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意新来信摘录

《我第一次读《江淮文史》是 2003 年冬天，纯出于个人兴趣。当时，我经常通过互联网从美国与安徽社科院的沈葵先生和安徽大学的王朔柏先生讨论我们的合作研究项目“人民公社期间的安徽农村”。在一次聊完课题后，这两位同事告诉我，《江淮文史》 2003 年 1-4 期连载了高飞先生的回忆录 <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 > ，其中提到了我二哥的名字，我立即请他们将这几期寄来。我二哥陈意云 1965 年从合肥下放到祁门县大坦公社，直到 1978 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我对我二哥、高飞以及与他们同去祁门的一批合肥下放知青的经历有兴趣，想知道他们在偏远山区的农村里究竟怎样生活了近 15 年。

读完 2003 年各期，我感到《江淮文史》不仅满足了我的个人兴趣，并对我正在从事的研究也可能有帮助。安徽农村的课题促使我和安徽的两位同事在过去几年里去农村进行了调查，对一些村庄的历史有了了解。但在当前的档案管理制度下，我们无法通过查阅档案来了解省、地、县各级领导怎样制定和推进农村政策，从而把基层访谈到的口述资料与高层的文献资料相印证，来完整地理解安徽农村的变动和问题。在《江淮文史》 2003 年的 1-2 期里，我读到了宋霖的 <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 > 的连载，意识到它到对我们的文献缺憾有所弥补。这篇纪实让我了解了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在文革初年遭到批斗、罢官和关押的经历，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安徽省政府一级的农村工作已经停顿。

由于《江淮文史》显示出了作为资料的价值，我从 2004 年开始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订了这份期刊，并委托其代为邮购尚可购到的 2000 年以来各期，还请两位安徽的同事为我寻找 2000 年以前的各期。书为用者所读，我还把这份期刊向两位对安徽有兴趣的美国学者作了推荐。在我 2004 年夏天回中国做研究之际，《江淮文史》发行部的一位先生善意地替我尽可能完整找出了一套 2002 年以前的该刊。我将其中许多文章读了一遍，它们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江淮文史》自创刊的十多年里，在纠正一些有偏见的历史观点和披露重要的历史资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近代安徽并不缺对整个中国有着重大影响的名人，缺的是对这些名人的中肯记述。李鸿章和湖南的曾国藩一起，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重要推动者；陈独秀和胡适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的两大旗手。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安徽名人一直是政治文化和历史学无情批判的对象，直到今天，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依然处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辩中。对于这几位名人，《江淮文史》发表了不少文章，像陆发春的 < 乡土的胡适 > （ 1998 年第 4 期第 168-176 页）等。这些文章让我们熟悉了这些人物在安徽成长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们的风采轶事以及他们一些后人的生活。尽管对他们的历史认识还有待于学者们更多的研究，但《江淮文史》已发表的文章尽可能真切地记述了这几位安徽名人，读之后，正如名作家鲁彦周所言，“令人感到历史终于是有情的”（ 2002 年第 2 期第 172 页）。

就我自己的农村研究课题而言，《江淮文史》披露的一些资料十分珍贵。从 1960 年代起，安徽就一直是中国农村重大政策的起源和辩论的中心，例如 60 年代的责任田， 70 年代的包产到户， 90 年代的费改税。这些由安徽农民或基层干部首创的制度不仅导致了共和国的历史反复，农村改革的崛起，人民公社解体，还让整个中国农村的发展决定性地改变了方向。《江淮文史》编辑部很有眼力地刊载了一些当事人对这些政策起源的回忆：比如钱让能的 < 上书毛泽东主席：忆保荐“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 （ 1998 年第 3 期第 33-50 页）；或者作家和学者对这些政策事件的报告：比如黄家声的 < 安徽包产到户的曲折历程 > （ 1998 年第 4 期第 4-15 页），钱念孙的 < “张浩事件”的由来及对安徽农村改革的影响 > （ 1998 年第 4 期第 16-29 页），刘建锋和杜登彬的 < 费税改革萌芽纪实 > （ 2002 年第 1 期第 4-13 页）。这些文章以亲身经历或调查访谈详细展示了重大农村政策在安徽的兴起、挫折、延续和成就，作为第一手的或主要的参考资料，它们对我研究课题的重要性是无庸置言的。

