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安 我经历的“清查帮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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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清查帮派体系”

【信息时间： 2012-1-12   阅读次数： 176 】 【打印】【关闭】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2月，南通县开展了一场“清查帮派体系”的政治运动，党史《大事记》的记载是：“1978年2月14日至28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批判错误路线，清查同篡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会后，县级机关开展揭批查活动。”寥寥50余字一笔带过。可是，经历这次运动的人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这年春节刚过去七天，县委就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地委派来了工作组坐镇指挥，会场设在第一招待所，参加对象都经审定指名，不得代替。会场内外隔绝，一切情况不许外传，就连打印会议《简报》的打字员张嘉望、尹宝康也连人带机搬进一招，食宿在内，不可回家。外面的人只听说一招里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多是揭阶级斗争盖子、揭帮派体系活动的。能进出一招的人说起有关情况来，总是神秘兮兮、半吞半吐。听说县委副书记王德贤、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亮清都被贴了不少大字报。半个月后，常委扩大会结束，紧接着县直机关开始了揭批查。

　　揭批查的正式提法是“清查同江青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大概因为县级与中央相距太远，与“四人帮”难以直接挂钩，而且这一长串词语说起来不方便，后来就简化为“清查帮派体系”。“文革”中各地造反派大多分为两大派，如轰派、拥派，支派、踢派，好派、P派等等。南通县虽未形成两派，造反组织还是不少的，“清查帮派体系”到也名正言顺。

　　其时，县直机关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已经被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被隔离审查，机关里开展“三大讲”（大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讲“四人帮”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大讲南通县的路线斗争实际），揭批查本县的帮派体系。当过造反头头的当然在揭批查之列；一些“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有卷入帮派嫌疑的，也被揭批查；还有一些两者都算不上的，则作为“知情人”， 被召开“说清楚会”，要他们说清楚有关问题。县直机关除少数“没问题”的人值班外，基本是关门搞运动。

　　当时，我在县计委工作。计委主任姜光华是老干部，因被认为他对造反派抓权，他拱手相让，不积极斗争，没给他抓运动，一位副主任颜某是运动重点自不必说，另一副主任吴某是基层上来的工农干部。计委本身的运动就由吴抓。

　　颜是属于全县造反派的大头头，已隔离起来由省委、地委工作组直接抓。颜被隔离的处所是保密的，我根本不敢打听，只是在管颜的“小分队”来人通知要他家属送衣物用品时，去颜家取来交给“小分队”的人。有一个人的“学习班”就办在计委、宣传部的四楼上。不久，有领导来视察后认为在四楼难防姜跳楼自杀，不安全，随即搬迁到电影管理站的平房里。

　　机关里人人都要“三大讲”，实际上是有侧重的。计委安排的对象是科技组组长谢某（女），谢在“文革”前是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下放农村，调上来后先在“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后调计委任科技组组长。据说她是卷入颜某的帮派体系才调到计委的。另一个是物资组组长杨某，杨“文革”前是总工会秘书，与同是“四清”工作队员组织的“红旗战斗队”成员，颜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时，杨是秘书，恢复建立计委后，颜是计委副主任，杨是物资组组长。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物资组的权力相当大。杨被视为王德贤、颜某抓物资审批的亲信。再就是时任计委秘书的我。我与颜同在银行、运动办公室、生产指挥组工作过，后又都到了计委。我一直都做文字秘书，被视为颜的一支笔。颜的学习班的“小分队”派人来查颜的笔记本等文字记录，吴副主任叫我打开颜的办公桌，把笔记本及所有有颜字迹的纸张全部交给“小分队”来人。后来又说颜家里还有笔记本，让我带“小分队”来人去颜家寻找。我去颜家向他爱人徐某某说明来意后，徐把颜的桌子打开，双手一摊说：“老颜的东西都在这里，你们自己找。”可是“小分队”的人不动手，却叫我翻寻。我只得充当一下“抄家”的角色，在“小分队”的注视下，逐个抽屉拉开寻找，对一些书籍和学习材料则翻书页抖一抖，看看是否夹有记录。彻底翻查后所获不多，“小分队”人员问：“还有什么地方有？”徐说：“就只有这里有，还有在他办公室里。”又指指用小木匣砌成的“书橱”说：“这里是书和学习材料，你们看看有没有。”经查看，全是书籍，大略翻翻，没什么“油水”，查找就这样结束。事后，外界的传言却神乎其神，说颜季发被抄家，家中有成捆的粮票五六斤，有几十瓶好酒，还有成麻袋的花生仁（当时花生米属高级副食品）等等。还说有人送鱼给颜，颜因鱼小转送给我，我在剖鱼时发现鱼肚中有塑料纸包的二百块钱，把钱还给了颜，连我的内弟也来问我有没有这回事。

