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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安 我经历的“清查帮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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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9 02:55: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经历的“清查帮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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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间: 2012-1-12   阅读次数: 176 】 【打印】【关闭】  
" }3 p& l5 i5 ~$ \  ~' L+ W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2月,南通县开展了一场“清查帮派体系”的政治运动,党史《大事记》的记载是:“1978年2月14日至28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批判错误路线,清查同篡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会后,县级机关开展揭批查活动。”寥寥50余字一笔带过。可是,经历这次运动的人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B. f  R6 X; Q#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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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春节刚过去七天,县委就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地委派来了工作组坐镇指挥,会场设在第一招待所,参加对象都经审定指名,不得代替。会场内外隔绝,一切情况不许外传,就连打印会议《简报》的打字员张嘉望、尹宝康也连人带机搬进一招,食宿在内,不可回家。外面的人只听说一招里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多是揭阶级斗争盖子、揭帮派体系活动的。能进出一招的人说起有关情况来,总是神秘兮兮、半吞半吐。听说县委副书记王德贤、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亮清都被贴了不少大字报。半个月后,常委扩大会结束,紧接着县直机关开始了揭批查。6 A0 I4 q4 H4 h' ?

) j9 e; I/ k; C! l- U" b" n  揭批查的正式提法是“清查同江青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概因为县级与中央相距太远,与“四人帮”难以直接挂钩,而且这一长串词语说起来不方便,后来就简化为“清查帮派体系”。“文革”中各地造反派大多分为两大派,如轰派、拥派,支派、踢派,好派、P派等等。南通县虽未形成两派,造反组织还是不少的,“清查帮派体系”到也名正言顺。/ q& s* R- I& K6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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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县直机关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已经被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被隔离审查,机关里开展“三大讲”(大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讲“四人帮”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大讲南通县的路线斗争实际),揭批查本县的帮派体系。当过造反头头的当然在揭批查之列;一些“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有卷入帮派嫌疑的,也被揭批查;还有一些两者都算不上的,则作为“知情人”, 被召开“说清楚会”,要他们说清楚有关问题。县直机关除少数“没问题”的人值班外,基本是关门搞运动。4 m1 X$ W* o+ O& b- c#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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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在县计委工作。计委主任姜光华是老干部,因被认为他对造反派抓权,他拱手相让,不积极斗争,没给他抓运动,一位副主任颜某是运动重点自不必说,另一副主任吴某是基层上来的工农干部。计委本身的运动就由吴抓。: k3 |% |2 v  }6 S

