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旃 天寒地冻想当年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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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想当年

今昔对比看人权

这几天大风寒潮降温，北京天气格外的冷。这样的冷，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夜间醒来，听着窗外寒风呼呼的吹，使我这个每天忙于日常事务的人，竟然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冬天，再也难以入眠！

四十多年前，我这个一心一意要报效国家，全力以赴投入国防科研的年轻人，竟然被当权者捏造罪名打成“反革命”而开除流放（具体情况另文再叙）！在农村劳动期间，一次又一次写信向上级申诉冤屈，得到的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不得已，我于1972年12月回到了北京，加入了当年的“上访”大军，亲自找上级部门申诉冤屈。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要我“等待”。也就从那时起，我为伸冤上访，在北京的街头流浪了五年，在马路边度过了五个这样寒冷的冬天！然而当年最盼望的，却不是有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处，而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让人讲理的地方！

那时候，北京街头光秃秃的，找不到什么可以遮风挡寒的地方。我们军队系统的上访人员，比较集中在厂桥一带，因为军队系统最高领导机关的军委、总政、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接待站都在这里。曾经有过好心的领导，在接待站附近腾出了一个小院的空房，让这些上访人员住在里面。但不久就又关闭了。大家都只能自己想办法度过这寒冷的冬天。一些人从接待站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找来砖头木条和草帘子，在接待站门外马路边，搭起一个又一个不足一米高的“窝”。夜间钻进去，和衣而睡地躺在草帘子上，再盖上大衣或便宜的棉毯，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晚。上访人员处于流动状态，都是“轻装”，基本没有带被褥的。还有很多人选择了在车站过夜。无论是北京站、永定门火车站、以及京城和邻近区县的各个火车站和汽车站，都曾成为这些含冤受屈饥寒交迫的人们的栖身之所。

那些年，我就曾在接待站门外的马路边，以及北京站等地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冬天。在北京站过夜，往往还得花两毛钱买个站台票才能进站。而差不多每到夜间十二点，等各趟发出的列车都已经开走之后，就开始了清查。没有次日火车票的人，就得被驱逐出站，连坐在站里的水泥地上也不行。好在北京站有两道门，只是把人们赶出了内层门，人们还可以挤坐在内外两层门之间的地上过夜。实在没有地方挤了，就只好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溜达溜达，消磨时间，或到站前的小吃店买碗丸子汤喝，坐在店里的凳子上过夜。好在我家里的父母每个月能给我寄来50元钱，使我没有像很多其他上访者那样，沦落到没吃没喝而不得不到饭馆里“捡剩饭”的地步。

1974年春天，我将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感受的上访群众饥寒交迫的凄惨状况，写信反映给了董必武代主席。后来我听一个消息灵通的解放军报社的朋友说，董必武曾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了上访群众的疾苦状况，毛主席说：应该让他们有地方住，有饭吃。再后来，中央国务院接待站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楼房设立了“接济站”，可以让来京上访人员在那里吃住两个星期。这是否与我给董必武写的信有关，不得而知。

那年月，来京上访不仅要承受生活方面的种种艰难困苦，而且上访人员是被“入另册”的，政治上没有任何保障，人身自由随时可能被剥夺。“大清查”、进“收容站”几乎是家常便饭。我就曾经数次进过收容站。好在我的原籍在河南，每次在“功德林”关押的时间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被“遣送”回省。而其它地区比如新疆，过去要半年，后来改为三个月才“遣送”一次。也就是说，从那里来北京上访的群众，不但要花很多路费，而且一旦被关进“功德林”，还要平白无辜地坐几个月的监狱！有的人为解决问题一次又一次被关进去，把岁月白白葬送在这监狱里。

直到1977年，我的问题才算初步解决，平反回原单位上班，过上了“人”的生活。我没有忘记还在受苦的难友们，于是将我在收容站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了一篇五千字左右的报告，题目是《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用复写纸复写了三份，分别寄给邓小平、李先念、和国务院。没想到，这三份仅仅贴了八分钱邮票的信件，竟然会奇迹般地分别得到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副总理的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民政部还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我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再后来，1978年中央国务院还发文对全国的收容站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据我认识的在收容站工作的熟人说，他们在宣读传达中央文件的同时，还念了我的那份报告。当年我路过郑州时，一个郑州大学的上访难友见到我时，说我为大家办了一件大好事。不过，一次大整顿虽然解决了收容站的一些问题，但真正解决收容站问题的，是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收容站之后，国家彻底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

