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浩潮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五十一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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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一：山雨欲来


在大时代的浪潮中，每一个人的命运就象一粒沙子。------ 转引自电视剧《父亲的身份》


前言

  “史无前例”的文革，不知不觉已过去五十年了。尽管这场运动的主体：当年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还健在，历史的真相仍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中，然而社会上还是出现 了不少怀念文革，美化文革的文章。一部分作者是沒有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他们盲目地崇拜：空间上，一切外国的都崇拜，西方是极乐世界固 然是绝对真理，美化印度，尼泊尔，越南，朝鲜，古巴的文章也屡见不鲜。一言以蔽之：中不如外。时间上，一切过去的都崇拜，民国如何平等，文革如何民主。一 言以蔽之：今不如昔。另一部分作者是文革的受益者，他们快乐建筑在大部分人的痛苦之上，文革是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自然念念不忘。
  1966年，我正在读初中二年级，是一个努力学习，尊师守纪的学生，用一句话概括当时的我就是：5分加绵羊。突如其来的文革“庄严宣告”：5分毫无价值， 甚至是“书读得越多越蠢”，绵羊在提倡“要武”的环境中根本无法生存。老师不仅不需要尊敬，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是批斗对象。纪律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基本 上都属于“砸烂”之列，更谈不上遵守。我的家庭成份是职员，这使我无资格加入运动开始时只有“红五类”才可以参加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使我躲过了 “黑七类”子弟遭受的迫害。现在回顾起来，这“不红不黑”的家庭出身使我沒有参加运动初期批斗打砸的红卫兵，也避免了后来不少人为了复仇而参加武斗，使我幸运地避免了更深地卷入文革的漩涡中。当时的中学生，积极参加运动的大概只有5%，我是属于基本上置身事外的95%的“逍遥派(文革中对不参加派别组织的 学生的称呼)”。我所在的广州是邻近港澳的大城市，每年春秋二届在广州举行向全世界开放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了向全世界显示形势稳定，在文革期间 也照常举行。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广州还是一个比较有“皇法”的地方。广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广州人大部分都比较文明，务实(不易被宣传鼓动而参加激进的活动)。就在南方的大城市广州，一个并未积极参与文革的初中生，我在文革的体验是很平凡的。然而在那不平凡的岁月里的经历，仍然是平静岁月中无法体验的历史，把这些记忆写出来，是一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的责任。
  回顾和反思过去，是为了关心当前和未来。      
  先回忆一下文革前夕的时代背景和我就读的中学。1964年我进入广东华侨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一年后侨中要迁到郊外五十一中学的校址，五十一中学则迁到侨中 在维新路(现广州起义路)的“西舍”。华侨学生全部随校搬迁，国内学生可以申请搬迁，其余的转到五十一中学。班主任刘老师曾和我谈话，希望我申请随侨中搬迁(刘老师是语文课老师，他曾和我谈话希望我考虑以后就读文科专业，我告诉他我的理想是就读理工科专业，使他挺失望的)。父亲的意见是住校费用较大， 还是留下来吧。对比一下当时侨中的师资、设备、及图书馆藏书都比五十一中要高一个档次，如果沒有文革，随侨中搬迁应是较好的选择。五十一中是新办的学校， 沒有高中，而且这个属于“小市民”子弟的学校，並没有高干及军干的子弟就读。这个特殊的环境使一年后爆发的文革，我们初二(五)班的Z同学成为全校的文革风云人物，此是后话。
  文革前夕，学校及社会上已出现很多以前沒有的现象，报刊上大谈阶级斗争，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文艺作品。外国及香港的电影不再上映，舞台上古装戏也消声匿 迹。学校的教育不断强调要“为革命而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练起了红缨枪。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好象沒有以前那样受老师及同学的器重。有一天，一位时任少先队大队委的同学私下告诉我一个秘密：最近在大队干部会上推选优秀少先队员，有人提议推选我，然而遭到了少先队总辅导员(政治老师)的否決，理由是我“只专不红的思想很严重”。这个老师从来没有和我单独谈话，却在背地里给我穿小鞋，令我十分不快。另外学校内开始强调“培养工农子弟”。Z同学出身工人阶级，但功课不佳，是留级到我们班的，也不是班干部及少先队干部(中学仍有少先队组织，班内有两套干部)，课后学生干部留下开会，“努力要求进步”的Z同学厚着脸皮也留下来。“努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班主任(历史课老师)叶老师决定给他一个“民兵队长”头銜，后来他又成了我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共青团 员。幸亏叶老师待Z同学不薄，文革中大权在握的Z同学未把他打成牛鬼蛇神。5月份，《解放军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课堂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读报员向全班同学宣读了这篇文章，那几年接二连三地批判了《海瑞罢官》等戏剧、小说、电影。当时觉得这也许是这一系列批判之一，并未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很喜欢上叶老师任教的历史课。他给我们讲授了许多课本上沒有的内容，也包括他的一些个人见解。他曾在课堂上为曹操翻案，认为曹操是英雄，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这时他赶紧出来向大家检讨，说当时的言论受郭沫若的影响，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此宣布收回。叶老师的谨小慎微后来证明十分明智，他是学校后来的大字报运动中受冲击最小的，安然渡过文革。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建议废除高考的文章，这些充滿火药味及慷慨激昂的革命措辞的文章似乎令人无法反驳，其中一句“我们有一个最最最最强有力的武器——伟大的毛主席思想”，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红卫兵语言”，以后在文革的日子里大行其道。我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上大学的愿望从此看来很渺茫。以革命学生的名义发出的这些公开信其实是秉乘了中央的“旨意”，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这一推迟可不是半年。直到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在这冠冕堂皇的措辞下面，沒有关系，沒有权力，不会或不屑讨好领导的学生永远不可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当然，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人材，毕竟他们在那个年代有机会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优秀的人材那时候只有这条路上大学。

  在文革将至之际，学校的领导们纷纷出来表态，记得在教学楼二楼的走廊上，叶主任慷慨激昂地表示，要积极投身文革，要勇于自我批抨，要“引火烧身”。她的“愿望”不久后实现，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
文革开始的时候是班内同学自由组合成“战斗小组”，写大字报揭发和批抨老师及学校的一切“非无产阶级及封资修的思想”，但严格规定只能贴在校内。我和五六个同学成立了一个“真理捍卫小组”，由我和另外几个平时作文成绩不错的同学口授，由写得一手漂亮隶书的陈同学书写，我们的大字报字体恭整，文笔流畅， 在校园内风光一时。回想起来我们的大字报还是比较“温良恭俭让”的，记得有一张写给班主任的大字报是这样结尾的：“叶老师，努力吧。我们等待着你进步的消 息”。那时沒有想到贴大字报会升级到批斗老师，继而冲出校园，直到把中国弄了个天翻地复。
  有一天，在教学楼的外墙上贴了一张题目为《毛主席和王海蓉同志(毛的表侄女)的谈话记录》，上面有很多毛主席对教育的指示：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
  “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6park.com
  看完这张大字报，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话真的出自毛主席？1968年初，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军训团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证实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属实。
  那些平时不爱学习，在学校混日子的同学看了这张大字报，当然是欢天喜地。不用功读书，考试作弊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有个同学还特意向我说：“袁某，看到了吧？这些年你可沒有听毛主席的话，你要好好检讨啊。”
  有一天，到学校转了一圈之后，几个同学到中央公园附近闲逛，无意中发现平时闲人免进的市人委可以随意进出，里面贴滿了揭发各级领导政治上的反动言论，工作上专横跋扈，任人唯亲，生活上腐化堕落的大字报。记得有一张大字报如此写道：“要往上爬，不是出卖肉体，就是出卖灵魂”。我心目中神圣的政府机关竟然有如 此乱象，令我目瞪口呆。离开市人委的那一刻，建筑物上高悬的国徽，不知道为什么，它沒有了我心目中往日的庄严。

  五十年前的七月份，沒有期末考试，也沒有宣布放暑假，大家仍是每天在学校里写大字报，看大字报，迟到，早退，甚至不上学也没人管。当时在校的初一至高三一 共六届中学生的教育到此为止。我从此经历了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连，长征(步行串连)，无所事事的两年，再到农村工厂工作九年，一共十一年多失学的经历。 多年后，我们这一批中学生被称为“老三届”，我们聚会时常以“初一的”，“初二的”互称。
  然而，沒有人想到，包括这场运动的发动者，一场史无前例，席卷全国，长达十年之久，波及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平民百姓，其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的浩劫正在向中国人民袭来。
  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2016年7月6日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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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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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红卫兵”这个名字。《人民日报》对红卫兵的作了这样的介绍：红卫兵 是首都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发成立的革命群众组织。沒有人想到在接下来的两年，这个经官方支持成立，以大中学生为主体，横行中国社会，令人闻风丧胆的暴 力组织，震惊了世界，写入了历史。
  1966年的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从北京刮向全国，刮向广州。
  在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门外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此前大字报仅限在学校，单位内张贴），批判他们浪费材料制造特大的皮鞋做商业广告，很多上了年纪的广州市民都还会记得这张批判“大皮鞋”的大字报。
  高呼“红色恐怖万岁”及“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在街头张贴标语，发传单，贴大字报，集会演说。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一德路的石室等寺庙和教堂，禁止一切宗教活动。红卫兵甚至要破除回民饭店禁吃猪肉的规定，幸好政府知道信奉伊斯兰教(回教)的回族人不好惹，把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劝住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作为“资产价级虚伪的自由象征”砸毁了。连孙中山的像，也有人鼓动要拆除。
  红卫兵纠合一些小学生，在大街小巷拦截路人，裤子太窄的当众用剪刀剪开，扎了长辫子的女孩，也成为攻击目标，运气不好的被当场剪掉，至少是“勒令”回家后自己剪短。穿着从香港带回来的尖嘴皮鞋的，当场被勒令脱下砸烂。
  马路也纷纷换上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维新路改为广州起义路。各大城市都有的中山路，也有人企图改掉。这些旧路名在文革后纷纷恢愎，只有北京路及广州起义路的路名沿用至今。
  理发店取消电发等项目，不准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准做奇装异服。爱群大厦改为人民大厦，中苏友好大厦改为反修大厦，羊城宾馆改为东方宾馆(此名也沿用至今)。中学也纷纷改名，我们的五十一中改为燎原中学，这名字大概只用了几个月。
  红卫兵禁止饭店设服务员，由顾客像在食堂那样自己去端饭菜。红卫兵还勒令私房主不准收房租，资本家不准拿定息。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被斥之为“封、资、修的腐朽生活方式”。无数“黑七类”家庭被抄家，家具被砸烂或搬走，书画被烧毁，金银首饰及银行存折被沒收。不少家庭被抄之后，只剩下四面墙壁。到处是满载红卫兵及抄家物资的卡车在马路上飞驰，那时他们还沒有旗帜，用国旗暂时代替。有一次我看到卡车上装着一口抄来的棺材。
  贴滿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到处散发的传单上充斥着红卫兵独创的语言，通常用“红卫兵XX号通令/勒令”为标题。内容为“所有黑七类及其狗崽子，竖起你们的狗耳听着:勒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否则，格杀勿论１署名通常为某某中学红卫兵，其中用铅字印刷的，语言最粗暴的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及“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这些来自天子脚下的红卫兵“宪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责广州的红卫兵“斗争不够坚决”，使广州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继续升级。
  8月份的某一天，Z同学穿着一身军装，佩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校园，他告诉大家自己刚从北京回来，为了尽快回校掌权，他放弃了 毛主席的接见。他成为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 ”主任，并组织了我校的“主义兵”并成为领导。 运动开始时的“主义兵”只有红五类才可以参加。非红五类的要努力表现，才可以参加“红哨兵”，“赤卫兵”等红外围组织(我们私下戏称他们是“伪军”，这话 如果让Z同学知道，可是反动透顶，如果这些红外围是“伪军”，主义兵岂不是“日本鬼子”)。
  我校的牛棚也在学校的教室建立起来，不少的老师以莫须有罪名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去不准回家。记忆中关进去的有叶主任，教我们语文课的蒋老师，数学课的许老师，音乐课的关老师，物理课的林老师，还有教其他班的几个老师，再加上一个罪名是“摘帽右派”的学 校总务处办事员。数学课许老师的罪名是“汚蔑少数民族”，他曾在解放初期参军到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当地百姓设宴以生老鼠肉招待驻军，许老师说当时不敢不吃，只能含在嘴里，找个无人的地方吐了。这些故事是我们到华南植物园劳动，晚上休息时他在宿舍给我们讲的，沒想到成了文革中的罪名。教音乐课的关老师的罪 名是“传播封资修黑货”，他在音乐欣赏课中以留声机播放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发给每个学生的油印音乐谱上，详细标注了如何理解音乐中描写的龙舟比赛中各 船奋勇争先的细节，至今记忆忧犹新。
  每天，這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排成一队，头发被剪成“阴阳头”，“十字头”，唱着那首《牛鬼蛇神歌》，其歌词是：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 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前往被批斗或从事清洁校园的劳动。有一天雨后，他们正在清理地上的积水，Z同学大声喝令关老师把积水喝了，关老师低声辨解 说这脏水不能喝。Z同学冷笑一声说，你还知道不能喝！扬长而去。
  批斗会上，牛鬼蛇神们在台上，低着头，每人挂着一个黑牌，排成一列陪斗。主要的批斗对象则由两个红卫兵以“喷气式”的姿势押向舞台正中，大家轮番上台发言，揭发批判其罪行，夾杂以“打倒”，“砸烂”，“彻底清算”等等口号。有几次一个绰号叫“大只车”(象棋中的“车”广州话念“居”) 的大个子红卫兵想冲上去打老师，幸好都被几个女红卫兵拦住了。她们还是有点良心的(也许她们想的是执行“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最高指示)，当时也只有她们 有资格，有能力阻止老师被打。
  Z同学打人的武器是他腰间束的武装带(是一条士兵配发的帆布武装带，他无办法弄到更“酷”的军官皮制武装带)。有同学看过他用来打老师，通常他会把武装带解下来，或者作准备解的姿势，发出“信不信我抽你”的威胁，我还没看过他真的打人。班上有一位谢同学，出身工人阶级，不知道为什么让Z同学查到他父亲曾因 聚赌等罪名被送往劳动教养，他学习成绩不错，曾多次讥笑Z同学。这回Z同学大权在握，报仇机会到了，没收了他的学生证，让他“滚回家去造你老子的反”。他 和我都喜欢阅读散文，平时交流也较多。一天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多日不见，他憔悴了很多。他问我可否愿意陪他上街走走，相信这是当时我能 做到的安慰一下他的行动吧。被Z同学剝夺了回校权利的他后来找我多次。
  我家所在的街道也不平静，那些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从来在历次运动中都表现积极。先是一群街坊趁乱批斗了一个平时欺压群众的街坊主任，不久来了一批华南师院附中的“南海红卫兵”，经过调查，他们认定这是“阶级敌人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组织了一个批斗会，仍让那位街坊主任上台挨斗，当所有人发言批斗后，突然宣布街坊主任是 革命干部，把那些刚才发言的人全部当场拿下，剪头发，按下头，开始比刚才更凶狠的批斗。几个大个子红卫兵不断地拿红缨枪的竹竿敲打着这些人的后背。
  那些日子，除了每天回校看看风头，回家就做一件事：破四旧。这可不是紧跟形势，而是为了自保而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我的祖父曾经营过几间酒楼，尽管酒楼在 日寇侵华初期已破产，祖父也在那时候病逝了，但这些居委会的几十年老街坊一定还会记得，说不定那天就会来找麻烦。在祖母的指挥下，我把家里的门口、门官、 土地、到厨房的灶君等供奉了几十年的神位统统烧掉，毁掉。把家里所有的线装书及卷轴画付之一炬，还能卖的书报送到废品收购店卖掉。前厅屏风的雕花用毛主席 语录贴上，前厅的酸枝家具、花瓶舍不得毁掉，则搬到二厅，希望它们能逃过此劫。当时“南海红卫兵”正在我所住的街道掀起一场残酷的批斗，制造“红色恐怖”。这帮红卫兵曾派出两人在我家门口站了几个小时，随时会冲进来抄家。后来不知道何故撤了，侥幸躲过一劫。
  恐怖的“红八月”，多少人被非法关押在牛棚里，连起码的人格、尊严和自由都丧失了，遭受折磨致残致死。多少家庭被查抄一空，被扫地出门，赶回原籍。多少文化典籍、文物古迹遭到比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更严重的毁坏。
  当时在Z同学“统治”下的五十一中，还是相对“文明”的。学校关押的老师在几个月后被释放，无一人自杀，无一人因伤致残。然而，留给他们及家属的精神创伤，将永远无法恢复。
  天子脚下的北京是“红八月”的发源地。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注1]
  随着文革在全国发展的深入与失控，大规模群众对立引起的大大小小的武斗，造成远远超过“红八月”的破坏和伤害。
   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2016年7月22日于美国洛杉矶
[注1] 内容来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 ... _2010101321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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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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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规定来京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大串连开始的时候，全体大学生及中学生代表(从红五类子弟中选出)才可以参加，我不是紅五类子弟，只能看着那些“幸运儿”乘火车到北京去串连。那年月一般人要上一趟北京远比现在的人到美国还要难。记得那些上了北京回来的同学大谈接受毛主席接见，在沿途 各火车站买烧鸡吃等等奇遇，那时已经有流言要打倒刘少奇，他们说刘仍然穿着军装参加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到首都高校劝阻大家贴批刘的大字报。
  本来中央的计划是各地的学生到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到各地串连，但这个缺口一开，局面很快失控。到全国各地串连的特权本来只授予北京学生，但很快其他地区的学生也开始在全国各地串连。中央赶忙在九月十八日发至各中央局，各盛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一级的文件中指示在国庆节前各地学生不要到其他省市去串联。中央在十月十五日再次给各级机关的文件中表示 “外 地来京革命师生现已超过百万，接待能力已达顶点，食宿、交通、卫生医疗等等都已发生极大困难。加之近来气温急剧下降，很多人不带被盖棉衣，极易生玻切盼 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待现有的外地革命师生离京后，再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的通知有计划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
  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省市一级，大家根本不知道。十一月初的某一天，Z同学看来心情不错，发了一张大串连的介绍信给我和另外七个男同学，及四个女同学。 一共十二人，任命我为领队。这回终于轮到我们出去全国逛逛了！Z同学告诫我们不要游山玩水，要到各地学习交流闹革命的经验，回来要写总结给他检查的。那时 候男女同学之间基本上不说话，只有在班干部会上讨论时会说一些公事，几个女同学后来找Z同学另开一张介绍信，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也觉得少了几个拖累，求 之不得。那时候火车票一票难求，不记得哪位同学找到去广西梧州的船票。
  自从得知我准备北上串联后，祖母，妈妈，和姐姐三代人一起为我赶制一件大棉衣。那时候买布要凭布票，棉衣的外套是新的蓝卡其布，里子是用好几件旧衣服拆下 来的布拼凑而成。妈妈是服装厂的老工人，外套做成当时流行的双排纽扣的“列宁装”，钉上最大号的黑色电木纽扣。这件大棉衣我穿了很多年，它伴随我北上串连，披着它在乡村寒冷的冬夜读书，在远离车间的配电室独自值夜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当我读到这首“游子吟”，都会回想起当年家人为我缝制的这件棉衣。
  祖母为我从邻居的越南归侨那里借来一个旅行袋及一条秋裤(广州人叫做卫生裤)。我把换洗的衣服，毛衣，秋裤，洗漱用品，吃饭的搪瓷碗和汤匙.还有地理课发的全国地图册，毛主席语录，笔记本等等收拾好。妈妈给我三十元，这是我有生以来身上带的最多的钱，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知道母亲担心我此行的安全，我承诺旅途中多加小心，到一个地方至少写一封信回家。
  一手夾着大棉衣，一手提着旅行袋，从朝阳里街尾出发，经过仁康里，贤思街(这些街巷已不复存在)，从文明路步行到大沙头客运码头，与同学们会合后登船，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
从广州到梧州乘坐的花尾渡(左)[注1]

