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文：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8-16）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09:23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八）暴风雨前 (2020-07-12 08:10:31)下一个
八暴风雨前

作者  黄泽文

文革中的造反派，成天呼叫着“炮轰火烧”，“斗倒斗臭”，“用鲜血和生命誓死保卫”的豪言壮语，但似乎始终没有记住，自己是“奉旨造反”，是伟大领袖用来摧毁“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别动队。他们在激情燃烧之时，忘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哪些事情被允许去做，哪些事情做了可以暂时被容忍，而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

冲击军区重地，批斗军队领导，“揪军内一小撮”，就是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但是，当年的造反派，在“造反有理”的指导下，造反上瘾，头脑发热，根本弄不明白高层争斗的波谲云诡，却自告奋勇，充当了中央文革企图把文革大火烧向军队的急先锋。

把矛头指向军队，其根源在北京，在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

1967年1月14日，经江青授意，林彪“完全同意”，《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首次提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  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控制的《人民日报》，次日便加以转载。“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为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提供了依据。

1967年1月20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他在信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2]  依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为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打开了大门。

要命的是，谁是革命左派？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眼睛里，响应号召，起来砸烂刘邓路线，斗走资派，掀起夺权风暴的造反派自然是革命左派；而由原党政系统纠合起来保护自己的那些保守派群众组织，因循守旧，抵制文革，压制造反，多是右派。但是，在军队上层的心目中，造反派在社会上打进打出，揪斗党政领导，瘫痪政府机构，搞乱社会秩序，且成分复杂，离心背德，是当然的右派。而由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党团员、劳模、基层干部为主的群众组织，拥护党政领导，根正苗红，骨肉相连，是当然的左派。

由于军队的支左明显偏袒保守派，1967年的1月下旬和2月上旬，全国各地造反派中的激进派别，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充当保守派保护伞的地方军区。开始冲击军区驻地，揪斗军队领导，甚至静坐示威。

成都地区的激进造反派红卫兵，主要是川大八二六和井冈山野战军的人，也斗志昂扬地进驻到成都军区大院内，和北京来的红卫兵一起，声援成都军区机关的红色造反纵队、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的红色造反总团、以及战旗文工团的红色造反团等军内造反派，似乎要在军事禁地大干一场。

诡异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于1月28日出台了严禁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此八条据说由林彪和几位老帅拟定，由毛主席审批下发。[3]

《八条命令》明确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关键仍然是，谁是革命左派？

同样的字句，理解可以完全相反。造反派不认为《八条命令》提供了收拾他们的依据，因此，漠视《八条命令》，依然故我，继续捋虎须。而军队高层认为，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可以毫不手软地镇压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挑战的反革命分子。

但是，他们尚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在等待，等待造反派出错。

就在这个风云多变，危象渐生的1月下旬，我离开了文化用品社这个小厂，被派到川大的井冈山野战军总部去工作。所谓去总部工作，其实就是去给大学生们当工具。川大井冈山野战军在许多中学都有分支纵队，中学生们跟着大学生干革命，这是当年成都的文革风气。总部要各纵队抽调人手，组成一个宣传班子，帮着大学生们抄大字报，刻蜡纸，印刷传单。

我住在川大的望江馆，这是一排平房，位于川大校园的腹心处，井野总部就设在这里。寒冬腊月，成都阴冷，平房墙薄，常在夜半冷醒。但我喜欢大学校园，大学校园视野开阔，环境幽静，气魄博大，非中学能比。且不说有高楼深院，池塘竹树，通衢幽径，光是那些造型别致的楼，楼中的阶梯教室，教室里宽阔的黑板，这些传授知识的圣地，就令我这个中学生肃然起敬。而且，使我注意到的是，尽管已是文革非常时期，这校园里面仍然多是衣着整洁，面容儒雅之人。当然，有些老者，面容凝重，低头疾行，眼睛从不搭理旁人。

我在川大的学生食堂吃饭，属于自带钱粮闹革命。我成天和大学生们混在一起，我发现大学生们都是高人，他们的分析能力、写作水平、思维谈吐，均使我这个中学生由衷钦佩，不由自主就受到他们的吸引。我也认识了一些其他中学纵队的战友。初见称姓道名，不久就亲密无间，配合十分默契。若无文革，是没有机会交往这么多同龄人的。