在这里，作为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历史，我想把已经尘封四十多年的当年我写给中央国务院的那份报告公布出来，让人们对那时的一个特殊情况有所了解。人们也可以从中对比出如今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以下就是1977年我写的那篇曾经得到三位副总理批示，并引发1978年对全国收容站进行大整顿的报告原文：



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 陈 旃



〈 难 以 置 信 〉

1973年秋至1974年春，我在某接待站上访期间，曾见到一个青年。据说他是被本单位领导强加罪名而开除的。由于给他们单位领导贴大字报，被他们单位伙同某派出所一块儿，光天化日之下在国防部北门口毒打一顿，并且，几个人一齐把他按在吉普车上，一个坐在他的头上，两个坐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坐在他腿上，硬是把他“压”送“功德林”。数月后又见到他，已是遍体鳞伤。胳膊上留有很粗的伤疤，据说是在“功德林”被手铐铐的。（在抓他时，其上访的接待人员尚不知。）

1974年4~5月，我在接待站还看到一个来京上访的女青年薛××，向大家哭诉她因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而绝食七天后，在“功德林”被扒光衣服，推倒在地，又被女警察用扒下来的月经带，抽打她的嘴巴。我在同情之余，又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只有在我亲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收容之后，才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竟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阴暗的角落！如果说，在监狱里，尚且有法律的话，那么，一些（不是全部）“收容遣送站”则连监狱都不如！有的简直被那里的负责人办成了“人间地狱”！我本人就几乎被活活打死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



〈 初 次 见 闻 〉

1974年8月中旬，我在北京站外走廊休息，碰上大清查，因来京上访无处居住，露宿街头，而被北京站派出所关进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的牢房里。这里过去是北京市第二监狱，现在改名为“公安局收容遣送站”。其管理办法仍然是监狱里看押犯人的一套：一进门先登记，不管是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在登记卡上都填上类似“反革命”的头衔，以便专起政来“理直气壮”。在登记的同时，还检查翻看随身携带的物品，然后带进“八卦大厅”。在那里又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每个人都得把浑身上下的衣服脱个精光，进行彻底搜身。再后，被分配到具体牢房里，用铁门关起来。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监狱。被铁窗铁门紧紧地禁闭起来的每一间小牢房里，一般关十二个人左右。多时要像沙丁鱼罐头那样挤进十四或十五个人。躺在木板上连翻个身也挤挤碰碰十分困难。在监狱里每天尚且都有一段“放风”的时间，而在这里，除了打饭和“放茅”（解手）时间能到走廊里走一趟之外，一直都是关在里边，根本不能出去透透气活动一下。比起外地的“七大两”来，这里的伙食还是最好的：每天每人两个大窝头。（据说有一斤定量。）还有两碗带有肉末的稀菜汤。（这在外地是难见到的。）晚上每人发一条又破又脏的棉毯。上边经常有不少虱子咬人。

当时住在我隔壁一间牢房的还有两个小孩，大点的有六~七岁，小的只有三岁左右。面黄肌瘦皮包骨头。也不知跟着大人被关押了多少日子了。看着令人心寒！据说这一家还有两个小孩跟着其母被关押在女牢房里。小的只一岁左右，是从四川来的。

对于真正的犯法分子来说，他们被关在里边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我先后被关进去六次，所见到的竟然大部分都是因种种问题而来北京上访的人员！就我本人的情况来讲，即使百分之百地相信林彪路线给我捏造的罪名，那也只是“定为反革命破坏行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难道就够得上享受“关监狱”的待遇？

好在我的原籍在河南，每次在“功德林”关押的时间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被“遣送”回省。而其它地区比如新疆，过去要半年，后来改为三个月才“遣送”一次。也就是说，从那里来北京上访的群众，不但要花很多路费，而且一旦被关进“功德林”，还要平白无辜地坐几个月的监狱！有的人为解决问题一次又一次被关进去，把岁月白白葬送在这监狱里。（短时间关押的还不算。）不知这一套办法是根据哪一条法律？

