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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4 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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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6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五:动荡岁月(上)- w8 @8 i+ d8 z( m# A- v%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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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步行串连回广州后不久,中央和国务院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发出了停止步行串连的通知,其要点:3 J# H5 |. P) b3 ~
' c. b$ s, } U1 F5 F. Y: ?0 B “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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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j T- K N+ I5 N; K% X4 p6 C “目前北京、韶山、井冈山、瑞金、遵义、泸定桥、延安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寨,由于前去的革命师生过多,拥挤一起,天气寒冷,食宿、交通安排极为困难,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传染病,影响了革命师生的健康。这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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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9 g4 d) V; k4 O3 F6 { 我们在去冬今春的乘车及步行串连中,已感受各地交通拥挤,情况失控。这时脑膜炎在广州也开始流行,大家上街都戴上口罩,街道也发放药水给大家滴鼻。% \4 _3 a# Z$ }1 G%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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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M. s1 c9 S+ N1 t N; 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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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去年11月,我们在广西柳州串连途中看到的中央有关暂时停止串连,到明年四月春暖后再恢复的文件,就知道这是中央的“缓兵之计”,好把这些令各地接待站,交通线不堪重负的学生们哄回家,明年恢复串连的许诺大概不会兑现,事实证明了我们这些少年当时已经开始成熟。这些不能兑现的诺言及政策的朝令夕改,使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屡次失信于民也使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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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外地学生以“某地红卫兵驻穗联络站”等各种名义留在广州,也有不少学生及工人以“上京告状”等名义强行冲上火车。血气方刚的青少年一旦被发动起来,就如脱缰的野马,要重新控制,非常困难。要把学生赶回校园,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开枪,这恐怕是文革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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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校园有了很大变化,严格要求出身红五类才可参加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已不能在校园立足,现在流行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且都不论出身,几个总部都趟开大门在招兵买马。看着以前的主义兵威风凛凛,我们一伙人也参加了其中一个称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的红卫兵组织,每人交了一张相片,领了一个红卫兵证。把红卫兵的袖章戴了几天,很奇怪为什么找不到前些日子的主义兵的感觉呢,以后大家也不戴了。! h' p! D; k/ q) _*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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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里无所事事,有一天几个人站在教学楼四楼靠近马路的走廊上看到俄语老师在人行道上经过,我忽发奇想,此刻我们大声讲一句俄语,老师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小声讲了一句“Настоле(俄语:在桌子上,也是我们背后给该老师起的绰号)”,陈同学用他的大嗓门洪亮地重复了一次。老师显然是听到了,放慢脚步四处张望,可能事发突然,他并未察觉声音来自,上空。老师大概很欣慰:在这文革的日子里,还有学生在坚持学习苏联修正主义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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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校园无事可干,我们开始到处闲逛。有一天,我们到流花湖公园去,冯同学(文革前很纯朴的好学生)想出一个主意,我们冒充外地来广州串联的学生,就可以不用买票,他故意把手中的正在吃的甘蔗竖着啃,用普通话问守门的老太太:这是什么地方?老太太用普通话回答这里是“劳动湖(文革中流花湖曾用此名)”。然后冯同学和我们就往里闯,老太太追着我们买票,可她哪里追得上我们。我们在游艇部租了两只小艇,开始在湖中比赛起来,大个子陈同学与冯同学、李同学的小艇战胜了我和毛同学、伍同学的小艇,毛同学认为我坐在艇尾操作不行,要和我互换位置,可是动作过快,把小艇弄翻了,我们三人都掉到湖里。那时我还不会游泳,幸亏湖水不深,赶紧趟水走回岸上,大冷天穿着湿衣服坐公共汽车回家,家里刚好无人,赶紧把湿衣服换了,还好这事沒有被家里发现,也沒有生病。第二天我们到游艇部取回租艇时押下的学生证,卖票的老大爷大骂我们把艇弄翻了,他已经把艇拖回来了,但三支桨不见了,必须把船桨找回来,才能把学生证还给我们。这么大个湖,到哪里去找船桨啊?不记得是毛同学还是伍同学出了个主意,到堆放船桨的地方偷三支就行。正在偷船桨之际,被一个女工发现了,喝问我们干什么。不管她,拿起船桨飞奔,还给老大爷,把学生证取回,赶紧撤出。多年后,流花湖是我和女友约会时常去的地方,每次到湖边都会想起当年的荒唐事,但决不敢告诉女友在这里曾发生的狼狈一幕。' a; `! @" h5 C" K# z8 I$ I; ]
