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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乃转贴者自取
母亲的草鞋
说起来该是五十几年前的事了。我虚龄十三岁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放牛、砍柴。在那放牛、砍柴的日子里有件事至今让我刻骨铭心。我每天上山，脚上穿的都是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为我辛苦而精心地编织的草鞋。回想母亲打草鞋的情景，仿佛一幕幕电影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一盏香油灯放在堂心的方桌上，油灯里的白白细细的灯草，一头浸在浅浅的菜油里，一头闪烁着微弱的光亮。只见母亲坐在长条木凳上，凳子的一端扣着一只草鞋耙，草鞋耙上安着几根木齿，木齿上系着几根麻绳作为草鞋的经，母亲以草为纬，长长的稻草在母亲的指头尖滑过，忽上忽下地跳跃着，约摸个把钟头，一双又漂亮又合脚的草鞋便打成了。须知打草鞋的稻草是要经过加工的，而这项任务我承包了，再也不能给母亲添加劳累了。每逢阴雨天，我就将一把稻草的两端剪去，然后喷洒一瓢凉水，接着我就抡起约三斤重的实木槌子，有节奏地抡起来扎下去，约摸要一个钟头才能把湿漉漉的稻草搥得十分柔软。而此时我的两只手臂已经酸麻酸麻的了。但我一想起能为母亲打草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一年四季砍柴、放牛，我都穿着母亲编织的草鞋，翻山越岭走田埂，感到格外轻便而舒坦。后来我又上中学读书了，记得上学那天，我还是穿着母亲织的草鞋，挑着行李去县城中学报到的。再后来我考取了安徽大学，离家去合肥报到的那天，我特地穿上袜子，再蹬上一双母亲为我专制的带有布条的草鞋上路了。 我对草鞋可谓情有独钟，以致于我1969年在牛田洋0489部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的对口词《一双草鞋》，深得战士们的欢迎，而那个节目的素材却真真切切地来源于母亲为我编草鞋的故事里。 掐指算来，母亲驾鹤西去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每每回老家拜谒母亲陵墓的时候，常常想起了当年母亲为我编织草鞋的场景，一种那个年代的情结在心底里油然而生！尽管我已多年没有穿草鞋了，但我的血液里却依然流淌着草鞋赋予我的艰苦朴素的养分，骨子里依然积淀着草鞋赐予我的艰苦奋斗的钙质，感情怎么也走不出对母亲的那份浓浓的思念，记忆里依然领略到母亲的勤劳善良的品格和对子女的关爱有加的质朴情怀！ 作于2013年8月7日 刊载于《池州日报》2013年9月13日“杏花村”副刊
赶 雪 路
1964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过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四那天，天气晴朗，继父带着我去杨梅村走亲戚，一来是给奶奶、二叔和二婶拜年，二来是讨点学费钱。一大早，我们吃过早饭，便套了双棉袜，蹬上草鞋，枣红布袋里装了几样小礼品，就出发了。
从老家到杨梅村约有一百里路程，我们徒步行走，到达二叔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了。奶奶、二叔和二婶见我们大老远地来了都很高兴。第二天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按计划初六返回老家，过完上七，初八就要去合肥上学了。
初五白天还是艳阳高照，山村还沉静在浓浓的年味之中。晚上当我们准备睡觉时，窗外寒风呼啸，屋里气温骤降。此时，我的心里顿生不祥的预兆，怕是要下大雪了。果不其然，第二天早晨一打开大门，扑入眼帘的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厚厚的积雪盖满了山峦、马路和屋顶，压断了树枝，路上没有一个行人。那时别说没有手机，就连电话都没有，要想向校方请假比登天还难呢！我们只得按原计划行事，雪再大也得赶回老家去，以免耽搁返校的时间。 虽然二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可我只草草地扒了两碗饭，便亟不可待地套上棉袜，穿上草鞋。二婶还特地用布袋装了些炒米糖和冻米，好让我们中餐食用。为了防止走雪路滑倒，我和继父都拿了根粗粗的木棍，当着拐杖用。就在我们临出门时，二婶将30元钱塞进我的口袋里，此时的我百感交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我跟奶奶、二叔和二婶一一打了招呼后便跟着继父上路了。 从杨梅村到桥头店虽然只有8里路，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
到桥头店后，我叩开了汽车小站的大门，询问售票员，才得知因大雪封路，今天不通汽车。张弓没有回头箭，只得继续徒步往前赶。骤雪初霁，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显得格外的清晰，格外的耀眼。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刀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皑皑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刺眼的光芒，眼前不时地冒出许多金星来。此刻，我只得站住，揉揉眼睛定定神，再挪步前行。当我们到达东堡时已是晌午时分了，我们在路旁一户人家讨了两碗开水，泡上冻米，吃着炒米糖，不消5分钟，便解决了中餐的任务。 当我们到达距县城十里远的油榨埂时，突然刮起了大风，道旁的雪粒扑面而来，打得脸庞生疼生疼的。此时，脚上的棉袜已经湿透，两只脚好像失去了知觉，阵阵寒意直往心里钻。中餐吃的冻米和炒米糖早已消化得无影无踪了，饥肠辘辘的我已没力气挪步了。可是此处也寻不到丁点儿吃的东西，只得往县城赶。走哇走，终于进入县城了。因为还在年节里，街道两旁贴着红对联的商户早已打烊关门了。是继续往庙前老家赶呢，还是在县城歇店？我突然有了主意，何不投宿小姨娘家？小姨娘名叫徐根香，虽不是嫡亲，但我们两家经常互相走动，确有几分亲戚之情。
继父依了我的主意。当我叩响位于东大街的县缝纫社的大门时，开门的正是小姨娘。她一见我们来了，立马招呼我们上楼歇息。小姨爹立即摆上碟子，沏茶、递烟，忙个不亦乐乎。此刻，我顾不上碟子里的糕点和糖果，便径直地对小姨娘说道：“我的脚已冻得生疼，麻烦你给我打盆洗脚水。”小姨娘见状，先端来一盆温水，待我脱下冰凉透湿的袜子一看，两只脚都冻紫了。我和继父把脚放在温水里泡了约20分钟，接着小姨娘又端来一盆热水，回过神来的一双脚又泡了20分钟，然后揩干擦净，穿上随身带的棉袜和棉鞋，再坐进火桶里烤火，那感觉别提有多舒坦！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小姨娘招呼我们吃晚饭，望着饭桌上摆满的丰盛佳肴，我确有些垂涎欲滴了。小姨爹陪着继父喝了几杯白酒，小姨娘直往我的碗里夹菜，我狼吞虎咽般地吃了三大碗饭。 晚上，我和继父睡在垫得厚厚的大木床上，盖的是一床新打的棉被，浑身暖和和的，很快地就进入了梦乡之中。
第二天一早，小姨娘先让我们吃一碗甜酒煮鸡蛋，接着吃早饭。临辞行前，我对小姨爹和小姨娘说道：“不好意思，给你们添了许多麻烦。”小姨爹接过我的话茬：“你们到我家来，是看得起我们，亲戚越走越亲嘛！”我听后顿觉心里暖洋洋的。 当年到小姨娘家投宿这件事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我曾思量过，为什么我一个穷学生新正月到亲戚家什么礼物也没带，小姨爹和小姨娘还那般热忱地款待我们？这大概就是厚道人家只讲友情，而不图蝇头小利的缘故吧！ 这件事让我许久不得忘怀，大学毕业以后，每逢春节我都要带点薄礼看望二位老人，跟他们一谈起当年投宿的事儿，我的双眼便情不自禁地潮润起来……