对于没有犯法而被关进这种监狱里（尤其头一次）的上访人员来说，抵触不服的情绪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对于有的警察小题大做的训斥或打骂，难免有人与之顶嘴甚至还手。其结果，只能是遭到严厉惩罚。而且还有一句名言，叫做“在这里，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这儿是功德林！”（这次也听到隔壁房间有人挨打。）

打骂被收容人员的现象过去严重，最近两年有改善。

我这第一次在“功德林”关了半个月，又集体押送至郑州齐礼阎关了几天，再集体送到南阳，而后转送原籍才恢复人身自由。



〈 死 里 逃 生 〉

1975年1月8日，我在北京站邮局给所在单位的上级领导写信，被民兵盘问，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上访”。谁料宪法和党章明文规定的公民的正当权利竟然成了罪过。那两个“民兵”一听我是来京上访的，立即把我带到建国门派出所。在那里只做了个简单的登记，关了一夜就又被押送“功德林”。在“功德林”监狱关了一个星期，于1月14日集体押送河南安阳“收容站”。

由于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被称为“阎王殿”的“收容站”，只听说里边“打人厉害”，但不知有些什么规矩。我们这一批人差不多都是因上访，而被从北京押送回来的。上午十一点来钟到达，下午二点来钟姓杨的大总管（杨万福，据说过去是一个扒火车的惯偷，后被该收容站留用当总管）要大家坐下。我因动作慢了一些，被这个姓杨的抓住脖领子就打。我问他“为什么打人？”他像个哑巴，不会说话，仍然是打。我质问在旁边站着的一个民政局干部崔士信，“你们这还是民政局收容站呢，就这样随便打人？”那个干部仍然纵容姓杨的对我拳打脚踢，企图把我打坐下。我从小生长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没有遇到过这样蛮横无理欺压我的情况。在姓杨的对我的脸上打了十几拳，腿上踢了十几脚之后，我忍无可忍，进行了还击，一下子，就把姓杨的推了个四脚朝天。岂知在这个双重铁门禁闭起来的大牢房里，虽然名义上是民政局办的非专政机关收容站，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法西斯统治的独立王国，根本无理可讲。在姓杨的被推倒后，立即有五～六个值班的，包括一个五十来岁的做饭的，一齐围上来打我。这些人都是被该收容站雇佣充当打手的。我反击了两下，立即意识到他们人多势众，在他们手心里对他们反击，只会使他们更加疯狂地毒打我，因此也就没再还手。而他们则趁机围上来，把我狠狠毒打近两个小时。

他们朝我头上身上打了多少拳，踢了多少脚，我难以估计。仅朝着我的胸腹部打的最毒辣的、被他们称为“黑虎掏心拳”的，就有一百多下。每当我疼倒在地，他们就向我身上猛踢，边踢边叫“起来，起来”。而我一旦勉强站起来，立即又是接连不断的拳打脚踢。

那个四～五十岁，据说姓纪的炊事员，从外面进来，参加围打我。可能我开头那两下反击时，碰了他一下，他的疯狂程度简直可以把人吓死。拳打脚踢，他还不过瘾，又找来手腕粗的木棒，对我浑身上下狠打了二三十下。也不知是棒子打断了，还是他仍不满足，后来他又拿来烧火用的直径约1～2厘米粗的大火通条，对我浑身上下狠命毒打了十几下，最后又双手举起，对着我的脑袋猛劈下来。看到这种情况，我急忙用左手护着我的头顶，结果我的左手骨被打断，头上还打了个大包，人被打昏在地。直到他们边喊“起来”，边踢我的胸腹部，疼得我醒了过来，毒打仍不停止。若不是我用手护住了头，无疑，我已经被这个法西斯匪徒打死。

直到他们打累了，才算松了一点劲。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想出一套新办法来摧残我。姓杨的叫我对着大家站在那里，而同时他又指使人，从背后冷不防抱着我的双脚，把我猛摔在地。我那已被打得严重内伤和外伤的身体，被摔得肝胆俱裂，疼得昏死。而他们却毫不放松，马上又是一阵拳打脚踢，逼我起来。待我忍着钻心的疼痛，从地上爬起来，又是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他们还使劲向后捌我的手指，几乎把小拇指搬断！