就在这个期间，成都的激进造反派终于出错了。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下面有个街道工业分团，其中的成员大都来自市井底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1月29日，不知从何处获悉，公安局内有抓捕造反派的黑名单，竟贸然组织上千人围攻市公安局，闯进去大肆砸抄，抢走文件、档案资料、公章、逮捕证及枪支弹药等，并扣押了多名公安干警。

造反兵团事后称此事是现代版的“白虎堂事件”，上千个林教头中了躲在暗处的高太尉设下的诡计。但对于军区领导来说，这件发生在军区司令部几百米外的事件是原则性事件，绝对不能容忍。军队终于有了行动的理由。

1月30日晨，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局逮捕了几个为首冲击的造反派头头，收缴了被抢走的东西。街头巷尾气氛陡变，四处可见“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的传单和大幅标语。而前一段时间偃旗息鼓的产业军，此时也重出江湖，四处活动。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也不甘示弱，随即大举反击，同样在市内举行集会，出动宣传车，散发传单，张贴大幅标语，除了打击前段时间的手下败将产业军外，矛头直指成都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此时，军队并没有动学生，他们对青年人似乎还留有余地，心存忌惮。但是，学生们似乎受到北京某些人的蛊惑，此时却不依不饶地往前扑。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井冈山野战军的秀才们与军内的造反派以及南下的北京红卫兵观点一致，认为成都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背后有黑手。为配合工人造反兵团的抗议和游行集会，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井冈山野战军纷纷发表“严正声明”，谴责“成都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击革命左派。秀才们提出了“炮轰成都军区黑司令部”的口号，矛头指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军区领导韦杰（副司令员,中将）和甘渭汉（第四政委,中将）。

2月上旬，大学生们经常在望江馆开形势讨论会，参加的人员包括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成都的军内造反派。大家都认为，成都军区内有一小撮走资派，是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二政委）死党的黑同伙，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有人传闻，军内有人反党篡军，要搞兵变，反对毛主席。大学生们一脸严肃地提出，要有牺牲生命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思想准备。听见他们一本正经地分析和讨论，我等旁听者感到，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形势极为严峻。

传闻其实有可靠来源，来自中央内部。1967年2月初开始，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发生了“三老四帅”（三老是指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三位副总理，四帅是指陈毅、徐向前、聶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要员之间的正面冲突。[4]  自一月风暴以来，全国夺权成风，党政机构均处于瘫痪状态，而现在矛头又直指军队，三老四帅忍无可忍，起来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的行径。这种行为，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相左，被造反派解读为“反对毛主席”。

2月上旬，在韦杰和甘渭汉的眼里，形势也极为严峻。地方上的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均已处于瘫痪状态，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第二政委廖志高被斗得东躲西藏。军内造反派在军区大院里面“贴身”造反，天天在眼皮子下面呼叫着要与“带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和外面的造反派里应外合，直接干扰了军队的稳定。越来越严重的对军事首脑关的冲击，已经使得他们心中的困惑逐渐演变为反感和愤怒。

文革时期，军内造反派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66年5月文革起始的《五一六通知》。这个吹响了文革号角的《五一六通知》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文革肇始，军队师以上单位就和地方一样，开展了文革斗争。最高领袖的目的是清除刘邓黑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军内的机关、院校、医院、文工团等部门自然就有了“奉旨造反”的穿军装的造反派。

军内有了造反派，军内自然就会有走资派。最初，成都军区最大的走资派是司令员黄新廷中将和副政委郭林祥少将，二人被指控为贺龙在四川搞“二月兵变”的黑干将。文革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指控，当时弄得煞有介事，后来却属子虚乌有，“二月兵变”就是其中之一。在文革中，贺龙是十大元帅中，继彭德怀专案之后，被立了专案审查，遭到整肃，并死于迫害中的老帅。[5]

