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1949-1978）》（文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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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
1949-1978

目   录
序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1949-1978)
引  言
第一章  新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  稳定社会生产生活
第一节  建立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二节  抵御特大风雨潮  救灾度饥荒
第三节  抗美援朝
第四节  镇压反革命   取缔反动会道门
第二章  恢复国民经济 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全面展开
第一节  恢复国民经济
第二节  土地改革
第三节  贯彻婚姻法 禁娼、禁赌、禁毒      
第四节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第五节 “三反”、“五反”
第三章  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第一节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第二节  对农业的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节  粮、棉、油统购统销
第五节  “一五”计划建设期间的主要成就
第四章  党的建设 群团组织的发展
第一节  整党整风
第二节  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节              党员、干部教育和纪律检查工作
第四节              群众团体建设
第五节              民兵工作
第五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完善
第一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
第三节　政协南通县委员会的成立
第六章  贯彻“八大”精神 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节  学习“八大”会议精神
第二节  搞好基础性工作  为全面建设作准备
第三节  贯彻“双百”方针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第四节  民主整社    推行“三包一奖”
第七章  整风反右 “三类地区”改造
第一节  整风运动
第二节  反右斗争扩大化
第三节  “三类地区”改造
第八章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第一节  南通县大跃进的前奏
第二节  宣传总路线  
第三节  农业“大跃进”
第四节  工业“大跃进”
第五节  文教、体育、卫生“大跃进”
第六节  邮电、交通运输、金融事业“大跃进”
第七节  人民公社化运动
第八节  “反右倾”斗争
第九章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第一节  推行“三包一奖”制度 反“五风”
第二节  抗洪救灾
第三节  改进农村基层管理
第四节  紧缩调整政策的实施
第五节  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 全面纠“左”
第六节  加强组织和作风建设
第十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大跃进”中的社会主义教育
第二节  调整巩固时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
第三节 “四清”运动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南通县的兴起
第二节  全面夺权  “三支两军”
第三节  造反派组织的兴衰
第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
第一节  清理阶级队伍。
第二节  群众性文化活动
第三节  教育革命
第四节  精简机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五节  整党建党
第六节  “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分子
第七节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第十三章  短暂的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一节  短暂的整顿  社会形势明显好转
第二节  人民的抗争  欢庆粉碎“四人帮”
第三节  十年内乱的危害
第十四章  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  清查帮派体系
第二节  落实党的政策  纠正冤假错案
第三节  经济工作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专题回忆录
南通县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抵御特大风雨潮 救灾度饥荒
南通县建国初期平抑物价 统一财经工作
南通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提倡科学种田 推广种植岱字棉
南通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始末
南通县的抗美援朝运动
南通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南通县解放初国民经济恢复的基本成就
南通县建国初的“三反”运动
南通县建国初的“五反”运动
南通县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南通县“一五”计划建设期间的成就
在法院亲历“三改”
南通县的“三类地区”改造
南通县的“大跃进”运动
南通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热火朝天的四个月
南通县的整风和反右运动
水利建设的光辉典范
关于审干、肃反和整风反右
为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而斗争
我所知道的“炮联”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
参加教育组的工作 招收工农兵学员
我经历的“清查帮派体系”

后记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在南通县的兴起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为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判断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成为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风起云涌，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文化大革命”之初，南通县委的一些同志认为：“三家村”、“四家店”（所谓的反党集团）只有北京那些权威人士才搞得起来，在南通县没有像北京那样的“三家村”、“四家店”，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并将“五•一六通知”一度锁进保险柜。然而，来势汹涌的运动已不可阻挡。5月下旬，在 “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影响下，全县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文艺界，根据报刊发表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声讨所谓邓拓“反党集团”。一些单位把斗争矛头逐步转向揭批本单位的“黑帮”。西亭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首先到南通县中学贴出大幅标语，向县委发难，并表示决心要揭开本校党支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在此形势下，县委根据地委布置，要求各区委分别召开党委书记会议，专题研究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问题。县直机关率先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和职工在5天内写出大字报12760张，其中11884张揭发县直机关的各种问题。至6月中旬，全县7所完中和31所公办初中都相继用大字报向教师发起猛攻，轮番批斗，甚至给教师戴高帽、穿纸裙、剃“十字头”、脸上手上涂墨汁等。在声讨“反党黑帮”中，大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200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学校出现混乱局面，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的主持下做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指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6月30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发出《关于中小学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对中小学“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把完中作为重点，初级中学在暑期以区为单位进行，逐步推开；小学则坚持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为主。今后各类学校招收新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改变单纯凭考试录取的方法。7月6日，县委抽调4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派往完中，宣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一切权力归工作组”、“大字报不准上街”，并组织学生家长说服引导学生。工作组的工作一度使混乱局面得到遏制，运动也在县委可控的范围内进行。而中央文革小组指责各地派往学校的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7月28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全县各校随之相继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工作组被迫撤出，许多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为此，县委又以改派“观察员”的形式到学校，并以秋收秋种为名，将全县5000名红卫兵小将送到三余劳动，以控制局面。
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并赞扬“一大批本来并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由于《十六条》的方向指导和8月18日毛泽东戴着红袖章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巨大影响，北京和全国各地广泛掀起“红卫兵”运动。
南通县各中学在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闻风而起，建立红卫兵组织。办起“报纸”，印发传单，传递“文革”信息；按出身成份，在学生中划分所谓的“红五类”和“黑七类”，散布“血统论”。红卫兵也纷纷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将许多路名、店名、校名等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卫东学校”等一类“新”名词，平潮中学就因“平潮”二字“缺乏革命性”，一度改为“风雷”；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捣毁神像，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破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画典籍，连雕刻花鸟龙凤图案的家具、陶器、梁柱、衣物、餐具等都一律视为“四旧”，或付之一炬，或砸烂摔碎。有的造反组织进而自行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刑罚。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教师、劳动模范等被诬为“牛鬼蛇神”、“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被随意揪斗，游街示众，部分学习好的学生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孤立和打击。
9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把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推向高潮。南通县的一些红卫兵也纷纷离校，外出串连。
