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遗传学与双百方针

大笨狗

笑蜀 转自《学术中华》www.xschina.org

　“在毛主席号召向苏联学习之后，我们最先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先进经验、学习科学技术，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华罗庚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因素，建国后中国不仅仅是在外交上一边倒；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也逐渐转向全盘苏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转向尤其迅猛。一项统计表明，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出版的书籍中，译自俄文的占了38%到45%，其它语种的译著仅占3%到6%。到1956年，译成中文的俄文教科书多达1400种。是否无条件执行全盘苏化路线，成了评估一个人政治上是否忠诚的主要指标。甚至连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鼓励人口增长的一系列措施，也照搬到人口密集的中国，多生孩子的妇女因此获得“英雄妈妈”的称号而受到政府奖励。

　　科学是意识形态，苏联的这个时髦的口号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方面的“一边倒”、科技领域的全盘苏化，也就是如火如荼了。与政治大气候相适应，主要是与轰轰烈烈的仇美运动相适应，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当时横遭贬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先生1950年春在南京的一次演讲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在衰落》。其他如《美国科学为垄断势力与军国主义者服务》、《美国科学的军国主义化》、《窒息了的美国科学》等针对美国科学的政治批判文章更是连篇累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苏联的科学技术则出于同样原因而被捧上了天。贝时璋先生在《对于苏联生物化学的一些认识》的文章中开篇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苏联科学是人民的科学，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服务于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科学是最先进的科学，因为它是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导思想的。”苏联的生物化学是世界第一，“苏联的地质科学是最先进的”（此为张文佑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苏联的其它学科莫能例外。中国学术界因此必须“以俄为师”。主管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中就声称：“学习苏联的科学是很重要的。在伟大的列宁斯大林旗帜下的苏联的科学站在世界科学的最前面，在世界上有了很大很多的贡献。……当然，我们学习苏联科学，这并不是说，英美的科学家的东西不可参考。是可以参考的，也要参考的。但一般说来，凡是英美科学上好的东西，苏联都把它集中起来了，所以向苏联学习是最快，最好的”。五十代初，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几乎所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去苏联考察学习。数学界如华罗庚，天文学界如张钰哲，地球物理学界如赵九章，生理学界如冯德培。绝大多数访苏的学者是虔诚的。华罗庚在其访苏报告的导言中就这样描述他的心情：“在毛主席号召向苏联学习之后，我们最先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先进经验、学习科学技术，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同样如华罗庚所说，这批学术带头人的主要任务，是：“把苏联的先进经验很好地传达给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把苏联的锋利无比的‘矢’来射中我国的‘的’。”与此同时，一大批苏联学者来华传经授宝。苏联科学就这样从体制到观念全盘移植到了中国。

　　在科技领域全盘苏化的大潮中，有两个苏联科学家最早被作为榜样介绍到中国。一个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1849一1936），再一个就是李森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1月15日创刊的《新华月报》就全文刊发了法国作家阿拉贡长达万言的苏联八月会议辩护书((《李森科生物学论战的意义》。堪称当时中国最权威的传媒之一的《学习》杂志，也在其创刊号发表了周建人先生的文章((《李森科对于生物科学贡献的一斑》。周建人先生是这样描述他视野中的李森科的：

　　李森科是著名的苏联生物科学家兼社会活动家，前回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到苏联的时候曾经遇见他，并看到他的劳作的结果。他还是五十二岁（1896年生的）的中年人。

　　他曾改造农作物品种，成为能抵抗寒冷的种，使它可以种植于西伯利亚这样寒冷的地方。他把农作物改进的结果，使集体农场及国营农场额外增多交给国家几千万吨粮食等农产物（据北平《解放日报》，四月间《李森科小传》）。

　　接下来，周建人先生详细陈述了李森科所谓“米丘林生物学”的具体内容。但毕竟和李森科只有一面之交，李森科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也不过是刚刚传入中国，因此周建人先生对李森科及其理论的陈述还谈不上丰满细腻。所持立场也还算是平和冷静而鲜有溢美之辞。但随着苏化热潮的不断增长，这种平和冷静终究不能持久，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学”在中国的地位扶摇直上。《中苏友好》创刊号全文刊载了米丁为苏联八月会议作的总结报告《米丘林生物学的胜利》；《新华月报》第二期则发表了宣扬“米丘林生物学”和批判孟德尔遗传学的长篇专稿。李森科的“巨著”《农业生物学》、李森科在苏联八月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相继与中国读者见面。接着，《米丘林选集》、《米丘林的生平及其事业》、《米丘林生物学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与米丘林生物学问题》等“米丘林生物学”的“经典著作”和以介绍“米丘林生物学”为主旨的多达数十种的《苏联农业科学丛书》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还创办了一个同样以介绍“米丘林生物学”为主旨的同名期刊。这里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曾在当时“卖命地提供宣传‘米丘林学说’的炮弹”亦即“尽心尽力加班加点”地主持翻译“米丘林生物学经典著作”因而在晚年深感自愧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叶笃庄先生，文革期间在安徽白湖农场（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附设的“试验站”劳改时，竟然在那里的一个小书柜中看到了他主编的一套《苏联农业科学》期刊。连最基层的劳改单位都订有传播“米丘林生物学”的期刊，可见“米丘林生物学”在当时中国流传之广。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曾向李森科当面讨教。李森科的主要干将、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斯托列托夫博士则于1949年12月亲自来华，向中苏友好总会农业生物学组作题为《生物科学中的论战》的讲演，介绍李森科与孟德尔一摩尔根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坚决斗争的光辉历程。其讲演稿在194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李森科的另一个主要干将、十四年后在院士选举中尽管有赫鲁晓夫支持仍然名落深山的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努日金，更频繁往返于京沪之间，为“米丘林生物学”开路，听众达十余万之众。北京农业大学还出版了《努日金博士讲演集》。1950年8月，北京农业大学请来苏联专家绥吉纳开办“达尔文主义讲习班”，系统介绍“达尔文主义”与“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米丘林学说”。参加讲习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生物学教师和科研人员，这些人成了宣传“米丘林学说”的骨干。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被确定为重点大学之后，又陆续请来一批苏联专家前来讲学或工作，各专业几乎都聘请了苏联专家，有的还被聘为校长顾问。北京农业大学成了“米丘林学派”的一统天下、在中国传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中心。

　　除一般的学习之外，“米丘林生物学”还列为相关机构的科研项目。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展开了春化法研究，并创立了专门从事遗传与植物栽培研究的机构，附设于植物生理研究所。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这方面最得风气之先。早在1949年春天，该所的应用植物系就应用米丘林学说进行了两项无性杂交实验研究。一个是茄科植物的嫁接研究（包括番茄、茄子、马铃薯等），一个是旋花科植物的嫁接研究（包括牵牛花等）。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米丘林研究更是蓬蓬勃勃。该所1950年度的研究规划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理论研究”，一个是“米丘林学说的实用研究”。“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理论研究”包罗万象。关于无性杂交、关于纯系退化、关于获得性遗传学说、关于阶段发育学说、关于选择受精学说等等，都囊括在内。而所有这些都是从李森科那里照搬过来的，都是为了论证李森科理论的正确性。比如研究无性杂交，“孟德尔、摩尔根所倡导的旧遗传学认为嫁接不能产生杂种，而米丘林、李森科所倡导的新遗传学认为无性杂交是绝对可能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展开这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米丘林、李森科的道路，探索“嫁接育种的新途径”。研究纯系退化，也是因为“旧遗传学认为纯系在普通情形下，是不会变的；但是新遗传学认为绝对的纯系是没有的，环境条件经常地促使纯系循着质量互变的规律发生变化，同时认为纯系经常自交是会退化的”。华北植物研究所展开这一研究，是要为李森科的“新遗传学”提供实验方面的支持。至于获得性遗传研究，诸如春小麦改为冬小麦、冬小麦改为春小麦，诸如“控制环境条件增进作物抗寒性、抗旱性、抗盐碱性品质和产量等研究”，莫不是对李森科葫芦画瓢。

　　传媒大造舆论声势，政府也采取了强力措施，从行政层面上保障“米丘林生物学”的顺利推行。首先设立“米丘林学会”。设立米丘林学会的缘由，1952年3月31日《文汇报》是这样解释的：

　　米丘林的成就不仅是创造了三百多种新的植物；而是在科学的本身反驳唯心论，揭发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摩尔根、孟德尔学说的反动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正确的技术方向，才提高和扩大了生产事业。今日的中国，农业生产还是较为落后的，因此，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理论，来发展新中国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建设，是我国农民、农业生物学家及农业工作者目前最重大的任务。米丘林学会就是在这样迫切的要求下成立和发展了。

　　师从“老大哥”的时间不长，但“米丘林生物学”的一整套政治术语，中国小老弟已能应用自如了。

　　最早的“米丘林学会”，远在新中国的桅杆尚未从地平线上升起时就已破土而出((1948年2月19日，设于石家庄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米丘林学会”。1949年年底，华北大学迁进北京，“米丘林学会”因此有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活动空间。1950年2月18日“米丘林学会”在华北大学举行第一届年会时，其会员已从最初的三十人猛增到三千多人。“米丘林学会”的这种急剧壮大，无疑反映出“米丘林生物学”在新中国是如何的时髦。“米丘林学会”创办了许多刊物并经常举行辩论会，以传播“米丘林生物学”，在北京文化界有很大影响。