船舱内部(图片来自百度)

我们乘坐的花尾渡是一种无动力的客船，由拖轮帶动，一艘拖轮可拖带二至三艘花尾渡。船舱内是两层床铺，每人有一个可以躺下睡觉的铺位，还有枕头和被子，这个环境比乘坐火车要舒适多了。同舱还有从广州近郊某中学的老师及男女学生一大群人，他们看来比我们年纪大一些，可能是高中生。一上船就大唱革命歌曲，兴奋得很。
  船在黄昏时分离开码头，往西经过白鹅潭，继续沿西江向梧州进发。晚饭后，船上的服务员与大串联的红卫兵及革命师生举行联欢晚会。除了那些传统的革命歌曲之外，船上的服务员还表演了一个歌颂32111钻井队的石油工人英勇制服井喷事故的节目。
  通过船上窗口向外望去，漆黑一片的西江此刻看起来十分神秘，只有偶然经过的航标灯一明一灭。我们把外边无尽的黑夜称为“魔鬼的宫殿”。还是第一次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朝夕相处，也没有家长，老师，或者Z同学在场，大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谈起了许多人和事，甚至连男孩子在成长时遇到的问题和烦恼都互相交流了。
  第二天清晨醒来，洗漱吃早餐后到船的走廊上看西江风景，西江的河道比经过广州的那段珠江要宽很多。江岸没有广州珠江岸边用花岗石砌成的堤岸及栏杆。沙滩， 碎石滩，江中的荒岛都令我们感到很新鲜。同船的那班高中生都在空闲时间帮助船上的厨房洗菜洗米，我们这几个人从来不去帮忙。管他呢，这里无人监管，无须表现，这种无人拘管的自由实在太写意了。有时间多看看两岸风景吧。
  黄昏时分，船在临近梧州的时候两岸出现了许多形状怪异的石山，在夕阳映照下十分迷人。其中有一座很象一个人的半身头象，相信一定有一个名字及一段传说，可惜无从考究。
  船在傍晚抵达梧州，在码头的红卫兵接待处办好手续，介绍我们到梧州市人委住宿。


梧州大南路码头——后面就是当时广西最大的新西酒店[注2]

梧州市人委有点象广州市人委和中山图书馆那样的民国建筑物，钢筋水泥结构，红墙绿瓦，水磨石米铺地。与当时到处受冲击的党政机关一样，门口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一幅很流行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当时的情景回忆起来真是历史的奇观。
  在登记处登记时，毛同学开玩笑地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几个“臭知识分子”，那位办事员慌忙纠正是“革命小将”。每人每天交三角钱伙食费，再按食量交粮票。后来到各地的接待站也都是这个标准，可能是中央统一规定的。沒有钱的学生还可以借钱。伙食都搞得不错，每顿都有肉吃。
  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大概是大办公室或者小会议室的房间居祝工作人员正在忙着铺上稻草，席子。棉被及被单都是刚从包装里拆出来的。我们把行李放好，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餐后，大家把个人物品放在叠好的被子下面(当时并不担心被人偷走，在各接待站都是这样)，到梧州街上闲逛，很多街道象广州那样有骑楼，到码头附近看了一会风景，梧州市的河道比河堤低了很多，从码头登船要下很多级石阶，跟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有点相似。街上有老太太在卖沙田柚，买了一个大家分着吃，果肉爽甜，味道很好。尝过以后，我们把她摊上的柚子全买了，用笔在上面画上地雷的条纹，用绳子挂在身上。从地图上知道梧州也有中山纪念堂，相信沒有广州的中山纪念堂规模大，提不起兴趣去参观。在一家小吃店每人吃了一碗价格比广州便宜的大肉面，回到住处。


梧州市街景(图片来自网络)

在梧州弄到经桂平到柳州的船票，再次坐上花尾渡沿浔江向桂平进发。经过一夜航行，中午时分到达桂平县城，当时是一个规模像广东公社级的墟镇，房屋陈旧，街道不平，可能我们是第一批到达此地的外地学生，衣衫褴褛的小孩在码头上围观我们，后来我们到街上也有人围观，就象以前在大城市许多人围观外国人一样。

桂平码头[注3]

在接待站办好手续，我们被安排在桂平饭店住宿。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住进旅店，感谢桂平，让我有机会体验一下旅店，这也是大串连中唯一的一次安排住在旅店。 安顿好，洗了一个澡后，我和毛同学穿着标注着“桂饭”的木屐，到外面闲逛。看到远处山峦起伏，白云缭绕，好象是步行可达的距离，我们决定到“云山”(我们临 时给它起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这是有名的西山)游览。可是走了很久，“云山”距离我们仍旧很远，这就是俗语所说的“望山跑死马”。这时一个山村老人对我们说话，一下子听不懂的他的意思，后来才听懂了。他说你们是聋子吗？他连说带比划，终于让我们明白，他让我们赶紧下山回到镇上。当我们返回旅馆，天已全黑，感谢那位好心的老人让我们早点下山。

桂平西山[注3]

第二天到桂平街道上闲逛，在一家小吃店品尝了广州沒有的鱼肉云吞，在新华书店杂乱的书堆中，发现了不少在广州买不到的书籍，买了一本《怎样练习哑铃》，在文革无聊的日子里，这本书指导我如何“练大只”(广州人称呼健壮的男士为“大只佬”)。
  第三天清晨离开桂平，在前往码头的路上，看到有一处巨大的地基在开挖，估计是在建一座大楼。相信以后再也沒有机会重访这个小镇，只在内心祝福此地有更好的将来。
  再次坐上花尾渡沿黔江，柳江向柳州进发。将抵柳州时，开始进入喀斯特地貌区，两岸奇峰突起，江水清沏见底，今人耳目一新。
  柳州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到灯光球场，我还以为是球场附设的宿舍，或办公室。到那里一看我惊呆了，是一个室内篮球场，里面至少有三个标准篮球场，高悬的水银灯把整个球场照得雪亮，地上铺滿了床铺，起码有五六百人住在这里。年轻人适应能力强，照样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街去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张帖栏上的布告。原来是中央在十一月十六日发出的文件：
  “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 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四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注4]

  这文件下面还特意加上一段：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中宣读，井在机关、学校、车站，码头张贴。”[注4]
  我们的大串连，实际上是游山玩水的特权看来这回是要“死在柳州”了。明年四月恢复串连，明显是把大家哄回去的手法，大家并不相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继续串连，学生们把领到的返回原地的火车票对换。我们暂时还不需要这样做，到火车站凭学生证领到第二天晚上回广州的火车票，列车经过桂林，下车就可以游览桂林。
  当天晚上，我们绕路沿铁路线混进火车站(因为沒有车票)先看看形势。那天晚上火车站的混乱情景至今难以忘怀：一列火车正停在站上，火车司机拿着一包饼干在吃，他告诉我们，已经有十多个小时沒有吃东西了。所有车厢都挤满了人，连火车头后面拖的煤车上也站满了人。就差火车顶上沒有站人，不然可与印度的火车比美了。有一个小伙子站在上车的阶梯上，用一根铁絲绕在两边的扶手上，算是保险。为了免费旅行，这小子也是拼了。看了看车站上的火车时刻表，不是“晚点”，就是“无消息”。想想这个大串连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即使在当时，我们也能体会到。
  第二天晚上，全体同学在柳州火车站，爬车窗进入了回广州的列车。这是一列慢车，几乎每到一个站都要停下来避让，短则几十分钟，长则一个多小时，站在和公共汽车的拥挤程度差不多的车厢里，火车开起来还好受些，火车停下来就实在很难受。南腔北调的各种口音催促开车的喊叫此起彼伏。也有人趁机爬下车去方便，一听到开车就狂奔回来爬窗进入，狼狈不堪。经过一夜拥挤、闷热，列车终于在黎明时分在桂林停站。全体同学爬出窗外，直奔火车站外的接待站。
  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在桂林市第六中学，还发给每人一张乘坐公共汽车的免费乘车证。到六中的一间教室安顿好以后，乘公共汽车在桂林游览。这大串连一路走来，在桂林这几天算是真正的游山玩水。当时桂林市的公共汽车乘务员还兼任讲解各站的景点，有点象现在的导游。我们在桂林先后游览了七星岩、芦笛岩、象鼻山、叠彩峰、及骆驼峰等景点。接待站还发电影票让我们观看了报道刚刚试验成功的中国发射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的纪录片。