14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遏制。县委根据规定精神，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仍按照“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各级干部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时，“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以集中精力抓好生产；各级干部应在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批评错误，改正错误，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要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坚持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对破“四旧”，县委一些同志坚定指出：“一定要刹住，不能再搞”，还派人四处检查。
针对农村的局面，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制定了工厂《四条》和农村《五条》，提出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县委非常重视，展开前所未有的宣传声势，提出“要把《五条》当作纲领性文件宣传贯彻”，在全县连续广播三天，力图稳住农村。县委一些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电报，指出：“群众起来造反，不相信县委，不按农村《五条》办事，县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牵制，忙于接待，无法抓当前生产和工作。”一些人“为私谋反”，“如不按中央部署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无计划地全面推开，势必会影响今冬明春的工作，并带来不良后果。”但不久工厂《四条》、农村《五条》被中央宣布撤销。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小将们越斗越“勇”。10月开始，县内红卫兵纷纷卷入大串连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乘北上列车，去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还到全国各地取革命之“经”。一场更大的动乱即将来临。

第二节全面夺权  “三支两军”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指出：全国厂矿企业要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地进行串连。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出：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社队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联。
10月25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变被动为主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之后，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全部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区、社、镇、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也不例外，并涌现出各种造反派组织。全县范围内迅速形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势，上自县委书记、县长，下至生产队队长、会计，许多人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和揪斗，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县委曾试图将办公室搬至乡下，搞一二三线，未能成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在造反派的重重围攻下无法正常工作。各种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便拉着县领导进行批斗，罚站、“做喷气式飞机”（一种恶劣的体罚方式）都是家常便饭，弄得他们疲于奔命，昼夜不得安宁，有些人甚至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领导出于种种原因也贴出大字报，借口下去“抓革命，促生产”，长期和机关断绝联系，以消极的态度应付造反派。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南通县参加“四清”工作的队员组建成立“红旗战斗队”，于 2月8日召开批判会，围攻苗雨田等县委领导，勒令他们就所谓在“四清”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向全县人民作公开检查。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县直机关的各造反派组织建立“炮轰南通县委联合指挥部筹委会”(简称“炮联筹”)，夺取了南通县党政大权；县内基层造反派组织纷纷效法，以“革命领导组“的名义夺了当地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而谢富治、江青等人反而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煽动武斗。南通县也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全县武斗加剧，许多干部和群众横遭迫害，有的致残、甚至死亡。早已陷入混乱、瘫痪状态的南通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根本无法捍卫什么法律的尊严。不仅如此，公安局反而被要求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这一时期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县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3月3日，南通县人民武装部召开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动员大会，传达周恩来关于军队拿总，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4日，县人武部奉命“三支两军”，组成南通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开始负责领导全县的春耕生产，并扩大到地方各项工作。1968年1月，对南通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实行军事管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县公检法军事管制组，6月，改称军事管制委员会，代替原公检法三机关业务科室的职能。至1973年11月，才撤销军管，重新组建公安局、法院。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政权组织，下设秘书、政工、生产生活、支农、文教、工交和市场管理7个组。县委常委仍虚顶其名，接受各种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各区、社、镇、场和县直机关均设立生产领导组，大队、生产队成立领导小组。
县人武部生产办公室成立后，执行多项上级下达的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大学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理论。4月19日，南通县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号召工厂企业巩固劳动纪律，坚持8小时工作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全县中、小学陆续复课，由于全国动乱仍在发展，学校原有行政领导基本靠边，造反组织掌权，且派性纷争，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除小学尚能上课外，大多数中学教学秩序混乱。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首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要点。南通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开始广泛进行这一理论的教育。同时，南通县根据《人民日报》的《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精神，提出把学习班办到田头、场头、车间、班组、街道、家庭，把南通县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据统计，至1969年10月，全县共举办学习班61163期，有388万人次参加了学习。看似热闹的学习，实质上僵化、教条的思想学习之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县中、小学复课，上课学习的重要内容是毛主席著作；有的地方要求人人熟记100多条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田头、广场、街市等处演出毛主席语录编成的文艺节目。每当毛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一发表，各地闻风而动，敲锣打鼓，游行欢呼，做到所谓“宣传不过夜，执行不走样，捍卫不动摇。”
1968年3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十军党委批准成立南通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20日，召开成立大会，县人武部部长王智信任主任。革委会实行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结合”，统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设办事、组织、政宣、教卫、文革、农业、工交、财贸和保卫9个组，8月，合并成办事、政治工作、生产指挥和政法4个大组，下辖若干小组。党的领导完全由革委会代替，原县委常委少数人被结合进县革委会。全县65个社、镇、场，从1968年开始，均先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县革委会在1968年下半年出版了《风雷激》报，由县文攻武卫指挥部主办，当年底停刊。革委会曾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但历史的事实表明，作为一种特殊条件下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避免的缺陷，它助长了权力的滥用，使冤假错案极端扩大化，它的建立既不符合客观需要，也没有生命力。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县人武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缓和了紧张局面，制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维护了社会秩序，使一部分干部群众免遭冲击，工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减少了损失。但是，应该看到人武部是依靠军队的坚强统一领导在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总的前提和指导思想，是为了维护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而军队奉命支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正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最坚决的一部分人。支左就是支派，当时虽然提出“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各大派，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错误的。军管和军训的指导思想在当时条件，也是极左的。在支工、支农中，更多地则是支持“左派”掌权，通过他们去抓工农业生产和维持社会生活运转。因而“三支两军”并不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第三节  造反派组织的兴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行动在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得到充分肯定。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先后12次亲自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兴起，南通县7所完中的一些学生，首先在学校组织起“风雷激造反兵团”、“卫红战斗队”、“血战师”、“农奴戟挺进纵队”、“反到底红旗军”等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他们成为南通县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67年全县有红卫兵52555人，1968年初，一度建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作为全县红卫兵的统一指挥机构。