听到了肯尼迪学院的迪恩.威廉姆斯、爱德华.摩骧特教授讲解国际领导力，还有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来自哈佛大学商学院或美国政府智囊团的相关研究者也发表了演讲。在论坛结束之后，严介和和此次会议的组织者还向肯尼迪学院的两位教授赠送了两尊邓小平陶瓷塑像。

组织方从一开始就宣布湛红兵和他的同行者们并不能从这次哈佛研讨会上获得证书。但是哈佛之旅有另外让他们在乎的东西：争先恐后地与到场发表演讲的著名教授们合影。

对于这样的活动，哈佛的主办方肯尼迪学院显然也倾注了心力。特意调集在哈佛读书的精通中文的学生们帮忙。哈佛毕业生彭磊（Bruce Peng）是帮忙协调这次活动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当时是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副会长。他说事后自己不得不向萨默斯正式道歉。萨默斯很生气他的演讲被翻译得很糟糕，同时也愤怒于太多中国人粗暴地拉着他要求合影。

“我觉得这是对哈佛资源的浪费……当你把太多无心攻读学位的人带到哈佛，就会减弱哈佛在中国的品牌资产，”彭磊对《智族》记者说。

哈佛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2011年的哈佛富民感恩论坛。活动出资人严介和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副院长约翰海赠送了一尊邓小平的雕像。

对于彭磊的担忧，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或许是最好的回答人。

身为肯尼迪学院教委会主席、艾什中心主任的赛奇是哈佛中国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但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最显赫的成绩就是推动肯尼迪学院和中国的深度交流。哈佛与中国相关的众多课程，都是由赛奇发起的。


“它（哈佛）是一个品牌，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看到的东西是最好的最棒的。”2012年7月，赛奇在位于哈佛的办公室里接受《智族》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他刚刚从上海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党校演讲回来。

安东尼.赛奇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来中国求学的第一批留学生，来中国之前他曾经师从施纳普（毛泽东研究权威）。1976到1977年间他在南京大学学习。他对自己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很是自豪。去年来中国演讲时，他还不忘对媒体表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1994年到1999年，赛奇担任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经手了一些中美之间交流的项目。而在哈佛开辟这类项目是在1998年，在赛奇的推动下，肯尼迪学院设置了“中国公共政策项目”——这个项目由香港地产开发商新世界发展集团赞助，也被称为“新世界学者”项目，吸引中国的高层官员参加管理培训。此后每年，哈佛肯尼迪学院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加培训。其中4-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2-3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

“每年有很多中国政府官员来这里进修，大多数（中国学生）都希望将来能够回国发展，并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哈佛的一名中国籍博士生说。

中国留学生“都想跟中国人的圈子打交道，所以因此他们不想直言，”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说。“他们不想谈论弱点和弊端，所以他们只讲优点。不过显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好的，而他们并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不好，他们为什么会避而不谈？”

九十年代后期，肯尼迪学院首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去哈佛接受培训。“如果你回想一下，十二三年前，肯尼迪学院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建立系统的合作关系，”安东尼.赛奇回忆道，“大多数都是临时安排的。”

1998年，除了设立的新世界学者项目，肯尼迪学院还为中国官员开设另一个重点课程：“中国领袖发展计划（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也叫“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该项目开设于2001年，是由肯尼迪学院，清华大学和中国政府高级智库“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共同发起的。这个项目对参加者的英语水平要求并不高，甚至没有要求。它是由中国安利集团资助的，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原则上是每个省一个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

安东尼.赛奇说，肯尼迪学院从这些培训项目中没有赚到任何钱。他估计在过去的十年中，大约有850至900名政府官员到哈佛学习过。

根据《 环球时报》的报道，2001年第一届“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60名中国官员结束培训后，赛奇点评说 : “中国学院培训班是学院所经历的最为成功的培训班 , 中国学员也是哈佛教授们遭遇的最尖锐的学生 。”这篇报道甚至将中国官员的表现和俄国杜马的官员相比：“已经过民主转型的杜马议员们思想保守、脑筋陈旧 、毫无生气”。

中国安利公司也承诺每年为这个项目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1994年就来大陆生意的、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承认 ，过去9年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 学习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

