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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华 “文革”前的学部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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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20 20:36: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革”前的学部历史所
, y7 a. |* E, v% H% g陈高华# z+ W/ {$ t- B, I;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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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夏天,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我想讲讲“文革”以前历史所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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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部”一名的由来
; |8 J9 ^" u3 L+ y5 Q- F, D6 k1 \建国初,国务院设立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事业的最高研究机构。院下设若干研究所。1955年,科学院设立四个学部,三个是自然科学的,还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样就形成科学院-学部-研究所三级管理体制。学部制大概是学苏联的。但是,后来哲学社会科学部直接隶属于中宣部,名义上仍是中国科学院的下属机构,实际上已脱离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其余三个学部仍归中国科学院领导。科学院和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都在北京西郊。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以后,正好原在北京建国门内的海军司令部在西郊另觅新址,便将旧址拨归哲学社会科学部使用。这里原来是明清两代京师科举考试的场所,称为贡院,至今大院两侧仍保留贡院东街、贡院西街名称。海军大院改为哲学社会学部大院后,为了称呼方便,人们就简称之为学部大院。一段时间以后,学部也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特别在“文革”中,关锋、戚本禹直接插手、操纵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运动,“学部”名声很大,在北京人们一提“学部”,就知道是哲学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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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 a5 l/ J  K/ i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后,主任由郭老兼任,副主任有潘梓年、刘导生、张友渔、姜君辰。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导生,他原来是团中央的书记。潘、张、姜都是参加革命很早而且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老同志。1964年,为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又调来关山复(东北局宣传部长)和杨述(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副主任。不过这两位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头。- {0 s, v( d1 \1 J+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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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门内的学部大院建筑有限,共有大小不等八座楼。一号楼是主楼,共三层,一、二层是学部机关和《新建设》杂志社,三层是哲学所。《新建设》是学部主办的综合性刊物,其性质类似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二号楼和三号楼是历史所,四号楼是外文所。五号楼较小,是机关党委所在。六、七号楼是文学所,八号楼是单身宿舍。除一号楼外都是二层建筑。另有一座简陋的食堂。还有一些研究所(如法学所、经济所、民族所等)则分散各处。经过几十年风雨,学部大院依然存在,但已面目全非,除了一号楼基本完整外,其余七座楼和食堂都已先后拆除,另行改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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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0 f) k5 q; R2 @* h) S二、历史所的创建) @# }0 z7 k  ?, U* S, m
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与历史有关的研究所只有考古所和近代史所。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9月,中宣部召开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古代史所又称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简称历史一所),研究范围从远古到南北朝;中古史所又称历史研究所第二历史所(筒称历史二所),研究范围为隋唐至清。原来的近代史则改称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简称历史三所),研究范围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这次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设立三个历史所和创办《历史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年年底,科学院先后任命陈垣为二所所长,尹达为一所副所长,侯外庐为二所副所长,后来又增加向达为二所副所长。一所所长则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学界盛传科学院曾派北大汪篯教授到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入京担任研究所所长,就在此时。但陈先生因坚持自己的理念,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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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3 D2 {: s" b/ Q% s郭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奠基者,甲骨学和先秦史的权威。陈垣先生主要从事宗教史和文献学的研究,在解放前任辅仁大学校长,解放后任北师大校长,在中国史学界享有盛誉。侯外庐从事思想史研究,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放后任西北大学校长。尹达早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事考古发掘,抗战时期到延安,一直从事文化工作,曾参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写作,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向达长期研究中外交通史、敦煌学,卓有成就。两个历史所成立时安排的领导班子,可以说是很符众望的。陈垣是北师大校长,向达是北大图书馆长,他们实际上对所内工作过问不多。一、二所成立后一直在一起活动,行政系统是一个班子。1960年2月,中宣部下达文件,将一所和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郭老仍兼任所长,尹达、侯外庐任副所长。尹达主持日常工作。后又任命熊德基为副所长,主管行政工作。熊德基来历史所以前是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学院的副教务长。1963年,又调来白天、东光担任副所长。白天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他原是国民党的将领,积极参加抗战,因遭清查投奔延安,后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工作,解放后授少将军衔,任炮兵学校校长。白天自己要求转业,从事军事史研究,为此来历史所。东光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调到历史所接替熊德基任行政副所长。4 L* q# H; q- O8 X) X& e  ~9 D3 `