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传达后，县直机关在县委领导支持下建立“南通县直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下设7个大队，成员均为机关干部，基本上是半官方的组织，赤卫队总部有专人办公。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出现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时值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工人赤卫队对立，上海市委负责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压力下表示“不支持工人赤卫队”。“赤卫队”被认为是“保皇派”组织。县直机关赤卫队因与上海的同名，也被视为“保皇派”，无法再进行活动，建立10余天即自行解体，偃旗息鼓。各基层单位遂纷纷仿效上海建立造反派组织。县委、县人委办公室建立“斗批改兵团”，组织部、妇联建立“火炬战斗队”，宣传部建立“风雷激战斗队”，计划委员会、民政局建立“狂飙造反派”，农业局建立“新红军战斗队”，水利局建立“云水怒战斗队”，工业局和金沙地区工厂建立“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县供销社建立“延安”、“遵义”、“井冈山”3个战斗队，文教局建立“只争朝夕红卫兵”，整党工作队建立“勤务员战斗队”，南通县中学有“红色造反团”。工、农、青、妇、科协、工商联、文联等人民团体普遍受到冲击后，由“工总司”、“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农总司）”、“红代会”等群众组织所代替接管。1967年秋，毛泽东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基层造反派组织逐步归口建立联合组织。
跨地区跨行业建立的造反派组织有：原“四清”工作队员组成的“红旗战斗队”。“四清”工作队员有机关的一般干部和中层干部，有农村的回乡知识青年（知青）和转业复员军人。1966年12月，中央决定将“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后，工作队解散回原地。但开展“四清”地区(海安、如皋)的干部、群众说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来揪工作队员去作检查。工作队员们认为自己不是当权派，凭什么要去作检查，不如也造反，力求自保。乡镇农技员组成了“红农兵战斗队”。社会上一些临时工为首的组成“红色工农”，其目的是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规定了固定工和临时工，造反是为了转为正式工。金沙镇合作商店建立了“红卫军”。还有“反到底兵团”、“八二七血战师”等等。全县造反派组织林立，三五个人就可以打起旗号，金北小学的几个小学生也建立造反组织，同样刻制图章，制作袖标。
由于组织众多，观点各异，利益冲突，造反派组织之间争吵激烈，派性斗争极为严重。造反派们都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自居，写大字报，办大批判专栏，开批判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权派们则被造反组织勒令去作检查，有时出现几个组织争夺一个领导干部，他们就互相指责对方为“保皇派”。造反组织抢占机关办公室，即宣布“接管”，县内各级党政机关及职能部门在冲击、“接管”下大部分瘫痪。有个小学生在“接管”的政府办公室里带出一个废纸篓，被门卫拦住检查，发现篓底藏着玻璃茶杯，于是，造反派顿时又成为小偷。占领机关办公室的一个造反组织，参加游行回来，有个人把毛泽东像牌放在地下，后来不小心又把鞋子放搁在硬纸牌上。被其他造反派发现后，马上揪出来，向毛泽东像“请罪”。
1967年2月，跨行业的“红旗战斗队”、县直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和社会上的“红色工农”等，建立南通县第一个造反派联合组织“炮轰南通县委联合指挥部筹备委员会”。“炮联(筹)”在县内一度颇有名气，在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支持下，要求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组织县委常委“思想交锋”。后“炮联(筹)”头头间发生分歧，活动停止。机关里大多数人对长久不息的争论也感到厌倦，正在乱纷纷之际，是年10月，县直机关各造反派组织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号召，建立“南通县直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直联总”)，取代“炮联(筹)”。“县直联总”参加了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领导的筹建县革委会的工作。
1968年3月，县革委会成立，各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大多作为“群众代表”进入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或在职能机构中任职。9月，原“工总司”、“农总司”、 “红代会”、“教代会”、 “职代会”等5大总部合并成立“三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并选出常委，脱产办公。“三代会”已无造反气质，活动纳入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至1970年前后，南通县“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红卫兵的活动，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高潮后逐步消沉，红卫兵组织随之解体。
“文化大革命”中各路造反派组织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畸形产物，都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虽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差别，因而不论这一派或那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造反派组织是群众运动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至极致的产物，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造反派置法律于不顾，随意揪斗干部群众，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加剧了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的严重分裂。由于对造反派的强烈不满，许多领导干部挨批挨斗，顶着压力，进行反夺权斗争，坚持不给造反派交权。与此同时，一些极端分子、社会渣子以及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趁机玩弄手段，打击异己，伸手抢权。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第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开展

“斗、批、改”最初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提出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的第一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话被简称为“斗、批、改”。广泛地使用简化语言，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僵化，语言刻板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斗、批、改”被具体化了和赋予了新的内容：“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实际工作中还有“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查“ 五•一六”分子、“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内容，并明确指出这是各级革委会的“中心任务”。南通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斗、批、改”运动。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体现，又是贯彻“左”倾方针的手段，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中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无休无止，形形色色的各种运动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全县干部群众被纷纷卷入其中，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遭到迫害。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社会工作继续受到严重影响。

第一节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在揪“走资派”的同时，传统的阶级敌人再次成为重要的斗争对象。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8年5月10日，县革委会召开“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再进攻大会”，部署“清队”工作，革委会一、二把手亲自抓。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在“清队”会议上放言：“南通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有10万人。”当时全县人口130多万，县直机关编制仅300多人，南通县解放近20年，经历了成功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解放初彻底的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及之后的审干、肃反，全县还能有10万叛徒、特务、反革命吗？
盲目夸大敌情的指导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运动一来就人人自危，互相揭发，神经高度紧张。县人武部一位政工干事有一次作报告，正讲有关“叛徒”、“特务”的问题，这时一位公社通讯员突然走上来送信，他一看，竟忘了自己在作报告，幻觉造成他不由自主地指着通讯员脱口而出：“他就是敌人情报员，赶快抓特务。”
从原则上说，要求“阶级阵线分明”并不错，但在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情况下，搞一次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很难说是必要的。更可悲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方针的错误，对于何谓“阶级敌人”没有明确的规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加之林彪、江青一伙散布和助长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斗争的干扰，夸大了敌情，无限上纲地把一般政历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又由于司法机构被砸烂，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与法制，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加以刑讯逼供，因而在“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思想指导下，一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有的被刑讯逼供致伤、致残，有的不堪忍受非人折磨而自尽。由此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清队月余后统计：全县共开1900多场大型批判会，清出阶级敌人736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251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41人，其他反动分子244人。当年全县有1万多人被揪斗，“清队”持续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不仅没有做到纯洁组织，划清“阶级阵线”，反而给革命的基本队伍造成极大的损害和混乱。“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恐怖、残酷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的抄家、破四旧的初期，而是这一重要阶段。

第二节  群众性文化活动