, ]$ ~" n' E: H* r9 x: R  颜是属于全县造反派的大头头,已隔离起来由省委、地委工作组直接抓。颜被隔离的处所是保密的,我根本不敢打听,只是在管颜的“小分队”来人通知要他家属送衣物用品时,去颜家取来交给“小分队”的人。有一个人的“学习班”就办在计委、宣传部的四楼上。不久,有领导来视察后认为在四楼难防姜跳楼自杀,不安全,随即搬迁到电影管理站的平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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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7 ^% S  A  g; U4 o! k* P5 }& }  机关里人人都要“三大讲”,实际上是有侧重的。计委安排的对象是科技组组长谢某(女),谢在“文革”前是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下放农村,调上来后先在“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后调计委任科技组组长。据说她是卷入颜某的帮派体系才调到计委的。另一个是物资组组长杨某,杨“文革”前是总工会秘书,与同是“四清”工作队员组织的“红旗战斗队”成员,颜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时,杨是秘书,恢复建立计委后,颜是计委副主任,杨是物资组组长。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资组的权力相当大。杨被视为王德贤、颜某抓物资审批的亲信。再就是时任计委秘书的我。我与颜同在银行、运动办公室、生产指挥组工作过,后又都到了计委。我一直都做文字秘书,被视为颜的一支笔。颜的学习班的“小分队”派人来查颜的笔记本等文字记录,吴副主任叫我打开颜的办公桌,把笔记本及所有有颜字迹的纸张全部交给“小分队”来人。后来又说颜家里还有笔记本,让我带“小分队”来人去颜家寻找。我去颜家向他爱人徐某某说明来意后,徐把颜的桌子打开,双手一摊说:“老颜的东西都在这里,你们自己找。”可是“小分队”的人不动手,却叫我翻寻。我只得充当一下“抄家”的角色,在“小分队”的注视下,逐个抽屉拉开寻找,对一些书籍和学习材料则翻书页抖一抖,看看是否夹有记录。彻底翻查后所获不多,“小分队”人员问:“还有什么地方有?”徐说:“就只有这里有,还有在他办公室里。”又指指用小木匣砌成的“书橱”说:“这里是书和学习材料,你们看看有没有。”经查看,全是书籍,大略翻翻,没什么“油水”,查找就这样结束。事后,外界的传言却神乎其神,说颜季发被抄家,家中有成捆的粮票五六斤,有几十瓶好酒,还有成麻袋的花生仁(当时花生米属高级副食品)等等。还说有人送鱼给颜,颜因鱼小转送给我,我在剖鱼时发现鱼肚中有塑料纸包的二百块钱,把钱还给了颜,连我的内弟也来问我有没有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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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G1 O8 r8 K8 _- D/ @) i  运动开头,作了一般的例行学习,端正态度,接着就分组“三大讲”。吴副主任找我谈,要我揭发颜的问题,哪些人是颜帮派里的人,有些什么帮派活动,颜为何对我如此赏识,给了我什么好处,我为颜办了些什么事,特别是帮他写了哪些讲话稿。从吴的讲话中,我才知道一招会上揭颜的大字报中,有牵涉我的内容,说我父亲是被镇压的,颜重用被镇压家属,颜帮助我篡改成分,帮我“飞过海”入党等等。让我准备两天后在计委全体人员会上作交代,接受大家的提问和批判。在当时的气氛条件下,我当然上纲上线,尽力拔高,争取早日过关。比如:揭颜的帮派体系,我把所知的与颜有接触的人全面排队,分出银行系统的人、造反组织的人、军队支左的人、其他的人等类型,搜肠刮肚,本着“宁可错排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精神,逐人写出所见所知他们与颜交往的情况。( J4 G- U  i6 T! ^+ ]

9 u; r1 t$ Q5 C  对于颜为何对我如此“赏识”,我检查是颜发现我有一定文字写作能力后,利用我为他写讲话稿等材料。对于我为颜办了些什么事,我检查说他是领导,我是秘书,他要我写什么就写什么,并力求适合他的“口味”,大包大揽地承认颜的一切讲话稿都是我写的。吴副主任点到有次颜季发在批江苏省吴大胜“三破坏”大会上代表33人的发言,我已记不清是否我写,但在当时情况下,只有“爽快”承认。对于我得到颜什么好处,我检查了我妻从袁桥织布厂调金沙是颜帮我打的招呼;颜要增加住房,没有叫住东隔壁的我搬让,而是向西扩大;我家三人住一间屋无法放煤炉,他让银行给我盖了个灶间等等。对于吴点到一些“莫须有”的内容,我则小心翼翼地说明实情。如:我父是革命烈士而非被镇压;我家成份的纠正是1962年县人委发的文件,当时我尚未与颜相识;我入党是1972年在建有正式党支部的运动办公室写的申请,颜是1974年才到运动办公室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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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l/ k" j5 g* p/ M6 |  一次检讨当然过不了关,大家穷追不舍,提出不少问题,如:父亲是怎么死的,烈属证要拿来看看,总之是要进一步揭发交代。吴副主任还要我交出为颜季发写的讲话稿。幸亏无论哪个领导的讲话稿我都保存未毁,在橱里堆着厚约一尺左右,我就“和盘托出”。经审查未找到颜批吴大胜“三破坏”的发言稿。吴再叫我交出此稿,并列出33人名单。我确已全然记不得此事,苦思冥想,搜索枯肠,还是交待不出,只得胡乱凑出包括颜某、姜某、徐某等七八个知名造反派名字充数。吴还是一再找我,要我再想想、再交待。我已穷于应付,只等领导发落。后来他们分析认为:“现在李培安抽屉里有当时(矛头)直接指向邓副主席的材料稿子还在,没有另外收起来。我们估计其对此33人的材料拿不拿出来没有价值。”6 c7 y/ d( Z1 T/ j; M7 P

