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忠李明华在社教中我见识的省、地、县三位可敬的老领导

Gowest · 发表于 2021-1-18 23:01:28

在社教中我见识的省、地、县三位可敬的老领导
　时间：2019-08-26　访问次数:1
作者：周玉忠整理：李明华

1964年，中央部署在全国城乡开展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为工作目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年夏，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将抚州地区下辖的临川县唱凯、李渡（今属南昌市进贤县）两大片区作为开展第一期运动的试点（这次试点后，又进行了两期，第三期因“文革”爆发中途匆匆收场）。
国庆节前夕，省委从省直、地直机关抽调近2000名干部，组建了省直机关和抚州地委两个工作总团，分别由时任省委农工部长王大川和地委书记王铁任团长。省直工作团进驻李渡、文港等公社，驻社工作队长全为厅级领导；驻大队的工作组长也都是处级干部；生产队工作组则由科级干部召集。抚州地委则以南城、金溪、资溪三县工作队分别进驻包干唱凯、华溪、南头公社。当然，地委工作团驻公社工作队长的级别则相应下移一级，由各县主要领导担任，但驻大队的工作队长则全是各县的县委常委或是县委委员（或曾任过县委委员、候补委员）。“为在阶级斗争风浪中锻炼培养后备干部”，还从农村中选拔了少量时称“千分之一”的不脱产、不“农转非”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偕夫人水静，亲自蹲点在我们资溪县包干的南头公社良溪大队。杨尚奎当时化名易强，这对外是严格保密绝不许外泄，违者要重处的。我还得悉，当时省、地、县三级主要领导，甚至包括一位部队高级别的将军，都分别蹲点带队驻扎在村。从规格之高档、气势之浩大，和“对阶级敌人震慑力之强悍”来言，这场社教运动都大大超过解放初期的那场土改运动。
我是从资溪县中学副校长的岗位上被抽调参加这次社教的。组织上安排我在时任县委书记吕东壁蹲点所在的南头公社下艾大队，负责宣传报道，与抚州总团及总团《社教简报》编辑部直接联络，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杨尚奎、王铁、吕东壁三位时任省、地、县领导，领略了他们不凡的为人和为官风采。我原来保留有较完整的当时工作笔记和简报资料，可惜都在文革浩劫中受冲击被抄毁殆尽。如今时过近50年，只能凭记忆回顾社教中我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

“先让”二字巧妙化解一场政治风险
国庆节刚过，各县所有参加社教试点工作队的队员都集中到抚州市（县级市）分县组织集训。资溪集训地点在抚州天主堂神甫房园（今抚州二小）。集训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即“22条”）和《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开展社教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还学习了一批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辅导读本；研究、部署工作队进社、队后的工作计划和安排以及制订工作纪律等。最后必不可少的是人人都必须一一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觉悟。集训中的阶级斗争弦始终是绷得很紧的。当时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挺深：在我县的集训学习讨论会上，资溪县委党校书记张鑫泉突发奇想地提出了一个似有点深奥的哲学问题：既然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可一分为二，那么合二而一也就应有它正确的一面吧（大意）。全场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当时报纸上正在热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说这位先生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调和论，批得很厉害呢。