“文化大革命”扛着“文化”的旗号，却推行着文化专制主义路线，运动式的群众文化活动看似热闹非凡，极富“特色”，成为“斗、批、改”的重要表现方式。文化管理部门的“革命”自然首当其冲，各文化单位先是进驻工作组，继而成立造反组织，停止工作闹革命。七、八人的县文化馆有半数被批斗甚至遭毒打。群众文化单位的文物、书画及各种文献资料被当作“四旧”焚毁，仅县文化馆就有万余件散失殆尽。随着运动的升级，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被禁止，强令推行什么“枪杆诗”、“口号舞”，内容充斥着“打倒”、“ 造反”的叫喊。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随着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热潮的掀起，在“学样板戏，做革命人”的口号鼓动下，学唱革命样板戏成为全县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其时，几乎所有的大队、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县革命文化馆与县电影站等单位一度合并，成立南通县毛泽东思想宣传总站。这些宣传队除演出短小单调的小节目，几乎都能演唱革命样板戏，农村能演唱革命样板戏的宣传队达六七成，普及样板戏面之广，力度之大，在历次群众文艺热潮中是少见的。
1968年6月17日，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开展“三忠于”群众活动的决定》，指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根本立场，最高的原则，最大的大节，最纯的党性。”各级革委会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引导全县人民向‘忠’字化进军，做到自觉地‘忠’，彻底地‘忠’”。之后，全县队队设“忠字室”，户户有“忠字台”，干部群众每天要“三祝三学”，吃饭、睡觉、出工、开会前均要向毛主席像请示汇报，谓之“早请示，晚汇报”。当时全县到处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连农民送的公粮也称为“忠字粮”。这种极左的全民参与的形式主义的文艺形式，没有能坚持多久。
1970年，全县掀起创作、演讲革命故事的热潮，故事活动遍及全县。县文化馆举办故事员学习班，组织故事创作演讲活动。1972年，南通县首本故事集《碧海红心》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南通县和常熟、江阴被称为“故事之乡”。1975年春，全县又掀起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的热潮，社社队队组织赛诗会。这种违背群众文化规律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生产。
“文化大革命”初期，电影几乎成为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文化娱乐的唯一活动，且只准放映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及配合大批判的记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国产故事片被列为“毒草”被封存，电影海报均被列为“封、资、修”的东西付之一炬。1969年下半年，恢复放映《南征北战》、《地道战》和《地雷战》老“三战片”。尽管片源稀少单调，但仍观众如潮。全县几乎所有公社都建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
南通县新华书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全力以赴做好毛主席著作发行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员半天工作半天学习，店内库存书籍中的所谓“封、资、修”毒草被封存。书店不仅供应“红宝书”（在广义上指所有的毛泽东著作，狭义上则特指《毛主席语录》），而且还大量向群众赠送，发行量巨大，仅1970年发行毛泽东5篇哲学著作汇编本就达35万册。全县“人人持有红宝书，家家都设宝书台”。

第三节  教育革命
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起爆点和重灾区，南通县的教育工作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1966年9月5日，县文教局按照《十六条》精神，发出《关于教学改革初步意见》，要求“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突出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对缩短学制、减少教学时间、增加劳动时间、改革教学方法等作出具体规定。“文化大革命”之初，全县虽无大规模的武斗，但学校已乱成一团，多数学校的校长被当作“走资派”被看管，多年的文档资料、图书等，被视为“封、资、修”的黑货几乎全部丧失，学校门窗、学桌凳等损失三分之一，实验仪器多被损坏，学校花园不准培植花草、树木，改种蔬菜。1968年，教学课本一度紧缺，骑岸小学的教师出于“良心”，根据不同年级，只能选择“文化大革命”前传统教材中的内容以及乡土教材，自编、自印，勉强维持教学。
尽管全国教育战线已受如此冲击，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来看，认为先前的政治运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并未完成，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垄断文化教育领域，进一步的“教育革命”势在必行。1968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配合解放军领导学校“斗、批、改”的通知，南通县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驻城镇各校。不久，在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管理学校，原来的校领导靠边，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们有的是半文盲甚至文盲。作为“教育革命”的又一重要举措，11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两名教师的信，信中“建议（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不再国家发工资，改为大队计工分。”除完中和少部分公社外，全县推行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公社、大队办，全县教师大调动，原则上都回原籍，回本公社工作。属国家定量户的教师，全部改为农业人口，在生产队分粮、分草。至1969年下半年，全县先后动员2135名农村公办教师回原籍插队落户，占全县农村公办教师总数的60%，各乡教师分布极不均衡，有的没几个教师，有的却很多，如金西乡有200多人，超过编制一倍多。在学校长期处于停课状态下，实行如此“改制”举措，更是弄得人心不安，教学精力分散，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在教育体制上搞大跃进，不切实际普及初中教育，风行“小学戴初中帽子”，小学校开设初中班，甚至高中班；大搞“开门办学”，让学生排练演唱十八首革命历史歌曲，组织师生学工、学农、学军，“土法炼焦”、“室内长蘑菇”等，正常教学受到很大干扰。
在“斗、批、改”阶段，为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1969年5月，南通县革委会为对一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靠了边和所谓有问题的县、区、公社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审查并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姜灶苗圃建立“五七干校”。8月，迁至海防农场。至9月，县“五七”干校共有学员406人，编为三个连，其中有待审查对象60人。1971年11月下旬，县革委会在西亭镇召开南通县业余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恢复农村业余教育和扫除文盲工作。次年，全县办“五七夜校”14815个班组，有学员203000人，利用工地学习组和包教包学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扫盲活动，参加学习的青壮年占应入学的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1%。
   “教育革命”以一切知识分子为对象、以教育主体自身为对象，把知识和知识分子扫地出门，这就决定了那只能是教育的浩劫而不是教育的革命。开始几年，人们以为对现有教育的“大破”，必将在其废墟上建立起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岂知种种教育“新生事物”并无生命力，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是权力与无知结合的产物，社会对之由好奇观望到讪笑讥讽。毕竟社会于正常的教育还是需要的。
1971年底，全县对“教育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作了某些修正，在对全县学校广泛调研、听取教师的意见基础上，将公办教师户口转为定量户；各乡的教师进行合理调整；中小学负责人无大问题的，一律恢复原来工作。1972年，学习“苏州经验”，各校注意恢复教学秩序，重视文化课的教学。这些改善教育状况的举动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勇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依然立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复辟”，受到“复辟翻案”的批判。教师上课只好读读报纸，学生写写批判文章。因“文化大革命”，大学五年没有招生，同年，全国部分大专院校试招，当时称招收工农兵学员，下达南通县60多名指标，县里再将指标分配给公社，最终能上学的一般都是公社有的放矢推荐的，一般都有关系。此后连续招了几年，名额有所增加。
1973年，《人民日报》抛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案》，鼓吹“白卷英雄”，紧接着又炮制了《一个小学生来信和日记摘抄》，开展“批林批孔”，批判“师道尊严”，鼓吹“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煽动和纵容歪风邪气，全县各学校受此思潮影响出现怪现象，学生上课不带书，下课不做作业，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目无老师，教师只好听之任之。1974年，学习“朝农经验”，要把学校办成政治学校，要学生将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上。当年，又大搞“开门办学”，歪曲毛主席《五•七指示》，颠倒主学与兼学关系，教学内容大大删改，大幅增加社会活动时间，强调学校大办工厂，大养猪羊，整日哄哄闹闹，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牧场不像牧场，却名之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开展“教育学大寨”，把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
“教育革命”在南通县的实践是不成功的，大多数举措不仅扰乱了教学秩序，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上和中、小学中，广泛产生了“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错误观念，中小学生普遍不用功读书，学校秩序持续混乱，学生的知识质量明显下降。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期间，虽然对 “教育革命”的某些做法作了修正，减少了一些负面影响，起到一时的作用，但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全县糟糕的教育状况。