  在桂林火车站领到回广州的车票后，我们与几个北京学生通过交换，获得了到北京的直达快车的车票。那天晚上，火车还沒有停定，站台上数以千计的学生们已经在寻找有利位置上车，陈同学(因为个子大，我们都叫他大掌櫃)站在正中，我和毛同学两个次一级的拱卫左右两侧，八个人一起使劲占据了一个临近车窗的位置，车一停就帮助中间的同学从车窗爬上去，然后我们三个也上去了。上去以后发现这是一个厕所，而且还混进了两个其他地方的学生，赶紧打开门把他们赶出去，再关起门来，我们八个人终于在火车上占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占据厕所有两个好处，一是不用担心上厕所问题，二是我们去北京已是“非法”的，和其他人在一起，带有广州腔的普通话很容易被发现赶下车。
  然而我们的小天地很快就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敲门声、踢门声、叫骂声几乎要把门震垮了。我们采取了“无线电静默”，不管。外面的人们看硬的不行，这时有一个声音(可能是列车员)说， 我们找一个室和你们换行吗？看来这条件可行，我们即刻见好就收，离开了厕所，转到为我们腾空的茶炉室。中间有一个烧开水的茶炉，看样子已废弃不用。八个同学总算又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而且这独立的空间也减少了“身份暴露”的危险。就在这茶炉室，我们渡过了二天三夜，我们的衣服把滿是灰尘，煤灰的四壁擦得干干净净。尽管这样，我们的环境还是比外面学生们要好，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控制的窗户(北方学生怕冷而且特别能忍受沉闷的空气，窗户都关得连一条缝都不留，而我们总是把窗户留下一条缝以便空气流通，为此常发生争执)，大家是同班同学互相也迁就一点。沒有乘坐过大串连火车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火车内的恶劣环境。所有的座位都挤坐了超过原定的人数，座椅的靠背上坐着人，座椅的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也躺着人，所有的空间，过道都坐满了人，就除了车顶上沒有人(这点比印度的火车好)。天气冷，学生多是北方人，习惯冬天不开窗，加上大家都有些日子沒有洗澡了，有些人身上还长了虱子。那汚浊酸臭的空气不仅在车上令人难受，还能在下车后随着人流冲出去一段距离。
  这些日子的吃喝是这样解决的：列车进站时，两排解放军战士在两侧月台上列队，挥舞毛主席语录迎接，列车停定后，他们用水壶給我们的茶缸斟开水，靠窗的学生从窗口伸手就可以拿到水，在车中间的学生，靠大家互相传递茶缸，还是可以喝到水。直到列车出站，解放军战士再在月台上列队，挥舞毛主席语录欢送。列车行进途中，押车的解放军战士也提着水壶为大家送水，看着那些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军人艰难地跨过、钻过拥挤的人群送水，心里挺感动的。每个车站也把食物送到窗前出售。常见的有盒饭(用火柴盒那样的薄木片做盒子)，包子，馒头等。在河南省漯河市，我们买了很多五分钱一个的猪肉包，这价钱实在太便宜。上厕所的问题比较难解决，车上虽然有厕所，但要穿过人群到达厕所并非易事。很多人是停站时跑到外边解决。我们开始也为这事发愁，不记得是谁提出：反正这茶炉已很久不用，里面的水已经很脏，我们干脆就在此小便好了。回想起来这事干得有点缺德，但还是以当时条件特殊为理由宽恕了自己。后来有人到茶炉室来，想弄点水喝，我们只好告诉他水很脏，不能喝，幸亏他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如果他硬要喝，我们也不敢告诉他其实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理由。
  列车载着我们在京广线上北行，翻开了地理课发的地图册，上面标注的的城市和小镇从书本变成了现实。列车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的一个弯道上停下，透过车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从书本上及电影上看到过无数次的武汉长江大桥(当时是唯一的长江大桥)和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列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入冬的时节，田野已收割，只有铁路两旁光秃秃的树，单调的景色使人很容易入睡，睡酲了还是同样单调的景色。偶然可以看到一个扎着白头巾(就象在电影里看到的人物)的农民走过，大家都会向他招手。看着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可能一辈子就在这方圆几十里渡过，挺可怜的，那时沒想到过两年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时，火车跑了很久还是干涸的河床，只有在中间一小段有水。
  列车在河南省某站停下时，车站广播说毛主席已经在11月25日、11月26日连续两次接见红卫兵，这是今年最后的两次接见，希望大家听从中央指示，尽快返回原地。听到这个消息，挺失望的。但既然已混到这里，只要不被抓住，就继续混到北京去。列车越接近北京，车上的学生也逐渐减少了，看来大部分人已经听从中央指示，返回原地了。车上大慨只剩下北京及东北的学生，以及我们这些非法上京的。车上的第三个夜晚降临了，只听见外面有一个北京口音的学生边跑边喊：“丰台到了”。以前读国庆报道常提到丰台的农民进京参加国庆游行，看来很快就要到北京了。
  列车在北京西直门车站停下，下车时又是一阵混乱，出了站以后发觉两位小个子同学梁同学和马同学不见了，找了很久，想想他们凭个人学生证也可以办理一切手续，应该可以“自谋生路”，决定不找了。剩下六个同学前往先农坛体育场附近的接待站， 先农坛体育场是当时我见过的最宏伟的体育场，十几个高耸的铁塔上安装着巨大的照明灯矩阵，在寒冷的冬夜中把巨大的体育场照耀得如同白昼。经过一个提供开水的地方，很多学生在那里用别处不常见到的漂亮的玻璃杯在喝开水，水蒸气弥漫在周围。到了接待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北京已停止接待外地学生，但可以提供车票让我们马上回原地。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家，发现旁边的军事院校学员接待站的环境较好，也沒有人检查我们是否军校学员，就进去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乘车到天安门广场，终于有机会到实地参观这座“世界革命人民日夜向往”的建筑物与世界最大的广常广场上有给人拍照的，可惜等候的队伍太长了，决定不等。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在喝“北冰洋”汽水，大冷天还有很多人在吃冰棍。北京的交通警察着装很威武，都穿着在电影里看过的日本军官，国民党军官，或者苏联军官穿的长统皮靴。通过金水桥，从中间的城门进入天安门，在天安门内侧有很多学生用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著作的内页在红墙上擦一点颜料留作纪念，完全无视“保护红墙”的标志。听父亲说，天安门红墙的颜料其实来自广东佛山市，不管怎样，当时也觉得这样做实在有点无聊。继续往里走经过的端门有点象天安门，但沒有粉刷，显得很陈旧。故宫的正门午门紧闭，据说是周恩来总理在红卫兵几乎要冲进来的一刻下令关闭了，还派了军队进驻，故宫得以躲过一劫。红卫兵还是在“故宫博物院”的位置上贴上了“革命”的对联和横批。故宫的周围的环境也很不好，冰冻的护城河上扔满了果皮，废纸等垃圾。


1966年11月的故宫博物院正门[注5]

