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杨公社：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Gowest · 发表于 2021-1-7 00:48:41

柳杨公社：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五四中学周边的旧闻轶事

【此文中写的都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我人生的起点。文中也提到了我家，不过我家的火灾发生在1959年，不是作者所说的1962或1963。我们家文革中逃过了一劫，没有被抄家。但1959年的火灾损失不会比抄家小，至少烧掉了一部上海仅有两部的宋版书。

五四中学就在我家隔壁一条弄堂“三元坊”的隔壁，但文革中按地区上中学，我们无缘于五四中学，而被划入向新中学，和益民食品四厂后面的棚户区南姚里的居民上的是同一所中学。

酱油店是我经常打酱油的地方，储蓄所也是经常去的地方，曾经在那里存过那种贴花的定期存款。金城饭店东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杂货店，有公用电话可以打，文中没有提到。金城饭店是常去喝咸豆浆的地方。

我在一中心上的幼儿园，我父亲在一中心上的小学。也是因为文革中按地区上学，我小学和一中心无缘，上了文中提到的陕北小学。

三元坊是我除了自己家弄堂去得最多的，因为我们有个亲戚在那里，而且文革初期就已经有了电视，去他们家主要就是去看电视。电视看得最多的就是地道战，还有就是乒乓球比赛。我还清楚记得文中写到的越南女工们进进出出三元坊主弄堂西面靠街的那幢房子（其实也属于三元坊，因为后门要从三元坊走），后来就一直是派出所了。

西新别墅是我上小学每天要经过的地方。谭延闓的弟弟、为文汇报题字的谭泽闓曾经在西新别墅住过。我小学读的就是陕北小学（陕西北路小学），但我还不知道以前叫做广东小学。我的老师们也没什么广东人，我也不知道校长的女婿后来做了电影局局长。

七一中学是我高考考试的地方。我中学毕业被分到江苏海丰农场，没有去，待在家里失业。1977年10月知道可以报名高考，去中学报名，不让我报，说要去乡下报考。最后我母亲找到了一个副校长的家，学校决定让我在学校报名，在七一中学考试，但我的户口必须迁到海丰农场或者松江县张泽公社去。于是我的户口迁到了张泽。】

上海市五四中学是我的母校，只是当年的“五四中学”在1990年代被一心要“搞搞大”的教育官员们随随便便就废了，并入了市西中学，毕竟“市西”的牌子更响。不过几年之后，“五四中学”又被挂牌。后来知道，原来是茂名路威海路上的“新群中学”穿上了“五四中学”的马甲。

或许是某些主管官员某一日突然发现，京城很有些高官权贵（钱其琛、曾培炎等等）与五四中学的前世今生有些瓜葛。怎么可以叫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找不到“回家”的路呢，于是惶恐不安，于是折腾来回，“五四中学”被死而复生。

五四中学当年最出名的是它的篮球，1964年与南洋模范中学争夺上海市冠军的比赛，曾激动了刚进校的我们年少的心。

还记得那些高年级的篮球明星：跳蝻、外国人、克鲁米、小王、大鼻头……这些人先后被交大、华东化工等高校录用。记得后起之秀长脚梁洪星，后来进了上海青年队，文革中还闹出了绯闻；也记得后来做了上海家化老板的学生党员葛文耀，当年只是个乐呵呵的二线替补，球场看球技，不管党内党外。

不会忘记那个老是戴着帽子的学生裁判，动作夸张表情严肃，直到一不留意帽子掉球场上走了光－－原来是瘌痢头！全场大哗，风头全被他抢去了；也忘不了从新疆队主教练位置上回到上海的邬伟培，同学们都说，邬指导两只眼睛老花格！

说起五四中学，因为号称今年，2012年，是五四中学的第100年，也因为我家三兄弟都出自“五四中学”。我们小时候都叫“五四中学”为“大同大学”（大同大学附中）。

1967年盛夏的某天，五四中学内都宣称自己“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派，已经厌烦了口水和笔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首先发难的是“新五四公社”（红三司、红上司，或许还有交大反到底或者加上同济东方红的混合体）。

