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光华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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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里

【信息时间： 2012-1-12   阅读次数： 600 】 【打印】【关闭】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各级党政组织也已瘫痪。1966年冬到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3个人扛面旗帜就成了战斗队，各种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我们这些县委常委一下子从革命者成了被批斗者，各种组织都可以随便拉着常委们进行批斗，弄得我们疲于奔命，昼夜不得安宁。什么罚站、“坐喷气式飞机”那是家常便饭。一次知青“造反派”把我拉到南通农场批斗，被一群挑大粪的农民认出来了，他们立即把我拦下，我这才免于一场皮肉之苦。副县长沈忠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拖到南通农场，打得死去活来，真是无法无天。

　　1967年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建立南通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负责领导全县春耕生产，接受原来的常委班子。人武部部长王智信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共五个副主任“抓革命，促生产”。从此，白天搞生产，夜里写“检讨和揭发材料”，还要下去参加劳动、检查工作，忙得不亦
乐乎。这一年就在这样昏昏沉沉的忙碌中度过了。

　　1968年春，“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革委会）的领导班子接收我和蔡其生为委员，并派我去参加省革委会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回到县里，我由委员变成常委。革委会下设四个组：政工组、指挥组、办事组、政法组。我们被分到生产指挥组，正副组长，将从我和张文玉两个原常委中产生。我们两人推磨式的谦让，王智信说：“你们两个不要推了，就张文玉当吧。”于是张文玉就当了生产指挥组的正组长。

　　由于“左”的思潮发展到高峰，事事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来一个清理阶级队伍，说到底就是无限上纲地把一般政历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有领导在清理阶级队伍会上作指示说：“南通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有10万人……。”因此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揭发”。人武部一个干事在作报告时，一个公社通讯员走上来送信，突然从下面传来一个纸条，他一看，忘记了自己在作报告，真是说特务，特务就到，幻觉造成他不由自主地指着那通讯员脱口而出：“他就是敌人情报员，赶快抓特务！”大家一阵手忙脚乱，到临了，回过神来，才知道原来报告人在白日说梦话，霎时抓特务的笑话不胫而走，几乎人人皆知。南通县真有10万叛徒、特务、反革命吗？当时全县的人口不足100万，三分之一曾是敌占区，连老人小孩在内，这样算来九个人中就得有一个叛徒、特务，那还了得？机关里将一般政历问题的人列为叛徒、特务、不纯分子，还要被戴上白袖套挨批斗。县直机关编制300多人，所有干部经过审查有不到30人，先到姜灶苗圃劳动，后到海防农场“五七”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搞“清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把我们这些老战友打成“自首分子”的人，自己也进“五七”干校接受审查了。

　　“清队”前，革委会叫我带了一班人到余西整党。我们住在一个贫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家人有五口子，老俩口加一个招赘的女婿，还有两个孙女，这家主人曾在上海干过苦力，拉过黄包车，抗战时期回乡务农。我们的同志介绍说：“这是姜县长！”他高兴地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我从未见过县长到农民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共产党县长住在我家蹲点，是我家的福气！”便对老伴说：“要客气点，好菜我买不起，饭要盛得满一点。”他家也是过的“瓜菜代”的日子，那年土豆大丰收，早、中、晚饭土豆既当饭又当菜。中午，女主人将碗真的压得结结实实，半斤粮也盛不了那么多。我给他家的粮每月是25斤，实际上只有22斤（还要支持灾区），又怕老人家不高兴，就悄悄地将一碗饭扒掉一半到锅里。就这样，我在余西搞了大半年才回县里。

　　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我又到金余公社蹲点，主要是加强秋禾管理、规划秋播工作，革委会主任带队，加上我，还有樊发林、季海顺等人，住在邢家一户贫农家里。第四天接到通知，要革委会主任去开会，他就把任务交给我，由我负责，我一直到秋播结束后才回到县里。蹲点不久，二甲镇有人写人民来信到省里，说我到二甲镇时，有人请了三桌酒招待我。省里派了调查组到二甲查，查了好多人都说没看到，查到余西区委书记张锡冲，他说：“老姜没有来过二甲，如果有人请他吃酒，也少不了我这个区委书记作陪。”结果查无此事。记得我曾住过的地方有两家人为生养男孩发生矛盾，这两户人家都养了四个女孩，都希望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凑巧，两户人家的媳妇都怀了孕，其中一户生了个男孩，怕他长不大，取名“地老虎”，全家人欢喜得不得了。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就不太高兴，因为他家又生了第五个女孩，就对坐月子的媳妇大发雷霆：“这次不要想吃到一个鸡蛋！”这个媳妇接连两天没有吃到有营养的东西。我听说这个情况后，对男主人进行了教育，讲了一些男女都一样，重男轻女要不得的道理，在我苦口婆心的教育下，男主人买回来大米和营养品，家庭也和睦如初。我在一家人家吃住时，每天总有一到两个荤菜，所谓荤菜，就是孩子的爸爸到附近进鲜港捞的蚬子，做一个蚬子烧青菜就是荤菜。至于吃螃蟹那是常事，都是自家下河塘捉的。期间，我家属托人带信要我回家过50大寿，我们这里的传统，人过半百都得好好庆祝一下，我学毛主席不祝寿，早先与家里打过招呼。在下面蹲点就更不想回去，后来我的孩子告诉我，为了我的50大寿，我家属早就准备好了面，还买了菜，听了孩子的话我就说：“我要带头移风易俗。”一直到年底我才回到县里。