7 K; q8 I4 l. F1956年,一、二所分别建立了学术委员会。一所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尹达、吕振羽、尚钺、周一良、周谷城、唐兰、唐长孺、徐中舒、郭沫若、张政烺、杨向奎、邓拓、翦伯赞、顾颉刚、胡厚宣。二所学术委员会成员有:白寿彝、向达、吴晗、李俨、吕振羽、陈垣、陈乐素、侯外庐、唐长孺、翁独健、贺昌群、冯家升、傅乐焕、邓拓、邓广铭、郑天挺、韩儒林。可以说,大陆有名望的古代史学者,几乎都罗列在内了。名单中没有陈寅恪,应与他不肯应聘有关。5 P: Q& V6 H* Q+ w% z

4 Z- N0 ]' s, s0 ]郭老既是科学院院长,又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所所长,一身三职,这是很特殊的安排。他是国家领导人(解放初是国务院副总理,后改任人大副委员长),地位很高,兼职很多,事务繁忙,实际上不可能具体过问历史所的工作。历史所专门有一间郭老办公室,但在我记忆中,他好像没有到过历史所。他的办公室主要供接待客人和领导开会用。历史所专门指定一位研究人员担任郭老的学术秘书,原来是黄烈,后来黄烈有病,改为王戎笙。学术秘书除了为郭老充当学术助手外,还是郭老与历史所联系的渠道。郭老对历史所还是很关心的,特别是建所初期,有不少具体指示。历史所的两项主要研究任务《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都由郭老领衔。还有一项人们不太了解的工作。郭老对太平天国历史很有兴趣,有自己的看法。根据他的指示,从历史所和近代史所调集了几位研究人员(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组成一个写作班子,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著作,办公室就在历史所。他们的成果,“文革”后以《太平天国运动史》为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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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F7 f$ z' {1 D! o( y 周恩来在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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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有一个编委会,郭老为召集人。陈寅恪先生虽然不肯出任所长,但他同意担任《历史研究》的编委。《历史研究》的发刊词,就是郭老写的。这份杂志由尹达、刘大年分任正、副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一、二所(历史所)。在此以前,可以发表史学论文的专业刊物有《光明日报·史学》《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几种,规模很小,只能发字数不多的文章。而综合性刊物《新建设》《文史哲》留给历史学的篇幅也很有限。《历史研究》创刊改变了这种局面,对于促进历史学的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1961年起,《历史研究》改由黎澍任主编,他是近代史所的副所长,编辑部也移到了近代史所。: O; B, J0 q8 ^, @.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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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和二所成立后,便积极从大学和其他单位征调研究人员。在1953年年底,尹达、刘大年出面,邀请顾颉刚先生到一所任研究员,顾先生欣然同意。顾先生是解放前《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对先秦史、历史地理、古代文献都有精深的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顾先生由上海到北京,几万册藏书都由科学院安排运来。在住房和薪金方面都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几年之内,历史所已拥有一批高水平的很有声望的一流学者,他们是:杨向奎(上古史、经学史)、张政烺(古文字学、上古史)、胡厚宣(甲骨学、殷商史)、贺昌群(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孙毓棠(经济史、秦汉史)、王毓铨(明史、经济史)、谢国桢(明清史)。还有白寿彝、翁独健等任兼职研究员。从1954年起,历史所每年都招收一批大学毕业生,数量不等,一般在10人上下。例如我入所的1960年,共招收大学生12人。根据统计,1954年成立之初,两所共63人,其中研究人员仅20人:研究员3人,副研2人,实习员15人。到1963年,历史所已有职工131人,其中有研究人员99人,其中研究员10人,副研6人。以后两年陆续进人。1966年“文革”前夕,历史所职工189人,其中研究人员129人,(研究员8人,实习员7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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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前,历史所内部的机构,就研究系列而言,分为若干研究组。基本格局是:先秦史、封建前期(秦汉至隋唐)、封建后期(宋至鸦片战争)、民族史、思想史、历史地理。建立思想史组(室)是为了配合侯外庐先生的研究。成立民族史组和历史地理组则与国家任务有关(见下)。此外,还曾成立世界史组和军事史组。建国以后,我国曾选派大批学生到苏联、东欧各国留学,50年代后期,不少学习外国史的留学生陆续归国,为此在历史所成立了世界史组。1963年在世界史组基础上成立了世界史研究所,原来的世界史组就撤销了。白天调来历史所,为此成立军事组,但这个组还没有开展工作,就遇上接连而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白天去世,这个组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所长下面有一个学术秘书室,统筹全所研究工作,60年代主要是尹达信任的林甘泉、田昌五和郦家驹等人,年青研究人员戏称之为“三驾马车”。还有一个翻译组,主要翻译苏联的史学论著,定期出版《史学译丛》。历史所还设有行政办公室、资料室和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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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所的研究工作+ ]9 W( S  h4 N0 Y
历史所是国家级的研究机构,成立以后,先后承担了几项重要的研究任务。/ L) u; R9 F( m4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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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历史地图的绘制。1954年中央领导指示,改绘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改绘工作由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实际由尹达主持,聘请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任主编。后来改编工作正式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业务工作以谭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为主,历史所相应设立历史地理组(室),承担部分任务。但整个项目的组织协调仍由学部承担。历史地理组还不时承担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研究。