傍晚，进攻开始了，“公社”的打手们声嘶力竭呼喊着，用重物砸开红东北、红西南的据点——学校大礼堂的木门，忘记了是否有肉体的接触，印象中有一女生张开双臂阻拦，被打手中一“大模子”甩开，跌倒。好像更多是对“敌方”文件柜、办公桌的打打杀杀，对柜内桌内纸张笔墨的摧残泄恨。天黑的时候，“新五四公社”占领了全校。

不过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新五四公社”还来不及“热烈欢呼”便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出不了校门，从各处赶来的红东北、红西南的“红卫兵战友”已经把五四中学包围。紧张不安的压抑反而使人有点亢奋，有同学爬上沿新闸路街面二层屋顶，上演“五四中学保卫战”。我从沿街西侧体育教研组门外走廊的天窗攀上了屋顶，趁着夜色匍匐至屋沿向下偷窥，昏昏路灯下，新闸路西康路上人声噪杂，阴影憧憧，乌合之众云集，不时有手电灯光明灭，不时有集合号令发出，不时有队伍集结进退，不时有杂物抛射掠空。黑暗中，我也学着掀起瓦片向街下扔去，又赶紧缩头退回。

这一夜，在上海市五四中学百年历史上，留下了丑陋的一笔。

后半夜，一切都平静下来，肾上腺素释放后的男生女生们不免萎靡。学校食堂烧好了稀粥，玩够了的红卫兵战士端着大碗开始果腹，按规矩，每人要交一两还是半两粮票的。我口袋里肯定是没有的，是同学帮我交了？还是我欠了五四中学的？

如果是欠的，那一欠已经45年，粮票落在记忆里。

（一）

坐落在新闸路1370号的五四中学，坐北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不远处，往西走也就百步路，过了西康路，就是“沙利文面包厂”（上海益民食品四厂）。

刚入校，我所在班级的教室就是沿马路的，每天定时会有浓郁的奶油味道飘来，老师就会提醒大家“勿要深呼吸啊！”即将发育的正在储备能量的同学们笑了，咽着口水。

沙利文面包厂门市部就在西康路新闸路转弯角上，边上是面包厂边门和锅炉房。推开磨砂玻璃门，豆沙面包5分一个。至于带着小小浅浅火炬压痕的“光明牌苏打饼干”、后来推出的圆形“快乐夹心饼干”，都是我家饼干筒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后来出名的是“抗美援越”的压缩饼干，时常有车队到来－－中国人民“唇齿相依的好朋友和好战友”越南贵宾来参观了。

五四中学左右被两条弄堂夹持，西侧是新闸路1378弄（1949年前曾被命名为“大同里”），有一段时间学校大门就开在弄堂里。弄堂到底是101厂疗养院（曾是富商陈永春的别墅）。走过弄堂向西，是“吴顺华”酱油店和银行储蓄所。

酱油店是我经常要出入的。放学回家，大人拿出碗给我：去吴顺华买两分洋钿辣火来！吴顺华？是店名还是老板的名，始终没明白过。有时会拎着酱油瓶拷一斤鲜酱油（又叫白酱油）两角四分，或者拷两分钱的醋。也会拿着粗瓷钵斗去买粗盐，一角一分一斤；也会带着小碗去买块乳腐，脸熟了的店员用长长的筷子将乳腐拣入碗里，还不忘加一小勺乳腐卤。于是像似赚大了一般，兴高采烈回家向父母邀功去了。

酱油店的柜台上总有一块黑腻腻的大抹布，店员随手要擦拭的，擦手擦台面擦瓶底。想过，那抹布在水盆里一洗，必定五味杂陈－－白酱油、红酱油、辣酱油，米醋、白醋、陈年醋，细盐、粗盐、袋装盐，还有白乳腐、红乳腐、醉麸，加上辣火、五香粉、鲜辣粉，还有糖醋大蒜、人参萝卜头、玫瑰大头菜……

鲜是鲜得来！

柜台内木架的眼里插着各种大小的漏斗，挂着各种规格尺寸、有着长长把手的圆筒摇勺，一斤酱油正好四大勺，两分钱醋也就一小勺而已。漏斗摇勺经年累月被酱汁染得乌黑。看着店员提着长长把柄，把勺里的调料麻利地倒进漏斗，很是佩服。