第四节  精简机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精简机构同样是场革命，是“斗、批、改”的需要，《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河南灵宝县精简机构人员的经验，“拆庙赶神”，即如只减人员不撤机构，不久还会复辟，只有撤掉机构，减少的人员才不会“回潮”。 1968年8月7日，县革委会召开“精兵简政”大会，县革委会宣布将县级机关工作人员分成大、小两套班子，并撤销原县委部委、县人委科局19个，其余20个合并成立10个革命领导小组。小班子是少数人，只有五分之一不到，分4个组，分管各项工作。人员占80%以上的大班子搞“斗、批、改”，举办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清队”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在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管押，他们是“斗、批、改”的活靶子，第七期学习班地点在乡下，离机关很远，去的人员自带蚊帐、被褥，不准随便回家。12月，县革委会坚决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决定县直机关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均参加“斗、批、改”学习班，到农村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有的学员还要交代问题，接受批斗。1969年5月，第七期学习班结束，一部分人插队回农村；一部分人分配工作。分配工作的人有的到区和公社，少数人回机关；一部分人奔赴黄海边的“五七干校”，在那里进行艰苦的建校劳动（运砖头、做小工、下海捞水产）。经过精简机构，县直机关原有729人，精简为152人。被精简人员中283人进“五七干校”劳动，109人到农村落户，其余的下放到区、社或充实其它行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力高度集中，政府职能并没有任何转变的情况下，“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形式主义的减人简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斗争，精简人员、下放劳动往往成为排除异己，惩罚干部的措施。因而不仅没有真正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反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损失和许多不良后果。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同月，全县动员679名城镇高中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并接受南通市下放的531名知识青年，分别到三余、石港、刘桥等区的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1月，县革委会设立上山下乡办公室(后改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专管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工作，至3月初，共有3390名大、中学生和城镇居民下乡插队落户，至1974年3月人数增加到7000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50年代就开始组织过，它是针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困难，而农村缺少文化知识，探索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并提高农村文化的一种试验性措施。但是，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对建国以来教育状况做出错误估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绝对化强调。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这场运动对许多知识青年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一场磨难，甚至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一些从上海等地来南通县插队落户的知青，远离父母、兄妹，在这里成家，生儿育女。广大知青在农村挥洒汗水，经受了考验，为农村建设作出了贡献，当然，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而是知青们在逆境中奋斗的结果。

第五节  整党建党
整党建党的目的是对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而停止过组织生活达3年之久的党员和党组织进行整顿和重建。整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和“吐故纳新”两个批示。“五十字建党大纲”是：“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被称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吐故纳新”即：“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这又被称为“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全党要以这两个批示为“最根本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在整党建党中还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
根据上级要求，1968年9月，县革委会召开全委扩大会，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由点及面地进行整党工作，逐步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1969年1月，县革委会召开整党建党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认真进行所谓思想上的“吐故纳新”，“吐”刘少奇修正主义之“毒”，“纳”毛泽东思想之“新”，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整党建党的惟一宗旨，以大学、大宣、大揭、大批、大辩的形式掀起群众性开门整党建党高潮。至4月，全县1230个支部绝大部分投入运动。同月，县革委会专案小组以所谓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等等的罪名，判定原南通县委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苗雨田为“南通县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月，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传达贯彻中共“九大”精神，“九大”第一次错误地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正式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至6月中旬，整党建党工作暂告一段落，其间，全县有1.2万多人突击入党，很多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一些造反派头头、有野心、搞阴谋的分子混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1969年9月，经中共南通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建立中共南通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韩金茂任组长，负责全县整党建党和有关党的工作。随后，县革委会所属工作部门大部分也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工作至县委重建。各区、公社(镇)随后组建了党的核心小组，1970年3月至1971年10月，全县64个公社(镇)先后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新的一届党委会。
1971年1月14～20日，中共南通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1141人。大会通过选举，重新建立中共南通县委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韩金茂任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为军队代表，并兼任县革委会主任，2名副书记由地方干部担任，同时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和县革委会实行党政一体的办公制度，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党政两个领导机关，一套办事机构。下半年，建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1974年3月，撤销了县革会办事组和政治工作组，县委重新建立办公室、组织部和宣传部等工作部门，除县委办公室和县革委会办公室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外，组织部、宣传部恢复党委工作部门独立办公制度。县委重建后，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陆续整顿、恢复和重建了县以下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进行的整党建党，被破坏的党组织恢复了，但那些造反起家的人依然留在党内，个别人甚至在县委、县革委会中身居要职，党员数量的激增，伴随的并不完全是党员素质的提高。从更高层次看，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依然秉持着既往的方针、政策，作为县级党组织只有遵照执行，因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整党建党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方向性转变，真正引导全县人民实现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的经济、文化生活。但也应看到，通过整党建党，重新建立了县委和基层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以后广大党员干部有更多机会充分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有更多条件抵制和反对各种破坏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错误政策，稳定局势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六节  “一打三反”  清查“五•一六”分子
1970年2月，县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精神，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并成立“一打三反”运动办公室，抽调1225人组成宣传队，会同各区、公社宣传队进驻大队、生产队开展运动。据统计，运动开展后的9个月内，全县查出反革命分子242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40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310人，刑事犯罪分子244人。全县在经济方面作了定性处理的有1963人，其中给予刑事处分的114人，开除党籍和撤销行政职务的48人，撤销党内外职务的119人。这几个月所发生的政治案件大多属于少年儿童乱写乱画及少数人呼喊政治口号和破坏宝像（毛泽东塑像）等问题。4月22日，金中公社一条大路上发现写有攻击毛主席的17张纸条，经查是当地一贫农与其父殴打生产队长，在批斗中被陪斗，因而对毛主席不满而作案，此案轰动一时。
“一打三反”期间，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在实际上促使去追查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全县又深挖所谓“五•一六”分子，揪斗“小爬虫”和开展清查“老串会”等活动。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不过是北京一度存在的红卫兵极左小组织，没有多长时间就被公安机关清查出来，问题基本解决，只是林彪、江青一伙想借此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后来，省里宣布全省没有“五•一六”、“老串会”，南通县被隔离起来的人也全部放回家。然而，一些人仍想当积极分子，县革委会在“支左”的军代表授意下，继续搞深挖“五•一六”、“老串会”的训练班，召集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威胁他们交待“五•一六”、“老串会”问题，但召来的被怀疑同志坚持以事实说话，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最后，训练班居然在嬉笑中散去。
由于“一打三反”运动(包括清查“五•一六”分子)也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有的人则趁运动搞个人投机，昧着良心整人，以致也出现了逼供信等恶劣现象，运动虽然打击了一些犯罪分子，但对许多人作了不适当的定性处理，又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伤害了一些同志。

第七节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林彪集团叛党叛国是一件十分严重而又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事件，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正确的方针和适当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少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震动。中共中央连续向全国发出通知和批判材料，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动员群众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10月17～19日，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95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1972年8月30日至9月18日，县委培训“批林整风”骨干，部署全县的“批林整风”，全县共培训骨干48300余人。至27日，中央文件传达到广大群众。“批林整风”的主要内容按当时的规定是：对林彪一伙阴谋抢班夺权，制定《“571”工程纪要》，策划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宣扬的“天才论”等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批林整风”运动，对于全县干部群众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罪行，给“左”倾狂热降温，促进冷静思考，并能够较多地注意经济工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明确这一运动同样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作用有限，问题不少。
