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城（河滨宁康） 我的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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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目为转贴者取，乃是几篇回忆文字合在一起


一路行军一路歌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我们唱着豪迈的歌曲，高擎着标有“全总干校外训班北京——井冈山长征队”的鲜红大旗，启程了。      

我们这一去的目的地是革命摇篮——江西省井冈山，全程约四千余华里，分两个阶段行进，第一阶段北京——武汉，第二阶段武汉——井冈山。 回顾第一阶段的行军路线，印象中是这样的：北京——大兴县——（河北省）固安县——霸州——任丘县——献县——冀州——武强县——武邑县——衡水市——威县——临西县东留善固大队——馆陶县——大名县——（河南省）南乐县——清丰县——濮阳县——（山东省）东明县——（河南省）杞县——兰考县——商丘市——沈丘县——平舆县——息县——罗山县——（湖北省）宣化店——黄陂县——聂口——江岸——武汉市。

我们遵循毛主席关于“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教导，沿途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种子。为了向群众散发传单，我们特地携带了一部油印机、一块钢板和铁笔，常常一到驻地便有专人负责授集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刻印成传单。 “

我们共**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歌声引导我们深入到老百姓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北方的农民质朴、憨厚，待人热情。有一次，我们在老百姓家中吃早饭，窝窝头就着咸菜，吃得津津有味。饭后，队里的男女老少把我们送出村口，又陪我们走了五里路，让我们十分感动。

徒步串联不光是走路，更重要的还是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劳动模范学习。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特地从威县拐到临西县东留善固大队，专程拜望了全国劳动模范吕玉兰。吕玉兰家住的是两间草房，堂心正面的墙壁上张贴着毛主席画像，两边墙上贴着许多毛主席语录。吕玉兰不在家，她的母亲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他的女儿正在大队部广场作报告。随后我们立即赶往大队部，只见吕玉兰眉清目秀，齐肩短发，英姿飒爽。我们有幸聆听了她的报告。这位比我大三岁的农村姑娘，1955年7月，从下堡寺高小毕业后，坚决响应党和政府当时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号召，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生产劳动，并被选为初级农业社社长。她带领全村群众，战风沙，斗盐碱，开荒种树，打井修渠，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她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她的事迹给我们上了一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生动教育课。

我记得到达河南省南乐县那天，当我们得知县城郊区公社下午要为一位因公殉职的老饲养员开追悼会时，我们长征队和其他几十支长征队都参加了追悼会。我们送了花圈，撰写了挽联，以此寄托哀思。 在我们到达兰考县那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雪。当我在接待站里吃晚饭时，突然见到清华大学的陈济民，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我又去拿了8只高粱馒头，用白开水当酒，就着咸萝卜，吃得有滋有味。

第二天，我们随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前往焦裕禄同志的故居，瞻仰了焦裕禄生前的办公室和遗物。那间作为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只有十多个平米，室内陈列着一张办公桌、一只藤椅、一只茶缸、一部电话。那只藤椅右边把手处有一个碗口大的洞，那是焦裕禄同志在患肝癌以后，为了坚持工作，硬是将疼痛的肝部抵住右边的把手而造成的。在场的参观者无不心酸至极，个个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下午，我们在县委大礼堂里聆听了焦裕禄同志的夫人所作的报告。大礼堂里座无虚席，人们一边听着一边用手绢擦拭着眼眶。 焦裕禄同志于1962年调入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

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他还将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第三天，我们冒着大雪步行到韩村。通过实地观察和了解，我们被韩村的精神感动了。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夸赞韩村：“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 第四天上午，我们专程拜谒了焦裕禄同志陵墓，缅怀焦裕禄的丰功伟绩。我们在陵墓前举起了右拳宣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此刻，我的耳畔响起了深情的歌声：“焦裕禄啊我们的好书记，你就像那泡桐树巍然屹立，挡风沙，抗洪水，一副铁骨，不怕苦，不怕难，全不为自己······” 焦裕禄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步行串联途中，我们经常温习毛主席关于“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教导，并努力做到学以致用。在我们的队伍中，有几位女同学和三个体质较差的男同胞，他们每天行军比先遣队伍要落后二十华里。待我们到达目的地接待站时，放好背包，顾不上喝口水，就又返回原路，将拉在后面的同学背包接过来背上，继续往前赶路。据估算，先头部队的同学们，每天要多走三十华里路，一个月下来要多走900华里。这对现在的小青年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我们那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在我们行军过程中，总是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我们常常一边走一边唱着毛主席语录歌。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从湖北宣化店到黄陂县的急行军，我们一路上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节奏明快的旋律伴着脚步的“嚓嚓”声，给人以震撼和力量。一天一夜疾行185里，第二天天刚鱼肚白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黄陂县接待站，顾不上吃早饭，急忙打开背包，便倒头呼呼大睡了。

1967年元月5日，我们胜利到达武汉市。从北京到武汉行程达2100多华里，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行军任务。由于在井冈山徒步串联的红卫兵爆满，吃住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第二阶段的行军任务，来到武汉重型机床厂接受工人们的再教育。我们被分配在钳工车间学习钳工技术。偌大厂房马达轰鸣，焊花四溅，呈现出一派“抓革命，促生产”的繁忙景象。 在厂里劳动三天后，我忽然皮肤瘙痒，去厂医务室看了医生，打了针，吃了抗过敏的药片后，仍不见好转。一天晚上睡觉前，我脱下毛线衣一甩，竟然有个小黑点掉到了被子上，我用手捻起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虱子，接着我又从毛线衣里捉了十几只虱子。这大概是长期行军汗流浃背造成衣服肮脏的结果。第二天我便将毛线衣用开水烫过、洗净，接连晒了四天。

说也巧，就在我洗衣与别人交谈的时候，我的话音被盥洗室外的一位女同志听见了，她走到我的身旁说道：“胡国城，你怎么到武汉来了？”我抬头一看，“你是当年青阳中学202班团支部书记黄爱香！”我十分有把握地说道。我们寒暄一阵后，才知道她从芜湖电校毕业后就分配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工人兼技术员。那天晚餐，她在食堂里打来了白米饭和一大碗红烧肉，我狼吞虎咽般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便将两碗白米饭和红烧肉吃光了。对于黄爱香的热情招待我打心眼里感激。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一个多月的徒步串联在我返回家乡 的轮船起航的汽笛声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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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宛如一盏茶……

1970年端阳节前夕，我在广东省汕头市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结束后，一身“戎装”（因为“七·二八”台风后，我们大学生的衣服全被海潮卷进大海里了，故部队决定，给每位大学生按新兵入伍时的服装待遇，每人发了几套军装、还有蚊帐、被子、席子、茶缸、军用挎包等。）回到了青阳，与分别两年的女朋友宁可相聚了。久别重逢，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可一时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从我们的恋爱历程中深切地感受到，爱，是因欣赏而开始；爱，是因心动而相恋；爱，是因离不开而结婚。

端阳节的第二天，正值我二十八岁生日，我与宁可经过五年的恋爱岁月，今天终于喜结良缘了。这一天，是我人生旅途最灿烂的日子，它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傍晚时分，跃进堂对面的古色古香的楼房前，响起了一阵噼哩叭啦的鞭炮声，引来了众多前来道喜的人们，我们的不宽敞的新房里挤得满满的。我和宁可喜笑颜开地给大伙儿散糖果，敬香烟，因为场子小，沏茶就免去了。婚礼非常简朴，没有任何仪式。我记得，道喜的人们送来的红包，有2元的，1元的，还有5角的。也有人送来了红红的铁壳热水瓶、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字样的脸盆、晶莹透亮的玻璃杯、紫色的糖罐等。房间里的陈设极其简单，两只木箱、两床被褥、一副枕头、一张架子床、一张长条桌、一张方桌和两把木椅。这便是我们那个年代普通年轻人结婚的家当！ 结婚，意味着我和宁可从今天起已成为生活的伴侣；结婚，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征程又一新的开始。

回眸我们的恋爱时光，虽没有多少花前月下的柔情与浪漫，却也有着许多情真意切的眷念和爱慕。爱情，仿佛是一盏绿茶，那醇厚的香气，让人回味无穷。

记得我和宁可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66年9月上旬的一天，那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达芜湖后，立即前往邮局给宁可挂了电话，这是我与宁可初中毕业后时隔6年第一次听到她那清脆甜美的嗓音，那声音仿佛带有磁铁般的吸引力，催促着我加紧了脚步前往车站乘车回青阳。当汽车驶进青阳车站时，宁可已经在车站等候我了。我第一眼见到的宁可，与初中时变化比较大，原先苗条的身材变得有些胖了，我估摸着大概是在剧团里伙食比先前好的缘故吧。我们见面后虽然也寒暄了几句，但却不够自然，彼此心里都交集着兴奋与羞涩。接着她带我来到县饮食服务公司的楼上，中餐是她的小姑招待的，吃的是一大碗十分爽口的肉丝挂面。在青阳县城呆着的那几天，应该说是爱的初期，是一种缘分，窃窃的喜悦在我们彼此的心间升腾。我们谈东道西，话题最集中的就是分别6年后的各自经历的事情，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其间，我曾回到老家庙前公社古家畈村住了几天，后又回到青阳。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眨眼又到了返回学校的时间了，我真有些舍不得走，但是学校的纪律必须遵守。在我启程回北京的那天，宁可特意到车站送我，当我坐上汽车后把头伸向窗外，这时车缓缓地开动了，我频频地向她挥手，心里就像打翻了的五味杂瓶一般不是滋味儿，我的眼眶情不自禁地潮润起来…… 1967年春节前夕，我从北京步行串联2100多华里，到达武汉后返回青阳。宁可知道我一路行军很辛苦，特地从食堂里买来了丰盛的菜肴款待我。他见我吃得那般津津有味，不禁笑出了声。我回老家过了春节，正月初十返回学校，临行前她塞给我20元钱，让我做盘缠，真叫我有些不好意思。