出了酱油店往西，走到西康路转角，一家也就十平米的简陋的小小饭店（新闸路1398号），却有着响亮的名头：“金城饭店”。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捏着“就餐券”如大爷一般，神气活现进了“金城”，去喝过一碗滚滚烫的糖粥，忘了是几分钱。

过了西康路，就是前面说过是沙利文面包厂（新闸路1418号），面包厂对面“劳工医院”的边上，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新闸路1461号）。

“一中心”的阅览室就在沿街面，向所有人开放。进屋，拉开低矮小桌边的小木靠背椅，坐上，没人来过问你来自何处。“一中心”向西不远是“第六人民医院”（现在的市儿童医院）的后门，门边的沿街二层小白楼，是“六院”的太平间。每天下午运尸车来了，大门打开，就有男女路人围观，多有皱眉手捂着鼻嘴的，看得津津有味。

是从白布裹体的逝者身上看到了自己？

那是任何人都过不了的关，也是任何人都要过的关。

（二）

而五四中学马路对面是“海关”。

才两三层的海关钟楼比起外滩的海关小了不是一点点，没有一丝威严。钟楼下宽宽的褪色的大木门油漆斑驳，从来没见过开启。那顶楼的时钟脚步似乎也不太稳了，步幅似乎也不太准了，只是识趣识相，闷声不响自顾自低头赶路，分分秒秒计算着逝去的时光，滴滴答答倒计着人生的有限。据说那海关是东洋人建的。

海关往西，新闸路西康路转弯角上是“华山村”（现在的本本大厦旧址）。成排的两层的灰色小楼倒起了个大气魄的弄堂名，与马路斜对过的“金城饭店”有得一拼（陕西北上还有个四五平方的小店，搞得更大，叫“泰山”）。五四中学一些单身教师的宿舍就在“华山村”里，算是五四华山派。

出了“华山村”沿着西康路南行，没走几步路，五四中学的第二操场到了，1965年，那里又被改建成了学校游泳池。在泳池深水区，我第一次冒出“完了，完了”的绝望——带着我游往深水区的同学为躲避体育老师伸来的竹竿套，潜水溜走了，撇下不懂水性的我，挣扎着大口喝着百十来男生女生的大脚、小脚、臭脚、香港脚的洗脚水。

一定不会有香港脚的！办游泳卡时，脚指头都被使劲掰开审查过，然后盖上“合格”的大印，准许出口的。

当然，如果喝的只是洗脚水还算好的。

文革中，同学瞿亚栋拉我去游泳池服务过一段时间，收收门票管管更衣室。瞿亚栋的路道粗，整天混在游泳池里，夏天被太阳晒得浑身黝黑。记得那卫生老师的话：女的比男的龌蹉，叫伊拉冲冲清爽再放进池子里去。那时不懂，却记住了。那是动乱时期，有些常识事却依旧一板一眼讲规矩，游泳结束，泳者还要点了“眼药水”才可放行的。我喝了洗脚水，却没有“胃药水”灌胃，以后肠胃一直不好，可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更多时候我们去西康路南阳路上的五四中学第一操场上体育课，那里后来成了静体馆，操场隔壁是南阳公园。

“华山村”对面的西康路259号的暗红色楼群是“劳工医院”（多好的名字，现在当权者无论如何不肯叫这样的院名的），那里的小儿科是我免不了要去的。

劳工医院的南面紧挨着是“西康公园”，那是我儿时的乐园。里面有前后摇晃的木马、木船，有上下起落的跷跷板，有滑梯、秋千，有爬上去抓住横杆脚蹬滚动的木桶，有铺着厚实草料的尖顶竹亭。

（三）

走过五四中学的西面南面，现在我们要面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说说五四中学的东面了。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五四中学东面的马路两侧墙上，曾被学校的师生涂满了飞马跨越、车头奔驰、卫星上天、红旗飘飘的宣传漫画，刷上“十五年赶超英国”“东风压倒西风”“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的标语。

