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对90年历史的沉思之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2 14:46:16

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

——对90年历史的沉思

奚兆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9年解放起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而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因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前途自然十分关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谈我多年积累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历史的一些思考，当然也包括对于中国当前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一些问题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成立之时起，它就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90年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党就会走向胜利；而如果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遭遇挫折，党就会遭致失败。这已经成了一条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里我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人可能不以为然。现在主流媒体都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了，也不讲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路线斗争了，但是，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人民；我们如果也不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那就会在斗争中吃败仗，给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是我们所万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全文近12万字，共分8个部分，本站将分开连载。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二、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党还在幼年时期，对马列还知之不多

三、“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走向成熟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关于改革开放

七、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只能是实现共产主义

八、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60周年，胡耀邦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没有讲；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创立80周年，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都没有讲；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也没有讲。好像他们都在有意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可是，后来他的看法又有改变，他在1981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同上，第306页）

由于当时在台上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干部，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耿耿于怀，不能正确认识，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基本上是否定的结论。但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逐渐改变了看法。

1986年薄一波瞻仰毛泽东故居，在滴水洞，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薄一波的“先生学生论”当然不是论资排辈，而是表明毛泽东的水平和见识确实比邓小平、刘少奇、彭德怀以及他自己要高得多。我们知道，薄一波曾长期在刘少奇连地下工作，思想也与其比较一致，不少错误与刘也是共同的。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一书里，虽然非常注意与十一节六中全会的决议口径一致，在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及自己之间的意见分歧时也采取了这种调和的态度，但仍然有许多地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而对于刘及自己的错误意见则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有人说毛刘之争是个人权力之争，薄一波的这本书却让我们看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争论乃是理论是非之争，是政治路线之争。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实际上是表明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低了，否定得太多了，而在我看来，这种否定主要就表现在对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这应该说是不说自明的。

王震于1993年3月12日逝世，他在去世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这里说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是一般人不可企及，当然也包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内。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今年六月在对复旦大学学生讲话中说：“我认为他（指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相信，有这样看法的人一定还很多。当然，他家的亲人在文革中遭了难，他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从自己的家庭的遭遇出发，而应该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考虑才是，至于他只是肯定文革的动机而并不赞成文革的方法，这些问题我们将留待下面再来进行讨论。

最近，读老革命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其中讲到毛泽东在1950年2月自苏联归来曾在沈阳对市委书记和市长以上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报告除要求“把东北建成一个全国的工业基地，出机器，出人才；要好好学习苏联经验；照顾好苏联专家”等等外，还谈到，东北的条件很好，我们掌握政权以后，特别要注意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千万千万不能把我们的子女培养成‘八旗子弟’那样的贵族……”对此，张明远很有感慨地说，“他的话使我深受教育，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多么及时和有远见。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毛主席这次关于干部子弟问题的谈话都没有再被人们提起。”（《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2004年版，第 312页）应该说，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这样做了。就在1950年10月，他把自己心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朝鲜战场，并在那里牺牲。对于其他子女也都严格要求，竭力防止他们特殊化。1967年3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战国策》里《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看来也是毛泽东为了教育部队高干正确对待子女而授意她讲的。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他深知人民的江山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而巩固这个胜利并将其继续推向前进更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也深知如果不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江山人民又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比一般人更深切地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不忍眼看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在第二代第三代手中改变颜色，人民再受苦难。在我看来，这正是毛泽东不同于一般人能够“早看”若干年的原因所在。

当然也不能说别人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一些，而在态度上也没有像他那样坚决和执着。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整风问题时，刘少奇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任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东欧这些国家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脱离了工农劳动群众。”他还说，列宁曾谈过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阶层”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大家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同志插话：县委以上），纤维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转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04-605页）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则主张不向下传达。不过，毛泽东有关“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工厂主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实践）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践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段话还是写进了全会公报。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从1963年春开始，湖南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河北保定地区也开展了“小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查出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问题，中央先后制订了两个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至1964年底-1965年初，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规定所谓“四清”是指清政治，清阶级，清组织和清思想，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王顾左右而言他，提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可谓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对刘完全失望了。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问他：“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四清的目标是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显然，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也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政治路线上的根本分歧。这个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别的方法能够解决，只能诉之于革命的群众运动，诉之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