2002年，安利公司一位姓傅的发言人在跟踪了上一届学员的整个培训过程一年后回忆说: “ 中国官员的灵敏程度令人诧异,他们的口才也令人震惊，他们与一般人想象的官员形象完全不同。

参加过肯尼迪培训班的中国官员在回国之后，也积极撰写文章回顾哈佛之旅。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龙江文龙江文写道，有一次她和同学们辩论起了计划生育政策，她说自己向同学解释：“在一块同样大小的土地上，美国站一个人，中国却要站六个人，难道你们不会感到拥挤吗？”用这浅显的道理来解释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美国学员都表示可以理解。”

而时任贵州省商务厅副厅长的王术则回忆起，在接受培训期间，因为大部分美国教授并不知道贵州省的存在，他心中还曾略有不快。他记得有一次讨论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利弊时，教授的观点倾向于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点救世主的味道 ”。但王术君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如果利用不好，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福利损失，甚至会引起经济波动。如亚洲金融危机。王术君回忆说自己的发言在课堂上引起轰动。“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便激烈地辩论。教授非常气愤 ,认为简直不可思议。”

这样紧密的高层互动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毕竟，这不是个不需要成本的事情。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同样毕业于哈佛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的秘书长卢迈说“官员在清华和哈佛两地接受各六周的培训费用是每人20万人民币左右”。此后公众对培训的高费用表示出质疑。

截至本文写就之际，新世界发展集团、中国安利公司均没有回复我们的采访请求，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如何评估赞助哈佛培训项目的效果。如果按从2001年开始资助的时间来算，仅就中国安利公司就对这项培训投入了1300万美元的赞助。


在对中国官员培训所展现的热情和深度上，肯尼迪学院难免让人联想起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官员培训基地——中央党校。


“在中国流传着一个说法，我们是第二党校，”赛奇说。“这里所有人都很清楚中国是多项研究和工作的核心领域，以中国目前的重要性来说，这一点都不奇怪。”

高等关系网

2011年的哈佛富民感恩论坛全体成员合影。

“就我理解，尽管哈佛从未公开表态，但是他们不想忽略和中国政界、商界的关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哈佛法学院硕士仝宗锦在接受《智族GQ》记者采访时说道，“他们也欢迎中国官员的孩子去学习。哈佛希望以此建立对中国的影响”。



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29岁中国学生于雷（音译）说，在他入学的最初两年里，主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就是参加肯尼迪学院的欢乐时光派对，以结识更多政府官员。“我经常能够碰见高官，在那里和他们说上话的机会更大。回到中国你根本不可能见到他们。差不多同时有100个人等着跟1个官员讲话。那场面很棒。”



对于出身于1980年代的于雷那代人来说，“中国人觉得哈佛是最好的学校，在哈佛能学到最先进的知识，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然后进入最优秀的关系网。”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留学生说，曾经有一名来访学的中国官员想请他帮忙其完成课程作业。



而对于在哈佛其他学院就读的另一些中国学生来说，肯尼迪学院的“开放”正在对哈佛的声望造成负面影响。“肯尼迪学院是最差的，”一个要求匿名发言的中国博士生略显激进地说：“它根本不是学术导向的。它是一个拉关系的学院。那些访问学者只想要个头衔。他们到这里来只是想在简历里写上一笔。到肯尼迪学院随便看看你就会明白。很多人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刷微博。有些人英语都说不利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经对在哈佛修读人文学科的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调查，68%的人愿意 “在政府或者体制内相关机构从事 公共管理或者政策类工作 ”。在被问及他们的动机时，44%的人认为这能提供更大的事业平台，36%的人认为是实现人生理想、为人民服务；还有10%的人认为在政府工作社会地位更高。



而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去地方政府工作？如果愿意的话，最低到哪一层？”时，38%的人选择了“是 ，省级 ”，32%的人选择了“是，市级 ”，另外有19%的人选择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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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与中国