中国人喊了几千年的“万岁”，几千年中朝代更迭，“万岁”不变，直到邓大人出口，才有了改观，那是“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百岁”了。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街上时有敲锣打鼓的队伍通过，领头的倒是太阳穴贴着“十字”膏药一瘸一拐扮作蒋介石的小丑和同样狼狈的宋美龄，也有头戴画着着米字旗高帽的，做出种种丑态破败相，以示“人民的胜利”。

紧挨着学校东面的是另一条弄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有富商陈永春、王子松、沈棉庭等在此先后建造新式楼房花园，由此造就了“三元坊”。儿时的眼里那是一条大弄堂，四通八达，可以穿到武定路，通到西康路，走到陕西北路。

弄堂到底住着姓朱的大户人家，楼前用铁铸栏杆围着的空地竟也螺蛳壳里做起了道场，有假山亭阁、小桥流水，桃红柳绿的胜景。楼后院落的汽车间里住着我的周姓小学同学。见过胖胖的朱太太，记得她说话的语调，“夜里厢”说成“呀里厢”。

老上海闲话略带点苏白，好比白俄贵族，母语中夹杂法语，那是一种高档的时尚。

朱家公子也是五四中学68届高中的。

过“三元坊”，沿新闸路排开三幢带着花园的三层洋楼住着三个资本家，从西往东依次是杨家（小花园鞋店的老板）、王家和周家，文革中统统被派出所便衣民警领着的红卫兵掘地三尺抄了家，又被扫地出了门。

“扫地出门”，说来真是轻巧，不经历过疯狂年代的人无法体会，恐惧、恐怖、无望、绝望。人在，心已死。

于是小楼先成了一群来华学习的越南女工的集体宿舍，女工们成群结队，鼓鼓的胸口贴上“世界革命的导师”毛泽东的像章进进出出。越南女子身材丰满，偏偏还裹着紧身衣袍，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氛围很是不协调。

时间不长，高额抠眼小巧丰满的越南女工走了，小洋楼又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什么司令相中霸占。不过没几天，又被另一派更硬更强更革命的红卫兵组织给砸了。司令带着手下喽啰又不知投奔何处，落脚何方去闹革命了。

小洋楼大门洞开，随意进出。游手好闲的我正无所事事呢，司令进得，我为何进不得，理所当然堂而皇之，遂作单人半日游。

资本家一家老小被红色政权赶走了，大橱大床大家具都还留着呢，想来走得时候是何等地匆忙和狼狈啊。我从一楼会客厅开始，一间间参观过来，哼哼，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内心愤愤。爬到三楼，只瞅着门边大橱顶上有一包东西，贼胆包天，小个子的我单脚踩在橱门内，双手扳着橱顶，伸长脖子伸出贼手寻宝。那空荡荡的衣橱早已被蹂躏不堪，被我刚刚发育的身子这用力一扳，重心不稳竟然对着我倒下，推都推不住啊。赶紧后侧身跳开躲避。“轰隆”一声巨响，地板颤动灰尘四起，吓得我小脸煞白，蹑手蹑脚赶紧下楼，悄悄从厨房间后门溜之大吉。后怕倒没有，还为身手敏捷沾沾自喜。

转眼十多年过去。再后来，那杨家小楼被派出所所占，兴土木加固，加楼层扩充，于是去了小楼的雅趣，多了警署的威严。警车停靠，警察押着强盗小偷骗子妓女吸毒者施暴者进进出出。

至于中间王家那幢楼，有段时间成了滑稽演员周柏春的居所，常见周那张上海人民都熟悉的脸面在大门口迎送，那挂着铁质圆环抓手的黑色木门也有了滑稽的色彩。想起文革中，在五四中学校园内曾出现过的“反革命事件”之一，是某教室出现了“周柏春万岁”的“反动标语”，那可是一点不滑稽的事。

而最东面周家的那幢房，1980年代初就挂上了“上海市涉外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第三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听说是几万块钱就出手了。

理解周家的心结，赶快脱手要紧，生怕梦魇再来。

小洋楼隔壁就是“慈孝村”了（新闸路1316弄），弄堂口东侧沿马路是黄家。黄家主人是号称“青山农”的书法家黄葆戊，“慈孝村”三字就出自“青山农”之手。文革前，1962年还是1963年，某日午后黄家大火，火焰在二楼窗户吐舌，玻璃被烧的“噼噼啪啪”爆裂。我在马路对面隔路观火。“青山农”的书画一定损失不小。

