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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潮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黄埔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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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5 17:54: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黄埔造船厂
    李春潮

  黄埔造船厂是“四清”试点单位。1964年10月,六机部和广州市委联合派出“四清”工作队进厂。

  工作队队长是六机部政治部李主任,副队长是财务司龙司长,另一副队长是某某研究所副所长张某,北京共来七八个人;广州市委也派一位副队长,是广州某干校领导王某某。工作队下分五六个工作组,包括专案组,组长是广州市委从基层抽调的中层干部,每组有组员三至四人,是从基层抽调的一般干部。工作队总数近三十人。

  工作队进厂后,将工厂的党组织及各级行政干部带“长”字的都撇在一边,直接找工人“扎根串连”,作为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把选择积极分子工作神秘化。

  10月15日晚上,在蝴蝶岗舞台召开“四清”运动动员大会。大会由张副队长主持,从工人劈公家床板被罚入手,批判工厂干部对工人管、卡、压。会上决定对支持罚款的办公室主任丁某某停职反省,并责令总务科,在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将罚款退还给工人。

  次日,有二十多人到总务科领回退款。工作队还责成劳动工资科将偷了工厂十多副床板和工具材料、被开除的两名铸锻车间工人撤销处分,重招回厂。

  这次运动历时8个月,于1965年6月结束。“清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挪用公款47人”(《黄埔造船厂“四清”运动总结》)。虽无大案、要案,也处理了几个一般干部下车间当工人。但在运动初期,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时候,出现了大量大字报,“部分大字报出现了讽刺、挖苦、乱扣帽子、丑化漫骂等不正常现象。甚至个别人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发泄私人成见。因此,混淆了某些人的视线,挫伤了部分人”(《黄埔造船厂“四清”运动总结》)。事实上,大字报也是工作队发动大家写的。不仅如此,各车间、科室还成立若干个“四清”委员会,要求各级干部要逐个检查,叫做“下水洗澡”,洗干净就上来。中层干部(包括支部书记、科长、主任)、车间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工段长和班组长,无一例外。开始说是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干部中一些政历、社交、特别是海外关系等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虽然,有些人的问题,是查清楚了。但是,有的人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交代清楚,工作队却说:“过去交代的不算,要重新交代。”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厂里作了传达,工作队组织7人“工人检查组”,叫厂领导检查。不久,运动算是结束。

  1966年6月,厂党委书记吴润亭到北京参加六机部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党委扩大会,本来是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任务,开不了几天,风向转了。先学习《五·一六通知》,接着批“三家村”,批“二月提纲”,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经过毛主席修改了三遍的“江青座谈会纪要”发表了;林彪被突出了;经过林彪的手,又突出江青,把她捧上天,但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江青成了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派进北大的工作组撤销了,大字报满天飞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已经轰轰烈烈开始了。

  吴润亭回到厂后,厂里的大字报多起来了。有的目标对准几个共产党员,说他们是“保皇派”;有的党员说“不干了”。吴润亭和厂党委委员讨论,召开党员大会,动员党员晚上去看大字报。到第二天,大字报却没有了。在“七·一”党的庆祝会上,吴润亭代表党委做了检查,号召全体党员、全体职工,掀起大字报高潮。他又向党支部布置,限期发动起来。

  按照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进行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吴润亭这时根据省委布置,正在长洲上、下庄锻炼。后来,听说广州市召开了炮打司令部的大会,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同志。他在农村学习不下去了,回厂迎接“新局面”的到来,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在当月,北京红卫兵进厂来了,广州的红卫兵也进来了。他们要“造反”,要和工厂里想造反的人联合。

  1966年8月29日,有人说:“厂武装部部长狄****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的好,死的早’。”这本来是狄传达军区会议精神时,上级列举各种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时讲的,却被扣在狄****身上。

  8月30日,有些人找副厂长张解华“辩论”。张把情况实事求是地讲了,这些人说张包庇狄。于是,在二号车间开大会批判张解华,而且广播要求党委委员都要到。吴润亭正在干部部,该部几位干事不让他去,把他关在办公室里。造反派到处找,找不到又反复广播。吴润亭听了,耐心说服几位干事:“我要去,党委委员都去了,我一个人躲起来怎么行。”吴润亭走下大楼,到了车间一看,党委委员都低头弯腰,中午还不让委员们回家。

下午,在蝴蝶岗开大会,目标主要是厂党委正副书记。

  到了晚上工人三个一伙,两个一堆地议论起来。有人说:这是真闹革命了。多数人认为:把老干部这样污辱,看不惯。这就开始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有一些人不介入,自做“逍遥派”。