# p4 E! L7 I! ^+ B  v0 N  在此期间,谢铮、杨德隆在另外的小组接受揭批查,要她(他)们说清楚各自的问题。全县直机关开过两三次干部大会,县委领导班子从第一书记刘国兴,副书记王德贤、吴其祥、丁云珠,常委张亮清、丁善道等都上台检查,县委十个常委就有七个上台检查,检查的面越来越广。在“文革”时期,人们不戴红袖套当造反派,就戴黑袖套当“牛鬼蛇神”,两种袖套都不戴的逍遥派是很少的。戴过红袖套的都有帮派体系之嫌,要“清查”的人就多了。那些被“解放”出来,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既然与造反派“结合”在同一个领导班子中,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也被卷入帮派体系。有的没有多大牵连,但又存在有权不掌,向造反派拱手相让的“右倾”问题。这一来,随着运动的开展,被揭批查的人越来越多,和“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气氛相仿,形成“洪洞县里无好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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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v  z! L" @" F% ^8 l  这时,吴副主任还在一个劲儿地敦促我往深处揭,三天两头就找我谈话:“你要揭呀!”“你还要揭呀!”我虽然沾到芝麻就打油,凡是能想到的都揭了,只要有一点影子的也绘影绘声的“揭”了,再要我揭实在是山穷水尽,可又不敢“关门”,只好愁眉苦脸地承认“我愿再想,我要再揭”,并等待下一轮“谈话”。- c, E/ A1 C! M. t; s

$ J4 z$ i. \9 P& r' B7 v& r  就这样挨了个把月,正当我“黔驴技穷”无计可施等待挨整之际,情况忽然有了180度大转弯。省委工作组一下子悄无声息匆匆撤走,坐镇的地委副工作组也不见了。轰轰烈烈兴师动众进行了这么多天的运动一下子冷了下来,而且到底也没有在什么会上宣布运动胜利结束或告一段落,也没听说有过什么总结,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5 Y$ H4 X8 m" o. Z$ H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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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那些被审查的人还是要有个说法的,吴副主任找我再谈话,说根据上级指示,省委工作组已经回去,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有关你的材料已全部销毁,你有什么意见?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只要不再逼我“揭发”,已是求之不得的万幸,我连连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q. g7 M. E* U7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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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人帮”垮台后,继续用“左”的办法反“左”的一次政治运动,至于南通县为什么会发展得“左”上加“左”,直到22年后的2000年我才从季汉中处知道,这是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沈某(也是造反派)出于个人目的,向抓运动的工作组告了黑状,说什么刘国兴软弱无能、王德贤是地方旧势力的代表、丁善道与颜某是同乡等等。地委工作组正好是位“左”得可爱的领导干部,于是,仍然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连时任清查办公室主任兼材料组组长的季汉中也被靠了边。在一招会上写的那些大字报,什么道听途说、想当然的都可以写。这才会颠倒黑白把我父亲的革命烈士说成是被镇压。后来宣传部长纪力曾对我打招呼说:“你父亲是烈士,上次他们弄错了。”举一反三,当时那些大字报的正确性可想而知,如不是上级及时纠正,这场运动将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季汉中告诉我,后来他和原县长陶景泉都向县委和南通市委汇报这场运动的极“左”真相和沈锦章在其中的作用,并写了材料交市委组织部存档备查。% F8 l0 I; ^$ ?/ Q

6 H. o( y+ g5 M  吴副主任说我的材料已全部烧毁,可是有次我打扫主任办公室时在他的字纸篓里发现6张折叠的16开纸,随手打开一看,首行“李培安”三字赫然入目,原来是计委黄X(运动中的材料员)写的有关我的情况汇报提纲,共六个问题,包括父亲被镇压、篡改成分、历史问题、“飞过海”入党、与颜季发的关系、33个人的发言稿等。汇报的六个问题都无法定我的“罪”,最后分析说:“李对颜现象性东西了解得比较多,对外围活动我们还没有发现。通过比较,李培安与颜的关系不同于谢铮和杨德隆。一个不同,李得到好处没有他们大;二、职务和谢杨不同;三、李的工作量不同,性质不同。根据揭发情况和我们的了解,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没有发现颜季发带出去吃喝过。”最后说“现在还要李培安说清楚:一、烈属证要其拿出来看一看,说一下父亲为什么死的。二、入党问题。三、要进一步揭发颜季发。”吴副主任说已把关于我的材料全部烧掉,大概是指揭发材料和调查取证记录,这个汇报提纲不在其内,过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现在既然给我拾到,也算是人生旅途中一份难得的纪念品,就珍藏起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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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B6 A3 O5 ~6 W1 [作者:李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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