& g b" N- a7 r$ o4 k 闲逛后进一家小吃店吃云吞面,吃完后不知道是谁带头,一伙人都跑了,我看势头不对,也跑了,我实在沒有钱为所有人付帐。发生此事之后,我对大家说,这样干不好,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大家沒有说什么。可是不久之后,又发生了类似事件,我决定以后不再跟他们一起到小吃店里吃东西。和他们渐渐疏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开始感觉到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 p _% ?' K& `2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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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大哥这段时间大慨也是在校园里无事可干,曾几次回家住一段日子,又返回上海。大串连停止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仍免费提供学生返回原地的火车票及船票,相信大哥是利用了自己是广州人,又是上海学生的身份,多次“返回原地”。一天晚上,大哥拿起我的代数课本,考了几个关于根式运算的问题,我很惊讶地发现数学成绩一向不错的我,经过这半年的荒废,已经把数学知识忘掉大半。这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决定不能再随波逐流地继续荒废时光。我找出已有半年未碰过的课本,开始复习数学,物理等知识,把在学校学过的初二水平的功课都复习了一遍以后,爸爸又从同事的儿子那里借来初三的平面几何及化学课本。我尝试着在沒有老师教的情况下自学初三的课程,我的自学生涯就是从平面几何开始的。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我把大哥以前念高中时的课本(当时杂乱地堆在一个儿童车里)整理好。语文,代数,立体几何,平面三角,物理,化学等等按年级分类放好。从文革开始的自学一直坚持到回东莞务农,回城当工人。每次大哥回广州我都会和他讨论及求证,向他请教我不能解决的难题。那时候不知道以后还会有高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是对周围的混乱感到厌倦,相信这些知识将来一定会有用,而且研习这些知识本身的乐趣也让我得以逃避现实。我把高中的数学和物理学都一本本学习了,所有的习题也做了。语文课本也读了一遍,高中的语文课本有一半是文言文,读起来很吃力,但受益终身。化学课本只学了初三的那本,高中化学则由于沒有条件做实验,而且我对化学兴趣不大,加上后来进工厂当电工,学习逐渐转移到学电工技术,后来又到业余大学上课,高中化学就沒有学习。沒想到后来恢复高考报考77级时,为了把化学程度搞上去,苦苦恶补了几个月。# u* C! E' F7 K8 v# f( B1 L
$ y! n2 ?/ h" A 大哥带回来很多他们编印的在文革中搜集到的毛主席早年发表过的文章,都是当时没有公开出版的。估计是高干子弟们泄露出来的,发现其中有不少文章值得一读。其中《毛主席的回忆》(由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史诺“代序”,在国內沒有公开发行),生动活泼地介绍了毛泽东青少年及红军时代的的生活,与当时宣传的"四个伟大"的刻板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好多段落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其中有一段他在长沙时期的生活:6 _( E- u+ g4 _"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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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冒充了湘乡县人,住在同乡会馆里。有许多兵也住在那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们毫无事事,而且都是很穷,在会馆里,学生和兵士常常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怨怒爆发,继之用武,兵士攻击,并且想打杀学生们,我躲避到厕所里,直等战争结束以后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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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外面正在激烈地进行文斗武斗的两派,我对这些无谓的,然而当时非常时髦的革命行动感到厌倦,该如何做其实伟大领袖早已为我作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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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也对其中一篇毛泽东早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论文《体育之研究》大为赞赏。该文批评国人忽视体育锻炼,以至国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文章提倡国民须加强体肓锻炼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父亲特别指出文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全文画龙点睛的好句子,以廖廖数语概据了一个人全面发展的两大要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决定不能再随波逐流地继续荒废时光。在“文明其精神”方面,我开始了持续多年的自学。在“野蛮其体魄”方面,当时的条件实在有限。在家里找到一对祖辈留下来的石锁,又向邻居索要了他们弃置在天台的一对大石锁,再用铁管及水泥自制成“石担”,每天早晚练习举重几十分钟。壮实的体格在农村的艰难生活,在工厂当电工在高空带电作业,在大学紧张的学习,在异国半工半读的艰难岁月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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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_5 }$ B, U( I5 F# R+ w- P 文德路上的中山图书馆在文革期间仍然开放,楼下的借书大厅不开放,只开放了二楼的阅览室,在那里可以凭学生证借阅文革后的报纸及《科学大众》,《航空知识》等杂志。在那里看到有人在看文革前的《羊城晚报》,询问后得知凭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可以借阅,马上回校向总部的人拿了几张盖着总部印章的空白信笺,给自已写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我部战士袁某需要借阅文革前报纸以搜集批判走资派资料。这招还真管用,我可以借阅文革前的报纸了。其中看得最多的是《羊城晚报》,该报是当时国内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刊登大量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的文章。然而却在文革刚开始时就被批判,尽管改名为《红卫报》仍然被迫停刊。我最爱读的秦牧,杨朔,刘白羽的散文,陈残云的小说连载有很多都发表在这里。