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粤基 西乡县“文化大革命”动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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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乡县“文化大革命”动乱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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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重点记述西乡县“文化大革命”初期与高潮的动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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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奏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其前奏是为时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在全省三个社教试点县中，西乡确定为陕南“社教试点县”，开展所谓“四清”运动（即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规模之庞大，手段之残酷，为全国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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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E6 S# a# F- A' ?4 L　　1964年西乡“社教”运动进入高潮，除补划大量地主、富农成份外，批斗“四不清”领导干部349人（其中县委书记、县长及部、局、区级领导98人，占同级干部46%），另有一般干部及群众1万余人，也遭到残酷斗争。由于打击面过宽，人人自危，发生“畏罪”自杀事件182起，死亡人员中除干部外，还有工农群众及民主人士。

　　“社教”运动结束不足三个月， “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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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Z# |/ j) O9 P. h5 x' W　　二、爆发

" j1 n9 V2 M4 L& X, D0 N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县委根据上级安排，立即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后更名办公室），各单位纷纷效行，大揪黑帮及本单位的“三家村”（有所谓“反动言行”的人）。6月，县文革小组以工作组名义派驻到城内三所中学，遭到抵制，县委文革办公室指挥失灵，只得“靠边站”，从此，本县文革进入无政府状态。不久，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使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亢奋狂热的阶段，“革命无罪，造成有理”成为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用语，大街小巷随即出现“炮轰旧县委”、“火烧×××”等火药味极浓的标语，“大字报”贴满街头巷尾，群众相继组织了多如牛毛的“战斗队”、“造反队”，队员佩戴“红卫兵”袖章，“踢开党委闹革命”，雷厉风行，横行无忌。其中最著名的造反队有县第一中学的“井岗山造反队”、二中的“红色造反总部”、农民组织的“西乡农民造反司令部”、县委机关的“劲松造反队”、公安局的“818造反队”，东关还有一个老太婆组成的“烈火战斗队”。红卫兵大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首当其冲的是中共西乡县委书记张树诚，副书记张文清、袁相曾等人，他们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上打了红“×”的牌子，被人拉着游街，甚至有的被剃了阴阳头。一些十几岁的孩童，牵上这些领导干部敲锣打鼓上街批斗，县委副书记张文清被两派群众拉扯批斗而双臂脱臼。

0 Q  x) V# T" |4 m2 R　　不久，“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消息传来，西乡“文革”趋于白热化，所有国家机关、国营企业无一不被“砸烂”，政权完全被红卫兵控制，一些被政治狂潮冲昏头脑的造反派喊出“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的口号，公安局长赵富汉被打断双腿，检察长张俊才在批斗中被打得奄奄一息，幸被好心人连夜救至茶镇，经其女婿黎玉贵秘密转移，方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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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力批斗各级干部的同时，城乡掀起“抄家风”，红卫兵肆意搜索民户，翻箱倒柜，将一些他们认为是“四旧”的物品任意没收，不打收条，以致大多流失。与此同时，鹿龄寺及各地古建筑中的珍贵文物也遭到空前浩劫，连文庙（县委驻地）门前照壁上的石雕也不放过，造反派令五类分子一一予以摧毁，历史文物和人民财产在“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惨重。

　　1966年秋冬之际，全国掀起红卫兵大串联活动，西乡接待站设在二中校内，每日有成百上千的外地学生来此食宿，社会财产大量耗费。西乡也有许多红卫兵天南海北到处串游，如二中9名红卫兵组成“卫东赴京长征队”，徒步往北京“朝圣”。11月26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全国造反派，其中就有他们的身影。劳民伤财，莫此为甚。

