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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光华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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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9 02:48: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5 Y( P8 j8 P$ A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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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间: 2012-1-12   阅读次数: 600 】 【打印】【关闭】  ! B7 z- R( V1 U; N( g! c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各级党政组织也已瘫痪。1966年冬到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3个人扛面旗帜就成了战斗队,各种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我们这些县委常委一下子从革命者成了被批斗者,各种组织都可以随便拉着常委们进行批斗,弄得我们疲于奔命,昼夜不得安宁。什么罚站、“坐喷气式飞机”那是家常便饭。一次知青“造反派”把我拉到南通农场批斗,被一群挑大粪的农民认出来了,他们立即把我拦下,我这才免于一场皮肉之苦。副县长沈忠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拖到南通农场,打得死去活来,真是无法无天。, a. x* v# ]2 o& n8 S$ E) y

$ C( S; f/ {! y1 J' e& Z+ A, y  1967年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建立南通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负责领导全县春耕生产,接受原来的常委班子。人武部部长王智信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共五个副主任“抓革命,促生产”。从此,白天搞生产,夜里写“检讨和揭发材料”,还要下去参加劳动、检查工作,忙得不亦: K3 C8 g) n) n4 b1 N* c
乐乎。这一年就在这样昏昏沉沉的忙碌中度过了。3 u4 W' Z0 a0 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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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春,“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的领导班子接收我和蔡其生为委员,并派我去参加省革委会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回到县里,我由委员变成常委。革委会下设四个组:政工组、指挥组、办事组、政法组。我们被分到生产指挥组,正副组长,将从我和张文玉两个原常委中产生。我们两人推磨式的谦让,王智信说:“你们两个不要推了,就张文玉当吧。”于是张文玉就当了生产指挥组的正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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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 Z/ t0 R. I0 V  由于“左”的思潮发展到高峰,事事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来一个清理阶级队伍,说到底就是无限上纲地把一般政历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有领导在清理阶级队伍会上作指示说:“南通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有10万人……。”因此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人武部一个干事在作报告时,一个公社通讯员走上来送信,突然从下面传来一个纸条,他一看,忘记了自己在作报告,真是说特务,特务就到,幻觉造成他不由自主地指着那通讯员脱口而出:“他就是敌人情报员,赶快抓特务!”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到临了,回过神来,才知道原来报告人在白日说梦话,霎时抓特务的笑话不胫而走,几乎人人皆知。南通县真有10万叛徒、特务、反革命吗?当时全县的人口不足100万,三分之一曾是敌占区,连老人小孩在内,这样算来九个人中就得有一个叛徒、特务,那还了得?机关里将一般政历问题的人列为叛徒、特务、不纯分子,还要被戴上白袖套挨批斗。县直机关编制300多人,所有干部经过审查有不到30人,先到姜灶苗圃劳动,后到海防农场“五七”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搞“清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把我们这些老战友打成“自首分子”的人,自己也进“五七”干校接受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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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队”前,革委会叫我带了一班人到余西整党。我们住在一个贫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家人有五口子,老俩口加一个招赘的女婿,还有两个孙女,这家主人曾在上海干过苦力,拉过黄包车,抗战时期回乡务农。我们的同志介绍说:“这是姜县长!”他高兴地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我从未见过县长到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共产党县长住在我家蹲点,是我家的福气!”便对老伴说:“要客气点,好菜我买不起,饭要盛得满一点。”他家也是过的“瓜菜代”的日子,那年土豆大丰收,早、中、晚饭土豆既当饭又当菜。中午,女主人将碗真的压得结结实实,半斤粮也盛不了那么多。我给他家的粮每月是25斤,实际上只有22斤(还要支持灾区),又怕老人家不高兴,就悄悄地将一碗饭扒掉一半到锅里。就这样,我在余西搞了大半年才回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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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我又到金余公社蹲点,主要是加强秋禾管理、规划秋播工作,革委会主任带队,加上我,还有樊发林、季海顺等人,住在邢家一户贫农家里。第四天接到通知,要革委会主任去开会,他就把任务交给我,由我负责,我一直到秋播结束后才回到县里。蹲点不久,二甲镇有人写人民来信到省里,说我到二甲镇时,有人请了三桌酒招待我。省里派了调查组到二甲查,查了好多人都说没看到,查到余西区委书记张锡冲,他说:“老姜没有来过二甲,如果有人请他吃酒,也少不了我这个区委书记作陪。”结果查无此事。记得我曾住过的地方有两家人为生养男孩发生矛盾,这两户人家都养了四个女孩,都希望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凑巧,两户人家的媳妇都怀了孕,其中一户生了个男孩,怕他长不大,取名“地老虎”,全家人欢喜得不得了。