在这里我还读到一条至今难忘的新闻,西德某报刋记者访问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总书记警告:如果西德敢于发动战争,八个氢弹就可以把西德粉碎。总书记还问该记者,我们有八个氢弹吗?翻阅反右期间的报纸,开始时有一段时间是让大家自由向党提意见,有一段记者采访的消息是在某教授雅致的客厅里,某教授侃侃而谈他对党和政府的各种批评和意见。过一段时间,以《人民日报》标题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为标志,风云突变,全国开始了反击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运动,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本人及家属被流放,被迫害,被歧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三十多年,直至文革后才得到平反。翻阅这些报纸给我补上了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当时尚末懂事的我的那场运动的一课。阅览室里还有一群大学生在借阅解放前的报纸,据说借阅需要更高一级的证明。他们拿着照相机,专门拍摄叛党人士刊登的“反共启事”,“脱党声明”。我和其他一些无此特权的只能在旁边看。看到最多的是《越华报》,解放战争期间的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很多如此的大标题,“陈毅大败,共军全线崩溃。”,“国军收复某地,某城守备固若金汤。”前方是炮火连天,后方则是歌舞升平,广告栏登载的是配以衣着暴露的女郎照片的舞厅及电影广告,这些报纸看起来就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差不多。: a( \$ D& p m! C- V* i7 J. O8 }0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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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室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女孩,高高的个儿,金发碧眼,穿着和大家差不多的篮卡其布棉衣,据说是十三中某老师留学德国时与德国人结婚生下的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滞留在广州了。她好象不会说广州话,跟她交谈,大家都说普通话。这女孩相信已返回德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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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广州,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各派势力轮番上台表演,造反派以“夺走资派的权”冲击政府机关及军队。军队及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试图稳定秩序,令大家目不暇接,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比较重大的事件有:$ {6 c+ v4 c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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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一个由广州几个红卫兵组织,几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组成的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的联合组织,夺了广东省委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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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6 f _4 ~; R4 o8 ]8 _/ U, O2 O 当广东省委被夺权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了。从1月21日起至1月25日,公安系统内的造反派与本市大学生,工人的造反派,加上外地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为争夺权力分成两大派,终于爆发了名为“一·二五”事件的上万人参与的广州地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武斗。公安局内部四个总部,斗得一塌糊涂,公安业务已处于瘫痪状态。1月26日,广州警司(警备司令部)宣布派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注2]& q: e9 e$ A( r3 u4 H
6 C+ B& d' }$ j: s, P: W 2月8日,发生了”二·八冲军区”事件,文革造反派开始时对着党政机关,后来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造反派有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也有军队的造反派,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造反派。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注3]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注2]我在住家天台上看到直升机发着轰鸣声在低空盘旋,可以清楚地看到机门打开,里面的军人在往外撒传单,有一张飘到我家的天台,被我捡到了。! V9 F" J o2 |* Q- q.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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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至6日,军区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上午9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浩浩荡荡,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注2]- E% B/ Z' R5 y% \5 [8 H: o" w3 K