这年暑假，我回家度假，一路上遇到武斗，行程耽搁了许多时间。先是在铜陵碰上武斗，往青阳方向的班车停开，我只好住在高中的同学家中。一连几天都不通车，急得我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过了6天后我决意回青，便从铜陵市区步行到大通，而后乘木帆船到童埠，从童埠步行到达青阳县城。此时，青阳派别之间的武斗也闹得比较凶，高阳桥两头被对立的好派与屁派把守，往宁可所在的县黄梅戏剧团进不去，我只好暂住在东街宁可小姑家。第二天上午，我戴上“首都红卫兵”袖章，才得以通过高阳桥，直奔宁可的住处。在那里，有几个晚上我陪着宁可登上跃进堂的屋顶站岗放哨。只见两派的探照灯的炽烈的灯柱向夜空扫来射去，仿佛跟白天似的。而我俩唠嗑的话题跟这紧张的氛围却大相径庭…… 一眨眼五天过去了，我回到老家古家畈村。没过两天我听说县城西街发生了严重武斗，棍棒交锋，竟有一人被乱棍打死。这消息不胫而走，我真担心宁可的安全。也就在那场武斗发生的第二天，宁可大胆地作出决定，毅然决然地只身步行到庙前。当她路过庙前小街时，我正巧在陈振华家聊天，我一见到她，真是喜出望外。于是我立即将她随身带的包背上，领她第一次到我家。我的父母第一回见到宁可，打心眼里高兴，立马张罗起晚餐。这时，我们后村队像炸了锅似的，村子里的大人和小孩都赶来一睹国城的“烧锅的”（女朋友）风采，几位亲戚也特地赶来探望。吃过晚饭，我家屋西头的晒场上坐满了人，大伙儿听说宁可是青阳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时，硬要她唱一曲黄梅戏。盛情难却，她唱了《天仙配》和《女驸马》的选段，由李全保大哥操琴。那天晚上的欢乐情景至今想起来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宁可在我家小住几日后，我又陪她回到他的老家——陵阳公社红星大队。一大早我们便从古家畈出发，过西洪岭，翻鸡毛岭，穿过朱备大畈，路过将军庙，并在石板路旁的一户人家休憩了一会儿。尔后，我们顶着骄阳，沐浴着山风，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有说有笑地走着，走着，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这也许就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

当我们到达属于陵阳地界的兰溪小街时，已是晌午时分了，饥肠辘辘的我们感到有些疲乏，就在街旁的小店里吃了几个包子，喝了杯当地香气扑鼻的毛峰茶，精气神上来了，我们又继续赶路。约摸下午三点钟，终于到达红星大队。就在我们进入村口的时候，我突然被路旁的一条黄牛朝腿上踢了一脚，留下了一块青紫。第一次到红星村感到很新鲜，我在村子里转悠着，座落在青山脚下的红星村，白墙黛瓦的徽派农舍，掩映在绿树丛中，一条沟渠从村中而过，沟渠里流水潺潺，清澈见底。到了宁可家，他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未来的女婿。 有一天晚上，听说青阳黄梅剧团（好派）在距红星村不远的所村大队演出，我和宁可特地去看演出，但我们怕被同事认出来，就站在离戏台远远的地方观看，半个钟头后便回家了。临睡觉前，我俩担心，会不会有好字派的人来抓我们？因此事先将逃遁的路线勘察好，以免发生意外。这件事现在想起来，真让人有些个啼笑皆非。 1968年春节将至，青阳县城仍然笼罩在武斗的氛围之中。大概是腊月28日清晨，我和宁可一道，戴上口罩，沿着往庙前方向的公路步行，穿过六泉大畈，抄小路回到我家。就在当天晚上，家里请人做米糖，屋外忽然响起一阵狗吠声，吓得宁可有些紧张起来，我和家人都安慰她，此时此刻在我们乡下这个“避风港”里是绝对安全的。听了这话，宁可的紧张情绪渐渐地有所缓解。 这一年6月，当我得知我们中联部外训班的学员将去广东省汕头市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的消息后，便从北京回到了青阳，又一次与宁可团聚。因为我当时在中央联络部外训班学习法语，日后很可能回到中联部工作。而中联部又属于中央党内情报机关，对进入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政治条件要求比较高。对于这一背景，宁可有些担心，怕她家成分高，以后会连累我。我当即开导她：“中央直属机关对于‘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的政策是把握得比较好的。试想那里面的翻译人员有几个出身好的，大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子弟，他们对党的外交事业十分忠诚，工作一丝不苟，组织上非常信任他们。”我的开导终于打消了她的重重顾虑。爱，是一种担当，真爱无疑是在承担着两颗灵魂的希冀和重量。此时此刻，我做出了一个令宁可意想不到的决定：先领《结婚证》，待我锻炼回来再成婚。这，无疑是给宁可吃了一颗“定心丸”。1968年7月22日，宁可托熟人给我们办理了《结婚证》。当我们捧起神圣的结婚证书时，彼此的脸上都绽放出灿烂而幸福的笑容。这就是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法律上承认的夫妻了。 在牛田洋锻炼期间，我不知多少回梦见与宁可窃窃私语，一觉醒来，脸上还滚落着思念的泪珠。当我得知剧团演员面临下放到农村的消息时，立即写信安慰她，并向她表白：“不管你在哪里，我都陪伴在你的身旁！”对此，宁可在来信中这样写道：“爱，是一种信念，在人最沮丧最失望的时候，它能为你注入无穷的力量！” 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主要靠书信传递彼此的情感，有时一个星期竟写三封信，总觉得有写不完的惦念和牵挂。我在农场里收到了宁可亲手织的天蓝色毛线衣和钩的枕头套时，就像吃了蜜糖一般，甜到了心窝里。1969年8月，当她获悉牛田洋发生的“7·28”强台风后，一连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频频来信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亲人的叮咛，仿佛缕缕春风温暖着我的心田…… 我在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期间，无论是在田间劳动，还是在宣传队排练和演出，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受到了师部政治部的嘉奖，并向我颁发了“五好学员”的喜报。根据我的表现，连队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要培养我入党。我则不假思索地汇报道：“我的未婚妻家成分高，我不能有损于党组织的纯洁性，多谢组织上的关怀。”我的一番表白，不正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对党组织的一片忠诚么！ 我对选择宁可做伴侣无怨无悔。相爱是一种缘分，人海茫茫中我遇到了宁可，这本身不就是上帝的恩赐么？！她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她自己工作勤奋，为人正派，团结同志，待人热情，对爱情忠贞不渝，是值得我无比信赖的最亲的人！ 一对有情人，终于成眷属。我做梦也没想到，曾在青阳中学初中部同班三年的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同学，竟然在毕业十年后与我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真可谓：彼此情投意合时，千里姻缘一线牵。 婚后半个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新婚妻子，只身前往祁门县安凌中学任教了。我又一次沉浸在思念亲人的煎熬之中。 有人说，爱，是一种责任。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责任，就是一辈子。 结婚以后，我们俩都能孝敬双方的父母，关爱手足之情，善待亲戚朋友。

1971年农历3月1日清晨，《东方红》乐曲响过之后，我们的爱情结晶——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胡淳出世了，乐得我逢人便笑，迈步也格外高远。双方老人也都为第三代的降生而欢天喜地。孩子的奶奶和外婆专程来青阳服侍宁可的月子。 1975年农历9月15日下午，我们的千金健健诞生了，一朵漂亮的金花，她给我们家增添了幸福、祥和与温馨。吾有儿女福双全，天伦之乐享不尽…… 后来，孩子们念小学，读中学，上大学，他们又都有了一份工作和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如今我们的孙子和外孙也已进入初中和小学读书，孙子辈的俊俏和睿智，让我们倍感欣慰，其乐无穷…… 爱情给了我们信心，爱情给了我们力量，爱情给了我们智慧，爱情给了我们方向。现在想想为什么那么多的激情之后变为平淡的感情能一步步坚持到古稀之年，除了已经习惯爱到深处之外，应该还是两个人的互相搀扶，不离不弃吧。 苏轼诗曰“从来佳茗似佳人”，我说“从来佳人似佳茗”，女人和茶都是人世间的美好。爱情，宛如一只青瓷盏里的绿茶，慢饮细品，意趣雅致，韵味绵长，心向往之……                                    