　　为了有系统地接受“米丘林学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效法北京农业大学，特于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在北京举办大规模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和杜伯罗维娜等讲授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达尔文主义等课程。参加这个讲习班的有全国主要农业科研机关、农业院校、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选派的农业科研人员和教员共一千人。这是开国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推行“米丘林学说”的举措。中央农业部主办的这个讲习班结束后，各地也举办了类似的讲习班，进一步推行“米丘林学说”。如1955年济南科联主办的“米丘林学说系统座谈”；1954年沈阳农学院举办的“米丘林遗传选种讲习班”；1955年前后，广东省农业厅举办的两次“米丘林学说讲习班”等等。经过如此大力推销，学习和实践“米丘林学说”的热潮终于席卷全国，“米丘林生物科学”终于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国传播“米丘林学说”的另一个中心是上海。北京的“米丘林学会”一经问世，马上就出现了“米丘林学会上海分会”。在其主持下，仅仅是1949年冬天，上海就举行了十多次“米丘林座谈会”。座谈内容包括：1.达尔文学说的探讨；2.拉马克学说的探讨；3.魏斯曼—摩尔根学说的批判；4.米丘林生物学的研究。设于上海的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1949年10月组建“米丘林小组”，每星期集会一次。据《文汇报》报道，参加小组的学者“从新认识了旧遗传学的唯心观点，初步的了解到它的错误，清算了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然后“开始米丘林、李森科理论的学习。”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也都组织了“米丘林学会”，复旦大学的米丘林学会由卢于道教授领衔，拥有一百二十多名会员。会员遍及生物系、农学院甚至是政治、经济等与生物学全然无关的院系。该校生物系原来的书报讨论课也改为“米丘林学术研究班”，“米丘林学术研究”列为生物系学生的必修课，据称，“旁听的人多极了”。光华大学的“米丘林学会”则约请卢于道教授和徐凤早先生来校分别作了《关于米丘林学说》和《达尔文主义与米丘林学说》的演讲。并准备将米丘林学说付诸实践，为此专门在校内辟出一块空地，供作实验之用。

　　除一般的学习之外，“米丘林生物学”更列为相关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展开了春化法研究，并创立了专门从事遗传与植物栽培研究的机构，附设于植物生理研究所。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这方面更是领风气之先。早在1949年春天，该所的应用植物系就应用米丘林学说进行了两项无性杂交实验研究。一个是茄科植物的嫁接研究（包括番茄、茄子、马铃薯等），一个是旋花科植物的嫁接研究（包括牵牛花等）。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米丘林研究更是蓬蓬勃勃。该所1950年度的研究规划因此蔚为壮观。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理论研究”，一个是“米丘林学说的实用研究”。“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理论研究”包罗万象。关于无性杂交、关于纯系退化、关于获得性遗传学说、关于阶段发育学说、关于选择受精学说等等，都囊括在内。而所有这些都是从李森科那里照搬过来的，都是为了论证李森科理论的正确性。比如研究无性杂交，“孟德尔、摩尔根所倡导的旧遗传学认为嫁接不能产生杂种，而米丘林、李森科所倡导的新遗传学认为无性杂交是绝对可能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展开这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遵循米丘林、李森科的道路，探索“嫁接育种的新途径”。研究纯系退化，也是因为“旧遗传学认为纯系在普通情形下，是不会变的；但是新遗传学认为绝对的纯系是没有的，环境条件经常地促使纯系循着质量互变的规律发生变化，同时认为纯系经常自交是会退化的”。华北植物研究所展开这一研究，是要为李森科的“新遗传学”提供实验方面的支持。至于获得性遗传研究，诸如春小麦改为冬小麦、冬小麦改为春小麦，诸如“控制环境条件增进作物抗寒性、抗旱性、抗盐碱性品质和产量等研究”，莫不是对李森科照葫芦画瓢。阶段发育学说更是李森科理论的原版引进。这些研究是否如愿以偿，不得而知。倒是从浙江大学传出了一则喜讯：“自解放以后，浙江大学农艺系就应用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的方法，改良作物，曾经做了各种作物的嫁接工作。”如中棉和美棉，大豆的野生种和栽培种、早熟种和晚熟种，绿豆和赤豆，番茄和马铃薯等等，目的是“得到无性杂种，以增加产量，改进品质。”据说这些实验“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结果。”其它机构的相关研究连“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结果”的话都不敢说，米丘林生物学在中国的实验研究成效究竟如何，也就大成问题了。

　　影响所及，甚至连农民都竞相师法“米丘林生物学”。“石家庄的好几个村庄组织了米丘林技术会研究新的耕作方法。”

　　午夜之后，李景均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主人从酣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李景均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得知这是最后的告别，李景均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目瞪口呆。

　　在实验研究和生产实践方面，李森科的所谓“米丘林生物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少实际成效。其在中国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批判量子力学是唯心主义、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和中介论是唯心主义、批判控制论是“一种反动的伪科学”、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的手段”。这些煌煌大作，都见诸中国最权威的传媒《人民日报》。自然科学也存在姓社姓资问题，“米丘林生物学”的这一核心思想在中国广为流行。经典遗传学尤其受尽磨难((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象在苏联那样遭到油炸炮轰。于光远等先生对当年情景曾有如下追忆：

　　一般认为，在孟德尔遗传定律被埋没了35年之后，于1900年被再发现以来，遗传学才开始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遗传学的研究已经从细胞水平进入生物大分子水平。其科学理论已经为科学界所公认，其应用方面也逐步为医学和农学的实践所证实。但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由于李森科取得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及以后的赫鲁晓夫的信任，他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被当时的苏共中央和学术行政方面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由孟德尔一摩尔根所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帽子。遗传学家的申辩、教学、研究和出版的权利被剥夺了。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的学术观点，是以否定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恢复已经被遗传学所否定的拉马克主义为目的的。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学习苏联”的强有力的号召下，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基本上把苏联用行政力量支持的一套照搬了过来。中国遗传学家中的大多数尽管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他们实际上还都保留着原来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在遗传学问题上也就形成了在学术观点上尖锐对立的两派。

　　苏联的遗传学大战，便在新中国重演了。

　　整个中国近代科学体系，都是在欧美近代科学的直接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遗传学当然不会例外。正如遗传学家叶笃庄先生所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的代表人物大都是英美等国的留学生，……他们回国后的研究和教学都是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为依据的，……那时我国的农学院或生物系的有关育种学和遗传学的课程内容也是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为依据的。这些学校毕业生的此后工作也是根据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进行的。”要他们向自己敬爱的导师孟德尔、摩尔根反戈一击；要他们与经典遗传学分道扬镳；要他们完全归附扼杀遗传学的科学叛徒李森科，这在他们实在难以接受。“米丘林生物学”在中国的肆虐因此必然象于光远追忆的那样遭到顽强抵制。北京农业大学1949年秋开设“米丘林遗传学”的新课程以取代“摩尔根遗传学”的传统课程的“改革”措施，就在校内引起激烈争论。发表于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该校“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的一份“工作总结”对此有所描述：该项“改革措施”出台后，引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一种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无论摩尔根或米丘林的理论都应该学。并且他们说：对于米丘林学说，我们还没有一套，因而就应该让学生继续学习摩尔根遗传学。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遗传学在根本性质上是不相容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科学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而摩尔根遗传学则是虚伪无用的，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这种虚伪反动的谬论去毒害青年，而应该与同学一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遗传学。”两说相持不下，据那份“工作总结”称，学校当局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同时开设，让学生自由选择”。但实际上两课的地位并不平等，“米丘林遗传学”是各系学生的必修课，而“旧遗传学”（摩尔根遗传学的贬称）则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稍后“旧遗传学”连选修课的地位也无法维持((那份“工作总结”说，两课同时开设后，“由于同学们接受苏联先进科学的热情极高，摩尔根遗传学才因选课的同学太少而停开”。但据当事人叶笃庄先生回忆，实际上是“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被扣上‘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压力之下，旧遗传学被迫停开”。不过，“旧遗传学”停开并不意味着论战的终结。北京农业大学的经典遗传学派没有就此放弃抵抗。“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的“工作总结”揭露：“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工人阶级学术思想——米丘林生物科学——所举行的进攻，是十分猖狂的！”并列举了这种“猖狂进攻”的种种表现。两派针尖麦芒，各不相让。而与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学派”对恃的摩尔根学派的旗手，即那份“工作总结”所指控的“企图破坏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工作”的“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的“首犯”，便是李景均。

　　李景均，1912年10月2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的一个巨商之家，1940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41年偕新婚妻子归国，相继在广西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这时他才34岁，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1948年，李景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首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群体遗传学的论著，一经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斯皮斯教授评论说，“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可以说至少统治了二十年。”他又说，“事实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R.A.Fisher）、霍尔丹（J.B.S.Haldane）和赖特（S.Wright）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其中获得了教益”。《群体遗传学》的增订版《群体遗传学第一教程》更前进了一大步。著名评论家舒尔（W.J.Schull）说：“该书作者有令人惊叹的教学编排技巧；该书应为所有希望熟悉群体遗传学概念的人们所拥有和学习。”前苏联科学院曾动员四位专家把此书尽快译成俄文并于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李景均因此而享有巨大声望，成了与谈家祯齐名的遗传学家，以致当时遗传学界有“北陈南李”之谓。

　　但巨大声望没能荫庇李景均。他终于挈妇携雏，悄然逃离祖国。这便是惊动最高决策层的“李景均出走事件”。

　　如上所述，李景均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是在中国传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中心。时任该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的乐天宇，更是在中国传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第一人。乐天宇是资深共产党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1941年延安成立中国农学会，他是第一届主委。从这时起他就致力于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于当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三期上发表了《遗传正确运用之探讨》，这是在中国传播“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第一篇重要文章。1946年他在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时，首先建立以研究“米丘林生物科学”为重点的“农业生物科学研究室”。1948年，又创办中国第一家以传播“米丘林生物科学”为主旨的通俗刊物《农讯》。问世于1949年春的“米丘林学会”，创始人还是乐天宇。在建国初全面苏化的大潮中，中国高教界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调整”。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及辅仁大学农学院合并而为北京农业大学。此前任“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乐天宇，就成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当然人选。乐天宇党政双肩挑，权重一时，不免意气风发。据当事人叶笃庄先生回忆，乐天宇很有魄力，在北京农业大学是一言九鼎。“虽说还有两位副主委（俞大绂、汤佩松），但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之列，说不上话，也不敢多嘴。再者，乐天宇是1924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全国解放，进入北平大城市后，对那里‘留用的’旧人员，难免‘骄傲和以胜利者自居’（钱俊瑞语），他对不顺从他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抱着完全敌视的态度”。中国生物学界前辈、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钺先生曾书面要求参加“米丘林学会”，乐天宇不批准，甚至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难听的话来。而李景均不仅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更是与谈家祯先生齐名的孟德尔—摩尔根派学者，更与乐天宇同榻而卧。这种情况下，乐天宇也就不可能不把李景均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了，顽强坚守自己的良心阵地的李景均也就不能不如履薄冰。北京农业大学的“旧遗传学”先是降为选修课，接着停开。稍后，生物统计和田间设计两门课也被戴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而“关门大吉”。所有这三门课，均由李景均主讲。李景均从此无课可上，被晾在了一边。学术上陷于绝境的同时，政治上李景均也被逼向悬崖。有人散布谣言说，“李景均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往美国领事馆跑（那时还未撤走），“不知他们搞什么鬼”。散布这些流言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给李景均安上一个反苏亲美的罪名，而这个罪名在当时可以置人于死地。李景均既不愿屈服于高压，高压之强大又超出了承受范围。似此，唯一的选择便是出走了。

