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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樵:文革时期的歹徒

发布者: reading | 发布时间: 2021-4-22 22:18| 查看数: 97|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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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I* ?# y9 t9 M. ?! |“文化大革命”之前,除了“大救星”不歇停地折腾各种“运动”之外,普通人民群众是相对平静的,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坏人,更没有什么歹徒(蛆虫们且莫归功于你们的“红太阳”,这是“我党”的治理,他之所以发动“文革”,针对的、要破坏的正是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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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上万人的城市街区,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工厂,一年之中顶多发生几件小偷小摸的事、几桩打架斗殴的事、极个别男女乱搞的事。当事人的劣迹、丑行一旦败露,轻者在街道或单位里天天给你开“生活帮助会”,批评、教育够了,给个警告、记过的处分,重者则是挂上写明罪名的牌子开斗争会、游街示众,整治够了,送去“劳动教养”,或者判刑,又叫“蹲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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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p' \9 f9 `) S3 o偷了私人的东西叫“盗窃犯”,偷了公家的东西叫“破坏生产物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男女乱搞算“腐化堕落”(社会上辱称为“搞狗p”),如果有一方已经结婚或双方都已结婚,则要算是“破坏家庭”罪;与军人的妻子、未婚妻发生性关系又叫“破坏军婚”。“破坏生产物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与“破坏家庭”、“破坏军婚”都是要判刑的,有时判得很重。(淮南煤矿机械厂有一个女工与30多名男工发生性关系,竟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给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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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9 Y2 z1 Z, a6 _3 h/ n7 b一个人因为这些事受到打击或制裁,被如此处置一场,从此就成了社会的坏份子,脸上就等于写了字,人们再也不会看得起你,所有的人都会躲开你,或是戳你的脊梁骨,你家的父母和子女都会低人一等,见了人抬不起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袭来,在毛泽东与其妖妇江青的煽动、鼓励下,“破旧立新”、大抓“阶级斗争”、造反打冲锋,大搞打、砸、抢、抄、斗,敢“批判”、敢“斗争”,没有一样不需要野蛮与暴力。这些野蛮与暴力使得人们忘记了法纪、忘记了谨慎,背弃了亲情,背弃了友爱,乃至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与人性。于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歹徒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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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7日,在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合肥工业大学砸了中共安徽省委。这以后,淮南的社会上及时出现了以抓人、斗人为业的“红卫兵”,也砸了中共淮南市委。1967年元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以后,淮南的社会上又及时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大街上挂满了他们的招牌,插满了他们的红旗。这些人也是以夺权、抓人、斗人为业。他们把“专政对象”就像对待即将宰杀的猪羊一样用绳子捆起来,挂上大牌子(有的是铁板焊制的,重达数十斤,若罪名是“保皇狗”,还要加一根铁棍扛在肩上,寓意是“铁杆保皇派”),戴上高帽子,还要抹上黑脸、嘴里塞上浇了煤油的稻草,牵引着游街批斗,斗得兴起,就痛殴被斗的人,拳脚相加,直到被打者血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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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3 D  g3 ]1 Z( d于是乎,职业的政治歹徒、暴徒在社会上嚣张起来了。' ^; p6 c9 P- j* l

. ]4 U& }9 O3 {淮南市的造反派批斗市里的领导,有个家伙与副市长潘效安有私怨,乘着潘效安被斗的机会,用石灰弄瞎了潘的双眼。谢三矿一个科级干部白天挨斗,晚上突然没了,数天后有人在塌陷区水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脖子上用铁丝拴着一块石头。谢家集诊所里姓张的与姓陈的有矛盾,张揭发陈,开了陈的批斗会。一个星期后,诊所门前开来一辆卡车,来了一车人,把张揪出来,撕掉他的红袖章,先暴打一顿,然后一根麻绳五花大绑,挂上写着“漏划地主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以后绝尘而去,不知所终。小街子(今称“西城大市场”)有一个20几岁的青年,抓住一个“观点”相反的女人,关在淮南第五中学里。晚上没事,这个青年以折磨这个女人为消遣,极尽凌辱之后,竟在这个女人的下身塞上沾了机油的棉纱,点着火……他认为这个女人死了,就把她光着身子扔到附近的唐家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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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是丈夫的一条狗,丈夫叫她咬谁她就咬谁的“文革旗手”江青,嫌世道乱得不够,特意发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给全国的歹徒、暴徒放开了手脚。为了贯彻、落实“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精神,造反派们的手里每人配备了一根大棍(这其实不是新鲜的创举,几十年前希特勒的“冲锋队”就是这样装备的)。有了这根棍,造反派们可以用它暴打“阶级敌人”,打残了不要紧,打死了也不要紧。后来,为了争夺虐待“阶级敌人”的权力——斗争权,造反派们经常互相反目,相互之间也使上了这根棍子。( f( h: h- F' K2 C6 P