作于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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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田洋里献青春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于1966年5月7日在广东省汕头市牛田洋解放军生产基地事迹材料上的批语，即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8年，全国各大学、专科和中专学校的毕业生，都遵循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纷纷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中联部外训班也不例外。1968年9月上旬，我们从北京来到“五·七指示”的发源地——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牛田洋位于汕头市西北部，桑浦山南麓，地处榕江、韩江交汇冲积带。古时为海湾，经过千万年的风雨洗礼和河流冲击，逐渐形成了一片海滩，潮涨时淹没，潮退时干出。六十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号召，开进了牛田洋围垦造田两万余亩。 就在我们到达牛田洋农场的当天晚上，大伙儿因旅途的疲劳，在盖着茅草的营房里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忽然，一阵清脆的哨音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带着小板凳，迅速地在营房边的大埂上集合，专心致志地收听无线电波传来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毛主席说：“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指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收听完毕，各排组织大家谈认识、谈体会，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才上床睡觉。 劳动锻炼的序幕拉开了。我们在部队官兵的带领下，投入到紧张的中稻收割之中。每天天麻亮就起床漱洗，下田割稻，中餐送到田埂上吃，直到天黑才收工。一连干了半个月，虽然累得我们一个个腰酸背疼，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我们的表现受到了部队官兵的赞许。在劳动中我与一位湖南籍的小战士交上了朋友。一次，我患了感冒，他用平时节省下来的津贴费买了白糖、糕点和水果，到我们连队来看我，让我非常感动。他文化水平不高，只读了初中。我利用周末晚上休息时间辅导他学习文化知识，并赠给他一支金星钢笔和一本笔记本。他接过小礼品后再三感谢我的情意。 一个多月的劳动锻炼，我们的皮肤晒黑了，手上磨起了老茧，与部队官兵的感情加深了，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看作是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而把我们当作他们的良师和益友。

牛田洋的劳动强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记得1969年春节的第三天，我们就下田干活。我们赤膊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扎着猛子在水底下捞泥巴，双手搬着泥块垒田埂，一天下来，人都累得不能动弹。晚上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家人和女朋友，一股思念亲人的情感油然而生。

插秧季节到了，我们和部队官兵一道拉犁拉耙，锋利的海蛎石将脚划出一道道血口子，没有人吱过一声痛，咬牙坚持完成每天的耕作任务。好在海水是咸的，血口子被海水一浸泡，不会发炎的。后来，我被编入插秧班，每天早晨五点钟就下田拔秧，吃过早饭栽秧。那时作兴用指行器插秧，行距笔直，株距匀称。我们每天能插半亩田。一连十多天，虽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经过一个晚上的酣睡，第二天又照样精神饱满地干活。

我们学生连队的生活，既风趣又滑稽。一日三餐就餐前先排好队，每人左手拿着小板凳，迈着矫健的步伐，甩着嗓子唱着“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要斗私批修！······”的毛主席语录歌，向着餐厅前进。进入餐厅后，大家围着小桌子坐下，一声哨音，开饭了。此时，站起来发言者接二连三，有的总结昨天的劳动情况，有的布置今天干活的任务，有的表扬好人好事，有的畅谈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体会……　这正验了农村老人的一句俗话“饭都塞不住嘴。”可那时，谁也不敢阻止这样做。 那时节，我们的简陋营房两面墙壁上都张贴着许多毛主席彩色画像。每天清晨和晚上，大家都要站在画像前，或表态，或宣誓，或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或检讨自己的不检点的行为，······这就叫作“早请示，晚汇报。”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当时连队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我们就是从唱这首歌开始学跳忠字舞的。记得当时营部要举办忠字舞比赛，同学们推荐我参加，我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推荐。我先在营部比，接着到团部跳，最后被选到师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一干就是一年搭半载。

我们宣传队的全称为“0489部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驻地在莲塘村。在那里，我们每天排练节目，有舞蹈、快板、相声、对口词、表演唱、大合唱、独唱等。宣传队里有解放军战士，也有大学生，为了统一着装，大学生演员也发了军装、帽徽和领章，让我们充当了一段时间的“解放军”。我们经常深入到基层连队和农村演出，受到了部队官兵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记得在揭阳县演出的那天晚上，我不小心将女朋友织的一件心爱的黑毛线衣放在后台弄丢了，当时县里要给我赔偿，被我婉言谢绝了。

大概是1969年12月，我们宣传队奉命到潮州（五十五军军部驻地）排练文艺节目，要举办一场文艺晚会，迎接前来我军传经送宝的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安徽省灵璧县人），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任务。军部要求一定要排练一台高质量的文艺节目。我们冒着寒风冷雨，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演习阵地上，与战士们一道“打坦克”，炸“装甲车”。坦克和装甲车呼啸而过，我们飞奔跟踪，从中体验战斗的艰辛，揣摩打坦克的舞蹈动作。我们还根据三位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撰写成诗歌、快板，谱写成歌曲。就在演出的当天下午两点钟之前，我们和部队官兵一起在军部大礼堂里练习起立和坐下，齐刷刷的动作几乎在同一秒钟内完成。三点钟传经送宝大会开始，孙玉国同志作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报告。1969年春季，苏军多次到属于我国领土珍宝岛上进行骚扰和挑衅，并向我方巡逻小分队战士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战士多人，我巡逻小分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痛击苏军士兵，炸毁了苏军几辆坦克和装甲车，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孙玉国同志还介绍，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作报告时，毛主席两次起立带头鼓掌。战斗英雄的报告不时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那天晚上，我们宣传队奉献了一台精彩的节目。演出结束后三位英雄在军部首长的陪同下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祝贺我们演出成功。这让我们高兴得雀跃欢呼，举杯同庆。 1969年，我在宣传队因表现较好，被0489部队政治部授予“五好学员”光荣称号，受到了师部嘉奖。 在牛田洋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1969年7月28日这一天。大约上午10点半钟，第三号强台风在汕头市沿海登陆，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这次台风正值大潮期，风、雨、潮相互交加，像恶魔一般吞噬着牛田洋。为保护这片新垦的土地，驻牛田洋生产基地的129师官兵与在此锻炼实践的2000余名大学生，参加了抗击强台风和暴风潮的战斗。当时我住在师部，距离前方营房有两里多路。我只见树倒了，房塌了，电线杆拦腰折断。此刻，我和其他宣传队员一样，不顾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幼儿园的小孩，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下午，我们受命参加到抢救遇险群众，帮助群众安全转移的战斗之中。当时，我们见到的情景令人心碎。我看到了水里漂浮着尸体，有的还穿着橄榄绿的军装；我看到了，汽车上运送的尸体，大多数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仍然手挽着手······ 在这次抗风抢险中，有470名官兵和83名大学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其中就有我外训班的好朋友刘富谋（江西老俵）和我新结识的湖南小战士，让我一连十多天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全师官兵和大学生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灾情发生后，军部于政委来到我们师，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大打一场重建牛田洋的战斗。他指示师部文艺宣传队，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风抢险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于是，我们深入连队进行采访，授集材料，编成节目，日夜排练。除了深入基层演出外，我们还专程赶赴广州市中山礼堂剧场作了专场汇报演出，观众看后无不为之动容。

台风虽然过去了，但发生在台风之后的故事却常常在我的耳畔萦绕。这里列举两则—— 四川大学外语系有一对恋人在牛田洋锻炼，台风中女的生还了，而她的男友却三天都没有回来，这三天对她来说，真是度日如年，以泪洗面，悲痛万分。战友们都以为她的男友牺牲了，给他挖了一个长长的坑，因为他的身高在1·8米以上。第四天他突然如神兵天降一般地出现在女朋友的面前，女朋友起先还以为看错了人，待她回过神来定睛一看，真是自己的心上人回来了。那一刻，他们抱头痛哭，战友们劝都劝不开来。此情此景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下面一则故事说来会让你惊诧不已。我的好友刘富谋生前曾穿过的那件黄棉袄，被海水卷走后，飘到一个村庄的海堤边，被老百姓拾起来洗干净，送到我们所在的那个连队。后来这件棉袄又发给我们排的一位学员。一天，他穿着棉袄上工劳动，随意摸了摸胸前的上荷包，发觉有个硬东西，他就从荷包里掏出来看看，原来是一只金色的怀表。他把这事告诉了同学们，大伙儿围拢过来，仔细地端详着怀表，只见怀表后面刻了一个“刘”字，“这不是刘富谋的表吗？”一位跟刘富谋非常要好的同学惊叫道。真是无巧不成书哇！如果刘富谋在天有灵的话，他会更加眷念连队的战友和兄弟。后来据说他的战友将这只怀表作为刘富谋的唯一的遗物寄给了他的家人。

1970年5月我们在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陆续地离开了牛田洋，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就在战友们即将离开牛田洋的时候，我返回连队，请战友们为我题写“留念”，至今那本红色纪念册还保存完好。每当我翻看的时候，便勾起了美好的回忆。几十位战友的题词，让我受到鼓舞和鞭策。他们中有后来任南斯拉夫大使的潘占林、有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的赵希迪、有任古巴大使的山东大汉王成家、有任汕头市文化局局长的陈纤等，而山东大汉王成家撰写的“为了革命而离分，隔山隔水难隔心。红心永向红太阳，为世界革命献青春”的题词，读起来仍然感到很亲切。我因在宣传队有演出任务，故推迟到6月才离开牛田洋。临行前，部队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红底白字的纪念状，上面写道—— “胡国城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伟大指示，在我部锻炼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七·二八”抗风抢险和重建牛田洋的战斗中作出了贡献，特发此状，以资纪念。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零四八九部队，一九七零年五月。” 我在牛田洋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那儿却是我的人生路上的重要一站。 别了，牛田洋，我永远怀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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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笔生涯蓄欣慰

１９７０年５月，中联部外训班的西班牙语和法语班的一百多位毕业生在牛田洋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一年半后，都分配了工作，基本上是各省回各省，从事的工作大都是中学教师。我被分配到安徽省祁门县任教。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北京呢？我揣摩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外交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二是我们只学了一年法语，还不能胜任翻译工作；三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罪了一部分领导同志，他们不乐意再接受我们。好在当教师是我年轻时的理想，我愿意为教育事业贡献我的青春。