就在毒打我的同时，他们还一再叫嚷着说：“打你不叫打你，叫做收拾你。什么时候把你收拾老实了，什么时候就不打你了。”“每次从北京送来的上访的，总有一两个人不服气调皮，我们都把他们打了个半死，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敢把我们打翻在地的。我们能饶得了你？”“你要是告我们，我们还要告你呢。你打了我，你才是打人凶手呢。”（说这话的，就是那个持械行凶，几乎把我打死的姓纪的炊事员。明明是他从外边进屋来打我——仅挨了一下反击，反而说我打了他，纯粹是强盗逻辑！）“反正你以后还是要上访的，还是会送到我们手里的。你要敢告我们，等你再次来了，看我们不把你打个半死！”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场残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发生的时候，该收容站的一个民政局干部一直在场。他不但不做任何制止，反而知法犯法，煽风点火。他拿着北京来的收容材料，却当场造谣说“北京来有材料，说你是一个戴帽坏分子，我们不打好人。”我要他拿出材料念念，他却没有胆量念。而那个持械行凶姓纪的，正是在他的纵容煽动下，拿起木棒和铁通条对我下毒手的。

与我同时从北京送到安阳的七～八个上访群众（男）是这场法西斯暴行的见证人。他们的名单、地址均可查找。

当天我几次被打得昏死，又几次被踢得疼醒过来，还吐了两口血，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晚上勉强爬到了铺上，不但疼得翻不了身，而且连吸气也十分困难。稍一动弹或吸得深一点，就疼痛钻心。头上起了个大包，左眼肿得老高，左手肿得像小馒头。后来检查才知肋骨、手骨和腿骨都有被打断的（有Ｘ光片为证），还有不少内出血，并且浑身都是青紫的伤痕。

我后来问其他在里面关得时间长的人，“这里是不是经常打人？”他们都说“经常打！”他们还说，过去有一个上访的，被毒打后，三～四天不吃东西。到快死的时候，往火车上一送，也就完事！

我躺了两天，只勉强吃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汤。要求和收容站领导谈谈，他们避而不见；要求到医院看看，他们置之不理；要求早点离开回去，他们进行刁难。他们害怕我这一身伤，到外面，会揭了他们的底。企图把我关在屋里，用时间来消灭罪证，欺骗上级，欺骗群众。

直到看着我不吃东西，怕连打带饿，出了人命，才用我的钱买了张火车票，把我送上南下的火车，他们扬长而去。



〈 在上访牢里 〉

1975年8月底，因向中央领导反映有关方面一直拖延不落实政策的情况，被某派出所无理送进“功德林”。在进门等待登记时，我向押送我的警察提出质问。被质问者心虚理屈无词答对，却被另一个从北京站押人来“功德林”的小个子警察，用盘成多股的捆人用的绳子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这个笨得出奇的警察，仗着他披着“人民警察”的外衣，左摔右打，非要把我按在地上打一顿，才显得威风。（当然，我有了前一次的教训，只能听凭他摔打。）这就是他们的法纪！

这次在“功德林”又关了半个月。9月13日集体押解郑州齐礼阎收容站。在路上他们还借口怕逃跑，而随意给无罪的上访群众戴上手铐。

到齐礼阎后，河南省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口头上说，是来调查这些上访群众究竟是为什么上访，究竟有没有道理的，并许愿说，只要确属应当解决的问题，一定予以解决。

可是，几十名上访群众，在这座专关上访者的上访牢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每天七两定量，外加两碗稀冬瓜汤，连一点油花也看不见。（由于大家抗议，最后才把卡走的油拿了一些来，吃了一顿油条堵堵嘴）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除了两个因诈骗和倒把而被逮捕和拘留的人之外，到头来却没有任何人的问题得到丝毫解决。就我的情况来说，工作组说我的上访是有一定道理的。结果呢？只是放我回家而已，并且车票还得自理！白白受两个月摧残！

有的上访群众甚至在这座上访牢里关押了几个月之久，为的是强迫他答应再也不来北京上访。还有的因为从这座上访牢里逃跑，以便继续上告，而成了上访逃跑犯。抓回来后，用绳捆戴手铐，并且一天到晚锁在一个黑屋里，只有碗口大的洞可以透透气。直到写字据保证今后不再上访，或者被押送到强劳场去强劳，才算有了结局。