“一所有影响力的大学一直有个让他们焦虑的问题——要如何一直保持最大层面的影响力，又不失去自我的理念。”一个接受智族记者采访的哈佛大学的老师认为，这是哈佛的难题。



肯尼迪学院的培训方式并不是哈佛对中国参与的第一次尝试。



20世纪初期，哈佛大学还在上海开设过医学院。“当时的想法是把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文明带给发展中国家，双方交流频繁。”哈佛上海中心的董事总经理韦杰夫（JeffreyWilliams）对智族记者说。（在本文发刊之前不久，韦杰夫刚因为个人原因辞去上海中心的职位）。



也正因此，哈佛和中国的很多学者，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精英人士建立了深入的联系。1936年是哈佛大学建校300年纪念，中国校友集体捐赠了一座本属于中国北京颐和园内的汉白玉石碑，重达27吨，到今天它仍然被安放在校园里————可见当时的哈佛中国校友在这个国家能动用的资源。



但哈佛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已经过世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所影响的。费正清被公认为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学者中最卓越的一位，他于193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费正清“逐渐意识到，如果美国继续与这个守旧腐败的国民党政体关联，中美关系的基础就会荡然无存。”



费正清对中国的社会革命抱有极大的同情和理解，这的观点让他在同时期的汉学家中显得有点孤立。二战结束后，冷战发端的岁月，费正清返回哈佛担任历史系的教授，他曾经在哈佛的草坪上对美国公众演讲：“中国的革命是本土演变出来的，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式的，但是完全是中国式的。美国对这样的运动无能无力。”



也正是对中国自身逻辑的理解和尊重，让费正清本人、还有哈佛比同时代的西方学界更早意识到和中国合作、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正因此，在上世纪60年代，费正清曾经敦促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并支持其取代台湾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尼克松总统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费正清作为受周恩来总理邀请的小型学者团的成员，重返中国访问。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20世纪早期时类似，哈佛开始仍然选择低调以科技文化为突破口，最平稳地参与中国的合作。哈佛商学院的四名教授也带着特殊的使命访问中国——寻求与中国高校之间的合作关系。



此行其中一名教授是沃伦·麦克法兰（Warren McFarlan），他是哈佛商学院荣誉教授。



麦克法兰教授现在仍然经常前往中国讲授管理培训课程，同时也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哈佛上海中心讲课。2012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理解的哈佛和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我的朋友们说，‘沃伦，你为什么要跟中国打交道？’”他说。



“我说，‘实际上我并没有跟中国打交道……你不需要热爱他们。你不需要喜欢他们。你只需要明白，当我的孙儿们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这将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必须要共存共生。”



对于为什么在1990年代中期开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肯尼迪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爱德华.康宁（音译）是这么解释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哈佛选择向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开放自己的知识储备，既是自身优越感的证明，也印证了肯尼迪学院创院院长格雷厄姆.艾莉森曾经表达过的“精英治国”论。格雷厄姆曾经对新华社表示，“如果一个政府由精英组成，在道德上高度自律，对国家的发展有英明的见解，这样的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竞争力’。”



安东尼.赛奇也坦承，在推动对中国官员的培训过程中，肯尼迪学院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和否定，“不是每个人都一开始赞成创建这个项目的计划，考虑到中美关系经常会出现紧张局势。”



但赛奇的回答又明显带有哈佛的精英主义痕迹和独立意味：“与其说政府试图影响我们，不如说我们在影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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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政治

也许，对于现在的哈佛而言，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是否该积极参与中国发展的进程，而是在影响和塑造一个超级国家的同时，如何不丢失自身的学术本位和制高点。



对于这个问题，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在哈佛内部树立了一种更有实践性的标准。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作者，这位亨利·福特二世教授尽能地用学术的谨慎耐心来超越政治的尖锐和对立。



1997年11月，傅高义教授代表哈佛邀请江泽民来哈佛演讲。在演讲中，江泽民表示 “非常赞赏铭刻在贵校大门上的校训——‘为增长智慧走进来’和‘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



而此前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对政治事件的不同判断，哈佛内部对是否应该请江泽民访校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九十年代，很多学者觉得我们应该与中国断绝来往……我们应该通过断交的方式来惩罚他们。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应该有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哈佛有很多人反对他的来访。这件事争议很大。” 2012年7月，傅高义在哈佛附近的家中接受智族GQ采访时说。“我想，我这次邀请江泽民前来，有助于加强哈佛大学与中国官方的友好关系，”