作于201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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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 青阳网 www.ahqy.cn
跌 倒 以 后
每当我看到右腿膝盖上的一块疤痕时，当年跌倒的那一幕便浮现在眼前，它启开了我的记忆的闸门—— 1959年，我在青阳中学读初二，这年暑假开始的那天，我没有回庙前老家，而是去了继父做工的丁桥公社大盖山铁矿。
一大早我就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放在一只枣红布袋里，戴上草帽，从学校出发了。在我路过南门街时，街道的砂石路面一个个小石子裸露在外面，说来也巧，当我走到小姨娘家的茅草屋前，眼睛一阵模糊，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一块尖利的小石子钻进了我的右膝盖，我立即爬起来，挽起右裤腿，顿时鲜血直流，我一边用手抚着伤口，一边叩开了小姨娘家的大门，小姨娘见我跌成这样，忙用棉花球蘸点香油敷在伤口处，然后将一块手帕包扎起来。接着，小姨娘问我吃过早饭没有，我就老实地说道：“还没呢！”于是她立即给我煮了碗香喷喷的面条，我三口并作两口地把它消灭光了。吃完后我跟小姨娘打了声招呼便上路了。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太阳火辣辣的，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我不顾膝盖的疼痛，走哇走，走到新河公社与木镇公社交界处的十里岗大叶蚕场时，只见包扎的手帕已印成一片红红的，我在一处树荫下解开手帕，膝盖已经红肿，是回学校还是继续去大盖山？我踌躇了一会儿，下定决心去大盖山，于是我一瘸一瘸地向大盖山前进。 从青阳县城到大盖山铁矿少说也有五十多里，因为是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我就一路有礼貌地询问。走过独龙村，再往山里走，扑入眼帘的村庄叫柯冲，那儿便是大盖山铁矿总部所在地。步入村口，几株高耸的枫香树，枝繁叶茂，给路过的行人撒下一片荫凉。当我见到继父的时候，已是晌午时分，工人们正在食堂里吃中饭。继父第一眼便发现我的膝盖上包扎着红红的手帕，接着询问起来。我一面述说着早晨跌倒的情况，一面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转。继父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在这里多玩几天，等腿好些再走。”暖暖的话语，仿佛一股徐徐的凉风吹遍全身，感受到一阵轻松与快活。随后继父端来一张靠背椅，让我坐着，他去食堂打来了饭菜。我还记得有火腿烧冬瓜、辣椒炒肉丝，还有黄爱爱的腌豆角，这伙食比起我们学校要好上几十倍！继父见我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不觉笑了起来。 傍晚，我的腿肿得无法下蹲，自己洗澡很困难，继父打盆温水，并用毛巾替我擦身子，还把我换洗的衣服搓洗个干净晾起来，让我十分感动。
在柯冲呆了五天，膝盖也消肿了一些，于是我决定返回老家庙前。临走前，继父塞给我3元钱，并叮嘱是给母亲家用开支的。另外又给我3角钱，让我在路上买点喝的和吃的。此刻，我打心眼里谢谢继父。 吃过早饭，我从大盖山柯冲村出发，到老家庙前古家畈约有75里路，因为腿还是有点跛，回到家已是下午5点钟了。我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继父给的3元钱交给了母亲，还把我自己零用剩下的1角钱也递给她，母亲没有收。母亲见我右腿挽起的裤腿膝盖处被手帕包扎着，无不心疼地说：“这几天在家里好好歇歇，等伤口好了再干活。”说着母亲端来一碗凉开水，并轻轻地解开手帕，用棉花球蘸点冷开水，清洗我的膝盖伤口，当她发现伤口里还嵌着一块很小的尖尖的石子时，她叫我咬咬牙忍住痛，硬是把尖利的小石子取了出来。当时痛得我泪珠叭啦叭啦往下掉，只差没哭出声来。母亲真像个外科大夫那样把我的伤口诊治好了。 那一年我17虚岁，要是换作现在的孩子跌倒后，第一桩事就是赶紧到附近医院去打针，以防止得破伤风。家长也会心肝宝贝地呵护着。可我那时别说去医院就诊，就连赤日炎炎下走路买碗水喝的钱都没有，真可谓囊中羞涩啊！但我从跌倒了爬起来，不顾疼痛，不惧酷热，徒步几十里，到达目的地这件事中，深切地体会到，贫穷也是一笔财富，它锤炼了我的意志和毅力，让我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一往无前！
作于2013年5月17日
疑似“鬼下帐”
小时候晚上呆在家里没电视看，也没收音机听，常常到邻居家听大人绘声绘色地讲“鬼”的故事，其中有一则叫“鬼下帐”。这故事说的是某村一中年汉子夜里从邻村过河回家，不知何故，来来回回七八趟，就是上不了岸。这时，他突然想起“鬼下帐”，即鬼往河里投下一顶布帐，让人钻进去不得出来。他越想越害怕，思忖着怎样才能钻出“鬼帐”？他忽然又想起了老年人教给的办法，于是他扯起了嗓门，大吼了几声，又朝河里屙了一泡尿，感觉清醒了许多，一个劲地蹚着河水往家的方向奔去，终于爬上了岸。疑似这般“鬼下帐”的事，我也曾经历过一次。 那是1958年上半年，我在青阳中学读初一，因为学习任务重，已有两个月都没回家了，心里十分想家。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好不容易向班主任请动了假，可此时已五点多钟了，再过半个小时学校就要吃晚饭了。我因归心似箭，也顾不得天黑就仓忙赶路了。从县城出发，到达西洪岭已是掌灯时分，我一个人第一次孤单地走在据说曾经有强盗出没的石板路上，两边是黑黢黢的竹海和杉林，让我感到阴森森的，于是加快了脚步，约摸二十分钟到达华阳村田畈，我的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 穿过田畈，转眼来到距十字路不远的田埂上，昏黄的月光照得路面有些模糊，不知怎的，左一脚，右一脚，老是踩在水里，怎么也走不出这个怪圈。此时我突然想起大概是碰到“鬼下帐”喽！顿时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头发也根根竖了起来。为了壮胆，我放声唱着歌儿，又撒了一泡尿，终于走出了“鬼下帐”的脏地方。 待我回到家的时候，已快九点钟了，饥肠辘辘的我，一面扒着母亲做的芳香可口的饭菜，一面讲述着疑似碰到“鬼下帐”的事，母亲听后都为我捏了把汗。她一再告诫我：“以后不要走黑路了，晚上行路也不安全呀！” 第二天我返回学校路过此处，发现是田里的水溢满了田埂所形成的水道，哪里是什么“鬼下帐”！我这叫做听信了鬼的故事，自己吓自己呀！
（2013年6月9日）
十 里 岗 锄 草
