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步摇：“洪常青”回忆样板戏

saunders88 · 发表于 2021-3-4 12:27:18

我只是个演员、剧团抓业务的干部——“洪常青”回忆样板戏

撰稿沈步摇

见到刘庆棠的时候，很难相信眼前这个瘦削的老人，就是当年《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刘庆棠这个名字，在文革时期的文艺界可谓如日中天。他主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之一，曾经长时间占据着文艺舞台，刘庆棠一度是那个时代女青年的梦中情人。

从普通的舞蹈演员到剧团的干部，再到文化部副部长，他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在文革期间，他曾是当时文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文革之后，因为被认为执行了江青错误的文艺路线，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时光过去了四十年，当年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已成为年过古稀的老人。谈起文革那段历史，他淡淡地说，我只是个演员，剧团的干部。

文艺界的榜样

网易新闻：当时像《红色娘子军》等艺术作品，在艺术形态上塑造出的都是英雄主义形象，相对比较夸张。这与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在那个时代离我们已渐远的今天，您对这种夸张的艺术形态是否有所反思？您毕业于文学系，您认为这与艺术上的求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刘：因为每一种艺术形式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电影、话剧较为生活化，更接近生活，京剧比话剧和电影更为夸张，舞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上述这些形式相比，可能更为夸张，主要是用形体语言，用舞蹈语言来表达感情、塑造人物，这是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

至于表现什么内容、什么人物，在那个年代确实就是要表现革命英雄主义，以这个来教育人民。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产生的艺术作品，都要塑造当年的英雄人物、典型人物，在生活中起教育的作用，这是任何阶级任何国家共同的主张。

网易新闻：当时江青很重视抓《红色娘子军》这部戏，在排演期间多次亲自考察。第一次面见江青的情景您还有印象吗？

刘：大概是1964年的7月份，我之前从没见过江青，因为她过去也不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7月的一天，我们在天桥剧场进行《红色娘子军》的审查。许多领导都去了，他们当时提了一些意见，江青当时没有表态。
第二天，江青到剧团来提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江青戴一顶黄军帽，穿着女式西装。她提前做了准备，写了几张纸的。她一条一条提该怎么改。
比如，第一场原来是琼花和红莲两个难友走到一块，两人在艰难中寻找红色娘子军。江青把这一场给改了，戏剧一开始都要介绍人物的，她懂这些。我学过文学知道，任何戏剧的第一场主要人物一定要出现。
她建议一开始让洪常青到这一带侦查，准备解放椰林寨，这时琼花被南霸天追到椰林里面毒打，南霸天以为琼花必死无疑，便扬长而去，她在大雨瓢泼中苏醒过来，但全身无力，走投无路，又摔倒了，正好被洪常青看见，问清了身世。洪常青就指引苦大仇深的她参加红色娘子军。江青说，这么改，寓意党指引劳动人民走上革命道路。

网易新闻：“样板戏”就是从这个时候叫开的？

刘：后来《红色娘子军》彩排后正式搬上舞台，她每一场都提了修改意见。《红色娘子军》从创作出来到1970年被搬上银幕，改过几十次。江青，周总理都提了很多意见，每一次审查江青都会观看，而且每一次看都请来周总理。因为周也很关心文艺，也懂文艺，但当时主要是江青抓的这个。
周总理说：“戏改的很好，批准你们明天就接待外宾。祝贺江青同志抓的样板取得成功，我看这应该成为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有了1964年9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天桥剧场的这番讲话，从此“样板戏”就叫开了。

网易新闻：之前江青在文艺领域还做过哪些事情？

刘：其实在这之前，1963年京剧汇演的时候，江青就开始抓包括《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在内的样板戏。江青自己也跟我们说过，她调查了全国各地像上海大剧院这些很多演老京剧的剧场，观众太少。京剧如果不革命，解放军、少先队、大学生不爱看，就演那些老故事不行，还是要演新时期人民的生活。
江青和周总理其实想法是一致的。1963年周总理看完《巴黎圣母院》的时候，要求舞剧团搞一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东西，不能老是跳王子和仙女”，要表现工农兵。后来周委托的是林默涵抓这个事情。
周总理觉得芭蕾舞一下子表现中国的内容，可能群众接受起来有困难。他提出可不可以先排十月革命、加勒比海风暴，从国外的题材慢慢过渡过来。而江青坚持直接排《红色娘子军》。周总理后来在天桥剧场发表的讲话中说，现在看来还是江青同志这个办法好，一步到位。
那时候我们剧团写报告，一式四份，周、江、张（春桥）、姚（文元），行文都是这样的顺序。江青也是这样要求的：“你们每次的报告不要只送给我，先送给周总理。”