“你或许会遇到一些人说我对中国的态度太温柔，因为我太讨好他们，”傅高义说。“这里有很多人都想对中国加深了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试图突破限制，你就无法完成工作。我觉得，如果你接受他们给你的限制，并且尽量从中学习，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你就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成果。”



在哈佛内部，和傅高义本人在中国问题上享有同等声望的德怀特.泊金斯（Dwight. H. Perkins），一直以来也用最大限度的合作精神来完成自己对中国的研究。1978年，作为哈佛访华团的代表之一，泊金斯就参与了和邓小平5小时的会谈，后来还主持了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哈佛的活动。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泊金斯就撰写了《市场控制与共产主义中国的计划》一书，是国际上最早突破冷战偏见、研究1949年后中国经济的西方学者之一。



在学术界，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势，与国外大学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也逐渐成为影响哈佛内部学术趋势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哈佛现在的11个学院中，其中有3个学院从事当代中国的研究和教学，哈佛的全体教职员中至少有200人从事的研究项目与中国有关。而从1990年代起，肯尼迪学院就在企业政府中心下面设立了亚洲项目组，共有23名研究人员专门研究当代中国。



在尽可能地将认知视角伸向中国社会的末梢时，哈佛已经有自己的一套处理政治矛盾的潜在规则，在此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教授们看来，这和学术中立性并不矛盾。



包弼德（Peter K. Bol）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卡斯维尔讲座教授（Carswell Professor）和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他本人在中国大陆有几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其中包括与复旦大学合作创建一个涵盖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地理信息系统。他本人非常肯定哈佛对学术中立的肯定。



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教务长豪尔赫·多明戈斯（Jorge Dominguez）说，“我们确实会告诉人们，无论他们要去博茨瓦纳还是北京，‘你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我们所说的全部就是这些。”



尽管在哈佛拓展边界的同时，也会有人因为哈佛的“中立”而失望：



“哈佛的学者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政治技巧，”麻省北安普顿大学史密斯学院的中文与比较文学副教授，同时也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的萨宾娜·奈特（Sabina Knight）说。“很多哈佛的学者都会用含沙射影的方式谈论敏感话题，但绝对不会当面讲出来。我想，在哈佛获得一个职位就有点像是当上了一名政府官员。维护这座学府的名誉是你的责任。你并非只代表个人。这里自然而然会被培养出某种上流社会的外交辞令。”



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部分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中国学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完全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研究生说。“我想，只有极少数人在研究敏感课题。这也许是哈佛让人失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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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校友会

2012至2013学年度，哈佛有686名中国学生注册攻读学位课程，学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是哈佛历史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此外，哈佛还有超过800名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去年夏天，有400名哈佛的学生，从学士到博士，为了调研或工作实习访问过中国。再加上过去的十五年里，肯尼迪学院为中国培训了上千位中国官员、解放军成员。哈佛已经在中国拥有了数量可观的校友团体。



在中国，这部分哈佛的精英尝试利用校友会这种积极的组织形式，尽可能地兑现校友关系、包括哈佛品牌所能产生的最大价值——中国的巨大影响力正让这一切变得可行、必要。



在北京，有两家哈佛校友会。一家主要是由外派到北京工作的哈佛校友组成，他们在酒吧里跟其他学校的校友会举办社交活动，偶尔也会邀请各界精英进行讲座。



另一家官方的“哈佛北京校友会”则是中国人管理的，现任会长傅军担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哈佛北京校友分为普通会员和黄金会员两种，只要向校友会每年捐赠两万元人民币的中国籍哈佛毕业生，就可以成为黄金会员，并获得“哈佛标识的黄金胸针一枚”、“哈佛大学教授或官员来访时安排特别的会见”等待遇。



2008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华裔哈佛校友决定参加“哈佛北京校友会”举办的春节联谊活动。“我是和我男朋友一起去的，我们往宴会厅入口走去的时候，服务生们开始在我面前摆手，说我不能进去，”这位校友说。“我身上带着自己的哈佛学生证，于是我说‘我曾经答复过邀请函并确认出席，我在你们的邮件名单上。”