' S( d* i5 K$ L 经过这一轮急风骤雨般的打击,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3月15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兴元、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为副主任。[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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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3月7日发表题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广东全省实行军管后,军队派出军训团进驻各大中学校,首先对学生进行军训,试图逐步把学生哄回校园,建立秩序。那时红卫兵小将被棒上了天,军人也不被学生放在眼里,记得他们在喊口令时我们一起答“喳”(不知谁想出来的,模仿清宮官员回答皇上时用语),把军人们弄得哭笑不得,军训持续不了几天就结束了,更谈不上坐下来读书了。学生们野惯了,冲出校门继续闹革命,而复课则无疾而终。以后《人民日报》在同年10月25日,及11月26日先后发表题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及《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广州的大中学校並没有复课。多年后回顾这些,很明显看出毛主席对他发动的文革,并无具体步署,几次想收摊,但因为种种原因又改变了主意。事实上他要收摊是随时可以的,68年底他终于决定收摊,派出军队,一下子就收了。 e+ k+ T' ^1 e8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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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交会(中国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是缓和广州形势的良机。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但当时军管会深感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注2]3 [. m4 F2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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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后,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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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 Q6 V8 s7 B$ ]2 L; g1 B 他在总结中否定了一·二二夺权,他指出这个夺权行动当时就犯了错误,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注2]1 J* b' r% y7 B/ W
, K M5 W& G( v8 w& z5 z* G4 T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左派(这样就直接否定了广州军区前一段对这些组织的打压)。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地总(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红总(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广州地区总部)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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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地总、红总是当时广州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工人组织,对周恩来批评他们“保守”想不通,纷纷到军管会质问。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注2]% s' l/ x& J, ^7 i$ z( z& o
. J2 k2 j# _ O6 X& f 我家所在的文德路与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的“东风大楼”很近,该大楼驻有地总、红总及主义兵等“东风派”主力的总部。而“红旗派”的“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则驻在文德路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大楼。两派都在楼顶安装面向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每晚都互相对骂,睡在床上也能清楚地听到。周总理到广州肯定了“红旗派”,还说“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的名字太长,建议改名为“工联”,这令旗派士气大振,在喇叭里反复播放这“特大喜讯”,并马上制作了大量“工联”的大幅旗帜。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工联”的人深夜在文德路大声欢呼,这消息当年还是从他们那儿首先获悉的。“一山难容二虎”,两个总部的人在某日深夜在文德路展开砖头大战,朝阳里的街坊们纷纷出来观战,有一位街坊还作出评论:电影里战争都是假扮的,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战争。第二天出去一看,整条文德路铺满了砖头及碎砖的粉末,“工联”总部也连夜撤离了。$ Y1 x& D$ H+ H7 P* v' d! V
$ v Y& E+ m N- S- x. q0 ~9 W) w 晚上听到的是喇叭大战,白天还是安全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及北京路交叉一带是广州大字报的最重要张贴的地方,每天那里都是人山人海。大字报把商店的橱窗都盖住了,新的大字报又把旧的大字报复盖,几乎每张大字报都有如此的声明:“某月某日前不得复盖,否则,………哼!”围观的人群在看完某张大字报后,有些人还会在结尾处用钢笔写下留言,有同意的,有反对的,也有留言者互相攻击的,就跟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差不多。大字报的内容大慨分为几类:一类是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言行及腐化生活的,看到那些“反动言论”,我总觉得这些高官说得挺有道理,挺符合实际的。一类是两派互相攻击的,对某次武斗,互相指控对方挑起武斗,打死打伤本派多少人。同一事件,通常有两个版本,就象现在国际冲突中,各国宣传机构,各种不同倾向的媒体,都有不同的报道。一类是报道外地文革消息的,由外地造反派驻广州联络处发出,或者是从外地传入的。除了报道某地又打倒某高官的消息外,外地武斗规模之大,情况之惨烈令人震惊。其中四川,陕西,广西等地发生的武斗不仅动用了轻武器,还出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在广西发生了抢掠装载支援越南的武器列车,武斗的两派也冲入军营抢枪,军队也在不同程度介入了武斗,有暗中支持,甚至以团级兵力介入,死亡人数数以万计。还有一类是趁机出来申冤的,文革前动员青年下乡,广州市给一部分人发了“户口保留卡”,承诺在若干年后让他们回广州恢复户口。可是在文革初期,他们当中有小部分人为了积极表现,发出倡议,要在农村扎根,迫使大家烧掉了户口保留卡(文革时的惯用手法,常常是少数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绑架大家做违心的事情)。文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大部分被违心地强迫烧掉户口保留卡的青年当然要出来讨回公道,要求政府遵守承诺。还有一张大字报是下放到郊区某农场的青年写的,揭露了农场干部以粗暴的手段管理农场,欺男霸女的卑劣行为。文章竟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广大市民们,叔叔阿姨们,救救我们吧!”。很多人在大字报上留言,其中有一人以革命的高姿态写下让青年们扎根农村之类的豪言壮语,马上被其中一青年反驳:“书呆子,醒醒吧。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我看过无数的大字报留言,其中这一段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留言正是我当时所担心的,日后也成为包括我在内的,数以千万计的青年的命运的预言。. u" c7 n: R2 F# \) B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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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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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23日,在中山纪念堂的发生了文革以来死伤最多“七·二三”大武斗。关于这次武斗的起因及过程,两派都有不同的说法。: l, l5 {- O8 h* c W8 g
