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十八天调查

saunders88 · 发表于 2021-3-4 11:14:08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量的调查组开展农村调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身体力行,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寻求对策。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大幅度地调整党的农村政策,从而扭转了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在这次全党农村大调查中,刘少奇回到湖南农村调查了44天,其中18天是在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度过的。在这18天时间里,刘少奇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也坚定了他调整农村政策的决心。

　　召集大队干部座谈:“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专门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减弱了。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根本方法。”“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他明确表示:“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会议一开完,刘少奇就到了长沙,准备到湖南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行前,他对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车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回到宁乡县,到了离家乡炭子冲仅10多里的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以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做办公室兼卧室,在这里一住就是6天。

　　结束对王家湾的调查,到毛泽东的旧居参观后,刘少奇回到了长沙。途经炭子冲时,他没有停留,只是从车里扫了一眼离别了几十年的故乡。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刘少奇决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在同湖南省委商量后,于4月12日来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的天华大队。

　　天华大队自合作化以来一直是湖南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一面红旗。在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上,还登载了一篇专题介绍天华大队和彭梅秀事迹的文章,其中说:“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今年过春节时,食堂都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副食品13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零星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在这个山窝里已成为现实。”

　　在刘少奇来之前,胡乔木曾率一个中央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调查组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生活都搞得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这个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大队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

　　在天华,刘少奇一共住了18天。为了把情况弄清楚,他决定从群众最为关心的公共食堂入手,深入了解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

　　4月13日,刘少奇召集天华大队的干部座谈。刘少奇一开头就说:“十几天前,中央在广州开了一个会,写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得对不对,想征求你们的意见,看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示,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每个县有一两个公社。”刘少奇提议先谈食堂问题。他说,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食堂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过厉害了,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究竟不是那样。对大家有利,对生产有利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

　　刘少奇讲完这番话后,天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第一个发言。她说:“主席(刘少奇在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赞成办食堂,食堂的好处很多,从前妇女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以后,大家都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所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彭梅秀的意思很清楚,天华是省里、县里的先进单位,是有条件办食堂的。见她这样一说,刘少奇便问:“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彭梅秀说:“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我们食堂8户人家都愿意办。这两天开会讨论‘六十条’,没有找妇女队长参加,她们很有意见。”

　　对于彭梅秀的话,刘少奇有些将信将疑,便说:“恐怕妇女愿办食堂的多一些,应该召集她们开会,听听她们的意见。”

　　彭梅秀是天华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又是各级树的典型,她这一表态,其他干部也就纷纷表示食堂要坚持办下去,主张办小食堂,并列举了办食堂的种种优越性。

　　在王家湾调查时,刘少奇对食堂的利弊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隐隐约约感到这里的干部没有讲实话,要是食堂真有那么多的优越性,为什么总办不好呢?

　　对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王光美回忆说:“在天华大队住下后,少奇同志先听彭梅秀同志的汇报。她讲得头头是道:田地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社员生活怎么怎么好,总之样样都说到了。但对于民情、灾情、退赔等等,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子不多,已经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她还坚决主张继续办社员公共食堂。中间少奇问她一句:‘队里有没有得浮肿病的?’彭梅秀回答说:‘没有。天华没有人得这个病。’少奇本来是随便问问。我们在宁乡、韶山一带看到不少因为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病,就在天华大队我们住的王家塘,也有一户得了这个病,我们一起来的同志已经到他家看过了。现在彭梅秀竟然否认这一点,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疑心。”

　　召集生产队干部座谈:“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

　　1961年4月14日上午,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下午,又主持召开了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刘少奇在开场白中说:今天还是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六十条”那样多,一条一条记不清楚,也还有几个问题的意见。你们不是对几个问题的意见很多吗?一个是食堂问题,一个是供给制问题,还有一个是粮食问题,恐怕还有一个房子问题。随便讲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