１９７０年６月下旬，在我新婚半个月之后便到祁门县教育局报到。县教育局人事股的负责同志对我说：“有两所学校，任你选择一所。”他动员我先去闪里公社新安初中看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车前往位于与江西省交界处的闪里公社新安初中报到。我在闪里下车后，正下着滂沱大雨，一个人步行在山间公路上。大约走了二十里才到达新安初中。学校位于群山之中，一位姓胡的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也不假思索地将报到介绍信递给了他。随后，他领着我去参观附近的茶园。我哪有心思光顾茶园，我思忖着，这所学校看来是半耕半读体制的，而我对这样的教育体制不感兴趣。这儿的交通很不方便，回趟青阳要三天时间，我决定离开这里。中午吃饭时，虽然几碗小菜很惹眼，但我的胃口却不好，只吃了半碗饭便放下了筷子。我跟胡校长说道：“县教育局让我在两所学校中任选一所，这里交通不方便，我还是到位于石台县附近的安凌初中去。”校长见我执意要走，只好将报到介绍信退还给我。我一接到介绍信便三步并作两步地离开了新安初中往回赶路。等我到达闪里，已经没有去县城的车了，只好在闪里旅社将就着住了一夜。第三天，我回到县教育局，说明理由后，教育局又给我重开了一张去安凌初中报到介绍信。

当天下午，我就乘车去安凌初中报到了。安凌初中校舍建在半山腰里，山脚下是一片田畈，学校东侧有一条河，宽阔的河面上架着一座木桥，少说也有６０米长。学校许校长让教导处安排我教初二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我晚上认真备课和批改作业，白天胸有成竹地上课。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教学语言又比较幽默风趣，很受学生欢迎。 学校有个食堂，位于河对面的村子里，师生一天三餐都要过桥去吃饭，遇到雨雪天的确有些不方便。我在食堂里就餐半个月后，发现食堂管理人员有克扣学生伙食现象，学生打的饭菜都不够份量。我为学生愤愤不平，但又不好明说，只得中断在食堂就餐，自己另起炉灶。一日三餐自己烧着吃，事情还真不少。学生对我很尊敬，有几个学生常从家里带点蔬菜送给我，我隔三差五地买点肉改善伙食。虽然累一点，但吃得很舒心。

我常常周末进行家访，山里的学生很纯朴，家长也十分好客。今天你家吃，明天他家吃，下一回又轮到别的家。要是不到哪家吃饭，学生不高兴，家长也会怪罪你。因此，家访就餐的日程也像排课表一样安排得满满的。尤其是胡风山家格外客气，吃了不算，临走时非得让你带上鸡蛋和咸肉。记得我调离安凌初中时，小风山哭得很伤心。我买了一床蚊帐送给他，他的父亲硬是要送给我一只樟木箱。 从学校到公社所在地有两里路，我时常去那里理发、看电影和买点日用品。有一天，我路过安凌旅社，听见一位老大爷讲话的口音是陵阳的。我就上前去询问，一问才知道老大爷正是沙济公社谢家村人。他姓谢，来安凌多年，过去曾当过糕点师傅，后改行从事旅社工作。老人家六十开外，慈眉善目，旅社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这儿遇到一位老乡，我感到非常高兴。三番五次地走动以后我们成了“忘年交”。我有时在公社看电影就住在旅社里。每逢节假日，老人做点好吃的，邀请我去做客。我也常给老人买些水果、糕点送去。后来我调回青阳，有一年春节刚过，我特地邀请已退休在家的谢大爷到我家住了两天，并陪他逛了县城。

１９７２年元月中旬，我调离安凌初中的前一天，学校特地办了五桌酒席欢送我，老师和学生代表频频向我敬酒，我感动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离开学校那天，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帮我扛着行李一直送到距学校八里远的车站。我上车后透过车窗向他们频频挥手致意，学生们都恋恋不舍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心里也怪不好受的。

调回青阳后，县教育局将我分配至九华中学任教。1972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九华中学报到，正值新学期开学，学校分配我任初一（1）班班主任，教授语文和政治课。九中是一所完全中学，教学秩序很正规，因此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每天晚上我专心致志地备课和批改作业，上课也按照教导处的要求，努力做到突出重点，讲清难点，板书要讲究工整清晰，布局合理。上语文课时我全用普通话教学，朗读课文尽力做到抑扬顿挫，学生都比较喜欢听我讲课。学校规定每班每周有一天上劳动课。我作为班主任，自然是劳动课的负责人。我那时才三十出头，也算得上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带领学生劳动总是干在头里，我曾挑过满满一担大粪上磨刀山浇菜，也曾挑过满满两畚箕沙石到建校工地上，还与学生一道挥锄挖过壕坑栽杉树，九中新校园南面的田径场就是靠全校师生肩膀挑出来的，这其中也有我洒下的汗水。虽然劳动十分艰苦，但我和学生一样始终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在磨刀山上劳动休息时，我教学生高唱革命歌曲，歌声在山野上空回荡······ 1975年上半年，一股批林批孔的妖风，从北京刮到全国，九华中学也不例外。记得当时学校里少数跟“风”的人以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到了，他们竭尽幕后鼓动之能事，让不明真相的学生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一时间校园里乌烟瘴气。我这个刚提拔不久的教革组长（教导主任）也成了攻击的靶子。校外的墙上贴出了大标语：“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舍得一身剐，敢把教革组长拉下马！”······我的母亲和三姨娘为我担心起来。我安慰她们不用怕，我的心中有数，因为我坐得稳，行得正，没做亏心事，何惧鬼敲门？就是小组长罢了也不过小菜一碟。我带的那个班的学生要为我打抱不平，我竭力劝阻他们，不要陷进这场是非的漩涡。约摸过了一个月，上级来了指示，暂停批林批孔。学校教学活动步入了正常轨道，我又照常履行我的教革组长的职责，而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们此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采，自觉没趣。

那时节，学校作兴“开门办学”，就是把课堂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边上课，一边劳动。1975年下半年，我带的那个班的班主任改为齐世安老师，我协助他的工作。齐老师将他的那个班的“开门办学”地点搬到庙前公社华阳大队。我们一边帮农民抢收晚稻，一边给学生上课，我教语文，他代数学;我带学生到田间收割，他在大队部负责后勤，我们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半个月的“开门办学”结束了，我们凯旋而归。 1976年年初，我被调至县文教局。我从初一跟班上的学生此时正在高一（1）班就读。我跟他们在一起整整四个年头，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临离开九华中学时，高一（1）班送我一顶草帽和一本大红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是齐老师精心设计的一柄火炬，火炬是由全班五十多个同学的名字拼写而成的，他们的名字至今都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虽然在九华中学只工作了四个年头，但我与同学们的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回味别后三十五年，师生之间的友谊，一次次升华，一次次难忘。曾记得，1998年4月，二十多位同学光临我的大孩子胡淳的婚礼；2001年6月，十几位同学在西峰山庄庆贺我的六十岁生日；2006年9月10日，正值教师节，在孙万春女儿的升学喜宴结束后，同学们特地向我赠送了一只花篮，让我惊喜不已；2000年5月和2007年元月，两次同学聚会，都邀请了我和齐老师参加，并且还向我俩馈赠了“大白菜”饰品；2008年元月1日，居住在县城、九华山和贵池的学子，特地在得月楼为我的《放歌山野》一书举办了简朴热烈的赠书仪式，并赠给我一束绢制大红桃花和五彩郁金香；2010年4月24日，有十几位同学参加了我的女儿首次携外孙回青的接风喜宴；2011年6月，又有十几位同学为我的七十寿辰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大家纷纷举杯，祝我生日快乐！还向我赠送了一大束康乃馨，让我无比感动。我呢，一次又一次地参加学生们的孩子的升学、结婚的喜宴；2009年10月6日，农历8月18日，汪应培的女儿汪慧在西峰山庄与研究生班同学秦波举行隆重婚礼，我很荣幸地当了他俩的主婚人，并致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在两次同学聚会上，我先后撰写了诗歌《理想在奋斗中闪光》和散文诗《和谐，一道靓丽的人生风景》，给同学们以鼓舞和力量；我的《放歌山野》一书面世后，我送给我在九华中学曾经教授过的那个班每人一本，一共55本······一桩桩，一件件，让我感动不已，让我幸福不已，让我欣慰不已，让我满足不已。 “人生欣慰寻何处，最美不过师生情。”我的粉笔生涯虽然短暂，但它带给我的欣慰却是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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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情  义  篇            
战 友 啊，牛 友                ——一本红色纪念册的联想                           
  胡国城               

我有一本珍贵的红色封皮的纪念册，纪念册的封皮上烫着两行鎏金字：广东省汕头专区革命委员会学习、慰问解放军代表团敬赠，落款的时间是1970年1月。它跟随我已经有45个年头了。每当我翻开纪念册，拜读着战友们为我题写的临别留言时，便勾起我许多美好而深情的回忆。那一篇篇留言，将人们的思想和追求锁定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峥嵘岁月”里，那一句句热情而朴实的话语，将人们的情结定格在那熟悉而美妙的《红彤彤的牛田洋》的旋律里，一位位战友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仿佛又闪现在我的眼前，萦绕在我的耳畔…… 1970年上半年，正值我们在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落实毕业分配方案的时刻，在那个年代里是没有“走后门”的现象的，大家绝对服从分配，叫到哪儿就去哪儿。因此，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表示了决心：“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五湖四海干革命，笑迎环球赤遍来。”就在同志们即将离开牛田洋，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请了宣传队和连队的部分战友为我题写“留言”。