　　那是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这天晚上李景均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李景均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主人从酣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李景均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得知这是最后的告别，李景均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目瞪口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李景均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李景均家，劝告李景均千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尚未逃出国境就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李景均去意已决，他宁可因逃往国外而被捕，宁可做阶下囚，也不愿臣服于“米丘林学派”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第二天一早，李景均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分乘两辆三轮车直奔前门火车站。他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在出校门时将这封信送请门卫转交。不料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一批教授已在站前等候。不过大家并不知道李景均将“黄鹤一去不复返”，还以为他真的只是想出去走走，散散心。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便从此永隔天涯。所幸李景均一路顺风，安全到达香港。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台湾大学的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并附上校长的信，声明李景均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李景均婉言回绝了台大的邀请，在香港滞留了14个月之后，经由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米勒的推荐，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米勒对李景均的学术水平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一封推荐信在这样写到：“李博士所著的有关群体遗传学一书，美国遗传学家普遍认为，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内是一部最好的著作。”又说，“他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的遗传学界的权威。”

　　中国的一代遗传学宗师就这样定居大西洋彼岸，至今未曾重返故土。

　　李景均出走无疑是对肆虐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一个强烈抗议。这震惊了中国学术界并引致最高决策层的直接干预。1950年4月，中央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致函乐天宇，强调指出学术思想和政治要严格区分开来。5月，胡乔木找乐天宇谈话，当面批评他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6月5日，乐天宇写了题为《由米丘林莫尔干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送交刘少奇，经刘批示后，再转送毛泽东、朱德、陆定一。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也作了批示：“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就在此时，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助教马骥写了一封信，揭发乐天宇的过左行为，以及李景均被迫出走的真相。这封信后来转到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手里，由李维汉报送周恩来。周恩来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后转送毛泽东、刘少奇和陆定一。周的批示倾向性非常明显：“可考虑乐天宇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农大主委。”毛泽东的批示同样严厉：“必须彻查这个学校的领导，并作适当处理。”

　　乐天宇是个非常执拗的人。风向已经明显对他不利，他却非但不肯回心转意，反而是越走越远。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学派”与经典遗传学派的对立因此不但未能消除，反而是愈演愈烈。李景均出走后，北京农业大学举行了持续多日的全体师生大会，批判李景均的“反动言行”。1950年10月，北京农业大学又爆发“转系事件”——乐天宇提出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三个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非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乐天宇却处之泰然，说“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这对乐天宇当时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转系事件刚刚发生，胡乔木就第二次找乐天宇谈话，严厉批评他“未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接受批评，阳奉阴违”，令其“深刻检讨”。1950年11月，中央教育部派调查组进驻北京农业大学，稍后即宣布撤消乐天宇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调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馆长。

　　所幸走了个李景均，否则，中国“米丘林学派”的横冲直撞、中国经典遗传学派政治上的绝境未必会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行政当局也就未必会站出来为经典遗传学派解围。因为李景均的出走，中国的遗传学大战从此一直由最高决策层直接过问，而且最高决策层对经典遗传学派在政治上一直采取了相对比较宽容的态度。就此而言，中国的经典遗传学派可说是因祸得福。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除了谈家祯还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固守着摩尔根遗传学的孤岛，再没有谁能够中流砥柱，大多数学人只好随波逐流。“米丘林生物科学”因此泛滥成灾。

　　其实起而抗争的岂止北京农业大学经典遗传学派，建国初中国的整个经典遗传学派都在抗争——北京有李景均挂帅，南方则有谈家桢扛旗。

　　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嫡传弟子。在摩尔根身边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几年——他利用当时在果蝇唾液腺巨型染色体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分析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不同种的亲缘关系。他发现不同种的果蝇在染色体上存在着倒位、易位等差异。他利用遗传图比较两个亲缘关系很远、不能杂交的种，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大。他据此指出，亲缘关系愈远，遗传物质差异愈大。在染色体畸变上，种内和种间是没有质的区别的。这个论点修正了当时遗传学家普遍赞同的有种内微进化种间巨进化差别的观点，为现代综合进化论提供了新的论据。他还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其中一些论文被国际学术界视为经典之作。1936年，27岁的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出任浙江大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旋又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赴美讲学，讲学期间他完成了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性遗传理论》，在美国的《遗传学》杂志上发表，再度引起轰动，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学说。因此在1948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身为摩尔根最著名的中国嫡传弟子，谈家桢必定要被中国的“米丘林学派”视为天敌，短兵相接势所难免。

　　早在游历欧美期间，谈家桢对李森科的“丰功伟绩”已有所领教。一篇传记文章这样描述谈家桢对李森科最初的观感：1946年他在美国讲学时读到李森科的作品——《遗传性与变异性》，从这本书里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科学”和“辨证唯物论”两个名词。他“越读越不是味，总觉得李森科把这两个名词牵强附会地拼凑到一起，貌似以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标榜自己为米丘林生物学的倡导者；实际上，充其量不过是个一知半解、以政治作资本的政客。谈家桢感到心情压抑。他想，如果政治代替了科学，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中国遗传学界也出现这么一个‘李森科’，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他感到可怕，简直不想再想下去。”（《中国的摩尔根》）。1948年苏联召开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最终确立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红色教父地位，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恰好就在稍后举行，苏联拒绝派人出席此次大会，东欧国家也只象征性地派了几个代表，目的是抵制“反动的”“摩尔根主义者”的聚会。苏联遗传学问题自然成了与会代表的一个重要话题。从苏联返美的瓦维洛夫最亲密的外国友人米勒，时任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主席。他对苏联的遗传学悲剧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会上他作了关于苏联遗传学状况、关于苏联八月会议的专题报告，对与会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谈家桢和其他代表一样激愤难平。“谈家桢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硬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为什么学术会议上要用行政手段逼使科学家顺从政治潮流呢？诸如此类问题，困惑着谈家桢，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为国际遗传学界出现这种反常情况而感到担忧，但对李森科其人倒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处在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谈家桢，对李森科其人和所谓“米丘林学派”，也就有着国内一般学者所没有的大彻大悟。换句话说，当时的谈家桢是中国所有遗传学家中，对李森科和所谓“米丘林学派”认识最清醒的一个。正因为如此，1948年谈家桢归国前夕，对自己究竟何去何从曾经颇有一些犹豫——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已成定局，“苏联已把摩尔根学说批得一无是处，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是否也会步其后尘呢？作为摩尔根学生的他，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呢？”但社会责任感战胜了他的犹豫——他“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祖国遗传学事业的大志，是不能在异国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事业心，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他这才谢绝了美方的殷殷挽留，走向云雾缭绕的祖国。

　　等待着谈家桢的，果然不是什么鲜花和掌声。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米丘林生物科学”席卷华北并向南方文化重镇上海迅猛推进。谈家桢也就没办法安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但他毫不胆怯。一份当局报告指责说：“米丘林生物科学被介绍到我国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我国也有一部分的生物学者们好象还没有正视这个事实，有些生物学家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甚至采取反对的态度，说什么‘站不住脚的米丘林学说只是一些粗糙的、浮面的观察，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遗传。’……也有人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说什么‘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各人对遗传 的定义不同。……还有不少人认为，米丘林生物学是‘一家之言’，不加可否。”甚至是对中国当局一开始就高度评价的苏联“八月会议”，中国摩尔根学派也持公开的批评立场。正如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的“工作总结”所说，“在他们看来，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主义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此在谈到1948年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的会议揭穿反动的生物学路线实质这一重大事件时，他们就说，‘这是苏联的大错，以后的事实会证明的’。”在批评苏联即等于反苏，而反苏则罪在不赦的年代，敢于这样与“米丘林生物科学”对抗甚至是直接批评庇护“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苏联当局，需要相当的勇气。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阻力之大。要顺利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必须彻底击溃中国的摩尔根学派；而要彻底击溃中国的摩尔根学派，则必须首先击倒中国摩尔根学派的旗帜谈家桢。“米丘林学派”的火力因此都集中到谈家桢身上。1950年，李森科心腹努日金在上海传经授道时，就指名与谈家桢“全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等问题。他“忠告”谈家桢：“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学的圈子里跳出来。”威胁说：“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要谈家桢“背叛阶级立场，学习新遗传学理论——米丘林生物学”。谈家桢嗤之以鼻，回敬说：“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拒绝“背叛阶级立场”的代价是沉重的。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中国首席遗传学家，谈家桢却无权讲授遗传学——他开设的遗传学课程由必修课降级为选修课，由于当时的“舆论导向”，竟没有一个学生选修。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家桢更是成了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但谈家桢仍然没有动摇。有人要他改讲所谓“米丘林遗传学”，他宁可不教书，去翻译《生物学引论》，也不向他所称的“伪学派”“米丘林学派”投降。

　　常规性质的政治压力不足以打破僵局，最后还是不得不借助于运动，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运动果然法力无边。如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校长孙晓村在三反之后所说，“在三反思想改造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苏联科学的态度。从而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后，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但即便如此，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的工作报告就曾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在我国生物学家与农业科学家思想上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决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全部清除”。“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传播将会遭遇愈来愈多的困难，“其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阻挠，将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困难。”