这位老兄的提问就像是捅了马蜂窝，招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教堂走廊。其中反对的居多，也有赞同的，双方争执不休。县委书记吕东壁是个南下干部，他较沉稳，但当时也觉得左右为难：如果让大家争论下去，会打乱集训的安排和影响学习进度；弄不好还会让人扣上一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帽子。思考再三后，他派我上总团汇报，请示地委领导意见。我记得王铁同志很睿智果断，他表态说：“哲学讨论不要回避，但当前社教学习任务紧迫，不能影响进度。哲学方面上的问题，就先让哲学家们去辩论吧。”
就是这么个“先让”二字，化解了一场多大的政治风险啊！
严格的“三同”之下的小变通
学习集训一结束，正是二季晚稻收割刚完，工作队、组全部开进公社、大队、生产队，投入了紧张的“四清”工作中。
在那个谁穷谁光荣就谁最可靠的年代，我们自然沿袭土改的老路子，严格地实行“三同”：同住，挑全村最穷最苦的贫下中农家去住；同吃，每天三餐与房东一家同桌吃饭，但只准吃寡油少盐的白菜、萝卜、豆腐汤，桌上偶尔有肉、鱼、蛋，工作人员是绝对不准动筷子的；同劳动，跟社员一样干农活，不许耍奸偷懒。实话说，当时我们每天劳动强度是较大的，因为我们每天要跟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晚上还要四出串门调查、开会，常常忙到深夜，每天睡不到几个小时。纪律又很严，绝对不准请假随便外出。这样天天劳累，而我们三餐吃的又是缺荤少油清汤寡水的菜。几个月下来，铁打的身子也会垮下去。
我亲眼目睹县委书记吕东壁和好几位队员，体质原本较弱，经这么劳累苦熬折磨，不少队员两唇开裂，牙龈鼓血泡，说话也嘶哑，有一位还得了夜盲症，晚上两眼一抹黑。于是，我耍了点小聪明，私下里找了两个队友商量解决办法。我是抚州市人，熟知当地农民素有上街“换尿”担谷壳灰和积农家肥的习惯做法。于是我们仨便以“换尿”的名义，担桶挑箩去街市，偷偷地去买了一些熟鱼、肉和鱼肝油，装在大搪瓷把缸里，悄悄地带回来，等到夜阑人静时，邀集同村队友到大队部打打牙祭，开开荤，增加点油水。后来，吕东壁也知道了此事，但始终未就此批评过我们，可见他从内心是很体谅下级这种“变通”的。
运动偏向走火
这次“四清”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清政治，参照桃园经验，要抓本地的“王臣”（即桃园经验中说的窃取大队书记职务的漏网阶级敌人）。
当时我们每天工作都是神秘兮兮地进行的。白天同社员在田间劳动，边干活边谈心，调查摸底；晚上分头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忆苦思甜启发社员阶级觉悟，起来揭发混在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中的“王臣”。对四清对象采取的算账方法，就是比照土改法的规定，计算他们的剥削量，以判定其是否属漏划地、富分子（农村当年未划右派分子）或是否属隐藏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最后整理专案材料上报驻大队工作队审核后，再送总团备案复审。据我所知，偌大的2000人兵强马壮的社教工作团，工作几个月，竟然最后未抓到半个“王臣”和隐藏、新生的阶级敌人。仅有一项意外的“战果”：南头公社工作队，从福建省光泽县供销社抓回来一个据说是土改跑出去的“漏划”地主分子。
紧跟而上的是清经济，对“四不清”干部采取的是“有罪推断”法，跳出死账算活账。就以算西瓜产量为例吧，一亩田一般能种植多少株瓜秧，一株秧长大能结多少个瓜，一个瓜长几斤重，一斤瓜当时能卖几多钱，如此逐项相乘，最后得数大得吓人。有个黄某包一亩瓜田，估大不估小地对他算活账，结果就推算出黄某私吞了很多钱。我记得当时在推算结果面前，这个黄某大呼冤枉，无奈只好将自家较“值钱”的家具拿出来折算抵账“退赃”。有一个姓车的养殖专业户包养了大队200余只鸭，工作队也是比照农户私家养的母鸭下蛋量，来推算车某养母鸭产蛋量（折合钱），结果相差巨大（因品种、条件等多种差异，二者相差大本是正常的），便将他定为贪污犯。工作队开会决定于次日将其批斗责令退赃。谁知隔墙有耳，车某得悉后便于当晚跳塘自溺而亡。这种运用机械逻辑反现实的推算法算出来的“贪污”结果，能有多少符合客观实际的呢？当时“宁左勿右”观念盛行，我们也明知这样不对，但在一波又一波的反“右倾”压力下，谁敢怀疑，谁敢抵制？！
