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南 一个广州市民日记里的文革“打劳改”事件

Gowest

按：“打劳改”事件是发生在广州文革高峰期的一个著名事件，时值1967年8月，正是文革高峰期，各地武斗频发，广州坊间突然谣传粤北等地的监狱把所谓劳改犯放了出来、这些劳改犯要洗劫广州城，从而导致恐慌并发生了民众为自保而行使的一系列极端暴力行为。一种说法是，这一事件导致至少一百八十几人或一百九十几人非正常死亡，而死者在后来被认为多是广州当地普通居民，这些被打死的人在那几天里多被吊尸于广州许多街道两侧的树上或电线杆上，所以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吊劳改犯”事件。

我收藏的一套由广州市民程先生写于文革期间的日记也记录了他在那几天里的见闻。程先生是广东云浮人，1949年前曾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法律系就读，1949年后在广州参加公安工作，1966年文革前夕，由于其家庭出身“复杂”，被调离公安局，到广州市卫生局下属一个基层单位工作。就在这个基层单位工作期间，他非常详细地写下了这些日记，主要记录了他在1966年-1974年间他的生活、工作及见闻。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程先生开始在广州做律师，是律师制度恢复之后的第一批律师。他在1990年代病逝。

我曾摘录过两篇程先生的文字，一篇是《1966年文革初期廣州改店名、改路名的真實記憶 》，另一篇是《文革时期中国人如何过春节？一个广州市民日记里的真实记录》，这是第三篇。

一九六七年

8月9日 星期三 晴  

一早返回车队，听说又发生了事。三轮车司机李志中开车到工地经中山纪念堂附近时，被一群手执凶器的人叫停车，打破玻璃，手也被打伤了，车子也被抢了去。司机同志们都说今天不开工了，怎么得了，一开工就被打，生命安全也没有保证。事后打电话到军管会，军管会也毫无办法，反而打官腔，叫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这就是军区支保种下的恶果，结果现在谁也不听他的。“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公安红旗”等革命造反派去造了市警备司令部的反，搜出了他们正在焚烧的黑材料，还据说缴了他们的枪，警备司令部也被造反派占领了。

我们车队的“地总”联络部分配有六挺机枪，还有冲锋枪，并且都分发到各人的手里。如果再到车队里来抢车，就非要交火不可了。我正在这里听听，那里听听，老司机陈金富一招手叫我出来，我就跟着他到他的办公室坐下，他欲言又止，好像想告诉我什么，又好像想从我口中打听什么，因为他至少知道我是同情“旗派”的，而他则是个参加了“地总”的赤卫队员。他暗示抢枪抢车是旗派干的。他说：“地总”也有办法搞到枪。我当时心想：你们“地总”的枪如果不是抢来的，冲锋枪是哪里来的？如果又不是偷，又不是抢，又不是有人支援，究竟是哪里来的？只要细心一想，问题就明白了。

另一个“地总”分子苏显光也暗示公安部门的枪是“工联”、“红旗”、“红司”的人抢去的，不过他未明言，只说：不是“地总”的人去抢还有哪些人去抢？又说他们（指“工联”等）去抢枪时是有内鬼的，枪放在什么地方，谁管钥匙都很清楚，比回自己屋里拿还容易。苏显光又似乎暗示是“地总”的人伙同“郊贫联”的人去抢的，他说道郊区有一农民一起到公安局去抢枪时被认出来了，保管仓库钥匙的人原来认得他，见到面的时候，那个农民说了这么一句：“哦，原来是你保管！”总之苏显光的话，我听来是模棱两可的。根据公安“1.25总部”的抗议大字报，则明明说的是“地总”的人去抢的，还绑架了他们“1.25总部”战士7人。另外，苏显光还打造空气说监狱里的劳改犯人也给放出来了，我听到的消息则并无此事。         

上午十时左右，和陈水、钟赛堂到西华路去走一走，看到有一辆吉普车载着几辆单车，上面坐着几个穿军衣的青少年，有的人带有棍棒，有的人带有手枪，据说是“主义兵”。开车的人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大约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后面跟着一辆载着七八个工人的大卡车，把小吉普拦截住了，双方都停下来交涉。吉普车先停，马上下人到附近的中学去找救兵，结果又一小队中学生拿着棍棒赶前来了。没有动武，我们也无走上前去看，怕双方冲突起来无路可走。这时恰好下起雨来，我们便跑到西华路银行办事处门口避雨。