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在复杂的条件下，试图努力抓住这个历史转机，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建设事业的方向发展。但毛泽东没有充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坚持“左”倾路线，加以江青集团为攫取更多的权力，不断制造风波，挑起事端。他们借题发挥把“批林整风”引向“批林批孔”。
在上面“风向标”的指引下，1974年2月13～22日，县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林批孔”文件，决定在全县掀起“批林批孔”高潮。4月28日，县委、县革委会两位常委率先贴出“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大字报。
随即，全县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大批“克己复礼”、“孔孟之道”，并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运动一直持续到年底。“批林批孔”运动既不是认真地批判林彪的各种罪行，也谈不上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只不过是借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语句，以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来影射攻击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周恩来和在落实政策中得到解放并重新恢复工作的一批老干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逆流”、“复辟资本主义”，以维护和继续推行“左”倾错误方针，实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险恶图谋。在此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古怪事件，如“白卷英雄事件”，考试交白卷历来被看成是羞耻之事，辽宁有个叫张铁生的高考交了白卷，却被视为“反潮流英雄”，不仅上了大学，还成了全国人大常委。这些事件在“批林批孔”中被用来号召、煽动青年学生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批判。南通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渴求知识的学子们的积极性再次受到严重挫伤，正常的社会道德被极大败坏，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批林批孔”运动，使县内一些帮派分子的活动死灰复燃，他们揪斗干部群众，打派战，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面重新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再遭影响。


第十三章
短暂的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一节  短暂的整顿  社会形势明显好转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展示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一伟大奋斗目标的重新郑重提出，既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又重新燃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希望之火。2月，中共中央发出《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性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此时邓小平同志临危复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更加迅速地在全国上下打开了工作局面。
南通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因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而造成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十分不满，对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表示欢欣鼓舞。4月2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开展“一纲、三批、五大讲”活动，即以理论学习为纲，联系斗争实际，开展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在“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左”的思想依然盛行的形势下，鲜明地贯彻落实毛泽东“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还是首次。整顿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全县整顿工作的重点主要还是在农业和工业上。
农业生产，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促农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县推行平均主义的“大寨评工”(称“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即首先用政治标准评出标兵，确定劳动报酬标准，其他社员依次逐个靠工)，和“大寨评粮”(即先定口粮基本标准，然后按人自报公议)，农民称这种做法是“干多干少一样分(计算劳动日)，强弱劳力一样吃(口粮计划)”，纷纷加以抵制。“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潮。1975年，在整顿中，再掀“农业学大寨”热潮，此时的学习内容有了调整，不象以往那样极端的机械教条。2月23～27日，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经验交流会，要求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确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切实抓好农业机械化工作，促进农机事业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步伐，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工作思路。10月18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王德贤代表县委向毛泽东、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南通地委写了《下定决心，全党动员，苦战二年，建成大寨县》的报告。这一决心体现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到1980年，普遍建成大寨式县的要求。之后，全县的学大寨的热情进一步升温，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很高的，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总值是“文化大革命”中较高的，达80587万元，全社会粮食产量40.44万吨，棉花产量35025吨，油料产量2785吨。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县陆续建立大队农机组，对全大队的农机具、电灌车口、粮食和饲料加工场实行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修理、统一调度，一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推广应用。
工业整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县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工业管理机构处于瘫痪状态。1975年4月，恢复工业局。下半年，对部分工厂“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强化生产指挥系统，同时整顿劳动纪律，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技术指标的全面考核制度。同年，全县将分散在农村的2475台铁木布机分别组建为县棉织一至九厂。其间，县内工业系统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主要内容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各工厂对照大庆式企业的7条标准，制定创建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是年，全县的工业总产值取得较大发展，达42021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中工业总产值在此之前长期徘徊的局面。
正当整顿初见成效的时候，政治形势又发生逆转。整顿不能不触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是满意的，抱有很大希望。但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成为被集中攻击的焦点，一场违背事理，违背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1976年2月23日，县直机关召开15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要求各级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单位把这场斗争当头等大事来抓。4月，“天安门事件”后，县委召开全县党员大会，深入“批邓”，狠抓“阶级斗争”，全面追查政治谣言，县内几乎所有机关、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都受到追查，搞得人人自危，运动达到高潮。在此形势下，整顿被迫中断，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等正常的秩序重又受到严重影响。
整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影响而造成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各方面工作的混乱状态的形势得到明显好转。1975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122608万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增长38.3%。当然，整顿是在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制约。“左”倾思想依然十分浓重，许多做法是不切实际，形式主义的，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像“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应该说大寨、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但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机械、教条地学习就脱离了实际，学“大批促大干”，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能是无数次地延误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第二节  人民的抗争  欢庆粉碎“四人帮”
从1966～1976年，十年的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环已消散殆尽，美好的空洞理想代替不了凄苦的生活现实，种种“伟大”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发自内心的热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本质，而不再对它抱任何幻想，相反，种种积怨、不满和愤慨却越积越多，人民愤怒的爆发，只是时间和条件的问题了。