在这座上访牢里，不仅吃的很差，而且蝇蛆成堆。上访犯一旦害了病，连个医生也请不来。当时有南阳一个青年，胃疼得几次晕过去，要求多次，也不给吃病号饭，仍然是冬瓜汤（无油）加次米饭。他吃不下，饿了两天，眼看快不行了，连同其家人一块打发上火车算完事。

听说后来，还有连病带饿，折磨而死的。



〈 原来是“慈善机关”〉

1976年9月中旬，在举国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悲痛日子里，厂桥派出所又趁机大肆抓人，把上访群众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我又没犯任何错误而被他们关进功德林，而后押至安阳收容站。这次进去时，一个值班的是个上访人员。也许由于相互同情吧，此人不大主张对被收容人员用棍棒打。这竟然招致杨大总管的多次不满和训斥，怪他管教不力，没干两天就把他撤掉了，换了个老盲流来代替他。这种社会渣滓为了多吃一些，非常卖劲，随便打人。

这次有幸听杨大总管训话说“我们这里是慈善机关……”面对每天被收容人员挨打惨叫的情景，想起1975年1月我几乎被这些法西斯分子毒打死的过去，以及每天连发霉的红薯干尚且不得半饱的生活，他的这种慈善表白，岂不使人哭笑不得？！

由于关押的人太多，以至于不少人只好睡在阴凉潮湿的地上。因此，在开过主席追悼会的次日，即大量放掉了。



〈 谁是“流窜犯”？〉

“流窜犯”——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那些流窜作案的犯法分子。

为了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适当时机开展一场打击流窜犯的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今年（1977年）4月21日，上级领导明确答复说，原单位已决定给我平反，恢复团籍，恢复工作，正待批复。要我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回单位报到上班。当晚，我因准备次日离京而暂时在北京站外走廊休息，被北京站派出所大清查，关进楼上西头的候车室。我进去时见里面已关了几百人之多，正在逐个进行盘问。问后有的被放掉，有的被送往“功德林”或“炮局”。虽然我明确地向北京站派出所说明了我的情况，并给他们留下有关领导的电话，请他们调查。可是，北京站派出所仍然玩忽职权，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与其他若干人一块儿押送“功德林”。

在“功德林”里，听其领导训话宣称：“被关进来的99%是犯罪分子。”又称“这次大清查抓进来的，绝大多数是流窜犯，以及以上访为名而搞翻案活动的人。只有极个别的是有问题，需要解决的。”

既然对于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尚且能够这样说得出口，我想，他们在向上级、向中央汇报时，恐怕更是毫不含糊了。

不妨以我当时所在的那间牢房为例，看一看这次大清查被他们抓进去的，究竟有多少“流窜犯”。

我当时所在的那间牢房，共关十四个人。除一个是十多天前因偷盗被关进某分局而转送来的，另一个是因倒卖工业券而被建国门派出所抓住送进来的之外，其他十二个人全是这次“大清查”抓进去的，各人简况如下：

其一，是一个68岁的老头。家中妻子儿女全在北京居住和工作，他本人本来也是北京的三轮车工人。1962年单人下放到原籍。因无法生活，长期居住北京家中。这次“大清查”，被建国门派出所送进“功德林”。

其二，是一个近六十岁的老头，家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初从北京某厂遣返回原籍。当地不收，又返北京上访，住在北京家中。“大清查”被宣武分局送进“功德林”。

其三，五十岁左右，原是北京某被服厂职工。文化大革命初被遣返，后又回单位工作。1968年再次遣返，后上访。被北京站派出所送“功德林”。

其四，是一个由广西来京上访的复员军人，由北京站派出所送“功德林”。

其五，是一个由山东来京上访的农民。由天安门派出所送来。

其六、其七，是父子二人。朝鲜族，来自东北。因户口无着落而上访，被动物园派出所送来。

其八，二十四岁左右，本人说是从辽宁来京找同学的，一路三人，同在北京站过夜。一个没事，两个被北京站派出所送“功德林”。

其九，十七岁，家在齐齐哈尔。和别人一块从大兴安岭挖得一些药材，准备运往南方卖掉。一路同来的三个成年人都没事，唯他单人光身，被北京站派出所抓进“功德林”。

其十，本人说是从四川来北京探亲的。（其舅在氮肥厂）刚下车不久，因一个被抓的小孩（小偷）说是他的同伙，而被北京站派出所抓进“功德林”。据他本人说他不认识那个小孩。

其十一，是一个从湖南专程来京反映重要问题的青年。（据说有一个集团企图在“五一”炸湘江大桥，制造混乱……）被北京站派出所（和我一道）送“功德林”。

其十二，就是本人。因受迫害而上访。上访期间没犯任何错误。难道在北京站走廊休息一夜就成了“流窜犯”？

以上所列是1977年4月25日左右，被关在“公德林”一所二通道八号牢房的十四个人的简单情况。究竟有几个人是确有证据的犯罪分子？又有几个上访人员是被确认为无理取闹、搞翻案的？