/ A) B' o& q6 w: ?5 | 军管会的值班日记是这么记录的:“今日下午,红旗工人、工联、三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开总部成立大会。于3时发生武斗(事因不详),至5时左右,旗派在外面包围主义兵,约有一万多人,主义兵在纪念堂内约有二千多人,在外面也有部分。事情发生后,警司杨(阳)司令员和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被旗派围攻,被部队救出。武斗初,警司派去二个连,后增派六个连、二个营,后增至二个团的兵力,下午6时40分所有大门被部队占领,部队并把双方隔开,方制止武斗。”[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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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_& K: k 那时候当兵的日子很不好过,武斗时部队很多时候就是手持红语录冲进两派之间制止武斗,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也有不少伤亡。要准许开枪,一个连军队就可以把武斗镇压下去。- k( r, w0 G' G o9 p7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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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从混乱的武斗现场,抢救出89名伤员,其中五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无从统计。当时旗派声称他们最少有3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九人死亡,100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无法统计。”文革后,两派组织头头都否认这次武斗有死亡。也许,实际伤亡人数,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了。[注2]6 `0 V+ a) W; q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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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会后在中山四路的游行,两边各一队手持长矛,口衔匕首的大汉开路,一辆解放牌汽车装着多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缓缓驶过,其中一具故意露出腊黄的双脚,那恐怖的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车上站着几位造反派的人,其中至少一人是女孩。在恐怖的气氛中,感觉上有些人的确是与众不同,他们并不畏惧危险与死亡。那天晚上,我很久不能入睡,从懂事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个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那天晚上,一个以来沒有想过,令我困惑至今的疑问闪入脑际:我死后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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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2 N7 M* r5 }1 s1 I “7.23”武斗后,两派都在修筑工事,自制武器,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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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中大红旗正式试验了化学弹,并印发了公告:“我们欣喜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全广州人民庄严宣布:今天,1967年8月1日23时正,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第一颗化学弹在中山大学东南地区爆炸成功了。我们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听起来像当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的公告。[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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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是抢枪的高潮,也是武斗的高潮。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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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未来的母校: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8月4日,华工红旗集结了几百人包围冲击八一八总部大楼。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退守楼上的八一八,既没有水,也没有粮,于8月5日零时向广州军区、省军管会发出紧急“照会”:“我八一八直捣黑省委前线总指挥部限令你们在明早8时以前解决数百名八一八战士的食饭问题,逾期以后不给予解决,我们将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注2] (自己已被困在楼中,还怎么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这可是在文革中常见的奇葩文章。两派遇到什么事都找军管会,而且口气一个比一个强硬)。在接下来的几天,华工红旗逐层攻入大楼,把八一八战士逼进四楼一小房间。部队陆续派了六个营去,试图制止武斗,曾计划用直升机向楼上投放饼干和汽水,但经请示中央军委不同意,只好作罢。直到8月7日晚上,经过多次谈判,八一八终于同意撤出学院。所有人在解放军护送下,进入学院外的高炮营营房,然后由部队把他们转移走。