第一篇是宣传队张志峰同志的一幅苍松画，并写上“愿做革命劲松”六个字，希望我像苍松一般，傲雪凌霜，昂然向上！ 宣传队的小号手赵希迪写道：“我们共同战斗的日子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努力吧，争取早日成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不管走到哪里，不要断了联系，要经常互相鼓励。”赵希迪，一位外交部的干部，俄文研究生学历。他平素不修边幅，大智若愚。后来我从报纸上获悉，他被外交部派往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任大使。同是外交部的俄文研究生潘占林，是我在连队里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他，方正面庞，留着平头，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敦厚沉稳。他是这样写的：“小胡：前进道路上会有曲折和困难，但是，我们要迎着困难上，顶着风浪闯，永远向前进，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偶然间，我从美国炮弹击中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电视新闻中得知潘占林已当上了驻该国的大使。我还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他从使馆内搬东西上汽车，手里还握着一把黑色长柄伞。我心里嘀咕：当了大使还这般艰苦朴素，让人有些不解。不是吗，他在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一位外交官的朴实无华的高尚品格，确实令人肃然景仰！ 一位身高约1·9米的山东大汉王成家，写给我的留言分外地情真意切：“为了革命而离分，隔山隔水难隔音。红心永向红太阳，为世界革命献青春。”那苍劲洒脱的字体，不正彰显着他那豪放粗犷的北方汉子的性格。他是原大学生宣传队队长，在队里负责创作。

他跳起《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的舞蹈来，两只大手跟大钉耙捞泥巴似的，让一旁观看的人们竟忍俊不禁起来。就是这位大汉，后来坐上了驻古巴共和国的大使位置。 连队里还有一位外交官马维民为我题的留言中强调了三个“一辈子”，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终生受用。“一辈子不忘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一辈子不忘牛田洋的艰苦创业精神，一辈子不忘在‘七·二八’抗风抢险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先烈……” “‘海内存自己，天涯若比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紧紧相连，我们将永远战斗在一起。”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宣传队里的小提琴手张云翔同志的留言。张云翔个子高挑，皮肤白皙，普通话里夹杂着比较浓重的上海口音，据说，他毕业分配留在了广东，并与宣传队的谢子康结成了伴侣。

晋忠智是我在外训班的一位十分要好的同学，他的老家在陕北，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艰苦朴素。他平素穿的那件白粗布上衣还缝着几枚布扣子，他吃饭用的是一只从老家带来的很土气的灰黄色的粗瓷碗。我们外训班从全总干校搬到地安门厂矿干校后，我俩住在一个房间里，他的性格温和，说话轻言巧语，彼此交谈，格外融洽。到了牛田洋，我俩的床铺紧挨着，晚上总要谈谈心后才入睡。后来我被选调到宣传队，住到莲塘村，他还专门来看了我两次，我俩在部队百货商店前合影的黑白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相册里。

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前，他抄送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赠与我：“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虽然只有12个字，但却真真切切地表达着他对我的祝愿与希望。打牛田洋分别后我们之间便音讯全无了，直到我退休后才从别的同学处得知他已从某地公安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不知道他住在何处，让我很是惦念。 我们宣传队里有一位大姐，名叫古宝成，她在大学里就入了党，是宣传队里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她话语不多，干活儿能吃苦耐劳，演出特别认真，大家对她都很尊敬。她在给我的留言中运用了雷锋同志日记里的话：“希望你把在牛田洋接受再教育的丰硕成果带到新的战斗岗位上去。愿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是的，在我退休前所从事的教师、记者和教育行政机关公务员的人生旅程中，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建树，但也没有虚度年华，我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在我放飞理想，付出辛劳的同时，也收获着喜悦，享受着快乐！ 一位瘦高个子的上海交大毕业生，家就住在牛田洋附近，我们有时下农村演出，因为当地老百姓说的方言听不懂，他便义不容辞地当上了“翻译”。他的名字叫肖兵。

请看他写的留言，还蛮有诗意呢！“这里是革命的熔炉，这里是沸腾的农场，五湖四海的英雄儿女，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牛田洋啊牛田洋，你那又宽又长的大堤，是反帝反修的铁壁铜墙，你生长的每一粒稻谷，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七·二八’抗风抢险，当年攻四平、战天津的部队，在这英雄的土地上，又写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新篇章。亲爱的战友啊，我们要永远永远把《红彤彤的牛田洋》高唱！……” 最近，我从“牛田洋人的博客”上拜读了高元祥同志填写的一首饱含深情的《沁园春——牛田洋之恋》，感到十分亲切，见词如见人。在我的留言册里也有他的端端正正的手笔：“从首都北京来到牛田洋，从莲塘又到皖南山庄，我们会师又分手，并肩走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大道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我们成长，牛田洋的风雨锤炼我们的筋骨和脊梁，愿志在皖南事工农，为革命奋战终生不能忘，待到全球红透底，再到北京话多长……”高元祥，他的祖籍在河北，别看他长得十分强壮，可他的性格却十分温和，演出中他要是出了个小错，别的同志数落他几句，他总是一脸的憨笑，把大伙儿的宝贵意见一一收进自己的胸房。后来的毕业分配，大都回到地方，他却留在部队里，继续为帽徽和领章增彩添光。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留言，莫过于彭栋荣题写的那篇。就在那个年代，他能摒弃大话、空话和套话，以自己独到的见解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怎么，你要我去讨好人，巴结人吗？这是我最厌恶的人类的缺陷。无论在私生活里，或是在社会生活里，我绝不会去干奴颜婢膝，造谣污蔑，谄媚逢迎的勾当，我不愿意为了那些蠢人把自己的见解藏得严严实实的、莫名其妙的哲学形式下面。”“小胡：你的聪明颖悟，勤奋好学，观察敏锐，为人正直，向来为我所钦佩。值此分别之际，引以上名言以共勉！”他所引的名言，像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檄文，颇有辛辣风味，好似投枪和匕首。我知道他文中表达的意思是有的放矢的。说起来，那是发生在宣传队里的一件事儿。1969年上半年我们219师大学生宣传队与解放军文艺宣传队合并成为“0489部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里的教导员和队长都是师部派来的。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全队作风严谨，纪律严明，下基层演出很受欢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队伍中自觉不自觉地滋生起骄傲的情绪，滋生起松懈的情绪，作风变得懒散了，纪律变得松弛了。有一次到基层演出，由于个别头儿饮酒过量，缺席了演出前的致辞，只让一般队员上台敷衍了几句，所造成的影响是比较差的，引起了部分宣传队员的不满。为了宣传队的健康发展，我斗胆地向前来了解情况的师政治部首长谈了我个人的意见。后来宣传队的领导班子作了部分调整，于是宣传队又气正风清了。

我当时只不过是尽一个普通的宣传队员的责任罢了，谁知大伙儿对我的勇气褒奖有加。彭栋荣是宣传队里的骨干演员，他不但嗓音高亢圆润，经常在大合唱中担任领唱，还会拉二胡和小提琴，他的演技也日臻成熟。我记得，他曾在一幕粉碎日寇的舞剧中扮演过日军小队长。只见他头戴一顶黄呢子军帽，身着一套黄呢子军装，脚蹬一双黑色长靴，两手戴上白色手套，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腰间挎了把军刀，一亮相，一挪步，一开口，把个阴险狡黠的日本鬼子小队长演得惟妙惟肖，赢得了观众和同行的阵阵热烈的掌声。  
                                                                                                                                                        从牛田洋分手后，我一直在打听彭栋荣的消息，可得到的却如“泥牛入海”。前两天，我偶然从牛田洋“728”网站上看到了彭栋荣写的一篇文章《牛友填海》，我一气呵成地拜读了。我被他的博闻强记所震慑，文章写得太好了。在我看来，那不是妙笔生花，而是一部非常客观的很有见地的“新闻记录片”。当我得知他退休前的工作岗位是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时，心里一阵窃喜，看来与他联络的愿望将指日可待了。 在宣传队里，我还有一位知心朋友，他是我们外训班西班牙语班的学生，名字叫周曾铭。他在给我的赠言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小胡老战友：从北京战斗到牛田洋，整整五年了，特别是在解放军大学校里，我们的汗水进一步浇灌了友谊之花。斗争实践使我深深感到：阶级友爱比海深，革命友谊比水长。平时我们虽接触较多，但我向你学习得很不够，今后决心向你学习，特别是爱憎分明的立场，埋头苦干的精神，勇于斗争的优良品质，虚心好学的态度……让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永不停步，携手前进！”我们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于他的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我打心眼里钦佩。1970年6月上旬，我们离开牛田洋，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我俩结伴同行，途中路过上海，并在他的父亲的宿舍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送我登上了返回老家池州的大轮，当我挥手向他告别时，我俩都抹了眼泪。我和他在上海外滩的合影至今还完好地嵌在相册里。 陈作宏，是我们宣传队里出了名的苦干家，干活儿苦干，演出排练时苦干，他做什么事都是丁是丁，卯是卯的，一点儿都不马虎。我们之间在一起也是聊得非常投机的。临别时，他在我的纪念册里写下了赠言：“伙房常常有你的身影，副业地有你的足迹，你对工作认真、负责、踏实，勤勤恳恳；你对同志爽直、中肯；你对不良现象敢于斗争。要分别了，甚觉依依不舍，返皖南你投入新的战斗，别忘了揭阳县有南国故人……” 当我从牛田洋网站收听到女生表演唱《红彤彤的牛田洋》时，那清脆悦耳的领唱，不正是宣传队里的女高音，一位眉清目秀的广东姑娘陈纤吗？翻看她的题词，可谓言简意赅：“从小坑到莲塘，我们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整整战斗了一周年，这一年的战斗生活永远不能忘，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共同高歌‘红彤彤的牛田洋’。”一次偶然机会，我在翻阅《羊城晚报》时，突然看到有关牛田洋的长篇报道，我一气读完了它。从那篇报道中我得知咱们宣传队的歌唱演员陈纤当上了汕头市文化局局长，随后我曾与她通过电话，只可惜没有重返牛田洋，见一见现在已经退休的宣传队的战友——陈纤同志。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吧！ 在我的纪念册里，还有几十位战友给我撰写了离别赠言，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他（她）们的名字早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对那些已经长眠于桑浦山麓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们，我从心底里向他们肃然默哀，以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告慰他们的不朽英灵！ 最后，我以一首七言小诗结束我的陋文—— 想念战友思牛友，千言万语何启口？            
   围海造田创奇迹，抗风抢险写春秋。               一头青丝染华发，满面春风生纹皱。             《 红 彤 彤 的 牛田 洋》 情 深 意 远 唱 不 够。              
  2014年6月16日于皖南池州河滨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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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                            ——捧读高元祥“阳光诗文集”                                    