在青阳中学读书时，一些家境拮据的同学，常常被学校组织参加能获取微薄收入的勤工俭学活动，以此贴补学费或伙食费。 在我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1959年），高一班和我们203班的部分同学被安排到木镇十里岗大叶蚕场桑叶园锄草。我们班一共去了十几个同学，我记得男同学中有我、周维、钱友国、章义盛、汪志华、李善昌、董大贵、邱新邦等，女同学只有宁亚男（宁可）、王国珍和徐秀明。 我们去的那天，太阳烤得大地火烧火燎的，每人肩挑着简便的行李，在班长周维的带领下，步行到十里岗蚕场。进入场区后，被分配到两幢门朝西的平房里住宿，男生住北面一幢，女生住南面。大伙儿先忙着打扫，接着将随身带的凉席铺在硬木板撘的床上，再挂顶蚊帐，以防蚊虫叮咬。我没有蚊帐，只好晚上喂蚊子嘍。吃饭在场部食堂，洗衣就在房前的池塘里，那池水虽然浑浊不清，但大家照样洗衣。下午班长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强调了锄草的注意事项，并给每人发了一把锄头。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起床的哨音就响了，大伙儿一骨碌地爬起来，潄洗完毕，荷着锄头，奔向桑园。眼前的桑园好大一片，绿油油的桑叶上洒满了晶莹的露珠，可桑树下面的地块却杂草丛生。我们按事先的分工两个人锄一垄。我是和周维搭档，他比我大几岁，身体也棒些，锄草的技巧比我要强些，因此他比我明显地锄得快一些。杂草中要数趴根草最难锄，因为这种草茎儿很长，下面的根儿又深，光靠锄头还不行，还得用手使暗劲把它拔起来。锄起来的杂草要剔往一边，好让似火的太阳晒个枯黄。到了晌午每位同学的衣服都能拧下一捧汗水来，可见太阳的毒辣和劳动的强度。吃过午饭后休息两个半小时，下午三点又下地干活。晚餐后女同学打点热水洗澡，我们则穿着短裤在池塘里用脸盆舀水往身上浇，这般冲凉倒也快活。 宁亚男同学因为打摆子，中途离场返回学校了，其余同学都干了一个月才返回学校。锄草的报酬是按面积分配的，但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照理说男女应该同工同酬，可女同学尽管锄的面积与男同学一般多，但所得的报酬只有男生的三分之二，对于这一点，女同学心里有意见可又没有明说。这事到后来我与宁可成了夫妻她才跟我说起的。她说：“你们班干比较自私，干活一样多，收入却两样，太不公平。”我随即答道：“当时你要提出来，也许我能为你们讲几句公道话。”哈哈，这些都是“马后炮”嘍！十里岗锄草的岁月，我和宁可都有同感：劳动挣补贴，艰辛砺意志。
作于201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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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插秧
插秧，在农活中算是技巧比较高且比较累的一门活儿，不是每个种庄稼的都会做的，小孩子在水田里站不稳，年纪大一点的弯腰困难。我学插秧，算起来已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那年是1958年，正值大跃进时期，为了提高水稻产量，在广大农村兴起了一股由稀植改成密植的浪潮。农历四月上旬，布谷鸟开叫的时节，我所就读的青阳中学放农忙假一个星期，让农村学生回家帮助干农活。那一年，我虚龄十六岁，在我们后村生产队像我这般大的有十多个，县里派下来的工作队将我们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插秧班”，由一位姓陈的插秧技术比较高的青年农民负责培训。 他首先给我们讲解插秧的要领：第一，插秧时两脚要分开，踩在间距中，这样可以避免秧苗碰到脚踩的坑；第二，要控制行距和间距，过去是见方八寸左右，现在改成三六寸，即间距三寸，行距六寸，并要带上指行器；第三，一般用左手握秧把，右手解开系捆秧把的稻草，然后左手的拇指和中指同时迅速地从秧把中分开几根秧苗，紧接着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接过分开的秧苗，迅速地插入到田里：第四，割稻往前冲，栽秧则向后退，要注意稳当一点，以免一屁股坐到水田里。师傅的一席话就如同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课文一样，条分缕析，清楚易懂。 刚开始的两天，我不仅插得慢，而且有的秧苗还飘在水面上，累得腰也酸，背也痛。经过师傅耐心指点，我插的秧棵基本没有飘在水面上的了，间距和行距也都控制得比较好。到了第四天，伙伴们插秧的速度快多了，大家暗暗地比赛起来，看谁插得快，看谁插得好，一个个你追我赶，一个劲儿地往后倒退。此时，大伙儿的额头上渗出了颗颗晶莹的汗珠，脸上荡漾着劳动的喜悦。 插秧也有令人烦恼的事儿，那就是有的田里蚂蝗多，而蚂蝗最喜欢爬到我们的腿上吸血。有一回竟有七只蚂蝗在我的两只腿上叭着，吓得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立即上了田埂，用手把牠们一一地扯下来，迅速地扔出去。这时，我的腿上汩汩流淌着殷红的鲜血，我想，这要吃多少营养品才能补上呢？ 四月插秧，有时天气晴朗，人感到暖洋洋的，格外舒服。有时遇到阴雨天，气候寒冷，那叫“插秧寒”。不仅要穿蓑衣、戴笠帽，还要多穿点衣服，否则容易着凉啊！ 学插秧，还要学会拔秧，拔秧一般在凌晨五点钟就要到达秧苗田，看到绿油油、嫩生生的秧苗格外惹人喜爱。拔秧和捆秧也是有讲究的，一要连根拔起，不能拔断了；二要用水浸泡过的稻草捆秧，还要会打活结，以便于迅速解开秧把，不耽搁插秧的功夫。秧拔好后，将一把把秧苗叠放在大畚箕里，挑到备插的水田旁，尔后将秧把均匀地抛入水田中。 学会了插秧后，接着有好几个年头我放暑假回家参加“双抢”（抢收、抢插），都被分配在插秧班。每天从东方鱼肚白的时候下田，一直要干到夕阳西下才收工（除了三顿饭的时间）。插的仍是三六寸，一亩田五十分工，一天下来能挣到三十分工，折算为一块五毛钱（那时我们生产队十分工只能分到五毛钱）。再后来，我大学毕业后远赴广东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又一次被编入插秧班，发挥着我的一技之长。 插秧磨练了我，让我更加深切地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作于2013年4月12日 刊载于《池州日报》2013年7月5日“杏花村”副刊 刊载于《池州日报·青阳版》2013年7月31日“烟霞园” 本帖评分记录 威望 收起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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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打莲香”
记得在我十岁的时候（1952年上半年），庙前区华胜乡举办了一场“抗美援朝演唱会”，我们华胜小学出了一个节目叫“打莲香”。参加这个节目表演的有十位同学，五个男的，五个女的，我有幸被老师选中，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莲香是什么样的东西？莲香就是用长约一米的大拇指粗的竹竿做成的，两端镂空，各悬上用铁丝穿着的两枚铜钱，并在两顶端钉上红绿布条。打莲香是个边演唱边舞蹈的文艺节目，在我们这里还是头一回的，因此老师对排练抓得十分认真。那一阵子每逢课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得非常刻苦。 演唱会举办的那天，天气格外晴朗，乡政府所在地星星村专门用厚厚的木板搭了个大舞台，舞台下的观众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也有一千多人。