  1966年9月11日,电工车间工人某某某为首的“造反派”起来了,贴出“海报”,要在厂内灯光球场与吴润亭进行辩论,并且声明:“不准厂部(包括厂部办公室、财务科、人事工资科和技术检查科——笔者注)和政治部(包括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保卫部、团委、工会、政治部办公室——笔者注)的干部参加。”两部干部随即贴出大字报回应:“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我们的自由,我们一定参加。”

  吴润亭召开党委会,征得大家同意,整队去参加。

  “海报”还提出对复员转业军人也不欢迎。这可把复转军人惹火了,他们组织起来,排着整齐队伍,高喊“一、二、三、四”,雄赳赳的开进会场。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

  “造反派”要吴润亭坐到他们准备好的椅子上。吴谢绝了,坐在自己带的小凳子上,等着辩论。

  辩论开始了。“造反派”要和吴润亭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辩论。吴润亭说:“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咱们再辩论。”“造反派”不干。这时,另一派工人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非要一个一个辩论?都提出来不好吗?”讲得激动时,一边有几个人站起来,复转军人也都站起来,会场吵吵嚷嚷,乱成一片。这时,有人故意把电灯熄灭。会场更是混乱。保卫科某干事看情况不对头,忙拉了吴润亭一把,叫他快离开回家。吴润亭怕两派打起来,就先交代要设法让大家冷静下来,千万别激动。之后,两派工人各派几人护送吴回家。由于双方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出事,人群慢慢散开。

  9月12日上午,沿老厂区到坪岗大饭堂的路旁,贴满了大字报,什么观点都有。其中,“造反派”的大字报说:“吴润亭、张解华(总工程师,第一副厂长)破环文化大革命,是现行反革命!”有的丑化吴润亭。这样,两派的矛盾加深了。

9月13日,工厂接到六机部部长方强的电报:“要抓革命,促生产。”下午,厂召开职工大会,吴润亭要宣读电报,“造反派”不让宣读,指责吴润亭是“用生产压革命”。另一派要吴宣读,要求宣读的人数多。吴润亭读完电报的时候,会场响起从来未有过的热烈掌声。“造反派”的人气冲冲地离开会场,到市委告状去了。

  1967年1月,上海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而且毛主席有批示。大家认为这是毛主席又一个战略部署。这风传的很快,广州市这里夺权,那里夺权。广东省省委的权也被夺了。

  黄船的“造反派”要夺权,但自己力量单薄,便找了海、陆、空三军驻厂区部队(驻厂警卫连是陆军,高炮连是空军,支“左”的是海军),他们都说不介入。

  “造反派”考虑要夺政治部宣传部的权作为试探。于是,“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宣传部长王某某,要夺他的权。要吴润亭表态,吴说:“有错可以批,权不可以夺。”但“造反派”下决心了,把宣传部的公章夺了。宣传部公章是党委部门公章。谁去掌权?谁去掌印?不是党员不行。于是把公章推给宣传部一个参加“造反派”的党员。他拿回家中,一夜睡不着,第二天要交回,没有人接,这把“造反派”难住了。从此,他们也就死了心了。所以,黄埔造船厂成了全国少有的没有夺权的单位之一。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的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硬把谭震林“揪出来了”。接着,到处抓“广谭”、批“武谭”,差不多所有大军区都被“造反派”包围,要“打到军队的刘、邓路线”。上海、江西、四川有的群众组织被打成了反革命。

  广州军区原是支持“东风派”的。后来,有传单说,周总理在广州讲:“三面红旗(指中大红旗等三个群众组织)是造反派,东风派是‘偏保’。”许多人都知道周总理的处境是不容易的,违心的事有时不干不行。他在广州,有些事指定要“旗派”负责管起来,“旗派”高兴了,“老保们”也不会去冲击。反过来,如果交“东风派”负责,“旗派”能让吗?“地总”“偏保”了,军队不能支持,但还是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军队内部军属集资买了一面大大的红旗,送给了“地总”(属东风派)。

 这时,黄船的“东风派”为了表示“不保”,在厂内开起了“批判大会”。这样,两派就轮着批判,好像有计划一样。这一周是这一派召开,另一周是另一派召开,两派职工都可以参加。

  在批判会上和大字报中,出现对各级领导和工作积极分子进行丑化和攻击;历年建立的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进行批判,正常的生产秩序开始遭到破坏。

  这时,工厂有位借到天津物资站的原党委副书记调回厂来。他对吴润亭说:“我在天津,干部享受过的(刑罚),我都享受到了。”看来,黄埔厂的领导情况还好,没有戴高帽游街,没有挨打,没有吊、跪,没有住“牛棚”。一般说,职工是反对这一套的。