1971年春季3、4月份，我和易寿林、徐永勋、曹景湖前往五总中心大队蹲点，与早半年去的张国权、钱大忠、张锡康、黄振高、王平、李公彩等12位同志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组。我们与社员一起平整土地，那是遥望港边的积土，经近两个多月的奋战，削平土堆，填满废沟，特别是二小队填平了一块三亩大小的废沟塘，我运用三水一绿，先放绿萍施了一次肥，半个月长满了三亩田，再移植到其他田，过了半月又长满了绿肥，我们先把地犁了一遍，正好把绿肥翻到土里，然后再平整栽水稻，再放半个月又长满了，就用脚踩到稻棵穴里，这三亩水稻其他肥没施，但长势很好，基本达到亩产千斤。通过平整土地，这个队扩大耕地面积近50亩，多收了4万多斤粮食。我们在二小队试验移栽棉花是一项新技术，先育苗后移栽，达到亩产超百斤皮棉的好收成，试验成功了再向全县推广。现在种植棉花都是采用的先育苗后移栽这项技术。那一年全大队取得全面丰收，各种作物产量均超历史。工作组还帮这个大队修路、架设了高压线。

　　我们正在五总干得起劲的时候，县直机关成立抓“五一六”、“老串会”的机构。县委负责同志三次到五总公社作“三指向”的报告。很明显，县委少数人怀疑我参加了“五一六”、“老串会”。刚蹲点时，我是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党支部书记，后来就让另一个副组长蔡德兴负责，我知道他们已经怀疑我是“五一六”、“老串会”份子了。我感觉无所谓，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心中无鬼，不怕鬼敲门”。到全省宣布没有“五一六”、“老串会”，被隔离起来的人全部放回家了，县委在“支左”的军代表授意下，某些人还想当积极分子，继续深挖“五一六”、“老串会”的训练班。有人通知我到位于北山的县委办公室谈话，要我交代“五一六”、“老串会”的组织。我说我没有参加什么 “五一六”、“老串会”，要他们拿出材料来，他们威胁我说如不交代作抗拒处理，我说全省范围的所谓 “五一六”、“老串会”都放了，你们还要搞，是何居心。如果你们继续陷害好人，我决不轻饶你们。其中的军代表听我口气如此强硬，连忙解释说：“我是从如东调来支左的，对南通的情况不了解。”另外一位说：“我是从区里调来的，我对县里情况就更不了解了。”再一个说：“我是从海安调来的，对这边的情况也不了解。”我说：“你们三个人情况都不清楚找我谈甚么话？”他们让我到谈话小组去，我再次严正警告他们：“你们胡来我决不饶你们！”就这样我回到谈话小组。

　　所谓谈话小组是由军代表训练的骨干，要他们参加和我斗争。当军代表谈出这次训练的要求目的，说我是“五一六”、“老串会”成员，供电局副局长魏鹏远则说全省没有“五一六”、“老串会”，这次你们训练抓“五一六”、“老串会”的骨干做什么？要拿材料出来看，否则不搞。财税局副局长高鹏飞说：“不拿材料我们不搞，到明天斗争会我们一言不发。”其他人也都齐声反对。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小组，斗争会开始矛头指向我。我就和他针锋相对，短兵相接，二个回合后，我要他们提供材料，他们拿不出来，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似的，停了一会又上阵了，但是孤军奋战。到吃午饭就吃午饭，休息一下又开小组会，还是空话连篇。我想你们胡闹，我说你们这样整人，你不拿出材料我是不放过你们的。组长易海林看僵持不下，就说你们不要争了，到我家吃饭喝老酒还有羊肉，我想喝老酒吃晚饭，吃完了看你们怎么弄。酒足饭饱，没有什么话说，嘻嘻笑着就此散了。实际上某些人也是想通过搞训练班捞一点油水，全省没有“五一六”、“老串会”，如果他搞出个“五一六”、“老串会”，就是成绩，就可以一步登天了。从此我想起来三次到农村蹲点劳动实际上控制了我（特别是第三次），孤立了我，随时可以把我弄来批斗。但我早已觉察到了，我这个判断从事实上证明是正确的。不管他们讲什么“三指向”，但我不在乎，要想跑也跑不掉，也不应该跑，总有一天吃你们苦头。我也知道党的政策，在运动时吃一点苦头，事后总要平反的。有些人每次搞运动时是英雄好汉，必然上阵杀兄第，当上骨干向上爬，必然出卖同志当英雄，将来得到提拔不管人的死活，我已看透了。但我对得起良心就不怕运动，怕也没有用，因此，蹲点三年老老实实为党为人民做工作，从实践证明这三个典型工作还是搞得好的。我虽是一名普通干部，甚至被一些人当成“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见人三分笑、不分好中坏”的典型而批来斗去，但有一点是值得我欣慰的，我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在逆境中挣扎，在崎岖中前行。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完人，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也做过一些错事，也有一些失误，但我从中得到了不少教训，努力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这是无可争议的。但从另外意义上讲，对我们这些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的人来说，也不失为是一副清醒剂，荡涤了我们身上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懂得在为人民服务上也有打折扣的时候，使人民群众因我们的失误而遭到了损失，使人民群众因我们的失策而走了弯路。从总结自己的人生来说，“文化大革命”也不失为一副清醒剂 。  




作者：姜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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