下午没有回车队上班，去看大字报，顺便拿破漏了的塑料雨衣去补好了，又买了一双小电池、两支洋烛、一条毛巾。在新闻电影院门口看到一张中南林学院告急的大字报，说今天上午六时“地总”包围了林学院，把造反派困在大楼内，断水断电，并用机关枪、步枪、冲锋枪扫射，情况危急，已证实有一人牺牲，请全市革命造反派前往支援解围。

顺路到岳母处看看孩子，没有吃饭便返回侨星新街宿舍来了。

晚上下了一阵小雨，并有电闪雷鸣，10时许街上便一片死寂。我直至午夜二时多还未能入睡，听到三四次打锣求救的讯号，远处传来几声枪响，不时有几个像是吹海螺又像是按汽车喇叭的连续短声讯号，几个高低音不同，此呼彼应，像是互相取得联系的讯号。

8月10日 星期四 晴  

上午八时才回到车队，走进车队大门便看到围着几位司机同志谈论昨晚发生的情况，说中南林学院被包围后打得很厉害，“旗派”派了大队人马前往解围，在桂花岗附近集中出发，但都被“郊贫联”的人打退了，林学院的旗派被迫投降了等等。

我上到二楼办公室，只见到陈水拿着一根粗木棒，说是作自卫武器。当权派潘镜洪把一根救火用的消防钩镰枪和一根木棒放在门角落里，也说是准备自卫用。当权派现在谁也没人去管他了。下面车间的风箱火炉子正在烧得很旺，不少司机和车间工人都在锻打尖刀。东面的楼梯口于前天已经用长桌堵死，现在西面楼梯口外面也堆砌了一层红砖墙，出入上下的楼梯口非要经过车床组车间不可。看来我们是作了一些初步防备工事。

我见楼上办公室没有人便下来到车务室坐了很久，听司机同志们谈论昨夜发生的事。司机张礼森同志谈得最有声有色，他说昨夜一宵未眠，整夜打锣，他可能住在南岸，昨晚有数十人轮番几次想向南岸下手，群众已动员起来，层层保护，他们想冲冲不进去，隔着铁路问他们是干什么来的，他们就说来造反的，问他们有无证明，他们又说没有证明，后来南岸居民群众把他们截成几段，并抓了他们5个人，有的手上的刀还有血，有的拿枪。他们始终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单位的。群众怕把事情扩大惹麻烦，便把抓来的5个人放了回去，武器也还给了他们。又张礼森司机还谈到，昨晚被抢的地方还有西华路尾的周村、泮塘等地云云。司机李杰才谈到，他居住地那里可能麻痹大意，一片昇平景象，晚上到街上乘凉睡觉还有，有的照样打扑克、下象棋、叫“将军”。

司机梁延智说到中山七路昨晚抓到了一个劳改犯，已打死了吊在马路边的电灯杆上示众。后来我跑到现场去看，尸体已搬走了，电灯杆边只剩下一条麻绳和血渍，上面用大字写着“抢劫犯的下场”。

中午没有回车队饭堂吃饭，回家煮面吃，又买了一张小报《广州兵团报》。刚好瑞玉买了点猪肉回家并叫我返岳母处吃晚饭。

午睡后沿惠福路一路看大字报，看到一张写着第9中学的“8.5事件”，说的是8月5日凌晨2时左右，第9中学“东方红”战士分乘三辆三轮车执行任务回来，经靖海路转去长堤时，恰好由海珠桥方面驶来一辆装着头戴藤帽、手持武器的“主义兵”，把他们的三轮车截住，用匕首插死了他们两人，重伤两人，以后还追他们至二轻工局工联总部开枪扫射，又打死了总部战士一名。