　　既如此，当局自不敢对遗传学问题掉以轻心。中国遗传学界因此仍然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任何敢于公开非议李森科及其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出头鸟”，都会遭到迎头痛击。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我国植物分类学先驱胡先弓肃（1894—1968）。胡对李森科及其所谓的“米丘林生物科学”非常反感，在其《植物分类学简编》的“植物分类学原理”一章中，对李森科的谬论进行了大胆抨击，因此而成众矢之的；著作刚刚出版，北京农业大学六位教师就写信给出版社，指责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要求停止发行。在我国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就该书的出版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的政治污蔑”。 中国当局迅即作出反应。不仅公开批判，且将《植物分类学简编》悉数销毁。有此前车之鉴，“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中国反对派再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言无忌，“我国摩尔根学派科学家们在那时不敢说真话，只能顺情讲违心的话。稍露对李森科论点有所不满，哪怕是持中间态度，也会遭到围攻”（叶笃庄语）。甚至连科学泰斗竺可桢教授都无法畅所欲言。竺在访苏时曾与李森科面晤，问李森科，“你对物理、化学及生物化学怎样看法？它们对你的遗传学研究有什么用处？”李森科回答：“我不需要这个，这没什么了不起。”李森科的浅薄狂妄由此可见。但竺回国后并没有向学术界提到李森科的这番妙论，而只在日记中作了忠实记录，留诸后人评断。其他科学家甚至是欲求沉默也不可得。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戴松恩先生就曾在1952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向全国人民检讨他“对米丘林生物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篇检讨是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几次反省”写出来的。其实戴先生所领导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并实践“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机构。选择宣扬和实践“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有功之臣公开检讨，乍看起来似乎是乱点鸳鸯谱，实则是用心良苦。戴先生在其自我检讨中说，他“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采取了错误态度”，主要表现为他讲过的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这句话之所以大成问题，戴先生自称，主要是因为“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摩尔根的老一套。”从而“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所谓“米丘林生物学”是不应该稍有怀疑、稍持异议的。戴先生在其自我检讨中甚至几乎全盘否定他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传播和实践尤其是一系列实验研究：如何将“纯系育种法”修正为“系统育种法”，却无疾而终；如何尝试将秋小麦转变为春小麦，同样“没有结果而放弃了”。 反思自己的这段历史，戴先生恍然大悟：他的实验研究并非表明他对“米丘林生物科学”亦步亦趋，恰恰相反，只是表明他并非真诚信奉“米丘林生物科学”，表明他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实验研究不过是“一种卑陋的投机行为。”因为：其一，他的实验研究都隐含了一个目的，即验证“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可靠性，这就说明他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实际上是不信任的；其二，他的那些实验研究的另一个目的，不过是“借以增加我的技术领导资本”。在进行了这样一通自我丑化之后，戴先生大发感慨地总结说：

　　……我是以选择的方式来接受一部分新的理论，而拒绝其它的一部分，如果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它，我是抵抗新学说的。我应当从基本上来认识米丘林生物科学，如遇到不懂的理论时，我应当继续钻研，直到搞清楚为止，不应把不懂的理论就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过去我学习摩尔根遗传学时，很多复杂的东西一时也不能彻底搞懂，但并没有怀疑它，根本原因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钻研它；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如果我真正能够接受外界环境确能影响生物的遗传性的原理，那末对于品种内杂交，肥料和嫁接的影响等，无须经过亲自试验，就应当全部接受过来。换言之，如果我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我自然会肯定“基因”学说的偏面性、虚伪性，自然会否定“品种万能”，而注意植物的外界环境，然后控制外界环境来控制它们的发育。这样我自然会注意栽培条件来达到丰产的目的。

　　戴先生的这篇自我检讨毋宁说是一篇假检讨。制造这么一篇检讨，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醒全国的生物学家：“米丘林生物科学”“无须经过亲自试验，就应当全部接受过来”，也就是说，“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不需要论证，不允许证伪。对它进行证伪，只能表明对它有怀疑；而对它有怀疑，则表明“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表明这些生物学家们必须象戴松恩那样叛变“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换句话说，接不接受“米丘林生物科学”，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没有回旋余地。套用后来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叫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良苦用心是：为信守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中国遗传学家树立一个思想转变——由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向“米丘林生物科学”转变——的范例；树立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范例。正是出于这些良苦用心，当局对戴先生的检讨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不仅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尔后《科学通报》、《生物学通报》、《农业学报》均全文转载。如此之大的声势，将当局的用心和决心展示无遗。曾经反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科学家也就不能不效法戴松恩先生，一个紧接一个地站出来“自我批判”。1953年12月，北京农业大学选种教研组主任蔡旭教授、作物栽培教研组主任李竞雄教授也在农学系全体大会上作了“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全文刊登在《北京农业大学校刊》上。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说：“过去中国的选种工作是全部搬用资产阶级那一套体系，孟德尔、摩尔根的那一套思想深深地束缚了我国选种工作者的思想。”“毫不隐讳地说，我们的工作是在旧体系下作的，因此在选种上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与缺点。”但蔡旭在小麦育种方面的突出贡献，他所采用的育种方法，从来也没有脱离过“资产阶级那一套体系”。不过是为了过关而说了一番违心话。李竞雄是著名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和玉米育种专家，我国利用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的开创人。但他在检查报告中也不能不故作沉痛地说他“过去受摩尔根主义育种观念的毒害。”他还在1953年4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加强学习苏联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表态文章。而在事实上，直到五十年代末，李先生还采用“摩尔根主义育种方法”选育成功玉米双交种，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七十年代末又采用“摩尔根育种方法”育出多抗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二号”。甚至连中国摩尔根学派的旗帜谈家桢，这时也不得不听从“党的安排”，就自己“攻击”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离经叛道之举公开忏悔。表面看起来，似乎真是“摩尔根学派齐俯首”。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米丘林生物科学” 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1952年举行了米丘林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周建人代表当局在6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向米丘林学习》的文章。这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更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当局报告。报告按照当时苏联共产党的口吻，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生物科学，在米丘林之前，只是‘默想的’、‘描述的’科学。”是米丘林把生物科学变成了真正的科学。“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的根本革命”，“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地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而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持全盘否定态度，指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报告谴责中国遗传学家对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抵触立场，批评他们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老一套”；并且对生物学教学方面的“落后局面”表示了强烈不满——“各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基本上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串在课程的各方面，米丘林生物科学只是一个‘学期课程’。……在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米丘林生物科学只占一个章节。”报告据此指措辞严厉地指出：“我国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生物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将只是一句空谈。”怎么办呢？结论当然是：“应该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不仅要彻底改造“旧遗传学”，而且要彻底改造“旧生态学”、“旧细胞学”、“旧胚胎学”、微生物学……。“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要认真地纯系理论地彻底地批判，生物统计、生态学等部门中的有害部分也要予以批判。”这份报告既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而且由政务院和中国科学院主持拟定，无疑代表了党和政府的意志，是对整个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根据文件精神，这年年底，又召开了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会议通过了如何运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面貌”的相关决议。此后，各有关部门、各高等院校有关系部，都为贯彻决议内容进行了部署。从1952年年底开始，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上停止开设；明显地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的研究工作全部被迫中止；甚至已有显著成效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斥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中学教材按照“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思路重新编写。学术刊物只刊登“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文章。中国的农业科学研究蒙受惨重损失。

　　至此，中国生物学界终于紧步苏联生物学界之后尘，也成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一统天下。

　　“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进入了鼎盛时期，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却并没有能够占据中国学术界的霸主地位，没有能够拥有多少学术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在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就没有出现多少李森科一类的政治打手……

　　中国生物学界成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一统天下，却没有成为“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一统天下——即便在“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鼎盛期，苏联“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所享有的那种浩荡“皇恩”，也仍然是中国的“米丘林生物学工作者”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界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共合作、共同抵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建国初执政党与知识界的关系尚称融洽；而且当时执政党坚持的是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则，对知识分子多所宽待。所以，虽然当局同样要推行“米丘林生物科学”，但推行方法，却不是象苏联那样，完全运用赤裸裸的暴力。中国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也就不象他们的苏联同志那样面临一场血腥的政治龙卷风。换句话说，中国的遗传学大战虽然也必然要超越学术规范，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出思想斗争的大范畴。虽然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自视为天之骄子，不可一世，但实际上他们非但没能“万千宠爱在一身”，反而处处受制——既要面对中国经典遗传学派或明或暗的抵抗，还要面对行政当局的制约。所以他们实际上能量有限。

　　这方面的典型仍然是前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时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的乐天宇。当事人陆定一晚年回忆：

　　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同我谈话，贬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请他补写了）。我对于遗传学是外行，但已看得出他的“门户之见”了。

　　陆定一不客气地当即批评了那位老同志的“门户之见”。据他说，老同志欣然接受批评，转变了立场。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说法。事实上，那位老同志——即乐天宇——坚持“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霸主地位的立场并无改变，为此，两年前就因李景均出走而受处分的乐天宇，这时又被当作粗暴对待学术问题的典型抛了出来。1952年4月，中国科学院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乐天宇同志所犯的错误”。支部大会认为：乐天宇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以及学术工作上的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接着，政务院科学卫生处会同中国科学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中国科学院达尔文主义研究班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学术机构和相关行政部门都派人出席了这些座谈会，竺可桢等科学泰斗和谈家祯等中国经典遗传学界头面人物也奉命与会。这些座谈会规格之高，在新中国学术史上是少见的，无疑反映出当局对乐天宇问题是何等重视。会议决议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指控乐天宇，如下几段最可玩味：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是最具有科学态度的人。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征首先便在于它的实践性和战斗性，不是空论，而是一切从事实出发。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便应该是最具有科学态度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家更应该如此。

　　但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乐天宇同志，对于科学工作却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态度，他在批评旧遗传学时，便采取这种态度。我们知道，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应该用理论和实践来驳斥它的虚妄。在这方面，苏联的生物学者早已用事实说明这种所谓基因纯粹性定律的虚伪 ；但乐天宇同志在他的论文《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中，却武断地说：“这种基因不但任何人没有看见过，连摩尔根自己也没有看见过，他拿这种虚伪的基因来肯定生物遗传的性状，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不可掌握的，而是一种幻想，幻想就是唯心论”（见自然科学讲座生物之部第二十五页）。只用见过或没有见过的理由来批评一种科学上的假设，是太不充分了。譬如原子、分子也是不可见的，但谁能说原子、分子是不存在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具体材料分析具体问题，对不同的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因而处理学术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应该有所区别。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达到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米丘林语）。所以它必须加以改造。我们可以说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能说信服旧遗传学的学者一定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分子。这是很明白的事。所以，我们反对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一根打人的鞭子，用米丘林生物科学作为护身的符咒，掩盖自己的无知……。