双方伤亡情况:八一八伤97人,其中被小口径步枪打伤的34人;红旗伤30余人,其中一人重伤送医院后死亡。[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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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M0 o* o0 X) j& U5 f 华工武斗之后,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人们体验着危机逼近时积聚着愈来愈强烈的压迫感。行人寥落的街头,时时有飞驰而过的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钢盔、藤帽,手持长矛、冲锋枪,车头架着机枪的工人和学生。驾驶室门口的踏板上,还站着几个耀武扬威的人,狂呼乱喊,路人心胆俱寒。一般市民也弄不清他们是东风派的,还是旗派的,局势极其凶险。[注2]- B1 I& V9 \9 t( n3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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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三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甚至连用棍棒的都不多。8月4日,毛泽东指示,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文攻武卫”使武斗变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而炮轰军区,则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提供了一个“革命”的理由。[注2] A T- o7 L9 L6 ]$ k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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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的地总工人缴了一车解放军的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广船地总在厂区埋设地雷,布岗放哨,把工厂变成戒备森严的兵营,对不上暗号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区,否则格杀勿论。黄埔岛由427工厂的地总和4801工厂的人所控制,抢了两艘炮艇、几门双管三七炮和多挺12.5高射机枪,每个山头都架起了机枪。长洲的兵械修理厂、海军的大批装备,都在地总的控制之下。他们甚至扬言要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白鹅潭,谁敢乱动就开炮打谁。[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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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G! H9 U, `' M' }$ Q 8月5日,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中南林红色造反者、公安红司、华工红旗、八一八、暨大东方红、军区千钧棒、陆海军卫校、湘江风雷猛虎造反队等组织数千群众,冲击警司办公楼,从下午5时30分开始,先冲作战大楼,再冲政治部大楼。在混乱之中,五人重伤,89人轻伤,打字机、电话机各砸坏一部。韩滔副参谋长和一名保密员被群众绑走了。中大红旗提出三个放人条件:一、交出八一战斗兵团的全部材料;二、要黄永胜、温玉成、陈德和中大红旗进行一次大辩论;三、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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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8月6日一天,全市就发了44宗抢武器事件。被抢的单位多是公安部门(41次)。据报有1000多人强行冲入公安局武器库,把全部武器洗劫一空。另外法院、军队、远洋公司各一次。[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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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被抢;8月10日,长堤人民银行负责保卫金库的一连解放军武器被抢;8月12日,军区后勤部被抢,全部军用卡车和整整两车军火被劫;8月20日,石井海军仓库被抢。[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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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期间,广州两派一共抢了一万多支枪。毕竟,中共执政17年来,甚至包括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政权,这种情况,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夺自己的权,并坐视人民抢夺军队的武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注2]9 G! o5 t; g7 i1 m( C+ E
1 c$ h" r1 R: G7 L0 Q 东风大楼就在我家附近,那些日子我常常到天台放风筝,我家是平房,两侧都是比我家高的洋房,有时放不起来,就偷偷爬到旁边的洋房天台上放,从那里可以透过树梢,隐约看见东风大楼的一部分。有一天我正在放风筝,忽然听到东风大楼那边枪声大作,可能是电影看多了,从来沒有经历过枪战的我,本能地赶紧趴下,这时听到子弹从上空飞过的呼呼的声音。过了一会,东风大楼的大喇叭响了:“刚才的枪声,是地总、红总在试枪。希望市民闻声不要惊慌。”他们还算有一点良心,打完枪后还会出来“安民”,可是在市区向四处居民住宅区方向射击,子弹飞出一千几百米后落地还是有可能伤人,他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不会去考虑后果。, H. o1 g0 \/ T7 `7 b4 w
# Z* C8 N# L" ~9 j) b$ \. K+ C 东风大楼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的夜里,遭受过多次旗派的攻打。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广播喇叭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一天晚上,枪声特别密集,女播音员慌了,讲话的声音颤抖。男播音员抢过话筒,继续用坚定的声音警告来犯者,如不撤离,必将有去无回。东风大楼在文革中坚如磐石,一直到文革后期,作为胜利的一方把大楼和平移交给广州工人纠察队作为总部。0 l' c9 E+ t6 ]$ |
! v+ ?$ S( @5 l, z 我校也有一位同学在武斗中遇难。据说是参加了三司,乘公安局造反派“一·二五”提供的警用巡逻艇,在白鹅潭参加武斗时,被高射机枪打中,当场丧生。三司为他在校园里建了一座纪念碑(1968年被拆除)。我是在看到纪念碑底座上他的照片时,才认出他是初二级其他班的同学,还和他打过篮球。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为尊重逝者,就不在这里提及了。- L% K3 T( h( S% F*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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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看过一篇悼念文革武斗死难者的文章,其中一段武斗亲历者与女儿的对话令我动容。以下是女儿与父亲在死难者墓前的对话:0 a- l: [, J- Y4 I