“青山农”的铭牌好像是搪瓷的，蓝底白字，挂在大门斜上方的墙上，不大，不注意看不到。

慈孝村的对面，新闸路1321号，有刘晦之“小校经阁”藏书楼，1949年后1321号曾短暂成为“江宁区人民法院”。“法院”东面紧挨着曾有红砖三层洋楼，文革中，主人被扫地出门，“一月革命风暴”期间做了耿金章的“二兵团”司令部。只是耿金章再狠也斗不过王洪文，终于弃了小楼落荒而逃。

慈孝村向东，就是“西新别墅”（西摩路新闸路）。

（四）

西新别墅是苏州贝家所建，从新闸路沿着陕西北路（西摩路）朝北排开，一共四排。

1958年大炼钢铁，西新别墅的小院围墙尽数被扒，戗（枪）篱笆拔起推到；铁门围栏尽数被拆，送进了土制高炉烊化。绿地被平整，里弄干部家庭妇女齐上阵，弄堂里浓烟滚滚，人声鼎沸，炼起了钢铁。

当狂热遮蔽了理智，人人内心还充满壮志壮烈，这才真的可怕。

原来三层的“西新别墅”1960年代初被加了一层，加层住进不少名人，我知道的沿新闸路的四楼，就有油画家周碧初、象棋名家屠景明、勤风甬剧团的编剧天方。当时的天方年纪轻轻，却已写出《天要落雨娘要嫁》《半把剪刀》这样的名剧了。

天方姓张，其父也是个宁波滩簧演员，整天戴着个乌毡帽。因患腿疾，走道颠簸，也只能跑跑龙套了。不过跑龙套小演员生养出了个大编剧儿子，这是谁也比不上的能耐。

新闸路口的陕西北路581号3楼，住着女画家马碧簧。脑里还有儿时依稀残留的片段：马家阳光灿烂，阳台的落地窗前盆花错落。墙上挂着画家自己还是别人的字画。

马碧簧的外孙肖男男也是五四中学的，67届高中。

“西新别墅”陕西北路段第三排（陕西北路597弄），还出过一个名人，那是大名鼎鼎的“鸡血疗法”创始人俞昌时，只是世人只知“鸡血疗法”而少闻俞昌时其人，“鸡血”实在太红，俞先生自己也已被鸡血所淹所盖。

俞1920年代即加入中共，是安徽芜湖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俞脱离政治远离漩涡后只是个上海无线电三厂的普通厂医，没想到还能闹出这么大的名声，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和俞昌时一条弄堂的2号楼上，还住着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和结拜兄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的太太吴玲宝，我们都叫她“吴阿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吴阿姨死于红斑狼疮。母亲去医院看她时，吴阿姨已不能说话，握着母亲的手，唯有流泪，却也就此躲过了“文革”一劫。

西新别墅最后一排（607弄）2号，住着两个副区长，一个副局长。住二楼的静安分局副局长姓于，于局长的胖儿子就有了“黄鱼头”的美号。按现在的说法，“黄鱼头”正宗“官二代”，那时，喊他“黄鱼头”“黄鱼头”就爽快答应了，老鱼头不生气，黄鱼头更不生气，弄堂里人人有绰号，天经地义。一楼住着的江区长是个女的，剪着短发，一身灰色列宁装朴素平常，听说是民主人士，所以就更不张扬了。至于她的女儿，更是一个羞涩安静本分的小孩。

西新别墅的每条弄堂中间，靠墙都有两个大水缸，那是给居民倒剩菜剩饭淘米水的，大家都叫它“泔脚钵头”。每天有人拉着板车收集，送农村人民公社喂猪去了。每到礼拜四，弄堂里“大扫除啦”一声喊，居民们不管是“师母”还是“太太”，不管是“小开”还是“小弟”，拿着大扫帚、铅桶出门，吊起井水冲刷路面、阴沟。每个礼拜天，黄鱼车来收废品了，不管贫家富家，大人小孩拎着废品排队等着称分量，一分一角都是好的，碎玻璃、破布头、乱头发，甚至啃过的肉骨头、剪下的指甲，都要，都可利用，都能换钱！