当中国大地上空又一次乌云翻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喧嚣声不绝于耳的时候，人民寄予巨大希望与重托的一颗巨星殒落了。1976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周恩来逝世。次日，南通县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惊悉噩耗，沉痛哀悼。然而“四人帮”与人民为敌，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还特别控制舆论媒介。3月5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为“四人帮”所操控的重要舆论工具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纪念雷锋的一篇新闻稿时，把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删去；3月25日，《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怪调，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两篇文章刊登后，激起包括南通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愤怒，4月1日，县委宣传部黄振高、朱汉祥、王思一3人以真实单位和姓名写信提出责问，此事却被列为重点“反革命政治事件”遭到追查和“内审”，直至“四人帮”被粉碎才算了结。12月15日，《新华日报》内参以“热爱周总理还有罪吗？”为题，报导了3人的事迹。同月清明节，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数万群众被错误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通过“天安门事件”集中爆发出来。
在人民寄予巨大希望的整顿被突然打断，“批邓”遭到普遍强烈抵制难以进行，社会动乱又起，而周恩来、朱德等国家栋梁又相继离去，全国出现深刻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9月9日，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18日下午，全县党政军机关和各界代表2万多人，于南通县中(今通州高级中学)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全县各地通过广播收听了追悼大会实况。接着，各地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毛泽东的逝世，使已经存在的深刻政治危机更加严重。毛泽东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但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因而他们篡党窃国的图谋更为猖獗。在危难的关头，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22日上午，县直机关和金沙地区群众1万多人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群众性的活动持续数日。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乐之中。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南通县人民也随着逐渐迈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三节  十年内乱的危害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以为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事与愿违，十年“革命”成为十年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蒙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南通县在这历史的洪流面前也在劫难逃，造成多方面的恶果。
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遭到严重削弱，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受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和号召下进行的，而实践效果和宣扬的目标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专政被极大歪曲和粗暴践踏。县内各路造反派一开始就“踢开党委闹革命”，县委、县政府机关纷纷被造反派“接管”，无法正常工作；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最高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被迫停止活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人民专政的主要工具被“砸烂”；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私设公堂、违法关押、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人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保障，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许多党员、干部、群众遭到迫害，被任意揪斗，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而一些造反派不择手段，靠“三结合”混进了县级及各级领导班子，甚而用帮派体系代替党的组织，长期把持权力，他们搞派性斗争，压制正义的干部群众，严重影响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影响，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生活不仅没有提高，许多方面反而有所下降。江青集团是破坏生产的元凶，他们打着“革命”的幌子，制造各种破坏生产的谬论。他们诬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社会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所谓“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造成了思想上的巨大混乱，还胡说“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也就上去了”，县内的一些造反派也跟着公然鼓动“不怕生产，不怕停工”，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抓革命，干扰生产，或者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搞经济，形式主义，不切实际，摆花架子，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统计显示，197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下降5.30%。“文化大革命”中后期，虽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但由于连续不断政治运动的干扰，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徘徊不前，全县工业总产值一直处于2亿多元的低水平，农业总产值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处于7亿元左右，在社会动荡严重的年份，工农业生产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有些关乎民生的指标反而大幅下降。1966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18亿元，1971年仍为1.18亿元；1965年全县生猪销售量3361吨，1969年下降到2873吨，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有较大幅度提高；1965年，全县鲜蛋销售量175吨，1969年锐减至55吨，1976年也仅为85吨。广大人民在“形势大好”、“一片莺歌燕舞”的空洞喧嚣声中，仍然过着吃饭用“粮票”，穿衣用“布票”的艰苦生活。
“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要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场“革命”给南通县真正带来的是对文化、教育的大破坏。造反派们以破“四旧”为名，不分青红皂白破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画典籍，连雕刻花鸟图案的器物都一律视为“四旧”，砸烂焚毁，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文艺表演全都为“革命”服务，由于许多电影被视为“大毒草”而禁演，电影屏幕上长期充斥“革命样板戏”，在那个时代十分酷爱电影的观众大量流失。教育更是“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县内7所完中和31所公办初中相继用大字报向教师发起攻击，红卫兵们走上街头，杀向社会，外出大串连，许多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法坚持正常的教学。之后，推行所谓“教育革命”,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搞“开门办学”、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过多占用学习时间，甚至开展“教育学大寨”，把教育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轨道的荒唐举措。“教育革命”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致使一些劳动力素质低下，影响了今后的社会发展。
“文化大革命”曾经被宣传为一场“思想革命”、“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会带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但历史证明普及的是“左”倾思想、形式主义，造成了人们思想僵化，不能冷静地认识现实。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化深度的尺子。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无限忠诚的具体体现。这些做法的危害是极大破坏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毒害社会思想。如果说十年动乱物质方面的损害还可以计算的话，那么对精神文化的损害，恐怕是难以用数字来估量的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思想革命，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没有带来任何意义上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它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许多党员、干部群众的抵制、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在南通县内也受到一定限制，相对于其它一些地区南通县还是轻灾区，县领导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依然抓住机会，努力保证工农业生产和正常的社会生活。1968年4月21日，就在平东公社（今属平东镇）召开现场会，县领导要求全县人民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设法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节约闹革命。此后，也多次顶住“唯生产力论”的压力，召开工农业生产现场会。在当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交通、卫生等事业在内乱中仍保持了缓慢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而取得的，如果没有十年内乱，全县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对于十年内乱的历史认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第十四章
在徘徊中前进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  清查帮派体系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结束，使全县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理论还在宣扬，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按上级要求，县委首先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清查帮派体系，在组织上进行整顿，县委班子也得到调整和充实。