) _' w6 m$ y* Y/ S/ K w6 b5 ] “爸爸,他们是英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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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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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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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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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h t% S6 j& t4 B- ?( @9 F _ “那么,他们是什么?”8 M N/ B. l* X/ \: @* o(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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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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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w4 b m) n; b# p& V 数以万计的单纯的青年学生,分裂为两大派,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口号下,兵戎相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很不幸,他们仅仅作为一段渐渐被遗忘的历史,成为留存在他们的亲人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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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c0 L: N. W# y; S+ T 67年夏天,正是文革以来广州局势最混乱的时期,武斗四起、交通中断,市民开始抢购大米和其他生活物资……自7月22号江青提出“文攻武卫”,8月4号毛泽东提出“武装左派”,8月7号公安部长谢富治传达毛泽东“砸烂公检法”的多次讲话以后,三个口号对广州地区的两派武斗起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直接导致全市各个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枪支被抢,加上公安局内部也分成两派忙于打派仗,广州各个基层派出所和一些公安分局一时门户洞开,无人上班。当时两派都各自忙于割据地盘准备打仗,军管会也不打算接手广州市的治安管理,城市治安“毋王管”,进入一个管治的“空窗期”。[注5]2 H7 _* n) r' [, V. Z2 G
; l- f6 { \8 L- [- t' x 广州“吊劳改犯事件”也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空窗期。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人的本能往往是设法自保。广州历史上匪患不断,早在清末民初,因为政制更迭,社会动荡,广州市民就有闸街筑垒,联防自保的传统。文革中广州武斗规模远不如全国其它许多城市,可是居民自发栅闸街巷,割据搞起“街道联防”,却是独一无二的。[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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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稳定广州秩序,省军管会决定,由省军区分别派出三个巡逻队,负责四个区的治安。第一巡逻队在东山区,第二巡逻队在越秀区和海珠区,第三巡逻队在荔湾区。巡逻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治安巡逻队。并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共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不要阻拦巡逻的解放军。[注2]军队巡逻还要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理解配合,这也是文革中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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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广州市民,对军队能否稳定秩序,维持治安,并没有多少信心。在惶急惊惧的心理之下,人们纷纷构筑街闸,建立联防。清末民初,广州由于治安非常恶劣,大街小巷几乎都筑有街闸。没想到今天竟重现广州街头。所有大楼的楼梯口都架起木闸,在天台构筑工事,贮存木棍、砖块、石灰等物,作为自卫武器。一有风吹草动,便鸣锣传递警讯,各街闸立即关闭,行人绝迹。[注2]3 ?9 r0 L$ {3 l! H6 d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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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所在的派出所的警察怕人报复,逃回乡下,派出所已不运作,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们也已经靠边站,不管事了,街道居民自发组成“联防队”维持治安。大家从工作单位或家中找出材料,自制成各种武器,比较常见的是把水管的一头斜锯成45度的尖角,把用钝的锉刀在砂轮机上磨成匕首,把藤制安全帽(当时还不流行塑料的安全帽)戴上作为头盔,一下子“全民皆兵”了。文德路上某单位建筑工地上的砖,沙,水泥,被居民们一夜之间搬走不少,在几个建筑工人的指挥下,朝阳里,及文德路也象广州其他地方一样,建立了栅门,两边写上“联防抗盗,来犯必歼。”几个大字,一副壁垒森严的样子。白天栅门开放,出入的人都要经过盘问,以确认是本街居民,晚上则任何人禁止通行。“联防队”安排居民守卫栅门,及夜间轮流上区内的高楼值班,每家人都要派人参加,我也曾参加了守卫栅门及高楼值班。0 ]& a; q- I$ M% Z/ o8 e( j0 v0 V
K( {6 T5 I1 t6 g* g0 a9 }- W' ^ 8月11日夜晚,是一个人心惶惶的夜晚,“联防队”领导人不断发出不知从哪里收到的消息:“大沙头码头有两船劳动犯上岸啦!”,“劳改犯已经进城了!”,“劳改犯现在已经到解放路了”。一会儿说要注意外边马路,一会儿说要注意房顶。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连续折腾了几个晚上,就不再闹得那么凶。栅门,及夜间高楼值班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 T" A* ]" J3 b f8 F