《追逐太阳》浅见 当金灿灿的葵花向阳的图案装帧的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自传体“阳光诗文集”《追逐太阳》置放在我的案头时，我亟不可待地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啊，我为本书的作者、我的牛田洋的战友高元祥的传奇、曲折、成功的人生历程，感到无比的震撼和由衷的赞叹！正如作者所说的，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闯在改革中”的我们这一辈，成长的每一步都沐浴着党的阳光和雨露。

当我从厚厚的书页里的字里行间寻觅那一个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中，开始肤浅地阅读着高元祥同志。元祥的幼年是悲戚的。你出生只有三岁的时候，父亲离家失散，母亲染病早逝，撇下了你，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孤儿。从此，你跟着小姨寄人篱下，受尽了歧视与折磨。然而，元祥又是幸运的。有小姨亲情般的依偎，有连长送来的热腾腾的稀饭，有关应杰夫妇的热心照管，特别是淳朴善良的高纪永夫妇无私地收留，把你视为家中掌上的明珠，体贴呵护，抚养成人。在我看来，小姨、连长、关应杰夫妇、尤其是高纪永夫妇，就像一颗颗太阳，给了你和煦的阳光，无限的温暖，让你在贫苦与幸福中茁壮成长。 该到读书的年龄了，元祥和村里的小伙伴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了启蒙的乡村小学。元祥自幼就聪颖，“学习成绩总优秀，毛笔纸本奖状多”。1957年夏天，你是村里唯一的一位升入汊沽港初中的学生，在那里，你如饥似渴啃书本，成绩一直列前茅。1960年火热的七月，元祥又以不俗的成绩考取了“廊坊高中”。你没有忘记去廊坊报名那天的情景：“远去廊坊心欢跳，老父肩挑棉被套。三十里路徒步走，一路风雨一路跑。”后因区划变更，你被调整到杨村一中。在这所一流教学质量的学校里，有着一群一流的老师授课，你十分珍惜时间，贪婪地吸取着文化知识的营养，各科成绩均列上乘，高考一关，挥洒自如，竟被许多人仰慕的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录取，成了俄语专业的一名学子。一个农家孩子，从小学到大学，一路攀升，虽然主观努力是成功的内因，但没有教师精良的传道、授业的外因，是万万不可能跨入大学门槛的。

因此，我认为三级学校的园丁们就是照耀元祥前进道路上的太阳。正是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元祥才有了丰厚的文化知识的积淀，才有了考入重点大学的资本。元祥深谙此理，一颗感恩之心久久萦怀。时针定格在1965年金色的秋天，元祥与另外九位同学荣幸地被选调到北京改学法语，你被安排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插班跟读。对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十分珍惜，废寝忘食地钻进法语的课本里，学得津津有味。这一选调缘于高教部对中直机关外事工作的需要而作出的决策，我也荣幸地享受到这一决策的恩惠，从安徽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选调到中联部外训班改学法语。正当大伙儿聚精会神地攻读法语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闹革命，珍贵的学业中断了，闪亮的青春年华不得不在无聊的派性争辩中蹉跎而去。 1968年9月，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北京和全国各地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南下汕头牛田洋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这才有了我与高元祥同在一个连队的缘分，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与高元祥又同时被抽调到师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朝夕相处，我们同台演出，我们共同抢险，我们情同手足。 1969年7月28日，牛田洋发生了12级以上的强台风裹着大海潮，吞噬了围海营造的两万多亩良田。为了抗风抢险，有470名解放军战士和83名锻炼的大学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其中就有我的好朋友刘富谋同学。此时，全师官兵与大学生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就在这时，军部发布命令，全体官兵和大学生，要化悲痛为力量，立下愚公志，重建牛田洋。并嘱咐师部宣传队，要立即投入到大张旗鼓地宣传歌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牛田洋精神之中去。这对我们宣传队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就是一轮火红的太阳，普照在我们宣传队每个队员的心坎上。于是，我们深入连队集素材，日以继夜排节目，以一批升腾“正能量”的节目，鼓舞士气，顽强拼搏，为牛田洋的重建擂鼓呐喊。至今回忆起那一段峥嵘岁月，刻骨铭心，永世难忘。1970年6月，在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我被分到家乡皖南，做了一名教书匠。临行前，在我的留言簿里，留下了元祥同志娟秀的字体、深情的期盼：“从首都北京到牛田洋，从莲塘又到皖南山庄，我们会师又分手，并肩走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大道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抚育我们成长，牛田洋的风雨锤炼我们的筋骨和思想，愿志在皖南事工农，为革命奋战终生不能忘，待到全球红到底，再到北京话短长……”如今，我每每翻看着烙下那个特殊年代印记的元祥同志的留言，仍然感受着鼓舞，感受着力量，感受着亲切，感受着阳光！ 后来，我在皖南山区的一所中学里挥舞着教鞭，在三尺讲台上奉献着我的知识和年华。而元祥同志则很荣幸地留在部队里当了一名基层连队的指挥官，并在那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接着，你奉调到深圳，当了一名“边防兵”，彰显着国门卫士的英俊和威严。在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职业生涯中，你肩负重任，坚定信念，环境特殊，不辱使命！阅读着你的文章中的两段精彩的描述，让人沉思和振奋。初上岗的时候，你对那里的环境有点不适应——就在卫兵执勤上岗的罗湖口对岸“港英飘摇‘米字旗’，车站闪现‘雇佣兵’。观察哨所望远镜，一举一动窥动静。”“当边防班奏响国歌，代表着祖国和民族尊严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时候，更激励着我们永远莫忘国耻，更加激励我们保卫祖国边防的神圣责任感。因此使得深圳的一草一木都显得那样的珍贵，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显得那样凝重，都是代表着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雄伟崛起，代表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着中国的尊严！”这是一位忠诚的边防战士的宣言，这是一位阳光般边防战士炽热情怀的诗篇！ 六年紧张严肃而丰富多彩的边防战士的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也吹进了每个公民的心里，总设计师邓小平谋划的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演奏出亘古未有的动人乐章。也就在这般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节里，元祥同志结束了军营的生活，转业至河北师范大学，开启了人生职业生涯的新的里程，这一呆，整整三十个年头。最初，你被安排在保卫处工作，你对这份差事心里凉了半截，但你没有消沉，而是暗暗思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你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一边系统地复习着法语和英语，并且还自学了日语。这时，外语便成了催你奋进的太阳，给与你的是诱惑、痴迷和力量。你毅然决然地选择跟着原地理系葛教授补习法语，毫不介意地跟着大学一年级的新生旁听英语，一有空就打开收音机专心致志地收听外语广播。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就在1983年，你获悉全国人口界懂法语的人士凤毛麟角，你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机立断，乘势而上。具体一点说，你抓住法国出版的由著名人口学家普列萨教授主编的世界第一部人口学工具书《人口学词典》（Dictionnaire de demographie），下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并邀请有关教授和同事一起合作，掌灯夜读，查询文献，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这本20万字的法文版工具书的汉语译作，并于1987年由上海市辞书出版社出版，它填补了我国人口学译著的空白。啊，元祥同志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攻克了这座法文译著的堡垒，为我国人口学研究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此，你的牛友要为你点赞！后来，元祥同志竟与远在法国的普列萨教授成为一对相见恨晚的好朋友。是法语这颗太阳照耀着远隔千山万水的大家和巨匠，让你们同步在人口研究学的大道上。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元祥同志没有停留在缠身的光环上睡大觉，而是十分清醒地奋进在人口学研究的崎岖道路上。1993年，你被评为副研究员，在职称上实现了华丽的转变；2002年10月，被评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正教授；多次光荣出席世界或亚洲“人口论坛”，并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人口论坛”上，作了《中国计划生育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精彩演讲；你还不遗余力地撰写和编译出版了152万多字的专业文章…… 元祥同志，你的顽强拼搏，赢得了事业上的辉煌。而你在家庭里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一位阳光而成功的男子汉。你的外表看似强悍，但你的内心却儿女情长。不是吗？你对高家父母的爱，发酵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行里；你对“青梅竹马”的妻子杨银珍的爱，凝聚在漫长的煎药熬汤的忙碌中；你对儿子的爱，倾注于清脆的自行车的铃铛里，沉甸甸的自行车的座位上。…… 然而，命运多舛，2005年11月2日晚10时许，爱妻杨银珍怀着对晚年生活的憧憬，怀着对儿子还未成家的遗憾，撒手人寰，驾鹤西去。这对元祥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让你悲痛欲绝。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就这样坍塌了。在无法面对残酷的生离死别面前，你没有沉沦，而是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伤，赴约上完了最后一天的培训职业课。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坚强！妻子离世后，你给予儿子的父爱愈发浓厚和祥和，对儿子的婚姻大事日夜操心，直至儿子幸福地步入神圣的婚姻殿堂，也算向亡妻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让她在九泉之下的英灵得到莫大的慰籍。 现在，元祥同志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一位从缅怀亡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男子汉，以阳光般的襟怀感激新伴侣唐春玲女士的善良品格和宽广的情怀，共同营造着“莫道桑榆晚，蔚霞尚满天”的晚年温馨的港湾。 拜读着元祥同志的佳作，令人眼前一亮，那就是作者的独具匠心的写作方法，诗文并茂，相得益彰。一首七言诗开头，引出一篇文章，诗作概括，文作发散。这在我所阅读的著作中，并不多见，堪称别有创意，叫人耳目一新。 掩卷遐思，我的耳畔油然萦绕起苏联歌曲《喀秋莎》的明快而悠扬的歌声：“啊这歌声，姑娘的歌声，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喀秋莎问候转达……”我想，这歌词的含义，不正与元祥同志大作的书名相辅相成么！因此，我选用歌曲中的经典歌词作为我的这篇陋作的题目，也算作与元祥的书名结缘吧！ 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去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把一位老兵的问候转达！……                               作于皖南青阳寒舍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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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努力中绽放                                —— 拜读文起鹏同学《脚印                                     ——七十忆往》的感动                  