　　为了打消生产队干部的顾虑,刘少奇首先就食堂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食堂到底要办还是不要办?是办大的还是办小的?怎么个办法?食堂办起来,也有些事情方便一些,恐怕缺点就不少,而且缺点相当多,不方便的地方恐怕更多些。现在就是办不办,办起来如何办,怎么更方便,各种意见都可以讲。总而言之要办好就是,办得不好个人回家煮饭,何必办呢,要办得比在家煮饭还好一些才办。

　　参加座谈会的生产队干部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狮子湾生产队队长杨玉成说: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办小,一个是不办。办小是为了便利生产,不办也是为了便利生产。我们食堂现在有一个十分底分的主劳力种菜,一个八分底分的主劳力砍柴,如果办小食堂或不办食堂,这两个主劳力就可以抽出来下田。

　　烟竹塘生产队队长常菊寿说:我的意见是办小食堂,一队数堂,这样便利生产。不办食堂,老弱残有困难。

　　大屋场生产队队长常寿先说:我个人意见要办,但要办小点。不办食堂,出工难得齐,开会安排农活不方便。

　　其他生产队干部也大多认为食堂应该办下去。

　　听罢生产队干部们的发言,刘少奇说:“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动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的田没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这么多,不切合实际。还有一条,食堂占菜地多。还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发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这也是真的。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曾几何时,刘少奇本人也曾是公共食堂的积极倡导者。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公共食堂办了几年后,把一些没有多少劳动力的妇女、老人“解放”出来,却占用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把农民捆绑在一起吃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当年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罢,倡导办食堂,搞供给制,其实都是想让老百姓早一点过上好日子。可是,搞了三年的“大跃进”,结果老百姓反倒生活更困难,这是他们事先没有料想到的。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感到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但食堂办起来之后,一直被当做“共产主义幼芽”宣传,庐山会议后更是上升到“社会主义阵地”,要求全力巩固。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为此作了不少的指示,发了不少的文件。年前出台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中,还强调公共食堂制度必须坚持,就是刚刚出台的农业“六十条”草案,也明确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因此,对于天华大队的干部们来说,在食堂问题上一时还难以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座谈完食堂问题,话题转移到供给制上。刘少奇问参加座谈会的生产队干部们:供给制要不要?要,又要多少?

　　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一样,人民公社化以来也是被上上下下所看好,将之与共产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虽然供给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但这一制度却一直不敢放弃,只是要求供给的比重不能过高。因此,在“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在公社的分配中,工资部分不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

　　对于供给制问题,参加座谈的生产队干部们说,供给制还是要。不要,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不能解决。但能做一点事的,要给他评一点基本劳动日。只有真正不能做事的,才全部供给。

　　刘少奇表示,供给制恐怕还是要一点,但供给部分不宜多。中央条例上规定了,供给部分至多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但可以少于百分之三十。只能少,不能多,少了有利。百分之二十可以,百分之十几可以,百分之十五也可以,这对生产有利,但困难户的问题要解决。可以把公益金提高一点,提高到百分之一二,特殊困难的户,从公益金中解决。

　　找社员座谈:“从前政策上有问题。”

　　通过两天的座谈会,刘少奇感到,天华大队干部们的头脑仍被“左”的东西束缚着。同时,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也使他们心有余悸。刘少奇决定亲自去食堂看一看,并找社员进行座谈。

　　4月15日上午,刘少奇察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家冲食堂。下午,他又邀请了施家冲的部分社员座谈。为了不因座谈影响生产队的生产,中央调查组的十几个人帮助这些社员搞了两个半天的劳动。

　　刘少奇对社员们说,今天请你们谈一谈话,听听你们的意见。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定,问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看一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你们讲一点,随便讲,讲错了也不要紧,讲错了也不批评,也不戴帽子,也不辩论,放开讲。总而言之,把事情搞好,(对)大家好。

　　刘少奇接着说:听说你们对食堂有意见,意见很多。此外还对供给制有意见,对粮食工作有意见,对房子有意见,还有其他意见。大概意见最多的是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子。这几年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好。当然有成绩,不是一点成绩没有。但有缺点,缺点很多。这些缺点,中央要负责,省委也要负责,县委也要负责,这里公社、大队也要负责。……有这么多缺点,不好的事情,你们讲一讲。当然,好处还是有一点,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了。