接着大家到王府井大街逛逛。马路上挤滿了从各地来京的学生，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行进，愤怒的首都市民用手中的自行车猛撞以开出一条上班或回家的道路。在混乱中，我摔倒在地，膝盖受了伤，当时穿得厚，环境也混乱，沒有检查伤得怎样。在这里，我们六个人再次被冲散，陈同学，李同学，还有一位记不起名字的同学不见了，只剩下我和毛同学与麦同学三人，呼叫了很久无果，看来只好各自“自谋生路”。随着人流，参观了全国闻名的北京百货大楼，和卖杂货的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为东风市场)。买了一包金丝蜜枣(又称京式蜜枣)带回家。在小饭馆吃完晚饭，晚上又回到军队院校接待处在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到北京动物园转转。北京人太多了，到处拥挤不堪，也没有接待站接收我们，天寒地冻，想来这流浪的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晚上回到接待站领了回广州的车票，再回到军队院校接待处渡过了流浪生活的最后一夜。在北京我犯了一个错误，离开广州时我爸爸已出差到北京，而且我有他在北京的地址，是在前门外鲜鱼口的一家旅店，可是我估计爸爸已离开北京，沒有去找他，回家后才知道爸爸一直在北京。在旅馆里至少可以在爸爸的房间里加一张床，还可以关照一下两个同学。
  第三天晚上在北京火车站(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上了回广州的火车，这是这些日子第一次从车门登上火车，上车后终于有机会到厕所去检查一下在王府井大街上摔伤的膝盖，伤口流出的血水把裤子粘住，一动又撕开，停下来又粘住，这些日子都沒有机会好好检查一下。幸好伤口不大，用一张小纸片贴上去，终于解決了这个痛苦。火车也沒有来京时那么拥挤了，大部分人都有座位。
  列车经过武汉站，停车十多分钟，是否应该下去多游一个城市？下去会不会沒有单位接待，又过流浪生活？我征求大家的意见。毛同学说，你下去我就下去。我决定下去，三个人在最后一刻下了火车。在火车站台上买了一盒孝感麻糖带回家。2008年自驾到河南省太行山区旅游时，在孝感市的服务区停下休息加油，到超市逛逛，看到当年吃过的孝感麻糖也摆在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太多，一晃就把它忘记了。
  还好接待站还接待我们，分配我们到武汉某中学住宿，并且发给我们市内公交车的免费乘车证。到达住地，某中学的一间教室，除了我们，还有几个南京来的学生也住在同一间教室，有点冷清。把行李放下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洗澡房洗一个热水澡，自从离开桂林后一个礼拜沒有洗澡了。
  第二天乘公交车到武汉长江大桥游览，从桥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江上有很多的不知名的水鸟在游泳。在桥头的公交车站上车返回住地，记得车上的售票员在跟大家说：“上了车同志请尽量往里靠，外边等车的同志们很冷氨，挺有人情味的。
  回到住地想起Z同学在批准我们出去串连时交代的任务：不要游山玩水，要到各地学习交流闹革命的经验，回来要写总结给他检查的。他其实知道我们出去游山玩水是免不了的，我们还是需要弄点东西回去交差。每人搬了一张带有小写字台的椅子，在寒风刺骨的校园里的大字报栏里抄写大字报。尽管戴着手套，手都冻得有点麻木了，抄录的材料有两份至今还记得。
  第一份材料是林副统帅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１当时就觉得林副统帅实在沒啥文采(这种念头只能在脑袋里想想)，不过论打仗他可是一把好手。话糙理不糙，当兵的人上战场的那一刻脑海里大慨就只有这种想法，在工厂时与曾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车间主任聊天，他说当时的津贴费一发下来，马上买东西吃掉，随时准备牺牲。
  第二份材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人员名单。使我惊讶的是在运动开始不久这个小组已有一部分人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注6] 毛泽东亲自点将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党籍。[注7] 文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绞肉机”，在冲击从中央高官到平民百姓的运动的进行中，这个运动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也逐一被打倒。最后，文革以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主要组员姚文元，加上王洪文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而宣告结束。
  12月1日，我们从武汉登车返回广州，这时大串连的高峰已过，不再区分普通旅客列车及红卫兵列车，每个人都有位置坐，随着下车的人增多，我们每人都找到了靠窗的位置，这样可以靠着车厢墙壁睡一觉。列车进入湖南境内，外面灰蒙蒙的一片逐渐被翠绿的草木代替，在铁路旁我看到一支举着“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徒步赴京串连队”的旗帜的学生队伍，这些来自广州的队伍真是了不起，已经走到湖南，可是要走到天寒地冻的北京，任重而道远啊，不知道他们后来能不能坚持走到北京。
  在列车上我们还看到了赶人的一幕：一个预留的卡位上坐着一个个子瘦小，一看就知道是广州人的小伙子，穿着不合身的军装，戴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 正在审问坐在对面的三个留着小胡子，穿着军装的三个北方人模样的学生。他们持有到广州的车票(应该是与广州学生交换来的)，自称是广州八一中学的学生。问他们八一中学在哪里，他们说在西山。小个子笑了起来，和我们交换了一个眼色，再问，广州的西山在哪里？他们实在编不下去了，这时列车员拿来了中央关于停止乘车串连的文件让他们看。小个子告诉他们在下一站必须下车回家，这几个傢伙在到站下车前还是要示示威，高呼我们广州见。
  离家近一个月，颠沛流离，身心俱疲，此时只想早点回家。
  12月2日清晨，列车抵达广州东站(老一辈的人称为广九车站：从广州到香港九龙)。出站后与两位同学分手后步行回家，从仁康里进入朝阳里的街尾，在走近家门前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小子在门口的角落里小便，家中大门打开，七八个人睡在我家的客厅，走进二厅见到祖母，才知道这些人是来自上海郊区及郑州的来广州串联的老师和学生，在我们家吃祝广州的接待任务居然下发到居民家里，祖母还告诉我，只有获得街道干部信任的家庭才有资格接待他们。我跑到外边去麻烦人家，想不到人家麻烦到我的家里。
  把在北京买的金絲蜜枣和在武汉买的孝感麻糖交给祖母，把用剩下的11元交还给妈妈，我知道妈妈给我凑这30元不容易。在家里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梦里抽了好几次筋，可能是在这些紧张的日子后充分放松的结果。
  回家后几天，那些外地来的师生离开了，离开前还清扫了他们住过的客厅。家里的一切又恢复正常。
  休息了几天，回学校，见到了在北京失散的同学们。牛鬼蛇神劳改队已经解散。红极一时的Z同学据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转移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方向。Z同学犯了严重错误，加上我校主义兵的力量弱小，根本不能在校园立足，校园被几个“红旗派”的总部占据。Z同学从此在校园消声匿迹(我们在武汉挨冻抄大字报准备向他汇报的努力也白干了)。Z同学后来据说到了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东风大楼”的主义兵总部活动，1968年初参军(他不敢回校报名，可能是通过主义兵的高干子弟关系当的兵)。
  七十年代初，我下乡几年已回城当工人，在17路公共汽车的槎头总站等车时，一辆解放牌汽车在此经过，戴着墨镜的司机突然从驾驶室探出头来，高呼我的名字，然后绝尘而去。事发突然，我一时想不起他是谁，回过神来一想，应该是Z同学！时光荏苒，Z同学如今也退休了吧。如果有机会重逢，相信一定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比较一下当年在其他学校发生的暴行，Z同学算是比较文明的。发生这种暴行，归根结底，是文革发动者的错，不是他个人的错。
  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2016年8月10日于美国洛杉矶
后记：撰写本文时，因为当时的照相机是奢侈品，沒有几个学生有能力带着相机去串连，试图从网上找到一些当时的照片。在找照片时，惊喜地发现那些我曾到过的地方已旧貌变新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些当年的影像。
[注1] 图片来自:http://www.ycwb.com/ePaper/ycwb/ ... /content_541437.htm
[注2] 图片来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006/16/1780667_319382895.shtml
[注3] 图片来自:http://www.guiping.net/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83
[注4] 内容来自: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 ... 904/18764144_2.html
[注5] 图片来自:http://cul.qq.com/a/20141206/012565.htm
[注6] 内容来自: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uV6M7w55tlHajsydKkK
[注7] 内容参考：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VHCRzciqGdP5ptuU-NK
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相关博文：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一：山雨欲来》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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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首次看到步行串连的消息是在1966年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高度赞扬了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串联的事迹：1966年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15名红卫兵打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旗子出发，徒步“长征”到北京去。他们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经过辽宁、河北的四个市、十七个县，行程两千余里，历时一个月，终于从大连走到北京。[注1]
  看到报纸上登载的十五位大连海运学院大学生的照片，这些未来的船长们健壮的身体与顽强的精神令我钦佩。
  1967年初，由于乘车串连造成交通混乱，已被中央停止，红卫兵和学生们又掀起了一股当时称之为“长征”的徒步串连的热潮，十几个同班男同学又开始准备出去长征。
  这回要出去长征不需要任何人批准，被Z同学剝夺了回校权利的谢同学这回也可以自由参加了。在五十一中学对面就有一个广州市委办的步行串连“后勤部”(忘记它叫什么正式名称了)。只要凭学生证就可以办理参加长征的手续，大家自由组合成队，人数不限，我们十多人以我为代表办理了手续。手续办妥后，“后勤部”发给我们一支“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红旗，一张全国地图，每人发一个“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红袖章和十元生活补助费。
  回家向妈妈说了这事，上回去乘车串连她其实已经不想我参加，这回她说你还是不要去了。在我再三请求下，她说，爸爸不在家，我也管不了你了，你实在想去，我还是那句话，要注意安全。
“打起背包就出发”，十几个少年高举长征队的红旗，戴上长征队的袖章，排成一列，踏上了步行串连之路。我们沒有把目标定得太高，只是准备走到距离广州大约一百公里的肇庆市。
  沿着广(州)佛(山)公路，我们当天就走到了距离广州只有二十多公里的佛山市。虽然很近，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到佛山。接待站安排我们到佛山市青少年文化宫附属中学住，这中学的名字有点奇怪，通常是某大学附中，还没听说过某文化宫附中的。管他什么名字，有地方住就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眉清目秀的该校学生，在交付伙食费和粮票时，他找不到该找回给我的一两粮票，只见他长叹一声，掏出他自己的钱包，把他珍藏的一张“北京市粮票”找给了我。他这是“忍痛割爱”啊，我后悔当时沒有大方一点，让他继续保存这珍贵的收藏品，可是一两粮票在当时的价值要超过一角钱，我当时也大方不起来。
  青少年文化宫附中不但提供居住的地方，还罕见地提供油印机、蜡纸、刻蜡纸工具、及纸张让大家制作传单。当时佛山一个热议的问题是“孙强应否平反”。我们根本不知道孙强是谁，大概是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从街上的大字报，及传单那里弄来的资料东拼西凑，起草了一份声明，表示要坚决支持孙强平反。由一个曾刻过蜡纸同学把声明刻到蜡纸上，大家一齐动手，七手八脚地印，一直印到蜡纸被弄到起了太多的皱纹，印出来的传单已几乎不能阅读为止。
  把传单带上到附近包饭的茶楼吃饭，一路上撒了些传单，看来很受欢迎，引起很多路人争抢。到了茶楼，上了二楼的阳台上，举起传单，下面的行人看到，纷纷聚集起来等候，这时把传单撒下，争抢的效果比在街上撒更好。准备下楼时看到还剩下几张，顺手撒到楼下正在饮茶的食客们头上，这一道从天而降的特别“点心”看来比虾饺烧卖要更受欢迎。
  在佛山参观了著名的佛山祖庙，该建筑很幸运地保存完好。据说红卫兵也曾试图捣毁祖庙，幸好当地农民深信祖庙是保佑一方的风水，动不得，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站出来保卫祖庙。红卫兵其实就是拿笔杆的学生，要和拿锄头的农民动粗，还真不是对手。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许多文物当时就是靠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与那些读到大学中学有文化的的红卫兵对抗，方能逃过一劫，可算是历史上的奇观。
  在佛山住了两天以后，一队人沿着广(州)三(水)铁路，继续进发，下一站准备到三水县城西南镇。路经一个小站，遇到一群说北方话的铁路员工，其中一个活泼的姑娘大声嚷着，欢迎红卫兵给我们唱一个！在学校集会前拉歌很平常，在路上遇到拉歌，可是头一回。大家商量了一下，唱了一个解放军训练歌曲《说打就打》：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
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瞄得准来投呀投的远，
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
抓紧时间加油练，
练好本领准备战，
不打到反动派不是好汉，
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在喝采声中，大家走得更起劲了。天慢慢黑了，寒风呼啸中开始下起了小雨，看着沿路的站牌，知道距离目的地西南镇还有一段距离。黑暗中，在依稀可辨的枕木间机械地迈开双腿，这时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一个信念：走，走，走到目的地。身后有一条光柱划过黑暗，越来越近，是一列货运列车。列车经过时扔下来几张传单，捡起一看，是铁路某造反团体给步行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关于在铁路沿线步行时的安全提示。望着远去的列车，在这寒冷黑暗的雨夜，铁路的工人叔叔还关心着我们，心中泛起一股暖流。
  大慨在晚上九点多钟，终于到达了西南镇。饥肠辘辘的我们，经过一间饭馆，等不及找接待站了，再说接待站食堂大概也关门了，赶忙进去吃了一顿。平时几乎不上饭馆吃饭的我们，在冬夜吃的那一顿实在是难得的美味。
  接待站安排我们到某机关去住，安排我们睡在礼堂的舞台上。大家都很累，一会儿就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被一个从扩音器里传来的声音弄醒了，一看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人正在讲台前讲话，下面坐了几百个农村干部，正在开大会。开会时舞台上睡着十几个人，这大概也只是文革才会出现的奇观吧。
  台下在开会，我们也睡不下去了。一伙人在接待站吃了早餐以后，到镇上逛逛。走到一个水闸模样的地方，河里也沒有水，附近有一个岗楼，也沒人驻守。出于好奇，大家沿着楼梯登上岗楼，正在“指点江山”之际，有几个人气急败坏地冲了上来，用普通话喝令我们马上下去。这几个人可能是来自外地的复员军人，负责看守水闸的。他们愤怒地说，这个水闸是禁区，闲人免进的，而走上岗楼更是从来沒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表示并未看到任何禁止进入的标志，他们领我们去看路边的一个类似贴报栏的地方，灰暗的水泥板上用红漆写了很多规定。我们看完后说，你这个标志做得不够醒目，至少应该用白漆把水泥板刷刷，再写上红字那就清楚很多。我们来的时候，岗楼空无一人，如果是坏人来了怎么办？你们是擅离职守啊！一下子把那几个看守员唬住了。再看看我们十多个少年，大都与成年人体格类似，我们中间有几个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其余都戴着“长征队”的袖章，他们也惹不起。看他们无言以对，我们也见好就收，趁他们发呆的时候离开了。
  离开西南镇后，沿着公路往续向肇庆进发。走着走着，我和毛同学，伍同学落在了最后。看到不断有载货汽车经过，毛同学建议我们不如拦车去肇庆好了。开始时我们举手示意要搭车，几部车的司机都摆手不停。毛同学干脆站在路中间，把一辆车迫停了，司机还是不同意带上我们。趁他重新发动汽车的时候，我们偷偷爬上汽车。司机发现后，立刻停下来赶我们下车，可是在最后，他改变主意了，让我们两个人到驾驶室去坐。我和毛同学坐到了驾驶室，伍同学留在后面。这可是我第一次坐进驾驶室，我和毛同学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也正在偷着乐。这时候司机说话了(看上去他是一个复员军人，那年代司机是个好职业，很多都由复员军人担任)，他说你们这样拦车很危险，汽车停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本来不想载你们，但怕你们继续拦车，还是把你们带上了。一番话把我们说得很惭愧，也暗暗觉得这司机大哥心地真好。
  汽车很快追上了走在前面的同学们，看到我们几个坐在车上，他们纷纷举手呼叫，也想坐车。我曾想过让司机停下载上他们，想一想人家本来就不想载我们几个，就不要再给他添麻烦了。汽车在华灯初上的时分抵达肇庆市，司机在路边让我们下车，然后开车继续赶路。
  接待站分配我们到一间酒厂住宿。宿舍在楼上，楼下一层地上埋了很多酿酒的大缸。酒厂食堂的伙食很好，可能是酒厂有大量粮食酿酒，酒糟也可以用来喂猪。酒厂的浴室免费供应热水。
  第二天，三人到肇庆七星岩逛了一天。晚上回来商议明天到附近的鼎湖游览。
  鼎湖离肇庆不近，走在路上，又起意拦车去鼎湖。这回是先把汽车拦停，司机通常都不答应，趁他起动时爬上去，司机并不知道我们在车上。到鼎湖时运气很好，趁汽车停下时跳下来，平安到达。
  走了一段山路，到达靠近山脚的飞水潭瀑布，冬天水枯季节，瀑布并不壮观，瀑布下的水潭最深处目测大概有两米左右，换了游泳裤准备下去游泳，但水温太低，坚持不了多久就上来了。站在那儿欣赏了一会儿风景，然后继续沿着山路向老龙潭进发，山路并不好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老龙潭，回想起在桂平西山的经历，还是趁天色还早撤回山下为妙。
  回去时又故技重施，等了好久才拦了一辆汽车，司机说已载了货物，不答应载我们，看到这滿载鹅笼的汽车，这辆车确实不理想，但天已黑，不知道还能否拦到车，趁司机发动汽车时，我们又偷偷爬了上去。途中群鹅叫声不绝，鹅粪的味道充满车厢，这次搭霸王车的经历实在一点也不浪谩。汽车接近肇庆市区，但沒有停下来，我们决定跳车。跳下来的刹那，下半身触地停止运动，而上身因为惯性继续向前，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下巴重重地碰到地面，在一刹那间几乎失去知觉，知觉恢复的瞬间的感觉，只能用“灵魂出窍”来形容。伍同学跳下来时也摔得很重，毛同学运气较好，在他跳车的瞬间，汽车减速了。回想起来当时的公路是土路上铺上沙子，要是水泥路或柏油路，后果不堪设想。
  路旁正好有一间医院还在开业(大串连时学生看病免费)，进去急诊室让医生给我和伍锦江检查了一下，医生给每人开了点药。到发药处领药时，一个看起来象是广州人的小伙子在发药时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了一句，你有麻烦了，为什么要这么调皮呢？不知道吃的药是什么药。我是受了脑振荡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回家也不敢告诉妈妈，自己到广东省人民医院挂号看医生。医生问了几个问题后，说沒什么大碍，不用检查了。回想起来我当时沒有外伤，能正常行走，也沒有出现呕吐等症状。要怪那个发药的小子，他的工作就是发药，根本不应该乱发议论吓着病人。
  回到酒厂，睡了一觉后到接待站领了回广州的船票(虽然乘车串连已经停止，参加乘车串连或步行串连的学生一律可以领到回原地的车船票)。仿晚时分到肇庆码头上了回广州的船，这是一艘货船，临时铺上席子让大家可以睡觉。当我在船上安顿好，躺下来，想着这船明天就可以送我回家，心中感到无限的放松。此刻的心情，就象歌曲《故乡的云》中的一句“我已厌倦飘泊”。
  货船沿着西江把我们送回广州，我们在码头道别，步行回家。回想起一个多月前也是坐船沿西江出发，现在又是从乘船沿西江回家。
  乘车，乘船，加上步行，这一个多月跑了不少地方，吃了不少苦，也长了不少见识。当时的中国给我的印象是贫穷落后，城乡道路建筑年久失修，人民衣着单调破旧。我暗自庆幸自己出生在南方的大城市，尽管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和全国的很多地方比较，广州的生活条件已经不错了。

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2016年8月24日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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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难忘的1966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我们步行串连回广州后不久，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发出了停止步行串连的通知，其要点：

“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注1]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注1]

  我们在去冬今春的乘车及步行串连中，已感受各地交通拥挤，情况失控。这时脑膜炎在广州也开始流行，大家上街都戴上口罩，街道也发放药水给大家滴鼻。

  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其实在去年11月，我们在广西柳州串连途中看到的中央有关暂时停止串连，到明年四月春暖后再恢复的文件，就知道这是中央的“缓兵之计”，好把这些令各地接待站，交通线不堪重负的学生们哄回家，明年恢复串连的许诺大概不会兑现，事实证明了我们这些少年当时已经开始成熟。这些不能兑现的诺言及政策的朝令夕改，使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屡次失信于民也使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降至最低。

  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外地学生以“某地红卫兵驻穗联络站”等各种名义留在广州，也有不少学生及工人以“上京告状”等名义强行冲上火车。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一旦被发动起来，就如脱缰的野马，要重新控制，非常困难。要把学生赶回校园，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开枪，这恐怕是文革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这是后话。

  这时的校园有了很大变化，严格要求出身红五类才可参加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已不能在校园立足，现在流行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且都不论出身，几个总部都趟开大门在招兵买马。看着以前的主义兵威风凛凛，我们一伙人也参加了其中一个称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的红卫兵组织，每人交了一张相片，领了一个红卫兵证。把红卫兵的袖章戴了几天，很奇怪为什么找不到前些日子的主义兵的感觉呢，以后大家也不戴了。

  在校园里无所事事，有一天几个人站在教学楼四楼靠近马路的走廊上看到俄语老师在人行道上经过，我忽发奇想，此刻我们大声讲一句俄语，老师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小声讲了一句“Настоле(俄语：在桌子上，也是我们背后给该老师起的绰号)”，陈同学用他的大嗓门洪亮地重复了一次。老师显然是听到了，放慢脚步四处张望，可能事发突然，他并未察觉声音来自，上空。老师大概很欣慰：在这文革的日子里，还有学生在坚持学习苏联修正主义的语言。