在岳母处吃晚饭后才六点多，天还未黑，我便匆匆地出门想坐7路公共汽车返侨星新街宿舍，谁知一打听，汽车早在下午4时便收车了，“地总”那个方向，又打了几声冷枪，说是什么戒严不准通过了，便赶紧回岳母处想告诉瑞玉今晚最好不要勉强回去了，谁知瑞玉又刚好拿单车出去走了，联系不上，彼此挂心，但又无其他办法可想。晚上在岳母处和街坊群众一起筑街垒，搞联防自卫，发现有坏人活动情况则鸣锣（实际上是打脸盆等）示警。晚上有情况三四起，也不知是否真情况或虚惊。但有一起确实是有坏人爬墙逃跑，跳进了隔邻的新建好但还未有人居住的小学校里（清水濠二小），我便和同居数人带上木棒、斧头、铁棒等利器前往搜查。初时只得我们七八个人，不敢马上冲进小学校去，后来大批的街坊群众都来了，便冲进小学去搜查。从地下直至三四楼都搜查遍了，没有发现人影，只发现一间房子的门被桌堵死了，坏人从后面逃脱了。

8月11日 星期五 阴雨  

早上起床后便听到传说纷纷，说德政路吊死了三个人，是昨晚被抓住的，是劳改犯云云。我带着建军前往看看现场，见人多不敢走近去。后来又说万福路也抓到了三个劳改犯，都是最近从英德等地的劳改场逃出来，想来广州“捞世界”、趁火打劫、搞借机报复的。这三个劳改犯我是看到了，就在民政局被服厂对面的一个居民委员会的门口，当时有两个已被打死，躺在地下，满身鲜血，有一个则还未死，有人还用木板在打他，而他则还会“哎呀、哎呀”的叫喊，痛得他翻身乱滚。这时正在下着很大的雨，而围观的群众还很多，大家又是怕又是恨，都想看看这些抢劫犯的下场。这三个人只有一个20多岁，其余两个都在三、四十岁之间。后来我去珠光路买白醋时听说珠光路当晚也抓到了三个。听到有一个中年妇人说：今天上午她爱人上班回来，看到有一个抢劫犯在作案时当场被群众抓住活活打死，这个犯人竟凶狠到如此程度，在人民汽车上众目睽睽之下拔出匕首威胁一位乘客除下手表给他，被抓住打死之后在他身上还搜出有三百多元现款。又有一传说昨晚的确有三大卡车劳改犯在六二三路镇安路下车，两车被街道联防的群众截住，一车冲了进来云云。

我吸收了昨天晚上的教训，不等瑞玉从机场返来，三时廿分左右便从岳母处动身返侨星新街宿舍，孩子也不敢带了，怕路上出事不好办，因为7路人民汽车已不见行驶，又无单车，所以索性单身走路回家。我从万福路出北京路，经惠福路步行回家时，一路所见就见到吊着五个尸体，都是昨晚被群众抓到活活打死的。北京路泰康路交通岗亭上吊着一个，禺山路口吊着一个，惠福路吊着三个。听瑞玉说，纸行路一带昨晚也很紧张，连夜锣声不绝，人心惶惶，在白沙巷抓到一个，丰宁路、惠福西口的市人委办公厅招待所侧边的树上吊着一个，据供认是劳改犯逃出来的，就在昨晚他用竹签在珠江大桥脚杀死了一男一女，抢劫了财物，审问口供后就被群众活活打死了。人们传说，从长庚路至太平南就吊着九个劳改犯的尸体，全市估计昨晚至少打死这些出来作案的劳改犯三、四十人，吊死示众，有些则游街后才打死……

我回到侨星新街后，邻居都在为我安全回来而高兴，因为昨晚他们曾为我不能回来而担心。

今天晚上的人心特别紧张，下午四点商店就关门了，人们也不外出了。侨星新街口和纸行路、惠福路到处都筑起了闸门，到处实行军民联防自卫，男女老少晚上闻到警报的锣声都纷纷出动，或拿扁担，或拿削尖了的水喉通、菜刀、尖铁条等物作武器。我也拿了一根扁担，晚上出动了几次，几乎整夜未眠。一时传来消息说沙面附近有三船劳改犯登陆，一时传来流花桥方面有一车劳改犯冲来，一时传来从太平南方面有车冲来等等。警报的锣声哨声响过以后，一时传来大德路起火，一时传来上九路方面无电，一时又传来敌人可能要放毒要准备口罩，一时又传来白沙巷后面有人爬上瓦面，全部要熄灯等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由于没有统一指挥，各街道各居委之间又都是分散作战，所以情况不明，人云亦云，坏人趁机造谣生事，报假情况等都是很可能有的。后来还是纸行路那边的居民群众警惕性较高，他们提出不能人云亦云，要作独立思考，如传来叫二楼三楼熄电灯就是对我们很不利的等等。