我是当权派，不是造反派

网易新闻：外界有一些声音，说刘庆棠当年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得力干将，其中列举了一些东西。比如说：1975年9月，江青组织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现在就像57年反右，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随后刘庆棠向芭蕾舞团大会上和有的场合说了这些话，为制造新的动乱制造舆论准备，这件事是否属实？

刘：这话我确实说过。当时我们属于双重领导，行政上归周总理，文艺业务上归江青管。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正在批判邓，当时江青并不是私下跟我们偷偷说的，而是在大庭广众下公开宣布的，那时候邓小平正被点名批判。
刚才说过，当时我们向江青、周总理几个月要交一次工作报告，这是江青布置的。其实1950年我就认识周总理，从个人感情角度说，我对周总理更了解更亲近，他对我也特别关心。

网易新闻：还有这样的报道：1975年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支持。”刘庆棠回京后，立刻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来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叶帅。”随后他们马上去北大军代表迟群那里看大字报。

刘：那个时代就是大庭广众下批邓啊，是公开地宣传和布置的，根本不是密谈。我去上海两次，一次是毛主席1967年给《白毛女》提了意见，上海那边不敢改，怕犯错误。1970年《红色娘子军》审查过后的春天，周总理和江青让我去上海改这个《白毛女》，这是一次。当时在机场迎接我的就是当时上海的那些头头。
1975年上海舞剧团要去朝鲜访问，创作新节目，我去审查节目，因为当时上海舞剧团归我领导，当时在文化部我分管对外文化交流、电影和艺术局的音乐舞蹈这三块，领导中国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也归我领导。
北海那是当时要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个节目是我抓的。当时北海正修地下车道，北海公园给封了，我就跟北海的园长商量在北海安排几个房间，让创作组安静的工作，分到了琼岛上借一个院子，在创作期间我去检查进度，去过很多次，于会泳当时是文化部长，他懂音乐，对钢琴协奏曲《黄河》提了许多好的意见。

没有阴谋，全是阳谋

网易新闻：当时是不是有一些正常的业务活动，在批判中也会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

刘：当时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当时中国就是这样，何谈秘密。审查我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们怎么搞秘密活动？我说没有搞秘密活动。你们搞什么阴谋诡计？我说没有阴谋，我全是阳谋。不管是毛主席还是中央的直接指示，包括直接领导我们的江青和周总理的任务，我们都认真做，然后光明正大写报告，我没有偷偷摸摸，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什么亏心事。

网易新闻：到后来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这些剧本，有报道说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等党政领导人，当时您主抓这些影片，这个是上面有什么指示吗？

刘：张春桥布置工作就说文艺创作要抓与走资派斗争的题材，我在电影创作会议上作了传达，是，有些节目是我抓的，《反击》不是。我抓了5个重点影片，《井冈山》、《长征》、《山花》、大庆的一个片子，还有《四渡赤水》。那时候毛主席做了动员，我参加了当时350人的党政军一二三把手在大会堂开的大会，布置了怎么批邓，我说我从来没搞过阴谋，全是阳谋，只要是布置的我都认真去做。
网易新闻：您是如何当上文化部副部长的？

刘：是周总理推荐我去文化部工作，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周总理在1970年3月找我去大会堂谈话。屋里一共就三人，周总理和我谈话，秘书坐在远处休息。周总理就说，庆棠啊，你的工作要变动了，现在中央组建新的文化部，叫国务院文化组，你要参加这个工作，中央已经定了，你有什么想法呀？周总理以个人名义跟我谈过很多次话，所以我在周总理面前怎么想就敢怎么说。
网易新闻：后来您给华国锋写过信，信上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刘：我说我对剧团是了解的，江青他们在文革的运动中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跟党走。 (本文来源：网易 )

附南方周末：把《红色娘子军》搬上银幕

作者: 李文化

■一个电影摄影师的回忆

观摩美国电影片结束后，进入样板戏拍摄筹备阶段。这一阶段，开会地点改为人民大会堂。参会的人，除我们北影四人（钱江、成荫、谢铁骊和我），各样板团领导、样板戏的主要演员和编导都来了，如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谭元寿和其他主创人员等。
这一阶段，几乎天天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晚上10点左右一直到第二天三四点），参会的创作人员有时多，有时少，北影四人每天必到。各样板团的人，可能是根据需要确定前来参加会的人数。