后来我又被调到别的牢房，还碰到一个从新疆来京上访的董文正，因其身上只剩下生活费，而买车票的钱虽已发函让家里寄，但尚未收到，竟然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凭白要坐上几个月的监狱！（新疆需几个月才遣送一次。）

请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法纪”，竟被践踏到何种田地！不知中央和上级领导在收到类似上述的那种“数字”时，可曾下工夫了解一下他们报上去的“数字”与事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再度来到“阎王殿”〉

1977年4月28日，在“功德林”关了一个星期后，又被押送“安阳收容站”。因为我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信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紧急情况（即所知的有关阴谋分子企图炸毁湘江大桥，在“五一”制造混乱的线索），被“安阳收容站”的负责人当作犯人审了一顿。而后他们把我关押了一个多星期，又进一步押送“许昌收容站”。其他同路到的，大部分都放了。

在华主席领导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政治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春风难过玉门关”。在“安阳收容站”这个多年来的“阎王殿”里，仍然对无辜的群众实行着法西斯专政。

在这里，每天除吃饭解手时间能到院里“放放风”之外，也是一直锁在屋子里。由出身于扒车惯偷的大总管杨某指派几个人充当值班的。杨某专门指派那种小偷流氓或流窜犯来充当这种角色。让他们随意打骂被收容人员（其中许多是上访的，还有到外地盲流做工的及要饭的）给他们吃足喝足，而其他被收容人员一天“七大两”吃的是粮食仓库扫出来的底子，又烂又苦的红薯干拌点玉米面，加上连根带草的青菜叶子用水一煮，就是“慈善机关”发给的“慈善粮。”被他们“慈善”得较久的人，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有的人饿得连别人掉在尿桶边的尿泥上的一点窝头渣子，也捡起来填到嘴里吃！

据悉：国家规定给被收容人员有一定的粮油指标和菜金。（甚至还有细粮和肉）可是在这个“阎王殿”里，不仅菜里不加一滴油，而且细粮和肉更是莫想。那么，他们从国家按人头领取的那些指标都到哪里去了呢？难怪这个“收容站”总要经常性的扣留数十人在内，若没有这么多名额，“收容站”的负责人怎能领那么多可供他们卡油的指标呢？

1977年“五一”节前夕，“收容站”负责人曾向大家做了一番训话，要大家老老实实，不许违反“规矩”，否则就“不客气”。他明确宣布：打人是他们维持秩序的手段。说是“不打好人”。（1975年我并没有违反什么“规矩”，却遭到他们毒打。当时的值班“干部”也是这样说的！——不难理解，他们所谓的“不打好人”，就是他们想打谁，谁就成了坏人。这成了为他们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打掩护的一个法宝！）

我这次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有不止一起毒打被收容人员的事发生，每天都可以听到挨打人的惨叫。拳打脚踢不过瘾，“值班的”还手拿一根短棍，不仅用来打头，而且还用来向肋骨处猛戳。被打者哭天喊地，惨叫不止。短短一个星期内就有三个人被打成神经病。（刚到时还很正常）其中有一个上访人员刚从北京送到那里时，还说话办事完全正常，还为大家读报纸，就因为看见杨大总管在一个干部纵容下，毒打被收容人员，喊了一句“国务院不许你们行凶打人！”立即引火烧身，那个“干部”立即指示杨大总管和“值班的”把他毒打一顿，并逼他“坐飞机”“低头认罪”。（请问说一句“国务院不许你们行凶打人”何罪之有？）那个披着干部外衣的坏蛋（过去毒打我也是他指使纵容的），还在旁边风凉地说：“这回你可舒服了吧？”后来，这个上访人员就神经失常了。