  既然在校园无事可干，我们开始到处闲逛。有一天，我们到流花湖公园去，冯同学(文革前很纯朴的好学生)想出一个主意，我们冒充外地来广州串联的学生，就可以不用买票，他故意把手中的正在吃的甘蔗竖着啃，用普通话问守门的老太太：这是什么地方？老太太用普通话回答这里是“劳动湖(文革中流花湖曾用此名)”。然后冯同学和我们就往里闯，老太太追着我们买票，可她哪里追得上我们。我们在游艇部租了两只小艇，开始在湖中比赛起来，大个子陈同学与冯同学、李同学的小艇战胜了我和毛同学、伍同学的小艇，毛同学认为我坐在艇尾操作不行，要和我互换位置，可是动作过快，把小艇弄翻了，我们三人都掉到湖里。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幸亏湖水不深，赶紧趟水走回岸上，大冷天穿着湿衣服坐公共汽车回家，家里刚好无人，赶紧把湿衣服换了，还好这事沒有被家里发现，也沒有生病。第二天我们到游艇部取回租艇时押下的学生证，卖票的老大爷大骂我们把艇弄翻了，他已经把艇拖回来了，但三支桨不见了，必须把船桨找回来，才能把学生证还给我们。这么大个湖，到哪里去找船桨啊？不记得是毛同学还是伍同学出了个主意，到堆放船桨的地方偷三支就行。正在偷船桨之际，被一个女工发现了，喝问我们干什么。不管她，拿起船桨飞奔，还给老大爷，把学生证取回，赶紧撤出。多年后，流花湖是我和女友约会时常去的地方，每次到湖边都会想起当年的荒唐事，但决不敢告诉女友在这里曾发生的狼狈一幕。

  闲逛后进一家小吃店吃云吞面，吃完后不知道是谁带头，一伙人都跑了，我看势头不对，也跑了，我实在沒有钱为所有人付帐。发生此事之后，我对大家说，这样干不好，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大家沒有说什么。可是不久之后，又发生了类似事件，我决定以后不再跟他们一起到小吃店里吃东西。和他们渐渐疏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开始感觉到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

  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大哥这段时间大慨也是在校园里无事可干，曾几次回家住一段日子，又返回上海。大串连停止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仍免费提供学生返回原地的火车票及船票，相信大哥是利用了自己是广州人，又是上海学生的身份，多次“返回原地”。一天晚上，大哥拿起我的代数课本，考了几个关于根式运算的问题，我很惊讶地发现数学成绩一向不错的我，经过这半年的荒废，已经把数学知识忘掉大半。这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决定不能再随波逐流地继续荒废时光。我找出已有半年未碰过的课本，开始复习数学，物理等知识，把在学校学过的初二水平的功课都复习了一遍以后，爸爸又从同事的儿子那里借来初三的平面几何及化学课本。我尝试着在沒有老师教的情况下自学初三的课程，我的自学生涯就是从平面几何开始的。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我把大哥以前念高中时的课本(当时杂乱地堆在一个儿童车里)整理好。语文，代数，立体几何，平面三角，物理，化学等等按年级分类放好。从文革开始的自学一直坚持到回东莞务农，回城当工人。每次大哥回广州我都会和他讨论及求证，向他请教我不能解决的难题。那时候不知道以后还会有高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是对周围的混乱感到厌倦，相信这些知识将来一定会有用，而且研习这些知识本身的乐趣也让我得以逃避现实。我把高中的数学和物理学都一本本学习了，所有的习题也做了。语文课本也读了一遍，高中的语文课本有一半是文言文，读起来很吃力，但受益终身。化学课本只学了初三的那本，高中化学则由于沒有条件做实验，而且我对化学兴趣不大，加上后来进工厂当电工，学习逐渐转移到学电工技术，后来又到业余大学上课，高中化学就沒有学习。沒想到后来恢复高考报考77级时，为了把化学程度搞上去，苦苦恶补了几个月。

  大哥带回来很多他们编印的在文革中搜集到的毛主席早年发表过的文章，都是当时没有公开出版的。估计是高干子弟们泄露出来的，发现其中有不少文章值得一读。其中《毛主席的回忆》(由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史诺“代序”，在国內沒有公开发行)，生动活泼地介绍了毛泽东青少年及红军时代的的生活，与当时宣传的"四个伟大"的刻板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好多段落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其中有一段他在长沙时期的生活：

  “这时，我冒充了湘乡县人，住在同乡会馆里。有许多兵也住在那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们毫无事事，而且都是很穷，在会馆里，学生和兵士常常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怨怒爆发，继之用武，兵士攻击，并且想打杀学生们，我躲避到厕所里，直等战争结束以后才出来。”

  联想到外面正在激烈地进行文斗武斗的两派，我对这些无谓的，然而当时非常时髦的革命行动感到厌倦，该如何做其实伟大领袖早已为我作出榜样。

  父亲也对其中一篇毛泽东早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论文《体育之研究》大为赞赏。该文批评国人忽视体育锻炼，以至国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文章提倡国民须加强体肓锻炼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父亲特别指出文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全文画龙点睛的好句子，以廖廖数语概据了一个人全面发展的两大要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决定不能再随波逐流地继续荒废时光。在“文明其精神”方面，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自学。在“野蛮其体魄”方面，当时的条件实在有限。在家里找到一对祖辈留下来的石锁，又向邻居索要了他们弃置在天台的一对大石锁，再用铁管及水泥自制成“石担”，每天早晚练习举重几十分钟。壮实的体格在农村的艰难生活，在工厂当电工在高空带电作业，在大学紧张的学习，在异国半工半读的艰难岁月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德路上的中山图书馆在文革期间仍然开放，楼下的借书大厅不开放，只开放了二楼的阅览室，在那里可以凭学生证借阅文革后的报纸及《科学大众》，《航空知识》等杂志。在那里看到有人在看文革前的《羊城晚报》，询问后得知凭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可以借阅，马上回校向总部的人拿了几张盖着总部印章的空白信笺，给自已写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我部战士袁某需要借阅文革前报纸以搜集批判走资派资料。这招还真管用，我可以借阅文革前的报纸了。其中看得最多的是《羊城晚报》，该报是当时国内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刊登大量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的文章。然而却在文革刚开始时就被批判，尽管改名为《红卫报》仍然被迫停刊。我最爱读的秦牧，杨朔，刘白羽的散文，陈残云的小说连载有很多都发表在这里。在这里我还读到一条至今难忘的新闻，西德某报刋记者访问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总书记警告：如果西德敢于发动战争，八个氢弹就可以把西德粉碎。总书记还问该记者，我们有八个氢弹吗？翻阅反右期间的报纸，开始时有一段时间是让大家自由向党提意见，有一段记者采访的消息是在某教授雅致的客厅里，某教授侃侃而谈他对党和政府的各种批评和意见。过一段时间，以《人民日报》标题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为标志，风云突变，全国开始了反击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运动，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本人及家属被流放，被迫害，被歧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三十多年，直至文革后才得到平反。翻阅这些报纸给我补上了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当时尚末懂事的我的那场运动的一课。阅览室里还有一群大学生在借阅解放前的报纸，据说借阅需要更高一级的证明。他们拿着照相机，专门拍摄叛党人士刊登的“反共启事”，“脱党声明”。我和其他一些无此特权的只能在旁边看。看到最多的是《越华报》，解放战争期间的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很多如此的大标题，“陈毅大败，共军全线崩溃。”，“国军收复某地，某城守备固若金汤。”前方是炮火连天，后方则是歌舞升平，广告栏登载的是配以衣着暴露的女郎照片的舞厅及电影广告，这些报纸看起来就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差不多。

  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孩，高高的个儿，金发碧眼，穿着和大家差不多的篮卡其布棉衣，据说是十三中某老师留学德国时与德国人结婚生下的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滞留在广州了。她好象不会说广州话，跟她交谈，大家都说普通话。这女孩相信已返回德国了吧。

  1967年的广州，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各派势力轮番上台表演，造反派以“夺走资派的权”冲击政府机关及军队。军队及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稳定秩序，令大家目不暇接，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较重大的事件有:

  1月22日，一个由广州几个红卫兵组织，几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组成的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的联合组织，夺了广东省委的权。

  当广东省委被夺权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了。从1月21日起至1月25日，公安系统内的造反派与本市大学生，工人的造反派，加上外地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为争夺权力分成两大派，终于爆发了名为“一·二五”事件的上万人参与的广州地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武斗。公安局内部四个总部，斗得一塌糊涂，公安业务已处于瘫痪状态。1月26日，广州警司(警备司令部)宣布派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注2]

  2月8日，发生了”二·八冲军区”事件，文革造反派开始时对着党政机关，后来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造反派有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也有军队的造反派，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造反派。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注3]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注2]我在住家天台上看到直升机发着轰鸣声在低空盘旋，可以清楚地看到机门打开，里面的军人在往外撒传单，有一张飘到我家的天台，被我捡到了。

  3月3日至6日，军区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上午9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浩浩荡荡，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注2]

  经过这一轮急风骤雨般的打击，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3月15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兴元、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为副主任。[注2]

  《人民日报》在3月7日发表题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广东全省实行军管后，军队派出军训团进驻各大中学校，首先对学生进行军训，试图逐步把学生哄回校园，建立秩序。那时红卫兵小将被棒上了天，军人也不被学生放在眼里，记得他们在喊口令时我们一起答“喳”(不知谁想出来的，模仿清宮官员回答皇上时用语)，把军人们弄得哭笑不得，军训持续不了几天就结束了，更谈不上坐下来读书了。学生们野惯了，冲出校门继续闹革命，而复课则无疾而终。以后《人民日报》在同年10月25日，及11月26日先后发表题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及《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广州的大中学校並没有复课。多年后回顾这些，很明显看出毛主席对他发动的文革，并无具体步署，几次想收摊，但因为种种原因又改变了主意。事实上他要收摊是随时可以的，68年底他终于决定收摊，派出军队，一下子就收了。

  一年一度的春交会(中国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是缓和广州形势的良机。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但当时军管会深感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注2]

  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后，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

  他在总结中否定了一·二二夺权，他指出这个夺权行动当时就犯了错误，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注2]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左派(这样就直接否定了广州军区前一段对这些组织的打压)。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地总(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红总(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广州地区总部)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注2]

  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地总、红总是当时广州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工人组织，对周恩来批评他们“保守”想不通，纷纷到军管会质问。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注2]

  我家所在的文德路与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东风大楼”很近，该大楼驻有地总、红总及主义兵等“东风派”主力的总部。而“红旗派”的“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则驻在文德路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大楼。两派都在楼顶安装面向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每晚都互相对骂，睡在床上也能清楚地听到。周总理到广州肯定了“红旗派”，还说“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的名字太长，建议改名为“工联”，这令旗派士气大振，在喇叭里反复播放这“特大喜讯”，并马上制作了大量“工联”的大幅旗帜。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工联”的人深夜在文德路大声欢呼，这消息当年还是从他们那儿首先获悉的。“一山难容二虎”，两个总部的人在某日深夜在文德路展开砖头大战，朝阳里的街坊们纷纷出来观战，有一位街坊还作出评论：电影里战争都是假扮的，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战争。第二天出去一看，整条文德路铺满了砖头及碎砖的粉末，“工联”总部也连夜撤离了。

  晚上听到的是喇叭大战，白天还是安全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及北京路交叉一带是广州大字报的最重要张贴的地方，每天那里都是人山人海。大字报把商店的橱窗都盖住了，新的大字报又把旧的大字报复盖，几乎每张大字报都有如此的声明：“某月某日前不得复盖，否则，………哼！”围观的人群在看完某张大字报后，有些人还会在结尾处用钢笔写下留言，有同意的，有反对的，也有留言者互相攻击的，就跟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差不多。大字报的内容大慨分为几类：一类是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言行及腐化生活的，看到那些“反动言论”，我总觉得这些高官说得挺有道理，挺符合实际的。一类是两派互相攻击的，对某次武斗，互相指控对方挑起武斗，打死打伤本派多少人。同一事件，通常有两个版本，就象现在国际冲突中，各国宣传机构，各种不同倾向的媒体，都有不同的报道。一类是报道外地文革消息的，由外地造反派驻广州联络处发出，或者是从外地传入的。除了报道某地又打倒某高官的消息外，外地武斗规模之大，情况之惨烈令人震惊。其中四川，陕西，广西等地发生的武斗不仅动用了轻武器，还出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在广西发生了抢掠装载支援越南的武器列车，武斗的两派也冲入军营抢枪，军队也在不同程度介入了武斗，有暗中支持，甚至以团级兵力介入，死亡人数数以万计。还有一类是趁机出来申冤的，文革前动员青年下乡，广州市给一部分人发了“户口保留卡”，承诺在若干年后让他们回广州恢复户口。可是在文革初期，他们当中有小部分人为了积极表现，发出倡议，要在农村扎根，迫使大家烧掉了户口保留卡(文革时的惯用手法，常常是少数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绑架大家做违心的事情)。文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大部分被违心地强迫烧掉户口保留卡的青年当然要出来讨回公道，要求政府遵守承诺。还有一张大字报是下放到郊区某农场的青年写的，揭露了农场干部以粗暴的手段管理农场，欺男霸女的卑劣行为。文章竟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广大市民们，叔叔阿姨们，救救我们吧！”。很多人在大字报上留言，其中有一人以革命的高姿态写下让青年们扎根农村之类的豪言壮语，马上被其中一青年反驳：“书呆子，醒醒吧。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我看过无数的大字报留言，其中这一段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留言正是我当时所担心的，日后也成为包括我在内的，数以千万计的青年的命运的预言。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注4]

  1967年7月23日，在中山纪念堂的发生了文革以来死伤最多“七·二三”大武斗。关于这次武斗的起因及过程，两派都有不同的说法。

  军管会的值班日记是这么记录的：“今日下午，红旗工人、工联、三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开总部成立大会。于3时发生武斗（事因不详），至5时左右，旗派在外面包围主义兵，约有一万多人，主义兵在纪念堂内约有二千多人，在外面也有部分。事情发生后，警司杨（阳）司令员和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被旗派围攻，被部队救出。武斗初，警司派去二个连，后增派六个连、二个营，后增至二个团的兵力，下午6时40分所有大门被部队占领，部队并把双方隔开，方制止武斗。”[注2]

  那时候当兵的日子很不好过，武斗时部队很多时候就是手持红语录冲进两派之间制止武斗，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也有不少伤亡。要准许开枪，一个连军队就可以把武斗镇压下去。

  解放军从混乱的武斗现场，抢救出89名伤员，其中五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无从统计。当时旗派声称他们最少有3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九人死亡，100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无法统计。”文革后，两派组织头头都否认这次武斗有死亡。也许，实际伤亡人数，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了。[注2]

  7月25日，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会后在中山四路的游行，两边各一队手持长矛，口衔匕首的大汉开路，一辆解放牌汽车装着多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缓缓驶过，其中一具故意露出腊黄的双脚，那恐怖的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车上站着几位造反派的人，其中至少一人是女孩。在恐怖的气氛中，感觉上有些人的确是与众不同，他们并不畏惧危险与死亡。那天晚上，我很久不能入睡，从懂事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个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那天晚上，一个以来沒有想过，令我困惑至今的疑问闪入脑际：我死后到哪里去？