黄、郭倒了，韦、甘来了。于是，军内造反派继续造反，矛头自然对准了韦杰和甘渭汉。韦、甘对文革不满，但无胆对抗；对造反派抵触，但不公开说出。先容忍，再等待，在将军面前，把握战机是制胜的关键。在终于等到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军区的行动从清理自己的门户开始，而大行动之前，先来一个火力侦查。于是，二月上旬，军区大院内，保韦、甘的力量几乎天天都与军内造反派发生冲突，终于导致动手打人，军人造反派中有人被打成重伤。与军人造反派并肩战斗的大学生红卫兵们，其中主要是首都红代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大学生，不甘示弱，数十个革命小将在军区大院内的二道门前静坐，绝食抗议，要韦杰出来回答问题，已经有人昏了过去。

消息迅速传到川大校园。第二天上午，川大井冈山野战军把我们这些在总部工作的中学生组织起来，由总部的几个头头带队，打着大旗，前往军区大院支援助威。队伍有三十多人，从川大校园的望江馆出发，走路前去。我举着井岗山野战军的大旗，迈着大步，走在最前头。旗帜迎着二月的寒风，发出呼呼的声响，我精神十足，用力前行于市街之中，引来路人的驻足观看，不少人在拍手支持。

我们这支小队伍，来到北较场南面的正营门，与卫兵交涉后，居然被获准进入。进去后，我们加入到绝食静坐的人群中，团团而坐，人数有近百人。在我们的背后，围站着许多军人和军人的子弟，其中有成都五中的保派红卫兵张某。此人在前几个月的五中校园里趾高气扬，曾经用皮鞭抽过我。这些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军区大院的人们，在我们身后冷言冷语地说开了：“你们受坏人蒙蔽了”，“不要被牛鬼蛇神利用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我们不为所动，静坐等待韦杰出来回答问题。

直到下午，韦杰出来了。韦杰是壮族人，个子瘦小，脸庞清癯，不太像个军人，到有点儿像个山乡老农。学生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要他承认支左错误，回答提问。韦杰虽然个子瘦小，但有军人的硬气。在团团围着的七嘴八舌的学生面前，他态度冷静，不苟言笑，时而说几句，时而在小本子上记录。韦杰反复强调，你们学生娃儿不要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应该相信人民军队爱人民。至于被问及支持和评价的核心问题时，则采用不置可否的敷衍语气，甚至沉默以对。他心中有数，并不理睬伶牙俐齿的大学生的追逼。其实这个时候，一个全面解决军区重地被造反派困扰的计划已经拟好。

2月11日，这天是正月初三，人们还在春节的假期中。凌晨，解决军内造反派的计划付诸实施，大逮捕开始了。军队四处出动，先后抓捕了成都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的军内造反派五十余人。均是五花大绑，由全付武装的士兵押走。对进驻在军区大院的学生红卫兵则比较客气，由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对付一个学生，连推带搡地推出军区营门。执行任务的战士一脸的严肃，虽然行动粗鲁，但并不动手殴打，只是把学生赶出军区大门了事。

但是，此时的学生们情绪高度昂奋，认定了自己在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一心要揪出西南局和四川省李廖黑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绝不会就此了事，也绝不能就此了事。

当天，川大八二六和北京来的大学生，联合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军内造反派，在市内举行了抗议游行。是日下午，抗议游行的人群涌向北较场东营门，在那里开始了长达近一周的静坐示威。但军区的主要通道，向南的正门，没有静坐的人群。许多造反派的队伍闻讯赶来，加入静坐示威，有的队伍轮流派人换班静坐。要求军区放出被抓的革命战友，要求平反请罪，要求揪出幕后黑手，要求军队真正支持革命左派。

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是一条由西向东长一百多米的半截巷子，西连军区东营门，东接人民北路的通衢大道。与人民北路相连的路口是静坐示威人群的唯一出口，只要封住此处，里面的人便无处可逃。

时值二月中旬，正是成都的早春天气，春寒料峭，细雨纷纷,满地泥泞。静坐示威的人群得到了各行各业战友的帮助。城建工人塔起了席棚遮雨，地质局的战友送来帐篷，财贸职工送来糕点、食物、开水，文艺界则送来专业演出，业余宣传队也把节目送上火线，慰问信如雪片似飞来。

军营东门，大字报大标语涂抹满墙，人声鼎沸，口号震天，旗帜飘扬，喇叭贯耳，极为热闹，这里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革命本身就是底层人群的一种狂欢，更何况是破天荒第一次与带枪的刘邓路线较量。激昂青云之时，人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禁忌忘得干干净净。