上午在岳母那边的时候，抽空到市环卫局走了一下，碰到我们车队的颜队长也来了。他对贾祥副局长说：“我来交工作证了，不干了。”他谈到目前车队很多职工带上亲友都来车队来取铁条、水喉通等物带回家去，谁人的话也不听，他不管了。车队目标又大，过去“地总”派在造反派眼中是出了名的，地方又偏僻，万一发生问题，难以负责。

我早上起床后不久出去看情况时刚返到文德东路，碰上钟延阶（妻舅）带着两个孩子从湛江来了。他说湛江目前虽未有广州这么乱，但两派也正在准备武斗。我未详细问过他究竟参加了哪一派，不过看来他是参加了保守派的，因为他以前来信时曾说到革命小将到湛江军管会静坐示威的事件时，他是抱反对态度的，并称之为“坐派”，正像广州的老保们称革命小将参加绝食斗争的为“老绝”是一路货色。

8月12日 星期六 阴雨  

情况向坏的方面急转直下，虽然昨晚劳改犯人未有很大的进犯活动，据传说抓到打死的也不多，但是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无论什么商店都关上大门，只留一个小窗口或开一扇小门进行买卖交易，则使买一包香烟或一盒火柴也得排队，米店和柴煤店的门口则更是排着很长很长的人龙。瑞玉昨天告诉延阶，阿妈等来这里吃午饭，她一早就去了市场买菜，竟然没有一点肉类，买蔬菜也是排队才买到的，晚些时候才弄清楚，原来晚上屠场没有人开工，要早晨九时以后才杀猪，下午才能有肉卖。所以今天叫延阶来吃饭，也是没有什么好招待，还是拿他从湛江买来的花生炒了送酒。瑞玉去排队买米，排了半天才买了20斤四级红米，结果弄到中午一时多才有饭吃。吃过饭后再喝了一杯糖咖啡就带着孩子和岳母一同坐车走了。

奇怪的是前两天街上还有自由市场，卖田鸡、生鱼、虾、蔬菜的还不少，可是到了今天，却自动的没有了，据说也是因为怕出问题，所以不敢拿出来摆卖了。

街上的革命大字报也少了，因为大家都为安全和生活问题而操心，有些工厂实际上已没有人去上班，人民汽车也少了很多，我看到12路、4路、6路还照常行驶，但是很早便收车了。一般是大约下午四时便没有车了，个别的路线则收车时间更早，比如11路到沙河去的人民汽车，据说在上午11时左右便收车了。有人说搞街道居民联防自卫是一个阴谋，使革命造反派不能自由进出活动。我所看到的居民联防则纯粹是出于自卫和自发性的组织，在防范“四类分子”方面特别是防止劳改犯进行抢劫杀人方面的确是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如果说“广谭”对广州的治安方面撒手不管，以至搞到社会上一片混乱和人心惶惶，这方面的确大有阴谋。

今天上下午都下过一阵雨，下午我睡过一觉后已将近五时。

夜间2时至4时（实际上是第二日凌晨）我们三楼和10号地下一户共四人到街上放哨值班，三时多至四时左右，河南或黄沙方向枪声大作，夹杂着重机枪和冲锋枪的响声，大概又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发生了冲突，一夜未有新的情况发现，算是较平静的一夜了。但是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大约晚上12时左右，有一队带枪的人来纸行路抓人，居民联防放哨的人以为是劳改犯，吓得不知所措，竟然连纸行路的闸门也忘记关上就退了回来。后来查问清楚原来这一队人是“工读井岗山兵团”的革命造反派，据说他们抓到一个劳改犯供出有一个内线（鬼头仔）潜伏在纸行街x号（即侨星新街斜对面），因此要前来抓人。人们在议论纷纷，有的说造反派应和街道联防取得联系，要抓人也应通过居民联防组织；有的说纸行街放哨的人应问清情况，不能随便放人进来，否则很容易上当。这个问题的确是应该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晚上值班放哨时和李远济同志扯谈了很久，他说到目前市内的制高点和主要市郊公路都被控制了，如爱群大厦、电视塔、河南中路转同福路的一所新大楼都已被主义兵占领，去我局堆肥场的那一段公路也被（不知哪一派）控制封锁，我局工程队有个材料仓库在堆肥场的，目前也无法运回材料开工。我们还估计到情况还可能继续恶化，作最坏打算，万一断水断电时怎么办，我们侨星新街是有一口水井的，主要是水不清，不适合于饮用，但到时也不能计较到这些了。至于断电则还威胁不大。