1976年10月，县委先后召开各种会议7次，深入揭发、声讨、批判“四人帮”罪行。同年12月和次年3月、9月，中共中央先后三次批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揭露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全县各区、社、大队党组织都按上级部署采取措施，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揭批，掀起“大学习、大赞颂、大揭发、大批判”的群众运动高潮。1977年7月2～7日，县委集训第五期“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指导思想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旬，全县组织1242人的工作队进驻9个公社及金沙地区的144个国营、大集体企业单位，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进一步推动揭批运动。至10月，据不完全统计，自从党中央公布“四人帮”的罪证材料后，全县各地先后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小批判会41000多次，出大批判专栏34000多期，写批判文章20多万篇。
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1977年10月4～6日，县委召开区委、镇委书记及机关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部署“清查同江青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后简称“清查帮派体系”，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尚在领导岗位上的，将一律清除。1978年2月春节刚过，县委成立县级机关运动领导组，在省委工作组和地委工作组坐镇指挥下，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揭“阶级斗争”盖子，揭帮派体系，历时半个月。紧接着县直机关全面开始揭批查
“文化大革命”中南通县的造反组织还是很多的，混进权力部门的造反派头头也不少。清查开始，计划委员会、宣传部等部门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被隔离审查，被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随着运动的深入，清查的面越来越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不戴红袖套当造反派，就当“牛鬼蛇神”，被戴黑袖套，两种袖套都不戴的逍遥派是少数。戴过红袖套的都有参与帮派体系之嫌，当在清查之列；那些被“解放”出来，经“三结合”进领导班子的老干部，因与造反派曾同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必然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有的没有多大牵连，但存在有权不掌，向造反派拱手相让的“右倾”问题，也被卷进帮派体系之中；有的两者都算不上的，则被作为“知情人”，被召开“说清楚会”，要求说清有关问题。因此，被揭批查的人越来越多，县直机关里除少数“没问题”的人值班外，基本是关门搞运动。县直机关开过数次会议，县委10个常委包括第一书记有7个上台检查。和“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运动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形成“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态势，人人自危的紧张局面。至12月31日，运动结束，共清查和清理出32人，其中清理对象14人，清查对象10人，有违法乱纪错误的8人。
“清查帮派体系”运动在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县内造反起家的帮派体系，整顿组织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在此期间，中共南通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南通县检察院等部门都恢复了正常工作。但它是十年动乱后继续用“左”的办法反“左”的一次政治运动，究其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上还没有真正实现拨乱反正。尤其是在清查工作刚刚开始时，有人从中搬弄是非，蒙骗了许多干部群众，恶意打击报复他人，致使清查转移了方向。上级领导很快发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纠正，适时结束运动，没有使这场运动酿成更大的恶果。

第二节  落实党的政策  纠正冤假错案
科教领域是十年动乱期间的重灾区。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县委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致力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建设，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搞所谓“工教对流”、“农教对流”，鼓励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插队务农等不切实际的做法，教学秩序也趋向正常。县教育局围绕发展学生智能，提高教学质量这一中心课题，举行全县性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经验交流会和理化教学研究会等，活跃了教学气氛。
为贯彻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恢复高校统一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977年11月17日，南通县成立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经县、区、社各级招生领导机构广泛组织发动，全县当年度有21063人报名应考，通过江苏省统考确定政审体检的有1004人，其中大学591人，中专413人。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县委抓紧整顿和加强农科所、农机所、电子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班子，尽快解决这些单位的领导体制、科研力量、经费、科研物质条件等问题，改善科技工作者的生活，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日益提高。各工厂、医院等企事业单位都建立和健全科研小组，加速培养人才，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为改变南通县科技工作的落后面貌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同年12月，县委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地委意见，决定不再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对已下乡插队的统筹安排。20～30日全县下乡插队的知青和外地落户本县的已婚知青，户口粮油关系迁入城镇，此后陆续得到安置就业。
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知识分子政策，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受迫害的人员进行平反。1978年5月24日，县委批转公安局党委和法院党组“关于开展案件复查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案件复查领导小组”、冤假错案复查办公室，对1966～1978年期间判的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进行调查、审理。全县各级干部(包括公办教师)，在此期间被立案审查的有1296人，至12月底，已复查结案1198人，占96%，其中“三案”(冤、假、错案)已复查纠正72件，有37人恢复党籍或公职，近百名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曾经因对1976年3月5日上海《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行为感到气愤，以真实姓名写信责问而遭追查、“内审”的县委宣传部3名干部均得到平反，县委、县革委会并号召全县干部向他们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25人，已复查结案24人，大多数开了追悼会，做了善后工作。社会政治案件已复查255件，其中属于“三案”已纠正71件。1966～1978年，全县反革命案件错案率竟高达81.02%，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摧残和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节  经济工作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迎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好时机，全县制订了发展工业、农业生产的10年规划，但由于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没有认真清理，一度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要求“跑步学大庆”，4年建成“工业县”等，经济工作和各项社会事业未能出现健康快速发展的局面。
农业生产。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路线，1977年1月，县委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高举大寨旗，狠批‘四人帮’，决战七七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制订了相应的规划措施。是年，全县开挖一、二、三、四级河339条、丰产沟1100条，平整土地39000亩，共完成土方5000多万立方，还完成了新建电灌车口、修建渠道、埋设涵管等配套工程。但由于当年受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略有下降。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8.7亿元，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定幅度增长，粮食单产、亩产均超历史，社员分配平均每人比上年增加30元。
工业生产。1976年末，因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而停顿的工厂整顿继续进行。1977年10月，县工业局发出《关于切实抓好质量的通知》，要求实行“三包一赔”制度，不合格产品一律不许出厂。1978年，全县工业企业开展第一个质量月活动，以质量管理为中心，对企业管理进行整顿，恢复和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文化大革命”期间，城市大工业生产不正常，社队工业见缝插针发展。1970年，贯彻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南通县采取下放部分县属集体工厂和产品等措施，使社队工业一度发展较快，后因“左”倾思潮干扰，社队工业被指责为与农业争劳动力，与大工业争能源物资，要求“人心归田，劳力归队”，社队工业步履维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队工业重又迅速发展，县委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组织县属工厂把一部分产品“脱壳”给社队工厂，县内开始出现一些生产规模较大，产品质量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社队企业，至1978年全县有社队工厂2007家。期间，县委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活动，1977年6月，制定了到1980年把南通县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县的规划。“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工业生产有所回升，工业生产有大幅度增长，1978年达6.035亿元，有些经济指标达到和超过省内先进水平。
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县委、县政府积极扶持外贸生产，支持引进先进技术，并组织经贸外事交往，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1977年10月30日，建南通县对外贸易公司，承担县内出口商品收购和向外贸口岸调拨供货业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项社会事业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在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开展社会实践，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当然，南通县的情况也是由全国的大气候所决定的。历史和现实昭示，党和国家的伟大转折即将到来，南通县人民即将在县委的领导下，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探索出一条能使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的新路。


作者：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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