“7.23”武斗后，两派都在修筑工事，自制武器，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

  8月1日，中大红旗正式试验了化学弹，并印发了公告：“我们欣喜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全广州人民庄严宣布：今天，1967年8月1日23时正，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第一颗化学弹在中山大学东南地区爆炸成功了。我们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听起来像当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的公告。[注2]

  8月份是抢枪的高潮，也是武斗的高潮。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我未来的母校：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8月4日，华工红旗集结了几百人包围冲击八一八总部大楼。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退守楼上的八一八，既没有水，也没有粮，于8月5日零时向广州军区、省军管会发出紧急“照会”：“我八一八直捣黑省委前线总指挥部限令你们在明早8时以前解决数百名八一八战士的食饭问题，逾期以后不给予解决，我们将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注2] (自己已被困在楼中，还怎么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这可是在文革中常见的奇葩文章。两派遇到什么事都找军管会，而且口气一个比一个强硬)。在接下来的几天，华工红旗逐层攻入大楼，把八一八战士逼进四楼一小房间。部队陆续派了六个营去，试图制止武斗，曾计划用直升机向楼上投放饼干和汽水，但经请示中央军委不同意，只好作罢。直到8月7日晚上，经过多次谈判，八一八终于同意撤出学院。所有人在解放军护送下，进入学院外的高炮营营房，然后由部队把他们转移走。双方伤亡情况：八一八伤97人，其中被小口径步枪打伤的34人；红旗伤30余人，其中一人重伤送医院后死亡。[注2]

  华工武斗之后，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人们体验着危机逼近时积聚着愈来愈强烈的压迫感。行人寥落的街头，时时有飞驰而过的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钢盔、藤帽，手持长矛、冲锋枪，车头架着机枪的工人和学生。驾驶室门口的踏板上，还站着几个耀武扬威的人，狂呼乱喊，路人心胆俱寒。一般市民也弄不清他们是东风派的，还是旗派的，局势极其凶险。[注2]

  七•二三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甚至连用棍棒的都不多。8月4日，毛泽东指示，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文攻武卫”使武斗变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而炮轰军区，则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提供了一个“革命”的理由。[注2]

  员村的地总工人缴了一车解放军的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广船地总在厂区埋设地雷，布岗放哨，把工厂变成戒备森严的兵营，对不上暗号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区，否则格杀勿论。黄埔岛由427工厂的地总和4801工厂的人所控制，抢了两艘炮艇、几门双管三七炮和多挺12.5高射机枪，每个山头都架起了机枪。长洲的兵械修理厂、海军的大批装备，都在地总的控制之下。他们甚至扬言要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白鹅潭，谁敢乱动就开炮打谁。[注2]

  8月5日，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中南林红色造反者、公安红司、华工红旗、八一八、暨大东方红、军区千钧棒、陆海军卫校、湘江风雷猛虎造反队等组织数千群众，冲击警司办公楼，从下午5时30分开始，先冲作战大楼，再冲政治部大楼。在混乱之中，五人重伤，89人轻伤，打字机、电话机各砸坏一部。韩滔副参谋长和一名保密员被群众绑走了。中大红旗提出三个放人条件：一、交出八一战斗兵团的全部材料；二、要黄永胜、温玉成、陈德和中大红旗进行一次大辩论；三、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注2]

　　 仅8月6日一天，全市就发了44宗抢武器事件。被抢的单位多是公安部门（41次）。据报有1000多人强行冲入公安局武器库，把全部武器洗劫一空。另外法院、军队、远洋公司各一次。[注2]

  8月7日，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被抢；8月10日，长堤人民银行负责保卫金库的一连解放军武器被抢；8月12日，军区后勤部被抢，全部军用卡车和整整两车军火被劫；8月20日，石井海军仓库被抢。[注2]

   武斗期间，广州两派一共抢了一万多支枪。毕竟，中共执政17年来，甚至包括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政权，这种情况，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夺自己的权，并坐视人民抢夺军队的武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注2]

  东风大楼就在我家附近，那些日子我常常到天台放风筝，我家是平房，两侧都是比我家高的洋房，有时放不起来，就偷偷爬到旁边的洋房天台上放，从那里可以透过树梢，隐约看见东风大楼的一部分。有一天我正在放风筝，忽然听到东风大楼那边枪声大作，可能是电影看多了，从来沒有经历过枪战的我，本能地赶紧趴下，这时听到子弹从上空飞过的呼呼的声音。过了一会，东风大楼的大喇叭响了：“刚才的枪声，是地总、红总在试枪。希望市民闻声不要惊慌。”他们还算有一点良心，打完枪后还会出来“安民”，可是在市区向四处居民住宅区方向射击，子弹飞出一千几百米后落地还是有可能伤人，他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不会去考虑后果。

  东风大楼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的夜里，遭受过多次旗派的攻打。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广播喇叭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一天晚上，枪声特别密集，女播音员慌了，讲话的声音颤抖。男播音员抢过话筒，继续用坚定的声音警告来犯者，如不撤离，必将有去无回。东风大楼在文革中坚如磐石，一直到文革后期，作为胜利的一方把大楼和平移交给广州工人纠察队作为总部。

  我校也有一位同学在武斗中遇难。据说是参加了三司，乘公安局造反派“一·二五”提供的警用巡逻艇，在白鹅潭参加武斗时，被高射机枪打中，当场丧生。三司为他在校园里建了一座纪念碑(1968年被拆除)。我是在看到纪念碑底座上他的照片时，才认出他是初二级其他班的同学，还和他打过篮球。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为尊重逝者，就不在这里提及了。

  多年前看过一篇悼念文革武斗死难者的文章，其中一段武斗亲历者与女儿的对话令我动容。以下是女儿与父亲在死难者墓前的对话：

“爸爸，他们是英雄吗？”

“不是。”

“他们是罪人吗？”

“不是。”

“那么，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历史。”

  数以万计的单纯的青年学生，分裂为两大派，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口号下，兵戎相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很不幸，他们仅仅作为一段渐渐被遗忘的历史，成为留存在他们的亲人心中永远的痛。

  67年夏天，正是文革以来广州局势最混乱的时期，武斗四起、交通中断，市民开始抢购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资……自7月22号江青提出“文攻武卫”，8月4号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8月7号公安部长谢富治传达毛泽东“砸烂公检法”的多次讲话以后，三个口号对广州地区的两派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直接导致全市各个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枪支被抢，加上公安局内部也分成两派忙于打派仗，广州各个基层派出所和一些公安分局一时门户洞开，无人上班。当时两派都各自忙于割据地盘准备打仗，军管会也不打算接手广州市的治安管理，城市治安“毋王管”，进入一个管治的“空窗期”。[注5]

  广州“吊劳改犯事件”也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空窗期。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人的本能往往是设法自保。广州历史上匪患不断，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制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民就有闸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它许多城市，可是居民自发栅闸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注5]

  为了稳定广州秩序，省军管会决定，由省军区分别派出三个巡逻队，负责四个区的治安。第一巡逻队在东山区，第二巡逻队在越秀区和海珠区，第三巡逻队在荔湾区。巡逻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治安巡逻队。并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共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不要阻拦巡逻的解放军。[注2]军队巡逻还要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理解配合，这也是文革中的怪现象。

  但广州市民，对军队能否稳定秩序，维持治安，并没有多少信心。在惶急惊惧的心理之下，人们纷纷构筑街闸，建立联防。清末民初，广州由于治安非常恶劣，大街小巷几乎都筑有街闸。没想到今天竟重现广州街头。所有大楼的楼梯口都架起木闸，在天台构筑工事，贮存木棍、砖块、石灰等物，作为自卫武器。一有风吹草动，便鸣锣传递警讯，各街闸立即关闭，行人绝迹。[注2]

  我家所在的派出所的警察怕人报复，逃回乡下，派出所已不运作，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也已经靠边站，不管事了，街道居民自发组成“联防队”维持治安。大家从工作单位或家中找出材料，自制成各种武器，比较常见的是把水管的一头斜锯成45度的尖角，把用钝的锉刀在砂轮机上磨成匕首，把藤制安全帽(当时还不流行塑料的安全帽)戴上作为头盔，一下子“全民皆兵”了。文德路上某单位建筑工地上的砖，沙，水泥，被居民们一夜之间搬走不少，在几个建筑工人的指挥下，朝阳里，及文德路也象广州其他地方一样，建立了栅门，两边写上“联防抗盗，来犯必歼。”几个大字，一副壁垒森严的样子。白天栅门开放，出入的人都要经过盘问，以确认是本街居民，晚上则任何人禁止通行。“联防队”安排居民守卫栅门，及夜间轮流上区内的高楼值班，每家人都要派人参加，我也曾参加了守卫栅门及高楼值班。

   8月11日夜晚，是一个人心惶惶的夜晚，“联防队”领导人不断发出不知从哪里收到的消息：“大沙头码头有两船劳动犯上岸啦！”，“劳改犯已经进城了！”，“劳改犯现在已经到解放路了”。一会儿说要注意外边马路，一会儿说要注意房顶。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连续折腾了几个晚上，就不再闹得那么凶。栅门，及夜间高楼值班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

  8月11日一夜之间全城打死了一百多人吊在树上，据说都是劳改犯，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疑问。在撰写本文时，带着这个在我心里存了几十年的疑问，我再次上网查找资料，只看到一些文章说这些人是精神病患者，或从北方流浪到广州的农民，在混乱中无法讲清楚自己的身份，而被暴民私刑打死。

  在文德路与中山四路的交界处(致美斋门口附近)，当时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在下水道管及泥堆之间，有一具尸体在地上放了几天。我要经过那里到粮店买米，尽管已经知道那里有一具尸体，经过时提醒自己不要往那里看，但还是忍不住看了，隐约看到尸体的一只手仍然举起向着天空。他是谁？为何被杀死伏尸街头？

  1967年秋，学校几个造反派组织大家到华南植物园劳动，我也参加了，这是第一次沒有学校老师组织的到校外劳动。出发前除了准备好生活用品之外，组织者还特别嘱咐大家自备武器。第一天到达时，植物园的造反派接待我们住下了。第二天上山劳动，因为沒有老师，几乎沒有人认真干活，我和几个同学在山上互相追逐，互扔泥块玩耍时，想不到意外发生了，我在奔跑时左脚在一条石砌的沟渠边滑倒，锋利的石头把我的胫骨前(广州人称为上五寸下五寸的地方)的一寸多长的肉削掉了，露出了雪白的骨头。这个情景把我吓坏了，马上向同学呼叫停战并求救。同学们把我扶回宿舍，又用自行车送我到汽车站，回到广州后，祖母陪我去大塘街街道卫生院上药包扎，母亲下班后看我伤得不轻，又把我送到正南路的越秀区人民医院，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再做了縫合手术。可能时间拖得太久，缝合后伤口仍然发炎，加上那个部位血液循环状况不如其他部位，这个伤口经过三个多月才愈合了。在那段时间，开始是坐三轮车，后来步行去看医生，換药。连换药的护士都认得我，当伤口快好时，她说，你这个小鬼(北方人爱称小孩做小鬼)，把这里的各种药都用遍了。治伤加上坐三轮车上医院的费用，共花去家里三十多元。因为我闯的祸，给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家，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

  1967年的最后几个月至1968年初，我都在家里养伤，读书，同学们有时候也来探望我，说说学校和外面发生的事。外面的世界仍在文革的动荡中。



  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2016年9月30日于美国洛杉矶



已经发表的相关博文：



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一：山雨欲来》

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注1]内容来自://blog.sina.com.cn/s/blog_652847de0102w7tw.html

[注2]内容参考://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c817.html

[注3]内容参考://www.cnd.org/HXWZ/ZK05/zk466.gb.html

[注4]内容来自://www.360doc.com/content/12/1104/19/829250_245720291.shtml

[注5]内容来自://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2vhq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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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Gowest 发表于 2021-4-24 00:00
难忘的1966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我们步行串连回广州后不久，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 ...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1968年初，左腿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开始每天上午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当时学校由分属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和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红旗派各总部控制着。我们去年参加的“红卫兵革命造反野战兵团”已不复存在，为了不被扣上“不积极参加运动”的帽子，我们开始寻找合适的总部投靠（没想到后来又因为参加了该组织被认为“参加了打砸抢”）。初二级另一班的何启佑同学组织了隶属于红司的井冈山总部，我和他比较熟悉，他是少先队的大队干部，在初一时我曾和他带着学校的介绍信去文明路的消防大队联系，安排同学们去参观消防队的设备，学习消防知识，观看消防官兵飞檐走壁的过硬本领。组织的成员也是平时比较正派的同学，例如郑小武同学是少先队大队旗旗手(郑同学后来下乡时成功偷渡去了香港，他的妈妈得知消息后身体不适住进医院，大概是心情太激动了：喜的是儿子从此逃出生天，悲的是从此不能再相见)。参加以后到街上刷过几次大标语，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文革期间各级政府机构被打倒，革命委员会是重新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成立，我也和井冈山总部的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成立的庆祝大会。
  这时候解放军军训团进驻学校。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学校完成复课，促成各派的大联合，成立学校的革命委员会。



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军训团给我们发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翻开这本书，读了里面的内容，不禁回想起1966年文革初期在校园里看到的一张大字报。
  有一天，在教学楼的外墙上贴了一张题目为《毛主席和王海蓉同志(毛的表侄女)的谈话记录》，上面有很多毛主席对教育的指示：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当时看完这张大字报，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话真的出自毛主席？1968年初，进驻学校的解放军军训团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证实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属实。
  解放军其实也是普通人，只不过穿上了军装，受纪律约束，言行比我们谨慎一点。邻班来了两位解放军，那位年纪大点的还能给同学们讲讲理论，另一个毛头小子竟然躲在一旁削木头手枪。我们班来了一位从江苏常州参军的邓盘仁大哥，城市兵，长得白白净净的，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缝，看上去有点文化，对我们很客气。一看到我们就拿出香烟请我们抽，当我们表示学生不抽烟之后，他就拿出烟絲自己卷烟抽。当时学生们自由散漫，爱来不来，解放军只能哄着劝着，尽量争取多一些同学能回校复课。我班的一派红卫兵，受到另一派红卫兵的威胁，不敢回校参加“复课闹革命”。邓大哥委托我联系他们到学校附近的人民公园见面，劝说他们回校。那天邓大哥特意请军训团的领导一起去了公园。那年月我们进公园从来不买票，或者“偷渡”，或者硬闯。那次是个例外，军训团领导自己掏钱，为大家都买了票。在公园里两位解放军耐心听取了我班那些同学的顾虑，诚恳地劝说他们回校，并保证他们回校安全。我班那些同学听信了解放军的劝说和保证，可是回校时还是遭到另一派红卫兵的追打。当时我们正在和邓大哥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到楼下的打斗声，邓大哥马上飞奔下楼，保护他们离开学校。邓大哥是挺好的一个人，比我们大几岁吧，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不可能给我们传授什么知识，然而他待人诚恳，尽力完成任务的精神却使我记住了他。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还记得曾进驻过我们的中学吗？