最终他们被允许进入。“我们推开宴会厅的门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个人说，‘外国人来了，我们现在得说英语了。’我们往里走，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房间里除了另一个白人之外，全是中国人，我们坐下来，晚宴继续进行。”



“北京校友会不允许任何白人加入，”一位在上海开设商务咨询公司的哈佛校友肖恩·雷恩（ShaunRein，中文名小山）说。“一个只为中国大陆人设立的哈佛校友会——那太无礼了。”



这完全违背了哈佛发起与中国交流活动的初衷——在美国的哈佛校园里，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也组成了一个“封闭的团体。“我们学院的中国学生里关系错综复杂，”哈佛商学院教授麦克法兰说。“他们互相都认识，而且都颇有渊源。”



也许因为哈佛中国校友在国内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哈佛中国校友会在国内的运作一直带着某种封闭性。但他们非常愿意使用这个标签来拓展哈佛和中国的关系——积极推进肯尼迪学院开展“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除了安东尼.赛奇之外，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的卢迈本人也是肯尼迪学院的硕士。



此外，哈佛中国校友会正在逐渐形成向哈佛捐赠的习惯。对于哈佛而言，只有维护好和中国校友会的关系，才能真正在中国扎根——这也是哈佛近年所致力拓展的领域。



在哈佛取得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的胡祖六（Fred Hu）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在高盛集团负责大中华区的管理运营，现在他是一家基于中国的国际投资公司春华资本集团的主席。



据哈佛内部一位熟悉学校筹款事务的人士说，胡祖六捐了一大笔钱给哈佛，用来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胡祖六拒绝透露他捐款的具体数目。但是他说自己也慷慨奉献了很多时间给哈佛的师生和校友们，向他们提供从论文指导到中国政府与经济洞察的各类帮助。



其他来自中国的哈佛校友对母校的回报有多少则不得而知。而哈佛在同中国接触的过程中面临的更大问题则是，这些中国校友是否有意参与一项更重要的活动：为哈佛大学拥有的300亿捐赠资金增加捐赠——目前，中国人在其中的角色仍然微乎其微。



“长远来说，建立关系的背后是有着财务动因的，”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校友说。“去年一位哈佛教授跟我分享了一项有关哈佛所获捐赠的统计数据，学校从新西兰获得的收益比从中国获得的还多。这一对比显示出校方从中国获取财务回报的进度已经相当落后。”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它不可能在五年之内有起色，但你或许会觉得哈佛是最容易从那些捐赠者手里募款的。那实际上比你想象中难得多。”这位校友说。



“拉里·萨默斯还是哈佛校长的时候，我记得跟他有过一次讨论。他说‘我们要大力投资中国市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比现在多得多，”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的包弼德教授说。“他说，‘你对中国是否感兴趣其实无关紧要，这个国家未来将会在世界上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哈佛没有参与中国的发展并有所作为，会是哈佛的损失。’”



“他问，‘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我们需要投资多少数目才能让哈佛的教职员和学者深入中国？’”



“我说，‘嗯，你每年打算花多少钱？一百万，一百五十万？’”包弼德说。



“他说：‘那太少了。太少了。我们得认真对待这件事。’”



很难计算哈佛已经在中国花了多少钱。校方拒绝透露成立2010年成立的“哈佛上海中心”的费用。但我们可以从“哈佛中国基金会”的运作中体会哈佛对中国的野心。



同样对上海中心进行了资助的“哈佛中国基金会”希望能募集到5千万美元，用于哈佛大学在中国开展各项活动，其中包括向有意进行中国相关研究课题的哈佛学者提供经费。到目前，基金会已经从大学里直接募集到了1千5百万，而来自外界的捐赠更是超过了这个数目。



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尽管哈佛中国校友会对哈佛的捐赠贡献甚微，但哈佛仍然坚定地通过为中国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来长远地延伸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副教务长多明戈斯说哈佛已经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协议，会妥善安排奖学金“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自中国的学生。“



“我们目前迫切需要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的资金来源，因为我们目前正在使用学校的不受限资源来提供奖学金，那是我们的私房钱。我们本可以用这笔钱支付采暖燃油费用，但是我们现在用它来付奖学金。”多明戈斯说。