　　在批评乐天宇的最后一段总结性文字中，决议指出，作为一个“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乐天宇，其错误集中表现为：“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其实，纯就个人品性而言，这些评判未必准确。至少就晚节来说，乐天宇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文革期间他受尽摧残，成为佝偻之后才获准返京，在大女儿——北京一家街道小厂的普通工人——家里“休养”。隆冬腊月，室内竟无火炉取暖。文革结束后，乐天宇得以平反，按理可颐养天年。他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于1980年带上补发的全部工资六万余元，由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宁远县，兴建九嶷山学院。建校初期，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茶淡饭，还把自己的离休费除留50元生活费外，其余的全都交给学院公用。1984年突发脑溢血，在工作岗位上辞世。这些姑且不论。纵然乐天宇先生真有那份当局文件所指控的那些个人品性，也不足为怪——所有这些本来就为地道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所共有。但是，在苏联“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可以凭借天宠而这样骄横无羁，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这却行不通。似乎可以说，随着中苏文化交流的深入，随着对苏联学术状况的了解的增多，中国当局对李森科之流的热情正在逐步减退，对苏联的遗传学悲剧已有所警惕。因而要在用“米丘林生物科学”改造中国的生物学界的同时，避免类似苏联的遗传学悲剧在中国发生。乐天宇所犯的错误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支部大会对乐天宇问题的决议通报全国，实际上就是为了“杀一儆百”——通过对乐天宇问题的解剖，警告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在批判经典遗传学时，不可效法李森科之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学术之争升级为政治迫害；换句话说，人和事的界限、思想斗争和政治处理的界限，不许跨越。

　　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却并没有能够占据中国学术界的霸主地位。在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出现多少李森科一类的政治打手。其实中国学术界的政治打手不乏其人，诸如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等，这点上中国丝毫不比苏联逊色。但中国学术界的政治打手大多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相对清静，这或许是因为建国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斗争给了自然科学领域的野心家一个前车之鉴，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收敛。

　　同时，即便是在“米丘林生物科学”的鼎盛时期，当局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热情也是有节制的。在对全国学术界具有指导意义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官方文件中，已经指出，“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不是学习它的枝节”。周建人代表当局所写的纪念文章《向米丘林学习》，更用米丘林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学者：“在利用我的方法的事业中，必须不断地向前看，因为单纯地利用我的方法会把它们转变为教条……”。与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有节制的热情相联系，中国当局对经典遗传学派的打压也有一定限度。这一方面表现为用行政措施严禁“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对论敌残酷斗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遗传学尚留有余地，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整个地“专政”、“打倒”。周建人在《学习米丘林》这篇文章中就特意提醒读者：“米丘林反对魏斯曼、摩尔根等的遗传说，因为那些说法是错误的。但米丘林没有否认遗传作用本身。苏联还设立有‘米丘林中央遗传学实验室’。”如此费尽心机地到遗传学坟场苏联为遗传学在中国的生存寻找理论依据，苏联人知道了一定啼笑皆非。

　　1952(1955年是“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但在兴旺发达的同时，危机也开始滋长起来。如于光远所说：“在前苏联，由于李森科这一派在学术上的不严谨，特别是在农业实践上的无效，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公开批判李森科学术观点的文章越来越多。”《植物学杂志》所发起的长达三年多时间的有关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学术讨论，对李森科形成了四面夹击态势。苏联学术界这一重大走向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05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译载了苏联《植物学杂志》的文章：《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文章总结了一年来苏联学术界对李森科学术观点的批评，指出李森科及其学派“实验方法水平低，研究得不够精确”；“否认唯物主义地解释进化论”，以及“忽视了祖国和外国研究者已有的一切经验”等等。1954年后，科学出版社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有关这场讨论的文章。“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生物学家的意见也逐渐公开化了。科学家中的意见，引起了我党中央的注意”（于光远语）。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因此注定走向衰落。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 陆定一

　　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开始沦为落水狗；“米丘林生物科学”在苏联学术界的穷追猛打之下，似已走到尽头。中国的“米丘林生物学”却正在回光返照之中。这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举办了“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纪念会致了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郭沫若一方面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政治哲学意义，一方面充分肯定用“米丘林生物科学”改造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成就”。号召中国学者“以米丘林为榜样，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更全面地展开深入的研究，把研究的成果及时地愈来愈多地贡献出来”。大会主题报告拟由戴芳澜院士担纲，但戴芳澜曾因信奉“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挨批，对“米丘林生物学”没有好感，一听会议筹备组要他准备报告稿便直摇头。无奈，改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做专题报告。报告题为《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其主要特点，是对响应苏联遗传学界第三次大论战而向“米丘林生物科学”发起反击的中国摩尔根学派予严厉抨击。童第周在肯定“六年来，我国极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农学家在学习米丘林学说方面是热情的和积极的”之后，话锋一转，说：

　　但是在生物学界中也还有一些人坚持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对米丘林学说采取盲目反对的态度。个别的人，在他的研究工作中完全忽视米丘林学说，在他的生物学著作中只字不提米丘林，又不以科学家的态度来进行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苏联共产党对科学事业的正确的政策，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了学术界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调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必须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不致被引入迷途。

　　童第周警告学术界，“抱有上述错误思想的，只是科学队伍中极个别的人。但是这种思想的错误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种思想如果任其传播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们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遭受损害。因此，我们在这里仍要提请大家注意加以批评。”

　　中国生物学界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但毕竟是回光返照，难于持久。1956年4月，来中国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苏联农学家齐钦带来了苏方解除李森科职务的消息，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马上邀齐钦座谈。齐钦转告中共中央，李森科的春化法作为农业技术在苏联已被废止，李森科的其他重要理论也被否定。决策层为之震惊。决策层同时注意到东欧国家对李森科问题的反应，尤其对东德的立场感兴趣。东德著名遗传育种学家汉斯·斯多倍（Hans Stubbe）一贯抵制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但东德当局并没有强制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在学术上对他依旧很尊重，他仍然可以运用自己的“摩尔根主义”育种学说，终于在育种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东德的这个案例给了决策层央很大启示，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令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以采取相应措施。

　　转机降临了。

　　恰好与中国生物学界的“小气候”相反，这时整个中国意识形态正处于文革前最平和的时期，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甚至把知识分子叫做“国家的宝贝”。重新估价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精神创造必需的宽松环境，正在形成共识。时为中国意识形态主管的陆定一决定利用这个契机，解决学术自由问题。这年2 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居所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就学术自由做专题汇报，以“米丘林生物科学”与中国经典遗传学派的长期交战为例，说明在学术领域实行专横的行政干预的危害。报告得到中共中央认可，会议决定对学术问题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遗传学问题就成为我党中央制定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主要依据”（于光远语）。遗传学是政治风暴摧残的重灾区，以遗传学问题为实施双百方针的突破口，就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政治上也最具震撼力，最具示范意义。双百方针的实验对象，自然要选择遗传学。换句话说，遗传学既是引出双百方针的发源地，也必定是最早受双百方针之惠的一个主要的试验田。

　　这年5月2 日，毛泽东在一个重要讲话中正式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就双百方针作了公开阐释。陆定一说：“我们主张的百家争鸣是在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特别谈到遗传学问题，说：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例如说什么“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一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之类，就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米丘林学派”无疑是致命一击，长期受压的经典遗传学派则欢欣鼓舞。更令经典遗传学派振奋的是，中共中央决定：“要在遗传学这个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一个榜样。”根据陆定一的指令，中宣部科学处、中科院和高教部“认真研究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步骤。”中国遗传学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遗传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第一步，是在舆论上为平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造势。由于有意识的引导，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现状作冷静的反思和大胆的批评。首先对苏联的学术方法、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光明日报》组织一批知名专家教授展开讨论，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朱淇昌先生撰文说：

　　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在我国科学领域里，许多人存有一种依赖苏联的思想。他们在很多科学技术问题上一成不变地搬用苏联的标准，却没有很好地去钻研苏联科学技术的实际和精神。如果有人提出不同于苏联标准的意见，或者提出在苏联的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的意见，以及提出自己创见性的意见以代替苏联的方法时，就认为是“不好好地向苏联学习”。应该肯定，我国的几乎每一门科学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需要进一步向苏联和其它国家学习。但我们的学习不应该是生搬硬套，盲目照抄。过去曾有一个时期，在我国科学领域内产生过科学技术“一边倒”的思想，因此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使得自己闭塞了对科学发展的见闻。最近，我参加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科学技术书刊上，看见这几年来，他们已经有了不少的成就。如果我们还不重视学习，那对于我们国家科学的发展是不会有好处的。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熊毅也指出，“有些科学成就，在任何国家里也可以使用，我们最近在研究土壤物理学方面的某一问题，就采用了美国科学文献上的一种办法，效果很好。如果严格地把自己限制住，那就是自己倒霉。”学术研究受政治大气候支配向苏联一边倒，以致与代表世界科学技术主流的欧美学术界几乎完全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积郁已久的强烈不满，这时终于爆发。欧美的科学技术仍然应该为中国学术界所师法；而对苏联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学者们则认为不应再继续下去了。第一个在中国实现动物人工无性繁殖的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向苏联学习，也应向别的国家学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不好的。苏联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以至于对南美洲等国家的科学，都很重视。都把它介绍翻译过来。苏联的科学情报工作做得很完整。我们也应该把其它各国东西介绍来中国，丰富我们自己。”中国学术界必须打破姓社姓资的禁忌，批判地看待苏联的科学技术，大胆取资欧美，这已是中国学术界共同的呼声。

　　在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期盼中，开始了遗传学领域的拨乱反正。

　　一方面不能在科学技术问题上一边倒，必须取资欧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参与笔谈的学者，不论是属于哪个学科，大都以遗传学问题、并且主要是以“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引进为例证。朱冼就说：

　　要学习苏联，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在学习苏联方面并没有学好。我们缺乏自己的见解，又不看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把苏联的东西搬过来机械地运用。如中国某些科学工作者学习米丘林的嫁接苹果工作，就值得考虑，因为中国苹果比苏联的还好。米丘林学说是对的，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理论，而不是学习他的具体办法。因为具体条件不同，在苏联行得通的在中国就未必行得通。