我们的节目是压轴戏。我们特地化了妆，一个个脸蛋红红的，就像红苹果一般。我们上身一色白粗布衬衣，下穿黑色制服裤，腰间扎的是帆布带，脚上蹬的是白力鞋，看上去个个都很神气。临上场前伙伴们都有些紧张，好在老师发现了，并及时安抚我们：“只要把平时练习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啦！”老师的话语无疑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轮到我们的节目上场，大伙儿定了定情绪，一个个舞着手里的莲香，依次有节奏地拍打着肩部、腰部、腿部，还用手转动出花样。此时，只听到那铜钱晃动的“刷刷”声，格外整齐划一；那飘舞的红绿布条，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一边跳着，一边唱着节奏明快的抗美援朝的歌曲。至今我还记得那铿锵有力的朴素易懂的歌词。第一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帝野心狼！”第二首唱的是《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歌词为“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大地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把反动势力连根拔那个连根拔！”在舞台上，我们还不断地变换着队形，一会儿一字形，一会儿二字形，一会儿八字形，一会儿十字形，由于大家都很认真，整个演出没有出一点差错。当我们的演出结束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大约有三分钟的光景，我们才谢幕走下舞台。此时，老师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亲昵地抚摸着我们的头，一个劲地夸赞道：“演得不错，演得不错！”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节目，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作于2013年3月5日 刊载于《新安晚报·池州时讯》2013年7月1日副刊栏目 刊载于《池州日报·青阳版》2013年5月22日“烟霞园”
豆腐干的故事
小时候我常喜欢跟母亲一道到庙前街买东西，因为母亲时不时地买只包子或两个糖果让我尝鲜。有一年腊月里的一天，母亲拎着篮子又带我上街了。 那时，我穿着一件黑底黄花的长棉袄，剃的是“马桶盖”式的头发（乡下理发师傅手艺比较差），颈脖上还套了只银项圈，与鲁迅小说中的少年闰土颇有些相似。母亲在下街头买好咸盐、洋火、肥皂后，准备带我回家。当我们走到中街的时候，母亲指着街旁宽宽屋檐下坐在火桶里的一位中年妇女对我轻声说道：“那是你的远房的大妈，你过去叫一声，保准她很高兴。”在母亲的怂恿下，我走到那位中年妇女前，喊了一声“大妈！”不觉脸蛋红了起来。大妈认识我的母亲，立即下了火桶，抚摸着我的头夸赞道：“这伢子真得人疼！” 趁着母亲与大妈寒暄的茬儿，我用眼瞅了一下大妈，只见她那白皙的瓜子脸上缀着几颗麻子，头上盘了个发结，两眼炯炯有神，是个做小生意的精明女子。
大妈的火桶旁放了张小桌子，桌子上有个木架子，木架上摆放着用稻草系着的一筒筒各式各样的豆腐干。临走前大妈拿了三筒豆干放在母亲的篮子里（一筒豆干为十块，有蒲包干、香干和臭干）,母亲连说“不要，不要！”可大妈执意要给，只好收下了。这时母亲对我使了个眼色，我立即领会道；“谢谢大妈！”大妈笑嘻嘻地又摸了摸我的头说道：“这伢子嘴真甜，是个乖伢子！” 出了上街口，我首先问母亲：“大妈怎么那么喜欢小孩子？”母亲告诉我：“她没有生养过孩子，因此对别人家的孩子非常喜爱。”母亲的话让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接下来我便瞅着篮子里的豆腐干，母亲看我那个馋相，笑着说：“今天一声‘大妈’叫的好吧！”说完从篮子里拿了一块臭干和一块香干递到我的手上，我接到豆干后细嚼慢咽，直到村口才吃完。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无不感到，在那食品比较匮乏和囊中羞涩的年代，对一位农村少年来说，能吃上豆腐干，该算是比较奢侈的食品嘍！ 刊载于《池州日报》2013年8月5日“杏花村”副刊 刊载于《新安晚报·池州时讯》2013年8月5日副刊
惊 魂 一 刻
大概在我十四虚岁那年的农历四月，正是我们庙前地区春插最忙的时节。我那时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做农活。记得四月初八那天，是居住在赵村张（现在的庙前镇新发村）的三姨娘家插秧的日子。三姨娘在头一天就托人带信到古家畈 （我家所在的村庄），让我替她家散秧灰。小时候三姨娘十分疼爱我，有什么好吃的总要留点给我。眼下她膝下无子，因此她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母亲二话没说，吩咐我明早过去帮忙。
那天早上，我五点钟就起了床，潄洗完毕后，瞅着天空阴沉沉的，怕是要下雨，我便戴上笠帽，穿上蓑衣，趟过村后的八都河，径直朝三姨娘家奔去。约摸六点钟光景，插秧的几位叔叔已拔好秧，正准备吃早饭，我来得正是时候，便和他们一道进餐。饭毕，我们就赶往村后的田畈上插秧。这时，天空彤云密布，不一会儿电闪雷鸣，接着下起了瓢泼似的大雨。我的任务是将稻箩里的秧灰（那时没有化肥，只得用火烧的土粪灰作肥料），用畚箕装上，分别倒入栽秧叔叔的秧盆里，供他们将秧的根部蘸上灰，再插入田里。在我装好第三畚箕秧灰后，从田埂上下到水田里不到三秒钟的时间，只见一道闪电如同一只大火球一般，落在装灰的稻箩旁，接着一声“哗嚓”，震耳欲聋，好大一个炸雷！我当时被吓得尿差点撒在裤裆里。插秧的叔叔们也都有些害怕起来。稍停片刻后，我定了定神，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田里蹒跚地行走着，当我上了田埂后，只见刚才那只火球落在的泥块上一片焦黑，真够吓人的。好险哪！要是从田埂上迟下田三秒钟，也许我就一命呜呼嘍！ 在三姨娘家吃过晚饭我回到家里已是掌灯时分了，洗好脸和脚，我便上床睡觉了。当母亲得知我白天受惊吓的情况后，立即从米缸里抓了两把米放在系在身上的围腰兜里，摸黑去村后的河边，从那里一边撒着米，一边呼喊着我的名字，“国城嘞，不吓嗷，跟妈妈一道回家喽！……”回到屋里仍然轻声地呼喊着来到我的床前，对着我的额头哈了三口气。此刻，我从心里感激母亲，虽然这种“唤魂”的习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它却真真切切地传递着母亲爱子的一片赤诚的心意。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每想起那惊魂的一刻，心里便不寒而栗。现在，我才知道那道火球状的闪电，它的学名乃叫球形闪电，碰到它，后果便不堪设想。因此，每逢夏季雷电交作的强对流天气，我即使呆在屋子里，也要把玻璃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生怕球形闪电从窗户缝里钻进屋子疯狂肆虐。之所以写这篇文章，那是因为那次散秧灰时经历的“惊魂一刻”，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挥之不去。
乡土游戏快乐多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农村少年儿童都玩些什么游戏呢？我亲身经历过的就有许许多多。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滚铁环，又叫滚铁圈。这种游戏大都为男孩子们玩的。我滚的铁环是家里一个小火桶废弃的一只铁箍，再把一根粗铁丝一头拧成U形的钩子，勾住铁环往前滚动，自己跟着跑。刚开始练习时，我握铁丝的右手总感到有些别扭，铁环不听使唤，滚不到几米，就侧倒下来，弄得我额头上直冒汗。也别说，滚铁环还真有一定的技巧呢！它需要有较好的平衡能力，捏铁丝钩子的那只手，既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心情还不能急躁，要悠着点。俗话说得好，熟能生巧嘛！连着练习了两天，我便能驾轻就熟地滚铁环了。 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后村十几个小朋友，每逢下午放学回家后，都不约而同地从家里拿着铁环和铁丝钩，到村前宽阔的稻坪上滚铁环，那咣啷咣啷的铁环声，仿佛像一首铿锵的乐曲，乐得大家哈哈大笑。
