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相我所知道的南通“炮联”

Gowest · 发表于 2021-3-19 02:45:46

我所知道的“炮联”

【信息时间： 2012-4-9 阅读次数： 1924 】【打印】【关闭】

我所知道的“炮联”

　　“炮联”,是“文革”中南通县造反派的第一个联合组织，全称为“炮轰南通县委联合指挥部筹备委员会”，简称“炮联（筹）”，“炮联”成立于1967年春，消亡于同年秋天，只存在半年多时间，但当年却一度是县内颇有名气的造反组织。我是炮联的一名工作人员，现凭回忆将所知情况写出来。
　　一、“炮联”建立的背景。1966年“文革”开始，南通县直机关干部先是成立“赤卫队”，由徐起凡、叶海林、陆建中等人发起，机关分若干个大队，基本上是半官方的组织，赤卫队总部有专人办公。十余天后，上海造反派与赤卫队斗争获胜，赤卫队被宣布为保皇派组织，南通县的赤卫队因为与上海的同名，也被视为老保，就偃旗息鼓寿终正寝。当时，成立造反队最时髦，一时间，机关、学校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在金沙地区，机关里有斗批改兵团（办公室）、火炬战斗队（组织部、妇联）、风雷激战斗队（宣传部）、狂飚造反队（民政局、计委）、只争朝夕红卫兵（文教局）、勤务员战斗队（整党工作队）、云水怒造反队（水利局）、工总司（工业局）、商总司（商业局）以及井冈山、延安造反队（均为供销社）等等。南通县中学有红色造反团、合作商业有红卫军。社会上还有什么“八二七”血战师、反到底兵团等等。
　　跨地区跨行业的有临时工们组织的红色工农，为首的是县五一农机厂和水泥制品厂的孙宝昌、吴忠明等人，其目的是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规定了固定工和临时工，造反是为转为正式工。还有原“四清”工作队员组织的红旗战斗队，工作队员有机关的一般干部和中层干部，有农村的回乡知青和转业复员军人。1966年12月5日，中央文件将“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后，工作队解散回原地，但“四清”地区（海安、如皋）的干部、群众说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来揪工作队员去作检查。工作队员们认为自已不是当权派，凭什么要去作检查，不如我们也造反，为求自保,于1967年1、2月份，成立了红旗战斗队,一直联络到各公社的原“四清”工作队员。我在“四清”工作队两年多，工作队解散回单位无事，就去红旗战斗队做传抄外地传单、抄写大批判专栏等工作。
　　当时，造反组织林立，三五个人，刻一枚图章，做几只红袖套，就是一个造反组织。金北小学的小学生，也建了造反组织，当权派则被造反组织勒令去作检查，有时出现几个组织争夺一个领导干部、互指对方为“老保”的情况。一些造反组织还抢占机关的办公室，宣布“接管”，有个学生在接管的政府办公室里带出一个废纸篓，被门卫拦住一翻，下面藏着玻璃杯。于是，造反派顿时又成为小偷。还有个占领机关办公室的造反组织，参加游行回来，有个人把毛泽东像牌放在地下，后来不小心又把鞋子放搁在硬纸牌上。被其他造反派发现后，马上揪出来，向毛泽东像“请罪”。
　　一次，供销社的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点在县委北山礼堂，勒令县直当权派参加。会上，主持人宣布要带“长”字的当权派都到台上跪下，结果，台上跪了一大片，后上去的都无地方可跪。还有一次，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派联合起来批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场设在金沙小学操场，扎了许多高帽子，水泥制品厂造反派还用水泥钢筋制作成几十斤重的高帽子。机关造反派得知后，组织了大喇叭和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标语牌去冲击会场。一冲一乱，把会搞散了，高帽子没戴成。在这种乱哄哄的局面下，红旗战斗队一些有头脑的人，认为需要建立一个联合组织，才能像模像样地造县委的反。于是，约请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和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派开会，决定成立“炮联（筹）”。炮联的领导班子不称委员叫勤务员,大多是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并抽调一批工作人员，把占据县委、县府办公室的一些小造反组织赶出去，以造反派联合组织的身份在县委里开始办公。“炮联”的成立，得到人武部支左办公室的支持，从此开始了它的活动。我也就从红旗战斗队转过去，当了“炮联”的工作人员。
　　二、“炮联”的活动。“炮联”成立后，下设宣传、联络、大批判、总务等几个组，所需经费找“当权派”批给。其活动除了一般的传抄外地造反消息，刊出大批判专栏，联络其他造反组织之外，最主要的是组织县委常委开展思想交锋。当时，军队和人武部门已按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支援革命的左派的指示，成立了支左办公室。“炮联”的这些活动，得到人武部支左办公室支持，目的是让当权派在交锋中亮相，然后选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的领导干部，站出来进“三站合”的领导班子。当时县委书记苗雨田、副书记刘少年、陶锦泉、常委杨振东、沈忠怀、张亮清等以及曾在本县任过书记副书记的纪元、王飞岳、唐真寿、王长友等均被找来开展思想交锋，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