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就不太高兴,因为他家又生了第五个女孩,就对坐月子的媳妇大发雷霆:“这次不要想吃到一个鸡蛋!”这个媳妇接连两天没有吃到有营养的东西。我听说这个情况后,对男主人进行了教育,讲了一些男女都一样,重男轻女要不得的道理,在我苦口婆心的教育下,男主人买回来大米和营养品,家庭也和睦如初。我在一家人家吃住时,每天总有一到两个荤菜,所谓荤菜,就是孩子的爸爸到附近进鲜港捞的蚬子,做一个蚬子烧青菜就是荤菜。至于吃螃蟹那是常事,都是自家下河塘捉的。期间,我家属托人带信要我回家过50大寿,我们这里的传统,人过半百都得好好庆祝一下,我学毛主席不祝寿,早先与家里打过招呼。在下面蹲点就更不想回去,后来我的孩子告诉我,为了我的50大寿,我家属早就准备好了面,还买了菜,听了孩子的话我就说:“我要带头移风易俗。”一直到年底我才回到县里。/ m3 P' ?  ^" V2 A) B5 \; c; L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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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季3、4月份,我和易寿林、徐永勋、曹景湖前往五总中心大队蹲点,与早半年去的张国权、钱大忠、张锡康、黄振高、王平、李公彩等12位同志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我们与社员一起平整土地,那是遥望港边的积土,经近两个多月的奋战,削平土堆,填满废沟,特别是二小队填平了一块三亩大小的废沟塘,我运用三水一绿,先放绿萍施了一次肥,半个月长满了三亩田,再移植到其他田,过了半月又长满了绿肥,我们先把地犁了一遍,正好把绿肥翻到土里,然后再平整栽水稻,再放半个月又长满了,就用脚踩到稻棵穴里,这三亩水稻其他肥没施,但长势很好,基本达到亩产千斤。通过平整土地,这个队扩大耕地面积近50亩,多收了4万多斤粮食。我们在二小队试验移栽棉花是一项新技术,先育苗后移栽,达到亩产超百斤皮棉的好收成,试验成功了再向全县推广。现在种植棉花都是采用的先育苗后移栽这项技术。那一年全大队取得全面丰收,各种作物产量均超历史。工作组还帮这个大队修路、架设了高压线。( j$ c) b/ b5 ]9 R

- N: l  |$ u( v  我们正在五总干得起劲的时候,县直机关成立抓“五一六”、“老串会”的机构。县委负责同志三次到五总公社作“三指向”的报告。很明显,县委少数人怀疑我参加了“五一六”、“老串会”。刚蹲点时,我是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党支部书记,后来就让另一个副组长蔡德兴负责,我知道他们已经怀疑我是“五一六”、“老串会”份子了。我感觉无所谓,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心中无鬼,不怕鬼敲门”。到全省宣布没有“五一六”、“老串会”,被隔离起来的人全部放回家了,县委在“支左”的军代表授意下,某些人还想当积极分子,继续深挖“五一六”、“老串会”的训练班。有人通知我到位于北山的县委办公室谈话,要我交代“五一六”、“老串会”的组织。我说我没有参加什么 “五一六”、“老串会”,要他们拿出材料来,他们威胁我说如不交代作抗拒处理,我说全省范围的所谓 “五一六”、“老串会”都放了,你们还要搞,是何居心。如果你们继续陷害好人,我决不轻饶你们。其中的军代表听我口气如此强硬,连忙解释说:“我是从如东调来支左的,对南通的情况不了解。”另外一位说:“我是从区里调来的,我对县里情况就更不了解了。”再一个说:“我是从海安调来的,对这边的情况也不了解。”我说:“你们三个人情况都不清楚找我谈甚么话?”他们让我到谈话小组去,我再次严正警告他们:“你们胡来我决不饶你们!”就这样我回到谈话小组。# v* F, |4 ]9 U5 M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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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谈话小组是由军代表训练的骨干,要他们参加和我斗争。当军代表谈出这次训练的要求目的,说我是“五一六”、“老串会”成员,供电局副局长魏鹏远则说全省没有“五一六”、“老串会”,这次你们训练抓“五一六”、“老串会”的骨干做什么?要拿材料出来看,否则不搞。财税局副局长高鹏飞说:“不拿材料我们不搞,到明天斗争会我们一言不发。”其他人也都齐声反对。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小组,斗争会开始矛头指向我。我就和他针锋相对,短兵相接,二个回合后,我要他们提供材料,他们拿不出来,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似的,停了一会又上阵了,但是孤军奋战。到吃午饭就吃午饭,休息一下又开小组会,还是空话连篇。我想你们胡闹,我说你们这样整人,你不拿出材料我是不放过你们的。组长易海林看僵持不下,就说你们不要争了,到我家吃饭喝老酒还有羊肉,我想喝老酒吃晚饭,吃完了看你们怎么弄。酒足饭饱,没有什么话说,嘻嘻笑着就此散了。实际上某些人也是想通过搞训练班捞一点油水,全省没有“五一六”、“老串会”,如果他搞出个“五一六”、“老串会”,就是成绩,就可以一步登天了。从此我想起来三次到农村蹲点劳动实际上控制了我(特别是第三次),孤立了我,随时可以把我弄来批斗。但我早已觉察到了,我这个判断从事实上证明是正确的。不管他们讲什么“三指向”,但我不在乎,要想跑也跑不掉,也不应该跑,总有一天吃你们苦头。我也知道党的政策,在运动时吃一点苦头,事后总要平反的。有些人每次搞运动时是英雄好汉,必然上阵杀兄第,当上骨干向上爬,必然出卖同志当英雄,将来得到提拔不管人的死活,我已看透了。但我对得起良心就不怕运动,怕也没有用,因此,蹲点三年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做工作,从实践证明这三个典型工作还是搞得好的。我虽是一名普通干部,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见人三分笑、不分好中坏”的典型而批来斗去,但有一点是值得我欣慰的,我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在逆境中挣扎,在崎岖中前行。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完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也做过一些错事,也有一些失误,但我从中得到了不少教训,努力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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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4 |$ `, m! g+ O( n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是无可争议的。但从另外意义上讲,对我们这些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的人来说,也不失为是一副清醒剂,荡涤了我们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懂得在为人民服务上也有打折扣的时候,使人民群众因我们的失误而遭到了损失,使人民群众因我们的失策而走了弯路。从总结自己的人生来说,“文化大革命”也不失为一副清醒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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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5 h  D. S) @' x  ?) t: h) {作者:姜光华* T4 |( [+ F# v, j#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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