滚的时间长了，伙伴们的水平也提高了，于是相互竞赛便开展起来了。一是看谁的铁环滚的时间长，二是看谁滚的花样多。我记得陈启明同学滚的时间最长，大约二十分钟。项多余同学会玩花样，他不仅能让铁环直走和转弯，还能让铁丝钩在铁环底部猛一发力，助铁环朝前奔去，迅即又退了回来，博得了伙伴们的热烈喝彩。 在晴朗的夏天晚上，夜空中悬挂着一轮明月，照得田野和村庄亮堂堂的，我们小朋友常常在月夜里玩丢手帕（又叫丢手绢）的游戏。游戏开始前，几位伙伴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帕，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推选一个丢手帕的伙伴，其余的人围成一个圆圈，蹲下身来。游戏开始，被推选为丢手帕的小伙伴沿着圆圈外快走，在不知不觉中将手帕丢在一位小伙伴的身后，被丢在身后的手帕的孩子要迅速发现自己身后的手帕，然后迅速起身追赶丢手帕的伙伴，此刻，丢手帕的则沿着圆圈外奔跑，跑到被丢手帕的那位伙伴的位置上蹲下，如被抓住，则要表演一个节目。有一次，我因没有及时发现丢在身后的手帕，被丢手帕的抓住了，只好给大家唱了一首歌，至今我还记得唱的是《没有共**，就没有新中国》，我一边唱，小朋友们有节奏地拍着巴掌，一个个的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身心得到了愉悦。 我们还因陋就简地做过一些有趣的游戏，如开火车、抢龙尾、猫捉老鼠、跳皮筋、扔弹子、掷沙包、打水枪、跳房子等等。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作业都当堂完成，很少有家庭作业，所以有充裕的时间玩游戏。通过做游戏，常常凝聚到一块儿，增进了彼此的友谊；通过做游戏，提高了反应能力，也强健了体魄。 现在，这些蕴含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游戏离少年儿童越来越远了。眼下的孩子们喜欢玩的就是在电脑上打游戏，因为平常被沉重的学习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盼到了双休日，在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后，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虽然长了一些智慧，但影响了视力，损害了健康。我总感到，我们所处的那个少儿时代，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但文化课学习的精神压力要小得多，从丰富的游戏中体味的快乐要比现在的少年儿童多得多。
刊载于《新安晚报·池州时讯》2013年8月22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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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学 六 年 寒 窗 苦
在家干了一年体力活之后，总感到累累的，而且心烦意乱。有一阵子我晚上躺在床上老是唉声叹气的。我的这一表现终于被母亲发觉了。一天晚上，母亲走到我的床前，问我有什么心事，当时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个不停，我泣不成声地对母亲说道：“我羡慕我的同学中有许多都上了中学或师范，我多么想继续念书，考个师范，将来当个老师。现在家里经济困难，你们能不能向亲戚朋友借点钱，等我毕业工作后，由我来归还。”说到这里，母亲抚摸着我的头，痛哭了一场。第二天，母亲将我的想法转告给继父，继父也为我要读书的志气感动了，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
于是，我在1956年9月又跨进庙前小学的大门，插进六乙班补习了一年。 我一心想报考师范，因为师范不要伙食费，学费也比中学低。转眼到了1957年7月，升学考试在即，谁知那年师范不招生，只有青阳中学招生。这个消息仿佛一瓢冷水把我从头淋到脚，我沮丧极了。正在我懊恼之时，有一位亲戚来我家传话，说居住在沙济乡杨梅村的二叔要资助我上学读书。这消息对我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露，雪中送木炭。初中升学考试揭晓了，我榜上有名。 大概是公历8月中旬，继父带着我从庙前步行九十余里到达二叔家。我的奶奶已经十几年未见到我，当我站在她的面前时，她摸着我的头喜极而泣，二叔、二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那里我们住了三天。临走时，二婶塞给我三十元钱。要知道那时三十元钱抵到现在三千元还不止。
我手掂着这三十块沉甸甸的钱币，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打那以后，连续六年二叔、二婶都不断地接济我，让我顺利地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业。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年春季上学需要交学费，可二叔家也没钱 ，大队里又支不到钱，二婶就带我上山砍锅铲柄，一连砍了几天，卖了20元，二婶全给了我。1957年9月1日，继父帮我挑着行李到青阳中学报到。一走进青中校园，那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记得我读初一时，享受的是戊等助学金，每月伙食费补助2.4元，自己交4.6元；到了初二，升为丁等助学金，每月补助4.2元，自己交2.8元。 第一年的文化课学习是比较紧张的，好在我念书比较发狠，成绩在班上排在前十名之内。 一晃到了1958年秋季，全国都在大办钢铁，学校也不例外。全校停课炼钢铁，和平堂（大礼堂）变成了做坩埚的工厂（坩埚是用来装铁砂的器皿）。同学们日夜加班加点，做得少的插白旗，做得多的插红旗，谁也不甘落后，干着干着便睡着了。那种劳累和疲倦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大概是10月份，土法上马炼铁需要木炭做燃料，于是学校组织高一一个班和我们203班部分同学上朱备青峭湾蜡烛峰烧炭，我也被选在烧炭的队伍中。 我记得，当时住在一位村民家的楼上，东边是高一班，西边是我们班。
带队的是吴毅成副校长，他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集合上工，我们班宁仁同学迟到，他硬是将宁仁的砍柴刀扔在地上，当时队伍里鸦雀无声。虽然我只有16虚岁，却要干成年人干的活儿，如上山砍树、劈成段子、筑炭窑、装窑、点火等。夜晚，我们轮流披着星星、戴着月亮，沿着蜡烛峰陡峭蜿蜒的山路巡视窑情。此刻，山野一片空旷宁静，远处不时地传来野兽的叫声。看窑顶冒着的缕缕青烟，掌握木炭燃烧的火候，逐个关闭窑顶口。从窑里出炭是很累的活儿，人要蜷曲着身子，戴上眼镜和手套，将一根根烧好的木炭送去窑外。有一次，我在一座窑里出炭，因为时间提早了点，红通通的木炭把手烫起了几个大泡。遇到雨雪天，手冻僵了，握刀都十分困难，别说砍树喽。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的土法上马、大炼钢铁，既毁坏树林，又破坏生态，可谓劳命伤财。那是瞎干、蛮干，那是不讲实事求是的结果！ 1960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是报考高中，还是师范？这时，胡昶校长找我谈话，希望我报考青中。我认为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就毫不犹豫地填报了青中。高中升学考试结束后，我回家了。我一面参加劳动，一面等候录取通知。一天中午，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信，里面装着录取通知单，拆开一看，我不觉楞了一下，我被录取到贵池中学。