接我们这一班的是四楼，其中有黄炯同志，据黄炯谈及昨天有“公安红旗”的一部宣传车，后面还跟着一部武装的保卫车，在街上宣传揪“广谭”维持治安等问题，当他们经文德路转入文明路“地总”门口时，里面“地总”的人放了一声冷枪。“公安红旗”的武装警卫车马上用机枪向“地总”总部大楼射击，“地总”也还以机枪，马路上的居民当即鸡飞狗跳。黄炯同志那时正站在文明路转角处的一个邮筒跟前，当即拔步向大塘街方面走避云云。

8月13日 星期天 阴  

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不妙，打算储备一点用煤。瑞玉和我交替着到光塔路口那家煤店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终于买不到，后来黄锡泰的儿子黄胜打听到惠福西的那家煤店有煤卖，便立刻转移阵地来。瑞玉和黄胜两人合作，一个排买蜂窝煤的队，一个排买煤粉的队，还和人吵了一架，才买到了150斤蜂窝煤（两户共买的），就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了。我到中山六市场走了走，没有什么可买的，排着长龙等候到下午，买猪肉的人非常多。

我留心看了一下有无新的大字报，结果只发现一张，说的是11日下午六时，有从流花桥方面驶来的一辆载满全副武装地主匪徒的卡车，当驶至解放北路时，为当地居民联防组织查问，他们当即用机枪向居民扫射，结果被当场打死4人重伤多人，有一个是小孩，重伤入院不久便死了。我当时真的以为地主武装搞阶级报复，谁知详细一看才弄清楚“地主”之间有一顿号，即“地总”、“主义兵”的简称。有些中学生造反派是用这个简称来称呼“地总”、“主义兵”的。另外“公安1.25总部”、“红卫兵团”等写了很多大字标语：“不准牛鬼蛇神乱说乱动”、“有1.25总部在，牛鬼蛇神休想翻天”、“坚决支持居民的联防自卫行动”等。

中午饭后睡了一个午觉，起来时已下午3时多，到大德市场想买点鱼肉之类，碰巧排队买到了六个大鱼头，共0.56元，回来还让了一半给老黄，他孩子多，目前很难买到鱼肉类。晚饭前帮手筑街口防卫围墙，我主要是打杂工，老黄和小李动手砌墙。

今晚算是最平静地过去了。我也是一晚睡得很好。

8月14日 星期一 阴雨  

今天去上班，可车队的司机还未开工，煤灰、垃圾车都调到猎德车队去了。我看到停车场内只停放着六辆洒水车、两辆交通车和两辆大概还是修理好的垃圾车。颜队长没有看到，只看到戚扶舟书记，人保室的几个干部只看到郭润超，财务、总务室只看到余恩光、钟赛堂、时连瑞，加上搞工会工作的陈水。后来才又看到刘惠琼、周广发、梁楚衡等。大家都没有什么工作，这里串串，那里扯扯，中心话题还是这两天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大家谈到前两天打死了几十个劳改犯，有些是打错的，西门口吊的那一个就是打错了，原来是xx街劳动服务站的，有点精神病，那天晚上出来想吃东西，刚好碰上有情况，他发慌逃跑，被人抓住，人家问他出来干什么的，他答称是出来“搵嘢食”的，就被人家怀疑为出来“捞世界”而被当场打死了。会计梁楚衡谈到河南也有一个被打错了的，是某厂工人，拿工资九十多元回家时全部被劫，他受到此一突然打击后头脑昏昏沉沉，一路自言自语：“抢嘢！”“抢嘢！”走进一间布店时，口中仍然说着“抢嘢！”“抢嘢！”因而被人抓住说他是来抢嘢的而被当场打死。

大家坐了一会，约至上午九时多便回家去。我和司机何志成、潘永基三人同路走回家，当时天又下起小阵雨来了，潘永基司机拿着雨伞，正好边走边谈，至西门口才分手。我想去买点“油炸鬼”，见人多排着队，便没有去买。

午睡后四时多，到大德路市场，但见鱼、肉档已在洗刷案板，东西早已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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