毛泽东在1968年曾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对于毛泽东的这句话，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一定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是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应该保留“四大”和工人罢工的自由

有人把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说成是一场“动乱”或“内乱”，甚至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是，基本的事实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8日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说，“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决定申明：“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的无能的状态。”决定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决定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都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党领导下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否定它是一场革命，而把它说成熟“动乱”、“内乱”和“浩劫”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这些说法能够成立，那岂不是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并领导了一场“动乱”、“内乱”和“浩劫”吗？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很高的威信，要解决党内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何必要兴师动众地诉诸红卫兵，诉诸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呢？还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做法不好，是错误的。提出这些看法的人显然不大了解文革前十七年的情况。进城之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谆谆告诫人们要做到两个“务必”，但是，“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还是应验了。“三反”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起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使一些人以为阶级斗争从此结束了，完全想不到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想不到现代修正主义的存在。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波兰的波兹兰事件以及后来的匈牙利事件，都给人们敲起了警钟，而国内的右派分子的进攻也提醒人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他优势还是十分尖锐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这样，在共产党内部，就逐渐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而且相对来说，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路线的人在数量上还占了优势，他们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发动群众是不能战胜这些人的。而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必然是群众性的革命，都必然有广大群众的参加。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做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页）他还说，“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成其为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62页）

前不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力群同志参加写了一篇题为《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的文章，说“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泽东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对某些人和事的处理上，有多次变化。但是，始终没变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实行大民主。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始终不改变、一直坚持的两个基本点。”尽管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整‘走资派’，搞大民主，他是始终不悔的。”

实践已经证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使其永不变色，整“走资派”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至于采用“大民主”的形式，大搞群众运动一些人由于在运动中参加受到冲击，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很不理解。实际上，所谓“大民主”，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是把革命的真理直接交给群众，使他们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年龄稍大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段毛泽东语录非常流行：一段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的来的，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12月21日）还有一段话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对《欢呼北大的一章大字报》一文加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此外，毛泽东在8月10日下午在中央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首都群众，向他们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上，第99页）毛泽东的这些教导很快为群众特别是红卫兵所接受，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经八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更给他们以莫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开展了起来。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发动的程度，毛泽东在1967年7-9月份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里曾有一段非常形象而生动的话：“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出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同上，第385页）可以这么说，那时的中国成了一所大学校，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都在讨论，都在争辩，如果要说民主，那是任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真正的民主，人民的民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把这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写进了宪法。宪法。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而早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的宪法继续保留了“四大”和“罢工的自由”。 1980年的宪法取消了“四大”，但保留了“罢工的自由”。而1982年的宪法，这“罢工的自由”也被取消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使用的“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好的形式，它使一切阶级敌人闻之丧胆，使一切官僚主义者闻之害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进行民主监督的一个极为有效的形式，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非常有效的形式，人为地将其取消，这绝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步。至于罢工自由，这是工人阶级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合法的，而1982年以后的宪法居然取消这一自由，这更是一个大倒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许多城市的广场都被进行了改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人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共产党是依靠群众和群众运动起家的，哪有共产党害怕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道理呢？现在，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本来可以通过集会、示威、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由于领导人害怕群众，自己既不能代表人民讲话，也不让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种任人宰割的状况哪个不感到窝囊、气愤？！人民需要民主，需要真正的人民民主，需要表达人民意志的“大民主”的回归，而不需要西方形式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的伪民主的说教。要说民意，这才是是真正的民意。

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方面的成就

前面提到到老革命家、理论家邓力群同志写的《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一文，文章认为：“这10年中，从党和国家的工作来讲，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二是经济建设的进展；三是对外关系的发展。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文革中当然有缺点有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是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都已得到克服和纠正，我们显然不应只看到这些曾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更应该看到文革期间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农业上，十年文革期间，全国农业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给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农业机械化也取得了了很大的成绩，农业连年丰收，粮食逐年增长。

在工业交通方面，完成了一大批重大的基建项目，如成昆、川黔、滇黔等9条铁路干线的建设，全长达四千余公里；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钢铁公司、贵州水城铁厂的建设；此外，还有四川德阳的东方电机厂，湖北十堰二汽的建设，甘肃金昌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等等。这些重大项目的完成，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生产力的布局，使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差距有所减少，使全国的经济有了一个比较均衡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我国的生产力集中于沿海地区的状况。