　　运动开头，作了一般的例行学习，端正态度，接着就分组“三大讲”。吴副主任找我谈，要我揭发颜的问题，哪些人是颜帮派里的人，有些什么帮派活动，颜为何对我如此赏识，给了我什么好处，我为颜办了些什么事，特别是帮他写了哪些讲话稿。从吴的讲话中，我才知道一招会上揭颜的大字报中，有牵涉我的内容，说我父亲是被镇压的，颜重用被镇压家属，颜帮助我篡改成分，帮我“飞过海”入党等等。让我准备两天后在计委全体人员会上作交代，接受大家的提问和批判。在当时的气氛条件下，我当然上纲上线，尽力拔高，争取早日过关。比如：揭颜的帮派体系，我把所知的与颜有接触的人全面排队，分出银行系统的人、造反组织的人、军队支左的人、其他的人等类型，搜肠刮肚，本着“宁可错排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精神，逐人写出所见所知他们与颜交往的情况。

　　对于颜为何对我如此“赏识”，我检查是颜发现我有一定文字写作能力后，利用我为他写讲话稿等材料。对于我为颜办了些什么事，我检查说他是领导，我是秘书，他要我写什么就写什么，并力求适合他的“口味”，大包大揽地承认颜的一切讲话稿都是我写的。吴副主任点到有次颜季发在批江苏省吴大胜“三破坏”大会上代表33人的发言，我已记不清是否我写，但在当时情况下，只有“爽快”承认。对于我得到颜什么好处，我检查了我妻从袁桥织布厂调金沙是颜帮我打的招呼；颜要增加住房，没有叫住东隔壁的我搬让，而是向西扩大；我家三人住一间屋无法放煤炉，他让银行给我盖了个灶间等等。对于吴点到一些“莫须有”的内容，我则小心翼翼地说明实情。如：我父是革命烈士而非被镇压；我家成份的纠正是1962年县人委发的文件，当时我尚未与颜相识；我入党是1972年在建有正式党支部的运动办公室写的申请，颜是1974年才到运动办公室的等等。

　　一次检讨当然过不了关，大家穷追不舍，提出不少问题，如：父亲是怎么死的，烈属证要拿来看看，总之是要进一步揭发交代。吴副主任还要我交出为颜季发写的讲话稿。幸亏无论哪个领导的讲话稿我都保存未毁，在橱里堆着厚约一尺左右，我就“和盘托出”。经审查未找到颜批吴大胜“三破坏”的发言稿。吴再叫我交出此稿，并列出33人名单。我确已全然记不得此事，苦思冥想，搜索枯肠，还是交待不出，只得胡乱凑出包括颜某、姜某、徐某等七八个知名造反派名字充数。吴还是一再找我，要我再想想、再交待。我已穷于应付，只等领导发落。后来他们分析认为：“现在李培安抽屉里有当时（矛头）直接指向邓副主席的材料稿子还在，没有另外收起来。我们估计其对此33人的材料拿不拿出来没有价值。”