对于安徽农村平民百姓的生活，《江淮文史》刊载的一些看似普通的史料则实际意义很为重大。我曾作为知青在定远县插队近 6 年，尔后为做研究又回过定远，并去过其他县的农村。无论是在插队还是日后的访谈，农民都不断提起过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我理解农村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在公社的压力下不得不浮夸产量的苦衷，但却不太明白从公社到县里很多受过教育和掌握政策的国家干部为什么也会相信浮夸的产量，并如何再具体地向上级浮夸。曾在潜山县农业局工作过的周学雍一篇短文 <1958 年我干了一件蠢事 > 为我解了惑。在上级的压力下，周学雍不得不把潜山早稻亩产由 362 斤上报成了 1050 斤，这一产量后来又成为先进事例上了农业部的《中国农报》（ 2000 年第 1 期第 121-123 页）。这篇文章让我了解了浮夸的具体过程，而各地普遍的浮夸曾是直接导致安徽农村大灾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我钦佩周学雍把浮夸这件事说出来的真诚勇气，也欣赏《江淮文史》刊登这类文章对历史的负责态度。? 《江淮文史》为我解惑的当然不止是浮夸这一件事。在过去和现在的安徽农村，我都听说过大跃进前发生的“水鬼毛人”事件。有人说曾在水塘里看见过“水鬼毛人”，很怕人，后来听说是国民党特务装扮的。这一事件给农民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谈论某人出生年月时，人们常会说，“他是闹水鬼毛人那年出世的”。张永松和吴志霄关于无为县“水鬼毛人”事件的文章使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9 年第 4 期第 165-168 页）。其实，“水鬼毛人”发生于 1953 年末，起于农村的谣言，最后以逮捕一批坏分子而将整个事件进行了政治化的处理。除了获知真相，我们还可以把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地与当代事件对照起来读解。在 2003 年的非典期间，安徽农村各式谣言四起，以所谓“神婴”最为出名，在一些地方让农民趋之若鹜。从“水鬼毛人”到“神婴”，谣言的力量在安徽农村长盛不衰，不得不让人觉得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而非典期间对“神婴”谣言的刑事化处理，则又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对待社会事件上政策的根本性改变。

最令人兴奋莫过于通过一些文章而了解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一些历史。文革开始时，我在蚌埠读小学六年级，看过无数的大字报，参加过一些盛大的游行，旁观过中学和大学红卫兵的各式造反活动，尔后的夺权、武斗事件等。对这一切，我只是似懂非懂，更谈不上对全省的文革有一幅完整的图景。如今，《江淮文史》除了刊登宋霖关于李葆华在文革中的报告外，还发表了夏柳平与何建国的 < 李德生平息安徽武斗 > （ 2004 年第 4 期第 18-44 页），以及一些安徽日报社、合肥工业大学、宿县地委等文革运动的回忆。这些文章让我在今天能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文革最初两年安徽天下大乱的起端和结束，也禁不住为自己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情“好派”还是“屁派”的犹豫不决而感到有些莫名的可笑。

作为历史学者，个人经历的历史在今天当然不会是我兴趣的中心，我更关注普通人在巨大历史事件中所受到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江淮文史》在这一方面总的来说做得不错。比如，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共和国初期蚌埠怎样肃毒禁娼，肥西县乡间如何剿匪肃特，长江沿岸的人民如何从此旷日持久地努力消灭血吸虫。但我还有些不满足，想看到更多的涉及平民百姓的故事。就文革而言，《江淮文史》记述了李葆华和李德生，却很少有文章谈及谁是造李葆华反的“安徽八二七兵团”，谁又在李德生平息下去的武斗派别之中。其实，造反者和搞武斗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我在中国的大学同学以及在美国的研究生同学中都有来自安徽一些城市的老三届高中生，他们曾生动地给我讲述过发生在芜湖、安庆和合肥的造反和武斗故事。我更想读到那些当年的红卫兵怎样为文革流过血，如今作为老百姓是否为下岗犯过愁，为做生意跑折了腿。在我的眼里，普通人比英雄距我更近，生活更可触摸，他们的故事纵然琐碎也能聚沙成塔地塑成人民的历史。

平心而论，我觉得《江淮文史》是一份办的很好的期刊。自从全国政协于 60 年代编撰《文史资料选辑》以来，文史资料类的书刊就一直以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为主，刊载这些领域里的个人回忆和亲身经历的事情，着重于晚清和民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物的谢世，文史资料的搜集也开始转型，开始为读者提供共和国时代的人物、事件和历史。《江淮文史》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它有幸处在中国的改革和思想开放时代，能为读者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安徽近代名人的故事和风范；而它在处理 1949 年以后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上的负责任态度尤为可贵，让我们同时读到了安徽在共和国时代的成长和错误。我衷心希望《江淮史学》在未来会越办越好。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 陈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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