　　在《光明日报》主办的“大胆开展自由讨论，做到‘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几乎每一个科学家都强调地说，我们向别人学习要虚心，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东摇西摆，不加辨别地搬运过来。”好几位专家当场举例说，威廉斯的草田轮作制和马尔采夫的新耕作法，本来有地域性限制，不适合中国情况，但因为是李森科所大力推崇的，一些人就想照搬到中国来。在华南地区某个农业学校，教师讲授怎样在当地推行草田轮作制，学生问他，当地的农作物一年三熟，如果土地照你说的休耕二三年，还增产什么？教师不能回答。此前，陕西、甘肃等地还发生过为了推行草田轮作制而铲去多年生苜蓿草的大笑话。与会的科学家们由此把话题转到李森科问题上来，指出，“李森科的学说曾在我国风行一时，有些科学家对李森科学说有意见，也不敢提出来讨论，今天看来，这不是科学家应该采取的态度”。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林傅光教授更是大声疾呼科学家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理性对待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他这样说：

　　前几年，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方面，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生物科学方面，有的人不同意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但心中存有顾虑怕提出来会犯政治错误，怕别人给他“扣帽子”，因而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的人顾虑到：对李森科的某些论点也提出批评，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苏联的信心等等。也有些人故意对李森科的某些错误论点，避而不谈，而过分强调了他正确的部分。这些，都给我们的科学工作造成损失。

　　林傅光教授主要从科学家自身的不足的角度检讨“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横行的原因，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则把批评锋芒直指中国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他说：

　　共产党和政府过去也是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自由论争的。但是，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怎样好，讨论少，论争就更少。这和某些人对待论争者的态度不好有关，他们随便给人扣帽子。例如：在前几年如果谁对李森科的学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会马上被戴上“你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这是唯心主义”的帽子。我觉得这种态度，是和共产党的政策相违反的。

　　学术自由原则未能切实推行，这是影响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学术自由原则之未能切实推行，在“米丘林生物科学”肆虐的中国遗传学界表现最为突出。也就因此，在双百方针提出后，遗传学问题就成了热门话题，对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积怨甚久的中国学术界，强烈呼吁结束“米丘林生物科学”一家独鸣的不正常局面。以遗传学问题为实施双百方针的突破口，在这点上，决策层和学术界是不谋而合。

　　在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期盼中，开始了遗传学领域的拨乱反正。1956年7月，当局尝试着为遗传学初步恢复名誉。《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对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的植物生理学教材提出了批评。这些教材是参照苏联八月会议之后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指出，这些教材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现在看来，有些论点不够成熟，有些批判不够公允，不宜单方面地列入教材中去。仅就发育一章来说，小麦春化处理的不可逆性，在当时就同国际文献中的实验报告抵触；植物在光照阶段中要求不断光照或不断黑暗的说法，根本同生物和环境统一以及自然界有昼夜光暗的交替就有矛盾的地方。马铃薯的退化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高温……。而这些未经公认的‘一家之言’所以能一度列入教材，很难说不是受了‘惟我独尊’思想的影响。”而对中国农业高等院校教材的这些批评，间接地都是指向李森科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对在苏联和中国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欧美遗传学作出了新的评价。文章在沿袭旧说对欧美遗传学作了一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批评之后，指出欧美遗传学也有合理成分，不能全盘否定。文章并具体陈述了全盘否定欧美遗传学给中国生物学教学和实践工作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虽然在生物化学上着重介绍蛋白质是生活物质的主要成分，而在生物学课程里却认为核物质（特别是染色体）是种“禁忌”，避而不谈，或者在谈到遗传性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却有把细胞内部结构一视同仁、主次不分的倾向，甚至有时把一些染色体中科学界公认的现象，如减数分裂与世代交替的关系，都抛开不提。难怪现在从未听说过什么是染色体的学生，听到批判染色体学说的时候，只能囫囵吞枣，强咽下去，而一听到有人在研究染色体的时候，就要发生莫名其妙的警惕。我们在教学上疏忽了某一方面，在实践上就会遭到相应的损失。正是因为在遗传学上过分强调了物种形成乃是适应生存条件改变而引起的一定的变异，而忽视了核物质本身构造上的更动也会在有机体中引起有利的改变，在实践上就杜绝了一些利用物理化学因素处理的迅速而有效的育种方法。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打响了为经典遗传学洗刷不白之冤的第一枪。但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措辞上不能不把握分寸。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则无此种顾虑。《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刚刚发表，《光明日报》就作出回应，刊发了《吴仲贤教授谈遗传学教学问题》一文。北京农大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吴仲贤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从纯学术角度对经典遗传学作了全面肯定。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我们高等学校讲授的遗传学，1949年就被取消了。现在讲授的‘遗传学’是李森科的。”换句话说，吴先生只承认早已被取消的遗传学即经典遗传学才是遗传学的正宗，李森科的“遗传学”被他加了引号，事实上他拒绝承认李森科的“遗传学”为真正的遗传学，事实上他是认为真正的遗传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他这样痛斥对经典遗传学的政治攻击：“有人把过去讲的遗传学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甚至反动的，可是说这样话的人都不是学遗传学的，或者是对于这门学问不了解，或者是乱扣帽子。这样，当然谈不到科学的态度。”他强调，评价遗传学不能从纯粹的政治需要出发，“科学的态度是，对这门学问的基本规律加以研究，看是否有实验的根据，用不同种的动植物加以考验，然后根据实验的资料得出结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会发生谬误了”。过去当然没有这样做，这是发生遗传学悲剧的根本原因。吴先生进而热情洋溢地评价经典遗传学在学术上和实践上的巨大意义：

　　吴仲贤教授说，遗传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从1900年起直到现在才不过五十多年，就已经成为生物科学的中心，渗透到分类学、胚胎学、生理学、生态学、医学等各方面去，而在农业科学中则成为改良动植物品种的有力武器。从遗传学发展的一开始，它就和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使理论和实验、预测和验证相并地进行。同时，它又利用着近代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来研究它的问题，因而形成了放射遗传学、化学遗传学等新的部门，一方面用以来丰富自己，一方面又转而刺激这些科学的发展。因而有人预测，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物理科学在整个科学界的重心将可能为生物科学所代替，倒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到遗传学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他说，遗传学在农业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虽然为时较短，却也是至足惊人的。仅就杂交玉米一项而言，根据1948年的估计，就使美国每年增产三十五亿美元。最近这些方法更转而应用到鸡、猪、洋葱、番茄等等其他农业生产方面；就已获得的效果来看，它的应用还没有止境。此外，用诱导性的突变和多倍体的方法造成新的优良品种，也已产生良好的效果。而生物遗传学在阐明连续变异的理论方面的收获，在广泛应用到改良动植物经济性能上面之后，预计当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遗传学既然如此重要，恢复并大力发展中国的遗传学研究，自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为遗传学正名。吴氏因此呼吁抛弃对遗传学的偏见成见：

　　他说，对于这样的一门科学，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摒弃它，避而不谈呢，还是讲授它、研究它、利用它来促进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呢？这已经用不着我们来答复了。唯一的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澄清的：在遗传学发展的初期，摩尔根曾经作了一些有力的贡献，于是就有人把它称为摩尔根遗传学，这样就抹煞了许多别的人的贡献；至于称它为美国的或资本主义的，则更是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劳动以及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一概抹煞了。它的正确名字是“国际遗传学”。

　　为遗传学平反昭雪这个主题，就这样被吴仲贤完全点破，变得无可回避。舆论造势的目的至此也就基本实现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用力地摇着谈先生的手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接着征询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谈先生向毛泽东汇报了青岛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谈先生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解决遗传学问题，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跨出了第二步：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正式为经典遗传学平反昭雪。

　　这次会议是陆定一指示当时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着手布置、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形式上与苏联八月会议有诸多巧合之处：都是八月开会；在大会上发言的也都是五十六人。但在内容上、在性质上，两个八月会议却是适成反比：苏联的八月会议成了苏联科学史上最大的一桩丑闻，中国的八月会议则犹如绽开的昙花，虽然只有瞬间的灿烂，却令人回味。

　　为开好这次会议，主管部门作了认真准备。“首先，有关领导同志广泛地向一些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的有关专家宣传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并针对两派学者的不同顾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准备在座谈会上发言。同时，中宣部科学处也组织人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编印了有关资料，供有关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明辨是非。”影响最大的一份资料，是黄青禾直接依据苏联报刊整理出来的长篇纪实——《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它也是同类资料中编写得较早的，客观而翔实地记录了苏联遗传学问题的原委，尤其揭示了李森科欺世盗名的人生轨迹和他给苏联科学事业造成的惨重损失，“供当时有关领导同志参阅，”坚定了决策层告别李森科及其所谓“米丘林主义”的立场，“对青岛会议的召开起过重要的作用。”由于主管部门在会前尽力消除科技领域阶级斗争为纲所形成的紧张态势，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氛围；所以，中国遗传学界三大流派——以谈家桢为代表的摩尔根学派、以祖德明为代表的“米丘林学派”和以调和派自居的所谓“第三方面”——都欣然出席派出强大阵容与会。

　　8月10日，会议揭幕，童第周致开幕词。童承认，近几年中国遗传学界的局面是不正常的：“我们虽然学习了米丘林学说，因为体会不深，在研究上和教育上主要根据李森科学说来进行工作和教导学生。对摩尔根学说只有批判没有研究，因此使一部分的科学工作者，不但不敢根据摩尔根学说进行研究工作，就是摩尔根学说的内容和目前的进展，也不敢向任何人介绍。这样的情形，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的。”过去的不正常局面，现在再也无法维持，这不单因为与百家争鸣的潮流背道而驰，也是因为李森科的没落已经把中国遗传学界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中国遗传学界正在十字路口，再不明辨是非，真的无路可走了。所以，无论就政治需要而言，还是就学术自身需要而言，中国遗传学界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有鉴于此，童号召与会者“把自己的见解尽情地发表出来，不怕争论，要争论得愈热烈愈好。”为进一步消除与会者的顾虑，会议第一天，于光远作了长篇讲话，郑重宣布：“党决定，对学术问题，党不做决议，让科学家自己讨论。”同时正式摘掉过去给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贴的各种政治标签，使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于讲话的另一个要点，是就李森科问题明确表态：“苏联李森科问题，从党的工作方法的角度来看，是个教训。”

　　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经典遗传学派。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因此开得热火朝天。