- K& x; A7 ]! a;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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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56年,中共中央要郭沫若为县团级干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随即成立了郭老为首的编委会,拟定编写计划,全书一百万字。计划集中全国知名专家分头执笔。由于各种原因,计划一变再变,改由三个历史所分别组织。古代史部分,由历史一、二所承担,实际上由尹达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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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大事。建国以后,一直有人建议将甲骨资料汇总整理。1956年,科学院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列有《甲骨文全集》。胡厚宣先生在1956年由复旦大学调入历史所,就是为了开展这一工作。1959年,根据郭老建议,正式定名为《甲骨文合集》。这一年成立了编委会,由郭老任主编,成立编辑工作组,由胡厚宣先生任组长。+ J& `1 o# H+ f- w/ J6 }* P9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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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史,为此在历史二所设立民族史组,请中央民族学院的翁独健先生担任组长。翁先生后来任民族所的副所长,仍在历史所兼职。民族史组主要搜集整理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资料,以及开展元史、蒙古史研究。中苏关系恶化,协作编书之事自然成为泡影,但民族史组仍然保留了下来。8 j$ y( p& c% r9 I( M9 L% V, 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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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学部和历史所也出现了大跃进的高潮。历史所有多项研究工作同时上马。其中重点是《中国历史》的编写。1958年冬季正式启动。古代史部分,除了历史所研究人员以外,还从外单位调来一些人员。1960年上半年完成70余万字的初稿。这份初稿,出于众人之手,加上时间匆促,是很粗糙的。于是,紧接着开始修改工作。这时外单位借调人员陆续回去,修改实际上成为历史所的中心工作。1961年3月,教育部召开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将正在修改中的《中国历史》定名为《中国史稿》,作为高等学校试用教材。这一年夏天,古代史部分修改稿印成七本,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当时搜集到的意见有7000条。60年代初,北京一批著名史学家自发组织不定期的聚餐会,对史学界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1961年3月的一次聚餐会,请来郭老和尹达,对《中国历史》的稿本提意见。翦伯赞、吴晗等谈了他们对稿本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本来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这次聚餐会被说成是右派对左派的进攻,是一次“鸿门宴”,成为历史学界一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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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V( k8 N& L# i# n+ z& {" S除了《中国历史》以外,大跃进中历史所上马的还有《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图谱》《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都打算在短期内完成。但事与愿违,没有一项能够实现。1960年起,因经济困难,各方面工作进行调整。1961年上半年,历史所各项工作也进行调整,除了已经开展的几个项目继续进行外,主要措施是加强研究组的话动,强调年青研究人员补课打基础。8 c& J7 [( F1 r3 S: z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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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61年1月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合影;右图:1961年郭沫若(前排坐者左五)参加《中国史稿》编写组工作会议并与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前排坐者:杨向奎(左二)、陈乐素(左三)、尹达(左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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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是历史所实习员) m& M# p  @5 F, Q& L# A+ y( t4 m9 z
我是1960年8月到历史所报到的。这一年历史所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12人:北大6人,中山大学3人,辽宁大学3人。后来因各种原因调走7人,一直在历史所工作到退休的5人:周年昌(中山)、谢济(中山)、齐文心(北大)、郭松义(北大)、陈高华(北大)。新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年的试用期,工资46元。一年以后转正,定为研究13级,工资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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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n3 H  h5 j! u8 ~  q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一样,分为4等12级。4等是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12级中最高是1级,顺次而下,最低是12级。1、2级研究员为数很少,历史所只有侯外庐和顾颉刚两位是1级,还有几位2级。大学生试用转正都定为第12级,工资62元。“反右”以后,认为年青知识分子工资比工人、农民高,不利于思想改造,所以又增加了第13级,月工资56元(北京标准)。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员职称和56元月薪,拿了十几年,一直到1978年才得到调整。, _+ m! \1 x! }6 @. ?! ~( `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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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5 v0 K& s: [2 |大学生到所后按各人志愿选择研究组,我在上学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工作(国家民委组织的)一年,对民族历史很有兴趣,便报名到民族史组。开始参加过一段《史稿》的编写,完全是滥竽充数。1961年上半年起,便回到民族史组。当时的民族史组,组长是翁独健先生,副组长是姚家积先生。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后曾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他出任民族所副所长。建国以后,我国蒙古史研究有三位领军人物,便是:翁独健、韩儒林(南京大学)、邵循正(北京大学)。姚家积先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外语很好,但很长一段时间在其他行业工作,1956年才到所。民族史组有十余人,翁、姚以外还有一些中年人,但多数是1954年后进所的年轻研究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总的来说基础是比较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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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 ^5 q% Y; _5 `; P/ N翁独健先生很重视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他专门为我们讲治学方法、论文写作的要求。