（五）

“西新别墅”往北，是老广东聚集的“广东村”（陕西北路617弄到底），隔壁弄堂是多为粤籍教师的“广东小学”（陕西北路小学，629弄）。

1958 年大跃进，陕西北路617弄2号底楼客堂间、西厢房和4号的底楼成立了“民办小学”。两个楼院子围墙打通，算是操场，教师不够，教室紧张，一间教室上下午由两个班级分享。虽是想着和隔壁弄堂的“广东小学”打擂台，毕竟先天不足。大跃进还生下了“城市人民公共食堂”，就在643弄4号，院子里搭棚遮雨招客，五四中学的学生也多有前来搭伙的。那时没有“刁民”，楼上和隔壁住家没人投诉“油烟扰民”，也没人想到，没人敢，更没地方受理。

广东小学的校长叫郭慕兰，她的寓所就在广东小学院落内。说起她的女婿石方禹，可是大大有名，周围小孩都知道，反特电影《天罗地网》就是他写的。上下班时间，总能见到衣冠楚楚的石方禹在陕西北路上经过，一副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永远那样从容。

多少年后，石方禹成了国家电影总局的石局长，做了京官，按现在的通行做法：石局长后得加“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在广东小学的边上还住着一位上海淮剧团的编剧，上海30年代左翼文人潘孑农，写过《长城谣》，不过文革中潘先生当仁不让成了“反动文人”。

困难时期，小学弄堂两边被蹲坐地上的各种小摊小贩所占。那时城管还没出生，城管他爹也就我辈中人，俱肚中咕咕，饿得发慌。小贩卖的也就酸辣菜、胡萝卜干之类。卷心菜抛弃的老叶（上海人叫“老菜皮”）被卷成胖乎乎的长条包，一个个竖起，放置在圆筒容器里，浸在糖精、醋精、粗盐、碎辣椒调和的水中；瘦小不长个的胡萝卜用盐、糖精腌渍晒干，干瘪干巴的淡红色的胡萝卜挂着薄薄的一层白霜。

有家底的小孩才可从兜里摸出一分两分的纸币，大多数穿着补丁连补丁衣裤的学生，或咽着口水贼兮兮笑咪咪看着他人吞咽，或不屑一顾暗地咽着口水。那时小店出售各种太妃牛轧鸟结奶糖硬糖，一二分一粒。后来流行黄豆般大小五彩“弹子糖”，小儿郎舍不得放进嘴里，紧握在手心，都烊脱了，一手的颜料。学生有聪明者另辟蹊径，收集糖纸，那个不花钱。很奇怪呀，物资匮乏，各种糖果厂家各种糖果品种各种糖果名称，却出奇地多，收集到一张没见过的糖纸，竟然比吃到嘴里还高兴。

1966的夏秋，大串联之风也刮到了广东小学和民办小学，五六年级的同学们游走在街上，用上海话齐声唱着“阿拉要去革命大串联，上海市委为啥勿同意……”。那是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调子，用沪语唱来也押韵顺畅。

住我家楼上的毛头，大名罗志强的就在游行队伍里。毛头的父亲是南下老干部，随军占领上海滩；儿子罗志强却革命大串联未成，几年后北上插队去了老家安徽。回家探亲，见到已是“插兄”的毛头，听他说起同学命丧生产队溺毙的惨剧。再回家探亲，听到的却是罗志强的不幸噩耗，在当地的铁路边被人发现……

远乡僻壤，荒野孤坟，埋着多少男女知青，那些正值青春年华莫名献出生命的男女啊。

也有生不如死的。想不到陕西北路小学的幼儿园里居然还揪出了一个“反革命”女教师。一身黑衣，瘦骨伶仃，只见她沿着墙角，低头快速走过陕西路，时时侧身躲避着身后八九岁十来岁尾随的顽童扔来的土块杂物。