　　座谈会开了14次。谈家祯第一个登上讲坛，向与会者介绍了摩尔根染色体—基因理论的基本构架和主要成就，全面肯定了摩尔根遗传学的历史地位。联想到摩尔根遗传学的坎坷命运，谈家桢不禁当众大发感慨：“在一门学科里容许有不同学说的存在，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考验，才能证实谁是谁非，也只有通过不断的争论才能使这门科学发展起来。决不应依靠任何外力来取舍一个理论。”长期积郁在胸的对政治干预学术的反感，今天终于可以一吐为快。谈家桢的发言虽然旗帜鲜明，但语气还是平和的。摩尔根学派的其他一些学者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都曾是围剿对象，有的甚至失去工作权力，知名度愈大的摩尔根派学者，受磨难愈多，因而言谈之间不免情绪化。李汝祺一上台就声明：“过去我曾对遗传学发生过很大兴趣，并做了一点工作，可是近来很久没有搞遗传学的工作了”。实际上是对自己被长期剥夺工作权力的间接控诉。吴仲贤更是难抑悲愤之情，说：“英国的一本小说《双城记》中，一个男主角在向一个女主角表示爱情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好象一个在幼年就死去的人。’我今天谈到遗传学问题，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好象是七年以前的遗传学家’；因为七年前我还是一个遗传学工作者，如果我知道国际水平是什么，那还是1949年以前的事。”令摩尔根派学者悲愤难抑的当然不只是他们的个人遭际。孟德尔摩尔根被丑化、经典遗传学被置之死地，才最让他们痛心疾首。全面反驳“米丘林学派”对经典遗传学的歪曲，为孟德尔摩尔根洗刷奇耻大辱，就构成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这点上表现最激烈的是中国第一个摩尔根嫡传弟子李汝祺。“米丘林学派”指责摩尔根学派把染色体对性别的决定作用绝对化了，李汝祺对此很不服气，反驳说：“据我的了解，摩尔根学派并没有把它绝对化，只是提出在一些昆虫中，人类和一些高等脊椎动物是以xy染色体为性别决定的机制的，如果你用你的逻辑把它绝对化，说一切生物都是如此，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能把责任推到摩尔根学派的身上去。”这里，李汝祺的谈锋已超出遗传学范畴，而涉及学术论战的规则问题。他指出，“米丘林学派”的论战手法从来都不光彩：“那就是把别人说的一段话，减前去后，断章取义，孤立起来，和固定起来，作为批判的根据，由此就得出结论，它是唯心的，它是形而上学的。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批判是不能服人的，这种逻辑只能引向教条，对促进科学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按自己的论战需要任意曲解对方观点，然后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这是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最大的论战特色。摩尔根学派的学者过去不能不隐忍，现在“米丘林学派”完全丧失政治特权，他们再无顾忌可言，当然不会继续容忍下去。

　　摩尔根学派如此气势，是建国后从未有过的。一些与会者感到不习惯。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罗士苇反映：“有些同志这几天来问我，为什么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尤其是老牌的，发言有火气很激动。”不过大多数人能接受。罗士苇就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解放以来，扣帽子扣得很厉害，什么唯心的、反动的，甚至要写些言不由衷的书面检讨。所以，今天有火气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他并且指出：“我对这次在八月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上分发八月出版的《遗传学集刊》有点意见。这里头还是扣帽子，不说‘唯心’便说‘反动’，这是否公平，合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平心静气的来讨论？如果我是老牌遗传学家，我也会有火气的。”

　　和当时苏联的反对派学者一样，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的中国摩尔根派学者，始终处于攻势。一方面驳斥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强加给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不实之词，恢复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本来形象；另一方面，对李森科的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层层解剖。李森科的那些曾经不可触犯的神圣教义，在中国也终于不能不面对科学理性的拷问。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指出：“最近有部分学者，把李森科院士对于一年生植物的阶段发育学说，硬套到多年生木本植物上，说它们也要经过春化、光照阶段才能开花。我们学校有几位三年级的学生，对校园的木本植物曾作了详细的观察和试验，在木本植物开花上发现许多事实是不能用春化和光照来解释的。牵强附会硬套，对科学发展很不好。”他特别提醒在座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不要把李森科的理论当作万应灵药，“有机体生长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有多种多样历史背景，因此一定是多样的。我们用一个观点来解释全部生物是很困难的。总之，在大自然中，要把一个‘规例’应用到全部生物上是不可能的。”其实在一般摩尔根学派的学者看来，李森科的理论岂但不是什么万应灵药，而且简直就是江湖郎中招摇过市的狗皮膏药。李森科理论的基石是后天获得性遗传，对此山东大学生物系方宗熙教授评论说：“李森科对适应起源的理解与拉马克学说相接近，认为一切生物随环境而改变，生物所产生的变异是定向的改变，以后变异得到稳定并遗传到后代。摩尔根学派主张获得性不能遗传。从今天已有的材料来看来，拉马克的获得性直接遗传的证据在高等动植物里还没有。李森科所提出的这方面的材料都有缺点，说服力不强。”谈家桢的议论就更风趣了，他说：“我们搞生物学的人，都是希望获得性能遗传。比如我们现在念了书，以后生了儿子不念书也能有知识，这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不能把愿望作为结论。我们如以获得性能遗传作为哲学的原理是可以的，但现在还不能证明它作为客观事实。”由获得性遗传理论推导出定向变异理论、推导出自然完全服从人的计划安排的理论，构成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基本内容。对此盛祖嘉有很精妙的评说：

　　我们要控制自然，可是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我们只能利用规律。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有几种态度：就以定向变异的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大部分是这样，他去研究有没有定向变异，他们也希望能逐步掌握自然的规律，使得能够定向改变生物。得到的事实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累积事实再作结论。另一种科学家则相信一定有以上所讨论的最基本的意义上的定向变异。这样子能鼓起勇气向自然索取，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因为有这种信念，于是不作仔细的分析，稍有成绩，实际上离开问题的解决很远，就笼统地说已经做到了定向变异，这种态度是妨碍科学发展的。

　　我们完全应该相信有一天我们能控制自然，使雨要下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下，这种信念是完全有利的，可鼓励研究。但应该注意有两种方式会妨碍科学的发展：一种是没有做到说做到了；另一种是往这个方向做，却在没有做到之前，把现在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忽略了。譬如目前还不能够使雨怎么下就怎么下，没有做到以前，可以先做个坝，把水引过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定向地控制了雨水。

　　获得性遗传问题和定向变异问题，是中国当局从政治哲学层面上予以充分肯定、视为当局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在也要受到诘难。李森科其它方面的理论“贡献”，当然更找不到遮羞布。

　　最令中国学者反感的，是李森科狐假虎威欺行霸市的流氓习气和投机取巧、欺名盗世的“研究方法”。李汝祺指出：“在做科学研究时，首先要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一定要建立在前人科学事实基础上。有了假设之后就进行实验，得出资料然后再加以分析和综合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步一步的，有一系列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谓逻辑。可是另外还有一种逻辑，”即李森科的逻辑：“先有一个结论再抓住一点事实，然后把它绝对化公式化、普遍化和简单化，例如：根据番茄的嫁接，得出无性杂种，因此就下一个结论说：染色体和基因在所有的生物都不可能负责遗传的，染色体基因学说被粉碎了。”“破”的方面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立”的方面则同样是不择手段——“如李森科关于物种形成和种内无竞争的学说中，有许多实验结论往往只根据一两种事实做基础，这是不科学的。”这是华东师大一位教授的评语。戴松恩也承认：“李森科所作的有些研究还不细致，结论下得过早，常以哲学的概念代替了科学。”“概念化的结论太多，积累的科学资料实在太少，而且有些资料还是不科学的。”朱冼则指出了李森科人品上的问题：“关于春麦变冬麦、冬麦变春麦的试验，我记得在1913年法国Constantin著的一本书中早有论述，它们互变的可能性是4%（转述德国和瑞典学者的著作）。但在李森科的著作中，忘记了前人的成绩，这种态度是不够好的。同时他对别人的批评，一动笔，就说出‘反动’、‘唯心’等等有背科学界惯例的语句，令任何人都受不了。一个人想包办科学，是不可能的；科学的荣誉应公道地分给一切有贡献的人。”还有学者总结说：骂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李森科在国际科学界不得人心，就是因为太喜欢骂人。”

　　依据无可辩驳的逻辑推演和大量实验事实，中国经典遗传学派在这次座谈会上对李森科理论的伪科学本质进行了彻底揭露。甚至在几个月前还公开号召中国学术界“创造性地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童第周，这时也表示，在某些问题上，他也“不能同意李森科的意见”。此时的李森科不仅在他的祖国成了落水狗，在中国也身败名裂。正如朱冼在会上所讲的：“现在大家都在批判李森科的某些见解，这好象已经是一种空气。”

　　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执政党基本上没有介入。于光远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这个会虽然是中宣部提出要开的，但在我离开北京之前，向陆定一部长请示这个会怎么开法时，他说：你去宣传一下百家争鸣，这是党提出百家争鸣后的第一个科学会议，希望这个会议能开成一个开展百家争鸣的典型。”学者们第一次不怕秋后算账，“大家开会时畅所欲言，上午开会，下午一起喝茶，在‘休息’时间继续自由讨论。”执政党很满意，会议尚未结束就得到于光远首肯：“我看我们这个会做到了百家争鸣这一条。”最关键的是毛泽东就八月会议间接表态。会后，有关方面组织与会的各派代表人物发表文章，为在学术界全面开展百家争鸣造势。毛泽东独独对中国第一个摩尔根嫡传弟子李汝祺的文章备加赞赏。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原题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主要是结合建国以来遗传学的坎坷历程论述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既然要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其后果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并且表示，遗传学问题的解决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对百家争鸣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因而也就难于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提出‘放’和‘收’的问题。”毛泽东读了拍案叫好，当即建议《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把文章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意犹未尽，又为文章挥笔写就了这样一段编者按——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做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8月25日，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正式落下帷幕。没有照例作出什么“一致的结论”，但提出了若干建议。最主要的建议是在遗传学乃至整个学术领域彻底杜绝一家独鸣：“会议认为，各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保证各个学派都有同等的发展机会，都有同等的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在一个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里，对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科学家，应该保证他们有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自由，应该保证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和发表学术论文上有同等的权利。”在遗传学教学方面，必须把两派观点都介绍给学生。同时建议对与遗传学密切相关而在建国初期被“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的细胞学、生物统计学、发育生理学等学科的重建给予必要的关注。加强介绍国外遗传学文献的工作，尤其是加紧翻译出版摩尔根学派的重要著作。这些建议得到当局响应，对此后的中国遗传学建设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以青岛会议为标志，中国遗传学得到了解放。摩尔根派的一些学者欢天喜地。谈家桢就是其中的一个。会议结束时聚餐，他开怀痛饮，酩酊大醉。但谈氏不免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青岛会议上遭受痛挫的“米丘林学派”实际上没有认输，他们仍然唯我独革，“仍视摩尔根遗传学为政治批判对象”。只不过孤掌难鸣，不能不暂时隐忍以待。所以，大多数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不像谈氏那么乐观，“仍然顾虑重重，觉得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挨批”（于光远语）。