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又没填报贵中，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到了9月开学时，我心里不愿上贵中，就到青中找胡校长，他一口答应我可以在青中就读。开学没几天，我们就到城西公社牌楼大队参加抢收中稻的劳动。在那里一干就是二十多天。待我回到学校，贵中那边来电，催我速去报到，并且已确定我担任高一(1)班班主席。这一下让我进退维谷，不知所措。青中考虑到两校之间的关系，也不好继续挽留我，从大局出发，胡校长劝我还是去贵中就读，并且将报名费全退给了我。 10月上旬，我去贵中报到了，并履行着班长的职责。上课一个月后，我们班被安排到马衙公社枫林大队收割晚稻。因为班主任马治媛老师是个女同志，所以我和劳动委员肖根如一道，负责起全班的劳动安排和吃喝拉撒睡的繁杂事务。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割稻，中饭送到田埂上吃，直到天黑才收工。一个月下来，我嘴都包不住牙齿，瘦了十多斤。劳动结束后，我回了趟家，母亲见我瘦成这样，十分心疼。她将家里仅有的1斤半糯米煮成饭，并撒上芝麻和白糖，那味道香甜可口，我三口并着两口，不一会儿一大碗饭便下肚了。
1961年春季，采茶季节到了。高中部各班都被安排到茶区采茶。记得出发那天，大家挑着行李，队伍浩浩荡荡，直奔当时隶属贵池县的樟大公社而去。我们班被分配到珂田大队荣华生产队，这里距公路约十来华里，可谓深山老林。 我们每天起早歇晚地采摘茶叶，一个月下来，手指头都被青茶汁浸得溃烂了。有一次，我采着采着，突然右手触到一个冰冷的东西，仔细一看是条盘在茶树上的青蛇，吓得我浑身顿起鸡皮疙瘩，篮子也甩到了远处。幸亏发现及时，否则被蛇咬了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天天采茶，论斤取粮，一斤毛茶一两玉米，一般一天摘十二斤毛茶，得一斤二两玉米。一个月劳动结束后，每位同学除去吃的以外，少的能余8、9斤玉米，多的能带回15斤。这大概就是按劳分配，劳有所获吧。 那时节念高中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哪有心思读书，一坐下来就谈吃。每逢课间操学校里呈现的一道风景是：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飞快地跑进寝室，然后将从家里带来的炒米粉挖到碗里，用开水泡着吃，吃好后一抹嘴，又去上课了。整个教室弥漫着炒米粉的香味。 为了解决学校师生口粮运送问题，1961年11月，我们全校高中部的师生专程去潘桥公社挖山芋、晒山芋、吃山芋。我们住在老乡家，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每人一天4斤山芋，实在是吃不饱。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偷偷地跑到曾在青阳熟识的一位小学男性李老师那儿，饱尝了一顿稀饭和山芋，李老师很客气地留我过了夜。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一回到驻地，便受到了班主任的严厉批评，还写了一份检查。 高中三年，我常因交不起伙食费而被停伙。学校同情我，让我参加砍柴、运砖等勤工俭学活动，挣点钱补贴伙食。如此这般，勉强地维持了下来。 那时节，学校虽然不提素质教育，却也时常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我曾参加师生同演的话剧《野火春风斗古城》，我还参加过作文竞赛，获得二等奖。在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中，我以一篇《我的理想——当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演讲，征服了所有评委，荣膺高中部第一名，学校奖给我一本新华字典和五本课外书，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时间捱到了1963年上半年，高三要分班了，理工、农医、文法三个班。各人根据自身学习情况报名选班。我因理化成绩不甚理想，而我的俄语、语文成绩比较好，政治、历史课花点功夫背也没什么障碍，于是，我选报了文法班。 高三的紧张学习让我没有时间回家。四月的一天，我正在上晚自习，突然室外传来“哥哥”的叫声，我抬头一看，是母亲带着妹妹来看我了，妹妹肩上还挑着一担东西，这让我喜出望外。我立即跑出教室，接过妹妹肩上的担子，领着她俩到我的寝室。卸下担子后，我便将炒粉、米粑、咸菜、辣椒糊一一搬到桌子上。第二天一菜桶辣椒糊便被同学们吃光了。 为了让母亲和妹妹在池州过得愉快一点，我把平时节省的零花钱买了三张戏票（每张2角），我陪着她俩在贵池黄梅戏剧院看了一场《窦娥冤》，戏到悲情处，只见母亲在用手绢擦拭眼泪，可见此剧剧情跌宕，感人至深。 眼看着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就要结束了，同学们都热衷于在笔记本上题写留念，赠送照片。留念大都用词考究，情真意切，有美好的祝愿，也有恳切的评价；有发自内心的颂扬，也有善意的忠告。
宝贵的留念本和珍贵的照片也因1969年牛田洋那场强台风刮起的洪水给吞噬了，这对我来说，无疑又是一道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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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农家一少年
1949年4月，庙前地区获得了解放。解放以后，我随母亲、继父由庙前街搬到乡下古家畈村居住。我在虚龄八岁的时候进入屋后的一座私塾读书。那座私塾的一排平房前有一个小院落，院落中有一个小山包，山包上栽了几棵竹子，竹子下面种了几盆花。私塾先生姓鲍，枞阳人氏，生得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教书十分认真。我跟着先生学描红、练写字、背《三字经》和《龙文鞭影》。 1951年5月，继父已经三十岁了还响应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那一年9月，我们村里有了公办小学，取名“华胜小学”（初小，一到四年级）。第一任老师名叫胡耀南，讲一口贵池话。我因之前上过一年私塾，就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胡老师教学态度十分严谨，面容又十分和善，深得同学们的欢迎。我上学时妹妹才三岁，母亲时常上山砍柴，因此我就带着妹妹一道上学，上课时她就坐在我身旁的小凳子上，一点也不吵闹。每天上学时我带四个山芋粉做的黑粑粑，放在学校附近的李全保家的火桶里暖着。慈祥的李奶奶常跟我开玩笑地说：“山芋粑被小老鼠吃了。”逗得我咯咯地笑个不停。四个粑粑就是我和妹妹的中餐了。 过了一年，胡老师调走了，一位叫徐仲勇的老师调来了。徐老师年轻英俊，教学有方。我因学习成绩比较好，深得徐老师喜欢。记得1953年端阳节那天，徐老师特地带我到他老家青阳县城过节（他家座落在现新华书店对面，门上方挂着一块横匾，上书着“徐万春药店”几个大字）。这是我第一次到县城，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徐老师家节日吃的东西特别丰盛，绿豆糕、米蒸糕、火腿粽子、五香蛋、炒花生等。端阳节第二天，徐老师还带我到南门照相馆，与施震今老师合影。那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在箱子里，只可惜1969年在牛田洋农场被一场特大洪水卷走了，给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记得上小学时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十分疼爱我。