诡异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军区一直保持沉默。静坐的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针对他们的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筹谋中，即将付诸实施。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报》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1967-01-14。

[2] 张晋藩，海戚，初尊贤:国史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609页。

[3]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585页。

[4] 党史上的今天,1967年“大闹怀仁堂事件”，人民论坛网，2011-02-11。

[5] 施燕平: “薛明谈贺龙被迫害致死”，中国领导干部资料库，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14006.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0:20

九  二月镇反

作者  黄泽文

静坐示威一直持续了6天6夜。正当静坐的造反派队伍处于师老兵疲之际，在2月17日这天，气氛陡变。沉默很久的军区大院一下子活跃起来，又是响广播，又是派人出来游说，力劝大家离开。疲敝中的静坐者不为所动，仍要苦苦坚持。他们不知道的是，几小时后，当夜阑人静之时，清场抓捕的行动将要开始。

事后来看，韦杰实在是个厚道人，在韦杰将军坐镇指挥下，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他耐着性子给了造反派一个最后的机会，和平地离开。但是，造反派哪里识得出这其中的玄机。

2月17日晚，临近午夜，军区东营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刺耳的广播开始宣读《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 信中肯定：“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师生组成的。”要求兵团, 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用最后通牒的口吻警告造反派组织头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 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后来知道，此信是由叶剑英元帅批准下发的。而且是由成都军区预先起草，提前印刷，准备好在2月17日这天使用。[1]

在反复播放信件的内容之际，有不少军人从东营门出来，向静坐者们散发此封《中央军委二·一七来信》的传单，静坐队伍一下混乱起来。《中央军委来信》语气虽然克制，但接下来的行动却一点也不克制，情况急转直下。

此时，由军区预先安排，他们支持的“左派”组织产业军的队伍已经提前集结，手挽着手，以方队形式，向白下路东口—这个静坐队伍的唯一出口，压了过来。产业军的人群高声叫喊着，企图封锁此处路口，瓮中捉鳖，实施抓捕。

形势危急，勇者得势。静坐的造反派人多势众，反应迅速，他们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了上去，混战一场。有人开动宣传车，大开车灯，车动人随，形成人潮，产业军见此，急忙后退，大股人流借势冲了出去。一出路口，一哄而散，消失在午夜的蓉城街巷之中。当晚，我不在场，但有我纵队几个同学在此参加静坐。他们也跟随人群，落荒而逃，事后谈起，惊心动魄，心有余悸。

军队的行动稍慢半拍。在人群冲散，满地狼藉之时，由摩托车开道，满载军人的军车开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军区东营门的路口封锁。各位后之览者可能要问，为什么要慢半拍？估计还是韦杰将军有意为之，以避免和造反派群众在混乱中正面冲突。如果现场死人，那就破坏了他们打击首恶的镇反计划。

《军委二·一七来信》拉开了四川地区镇反的序幕。但我等中学生似乎不在他们抓捕的范围。我们回到冷清的校园，学校门口到处都贴着这封《军委来信》。面对这突然而来的变化，我们不知所措，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大家。

2月19日早晨，我们决定到四川大学去了解情况。川大校园坐落于城东的锦江河畔，毗邻处是竹树茂密的望江公园。一进校园，法国梧桐夹道，伸延约有半里。本来整齐的校园，气氛异常，四处纷乱不堪。有队伍无声地从我们身边越过，垂头丧气；被卸下大喇叭的宣传车停在空地，上面的标语牌七零八落；地上散落着砸烂的宣传牌和杂乱的传单；整张的标语在冷风中飘摇着。大字报棚上贴了数不清的《军委二·一七来信》，还有不少“勒令”“请罪”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落名是从未听说过的川大组织“烽火战斗团” 、“红旗公社”。

在寒风中，我们疾步向望江馆走去。还未走拢，就看见林业厅的什么战斗团在围攻川大八二六的总部，他们砸烂了革命造反楼和川大八二六的牌子，还围着八二六的一些大学生在辩论。干部模样的人口沫四溅，学生们伶牙俐齿，引经据典地回击着：“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仍然是苍蝇”。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当年辩论，常拉大旗，作虎皮，包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大旗虎皮一般都是革命导师的经典语句，除了马恩列毛的语录外，鲁迅语录也是极为时髦的利器，辩论时必须信手拈来，连珠爆出，往往能收到让对方张口结舌的奇效。