　　果然，形势很快发生逆转。当局初衷，是以解决遗传学问题为突破口推动百花齐放的开展，借解放遗传学而解决学术自由问题。但遗传学问题刚刚解决，还没有来得及向中国学术界的纵深发展，反右就呼啸而至。反右之后，毛泽东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浪拍岸而来，刚刚开始施行的双百方针不能不在事实上停止施行。解决遗传学问题，因此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并没有能够给其他学科带去多少福音。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恶浪的不断增长，1958年，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开展了“拔白旗”运动，“大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大树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一批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的学者遭到狂轰滥炸。加之苏联“老大哥”又把李森科当作“国宝”捧了出来。中国那些一直在卧薪尝胆、准备重整旧山河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认为火候已到，于是又向经典遗传学派杀将过来。祖德明在1957年11月《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了题为《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中国农业科学的老前辈、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也在1957年11月的《中国农报》上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地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的反右派文章。反右和“米丘林学说”、“摩尔根学说”就这样扯到一起，学术争论又和政治问题挂了钩。各地掀起讨伐“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新高潮，声势十分惊人：湖南农学院党委组织120名教师和510名学生对该校遗传学教授裴新澍进行重点批判，贴了两万多张大字报；湖南医学院党委强迫遗传学家卢惠霖在500多名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辽宁大学生物系党政负责人专门组织“红旗战斗队”围剿“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曾在美国从事草履虫的卡巴粒研究并曾在青岛会议上慷慨陈辞抨击李森科的武汉大学教授赵保国，更是在“拔白旗”运动中被整得精神失常。最严重的是，“米丘林生物科学还乡团”的反攻倒算，竟得到政府主管部门某些人的支持。一位主管官员公开扬言：“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米丘林失败了，要再开一次会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来扭转一下形势”。

　　刚刚恢复生机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又将没顶。这种严重的局势引起决策层关注。一方面，虽然双百方针在事实上停止执行，但执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明确否定自己提出的这个方针，至少在公开场合，对双百方针还是肯定的、维护的。而遗传学问题则是当初推行双百方针的最重要的典型，也是推行双百方针的唯一的一个成果。如果在遗传学问题上真的颠倒乾坤，如果“米丘林生物科学还乡团”真的东山再起，必然对执政党仍然公开承认的双百方针构成一大讽刺。所以，“米丘林生物科学还乡团”事实上是错误估计形势。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李森科的邪教教主本质已暴露无遗，中国与李森科问题并无多少干系，犯不上冒着被全世界嘲笑的风险去维护李森科，犯不上象苏联那样去背李森科这个沉重的包袱。正是出于这些因素，执政党对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回潮非常反感，决定予以制止。陆定一在中宣部的小型工作会上，多次批评在遗传学问题上的反复。甚至毛泽东也被惊动，而再度表态支持经典遗传学。反右声浪仍盛的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第三次接见谈家祯，表示关心遗传学的发展。并询问：“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吗？”谈家桢直言相告：依旧阻力重重。毛坚定回答：“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毛当然不是出于和谈家桢的个人友谊而有此番动作；他对谈的礼贤下士，主要还是向中国经典遗传学派转达这样一个信息：不要因为反右谈虎色变，最高决策层不会因为反右而改变对遗传学问题的政策；以此安抚和稳定中国遗传学界。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强力干预下，谈家桢及其经典遗传学在中国遗传学界的主导地位，终于重新稳定下来，在围剿“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围剿“资产阶级伪科学”的狂潮铺天盖地之时，遗传学例外地幸免于难，在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中成了一块罕见的世外桃源。

　　一方面回天乏力——“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三四十年代苏联那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不能不走向没落；一方面因为时间伟大——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虚妄。这种情况下，中国“米丘林学派”别无选择，只能分崩离析。就连中国“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旗手祖德明，在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反思后，也毫不留恋地告别了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即便在文革中，祖德明也对“米丘林生物科学”持基本否定态度。当时他对自己的心路历程有过一番真诚的自白，他这样说：

　　我先前是学摩尔根遗传学的，曾迷信过染色体基因理论。参加革命后由于接触到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继而又接触到米丘林遗传学的理论，对染色体基因理论逐渐产生了怀疑。后来由于知道米丘林的工作曾受到列宁的赞扬和斯大林的支持，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敢于批判流传已久的遗传学理论，提出独立见解，并在果树育种工作上作出了杰出的成就，遂使我转向了米丘林遗传学。接着由于看到一些验证性的试验，使我更加相信了米丘林遗传学的重要性。在这一段时期，好象我有破也有立，但实际上是从迷信这一个转到迷信另一个，始终没有走出“爬行主义”这个不光彩的圈子。

　　这番自白是颇有代表性的。建国初期中国一些人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迷信”，都主要是因为“知道米丘林的工作曾受到列宁斯大林的支持，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换言之，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学理上的考虑追随李森科。正是因为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追随李森科，所以他们即便明知李森科不对，也要坚决捍卫李森科“一贯正确”的高大形象。祖德明对此也有自白((

　　米丘林遗传学的继承人李森科对充实和发展米丘林遗传学，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李森科看问题有些绝对化、简单化，因而他的某些论点，难以使人信服。我过去对李森科的某些论点和做法是不是对，也不是没有疑惑的地方，但是由于那时派性作怪，从未公开地提出过批判。

　　幡然醒悟之后的祖德明，对红色教父李森科及其教义作了如下评价：

　　一.李森科有关物种关系的论断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没什么站得住的论据。

　　二. 李森科对于染色体基因理论的批判，尽管对遗传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片面性是相当大的。李森科虽然也说遗传变异有它的物质基础，反对把染色体和染色体里的基因作为唯一的遗传物质，但他把细胞内所有参与支配遗传变异的物质的作用等同起来，无主无次，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三. 李森科多年来不仅抨击有关遗传物质基础的深入研究，而且也反对利用物理化学因素进行引变的研究，轻视生物统计学的应用。可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李森科的想法不仅不利于遗传学的发展，也有碍于育种工作的开展。

　　四. 李森科还宣扬，在小麦穗上可以找到黑麦的子粒；掩埋地里的燕麦草之所以清除不绝，是因为燕麦能够变成燕麦草；并说这些变异是由于受到不良的外在条件的影响，在两三年内，以飞跃的形式形成的。他这种说法由于缺乏试验的论证，是否可靠，颇有可疑之点。

　　基于对李森科的上述认识，祖德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李森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所谓“米丘林生物科学”，也“不都是正确的”。“尤其是经李森科继承和发展之后，存在着不少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神圣光环，即便是在从前中国“米丘林学派”旗手祖德明的眼里，也已经是荡然无存。此后，虽然“米丘林生物科学”仍在一定范围传播，如直到1978年10月中国遗传学会成立时，还强调“不同观点的遗传学工作者要互相学习、搞好团结”，实际上是承认“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还有一席之地。直到1979年5月，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组还根据全国高等学校理科生物类教材会议精神，编写了《米丘林遗传学基本原理》并交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对“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所有传播，都少不了一个这样的前提：即“按照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批判继承地介绍米丘林学派的基本论点”。对李森科本人的介绍更是“一分为二”：在肯定李森科“对米丘林遗传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同时，指出“他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后期的工作中，也有许多错误”。“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不再成其为显学。

　　基本排除“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干扰之后，中国遗传学逐步走上正轨，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平安岁月毕竟还是太短了。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前十年有“米丘林生物学”横行，后十年有文革，相对平安的日子不足三分之一。所以，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不可能取得它应该而且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多成就，12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规划完全化作泡影。谈家祯就对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遗传学持基本否定的立场，说：“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几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84年。这年，中国当局召开了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和1965年苏联当局举行的孟德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一样，当局的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全扭转错误方向，“把过去多年被歪曲了的孟德尔的形象纠正过来”（谈家祯语），为孟德尔公开平反，以表明中国遗传学界从此完全回归孟德尔摩尔根，并重返国际学术界，致力于真正的遗传科学的发展。在这次海内外瞩目的会议上，谈家祯以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的身份作了主题发言。他严词谴责了李森科及其“米丘林学派”。他说：

　　三十年代后期，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打着学术幌子的伪遗传学派，那就是李森科学派。他们禁止研究和发展真正的遗传科学，指控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并且对苏联许多正直的卓越的遗传学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致使本来很有传统的、很发达的苏联遗传科学停滞了许多年。我国在解放初期，由于盲目地学习苏联，李森科的“学说”也曾一度支配过我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并贻害非浅。

　　这次会议成了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再没有一席之地，中国与“米丘林生物科学”永别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在中国全面登陆，大放异彩——根据摩尔根基因学说发展起来的“生物工程”，已在我国开花结果。1997年元月报载，我国科学家洪国藩和他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构建了水稻基因组物理图，这张水稻基因组物理图标上了565个遗传分子标记，其中包括近 100个通用的遗传分子标记。这些标记，在大麦、燕麦、玉米、高粱、甘蔗等主要农作物的基因组是通用的。因而，利用水稻基因组物理图不仅能够揭开水稻的遗传信息之谜，而且能为大批农作物遗传育种提供所需的重要基因及有关信息，这对农业生产将产生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收获则在人文领域((自然科学没有国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李森科问题给后人的这些深刻的教益，在今天已经为中国学术界所公认。换句话说，关于自然科学姓社姓资的论战，随着李森科及其“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永远地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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