　　交锋由“炮联”头头轮流主持，人武部支左办公室参加,形式有时是小会，参加者是原县委领导班子人员；有时在北山礼堂开大会，各单位造反派代表参加，群众可自由旁听，其内容主要是本人检查,相互揭批，造反派批判等等，并组织一些人轮班记录，我因记录快，是记录人员之一。记录均打印出来，上午记录下午整理后立即打印，发至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镇。记录相当详细，包括别人插话、会上动态，如某人流泪等等都记进去，可以如同见到当时的情景一样。每当下午记录打印出来后，机关干部争相传阅。按“炮联”及支左办公室的打算，是在交锋一段时间后，选择认识和检查深刻、态度端正的“当权派”站出来给群众“亮相”，取得群众谅解，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领导工作。但是，“炮联”的这个打算却被县中的红卫兵打断了。为了争夺对县内造反运动的领导权，县中的红色造反团对“炮联”一直不满，说“炮联”组织的县委常委思想交锋是明批暗保，“炮联”是保皇组织等等。两派已经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辩论。在常委交锋进行十多天后，一天下午，常委正在北山礼堂大会上思想交锋，突然，县中红色造反团的学生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从河北过桥冲进了会场，抢话筒，说“炮联”是“老保”，常委交锋是明批暗保，“炮联”的头头们上前辩论，会场顿时大乱，大家七嘴八舌，口号声，争辩声混成一片。常委们只有坐在一旁看造反派自相火拼。后来,看看已无法再进行交锋，只得让常委们回宿舍。以后，天天争吵辩论，常委交锋未再进行，最终不了了之。
　　县中红色造反团一直说“炮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老保”。“炮联”的主要头头姜某虽然嘴上说得硬，心里对“炮联”的路线对不对也没底，想到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不如派人去上海看看。于是由彭庆云、管怀仁、张惠和三人去上海摸摸情况。三人到上海十六铺码头下船上岸，就看到一长排的大字报评南通县人武部部长王智信的讲话。先是，南通市的造反派在对待市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态度上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拥护革筹会（拥派），一派要轰垮革筹会（轰派），两派最后发展到武斗。轰派中的“八二七”造反队被打垮后分散到农村去宣传。南通军分区和南通县人武部的支左干部是支持拥派的，南通县人武部部长王智信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通报了南通市武斗的情况，要求各公社人武部干部，凡遇到“八二七”下乡来宣传的人，就把他们抓起来，押送给南通市。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大字报就是批的这次讲话，认为南通县人武部犯了方向错误。彭庆云等3人见到这份大字报大吃一惊，在堂堂“一月革命”发源地的上海能贴出这份大字报，肯定县人武部在方向路线上有问题，“炮联”当然也有问题了！他们再简单地了解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就回来复命。姜某约了几个人在金沙北七八里路的纱场公社他老家开了个小会,商量之后，认为“炮联”的大方向“偏保”，有了问题，他们决定退出，于是在北山县委机关大门前贴出了“炮联”主要勤务员3人的声明，说“炮联”的大方向有问题，我们声明退出，今后对“炮联”的一切行动概不负责。
　　“炮联”主要勤务员退出声明一贴,县直机关顿时乱成一锅粥。红色造反团立刻写大字报叫“好”，要求退出者进一步揭露“炮联”的内幕。留在“炮联”的其它勤务员忿忿不平，认为他们在关健时刻逃跑，破坏了大好形势。虽说退出“炮联”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对“炮联”以往的功过是非，要通过进行整风弄个清楚。当即向支左办公室汇报，要退出者参加“炮联”整风。退出来的人自然不愿回来，红色造反团又乘机鼓动他们“揭内幕”。姜某是炮联的主要头头，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他的退出，对“炮联”是一大打击，虽有其他勤务员在，不免有群龙无首之感。
　　三、“炮联”的消亡。正在乱纷纷之际，毛泽东发出了革命大联合的“最高指示”,机关里的大多数人对长久不息的争论感到厌倦，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们酝酿另起炉灶，建立新的联合组织，在银行、机关党委等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们的组织下，并得到支左办公室的支持，建立起县直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县直联总”)。“炮联”的工作人员一部分回原单位，一部分转为“县直联总”的工作人员。从此，“炮联”不复存在，成为历史名词。不久，“县直联总”就与工总司（后为工代会）、农总司（后为贫代会）、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一起参加了县革委会的筹建。
王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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