; j6 f0 N( I8 \/ k 8月11日一夜之间全城打死了一百多人吊在树上,据说都是劳改犯,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仍然是一个疑问。在撰写本文时,带着这个在我心里存了几十年的疑问,我再次上网查找资料,只看到一些文章说这些人是精神病患者,或从北方流浪到广州的农民,在混乱中无法讲清楚自己的身份,而被暴民私刑打死。5 C" s8 c" P$ n6 q' W$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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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德路与中山四路的交界处(致美斋门口附近),当时马路正在铺下水管道,在下水道管及泥堆之间,有一具尸体在地上放了几天。我要经过那里到粮店买米,尽管已经知道那里有一具尸体,经过时提醒自己不要往那里看,但还是忍不住看了,隐约看到尸体的一只手仍然举起向着天空。他是谁?为何被杀死伏尸街头?+ k; t7 n4 q" r! f1 j2 S
, n' h' }( k0 [ 1967年秋,学校几个造反派组织大家到华南植物园劳动,我也参加了,这是第一次沒有学校老师组织的到校外劳动。出发前除了准备好生活用品之外,组织者还特别嘱咐大家自备武器。第一天到达时,植物园的造反派接待我们住下了。第二天上山劳动,因为沒有老师,几乎沒有人认真干活,我和几个同学在山上互相追逐,互扔泥块玩耍时,想不到意外发生了,我在奔跑时左脚在一条石砌的沟渠边滑倒,锋利的石头把我的胫骨前(广州人称为上五寸下五寸的地方)的一寸多长的肉削掉了,露出了雪白的骨头。这个情景把我吓坏了,马上向同学呼叫停战并求救。同学们把我扶回宿舍,又用自行车送我到汽车站,回到广州后,祖母陪我去大塘街街道卫生院上药包扎,母亲下班后看我伤得不轻,又把我送到正南路的越秀区人民医院,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再做了縫合手术。可能时间拖得太久,缝合后伤口仍然发炎,加上那个部位血液循环状况不如其他部位,这个伤口经过三个多月才愈合了。在那段时间,开始是坐三轮车,后来步行去看医生,換药。连换药的护士都认得我,当伤口快好时,她说,你这个小鬼(北方人爱称小孩做小鬼),把这里的各种药都用遍了。治伤加上坐三轮车上医院的费用,共花去家里三十多元。因为我闯的祸,给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家,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我感到很内疚。8 G, i$ m& J: s4 I2 d4 o
" i+ y: k2 c) s3 }$ Y 1967年的最后几个月至1968年初,我都在家里养伤,读书,同学们有时候也来探望我,说说学校和外面发生的事。外面的世界仍在文革的动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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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留意《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六:动荡岁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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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J; ] E' u" V2016年9月30日于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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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表的相关博文:( b6 J F- s* t5 M3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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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一: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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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r* z1 R ^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二: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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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三:大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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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3 d1 F% H( \8 E链接:《难忘的1966 —文革五十周年的回忆之四:步行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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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内容来自://blog.sina.com.cn/s/blog_652847de0102w7tw.html+ X5 \6 C% F! _$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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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内容参考://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c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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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内容参考://www.cnd.org/HXWZ/ZK05/zk466.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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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内容来自://www.360doc.com/content/12/1104/19/829250_245720291.shtml" c; `8 B. {- y& `+ v
; b8 e* c9 C" |( S; F- N[注5]内容来自://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2vhq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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