我们正好赶上井冈山野战军总部的形势辩论会。当年干革命，在关键的时候，大学生们总喜欢来个辩论会，各人发表自己的高见，畅所欲言，争论不休，非常热闹。当年的大学生们，极力仿效青年毛泽东，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且最喜高谈阔论，纵论天下大势。其中不乏睿智之见，惊人之语，常常听得我等中学生目瞪口呆，佩服不已。

讨论会一开始，几个大学生就引经据典地分析说：“我们一直紧跟红司令的战略部署，革命的大方向没有错。”“目前是一股反文革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违背毛主席开展文革的目的，迟早会被纠正过来。”他们援引文革开始以来的中央文件中的语句：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大学生们要强调的是，我们是遵命行动，朝野相通，紧密配合，并无不轨，何罪之有？

为了鼓舞低落的士气，他们还引用鲁迅先生的语句：“鹰有时候飞得比鸡低，但鸡却永远也飞不到鹰那样高。”有的大学生甚至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语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来表达自己的无畏精神。井野的头目还大声宣读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来信，来信认为，《军委二·一七来信》是镇压革命左派，我们必须坚持斗争。

讨论会完后，我们接受了：“分散活动，坚持斗争，等待时机”的指示，然后和大学生们互道尊重，挥手告别。

我们七八个人并未直接回校，而是走到锦江河畔，坐在河边的石条上，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发呆。望江楼畔的锦江，江面开阔，江水在此处告别蓉城，一路南去，汇入岷江。我们开始低沉地唱起歌来，唱的是“远飞的大雁”和“抬头望见北斗星”。歌词为“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造反派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当年那个岁月，凡遇挫折,无论是那个派别的人，均唱这些歌曲。通过深情婉转的曲调，和单相思的词句，似乎在直接和伟大领袖对话，袒露赤子忠心，抒发心中的委屈和愤懑。我们唱了好一阵，直到眼中泪光闪闪，心中舒坦了为止。

突然，我们听见突突突的马达声从昏暗的天空中传来，一架安二型飞机飞得很低，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向川大校园飞去。飞机的肚皮是暗黑色的，从中吐出了成捆的传单。眨眼间，纸捆散开，飘撒出万千传单，密密麻麻布满天空，随风飘荡，散落到川大的校园里。这是军区在狂撒《军委二·一七来信》和各种声讨的传单。这种阵势，以前曾在电影中看见过，今天却都到眼前。眼前的一切，使我们觉得气氛愈发凝重，心中的阴影也愈发沉重。

紧接着，镇压“反革命”在成都大张旗鼓地进行。省公安厅颁布了《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成都市公安局发布《镇反通告》，点名取缔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等组织，抓其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市公安局公开号召：“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革命群众可以扭送各级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于是，由军区支持的左派保守组织“三军一旗”（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成电红旗）行动起来，抓捕由他们来帮助执行。

保守派组织复活了，四处查抄造反派的总部，抓捕头目，扭送公安机关。搜捕进行之时，街头四处张贴着造反组织的“八大罪状”，“十大罪状”，警笛呼啸，游街示众，下跪请罪，气氛恐怖。城内外一些要道处，翻了身的保守派组织设置了检查站，时有带枪的民兵把守，旁边站着知情人员“点水”。看见熟悉的造反派对头，就地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许多人在一夜之间成了锒铛入狱的“反革命”，关押在各个区的临时收容所中，然后移送到宁夏街的市大监里，或者大慈寺的临时监狱中。

事后，据后来主持四川工作的梁兴初将军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二月镇反中，全川逮捕、拘留、收容的造反派人员共32554人。[2]  据公安部门的有关统计，全川明令取缔的造反派组织达六百余个。在成都市，关进监狱的造反派人员有3845人之多，[3] 到四月二十日，除41人外，全部无罪释放。