校方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哈佛大学动用了5百万美元自主基金给学校里的中国籍博士生提供资助。知情者还说，对于哈佛中国基金会及其运营状况，学校内部有诸多不满。



“及至当时，中国还并不是拓展计划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者，因为仅仅30年前中国才真正开放国门，并且开始输送学生到哈佛，”副教务长多明戈斯说。“我推测，在未来学校的发展上，中国会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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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自由贸易”

哈佛上海中心内景。上海中心占据了浦东一座摩天大楼的整整一层，是哈佛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之外的第一个同类型的展示研究空间。



前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的担忧并没有变成现实：他曾经担心哈佛如果没有参与中国的发展，会是哈佛的损失。继在上海开设医学院将近100年多年之后，2010年哈佛启动了哈佛上海中心，成为第二个直接影响中国的阵地。



哈佛上海中心占据了浦东一座摩天大楼的整整一层，是哈佛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之外的第一个同类型的展示和研究空间。中心入口挂着波士顿大学书法研究专家白谦慎为中心写就的精美书法，大意是强调“知”与“行”的统一。



在中心落成的晚宴上，哈佛大学现任校长Drew Faust将中心的成立形容为“思想的自由贸易”。上海中心的核心设施是一个配有视频会议设备和同声传译设备的环形阶梯教室。在这些设备的协助下，教师可以采用中文或英文授课，学员可以选择任一语言听课和学习。



哈佛上海中心尽可能地选择低调地铺展自己的影响力。“就我所知，我们试着在打开知名度和维护哈佛的声望之间，维持平衡。”哈佛上海中心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说，“他们不愿意让大众媒介作太多推广、让人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的活动。但考虑到目标客户，这明显缺乏常识，人们常常对中心的真伪表示怀疑。”



“他们有很多和企业和政府相关的培训，这些培训都已经被预约满了，大多针对跨国公司和国企。也很能理解来接受培训的大多是国企的员工。”这位员工说，“整体来说，我认为这些项目非常昂贵。”



哈佛上海中心的网站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列培训课程的价格；“战略设计与战略执行—中国课程，2014年4月21–25日，学费：10,000美元”、“提升企业绩效—中国课程，2014年3月2–5日 ，学费：9,000 美元”、“企业全球化金融战略 2014年7月9-12日，9500美元”，“全球CEO课程， 510000人民币”…



哈佛中国基金会的主席是柯伟林（William Kirby），他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授，同时他私下里有个非正式的头衔——哈佛与中国关系方面的“万事通”，他可以很娴熟地引用大量中国古典诗词，本人还收藏了大量中国的艺术品。



2006年，前任校长萨默斯免去了柯伟林哈佛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院长的职务。据哈佛商学院麦克法兰教授说，柯伟林辞职几天之内，哈佛商学院就重新聘回他，帮助制定对中国的策略，“我们院长一分钟都没耽误就约柯伟林共进午餐，”麦克法兰说。“柯伟林立即显示出对中国各项制度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会让我们的开发进程一下子前进十年。”



“事情并未按照管理层希望的那样发展，”知情者说。“柯伟林和校长对于他要做的事情也并没有达成一致。看起来也没有战略计划……他在中国校友中有很大影响力，也是哈佛大学在中国的代言人。但是发展办公室看上去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



2012年8月，哈佛大学任命该校统计学系主任孟晓犁担任文理研究生院院长。孟晓犁是哈佛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院长。

哈佛的知情者说，很显然，对孟晓犁的任命主要是为了帮助学校在中国大陆进行募资。学校没有回应《智族》对孟的采访请求。



“听新任院长谈起在中国募资，他会告诉你中国人都把哈佛视为金字招牌，但是，”这位知情者说，“他能感觉到变化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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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包的贬值



或许也因为哈佛与中国交流的这种积极的态度，中国一些机构很快完成对接哈佛的一条条产业链。哈佛的名字几乎会出现在中国教育产业的每一家机构里。主要目标是来自中国大陆富裕的高管阶层，因为他们有足够财力邀请哈佛的教授来讲座，培训，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环节——合影。