+ R7 ^) `1 z5 n3 Z7 _　　“文革”初期的“造神”运动，也是当时一大特色，“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人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本，佩戴纪念章，以示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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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4 U1 ^( S$ b) s& X& i　　三、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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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8 W! p" r$ O; Y　　西乡的诸多战斗队，都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互相仇视，他们由辩论而分裂，运动逐渐推向狂热、拼斗的高潮。自从县委、县人委被夺权之后，全县各项事业趋于瘫痪，社会秩序极度混乱。造反派组织的“接管委员会”，不久也在夺权中分化瓦解，以县二中为主体的一派成立“西乡县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简称‘红总’），县一中为主体的造反组织“西乡县学生联合造反队”（简称‘学联’），各自以革命派自居，指斥对方是“保皇派”，两派明争暗斗，发展到水火不容、刀枪相向。为壮大各自实力，两派分别与汉中的造反组织结成统一战线，“红总”投靠汉中“统临矿”（三个造反组织的结合体）；“学联”投靠汉中“联新”组织。正当此时，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给武斗提供了理论根据，西乡武斗升级。1968年春夏之交，两派将西乡城划地为界，明雕暗堡，乱挖地道，大筑工事，整天枪声不绝于耳，居民提心吊胆，昼夜不安。在此期间，两派分别夺取了公社民兵、公安局、县中队所掌握的枪支、弹药。较为重大的事件有：1968年3月27日，县武装部枪支及6万发雷管被抢；4月8日，驻军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被夺枪时负伤；4月28日，军车在马踪滩被截留；5月中旬，驻军机枪7支、步枪40支、60迫击炮2门被抢；5月中旬，291部队为保卫武器与造成两派双方互伤数人，死2人。

　　武斗中，西乡发生的几次特大事件：

　　1、白玉珍事件：1967年12月28日，“红总”一派在二中校园故意放空枪，制造遭受“学联”进攻的假象，然后潜伏于县医院（县武装部隔壁）伺机夺取枪支。当时，“红总”以队员何玉发负伤为借口，半夜冲击武装部。武装部闭门喊话，副部长靳忠命令鸣枪示警，造反派登梯上房，二中69级一名14岁女生白玉珍被流弹击中，当即殒命。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端，陈尸于武装部副部长靳忠床上，并派七人赴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武装部为平息事端，重资厚葬死者，并在追悼会上承认其为“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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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马畅血案：1968年4月27日，汉中“统临矿”为实施其战略图谋，把西乡确定为整个军事布局的大后方，向西乡“学联”大举进攻。动用大批力量对西乡县城实行武装包围，进攻中将“学联”领导人之一的陶铸华击毙于东渡大桥。“学联”突围，逃离县城。至此，西乡成为“红总”的一统天下，为了巩固后方，扩大战果，“统临矿”又将矛头指向洋县，西乡“红总”担当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当时，逃离西乡的“学联”，正欲经洋县向汉中“联新”求援，行进到马畅时，十余名学员被“红总”包围，情急之下，他们伪装当地农民下田插秧，被“红总”识破，围剿于田中，“学联”30多名成员全部丧命。时值端午节，天气炎热，烈日之下，尸体迅速腐烂，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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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汉阳坪惨案：马畅血案后，“统临矿”势力扩张，组织西乡、汉阴、石泉、镇巴四县联防，抵御安康的敌对组织“红三司”，在汉阳坪发生激战，石泉一队武器精良的造反队临阵脱逃，致使西乡高川近百名成员身陷重围，他们只有火枪、梭标，武器低劣，激战中有19人当场毙命，80余人被俘后，押解到“红三司”的老巢紫阳。

4 D: K  T8 |/ ~  g; u, B  v　　4、峡口大战幸被制止：屡遭重创的汉中“联新”，摩拳擦掌，誓言报复。1968年8月，组织被逐出西乡的“学联”成员，成立“东进野战军”，提出“血洗西乡”的口号。8月9日，“野战军”到达钟家沟，“红总”闻迅，派重兵堵击，两派在峡口对垒，大战一触即发，驻军8318部队在政委亲自带领下，赶赴峡口强行制止战斗。解放军战士冒着双方火力区的危险，拉手组成人墙，不使两派接触，并宣传中央刚发布的制止武斗的“七·二四”布告，勒令双方退出战场，避免了一场大战的发生，挽救了两派近百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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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 y/ {+ n& Q& t' p8 F& q. A; u　　在长达一年的战斗期间，西乡共发生大小武斗（包括打砸抢）170余起，致死人命91人。

　　1968年8月武斗基本停止。同年9月13日在西乡成立了由75名委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虽然又有“清理阶级队伍”、“评法批儒、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强制居民下放”等运动发生，仍然执行的是极“左”路线，但斗争激烈的程度基本趋于缓和，故本文从略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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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粤基  原西乡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西乡县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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