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瑞（南太井蛙） 我的一张大字报

Gowest

「批判揭發壞份子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一張大字報用舊報紙粘連起來，足有七、八米長，上面用熟練的行書，密密麻麻寫著十大罪狀，我站在樓下，仰首望著這超長的大字報，從三樓垂掛下來，我，便是這張大字報的作者。四周圍聚著三、四十個工友，雖然也在看，臉上卻亳無表情。
    一九六六年六月，廣州的酷暑潯熱，教人苦不堪言，那本應鬱綠的濃蔭，卻在烈陽灸烤之下，愈顯枯乾萎黃。在大專院校與中小學中，從圍牆到課室內外，都貼滿了大字報。不久工礦企業也開始貼大字報。我的這張大字報，算是廠裏最顯眼的一張。
   從部隊復員下到廠裏，就跟周師傅學習操作鉋床，師徒倆談得滿投契，從西關十八甫、上下九的掌故，到粵劇紅伶風流韻事，說著說著，下班鈴就響了。有點姿色的她大約三十歲，帶著五歲的女兒。廠裏一些「老油子」，除了在鉋床面前晃來蕩去，說些「吃豆腐」的閑話，常攔住那兩條小辮梳得一絲不苟的女孩，調侃她﹕「叫聲老豆（爸爸），就給你糖吃！」那孩子也靈巧，每逢有人提到「老豆」二字，���立刻應答﹕「哎，乖乖！」氣得那幾個「老油子」直罵周師傅教出這麼一個刁蠻女。
   我曾問過周師傅，她的老公去了哪里，師傅把手搭在牛頭鉋上，圓圓的臉別過一邊去，沒有回答，只是見到她眼圈都紅了。隔一兩個月，師傅總要請四五天事假，回來上班時臉色鐵青，悶不作聲。
    在飯堂的條凳上，「老油子」們蹲著吃飯，一邊常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我這才聽出師傅的老公被判勞教，她請假是去粵北探監的。
    師傅很關照我，常贊嘆我那一手字畫，她總為我才二十歲就下了工廠而惋惜。昔日在省隊的球友相約出隊比賽，她總是同意我請假，一個人吃力地扯著滑輪，把百多斤重的鑄件吊到平臺上。
    在大字報熱潮卷來時，廠領導作了動員和佈置，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要我帶頭勇於揭發壞人壞事，繞來繞去，編成一個絞索，明擺著是要往周師傅那雪白的脖子上套的。
    念在師徒相處蘊生出來的一番情意，我猶豫了。留著短髮的書記，舉起粗短的手臂，往空氣中猛力劈去，厲聲敦促我要做革命派，不要被資產階級人情蒙蔽。她提醒我，是組織上重用，才安排了機修這個技術工種給我。幾次談下來，這大字報要寫的話，得罪師傅﹔再不寫就得罪支書、得罪党、得罪毛主席。我終於走進寫大字的職工禮堂，在乒乓球臺上開始寫「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把舊報紙粘起來時，還忙裏偷閑讀了上面陳殘雲和秦牧的散文，仿佛有股南國的木棉花香流溢出來，他們筆下的白雲珠水，曾經如許優雅動人……唉，一切都要推倒重來了！嘆罷一口氣，我提起飽沾墨汁的毛筆，在文人騷客的「毒草」上，寫下「深揭狠批」師傅的一行行大字。
    儘管師徒情深，於心不忍，但總覺得自己鬧革命是對的，那種內疚也就擱在一邊了。師徒之間的談話，都是些生活瑣事，街巷傳聞、梨園軼事以及一些議論。沒有謀反也沒有陰謀，但文革來了，都可以「上綱上線」把這些私人之間的談話，師徒之間的言笑，提高到無產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來寫，聯想到「隱藏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很深很深的階級敵人」來說，這里面可以發揮的就實在太多太嚴重太危險了。