  1967年7月下旬,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造成全国内战。

  传单里讲:这里武斗了,那里抢枪了。8月8日下午,黄船不少人在车间制作武器,有匕首、刀和用水管锯开一头磨尖的“枪”。吴润亭劝也劝不住,晚上找几个党委委员研究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8月9日凌晨3时,“旗派”抢了驻厂警卫连的枪支。中午11时,“东风派”到海军黄埔战勤处抢了部队的枪。从修理部到倒吊葫芦(地名)沿山顶人山人海。原来,“东风派”占据了山头制高点。“旗派”在山的南面,以10幢职工宿舍为阵地。在这非常紧张的时刻,吴润亭决定午饭后广播通知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除“旗派”的两个头头在10幢楼组织指挥所谓“文攻武卫”未到会外,其他人都到了。吴润亭说:“如果夺了权那就好了,打死多少人也不关我的事,但现在我还是要管。为了保证黄埔厂不进行武斗,特约法三章: 

  第一,任何一方,不得联络厂外人进厂,谁联络外人进厂谁负责。

  第二,任何一方都要限制在自己的阵地内,不得向对方阵地进攻,谁要向对方进攻由谁负责。

  第三,要保护对方的家属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谁违犯谁负责。

  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厂领导干部分工去做说服工作。谁去做“旗派”工作是个问题了。谁都知道“旗派”难对付,支持“旗派”的避嫌,反对的避险。吴润亭考虑只好自己去了。他家的楼下,是“旗派”力量最大的电工车间的仪表组。10日上午,吴润亭告诉他们,要找他们的头头,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同你一起去。”吴向老伴说:“我今天有可能回不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体职工安全,非我去不可。”吴嫂子怎么也不同意,他知道去是很危险的。吴润亭说服了她。他走出“东风派”的大门口,到了“旗派”阵地,厂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屋顶喊“打倒吴润亭!”吴润亭向“旗派”头头讲了党委的决定。旗派头头说:“这是东风派的意见吧!我可不管那么多。”吴说:“我已经明确告诉你们了,执行不执行在你们了。”总算不错,没出什么大事,吴润亭讲完平安回家了。

11日,黄船技校“旗派”学生,带枪举着“115师”大旗,从蝴蝶岗要从上庄经过,上庄民兵不让过。带头的学生向天开了一枪。民兵急忙鸣金“报警”,全体民兵进入“阵地”。结果,打死打伤学生各一名。死了的开追悼会,有人提出要抬尸游行,“旗派”头头不同意。当时,如果他们稍不冷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后来,谣传“旗派”到广州搬红卫兵到深井。“东风派”到仓库拉出舰炮,向深井试开一炮,落在省第二工人疗养院后面爆炸,幸未伤人。又在高炮连原山顶阵地架起假大炮(用炮衣套在杉木上,装作大炮,吓唬对方)。为防止红卫兵进厂抢船,他们又安排两艘交通船在附近江面巡逻,船上架上12.7毫米机枪,并动用军用无线电对讲机与岸上联系。

  9月13日晚上,“旗派”、“东风派”阵地都打了很多枪,幸均无伤亡。14日晨,双方都叫“不要打了”。大家停止射击后,山顶“东风派”有几个人走出阵地,坐在山边望着岗咀宿舍人员活动。这时,“旗派”有人用轻机枪向山顶扫射,打伤“东风派”工人3名。军宣队周队长、吴润亭把两派头头找去。周队长含泪说:“现在把伤员送往太平海军医院,你们不要再打枪了!”这时“旗派”头头正在市区与同派联系,接到电话说:出问题了,到新洲、鱼珠的路都不通,只好到石榴岗找海军派船送回厂。他们不想事态扩大。“东风派”方面,有人要冲下山去,被头头制止。吴润亭的“约法三章”,还是起一定作用。

  1967年9月19日,工厂两派遵照中共中央有关通知,迅速交枪停止武斗。

  9月20日,北京六机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代表到厂,介绍大联合的经验,并强调革命大联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其影响下,22日,黄埔造船厂两派在海军俱乐部开大会,成立“黄埔造船厂革命工人联会委员会”。26日,成千职工乘船到广州海军码头,列起队伍,由厂铜管乐队开道,浩浩荡荡到广州东山,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报喜,在广州市区,引起各方瞩目。这比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还要早些。