至于小打小骂，更是时刻不断，家常便饭。

这样的“人间地狱”，竟然自称为“慈善机关”。难怪被“慈善”者总想早日离开，只有离开才觉出了火坑，而那些“慈善者”则惟恐被“慈善”者逃跑，而高筑围墙严加锁防！真是莫大的笑话！



〈许昌“收容站”〉

1977年5月5日，从安阳集体押解到许昌。无论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上，无论是在汽车站还是在汽车上，都看到一串串被押解的“犯人”。有的不了解情况的旅客议论说：“怎么现在有那么多犯人？”作为不犯法的“犯人”，我心中感慨万千！

许昌“收容站”表面看来“文明点”。虽然菜里同样没有油，但毕竟量多一些，而且在院里还比较自由点。由于姓张的总管不主张打人，因此被收容人员在院内很少挨打。如果挨打，也是在“办公室”室里挨干部的打。而且打人的方法也颇新。他们用一个小板，一端钉上许多大头钉，做成一个小“狼牙棒”。那个魏干事想要打谁时，冷不防照他脸上给一下子，立即鲜血直流，一排血印。这就是他们的“文明”和“不打人”！

5月12日，从许昌集体押解去南阳。在汽车上，一个与我一道从北京押到安阳，从安阳押到许昌，又从许昌押到南阳的老乡（也是上访的），因为年纪较大，又长期受折磨，遭饥饿，经不起颠簸，吐了许多黄水。同车乘客埋怨他，我解释说：“这都是在收容站饿的。”这本是一句大实话，谁知触怒了押解我们的许昌收容站站长（一个面色铁青的家伙）。他趁中途停车，旅客都下去吃饭的时机，伙同另一个笑面虎似的“干部”，对我一顿毒打。同车的被收容人员都求情相劝，却毫无作用。毒打之后，他们还把我五花大绑，捆了一路，到南阳后还游街示众，直到进了南阳收容站，才算松了绑。为了向南阳收容站交代，他们还恶人先告状，胡扯八道地说我“与神经病一块”与他们捣乱（同车去的人都可证明这是污蔑）。

这就是这些披着国家干部外衣的人干的勾当！在他们眼里，哪里还有一点国家的法纪，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土皇帝！



〈南阳“遣送站”〉

在南阳遣送站，我也“住”了一个星期。一天两顿饭，每天每人两小碗玉米面稀粥，没有菜，更省事。

这里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关着不少四川人。其中多是由四川到河南落户的妇女。在河南嫁了人，落了户，已经几年了，孩子也已经几岁了，可是据说因为“手续不清”，又强行把她们“遣送”回四川。据说每星期都得送一汽车回去（约四十人左右）。

其中也有拐骗妇女到河南来卖钱的人口贩子，是应当予以打击的，也遣送回四川。

听说5月5日左右，遣送站将六～七名女青年就地配了人。据说男女双方都较满意。这也许是遣送站领导的一番好心，只其中有一名女青年据说已经在唐河落户近一年，和当地农民结婚八个月了，本是回省去补办手续的，结果半路上又不吭不声改嫁他人，这恐怕是不合适的。



1977年5月15日，在受了二十多天折磨摧残之后，我面黄肌瘦，有气无力地回到了家乡。谢天谢地，总算出了火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752e7b60102yhh9.html

Gowest

几十年的回顾

   人生苦短，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要问几十年都干了些什么？一下子还真难以说清楚。最近参加了一个赛事，要求填写“主要经历和成就”，起初像过去那样，简简单单几句话就应付了。后来想想，为了有助于评委们了解，还是稍微详细一点好。于是，就写了如下一段内容。现在摘录出来，看后才感到，虽然平平庸庸几十年，似乎还不能算“白活”。

主要经历

196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分配电子十二所从事科研工作。主要从事……退休后，利用自己知识面广、创新能力强的优势，不局限于原工作专业，对国家和社会有科技难题需要解决、并且自己有解决问题的创新思路方案的多种学科和行业，进行过探索研究，并先后申请获得近四十项专利，发表有数十篇论文文章，还曾向国家有关方面提过多种意见建议。2016年创办了北京东方凌云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成就