　　座谈开始时,社员既不说要办食堂,也不说不办食堂,而是说以前生活怎样,有多少红薯、芋头、豆子,养了多少猪、鸡、鸭,有多少猪肉,有多少鸡、鸭蛋,意思是现在生活不如以前,但就是不讲食堂不好。

　　社员彭佩芝说:“拿我个人讲,食堂还是有好处。在食堂喂猪,可以保我自己的口粮。但住在食堂,我原来的屋空在那里,那里的自留地不能种。从前种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社员彭玉鸿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过好日子,这个月望下个月好,今年望明年好,多生产一点多吃一点,也多支援一下国家。从前我们屋场四户人家,沟粪子不打多,至少有三千担,现在讲卫生,沟粪子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副业发展不了。现在我们十一户的生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的生猪多。猪不能发展,就没有肥料。现在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像猪粪一样。我搬了三次家,因此很多家具搬得没有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说不尽,真伤心。”

　　对于供给制,有的社员说,供给制一点不要也不行,但要少一点,如少到百分之二十。有的说,这两年供给制吃坏了人,建议把供给制停一年再看看,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从公益金里解决。

　　听了社员们的意见后,刘少奇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住在一起,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就是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没有前几年好。以前喂了猪,有肉吃,有油吃；喂了鸡,有蛋吃；塘里养了鱼,有鱼吃；粮食少一点,有红薯、芋头。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不生活就低了?所以这个生活不如以前,这是肯定的嘛!没有什么假的,这是事实。”

　　他接着说:“从前政策上有问题。把自留地收了,把屋子拆了,供给部分多,倒三七,于是许多人坐大船,怕懒得(无所谓),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晓得你们的房子拆了,自留地收了,官僚主义。‘共产风’刮了一次,中央讲了一次,以为纠正了,不知道还在刮。为什么不知道,还不是官僚主义?至于有些人坐大船,不积极,那是制度问题,搞一种办法,他就积极了。只搞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几的供给制,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按劳分配,这样工分就值钱了,大家就积极了。”

　　座谈会结束时,刘少奇说:“不要悲观,只要把办法搞好,我相信可以搞好。”这时,一个社员说:“以前下面向上面捏了白(说了假话之意)。”刘少奇说:“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下面,中央也有责任。下面捏了白,你为什么相信呢?”

　　出席大队党总支会议:“敞开散,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天华做了初步的调查之后,刘少奇感到农村的问题很严重,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4月17日,天华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在会上说:“你们的意见还是要办食堂,不过划小一点。我找小队干部谈,跟你们的说法也差不多,也是划小一点。开始的时候说不办的人还没有,以后我讲是优点多还是缺点多,他们说优点也有,缺点也有。……小队干部的心理,我看得出来,恐怕是多数小队长是不愿意办的。据说有人坚决主张不办,不过我觉得他还没有讲,他还有顾虑。”

　　刘少奇又说:“听了他们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现在他们不好讲这个话,食堂是上级要办的,怎么好讲散哩!”接着,刘少奇用商量的口气对天华大队的干部说:“看这个情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说是多数社员愿意散,那怎么办,是不是让它散?横直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愿意办食堂,饭,他们自己得煮。他们要坚持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人家要散,坚决要散,我们反对,不准,这个事情维持不下去。由社员决定。是他们的事情嘛,由他们决定嘛。”

　　“现在就是加入食堂一定要自愿,自愿才能办好。你把他捆到一起,他就懒得搞,而且闲话很多。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就办起来了,办食堂的时候不是自愿的,并不怎么自愿。这几年觉得不方便,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勉强在食堂里面没有好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认为,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劳分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呢?就更不是共产主义了。他还说:“敞开散,没有什么了不起。”