  经过学校内各派别的讨价还价，解放军的大力斡旋，五十一中的革命委员会终于成立了。成立那天借用了起义路对面的教师进修学院（原华侨中学东舍）的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在大门张灯结彩，红旗招展，挂了很多大标语，还有四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在大门外守卫。我们几个人在会场坐得无聊，就在起义路两侧的会场与五十一中之间来回游荡。看到邓大哥持着带有雪亮刺刀的56式半自动步枪在大门外守卫，我们连声称赞他很威武，邓大哥也回应：“阶级敌人敢来破坏，保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１。这样跟卫兵谈笑事实上很不严肃，旁边一位解放军战士（可能是邓大哥的班长）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为什么总是走来走去？”他不高兴又能把我们怎样？我们一阵哄笑后离开。
  军训团在校革委会成立后，大功告成之后离开了学校。
  按照领袖的意图，搞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又一次准备结束文革的动乱状态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广州的局势在1968中春夏之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动荡。由于红旗派感到在革命委员会中受到了压制而试图反抗，盛市革委会一方面要求各派组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实行大联合铲平山头。当时的口号是：“敌人利用派性，派性保护敌人。” 故派性山头一定要予以铲除。另一方面组成了以东风派人员为主体的“工人纠察队”（简称“工纠”），作为革委会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力量对红旗派组织实行了打击压制。红旗派自然也不甘坐以待毙，1968年初在北京揪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集团，广州红旗派趁势发动反“四右”攻势，即所谓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复辟。指责省革委会和广州军区犯了“四右”的错误。六八年春夏之交，社会空气重新变得十分紧张。红旗派与东风派、军方、省市革委会的矛盾已相当尖锐。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六八年的第一件大型暴力事件—“五．二二”供电公司事件，此后又发生了中大“六．三”大型武斗事件。

  经过这一轮动荡，学校的复课又无疾而终了。井冈山总部在这次动荡中进驻了位于西湖路的市建筑材料公司。反正学校已没人去了，无事可干的时候，也去井冈山总部里面报到过几次。大门口上煞有介事地挂了一个模仿解放军军管会款式的“红卫兵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何司令正在忙着写大字报，一看到我们就责备为什么不去参加中大的武斗，必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心想毛主席有几百万军队保卫，用得着我们这些学生？简直是笑话。以后的日子没有再见过何司令，大概也上山下乡了吧。七十年代中期，我调回广州，在广州力车厂当电工，有一天上中班的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在远离车间的配电室里值班。习惯上扭开了收音机听听新闻，正在播报广州地区十多位应届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准备出发到西藏工作的决心书。最后播送这些学生的名字时，居然有“何启佑”！此刻，我真的被何司令感动了，回想当年他绝对不是假革命。此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大家对那些口号已经麻木，人心浮动，连党员干部都口出怨言，走后门成风，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奔忙，然而何司令仍不忘初心，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已对领袖的绝对忠诚。
  在这段时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们街道的邻居刘太太被迫自杀了。大慨都曾是“资产阶级”，我家和她一直有来往。她先生的家族以前经营家具生意，相当成功。她家的大楼占两个门牌号码，三层一共有六个套间。她自己住一个套间，另外五个套间出租。大慨家具店还有定息收，她在文革前一直过着很优裕的日子。她有三个儿子，真中一个在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父亲回忆她的儿子是自愿投身军旅的热血青年，参军前还大摆宴席庆贺，在“好男不当兵”的时代并不多见），一个在上海音乐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哈尔滨，在那边成了家。还有一个在郊区当小学校长。她的三个儿子用现在的语言来说都是杰出人材。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文革前我曾和家人拜访过她几次，通过幽暗的很长的木楼梯，转角处都装有拜神的神位，感觉挺神秘的。毕竟家族是做家具生意的，她家的陈设很讲究，酸枝镶嵌云石制成的成套家具、字画、瓶花、盆栽，处处都体现出这是一个富裕而有文化底蕴的家庭。通往阁楼的楼梯上摆满了几十双各种款式的皮鞋，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家里有这么多的皮鞋。她的手指甲及脚趾甲涂上鲜红的指甲油，在那年月大慨只有电影上才会看到这种打扮。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也使她养成了许多阔太太的习惯，喜欢打探消息，跟人攀比，看不起穷人。不过她的心地还是挺善良的。文革开始后，她的套间近街一侧被一红卫兵总部强占，把她赶到一个房间里。1967年七八月间“打劳改犯”及“街道联防”开始后，由于她的房子是朝阳里最高的建筑物，联防队把这里定为高空瞭望的哨位，每晚大家在天台轮流值班。我也参加了值班。在此期间和她谈过几次话。就在以前摆设讲究的大厅里，此时电灯已被破坏，我们在手电筒照明下聊天，大慨很久都没有人愿意搭理她（以前是她心高气傲不与人来往，现在是“黑七类”没有人愿意和她接触），她每次见到我都特别热情。她多次嘱咐我要听大人的话，不要去参加武斗。其实她此刻正自身难保，还是愿意关心别人，使我挺感动的。她只是因为儿子去了台湾，加上成份是资产阶级而受到迫害，66年破四旧她挺过来了，可是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也不清楚街道的人对她做了什么，她想不开自杀了。那天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感到地在颤动，又听到一声巨响。有人高呼“上边东西掉下来了”。祖母回家告诉我刘太太跳楼自杀了，看到她的遗体衣衫不整，祖母上前去为她整理好。又一个无辜的人被文革夺去了生命。

  此刻，红旗派的反扑很快遭到进一步的打击，因为中央此刻已决定依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用武力结束动乱。并于8月16日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已不打算再利用文革造反派，尤其是激进的造反派学生。广州各造反派据点很快被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简称“警司”）派出的军队，以及“工纠”的配合下被清除了。
  广州文革的无政府状态在此刻已基本停止。工宣队及军宣队进驻了我们的学校。这回不再象上两回那样，哄着劝着让我们复课，而是操着我们的生杀大权，来“秋后算帐”，然后宣布我们的毕业去向的。首先召开了几场批斗大会，斗争了几个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另外还有一个与我校造反派一起参加武斗的工厂造反派头头。接着是各班回教室继续学习讨论。教室里的桌椅已被破坏，大家都坐在地上。此时大学已停止招生，工厂在武斗中停产及受到破坏，也不招人，我们这班学生留在城里还会闹事，很明显只能送到“广阔天地”去上山下乡。很意外的是班主任叶老师宣布要挑选一部分同学升高中，不过他同时宣布高中毕业后仍然要上山下乡（此说当时就知道不可信，事实上也证明上了高中的同学后来大部分都留城工作了）。另外学校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家庭成份调查表，要大家带回家交给父亲的工作单位，填写后密封交回。
  经过令人煎熬的几天后，由班主任及工宣队确定的升高中名单终于宣布了。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叶老师是这样宣布名单的：“第一个：某同学，第二个：某同学，……”。被念到名字的同学都喜出望外，没想到的是在第五个或第六个时宣布的竟是我的名字！文革前我是班里成绩优秀的学生，可是文革一来，盛行“唯成份论”，“突出政治”，我已被大家公认为“只专不红”的典型。文革初期我还随大流给叶老师写过大字报，难得此刻叶老师还敢把我列入升高中的名单。名单宣布后，我如释重负，赶紧回家去给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
  不过我实在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回校，叶老师把我拉到校园一角，告诉我有同学批评在评选升高中名单时没有“贯彻阶级路线”，部分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并未选入升高中名单，并且表达了反对把我列入升高中名单的意见。给我罗织的“罪名”有：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只专不红的典型，进驻建筑材料公司参加打砸抢，在收缴武器时上交匕首。前两条我无言以对，第三条我仅去过那里几次，并无参加打砸抢，第四条简直是无中生有。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埃我看到叶老师拿着的笔记本上面写着的名单，在我的名字旁边划了一个很小的“x”符号，旁边还有“进驻建材”几个小字。升高中看来无望了，我告诉叶老师我并无参加打砸抢，也没有上交匕首。后来和我要好的同学悄悄告诉我是哪几个同学在告状把我拉下来。面临去向的重大关头，谁也想留在城里，他们这样做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无中生有的做法实在不光彩。叶老师想保我升高中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他的好心我至今难忘。离开学校后没有跟他联系了，此刻仍遥祝叶老师好人一生平安。
  再经过第二次第三次的公布，升高中名单终于确定了。老师在宣布名单之后，还特意宣读了选入升高中的同学父亲单位送来的家庭成份调查表。并说明他们除了其中一人出身于小贩家庭外，全部出身于工人家庭。其中就包括了把从第一次公布中拉下来的一位同学。

  确定了升高中人选之后，其他同学的去向就很明显了：上山下乡。在黑板上写下了我们即将前去的地方：海南岛崖县的南岛农场和立才农场（后来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属下农场），三水县杨村农场，连平县，紫金县，清远县。然后让大家上去报名。此刻整个教室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飞过都可以听见，整整持续了二十分钟。突然有一位女同学陈健明跑上去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这是唯一自愿报名的同学。这位幸运的女同学也因为“思想红”被留校当了辅导员，逃避了上山下乡。这些年我常常想，如果我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报名，就可以留校当辅导员。在一次与太太闲聊中谈起这个想法，没想到太太马上说，那位女同学是老师内定留校当辅导员的，上去报名只是做个“托儿”，你上去报名就没有这个待遇。这番话使我这些年的想法顿时释然。
  虽然大家都不报名，分配还是照样进行。分配的名单很快宣布了，我被分配到海南岛南岛农常据说文革中参加打砸抢的都要分配到海南岛，而且确实其中也有几位同学是文革中参加了打砸抢的，至于为什么要把我分配去海南岛，那些同学在把我从升高中名单中拉下来而妄称我参加过打砸抢，此事是否入了我的档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此刻又发生了一件挺可笑的事：叶老师宣读了市革委会有关部门送来的一份文件，其中有我班同学在大串连时在各地接待站借钱吃饭的名单及数额，要求归还。我的名下竟有一百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我从来没有在接待站借过钱，细看一下是去年初组织步行串连时市委给我们每人十元的补助，当时并未讲明要归还。登记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把十多位同行同学的补助费都算在我的名下了。另外有一个欠钱人的名字并不是我们班的，有可能是其它学生冒充我们班的人，也可能是我们班的人在借钱时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涂改了。上高中的那几位同学马上乖乖地把欠款交了，去农村的谁也不交，大不了就不让去农村。
  声势浩大的动员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会上那位军宣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表示：“上山下乡是全世界都要走的革命道路，我们中国先走一步。你们作为真中一员非常光荣，你们即将戴上大红花，光荣地上山下乡”。还有很多连篇累牍的说教与宣讲。其实文革前已有将城市青年送去上山下乡，文革时他们回城造反，大街上贴了不少他们控诉在农村遭遇的大字报，大家都明白上山下乡是什么一回事。一方面是正面的宣传，而工宣队员在小会上多次威胁如顽抗不去则用武力强制押送。此刻大家都人人自危，大家都知道这户口一迁出去就从此不是城里人，但顽抗下去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当时还出了一条“投亲靠友”的政策，允许各人自找门路，找到愿意接收知青的农村，不少同学回了原籍，有一位同学到从化当了农民的儿子。“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下子走了十多位同学。紧接着是压力更大的动员，父母的单位把他们送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疲劳轰炸，不愿意让子女下乡就不能离开，结果不少父母学会了演戏，宣称自己同意，只是子女还不愿意去。工宣队和班主任带着几十个刚从小学升上来的中学生，都戴着红卫兵袖章（这回轮到他们来造我们的反了），多次到家里来，软硬兼施，先宣讲一番下乡的伟大意义，再假惺惺地表示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最后说服不了就宣称将要武力押送。当时曾决心顶住压力坚决不去，然而在那个高压的环境下，整个学校此时只剩下六十多人仍然没去。压力越来越大，我开始有点动摇了，海南島是坚决不去的，曾经考虑过去清远。东莞原籍的经济状况比清远要好，祖上还留下一座楼房，看来回老家去要比去清远日子要好过一些。可是这时已停止办“投亲靠友”，几经周节，也感谢原籍的乡亲们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接收了我。我回乡以后，工宣队还带着学生前来动员，家人把户口本拿出来，让他们看我的户口已注销，才停止了骚扰。
  1968年12月1日，毕生难忘的日子，我独自到广州东站乘火车，经过二个小时到达东莞茶山车站，再步行半小时回到原籍厦朗村。没有鲜花，没有欢送（我也不希罕这些骗人的仪式）。前途茫茫，这就是社会给我的第一份工作，而且宣称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我带上了这些日子仍然在自学的初三和高中的课本，在似乎看不到这些知识有何作用的日子里，我仍然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艰难必将过去，我还年轻，一定能熬到命运改变的一天。

  我们老三届的“毕业”实在仓促，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毕业合影，没有相互赠送礼物，也没有相互在笔记本上留言。只记得两位同学此刻说过的两句话：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 刘宏业同学。
  “当命运笼罩在你头上时，一切挣扎都徒然”。-- 毛申同学。
  当时教育系统的革命委员会算有点良心，还是给我们这些被文革中断了学业的学生发了“毕业证书”。



我的初中“毕业证书”

  证书上显示我是1967年度的初中毕业生，而证书上的日期是1968年10月30日。事实上是66年至67年的那年根本没有上学，拖迟到68年10月才发了这张证书。证书上的五十一中学革命委员会的署名与印章也是文革时代的产物。证书上这张照片不整齐的相框与剪切，也使我回忆起这是文革时自己动手晒相的作品之一。这张迟到的毕业证书，没想到在十多年以后，还发挥了作用。我在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得以重返校园，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学习，三年后再申请赴美自费留学。在美国学习英语考过托福之后，再申请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读书。没想到学校的招生办公室除了要求我提供在中国所修的大学课程成绩以外，还要求我出示高中毕业证书，无奈之下只好提交了这张初中毕业证书以及英译本，我在有关表格上如此解释：“因为文革中断了学业，经过自学达到高中毕业程度，而且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众所周知，在中国只有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才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接受了我的解释，我得以顺利转学。这张毕业证书复印本相信至今还留在我的入学档案里。