后来对此事件的称呼颇为有趣。军区、公安局和保守派叫“二月镇反”，造反派称“二月逆流”，现在得名为“二月抗争”。不同的称呼来自不同的视角。在痛恨造反派撼动无产阶级专政基石的人眼中，这些造反的家伙必须镇压。在痛恨以军区为首的镇反力量的人眼中，打击造反派就是反对文革的逆流。而当尘埃落定，回看当年的折腾，当代的一些史家又发现了高层抗争的积极意义。这些，大概这些就被叫做“历史”。

如果说，文革撕裂了中国社会，把中国人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那么二月镇反则把选边站队的中国人变成了仇敌。

保守派死而复生，终于找回了革命依靠力量的自豪感觉。于是，以专政支柱自居，大行对敌镇压之旧态，肆意打砸抢抄对方的总部，抓捕造反派，实行街头恐怖。这样肆无忌惮地凌辱和欺压对方，虽然得意于一时，却终因制造仇恨，树敌千万，最后成了众矢之的。当两个月后，上面突然醒悟，风向又变，这些组织自身就难逃灰飞烟灭的命运。同时，充当镇反帮凶招惹起来的仇恨，为成都五月份的血腥武斗埋下了祸根。

而造反派在失势之后，一时间惶惶然不知所措，心中五味杂陈。起初奉旨造反，口含天宪，所向之处，砸烂，打倒，批斗，夺权，位高权重者望风披靡，草根百姓们指点江山，好不威风。如今，却被一纸薄信弄得带镣长街行，高墙望北斗。于是，有的颓唐，有的激昂，有的退缩，有的坚持，有的告状，但都心怀委屈，愤懑，不解。其中的中坚分子，作好了坚决抵抗的打算。

文革狂飙骤起，出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和信任，人人裹胁于奔腾大潮之中，潮中之人，哪辨东西南北？只知狠斗深揭！个个热血沸腾，头脑高热，无论是保守者还是造反派，谁能洞察其中奥妙？

我们中学生就更难明白这时的风云突变。怀揣委屈和沉重，我们回到了学校。校内和社会上不一样，没有抓捕中学生的事情发生；但校内也和社会上一样，前一阶段销声匿迹的保守派同学，此时也突然活跃了起来。

面对社会上的镇反，我心生恐惧，怕当“反革命”。半个月前，我曾经高举井冈山野战军的大旗，进入到成都军区大院里面，声援军内造反派，曾被几个保守派红卫兵同学看见。此时，他们就在大字报上指名点姓地揭发我：“打着大旗冲击成都军区”，“狗崽子要翻天”，似乎要将我绳之以法。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刚翻身起来造反，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我们的对应策略是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退让。一方面，宣布退出井冈山野战军，把我们的纵队改名为“五中井冈山”；一方面，加入我校以红成派为主的“五中革命造反战团”，和他们抱团取暖，以增加对抗的力量。在一月份，我们是战友，有同立“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大旗，同台夺权的经历，此时遇挫携手，同抗老保红卫兵，一拍即合。而此时，五中校内的八二六红卫兵的力量尚小，且分散在外面活动。

为了反击保守派红卫兵对我队的各种造谣污蔑，我主动把前一段时间在社会上的活动，特别是与军区有关的活动，一一公开罗列出来，以正视听。我给其取名为“家丑外扬集”。我的思维是，明人不做暗事，水清方可见底。但是，效果适得其反，我们得到的不是谅解，而是进一步的攻击。他们在上面写下许多批语：“避重就轻，极不老实”，“装死躺下，以图东山再起”，“组织严重不纯，必须分化瓦解”，“狗崽子造反就是反革命”。落名多为“红色专政”，“镇反小组”之类。这样的步步紧逼气坏了我，使得我丢掉怯懦，下定决心与他们战斗。

社会动荡，我们龟缩于校园中。校园里再一次出现两个阵营，一边是造反派红卫兵的“五中革命造反战团”，一边是刚复活的保守红卫兵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战团”。其旗下有着各种名目的战斗队。除了以前成立的“红卫兵4528部队”外，还有“学军战斗组”，“红色敢闯队”，“向北京”，“古田红卫兵”等。双方再一次开始了文革阵式的唇枪舌战，大字报大标语再一次糊满了校园。

文革阵式的首要特点是，选边战队。支持造反的，统统汇聚于“五中革命造反战团”的旗下；支持军区镇反的，统统汇聚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团”旗下。汇聚的人群则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炮火齐轰对手。