　　听刘少奇这么一讲,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也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的说,从前宣传有些过火,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食堂是社会主义缺口,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带头进食堂,所以干部的思想一下子难解放。有的说,那天思想还有顾虑,好像一个党员不参加食堂不像样。社员内心还是愿意散的,不愿散的是困难户。散食堂,你刚才一提,解放了我们的思想。

　　调查期间,刘少奇在与群众的接触中,得知有一个叫段树成的人,是原来的党总支副书记,他比较了解真实情况。段树成因在工作问题上同彭梅秀有分歧,受到彭梅秀的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撤职了。刘少奇决定找段树成谈一谈。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一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刘少奇对段树成反映的情况很重视,还要他以后参加大队干部会议,有什么意见可以在会上讲出来。

　　彭梅秀听说刘少奇找段树成谈话后,很不高兴。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一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刘少奇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这件事使刘少奇深感了解真实情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多次讲:“她骂我‘刘胡子’,其实我没有胡子,她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

　　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指出: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食堂等问题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对天华大队有关情况的汇报。听完汇报后,刘少奇说:现在有一股风,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的纪律。

　　当谈及食堂问题时,刘少奇说: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这是对的,这句话没有错,但这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不是最主要的阵地。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阵地,是平均主义阵地。至于说食堂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这句话不对。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和多数群众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是,群众不是反社会主义,仅仅是领米回家做饭吃,怎么能说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呢?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

　　随后几天,刘少奇又多次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并就食堂等问题同调查组交换意见。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现在报纸上天天报道许多消息,什么生产队生产搞得怎么好,肥料搞得怎么好,种田搞得怎么好,等等,有些是假的!在这次退食堂当中,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

　　公共食堂关系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解散食堂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但是,由于几年来对食堂所谓“优越性”的片面宣传,尽管它已成了各级干部的一块心病,可谁也不敢提出要解散食堂。为解除基层干部对解散食堂的思想顾虑,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刘少奇建议天华大队党总支,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不久,天华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

　　4月27日,中央调查组就天华大队房屋情况和处理意见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天华大队现在社员的住房不到原有房屋的一半。公社化前,全大队有房屋1415间,按当时1186人计算,每人约占1.19间,现在社员住房只有621间,约占原有房屋的43.89%,每人约有0.52间。房屋减少的原因是公路局养路队占用了13间,大队养猪场、工厂、幼儿园、疗养站和大队办公房占用了107间,生产队、公共食堂占用117间,几年来拆毁394间,没有人住的空房163间。社员住房搬动面达60%,搬动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房子被拆毁或被占用,不得不住别人的房子。由于占用、拆毁的房子太多,造成社员居住十分拥挤,住房最少的一个生产队,每四个人才有一间房子。而社员频繁搬家,造成相互间住的房屋相当混乱,而且社员对于房子也不注意爱护。

　　为了解决社员住房问题,调查组和大队干部通过研究,提出一个初步处理方案。刘少奇对这个方案很重视,致信张平化说:“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二三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组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关于房屋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各地处理农村房屋问题的参考,请你考虑,是否可将这个文件发给各地?”接到刘少奇指示的当天,湖南省委将此信和中央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

　　4月30日,在天华的调查就要告一段落了。这天上午,刘少奇召集中央调查组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并告诉调查组要自始至终贯彻群众路线,去掉恩赐观点。他说,这个问题讲起来容易,办起来不容易。这三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做主,如搞拆房子呀,搞居民点呀。如果让群众当家做主,这些就办不成。不过那个时候,群众在那个风浪里面也搞得糊里糊涂了,如果那个时候要他表决,他也赞成。所以,走群众路线不能在一股风之下表决,要经过反复商量酝酿。特别是关系多数群众利害的问题,不能急急忙忙作决定。