  至10月4日,大部分职工返厂复工。计自8月9日抢枪,各占地盘,武装对峙,到复工,全厂停产56天。这期间,由于职工坚持护厂,工厂机器设备、材料保存完好;对吴润亭等厂领导,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其住家周围秘密保护,防止坏人伤害。至于动用仓库武备及军用对讲机人员,均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弄清没有问题才释放。

10月上旬,根据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指令,黄埔造船厂成立了临时生产指挥部,由厂武装部部长狄****任主任,副厂长陶曾佑任副主任,组织突击抢修舰艇。

  1968年1月,因社会上派性斗争,广州停止供电,工厂又停工一个月。2月份恢复供电,多数职工仍坚持生产工作,并冲破各种阻挠为海军抢修舰艇。

  这段时间,两派都派人外出,对厂级主要领导的政历进行调查。结果,双方结论一致,未发现有问题。4月22日,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黄埔造船厂革命委员会,由两派协商推荐的吴润亭为主任,傅华亭、张解华为副主任,两派头头也任副主任。

  4月27日,新成立的厂革命委员会向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报喜。二千多职工再次金鼓齐鸣,浩浩荡荡通过市区。这样热闹的队伍,当时广州还是少见。

  厂革委会成立后,撤销工厂属下的职能机构,在革委会下设立四大组(即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和行政组)的革命领导小组。四大组既是革委会的办事机构,也是厂党委的工作机构;基层两个大队七个车间则改设大队或车间革命领导小组,也是党组织和行政组织。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工厂先将盗窃大饭堂保险柜的案犯张××、刘××处理,遣送回乡(该案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经保卫部门侦查破案,因怕引起派性纠纷,故延至清队时处理)。接着,部分领导和一些职工受“监护”隔离审查。

  8月15日,为了巩固革命大联合的成果,中央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即八·一五会议),厂革委会主任吴润亭和驻厂军代表室一名军代表,每派还有两个头头,还有工人代表2人共8人参加。会议断断续续开了将近半年,一直到1969年1月25日,毛主席接见才结束。这段时间,参加会议的代表,少不了“早请示”、“晚汇报”读毛主席语录;还开展了表忠活动,跳忠字舞,献忠字画,真是弄的哭笑不得。

  吴润亭等人在北京期间,工厂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8月25日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和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安排,派出工宣队进驻珠江电影制片厂、广州艺术专业学校、广东省党校和广州船舶技工学校。

  按照《人民日报》在10月5日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黄船革委会于11月22日决定:科室干部留36人,其余全部下放到车间劳动。

在这动荡的形势下,黄船1967年、1968年职工平均人数,比1966年分别增加86人、359人,而工业总产值,仅分别为1966年的61.09%和40.41%。

  1969年4月,南海舰队另派军宣队到厂支“左”。

  7月,厂成立集训队和学习队,对干部和职工进行所谓“审查”。原副厂长张解华等一批干部到市103队隔离审查。

  10月,经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批准,成立了黄埔造船厂革命委员会党核心组,由军宣队领导任组长。

  从12月份起,按军宣队的意见,将两个大队七个车间改编为六个大队,大队下设连队,类似军队建制。革委会四大组及其属下业务组,各大队(包括连党支部)的主要责任人和二三把手,几乎全部换为军宣队员担任。

  1970年年初,广州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来厂视察,听了工厂清队情况汇报后,对陪同视察的军宣队说:“要在黄埔船厂抓出100个特务。而且有三条线,潜伏线(原来国民党留下的)、派遣线(从香港派进来的)、资反线(旧党委)。”后来,以纯洁军工队伍为名,“清理”调出一大批干部和工人,包括有技术专长的工程师、技师、技术员和高级技工。

  1972年12月,军宣队全部撤回部队。

  黄船在文革期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受审查的有853人,占当时职工总数25%,其中,重点审查215人(干部64人,工人151人),内部审查638人。工厂7名厂级干部,就有5人受审查;中层干部有18人受审查;受三大处分的有17人;所谓备战疏散遣送农村的有24人;还有65人被非法监护、游斗和抄家;被逼跳楼自杀2人(死1伤1),精神失常4人。

  1978年,王文赞任厂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时,在上级派工作组帮助下,重新审查历史案件,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11月18日,厂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厂党委领导向全厂职工澄清了厂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路线是非,郑重宣布:“我厂“文革”期间对一些同志进行监护、抄家游斗,办审查学习班和集训队等做法,都是错误的;所谓‘三条黑线’纯属是强加在广大职工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会上,为16名受害人员公开平反。对于被错误调离厂以及遣散到农村的职工,也欢迎他们回厂工作,或作了妥善安置。这些措施,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重新调动各方面人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http://www.gzzxws.gov.cn/qxws/hp ... 0091230_16616_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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