是什么使原本天真纯洁的孩童成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斗士”？

广东小学对面有木材加工厂，成堆的原木卸下，就堆在马路上。蜂拥而至的大人小孩手持铲刀、菜刀，抢剥树皮回家作燃料是经常要发生的战斗。战斗中有女童被滚动原木碾压而死，厂方也曾在路边电线杆上挂出了“木头木老虎”的牌子警示，只是争夺能源的战火丝毫不见平息。

那破开锯开的板材也沿马路井字形堆放，或靠墙竖起晾晒。钻进钻出，这是孩童藏匿捉拿的游戏场和据点；也有喜好敲击板材上“木节”的顽童，那褐色圆形木节有着浓浓的松香味，这是厂家最忌的。

再往北，有烟纸店，大号“泰山”，五岳独尊。“泰山”出售草纸香烟、花露水蛤蜊油，顺带着粽子糖棒头糖，还有拷扁橄榄盐津枣。

实话实说，那“泰山”的老板娘也确实伟岸魁梧，不愧“泰山”的招牌。

吹泡泡、搞搞大、讲面子，是中国人传统的固有心态，所以当权者面子工程，媒体人宣传鼓动都是情有可原，百姓官员都是一只模子里出来的。回到一句老话：“符合国情”，“国情”就是一道百试不爽的护身符咒。

我们气喘吁吁爬过了“泰山”，“泰山”北麓就是现在的陕西北路670号沪纺大厦了。1947年1月22日正月初一，西摩路武定路转弯角上的那场大火，曾经震动上海滩。

（六）

穿过武定路，那段陕西北路曾经是有一条小河浜的，水面上支着木棍竹棍，铺上板材，围上竹席，盖上芦苇稻草，是滚地龙棚户住家。比现在高架下绿地间的违章建筑要环保很多。

陕西北路武定路口，底层开着“小杨生煎”的大楼，现在是“美丽园商厦”。

“美丽园商厦”的前世，是聋哑盲残疾人的福利工厂－－“上海铆钉厂”，而“上海铆钉厂”的前世，是“安乐殡仪馆”。

有没有搞错？没错，货真价实的殡仪馆。

把福利工厂建在殡仪馆，那决策者真是动了脑筋的，体现了执政者的智慧和大局观。瞎子睁眼又看不到，聋哑看到却说不出听不到，只有这样，才能安安乐乐做铆钉，不信谣不传谣，稳定大局，稳中求进。

安乐殡仪馆的送葬队伍总是最吸引人的，铜锣开道，人们头戴高帽，手执大伞，披麻戴孝行走在街上。据说，是越剧小生名角尹老师的母亲死了。大批围观者声声惊叫，原来看到了越剧偶像，那是现代粉丝的奶奶一辈。

可惜我没见过，这是听我哥哥姐姐“谣传”的。

从“安乐”的殡仪馆到“美丽”的商厦，中间隔了也就一代，面目全非也仅三代而已，白云苍狗，世事变迁，虽能预料？！

安乐殡仪馆旧址的东侧是时代中学，1965年从南京西路成都路迁来。文革中，时代中学的腰鼓队是出了名的。

记忆深刻的是被学校红卫兵剪破了裤子，抢去了皮鞋的时代中学的十来岁的“资产阶级小姐”，幸亏脚上还有袜子，坐在回家的三轮车上，低低的抽泣，不敢出声。

哎，家里又何尝太平了，当时的上海，当时的中国，已没有“富二代”安全可靠的庇护所了，连普通百姓，也生活在“红色恐怖万岁”之中。马路上满载红卫兵的大卡车急驶而过；深夜，常被弄堂里急促的敲门声斥责声惊醒，心惊肉跳，不知谁家又大祸临头。

高音喇叭传来了“战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七）

走得离五四中学有点远了，说的也太啰嗦了，赶紧回来吧。

当然还有值得说的，陕西北路新闸路口（陕西北路600号），西新别墅对马路，我们小时候都说那是美国大兵的军营，而根据我父亲“回忆录”的记载，那里应该是“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的仓库。1949年后，那里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地，好像是部队卫生学校，在我模糊的印象里，穿着臃肿棉军衣的女兵在路转角的大门口荡秋千。沿着陕西路那一排高高的青砖屋，一定是仓库了，和弄堂里的“阿弟哥”一起溜进去过，黑洞洞空荡荡，有点吓人，只在上方靠房顶处开了一排小小的四方窗户透光，没有玻璃，其实只是通气空。一到傍晚，成群的蝙蝠穿越，掠过马路。