文起鹏是我在北京中联部外训班的同学，他祖籍江西，中等身材，方正面庞，皮肤白皙，一双明眸透着睿智的光芒，刚进学校时爱梳一个大背头，性格和善而爽朗，喜欢开玩笑，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牛田洋一别，四十二个年头都没有谋面。2012年春上，我与宁可应原安徽大学老朋友赵国杰的邀请，专程赴南昌游玩。期间，受到了文起鹏同学夫妇热情的款待。久别重逢，彼此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第一次听他说，他与另外几个外训班的同学在1969年“7·28”抗风抢险中，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听后便脱口而出：“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当时，我将自己的陋作《天年放歌》赠予起鹏，并请他多加雅正。 今年年初，我听说起鹏同学所著的《脚印——七十忆往》已经印制成册（上、下册），我便发去邮件，向他索要，起鹏很爽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五十余万字的大作，让我享受着丰盛的文化精神和营养的大餐。慢慢品读后，我想写点读后感之类的东西，但囿于文字和知识水平，囿于驾驭全书的能力，一时不知从何下笔，弄得我颇伤脑筋。忽然有一天，我又一次打开书本，无意中端详起书的扉页上的“作者简介”，当我读到最后一句话时，我被深深吸引，文君一生中信奉并践行的一句话，那就是：“不是看到希望才努力，而是努力了才有希望。”好，我就依此命题，《希望在努力中绽放》。尔后，围绕题目循着文君的多姿多彩的人生轨迹，寻觅着一个个故事的真谛，撰写成此篇拙文，也算我对老同学大作的一份回馈和交待。 我曾经读过一段精彩而富有哲理的文字:“拼搏让生命绽放光彩。当居里夫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有着美丽光芒的化学元素时，她的坚定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拼搏，让她的生命比那泛着微蓝光芒的镭都要令人炫目。拼搏是灯，照亮未来；拼搏是火，点亮希望。拼搏是理想的基石，拼搏让希望绽放光芒。”受这段文字的启迪，我把对其鹏同学的情感凝聚在我的笨拙的笔端上——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响过的第三个年头的九月一日降临的时刻，刚满六周岁的起鹏娃子第一次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上学去。那时你家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地，只得往谢家村借住在“尼里驼背仔”的屋子里。那座设在“文氏宗祠”里的文坊小学，与我“发蒙”时就读的设在前村祠堂的华胜小学何其相似也。在学校里，你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听老师的话，认真念书，遵守纪律，得过“好学生”奖。让人感兴趣的是有一天你中午放学回家路过清巴妈的门口时，清巴妈叫住了你，随后端来一碗水煮蛋，还掺入了几滴墨汁，她语重心长地嘱咐你：“吃一个蛋爬一步梯子，好好读书，以后步步高升。”当你回家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时，慈祥的妈妈对你说道：“记住清巴妈的话，用心读好书，将来赚了钱，买好多好吃的东西来报答她。”多么朴素的情怀，多么殷切的期望。打那以后，你把两位长辈的深情教诲一直铭记在心，刻苦努力，从不懈怠。1955年6月1日，你戴上了红领巾，成了一名少先队员。那火红的领巾不正是你儿时努力后的希望么！

1957年，就是你小学毕业的那一年，你正一门心思准备报考初中，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你的敬爱的母亲不幸患上了脑溢血，虽经住院抢救，却仍然撒手人寰，撇下了辛劳的丈夫和你们兄弟与妹妹，一家人陷入了极度的悲恸之中。后来你寄居在好心的大妈家里，受到了大妈无微不至的关照。就在妈妈去世两个月后，你考取了南昌市第九中学。那时小学毕业生能考取初中的，当算佼佼者了。能考上初中，这是你努力后的又一希望之所在，它对妈妈的在天之灵无疑是莫大的慰籍！ 初中三年，你受到了语文老师刘戢的循循善诱，对文学萌生了兴趣，在枯燥的阅读中享受着快乐。怪不得《脚印》一书和给邱照梅的《夕照集》所作的“跋”，是那么声情并茂和文采飞扬！

1960年7月，你初中毕业了，因为喜欢文科，便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南昌市实行高中文理分科实验的第六中学，结果录取通知书来了。在别人家看来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对你来说却遇到了难忍的煎熬。因为此时你有个生性恶狠的继母，她在变着法子想断掉你求学的后路，使用了两大“杀手锏”：一是不给你读书的钱，让你自筹钱款；二是不让你和弟弟在家吃饭，即便是节假日和寒暑假也要撵你兄弟俩到外面食堂就餐，其心歹毒，无以复加。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放寒暑假时，弟弟到农村奶奶家，你则带上口粮，步行三十里去乡下外婆家，在那里享受着低廉的温饱和温暖的亲情。有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的切肤之痛，你在后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受中，不仅自己能以身作则，而且时常教育孩子要从小就养成珍爱粮食的优良品性。

1963年夏季，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了，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同学们对此都十分珍惜，一个个像拧紧了的发条似的向高考冲刺。在你看来，成败在此一举，你打心里不愿高考名落孙山而去跟随父亲驾船，发誓“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只可成功，不可失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当你发现“人民公园”是个看书的好地方时，便找到一处僻静之地的一棵大树，在那树荫下专心致志地走进了复习的天地里。为了复习不饿肚子，你挖空心思在吃饭问题上做起了文章。不是吗？你在六中食堂进餐每天晚饭后，用一只纱布袋装上6两米饭带回家，为了使饭不馊，用脸盆盛上水，将饭倒进碗里，再用一只比脸盆小一点的器皿罩住饭碗。尽管如此，第二天闻饭仍有一点馊味。一大早，你背上书包，带上有点馊味的饭和一只旧军用水壶装的一壶水，进入人民公园开始一天紧张的复习。看书前吃2两饭当早餐，剩下的4两留作中餐。一根菜没有，就是吃寡饭，你也吃得津津有味。这在今天年轻人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从起鹏读书时遇到的苦难中获得了启示—— 如果把苦难视为苦难，那真的就只是苦难。但是你让它与你精神世界里最广阔的那片土地去结合，它就会成为一种宝贵的营养，让你在苦难中凤凰涅槃，体会到特别的甘甜和美好。文君对苦难的境界实在是高！ 你在复习中，尤对俄语感兴趣。你说你学外语没什么诀窍，就是笨鸟先飞，死记硬背，每篇课文上完后你能倒背如流，一句不漏。为了记单词，你用硬壳纸剪成小纸片，一面写俄文，一面写中文，放在口袋里，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看一路记。俗话说得好：“不积腋无以成裘，不积沙无以成塔，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正是你在复习中注重一点一滴的积累，才有了高考时释放能量的资本。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耕耘换来一份收获。