在科技方面，文革的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成果最多的十年。两氢弹，中远程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大型飞机，核潜艇，等等等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一段时期研制成功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金钱，不是靠名利，而是靠人们的思想觉悟，靠人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而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民主讨论的风气，对于攻克难关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把当时的民主风气和后来出现的等级森严的不良作风进行了对比，肯定了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利于科技发展的。

上面列举的文革期间的这些成果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邓小平曾说，“我们三十二年（指1949-1981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对于建国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工农业生产的成就，他肯定地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到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同上，第163页）他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国际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同上，第305页）后来他在1992年深圳等地视察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他说的“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显然是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因为“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的成果正是在文化的革命期间搞出来的。前不久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如果因为其中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得的而采取回避态度的话，那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那样还能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吗？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经济、科技与政治割裂开来，把外交与内政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互相孤立、彼此隔绝的，不可能想象，在政治上是“灾难”、“浩劫”之时在经济上、科技上会有很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想象在内政出现“内乱”、“动乱”或“浩劫”的情况下军事和外交上会取得很大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会有很大的提高。而反过来说，经济上和科技上的巨大进步，正说明在政治上是安定的；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所取得的的胜利又是与内政取得的的成绩分不开的。

⒋对“粉碎‘四人帮’”的一些看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毛泽东生前没有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个文化大革命所通过“粉碎四人帮”而结束的。

“四人帮”一词是毛泽东生前首先使用的。“粉碎四人帮”也正是以此为合法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服人。毛泽东生前确曾批评过“四人帮”，特别是批评过江青，但并不是把他们作为反革命的小宗派集团来批的，更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意思。应该说，从文革开始，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是倚重的，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本身也说明对他们的倚重。至于王洪文，他是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毛泽东是看他农民出身，曾当过兵，又是工人，年纪又轻，是把他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在林彪和陈伯达垮台后，毛泽东对王、张、江、姚四人就更为倚重了。当然，毛泽东对于这四人也有不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对江青，更是恨铁不成钢。应该说，让她出来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是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毛泽东深知，江青好出风头，人缘不好，树敌过多，许多人对她都有意见，而且“积怨甚多”，所以毛泽东又不愿意她过多地抛头露面，对她多有限制。这样当然就有矛盾。有两件事，一件是尼克松1971年访华期间，本来未安排她的会见，她却自说自话地去会见尼克松夫妇；另一件是1972年她不顾周恩来的阻挠坚持让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克特在广州对她进行采访，让维克特写她的传记《江青同志》（不是《红都女皇》）。这两事都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两人关系几近破裂。这以后江青到毛泽东的住处，都要得到毛的同意，否则就要受到警卫的拦阻。即使如此，毛对她的批评也还属于帮助和教育，还是为她的将来着想。这从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所作的批示可以看出来。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对于张春桥，毛泽东也是信任的，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1974年曾经考虑他担任总理，只是听毛远新说他“不大能团结人，有点阴”后才考虑由华国锋当，而让张担任第一副总理理。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高台阶，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还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上，第396-397页）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只批评“四人帮”，也批评了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用了很大气力来“帮助”邓小平。邓曾做了两次检讨，毛都不满意，于是又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将邓小平打倒。显然，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并不是把它们当作反革命来反的，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依据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华国锋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四人帮”跟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以区别，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继续维护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某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人来说，他们心中想的却是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晚年。事实上，要在“四人帮”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划一个界线也是很难的。这样一来，某些人把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发展为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势所必然了。这个转变是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的。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党史细节》一书认为，“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是汪东兴提议而由郑必坚、龚育之两人写的，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实际上，我们不能就事论事来进行讨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大背景。大背景是毛泽东与1976年9月9日逝世和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后发出的讣告和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都强调了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讣告说，“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华国锋的悼词也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奋斗。”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在我看来，这些才是一些人提出批“凡是”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说批“凡是”其实是针对华国锋的并不错；而说批“凡是”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让邓小平复出也不错。但是，基于这个思想而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此中道理，前面已有所论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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