大跃进年代，已经空阔无人的营地土法上马建起炼钢的高炉，晚上火光冲天。大跃进炉熄火灭，营房拆了成了锻压机床厂。

陕西北路往南过新闸路，东侧，陕西北路500号，是犹太人的西摩会堂，也曾经是犹太人的外童学校。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后又为市教育局所占。文革中期，那里成了“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所在地，出版《上海红卫兵报》；也出版过彩色的《红小兵报》，四开还是八开横向折叠起来的。大门口设有《红小兵报》的阅报栏，可那玻璃橱窗是为大人安排的，高高在上，红小兵们踮着脚伸长脖子也是徒劳。

团校时期，500号靠新闸路的礼堂里夜晚灯火通明，“彩云追月”和“大学生圆舞曲”的旋律迷倒四邻。到了改革开放，“蓬嚓嚓”复活，“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欲罢不能；又破墙开店，除了烹炸煎炒，厅堂内有小桥流水的迂回。只是没多长时间，饭店就歇业了。

现在500号偌大的地块，只是市教育局下属的一个处级部门的领地。

而路西面，陕西北路549号的院落，多少年少有动静，我们从小管它叫“民航宿舍”（民航招待所）。文革中，“打到邝任农！”（文革前的国家民航总局局长）的标语就刷在门口陕西北路的柏油马路上，被“叮叮当当”老西门复兴路开来的24路电车的轮胎碾来，又被从宜昌路大自鸣钟开回的24路碾去。

其实变化还是显著的，当年民航宿舍的院子里有高高的的树木，枝桠茂密，乌鸦在树端衔枝筑巢，盘旋聒噪。现在呢，人们早已铲除树木，赶走了鸟雀，人们躲进了钢筋森林。

过民航大院是“南洋公寓”，沿街曾经开有照相馆。感谢我的父母，我们兄弟那未曾被污染、被催化、被膨大的原生态脸面，在那里定格。细看照片，左侧的留白，凹凸印有“萬里”字样，想是照相馆的店名。

走过“大同里”“自在里”，到了“七一中学”（市七女中）。七一中学最著名的语文教师是施济美，1949年前，施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1966年，不堪受辱的施老师和同住的一位育才中学女教师一起，毅然自杀，以死相抗。

七一中学对马路是“三联小学”旧址，哪三联呢，是生活读书新知还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抑或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联系思想？

（八）

沿新闸路过陕西北路往东（陕西北路600号东面），有新闸中学（现址为上海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1949年前那里曾经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经济检查大队驻地，上世纪50年代曾是新城区少体校，见过学校屋顶平台上体操队员的身姿，那蓝天背景下的剪影，就深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大跃进”后，那里的操场又成了“大炼钢铁”成果的展览场，一锭一锭的废钢渣摞的老高，摆放得整整齐齐，日晒雨淋。

走到了江宁路，路口曾有大德医院（现在的大德公寓旧址）。印象中的大德医院是幢有情趣的平房，跨过医院木门，走进院落，房檐下有台阶回廊，安详而宁静。

大德医院是妇产科专业医院，我儿时的玩伴，一起在弄堂里打弹子、顶橄榄核、弹橡皮筋的何家的小弟与毛毛兄弟俩，都是大德医院出生的。

好小囡小弟成人后，被分配到“西摩路小菜场”（陕北菜场），开着大货车摸黑贩运菜禽肉蛋。小弟中年下岗，漂泊在社会变迁的潮流里，随遇而安。皮大王毛毛成材后，跟着“万国”管金生倒腾证劵债券，一不小心，毛毛的大名跟着管老板一起留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

那些年，我们无数次走过五四中学，现在才发现，五四中学周围竟然浓缩了人生轮回，从起点出发，到最后旅途终止，画了一个圈。

不管圆的还是不圆，都留在了历史时空的坐标上。

2012年3月28日
4月9日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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