在高考“金榜题名”的榜单上，有一位同学的名字闪耀在显赫的位置上，他就是文起鹏！录取的学校是江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那一刻，是希望的绽放！而为了绽放所花的精力与功夫，只有文君自己最清楚。为了这次绽放，你掏出了藏在心窝里的一句话：“人是能够逼出来的！”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在江西师范学院俄语的园地里，你起早歇晚，精耕细作，随着俄语幼苗的成长，你的知识箩筐里又收获了许多细枝嫩叶。除了课本知识外，你还热衷于课外阅读，努力扩大知识面。为了让大家都能从课外学习中受益，你自告奋勇地主办俄文墙报，取名“星火”，意为生起点点星火，燃成燎原之势。对于奋发拼搏的学子来说，上帝有时格外眷顾。1965年金色的秋天，北京传来喜讯：你和另7位同学被荣幸地选调到北京中央联络部外语培训班（对外称呼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外语专科学校）改学法语，时间三年。能到首都北京读书，是一种荣耀，更是一面希望的旗帜在新的人生驿站前的广场上冉冉升起！头8个月大家带着新鲜感、带着责任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法语知识的玉液琼浆。然而就在大伙儿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学习法语的紧张时刻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率先爆发了，小小外训班也同其他院校一样，陷入到“停课闹革命”的窘境。为了继续学习法语，你不顾“文革”板荡岁月的折磨，一方面敷衍着校内的运动，一方面躲进自己的房间，在法语单词、语法中寻找乐趣，即使后来在解放军农场锻炼期间，你也在许可的范围里，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钻研这法语，虚心地向行家学习。这无疑为你后来所从事的法语翻译工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法语翻译这份令人羡慕的职业只会光顾胸有成竹的学子，你便是这学子队伍中的一员！

1968年9月，我们一同奔赴广东汕头牛田洋农场，在那儿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1969年7月28日那天，十二级以上（后来确定为18级台风）强台风裹着大海潮铺天盖地地向牛田洋农场席卷而来。就在你与其他十几位同学往大海堤上运送草袋那一刻，牛田洋大堤全线崩溃，海水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吞噬着牛田洋农场，你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你最先抓住了一块木板，继而捞到一根圆木，最后抓住了一捆绑得严严实实的芦苇。此时，拼搏成了你求生的坚定信念。你一会儿被推上几丈高的浪峰，一会儿又跌进浑浊的浪谷。你不仅同大风大浪斗，还跟芦苇捆上的几条花蛇斗，最后，你成了收复地盘、大获全胜的英雄。经过整整7个小时的海上漂流，身疲力尽的你被善良的村民救上了岸，苍天有眼，你躲过了一劫。再后来你与同阵送草袋的邱照梅、王庆文、许育遂、吴荣悦劫后逢生，相拥而泣。然而，也许因为没有抓到救生的物件，同去的刘富谋、黄政民、孙运生、陆海林四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在这场牛田洋“7·28”抗风抢险的战役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我看来，你能与死神擦肩而过，活着回来，这就是希望，是人生最宝贵的希望！而这宝贵的希望，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刚强无比的勇气是万万得不到的。真的，希望又一次在努力中绽放了！ 1970年5月，你恋恋不舍地唱着牛友喜爱的《红彤彤的牛田洋》，回到了你的老家——江西省。头一座工作驿站名叫贵溪县，你很荣幸地留在县城革委会教育组，做了名干事。而我则分回皖南山区，在深山老林里做了名教书匠。你能留在县城，并当上了一名公务员，这是当时大学生们十分羡慕的职业。那时，干部经常下乡，你跟着老谢同志下乡，用餐一般都在学校里，与老师们共进粗茶淡饭。饭后，每餐伙食费1角5分，雷打不动，可为风清气正。你在泗沥公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曾被奉为“指示”，声情并茂，言简意赅，博得了与会的老师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在县城没呆多久，一位好心的刘主任出于培养你这棵“好苗子”考虑，将你推荐调到离县城不远的新田公社，职责是做共青团工作。随后你在公社召开的团代会上当选为公社团委副书记。你在任职的初始阶段，便崭露头角。在上饶地区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公社团干“路线教育学习班”上，所作的一篇围绕“四从四性”的发言很是精彩，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称赞。再后来，你经常串村走户吃派饭，渠上夜巡保灌溉。顶着骄阳搞“双抢”，积极撰稿大批判。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公社领导的重视和社员群众的拥戴。1972年8月，时值丰收的季节，你不仅收获了工作能力的锤炼，而且收获了一张光荣的“预备党员”的党票。1973年9月3日，公社党委批准你为中共正式党员，此时，你已远走高飞到非洲的塞内加尔喽！加入共**，是我们那辈人的执着追求，你的追求实现了，一面象征政治生命的希望旗帜，在你的不懈努力下，高高地飘扬在你的前进的道路上！ 正如你所说的，人生在世，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生出了料想不到的阴差阳错。不是吗？当你这根“红苗”在贵溪乡村的土地上刚刚扎下了根，上苍却分外地关顾你，把你移栽到遥远的非洲，在那一穷二白的“黑”土地上，发芽、生根、开花、结果。你所从事的法语翻译是你日思夜想的职业，组织上也是慧眼识珠，对时刻准备着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下达了崭新的工作命令。

你在塞内加尔工作四年，你在毛里塔尼亚服务八年，你考察过刚果，纪行过南非，游览于欧洲…… 我之所以非常仔细地阅读你在非洲与欧洲各地工作和游览的详实记录、生动故事，乃是因为我的双脚还没有走出过国门，这一回算是跟着文君过了一次“出国瘾”，贪婪地享受一回异域的文明与风情。 文中出现的许多法文单词和句子，又唤回了我对中断几十年的法语的喜爱和向往，心想，我要是像文君那样去外国做个翻译，那该多么光荣，那定会为我的人生阅历平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需知，在国外工作，不光要有坚强的党性和国格，更要具备厚实的外文功底。为此，你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不知送走多少个灿烂的黎明，不知费尽多少口舌去洽谈项目的建立与技术传递，不知花了多少脑筋解决横亘在中外之间的方方面面的难题……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正因为你始终如一地发奋努力，才能让你在遥远的非洲绽放出“中国援非”的希望的花朵，这花朵凝聚着你的多少汗水与智慧，这花朵绽放出中非人民深厚的友谊！ 纵观全书，你一生与法语结缘，除去在国外工作的十几个年头外，你又在南昌有色冶金设计院情报档案科一干就是二十多个春秋，你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荣膺“副译审”的称号。这对我来说，只能“望洋兴叹”，羡慕不已。 纵观全书，你不仅是一位“故事大王”，你还是一名“游记高手”。当你和夫人坐在从巴黎前往德国的高铁列车上，那“窗外一掠而过的蜿蜒的山谷，翠绿的田野，枝繁叶茂的梧桐，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瓦小洋楼。”你描绘的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当你和夫人小住在德国波鸿市郊5公里的宁静小镇里，感受到的“教堂、酒吧、客栈、雕塑，缠满鲜花的篱笆墙，古朴的石头房子，幽静的村间小径，梦幻般的田园。”酷似一帧意境幽远的彩色风情画。而你和夫人怀着惬意的心情，坐着舒适的游轮浏览莱茵河迷人的风光时，眺望着两岸连绵不断的青山绿水和星罗棋布的造型优美的古城堡。”又仿佛呈现给人们一张意蕴深远层次分明的中国山水画……总之，在你的笔下，流淌的是美丽、灵动、飘逸和情趣，你也让我跟着你到那文明程度高尚的德国逛了一趟。 纵观全书，我感到你的博闻强记，令人震撼。这缘于何处？我从邱照梅同学写的“跋”中找到了答案。你有个记日记的好习惯，日子长了便是一种积淀。因此，你不光把每个故事的细节描述的淋漓尽致，而且旁征博引也随手拈来，尤其是唐诗的引用，锦上添花，美轮美奂。 纵观全书，你不愧为一位语言大师。最让我放松心情阅读全书的精妙，当属插科打诨的诙谐段落。它常让我情不自禁地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朗读，读后便是捧腹大笑，笑出了一串串泪花。不仅我自己得到一份精神享受，我还时不时地念给夫人听，她一边听，一边也忍俊不禁，快乐不已。 纵观全书，我觉得文君有时是一位风度儒雅的文人，有时又是一位性情豪爽的汉子，一句话，你是一个多情多义的人。我怀着景仰的心情，读完了“亲情世界”，我为你对“亲情”的表白喝彩：“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尤其是最困难的时期，不少亲人支持我，帮助我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我永远记住他们。不要以为今天的好日子都是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我最感动的就是最后一句朴实而真情的“道白”。是的，没有父亲的谆谆教诲，没有母亲的含辛茹苦，没有德清妈殷切的期冀，没有哥哥的手足之情，没有青梅竹马的妻子美珍的忠贞贤惠，没有……没有他们，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不会有今天成功的事业，幸福的生活，温馨的家庭，快乐的晚年。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而懂得感恩便是一个品性高尚的人。 纵观全书，你以真诚、轻松、负责、平和的心态去还原历史，一是一，二是二，不敷衍，不装饰，一个个故事读起来感到事实真切，评析有度，而这正是曾经做过新闻人的我最佩服的一点。 最后，我想就《脚印——七十忆往》的封面设计，谈点肤浅的认识。在我看来，让人眼前一亮的封面设计，它的主色调乃是“渔舟唱晚”，西天上飘荡的火烧云彩，金红色的沙滩上嵌印着一行弯弯曲曲的脚印伸向远方，伸向金光灿灿的夕阳，伸向辽阔的大海，伸向巍峨的群山，伸向遥远的非洲，伸向很远很远的地平线……这种富有诗情画意的设计，无疑为《脚印——七十忆往》作出了丰富而含蓄的注解。 当我掩卷遐思，耳畔油然想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段美妙的旋律：“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民的笛声中成长，西村纺花，那个东港撒网，北疆哟播种，南国打场。……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这诗情画意般的歌词不正是对文起鹏同学“希望在努力中绽放”的光彩人生形象而生动的诠释和展现么！                                     2015年7月28日作于青阳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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