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也经常变。刚开始时，张春桥、姚文元也来参加，林彪的夫人叶群也经常来。叶帅、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也来过。周总理有时也过来，进门说：“我来晚了，接见客人。”随即坐下，一两个小时后，起身站起来，和江青说：“明天早上还要送客人，得先走一步。”然后就提前离开了。我心里就嘀咕，江青太有权威了，她让总理来，总理就来；让叶帅来，叶帅就来。

几个月后，样板团拍戏的前期交流工作基本结束。大家做了分工。《智取威虎山》的导演是谢铁骊，摄影是钱江（我曾做过分镜头的工作）；《红灯记》由八一电影厂拍，导演是成荫，摄影是张冬凉；而我被江青指定到《红色娘子军》摄制组担任组长和摄影师（尚缺导演），负责与芭蕾舞剧团联系和《红色娘子军》拍摄事宜。

当时的样板戏摄制组，不像故事片摄制组那么庞大、复杂。样板戏一切都是成型的，编剧、导演、编舞、布景、服装、道具、音乐等，都是样板了，根本不能再改动。照样把戏搬上银幕，做到“源于舞台，高于舞台”，符合“三突出”原则即是成功了。

芭蕾舞剧具有风格独特的艺术语言，把它与电影表现手段融会贯通要下很大的功夫，对我这个舞剧的门外汉来说，更是如此。在这几个月内，我天天学，天天看，凡有排练和演出，我是场场必到，力图寻求两种艺术语言之间的桥梁。经过努力学习，对拍好这部戏心里有了底，深入生活阶段也就结束了。

江青召集样板团和电影厂的主创人员，宣布下一阶段就开始拍摄了。我向狄福才提出：《红色娘子军》还没有导演呢，怎么办？狄福才说：“会给你派来的，别着急！”不久，狄福才对我说：“人来了啊，潘文展来当导演，傅杰来任副导演。”这两个人过去没有深入生活，对舞剧语言也很生疏，仓促地接受导演任务，怎么拍下去呢？我意识到将来必会有麻烦。

果然，分镜头工作一开始，就把导演潘文展难住了，由于缺乏准备和必要的经验，他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只是无奈地摊开手，笑着说：“大家都比我专业，大家看这个镜头该怎么分？”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场面十分尴尬。

无奈，我只得冒着可能被人说成“揽权”的风险，从头分了一些镜头，大家认为还不错。

制片主任王志敏回北影厂请示狄福才，他的回复很果断：“既然潘文展干不了，李文化是组长，又能干，就让李文化干嘛！”于是，我名正言顺地接过了这摊工作。从此，我兼任了三个角色：组长、导演和摄影师。

在实拍现场，我是最辛苦最忙的人，随时要处理拍摄事宜，一刻也不能离开，连上厕所都要跑去跑回。其间，我的老母亲病重去世，我自知请假也不能获准，最终竟未能见上一面。

从开拍以来，江青再没有直接和摄制组接触。只是有时会通过文化组刘庆棠了解进度及拍摄情况。直到在影片完成后的审查时才见到她。那天她和周总理坐在最前边，后一排是吴德、刘贤权和文化组的几个领导，包括狄福才。剧组和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全坐在后边。影片放完后，我看她有些兴奋，情绪很高，慢条斯理地问：“总理啊！你看拍得怎么样？能不能上映啊？”总理说：“我看拍得很好，这个戏的长处和优点通过电影艺术手段都很好地体现出来了，比舞台戏交代得更清楚了。春节快到了，现在拿出去，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江青高兴地说：“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我看拍得挺好。舞剧有舞剧的特点，通过电影的手段，比舞台表现得更好了，总理都批准了，就演吧！”

近年，关于舞剧《红色娘子军》电影的著作权问题的报道，产生了混乱，完全与事实不符。似乎谣言说上千遍，就能够变成真理，历史的真相不应该遭到肆意的歪曲。

我是《红色娘子军》实拍现场的总指挥。《红色娘子军》从第一个镜头到全剧最后一个镜头，都是我一个人导演，一个人摄影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好在当事人刘庆棠、李承祥（舞剧编导和南霸天的扮演者）、薛菁华（剧中女主角）等，俱都健在，一问便明白。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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