有一次我不知犯了什么错，母亲气不过不让我吃饭，待母亲外出干活时，外婆把一碗盛好的米饭和两碗小菜端到我的面前，我狼吞虎咽般地完成了“任务”，心里十分感激外婆。1951年冬季外婆因病去世，我哭得十分伤心。外婆膝下无子，我这个只有九岁的外孙便担起一个孝子的责任。出殡那天，冰天雪地，我穿着一身孝服，戴着缀有三颗白棉球的孝帽，捧着灵牌，由大人搀扶着护着灵柩一路走走跪跪，直到墓地。 1953年9月，我由华胜小学考入庙前完小五年级就读，1955年高小毕业。这时继父复员回家，买了耕牛，让我在家放牛、砍柴，于是我便告别了心爱的学堂，辍学回家了。每天早晚放牛，白天上山砍柴或去田畈干农活。为了贴补家用，我还时不时地打工挣点零花钱。我记得从玉屏大队井村窑厂挑砖到庙前街，一块砖约五斤，力资二分钱，我一次挑十六块，三角二分钱。每每起早挑一趟，肚子饿了，也舍不得买一根油条吃。有一次我狠狠心，买了一个二分钱的洋糖果，权作充饥。 那阵子乡村高小毕业生也不多，基层的农业合作社需要会计，乡政府派我参加县里举办的会计培训班，我和一心村的吴松贵，同为十三岁，是那届培训班的最小的学员。一个月的培训结束了，各科考试合格。回家后乡里分配我到龙山合作社当会计，我因年少，怕搞不好负不起责任，就婉言谢绝了。这以后，我便一心一意地跟着大人做农活，风里来，雨里去，砍柴、栽秧、割稻、晒稻、挑稻草。尽管白天专心致志地干活，可晚上一躺到床上便想着读书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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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牛
（散 文）
大概是2009年暑假的一天，我带着十岁的孙子乘车去探望住在青阳县陵阳镇红星村的老太，一路上孙子有说有笑很高兴。当车路过东堡乡时，透过车窗孙子突然看见田畈里有几头牛在耕作，他十分惊喜地对我又喊又叫：“爹爹，你看，牛儿，牛儿！”孙子那稚嫩清脆的嗓音逗得车厢里的乘客都笑了起来。望着孙子那般兴高采烈的模样，我不禁想起那久远的少年时代，那记忆深处的一段放牛的时光。
土改的时候，我家分了七亩八分田，因为继父参军了，田由乡政府委派星星村的朱金根大伯代耕，牛也是他家的，因此我不用放牛。1955年7月，我高小毕业了，也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继父从部队复员回家了。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复员津贴中拿出60元买了一条小牛，这就告诉我，不能继续上初中读书了，要在家里放牛了（因为妹妹和弟弟还小）。
在我的印象里，那头小水牛样子怪得人疼的，短短粗壮的牛角，胖乎乎的身子，背上的毛呈棕黄色，长长的尾巴不时地左右甩着,是一头性情比较温顺的小家伙。因为牠小，还不知道耕田，直到第二年春耕时节，继父才牵着牠到田里训练犁田。一开始牠不听使唤，牠拉着犁不朝前走，而是往后退，继父见此有些哭笑不得，我站在田埂上抿着嘴强忍着笑出声来。约摸过了五六天，小家伙才弄懂犁田的要领。因为初次干活，也像人一样感觉很累，牠一上田埂便就地卧倒，我只得将一把把稻草送到牠的嘴边，让牠慢慢咀嚼，我还怕牠渴着，特地用木盆端来凉水为牠解渴。人们常说“服侍老牛过冬”，而我干的却是“服侍小牛过春呢！” 虽然一年四季都放牛，但干的活儿却不尽相同。春季，牛要犁田、耙田、耖田，负担很重，自然消耗就大，光吃草还不行，牠最喜欢吃的是那绿油油、嫩生生的芭茅芯。于是我隔三差五地翻过玉屏村的灰子岭（离家十里远），在一处叫陡岭的山坡上割芭茅芯。芭茅芯的叶片很锋利，一不小心便会划破手，有几次因为疏忽大意，让芭茅芯的叶片把左手划了好几道口子，血也渗了出来。此刻，我赶紧寻找一种名唤“鸡条”的柴禾，勒下叶子揉碎，敷在伤口上，止血效果真的不错。当我回到家将芭茅芯抱到小牛的跟前时，牠高兴地“哞，哞”地叫起来，让我得到了一份慰藉。 进入夏季，天气炎热，人热得汗流浃背，牛也热得直喘粗气。见此情状，我就把牠牵到村前的池塘里，牠一进池塘便立即躺倒，让整个身子都浸泡在水里，只将头部探出水面，尽情地享受着水的凉意。 秋季，是丰收的季节。那时还没实行“双抢”（抢收抢插），稻子割完后，一大片田畈毫无遮拦地展现在眼前，我们把牛牵到田畈里，将牛绳一圈圈地盘在牛角上，让牠自由自在地去吃草，不必担心牠吃不饱，也不必牵挂牠会跑掉。
到了寒冬腊月，牛基本上都呆在牛栏里。牛栏是用粗木料做成四个栅栏，然后用榫头将它们串成一个大的四方框，牛关在里面想跑也跑不出去。我的任务是早、中、晚都拿几把稻草去喂牛。为了让小牛在冬季不跌膘，我一方面趁晴暖的日子，牵牠到田埂上啃啃干草，活络活络筋骨；一方面从油坊里买来菜饼，砍成小块喂给牠吃。只见牠一边吃着，一边点着头，好像在感谢我的盛情款待。 放牛，让我度过了许多令人留恋的快乐时光。 初夏时节，莺飞草长，我与伙伴们常常骑着牛来到村后小河畔的宽阔的草地上放牧。那草地的草非常丰盛，好似绿地毯一般。最撩人眼目的是那茂密的草间点缀着的各色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而我最喜欢的是那叫不出名字的小黄花，花瓣黄得诱人，就好像是黄色奶油做的一样。我采了一大把系在牛鞭梢上，然后在阳光的映照下，我使劲地甩了一鞭，眼前绽放出一片耀眼的金黄。我们各自将牛绳往牛角上绕了几圈，便打发牛儿去啃那香喷喷的野草。而我们则到附近的地里摘几捧豌豆荚和蚕豆荚，还就地挖个灶洞，弄点干柴，不一会儿豆荚就烧熟了，一个个吃得有滋有味。吃过以后，我们或坐或躺在软绵绵的草毯上，望着湛蓝的天空，任思绪纵横驰骋，那神情甭提有多惬意！ 到了农历四月下旬，是养春蚕的时节，地里的桑树叶绿得滴油，我们在地边放牛，留两个伙伴负责看牛，其余的都钻进桑树丛里摘乌黑的桑叶果子（桑葚），装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篮里，然后回到牛群旁，大家分着吃，那质地柔软味道鲜甜的桑叶果子让大伙儿吃得美滋滋的。吃毕，一个个嘴唇都乌黑乌黑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觉好笑起来。 夏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我们把牛牵到河边上，由一位朋友照看，其余的脱下衣裤跳到河里痛快淋漓地洗个冷水澡。有一次我们沿着一处荷塘埂放牛，我顺手掐了一片荷叶，并捧入几滴水，只见那水滴在荷叶上滚来滚去，仿佛洁白无瑕的玉珠在绿绸上晃动。接着我将水滴倒掉，把荷叶扣在头上当作遮阳帽，也别说，还真清凉呢！ 深秋时节放牛，正是野炊的好时机。我们潜入到农家的洋芋地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刨它几棵洋芋再说。然后，将泥土洗净，放在干柴上烧，烧熟后的洋芋，喷香喷香的，吃进嘴里，粉粉的，软软的，味道好极了。至今想起来，还垂涎欲滴呢！ 到了冬季，偶尔放牛没什么东西吃了，小伙伴们就在一块合计，每人从家里带点炒货来分享。于是各人从家里带来的炒货有黄豆、南瓜子、葵花籽、花生、豌豆、蚕豆、山芋角等，大家吃得乐呵呵的。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嘴馋，还让小哥儿们彼此更加默契与贴合。 在放牛的日子里，我也犯过闹心的事。有一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在河滩边草地上放牛，邻村也有一班小鬼在那儿放牧。为了让牛能吃到好草，相互间争抢地盘，互不相让，直至争吵起来，再后来互相对骂。