    批判的詞匯都是現成的，毛主席語彔也在手里，連大字報的「起承轉合」都有格式，先是「東風吹，戰鼓擂」講一番「革命大好形勢」，向偉大領袖与文革旗手「表忠心」，然後矛頭指向揭發對象某某，羅列「罪名」再批判之，生動一些的除了「火燒」還「油炸」，「打倒」了不算，還耍「砸碎狗頭」，為了防止「人還在，心不死」，定把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變成人類不齒的狗屎堆！」最後三呼万歲，一張大字報成也。
    每從車間出來，師傅都看到這張大字報，她只把頭垂得更低，粉雕一般的脖子漲紅發紫。雖然我仍跟她操作刨床，但師徒之間基本無語，只有鉋刀切削金屬的「吱吱」聲。雖說循慣例大字報上聲明「保留三日」，但到了笫八天還未見有新的大字報复蓋上來，直待到某日一場雷雨驟至，將大字報撕成碎片，我心間才暗喜。但周師傳的頭始終沒再抬起來過。
    每貼出一張大字報，開一次揭發批判大會，都會有更多的人把頭低下去，即使很不情願，也會有許多大手過來把它捺低。短髮支書實在是忙壞了，有時一次大會就揪出來四個壞人，她在臺上要即時分別給每人一頂「帽子」也就是定一項「罪名」，也真難為了她。不過當時的「帽子」也多，「三反份子」、「殘渣餘孽」、「走資派」、「黑七類」、「帝修反代理人」等等，隨便拎起一頂，都可以置人於死地。戴上「帽子」就可以執行「監護審查」，把你關進單位的「牛棚」，然後私設公堂審你，三天一小會五天一大會批你鬥你，羅致罪名已足之後，再整理材料送交批捕判刑，輕則遣送返鄉或勞改，重者服刑甚至處死。一些專案人員為邀功，以殘酷手段逼、供、訊，甚至在立錯案抓錯人之後，殺人滅口，制造假自殺現場。所以許多人一聽到「監護審查」就嚇得面無人色，只怕關進去了再也無望見到妻兒老小。
    譬如二車間的小姚，上臺揭發丈夫塗改副食品購買証，買了配給的魚之後，回家用雙氧水把蓋上的印褪掉，再去買魚。她丈夫在臺下火了，頂了一句咀﹕「光會說我，每次買回來的魚，你又沒少吃！」會場裏一片哄笑，短髮支書當即宣佈，小姚丈夫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壞分子」，要接受審查、交代問題。下班後小桃丈夫要留下來寫交代材料，小姚拉著三個小不點找短髮支書說情，要求放丈夫出來，「他不跟我一起回去，我怎麼煮飯，家裏還有兩個老的！」看來交涉未果，丈夫低著頭站在牆角，小姚也低著頭帶孩子走出工廠大門。
    看門的老傳達「三德」因為歷史問題也留下在廠坦白交代，換了老範把門，他對每個問起老傳達下落的工友，幾乎都神秘又警惕地耳語﹕「壞人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了！」
    聽說師傅病了，她的肝本來就不好，先是半休，繼而長休，很久沒有上班。大字報轉向貼到「當權派」頭上，短髮支書靠邊站了，我們對她又是「炮打」又是「清算」，她也下到車間裏勞動了，推著小車回收鋼屑銅粉，不過頭仍昂得高高的。
    文革熱浪日漸熾烈，我們也到社會上串連「造反」去，廠里天台成了造反派的制高點，設了廣播站，牆上大字報已換成「誓死捍衛」之類的標語。有時「最高指示」傳來（奇怪的是，大多數在深夜才向下傳達），「長征」姑娘和幾個女紅衛兵，在此時就會打開高音喇叭，用少女稚嫩而高昂的語調反复播出。
    白鵝潭搶槍事件中，我高中同學阿宁從几十米高的巨輪上跳下珠江，肚皮中了一槍，濕漉漉地跑到制高點來躲避，我和「長征姑娘」替他包扎傷口。兩派已經動武，我們只有冷兵器，后來找到雷管、炸藥，仿制了幾個手榴彈，在市二十四中學試爆，威力還挺大，炸掉球場上一大片水泥。這個點漸漸揚名，有人聲言要拔掉廣播站兼制高點，來增援的紅衛兵有十多二十人，晚上和衣而眠，手里還握著武器。
    周師傅養好了病回來上班，在挂過她大字報的樓下，踫到戴紅袖章的我，只淺淺一笑，便擦身而過，彼此沒有交談。
    六八年中，軍代表進駐廠里，同不再推小車的短髮支書一起，整天關起門來開會。專案組也成立了，挎著屎黃色軍用書包的專案人員，神情肅殺地魚貫而出分頭「外調」去了，每有一個風塵僕僕地外調歸來，短髮支書的辦公室就燈火通明至天亮，在我曾掛起那張超長大字報的欄杆邊，可以見到她熬過不眠之夜因憂國憂民而憔悴的顏容，手捧一杯濃茶，那雙佈滿血絲的杏眼，警惕地俯瞰著這由善堂改建成的廠房。