三位领导及时制止极“左”过火
县委书记吕东壁还是很稳重的，实事求是讲，他领导的我县工作队，在这方面还是较温和的，他不主张搞得过火，一般都采取“打欠条”，如兑退赃多是采用打欠条缓退的办法。但结果我们县驻南头公社社教工作一直处于落后下游状态。我好几次去总团部简报编辑部，常听到不少批评资溪工作落后的议论。我回到驻地后，便实情报告吕书记。吕东壁思虑再三后于当晚便给易强同志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大意是就一些过火现象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省领导给予指示。次日一早，他要我将信送给易强。当时我一直不知易强就是杨尚奎。到了那，我在省委驻良溪工作队长的带领下，当面见到易强，才知面前的人就是杨尚奎书记。杨尚奎接过信，当即叫夫人水静代写了收条，我即赶回驻地。我现在脑海里，还经常浮现当时见到杨尚奎的印象，他叫我坐下喝水，是那么的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
几天后，杨尚奎夫妇俩专程到南头公社工作队办公室看望吕东壁和我们部分队员。我记得最清的是他当时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南头公社最小嘛，不要着急和别的公社去比数字。”这话朴实、实在。由此足见，当时他对吕东壁稳重做法实际上是肯定和支持的，给吕东壁添加了“底气”。
“四清”试点后来还有个工作步骤，美其名曰“下楼洗澡”，意思就是凡有问题的人，先都“悬空在楼上”（后文革中上升为“靠边站”），待逐个坦白交待干干净净积极退赃后，才能回到群众中去。
当时上面提出退赃兑现是检验“四清”成果的重要标准，而不少地方的做法是叫人难以理解和心有余悸的。有一次，我陪两位总团简报记者到唱凯、华溪两公社实地采访，亲眼见到上交来的“四清”成果，其实多是一些陈旧的花板床、八仙桌一类家具。私下听人告诉我，这其中不少就是土改分得的胜利成果，所谓“四不清”干部将从地主手中夺得的东西享用仅10几年后，这次风水轮转又无奈地“吐”出去，想起来多么滑稽可笑呀！此外我所见到的另外“赃品”，不过是一些大板车、小土车等农用工具，最高档的也不过是几部旧自行车和缝纫机。我从采访中痛心地获悉，这些“胜利果实”，许多竟然是用非正常手段夺得的：在华溪公社，寒冷腊月天，有人竟用农用扇谷风车朝着单衣薄褂的“四不清”干部猛劲地煽风，直到对方几乎冻僵而交待为止。有一个大队还有人直接上“四不清”干部家扒口粮，任凭其家老小巴巴地干瞪着饥饿的双眼……
当时我们隐隐觉得，这个运动走向很不对劲，这些做法根本不符合党的一贯正确政策。也许是当年我们尚年轻气盛吧（时年我26岁），同几位队友商议后，当即去良溪向省委书记杨尚奎当面反映情况。我们向他进言：一定要赶快稳住政策和运动方向，制止这些过火的做法，否则，会逼死不少人的！
杨尚奎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十分重视，当即果断地叫水静打电话给王大川、王铁两位团长，指示他们立即下去巡查，坚决防止政策走样，制止在退兑工作中的过火做法。不久，临川的社教试点很快纠正了以上那些极“左”过火的做法。次年中央“23条”下达后，在试点中所有被查出的“四不清”干部都得到甄别纠正。
最近我读了《杨尚奎传》，了解到杨尚奎，还有另一位可敬的邵式平老省长等，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1957年划右、大跃进、四清等，一直是较“右倾”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右倾”或“落后”（在当时这方面“落后”，往往是要受整挨批的），江西省的挨整和饿死人数相比全国各省区都是较少的。
多么难能可贵的“右倾”“落后”啊，江西人民之大幸也！
如今我也将迈向八旬之年。我常常怀念杨尚奎、王铁、吕东壁等老领导，在他们身上有我们永远敬重仰慕的伟大风范和效仿不尽的高尚品格。
（作者周玉忠，曾任资溪一中副校长、县造纸厂厂长、县教育局局长、县经济技术协作办主任、县经委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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