自大学毕业，就下定了今生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决心，即使当年遭受迫害流落街头，也矢志未改。时时关注社会所需，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研究，积累有大量科技创新思路和方案。从1985年4月1日我国实行专利制度以来，先后申请和获得的专利发明主要有：1985年4月1日专利制度开始第一天申请的“以铜代银的保温瓶胆”和“铸造光栅方法和铸造光栅”，以及随后的“彩虹装饰和工艺品”，“标度尺连体分用发票”，“复合型光学防伪印章和防伪标志”，“反坦克软武器”，“能够直观准确识别真假的防伪证件”，“能够兼具浅滩靠岸和高速行驶的变形船”，“舰船破损防沉新技术”，“多档锁定防盗推拉窗”，“汽车防晒遮阳罩”，“抢打不沉的充气艇”，“无人值守机房(或基站)控温空调的节电方法”，“具有可控半导体式传热能力的节能墙结构”，“透明隔热节能窗帘”，“机房和基站的风管降温节能装置”，“森林防火、灭火新方法及其设施装备”，“一种回灌地下水的新方法”等等。在北京发明协会举办的发明大赛上，曾获得过多个奖项。

曾发表过的主要论文文章先后有：“铸造光栅”，“反假防冒离不了科学技术”，“选用防伪技术应当注意什么”，“不可仿冒的幻纹防伪标志”，“防伪的原理及可靠防伪的必要条件”，“有关防伪技术的若干问题”，“从打假防冒谈防伪技术”，“可靠防伪的必要条件与幻纹防伪标志”，“‘天字号金融风险’与钞票防伪的特殊要求”，“科技创新的关键与危机”，“揭开历史之谜——造成铯束管短寿的原因与机理分析”，“防伪方程式原理及防伪三要素”，“怎样加速国防科技创新”，“高效率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必须具备的机制”，“激光制导武器并非所向披靡”，“以柔克刚——反坦克软武器设想及虚拟战场应用”，“实施新疆‘北水南调’，防治荒漠化”等等。

另外，多年来还曾向国家决策层和有关方面提过不少意见建议，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工作，主要有1977年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见闻所写的报告“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导致了1978年中央国务院发文件对全国的收容站进行了一次大整顿；1980年向国务院提出应当改变多年来的仿制型科研体制，大力提倡发明创造并建立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能鼓励发明创造的体制（后来的专利制度就是这样的）；1991年为水库清淤扩容提出了“阶梯水库”方案；海湾战争后为扑灭科威特油井大火提出了用挖地道避开地面烈焰毒烟从地下接近油井并用液压钳掐断喷油管道灭火的方案；1994年提了有关增值税发票、钞票等多项防伪技术的建议；尤其1995年前后，在我国尚未流行用“卡”，而又迫切希望和准备印大钞的当头，写了“天字号金融风险不可冒”报告给中央决策层，对当年制止印制发行大钞起了一定作用；1997年为三峡截流提的“拦江结网截流法”可节省大量工程量（因“大战在即，来不及改方案”而未能被采用）；1998年一次性成功地解决了二十多年别人没能解决的铯束管寿命问题；1999年在“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研讨会”论文中，对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当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出路提出了独到的意见建议，近年来的科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我的建议；2001年提出利用“沟沟广建生态坝”的方法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防止小浪底水库过快淤积）问题；2001年提出“对加速发展国防科技创新的建议”；其间还向有关方面提出不少武器装备方面的创新设想和建议，以及发现并提出了舰船航行存在的第四阻力——负压阻力及其解决办法；“火车提速要严防意外”；2011年在三沙未建市前就提出应当设立三沙市等问题的“南海对策”；2012年提出“在南海三沙礁滩上快速建设人工岛和保障三沙驻军安全的建议”；2014年以来根据实践体验，对《专利法》修改提出多条建议；今年初，又根据自己在依法维权过程中的切身遭遇，用事实写了“‘责任制’下法官是如何制造冤假错案的？”，发给中央领导层，希望不要让法院系统成为“依法治国”的“灯下黑”。在法官队伍还远没有得到“从严整治”的情况下，不要让法官“责任制”将“依法治国”变成法官个人说了算的“依人治国”！还有“建议改进司法审理程序，避免冤假错案发生”，以及“建议司法公正公开”（在公开案件判决书的同时，也应当公开不服判决的反驳陈述意见）以便让公众“兼听则明”地分辨是非，实现真正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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