2018年11月6日，离开这里五十年之后，我在原五十一中的校门前留影。

  五十年斗转星移，人生历尽沧桑。1968年从这里告别校园下乡，又回广州当工人，上大学，再出国。这些年不论是在广州或者出国回广州，尽管住得离这里不远，我都没有再旧地重游，大概这里是我的伤心地吧。这次回国在上街购物途中，经过广州起义路，临时起意到母校广东华侨中学与广州市五十一中学看看。五十一中已不知去向，只见侨中初中部的招牌，不过这里原来就是侨中的西舍。侨中在1965年迁到郊外五十一中的校址，而将西舍给了五十一中。我在侨中读了初一，在五十一中读了初二，就在这里我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世事沧桑，没想到五十年后，好象冥冥之中注定我要在此刻重返此地。往事如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只留下了经纬度上的这一个交点，以及时间轴上五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仅留存在我的记忆里的人和事。
  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2016年10月首次发表于美国洛杉矶
2018年12月7日重写于美国洛杉矶
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相关博文：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一：山雨欲来》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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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痛苦，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相信生命。
  在农村艰辛的一天劳作之后，我挑着两个木桶到邻村的井挑水回家做饭，回来的路上碰到袁山(也是从广州回东莞老家务农的知青)，他递給我一张纸条，上面是手抄的《相信未来》，我一下子就被这些诗句震撼了，一口气读完后，才发觉一直没有放下肩上挑着的两桶水。那时候不知道这首诗是出自“知青诗魂”郭路生(笔名食指)，当时他是一名北京知青。  
  将近半个世纪后，在撰写本文时在网上找到这首诗。重读这首诗，仍然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自以为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也认为岁月的磨炼使我变得麻木。在那艰难的岁月，凭着坚定的信念，熬过了几年知青生涯，重回广州，进厂当了工人，终于熬到了文革的结束。
  文革及上山下乡，进工厂工作，到重回华工，长达十一年多。教育中断对系统学习是一大破坏，然而利用这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加上文革期间由高干子弟泄露出来，以大字报、油印材料形式散发的文件，使我有机会读了些不为学校及家长允许阅读的杂书、闲书、野书，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岁月，更丰富了自己的阅历。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给我一些意外的收获，尽管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在工厂的礼堂，全体职工在听领导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那时候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官话套话，大家都是人在心不在，并没有认真去听。但其中华国锋主席的一段不同寻常的话引起了会场一阵不寻常的反应：
  “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工人中大部分是上了年纪，饱经沧桑的人，此刻却为这段话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全场大家互递眼色，窃窃私语。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虽然还是宣布“胜利”，毕竟是结束了！而更讽刺的是，文革的“旗手”及其同伙“四人帮”的粉碎，竟然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真是“玩火自焚”的最大例证。尽管官方说是第一次，那就暗示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然而，即使在当时，一群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都一致认为，不可能再会有第二次文革。 6park.com
  直到中共中央1981年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权威定性。现在大慨没有几个人记得此前中央是如何宣布“第一次文革胜利结束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文革是否会再次进行仍是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沒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根据一些现象与观察：例如沒有建立文革博物馆，对文革的反思不够深入，某地又开始大唱红歌，个人崇拜正在重现等等，而断言文革很可能在将来某种条件下再次发生。其实，文革的发生，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高度控制的社会。当时社会结构完全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工作单位、学校、机关、居住所在的街道、及每个人的原籍都设立了严密的监督管理机构，而且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常常看到那些搞“外调”的人员到某人所在的工作单位、街道、或原籍调查某人的资料，只要持一封介绍信，所有资料都会无条件地提供，而且从来不需要当事人的同意，而且也不知会当事人。沒有职业自由，城市人的工作由国家分配，城市安排不了就“上山下乡”。乡下人如果能考上大学或中专，或者参军，有可能分配到城里工作，否则，就一辈子务农。沒有迁徙自由，不要说移民，出国旅游。就是回老家探亲，一二百公里外的行程都要工作单位或所在公社出证明，到任何地方过夜都要向当地派出所报到。沒有言论自由，经过多次运动的打击，人们已不敢公开表达任何与政府宣传相悖的任何言论。长期强调阶级斗争，所处阶级的位置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的地位，以及后代的前途。对“阶级敌人”的打击，同时也形成了对其他人的震慑作用，而且根据莫须有的罪名随时可以把人列入“阶级敌人”。文革前夕的中国，政府对每一个公民的居注职业、言论的高度控制，达到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以来空前绝后的程度。
  第二个因素是毛的绝对权威。毛在建立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新中国的建立初期，人民的生活稳定，内心自然地拥护新中国，拥护毛主席。后来又加上林彪等人为个人目的而投其所好，大搞个人崇拜，最终形成了一个毛一人说了算的独裁局面。个人崇拜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三个因素是毛的敢想敢干的“诗人气质”。上述两个因素形成了一个环境，人民只能从事政府安排的工作，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按照毛的想法去做一切事情，学校停课搞文革，学生必须参加，不可能去找一份工作而不参加，积极参加就意味着对领袖的忠诚，从而为今后的远大前程打下基矗不参加就只能在家当并不光彩的“逍遥派”，以后前途必然黯淡。毛从而拥有了一支不必发军饷而绝对听命的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军。发动学生去冲击自己的政府，冲击自己的军队，从而打击自己的政敌的做法，相信也只有高度自信，而又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才能想出来，才敢于付诸实施。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国民经济对城市的依赖不大，只要有饭吃，就不会产生大的骚动。毛在发动文革时显然已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明确规定在农村不搞文革。军队是政权稳固的基石，当时也规定在军队不搞文革。尽管后来也有冲击军队以及抢枪的事件发生，军队在文革期间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从而可以在文革中在严重失控的地区实行军管，维持起码的秩序，后期则出动军队用武力荡平了造反派的据点，结束了无政府状态。然而即使毛拥有空前绝后的个人权力及个人迷信，文革的走向仍不断失控，文革的预定结束时间一拖再拖（单从多次派出军队到学校搞军训可以看出其实他曾多次企图结束文革），最后发展到必须出动军队强行扫平造反派据点，把学生们全部赶到乡下去，而勉强稳住局势。然后又是林彪出逃，四人帮与开国元老们的长期争斗，直到他逝世未能平息。
  今天的中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上述三个因素早已不复存在。退一万步，将来出了个独裁领导人，也决不敢采用文革这种极端的形式去对付政敌。历史已经证明：谁也沒有能力驾驭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某些文革现象，某些思潮，这些可能是构成文革的部分必要条件，而构成文革的充分条件：高度控制，高度权威，与及领袖的“诗人气质”，则绝不可能再现。例如北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已经世袭了三代，其个人崇拜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政权也具有高度控制及高度权威，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北朝鲜正在搞文革，或即将发生文革，其领导人也决不会有“诗人气质”敢于发动文革。
  有人认为将来的文革将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进行，然而如何定义“新形式的文革”？更有人认为文革没有结束，它只是潜伏起来，甚至一直都还在进行。这些没有清晰定义的讨论实在没有边界，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革的意义：
  解放以后，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跟着是大跃进，接着是文革，其中还夾杂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其基调是越来越左，长期以来形成这样一种片面认识：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许多人以“左”的面目出现，在各运动中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类人往往成为“优秀分子”而“火线入党”，平步青云，得到重用，以打倒其他人为代价而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文革中这种现象达到了极点，一群历来以左派自居的人，被一群打着更左旗号的人打倒。经过大规模的，各个阶层及利益集团的反复斗争，反复互相折磨，其打击面超过了历次运动。反复斗争的结果，是上至中央，下至百姓，不论左右，不分上下，最后都吃尽苦头，深受其害。而历次运动往往以整人为表效忠而达到自保及晋升的人，这次也被整得很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原来是体制内的政策制定者，在文革中被打倒，被流放。离开权力中心，使他们有机会冷静下来，彻底反思这些年的错误，当他有机会复出重返决策层后，彻底改变了这些年的做法，平反了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彻底抛弃了毛主政时代的一个又一个劳民伤财，人人自危的运动治理模式，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如果沒有文革这个“反面教材”，全国人民沒有真正经历一次规模空前绝后，带来的波及全国各阶层的惨痛经历，邓小平的改革就不可能获得从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平民百胜的全面支持，真心拥护。如果说文革有什么意义，我想这就是文革最大的意义。这也是对文革中千千万万枉死、冤死、致伤致残、精神上受到打击、教育被中断的受害者的最好告慰。这些人为的政治斗争终于远离中国人民而去，这是文革最大的成果，尽管这个成果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如何评价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功过。
毛在晚年时曾在一次谈话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对中华民族的功与过也大概可以围绕这两件事来评价。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已十分注意农民运动，在蒋委员长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时回到湖南组织了秋收起义，并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建立了井岗山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后，长征中的红军在遵义会议终于确立了毛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与数十倍的敌人围追堵截巧妙周旋，终于到达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人民，发展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牵制了日本军队，对国军的正面战场作出巨大贡献。日本人投降后，人民解放军以劣势装备，与数倍于自己的美式装备的国军经过三年战争，依靠土改等政策，发动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民工支援前线，终于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整个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力排众议，出兵朝鲜，以劣势装备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使在停战协定签字的美国将军承认自已是“美国第一个在沒有胜利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朝鲜一战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第一，长期欺负中国的列强以此不敢再以武力威胁中国。第二，通过辉煌的战绩赢得苏联的尊重，苏联通过签订156项工程，援建军事院校，全面装备中国陆海空三军的方式，使我国工业化，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提前了几十年。第三，苏联在朝鲜战争后归还了东北的中东铁路，旅顺军港。同时，在国内城市开展了打击黑社会，取缔黄赌毒场所的清匪反霸运动，在乡村和山区，派出大军将为害人民，历朝历代都无法根治的土匪恶霸全部剿灭。至此，一个长期外受列强欺侮，内有军阀土匪“兵匪一家”为害百姓的旧中国终于告别了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国家和人民终于可以安心休养生息，好好建设自己的家园。老一辈的人都很怀念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我的童年也在五十年代渡过，留下了不少温馨的回忆。毛主席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沒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国家为基础，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他晚年错误地发动文革，对国家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然而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总体来说大于他的错误。国家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和长期的积累，人们在羡慕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如何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如何领先，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如何领先全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美国在和平环境中连续发展了多长时间。没有毛主席领导下建立的国家，就没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沒有一个强大安定的国家，一切都是空谈。
  顺便谈一谈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走过的不同道路。
  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也以俄为师，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通过肃反委员会，后来的克格勃，对苏联政府及军队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打击面很广的大清洗。后来上任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彻底否定了斯大林的做法，停止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当时中苏两党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那时候年纪还小，记得人民日报曾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其中有几个主要的分歧还记得。苏共提出的苏联共产党是全民党，苏联是全民的国家，中共批抨这是“取消阶级斗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提出的如何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处的“三个和平”理论：即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也被中共批评为“对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背叛”。几十年过后回望中苏当时的争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已基本上执行了当时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理论。可惜在此之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对外立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尽管自己经济还很困难，仍然不自量力地为多国提供慷慨的援助，企图输出革命，并一度自称已取代苏联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对内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由于毛过去的成功都在于发动群众上，形成了他“一切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的思维定势，他的知识结构的限制，以及被一班投其所好的人的包围，也使他未能采纳正确的意见。在晚年，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大跃进，以及文革等一个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破坏性越来越严重的运动。对比中苏两个国家在上个世纪的演变，苏联虽然在1956年已开始批判及停止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然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人未能实行基于苏联国情的改革，早期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造成思想极大混乱。后来对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更导致苏联解体，分崩离析，自毁长城，至今俄罗斯已沦为二流国家。传闻戈尔巴乔夫在探讨苏联解体时曾说：“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传闻不知是否属实，然而也道出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毛的评价及社会制度的改革，远比苏联做得成功。很有意思的是，苏联未能出一个邓小平领导国家完成改革，然而正是“中国赫鲁晓夫（文革中对刘少奇的称呼）”的同盟者邓小平在文革复出之后，成功地领导中国完成了改革转型。
  如何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责任。
  文革中自已有没有责任？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自己当时只是一个15岁的初中生，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会有什么责任？我在运动初期随大流写过老师的大字报，但我没有在斗争会上上台发过言，更没有动手打过老师。破四旧运动我曾销毁过家里的“四旧”物品，这也是在大人的指示下的自保行动，但是我没有毁坏过外面的任何文物。参加大串连及步行串连只不过是游山玩水，再说那也是经过批准的。参加红卫兵组织只是为了避免在运动后期被扣上“不积极参加运动”的帽子，而且从来没有参加过打砸抢及武斗。看起来可以说自己一点责任没有。
  然而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Stanislaw Jerzy Lec)的作品中有一句名言：“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 。文革是一场雪崩，自己作为其中的一片雪花，就真的没有一点责任？当老师被批斗，高呼“打倒”的口号声中有我的声音。在台下旁观，没有勇气去阻止，甚至没有给老师送去过一个同情的眼神。每天晚上睡觉前，有没有想过被关在学校“牛棚”里的老师如何渡过这黑暗的漫浸长夜？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有我的其中一本，不堪重负的铁路公路上也因为我参加大串连而增加负担。在反思领导人发动文革的错误的同时，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也应该反思。彻底铲除文革滋生的土壤，消除文革给全社会的精神、道德、及文化带来的危害，仍将是每一个经历过文革及未经历过文革的人的一个长期的义务。要全面提高全民的素质，必将经历全民心理更新的艰难历程，并将通过完善与健全社会的制度得以保证，使我们的共和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治和谐的社会。
  时光荏苒，文革离我们渐渐远去，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饥寒交迫，精神压抑的时代。我们的祖辈父辈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我们的父辈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然而青壮年时代在各种运动中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华，待这些运动过后，已是人生的黄昏。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共同参与和见证了共和国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风风雨雨，改革开放终于为我们施展才华提供了机会。我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和见证了中国从几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发展到在21世纪与发达国家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
  当文革动乱在神州大地肆虐，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前途进入最低谷的时刻，仍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相信未来。
  当改革开放已进入四十周年，祖国已发生了举世瞩目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全面崛起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然而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祝福祖国。相信未来。
2018年12月14日于美国洛杉矶
已经发表的相关博文：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一：山雨欲来》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难忘的1966 —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七：相信未来(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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