& K# |. [( }9 ?7 v5 S- {! Z在我们淮南市,最先发生的恶性武斗就是“火烧猴子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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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 @5 X% [- C- O6 c: X淮南煤矿机械厂有一帮青年工人成立了“大闹天宫造反兵团”,他们嫌棍子不过瘾,每人自配了一把弹弓、一支带锥带钩的红缨枪,于是乎淮南市第一支专业“武斗”队伍成立。是时造反派已经分裂成为不共戴天的两大派,这一派贴大字报那一派反对,那一派贴大字报这一派反对。没有人上班工作,成天拥到街市上、厂门口“大辩论”,吵吵嚷嚷或破口大骂,乃至耳光、拳头乱飞,闹得乌烟瘴气!“大闹天宫造反兵团”的成员喜欢锻炼身体,个个彪悍,大家呼之为“猴子兵”。“猴子兵”专业打人,积怨太深,对立的一派也有人“武装”起来(最突出的专业武斗队伍叫“飞虎队”)。有一天,对立的武装邀集了上千人,把“猴子兵”围在淮南钢铁厂的一幢小楼里,运来数吨木材,在楼下点了火,决心把“猴子兵”全部烧死。“猴子兵”们扯着一根钢缆,攀爬到了一所大车间的房顶上,用早已准备在那里的砖头石块抛砸围攻者。" V0 ?6 h) V  K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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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以后,专业武斗很快在淮南市东、西部蔓延开来,在军队的暗中资助下,大家都有了冲锋枪、机关枪、60炮。接着又发生了“攻打115司令部”、“攻打唐家山”、“攻打九龙岗”、“炮击新庄孜电影院”等等大型武斗。每一战死伤惨重,有时竟能摆出十几具打的稀烂的尸体,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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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v* Y% z: i) x: c在淮南武斗暴徒之中,最有名的家伙叫张家祥。“文革”初始,张家祥成立了一个“23省红卫军革命造反司令部”,自封“总司令”。当时在“庐山斗争”中为彭德怀仗义执言的钟伟将军流放到安徽,“淮南红卫军”将他装入麻袋,以乱棍击之,尔后投入江中。张家祥不像首都的那些“司令”个个都有毛泽东、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做背景,他是个瞎眼驴,没有找个主子直接投靠,而是自己盲目捣腾,因此“红卫军”被打成“反动组织”,强制取缔。大武斗时期,他与一个叫“戚胖子”的歹徒成立了专业武斗队伍。他们流窜到水家湖、高皇公社,在这一带任意抢劫、杀人、放火。他们敲一家农民的门找东西吃,人家害怕不敢开门,戚胖子就砸碎这家窗户玻璃,把手榴弹丢了进去,把这家老小一锅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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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到1968年上半年,平时热闹、繁华的“中国五大煤都之一”的工业城市淮南市被毛泽东的“文革”歹徒、暴徒们折腾成了一座充满恐怖气息和死亡气息的魔鬼城。厂矿企业全部停产瘫痪,商贾铺面一概关门闭户,很多市民把自家的门窗砌死,举家逃到乡下亲戚家里去躲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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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I$ Q4 i* ~. b2 @4 B西部地区只有一条马路,武斗者们却在这段马路上截断式地至少设置了(谢家集街区、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前、新庄孜街区、三王公社)四处专备打仗的工事,架上机关枪,筑上沙包掩体,拉上铁丝网,铁丝网外埋上地雷。无论白天黑夜,市区里不断响起枪声、爆炸声。市民出门走在路上,经常被人搜身抢劫,妇女则会遭到肉体侮辱。有的歹徒甚至向走在路上的行人随便开枪射击,以此取乐。谢家集街区、新庄孜街区都曾发生过路人被打死、玩耍的小男孩被枪弹击中的事件。打了白搭,死了也白搭,受害者家人连个申诉、讲理的地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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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u/ M7 p$ @. p. o. `. a在“文革”的旗帜下,专业作恶的歹徒、暴徒们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们自己非常怕死。闹的最凶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敢离开自己的“队伍”,不敢回家,不敢单个行动。在我家的那条街上,有个姓严的因为总是“捞油水”——偷东西,被他的“队伍”开除了,偷偷溜回了家。对立的那一派得知了消息,到他家抓他。先前,有人这样被抓走以后就被活埋了,他的年迈的母亲不敢放开儿子,一直拦着门给人磕头,磕的血流满面。“猴子兵”司令张店海腰插双枪,威风凛凛。有一次他自己到李郢孜办事,被对立的人认出,当场乱枪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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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生活在极度危险之中,不仅无法工作、谋业,也不能正常生活。好端端的“人民的江山”、“共产党的天下”竟被“文化大革命”荼毒至此,整个社会被折腾得黑暗如墨、混乱不堪。在这个当口,“伟大领袖”和他的“旗手”老婆却非常地开心、高兴,他们说这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好得很”,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s/ V9 D5 Q2 c) c$ E  ~3 j" ?; s

  k, [6 E  c" ], }, t. F“不怕眼前闹的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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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阶级队伍”时,那个在女人下身塞棉纱点火的家伙被判了20年徒刑。张家祥、戚胖子四处逃亡、躲避,后来一个一个落网,戴着沉重的大铁镣游街示众,最后拉到刑场枪毙。实际上,在我们淮南市,曾经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文革”歹徒、暴徒们并无一人逃脱应有的惩罚。但是,乱世疯狂的阴影却留在一些蠢货的心中再也无法挥去。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些无知、愚蠢的人却总是认为“文革”很过瘾,能够让人扬眉吐气,想干嘛就干嘛,快活的不得了。因此,有人一旦遇上不舒心的人和事,一种极端罪恶的语言就会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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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5 Z! Y, J% B; L3 i% v“妈的,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老子杀光你们!”- i+ \7 w* Q7 h2 j! ^$ j" D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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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李庆云的铁杆毛迷(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普通工人),一直惦记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鬼话,一直揣着“争取做第二个王洪文”的野心,于1974年乘“批林批孔”之机在淮南西部扯旗造反,几个月的时间把整个淮南市闹腾的与1967年的情况几乎相同。他最终还是进了监狱,于1976年“劳动节”前夕,就像张家祥、戚胖子一样,戴着沉重的大铁镣游街示众,最后拉到刑场枪毙,打了三枪。5 M6 s# s1 o$ h0 i( N9 y

$ E3 M* @& l) v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禁用“达姆弹”——俗称“炸子儿”,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是“肝脑涂地”,死的非常难看。5 X$ Q8 r+ n" O! R) b4 B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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