　　在此期间，谢铮、杨德隆在另外的小组接受揭批查，要她（他）们说清楚各自的问题。全县直机关开过两三次干部大会，县委领导班子从第一书记刘国兴，副书记王德贤、吴其祥、丁云珠，常委张亮清、丁善道等都上台检查，县委十个常委就有七个上台检查，检查的面越来越广。在“文革”时期，人们不戴红袖套当造反派，就戴黑袖套当“牛鬼蛇神”，两种袖套都不戴的逍遥派是很少的。戴过红袖套的都有帮派体系之嫌，要“清查”的人就多了。那些被“解放”出来，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既然与造反派“结合”在同一个领导班子中，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也被卷入帮派体系。有的没有多大牵连，但又存在有权不掌，向造反派拱手相让的“右倾”问题。这一来，随着运动的开展，被揭批查的人越来越多，和“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气氛相仿，形成“洪洞县里无好人”，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这时，吴副主任还在一个劲儿地敦促我往深处揭，三天两头就找我谈话：“你要揭呀！”“你还要揭呀！”我虽然沾到芝麻就打油，凡是能想到的都揭了，只要有一点影子的也绘影绘声的“揭”了，再要我揭实在是山穷水尽，可又不敢“关门”，只好愁眉苦脸地承认“我愿再想，我要再揭”，并等待下一轮“谈话”。

　　就这样挨了个把月，正当我“黔驴技穷”无计可施等待挨整之际，情况忽然有了180度大转弯。省委工作组一下子悄无声息匆匆撤走，坐镇的地委副工作组也不见了。轰轰烈烈兴师动众进行了这么多天的运动一下子冷了下来，而且到底也没有在什么会上宣布运动胜利结束或告一段落，也没听说有过什么总结，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当然，对那些被审查的人还是要有个说法的，吴副主任找我再谈话，说根据上级指示，省委工作组已经回去，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有关你的材料已全部销毁，你有什么意见？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只要不再逼我“揭发”，已是求之不得的万幸，我连连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四人帮”垮台后，继续用“左”的办法反“左”的一次政治运动，至于南通县为什么会发展得“左”上加“左”，直到22年后的2000年我才从季汉中处知道，这是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沈某（也是造反派）出于个人目的，向抓运动的工作组告了黑状，说什么刘国兴软弱无能、王德贤是地方旧势力的代表、丁善道与颜某是同乡等等。地委工作组正好是位“左”得可爱的领导干部，于是，仍然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连时任清查办公室主任兼材料组组长的季汉中也被靠了边。在一招会上写的那些大字报，什么道听途说、想当然的都可以写。这才会颠倒黑白把我父亲的革命烈士说成是被镇压。后来宣传部长纪力曾对我打招呼说：“你父亲是烈士，上次他们弄错了。”举一反三，当时那些大字报的正确性可想而知，如不是上级及时纠正，这场运动将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季汉中告诉我，后来他和原县长陶景泉都向县委和南通市委汇报这场运动的极“左”真相和沈锦章在其中的作用，并写了材料交市委组织部存档备查。

　　吴副主任说我的材料已全部烧毁，可是有次我打扫主任办公室时在他的字纸篓里发现6张折叠的16开纸，随手打开一看，首行“李培安”三字赫然入目，原来是计委黄X（运动中的材料员）写的有关我的情况汇报提纲，共六个问题，包括父亲被镇压、篡改成分、历史问题、“飞过海”入党、与颜季发的关系、33个人的发言稿等。汇报的六个问题都无法定我的“罪”，最后分析说：“李对颜现象性东西了解得比较多，对外围活动我们还没有发现。通过比较，李培安与颜的关系不同于谢铮和杨德隆。一个不同，李得到好处没有他们大；二、职务和谢杨不同；三、李的工作量不同，性质不同。根据揭发情况和我们的了解，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没有发现颜季发带出去吃喝过。”最后说“现在还要李培安说清楚：一、烈属证要其拿出来看一看，说一下父亲为什么死的。二、入党问题。三、要进一步揭发颜季发。”吴副主任说已把关于我的材料全部烧掉，大概是指揭发材料和调查取证记录，这个汇报提纲不在其内，过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现在既然给我拾到，也算是人生旅途中一份难得的纪念品，就珍藏起来罢。

作者：李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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