      「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我因為在路邊畫寫生被拘留，畫箱拆散了找「發報機」，顏料擠出來研究是否「顯影藥水」，油畫被檢查其中可有「密電碼」。雖然檢驗搜查，一無所獲，但我仍由軍代表定為「美蔣特務嫌疑」，第一場批鬥會，周師傅坐在前面第二排。會上短髮書記宣佈毛澤東思想偉大胜利，終於挖出一個「特務」來，立功心切的她聲音興奮得有點發抖。老鼠臉的軍代表也作了重要指示，他是廣州軍區學毛著尖兵，講了十多分钟，大約有二十句「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開始喊口號了，安排好發言的人接二連三上來五、六個，我偷瞥過去，見短髮書記在臺下跟周師傅說話，粗胳膊一邊往我這指指點點，師傅只是低頭不語，書記失望地回到台上，宣佈批斗會結束，對我監護審查、關進「牛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她還厲聲指出，希望有的革命群眾能勇敢站出來斗倒斗臭我這個「特務」，不要被什麼所謂師徒之情蒙蔽。
    周師傅一言不發地低著頭，沒有望短髮書記，也沒望我。
    除了安排好指定發言的，那天還是沒什麼人主動上臺來鬥我，后來總算上來一個工友，嗓門很大，并且為表忠心義愤也來捺腦袋。一米九幾的我，當時雖然低著頭，但下巴仍高在他頭頂之上。害得這工友要踮起腳尖，伸直胳膊才能夠得著我的腦袋。為免他老兄過度疲勞，我識相地彎下腰來遷就他，沒想到他的手落在我頭上卻只輕輕一捺就放開了。
    后來，大字報已經不寫了，改為背靠背揭發，搞人人寫揭發批判材料，然後由專案組人员像收試卷一樣逐張收起來，仔細整理。隔天就提審我，從專案人员拋出的材料，完全可以揣摩出有多少人在我背后搞了「揭發」，但就是沒有周師傅，在這個可以抬起頭來狠狠咬我一口的節骨眼上，她仍然低著頭并保持沉默。
  狗咬狗十分正常，人咬人的事，周師傅始終不幹，盡管是我先咬了她。
    大字報曾經作為一種特有的政治暴力，以言語----書寫為形式，讓億萬國人在白紙黑紙上抒發革命激情，也暴露內心深處的仇恨歹毒，若非一埸文革，這些深藏不露的人性缺陷、靈魂污穢又如何會暴露出來？
    作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所謂「四大自由」之一，大字報曾經被寫入一九七五年的「憲法」，成為「社會主義大民主」中的「人民民主權利」，直至一九八零年修憲時才被廢除。
    為了自己寫周師傅的這一張大字報，我的良心在四十多年中從未停止過譴責自已，每次回到故國重遊舊地，首先就想到向師傅認錯道歉，可惜我們師徒一直無緣相見，有人說她不知去向，也有人說她可能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我仍真誠懺悔，當人們善於有選擇地記憶和有意識地遺忘，在刻意淡化忘卻罪惡的同時，就是再次重新行罪惡之實。
  我覺得自己更須耍懺悔， 我們不能把一切推給「年幼無知」、「理想主義」与「政治狂熱」，推給「錯誤路線」与「荒謬年代」，而不去檢視自己當年的私心、野心与狠心 ，自己靈魂深處埋藏的野蠻、仇恨、邀功爭寵与媚主心態 。在政治的高壓之下，有多少人曾經低下了自己高貴的頭，失卻了人格与自尊，傷害了善良無辜的人，這也是一種罪惡！不能諉過於時代、諉過於政治、諉過於社會的罪惡！若不真誠悔改，他日勢必故態复萌，再生禍害。
所以，我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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