他请来照那斯图先生(“文革”后曾任民族所所长,已故)教我们学蒙古文。根据所内工作安排,我们几个人承担《元代农民战争史》。翁先生要求我们从整理资料入手,要力求穷尽资料,深入发掘前人没有利用的东西,“上穷碧落下黄泉”。根据翁先生的安排,我和杨讷有几个月整天泡在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里,果然有许多新的发现。翁先生还要求我们每人选一专题,作为论文写作的训练。杨讷选的题目是《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后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我选择的是《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后来发表在历史所所刊《历史论丛》上。论文从拟定提纲到定稿整个过程,都得到翁先生的指点。翁先生是我在学术上的引路人。其他研究组的青年研究人员也都在老先生的带领下走自己的探索道路。例如,封建后期组在杨向奎先生主持下,开展了几项很有意义的资料整理工作。一项是曲阜孔府档案,一项是明清档案乾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历史所的图书室收藏一批徽州文书。60年代也开始整理。这都是开风气的工作。“文革”以后,都成为明清史领域的显学。" X0 m5 D' k0 l  s6 b(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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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 m# u8 q3 z8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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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 R1 ?6 Z. b2 X这一时期历史所学术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在1962年,所里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主要鼓励青年研究人员努力进取。《光明日报》《历史研究》都作了报道。我为讨论会写了一篇《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得到与会先生们肯定,不久在学部的刊物《新建设》上发表。在60年代,这是历史所唯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历史所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刊物《历史论丛》,原意是作为所刊,发表所内研究人员的成果,经常出版。但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打乱了原来的设想,只出了第一本,就无疾而终了。" T. h4 m; [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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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几年时间对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局面没有多久,便发生了变化。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着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原来中央规定,干部每年要参加一个月的生产劳动,新参加工作的都要下放农村锻炼一年。1959年学部的青年研究人员下放山东曲阜锻炼,遇上大跃进,吃不饱,回来时多数人得了浮肿病。此后下放锻炼停了一段时间。从1963年起,学部的工作人员又陆续下放锻炼和参加农村“四清”。1963年秋,学部新来的大学生全部下放山东龙口劳动锻炼。1964年春节刚过,学部又将在职的青年研究人员下放锻炼,地点也在龙口。历史所有十余人在这批下放之列,我在其中。到龙口后,住在农民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又抽调出来,当驻村干部,参加当地的“四清”。1964年,中央有令,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农村“四清”运动,责令中央各部干部都要下去。学部便由刘导生带队,地点是山东海阳朱吴公社。除了老弱病残以外几乎全部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都在动员之列。历史所由尹达带队。我们这批下放锻炼的干部,也前往海阳。从1964年10月起,到1965年6月才告一段落,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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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历史所没有几天,学部继续抽调干部,到农村参加“四清”。这一次学部的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北京房山南尚乐公社。我又被指派下去。1965年9月进村。因为发生“文化大革命”,“四清”还没有结束,便在1966年6月初匆忙撤离。回到北京,学部已是一片混乱。听留在所内的同志介绍,才知道历史所有很大变化。, O, x4 q9 L4 C$ p, @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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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F! H. F1 F% n' g6 x尹达在1964年写过一篇《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批判史学界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篇文章得到高层的赏识,其中一部分以《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尹达成为史学界左派的代表。1966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尹达是小组的成员。尹达在历史所成立了一个写作组,以史绍宾为名,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翦伯赞、吴晗等人的文章。史绍宾者,史哨兵也,涵义是很清楚的。当时学部和各研究所的领导,纷纷被揪出,被批判斗争。历史所是例外,领导班子中,只有侯外庐被揪出,主要罪名是写过吹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到7月中旬,形势突变,关锋到历史所宣布陈伯达的指示:尹达镇压造反派,不许到历史所去,实际上是从中央文革小组排除了。历史所的历史,自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了。% @6 |& G9 e#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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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9 r7 ~+ l! q! v7 @$ X( n(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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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 殷之俊/责任编辑 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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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7 x, J8 x$ |/ S% m) m2 v* k《世纪》 2017年第1期 P2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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