当我们发现邻村牧童中有一位长着瘌痢，且后脑勺光光的，就异口同声地呼喊着一首童谣：“瘌痢瘌痢，火烧牛皮，牛皮冒烟，瘌痢叫天，叫天不应，瘌痢拷（敲）磬，拷磬不响，瘌痢抓痒，抓痒不止，瘌痢要死。”虽然大家的嗓音都不错，但我的嗓音最洪亮，这一带有侮辱性的童谣让那位小鬼气不打一处来，他顺手捡起一个小石子朝我扔了过来，那石子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移地砸到了我的前额右上方，顿时鲜血直流，几个小伙伴慌忙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为我包扎。待我回到家里，母亲一面询问事情的缘由，一面用棉花球蘸着香油，敷在我的伤口上。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到邻村那位少年家赔礼道歉。那少年的父亲宽容地对母亲说道：“小伢们在一起吵个嘴，打个架是常有的事，你还特地带孩子来赔不是，真是情到礼周。”那少年的妈妈见我头上裹着布条，便从厨房的葫芦瓢里拿出6个鸡蛋让母亲煮给我吃，被母亲婉言谢绝了。这次教训格外深刻，它不仅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了疤痕，同时也留下了忏悔。它让我深深地懂得，讲文明就应该从小做起！ 随着放牛的日子的推移，我与小牛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牠每每看见我来牵牠时，便亲切地“哞哞”地叫着，像欢迎嘉宾到来一般的兴奋。我每每牵牠出栏时，总是轻轻地摸摸牠的头，拍打着牠的肚子，抚摸着牠宽阔的脊背，在她的屁股上挠挠痒…… 1957年9月，我就要离开老家去县城读初中了。记得临走的那天早晨，我来到牛棚向朝夕相处的心爱的小牛告别，只见小牛好像通人性似的，仿佛知道我将要离开牠了，两眼水汪汪的，“哞哞”地叫着，那声音好忧伤哟！弄得我心里怪难受的。打那以后，放牛的活儿便由妹妹和弟弟承担了。但每逢放暑假，我仍喜欢牵着牠，与昔日的伙伴们一道享受着放牛的快乐。 几十年过去了，我偶尔回老家探望，再也看不到一条牛了，而代之牛的则是隆隆轰响的挂着犁刀的手扶拖拉机。 回眸放牛的日子，宛如岁月中的涓涓细流，汇成了一条思念的小河，淙淙流淌在我的记忆里…… 刊载于《九华》杂志201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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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圆了大学梦
1963年7月，高中阶段的学习任务结束了，紧接着就是参加高考。那年贵池不设考场，考场设在安庆市。大概是7月22日上午，我们参加高考的108位同学在教导主任吴炳智的带领下，从贵池港口乘轮船直奔安庆。我记得随身带了一只枣红布袋，里面装着几本书、毛巾、茶缸和一小袋锅巴。锅巴是用来当中餐的。大约下午一点钟，轮船在安庆码头靠了岸，我们下了轮船，排成长队，径直步行到驻地——安庆师范学校。随后带队老师将我们的住宿一一安排好了。第二天放假一天，学校组织考生游览菱湖公园，以此放松心情，减轻压力。因为天气很炎热，游玩回来汗流浃背，我急忙将寝室外的自来水龙头拧开，接着把头伸到龙头下，让凉水冲个够。这一冲当时很快活，可晚上躺在床上顿觉浑身麻丝丝的。我立即找到随队校医，他给我开了几片感冒药。
7月24日，高考正式开始。我们文科考场安排在安庆二中。吃过早饭我发起烧来，面颊红红的。当八点半钟考生入场集合时，我生怕被监考老师发现不让进去。还算幸运，在监考老师点名、验过准考证后，我顺利地走进了考场，并到指定的位子上坐了下来。第一堂考政治，待正式开考的铃声响后，我立即答题。第一部分是填空题，第二部分是名词解释，第三部分是问答题。我在做填空题时，因为还在发烧，脸上的汗珠淌个不停，脑袋昏沉沉的。这一情况终被监考老师发现了，他非但没有将我赶出考场，还把我随身带的白毛巾拿到考场内存放的冰块上擦拭几下，又回到我的身边用毛巾替我擦去脸上的汗珠。这时退烧了，人也清醒了许多。回过头来检查刚才做的填空题，发现了几个错误，我立马改了过来。我打心眼里感激那位素不相识的监考老师，他的爱心让我受益匪浅。接下来的语文、俄语、历史和外语口试，我都考的比较顺利。
高考结束了，我向班主任告辞后，便挑着行李步行回家了。约摸过了二十天，当我得知陈振华、金旭东同学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便焦急不安起来，生怕考不取，母亲不断地安慰我。又等了两天，大概是8月24日上午，只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摇着清脆的铃声直奔我家门口。他一下车就从邮包里取出一个大信封递到我的手里，我一看信封下方印着“安徽大学”四个鲜红遒劲的大字，便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我迅速拆开信封，取出录取通知书，展开一看，那上面写道：“胡国城同学：经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外语系俄语专业，学制四年。我校校名是毛主席题写的……”我终于圆了大学梦！全家人为我自豪，左邻右舍也前来道喜。我成了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十三年的寒窗之苦终于开花结果了。
收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就去了二叔家，二叔、二婶和奶奶都为我考取大学而高兴。临离开时，二婶包给我30元钱，家住石台县的小叔也送来了15元，加上三姨娘包的5块钱，一共50元，入学的费用解决了。这时母亲在为我张罗着行李。9月5日我启程了，挑着一担行李在母亲的护送下到达青阳汽车站，在青阳汽车站我与金旭东结伴而行。我们乘到芜湖的长途汽车，约四个小时车在芜湖市新街口停下了，我们卸下行李后便直奔火车站售票处，凭录取通知书买了半价票。尔后乘渡轮到裕溪口，在裕溪口乘火车直奔合肥。从合肥火车站出来后我和金旭东各自乘上迎接新生的校车到学校报到。当校车进入安大校园时，扑入眼帘的是一条条悬挂的欢迎新生的大红横幅，一张张大红标语，一面面彩旗迎风飘扬，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
下午，我报到缴费后，领取了免费的一顶蚊帐、一床垫被、一张凉席和一个热水瓶。我所在的寝室住着7位同学，他们分别来自合肥市、肥东县、萧县、宿县、阜阳县和贵池县。日后，我与萧县的赵国杰结成了好朋友。 俄语专业有40位同学。分成两个小班授课，我被分在乙班。紧张的学习开始了，老师对字母发音非常重视，为了发好33个字母音，硬是让我们每人买一只小镜子，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练习发音。 大学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我参加了校电影队，担任影前幻灯宣传的播音员，不拿报酬，就是享受免费看电影。大二时，在赵国杰的举荐下，我参加了学校舞蹈队，排练和演出了《宝莲灯》和《越南人民军必胜》等舞蹈。 1965年6月，外语系根据高教部通知，选拔部分俄语班的学生参加体检，意在为中央直属机关输送法语学员。我有幸也参加了体检。 1965年9月新学期开始了。我们外语系被分配到长丰县搞社教运动。我们班所去的那个公社，粮食十分紧缺，我们每餐吃的是一吹三层浪的稀饭，实在是吃不饱。经队部研究，我被任命为队部秘书，经常撰写工作材料上报总部。 9月下旬的一天，学校通知队部，告知北京来电，我和另外6名同学将于国庆节前前往中联部外语培训班报到。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去北京读书，在办理好交接事宜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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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2 20:1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