　　这天下午,刘少奇又在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

http://csxzx.csx.cn/csxzx/wsxy/1784270/index.html

saunders88 · 发表于 2021-3-4 11:14:35

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讲话

刘少奇（1961年4月28日）

　　天华大队这个红旗，群众不承认，过去报上登的不对。你们搞的那一本天华大队的调查报告，也不合乎事实。你们一吹彭梅秀（天华大队的支部书记，兼广福公社的副社长），群众就不敢讲实在话。你们吹虚假的东西，就剥夺了群众的发言权。报上那种宣传，说谁是模范，不合事实，群众是不相信的。你们那样一说，那敢说你们登得不对？口里不说，但影响不好，也助长了不说真话的风气。

　　经过这次整风，将来天华大队是可以转好的，天华还可以成红旗，成真红旗。但是成了真红旗，也不要天天吹，也不要象报纸那样说得太好。特别不要吹那一个人。劳动模范，是有，比较先进的人物也有，每项工作都比较先进的人物就没有，你这样先进，人家可能那样比你更先进。所以在报上，即使是红旗，也不要宣传得那样好，对个人更不要吹得什么都很先进。

　　要作好调查研究不容易。你们在天华大队调查了那么久，还是那么不清楚。调查情况，要对每一个问题每个方面都调查清楚。如果你对一个问题的每个方面都了解清楚了，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才算真正解决了。

　　要了解真象，了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真象，是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很不容易。要了解客观世界，要经过一个过程，很曲折的过程，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短了不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你对客观实际就没有调查研究清楚，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没有地方出发。

　　为什么要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研究，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不明确，问题都没有，调查就没有边。

　　每次调查要有目的，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现在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够，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过去的政策那些不正确，那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调查中新提出来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比如“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农民的教育主要靠口头教育，不是文字教育。天华大队的农民究竟什么人在教育？天天在这里教育农民的是彭腾奎‘大队文书，地主子弟’，他能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好的典型。

　　你们在天华大队调查的那一大本，看了，没有多少印象对决定政策没有多大作用，如对公共食堂、幼儿园、社办工业等究竟应该如何办，就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在改造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提倡调查研究，是好。但可能调查研究了很久还是不能认识世界，不一定都好。比如你要调查公共食堂怎样坚持办，总可以找一些根据，但是没有用，因为公共食堂根本不应该坚持办下去。比如你要调查一些材料来证明高指标是可能的，可以找到一些材料，但这是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

　　现在调查研究不那么容易。现在的情况，和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作调查时情况不同，比那个时候调查恐怕更困难一些。现在常常遇到这样的公社、这样的大队，他们护短，生怕你发现他们的缺点，你去调查，他们有一套办法封锁消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有多少大队，家丑不怕外扬，不怕告状，给你讲好的、也讲坏的，这样的单位恐怕不多。多数的单位是你一来调查，警惕性就高了，封锁其实情况，有的还给你准备一套假的。天华大队是真是假？至少是半真半假。这次胡乔木带的调查组，在天华大队遇到这种情况，在湘潭望仙桥也遇到这种情况，在安化县也遇到这种情况，难道别的地方就遇不着？

　　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要经过曲折的斗争。要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然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天华大队对你们不客气，对我也不客气。我到这里一接触，就感到他们不敢讲心里话。

　　湖南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情况？不一定是不相信你，这中间有很多原因。我们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拿下去征求群众的意见，群众说：这是拿六十条来试我们的心，可不能说真话。

　　如何使人家说真话，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也要调查研究。回老家可能是一个办法，家里除父母兄弟以外，总有一些亲戚、熟人，容易给你说真话。但也要注意，对他们有

　　利的也可能夸大，不利的也可能缩小，所以对亲人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都信。找人个别谈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要把人找到长沙去谈可能好一些，你到天华大队来找他，他就不一定对你谈真的。在谈话的时候，最好是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话，摸群众的真实意见。还要提出一些反面意见，从反面问他，让他说，要耐心真正听下去。

　　这次我提出四个问题和群众谈，谈了两次，就摸到一点风向。我提了公共食堂八个缺点，一提大家就活跃了。你提出问题，要看群众是笑脸还是低头不高兴，你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和群众谈的，结论是不办公共食堂。如果要办下去，就只能学张公百忍。

刘少奇 ->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shaoqi/1967/1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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