在中国通过搜索引擎能找到二十多个自称与哈佛大学有合作项目的公司和大专院校。在一个叫做www.quhafo.com（中文意思是“去哈佛”）的网站上，一个叫沈浩（音译）的哈佛学生贴出了自己的学生证，证明自己确实在那里就读，并且说能够安排与哈佛教授的会面。我们发邮件给沈浩询问这项生意，他没有回应。



一家专为中国精英阶层提供私人定制豪华出国游服务的公司“亲和中国（Affinity China）”在应答询问的邮件里说，公司“绝对可以安排与哈佛大学教授会面的美国行程。”其他网站还主办与哈佛大学学生一起在中国参加夏令营的活动，网站上说，参加活动的哈佛学生能为中国方面的参加者写推荐信。



一个叫做www.ceoyx.com的网站上正在推出了一个在波士顿举办的一日培训项目，内容包括课程，午餐和与哈佛教授的合影环节，以及一张结业证书，项目标价8万9千元人民币（大约1万5千3百美元）。



即使出现在哈佛中国校友会网站上的《哈佛中国评论》(Harward China Review)也被人质疑为滥用哈佛的招牌。这本刊物由哈佛毕业生张黎刚在1998年创办，宣称李肇星、曾荫权、傅高义、约瑟夫.奈等人都曾经为刊物撰稿或接受采访。但2008年，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生，原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员任意发表文章，质疑HCR逐渐为卫斯理学院、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等外校学生“劫持”，而且论坛的内容逐渐从学术转向“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性论坛”——该论坛2013年的演讲者有万科集团的王石、泰康集团的陈东升、还有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



罗杰·王（Roger Wang）是一家名叫“中国阳光咨询集团”的旅游公司的总裁，正是他帮助湛红兵一行安排了2011年的哈佛之旅。从那之后他又多次组团访问哈佛，其中包括一个30人的温州商旅团。“要找到一个能够把教授说的话译成中文的优秀翻译实在是太难了，”王说。“但是，最希望参加这类观光团的大多数人都是商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根本听不懂教授们在说什么。就算翻译成中文他们也理解不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哈佛就是学术界的路易·威登。”办公室位于上海的奢侈品咨询公司St. Pierre, Brabant, Li & Associates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得博拉邦特（Charlesde Brabant）说。“保持独一无二和品牌完整是关键。哈佛或者路易·威登这样的大品牌面临的挑战是，他们需要产生大量收入或者吸收捐款才能生存下去。但是如何在不弱化品牌力的前提下做到，是挑战所在。”



哈佛的品牌力在中国逐步弱化，不仅是因为太多人宣称自己曾经在哈佛留过学，同时也因为人们对出国镀金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向往。“随着中国的影响力逐渐强大，中国不再那么需要哈佛这种地方了，”一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说。



但是，对某些人，比如来自丰都的富商湛红兵来说，哈佛仍然意义重大。“我从哈佛买了一件纪念品，送给了我的孩子们，”他说。“对于我这种没念过书的人来说，哈佛改变了我。我从来没上过大学，但突然之间我上了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毋庸置疑，哈佛仍然继承着无与伦比的品牌遗产，它自身应该有足够的成熟度来迎接对自身价值的腐蚀，它必将是影响未来中国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哈佛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那些去肯尼迪学院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也许会对西方的思想很开放、也很尊重，这类教育也给了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但是当哈佛来到中国，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这需要时间。”前述接受采访的哈佛上海中心的员工表示，



不过，首要的问题仍然在于，不管哈佛对中国改变了多少，中国将在何种程度上继续改变哈佛。“如果你想问哈佛在中国的未来，先问一个相关的问题，”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毕业生彭磊说。“中国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这也让人忍不住再想起，二战结束后，回哈佛担任历史系教授的费正清在草坪上对美国公众演讲时说的：“处理中国历史的关键就在于，去面对真实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期待的中国。”



原文刊载于《智族GQ》杂志2014年1月刊，微信版本经过特殊处理。我们致力于提供深入全面的优质报道，如需转载请向我刊法务部门申请授权，或者回复「版权协议」查看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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