文革阵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占领高度，唯我独革，蔑视对方。造反者认为自己紧跟领袖，永远正确，老保背逆潮流必须批判；而支军派则认为自己捍卫红色江山永远正确，造无产阶级的反必须镇压。两边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对方错了。

文革阵式的第三个特点是，采用口诛笔伐，揭露批判，语言蛮横。双方都使用“血战到底”，“砸烂狗头”，“跳梁小丑”，“阴沟里的小爬虫”之类的语言，手法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线上纲，乱扣帽子，极少有循逻辑，摆事实，讲道理，重分析的独立思考和冷静语句。

这样的对阵自然难分高下，这样的对阵也极难服人。一般说来，还是要看哪一边的人多，人多则势众，写出的大字报大标语的数量就多。但有时候，双方对垒难分高下时，写手质量也能起到使杠杆倾斜的作用。那时候，造反派这边的秀才似乎多一些，能写出一些标题为《春寒》，《谭力夫的情人》之类的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引来围观，得到一连串的赞赏。

参考文献

[1] 沧海桑田五十载－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上篇），132厂, 侯振东。

[2]《四川教育史下》，四川教育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 2007，754页。

[3] “四大监”沧桑变迁一世纪风雨洗礼，编辑杨可心，四川新闻网。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16617.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1:27

十三月抗争和四月平反

作者黄泽文

面对街头恐怖和专政抓捕，成都的造反派似乎并未屈服。这一次镇压“反革命”，被镇压者显然有一种“精神加持”，不但不服，反而与实施镇压的专政机构对着吼叫。特别是学生，当时不知从何处寻得一则最高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1] 当年没有互联网，很难查证，但大家就信了，并用此来对抗军人和公安机关，似乎还有些效果。

经历过“土改” 、“镇反” 、“三反五反” 、“反右” 、“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专政人员，这次有点发懵。过去的经验是：一旦“坏人”被揪出来，戴上“反革命”帽子，当事者顿时束手就擒，低头认罪，甚至痛哭流涕，检举揭发，争取宽大处理。但这一次抓反革命，效果不佳。被抓者，态度猖狂；未被抓者，天天在对着干，气焰嚣张。其实，公安局的人当时没有搞明白，抓一小撮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一小撮后面有一大群，二者之间紧密相连。而历次运动中的抓捕镇压，一小撮和一大群之间，没有这种紧密相连。

与专政机构对着干的名目花样颇多。把当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所用过的手段几乎全都用上了。

其一是秘密集会。公开的活动被压制，于是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我就曾经参加过八二六和井冈山野战军头目在成都十九中学举行的秘密会议。十九中位于锦江东岸，与川大校园隔江相望，这里是八二六的一个校外据点。会议在楼房里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室内窗户紧闭，校外岗哨放风。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面容严肃，讲话者声音低沉，分析形势，布置任务，调整策略，安排接头方法，任命二线领导。一旦第一线人员被捕，二线人员顶上去，俨然一副在白色恐怖下搞秘密活动的范式。这一切，平时都只在电影中看到，这时候却亲身经历了，不免令人既激动又紧张，有点承担重任的使命感觉。

其二是巧立名目开展各种半地下活动。1958年3月7日，毛主席利用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召开“成都会议”的机会，抽空参观了杜甫草堂。毛泽东本身就是诗人，得暇来拜访另外一位诗人，实属平生快事。他还站在“草堂“字壁前留下了一个伫立欣赏的背影。这个日子，居然变成了被镇反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川大学生进行抗争的机会。1967年3月7日，若干川大八二六的人，预先筹划，摆脱监视，分散出校，齐聚杜甫草堂，纪念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参观杜甫草堂九周年。大学生们分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形势，坚定决心。最后，大家还分别在毛主席照过像的“草堂“字壁前留影，不过，是面朝大众，用严肃的脸庞表示斗争的决心。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其三是夜晚活动，到处刷贴大标语。大学生一般不屑于干这等活儿，主要由不知疲倦的中学生来干。成都人善长用谐音来蔑视甚至侮辱对方，把造反兵团写成“撬杆（小偷）兵团”，八二六写成“扒耳驴”，红卫兵成都部队写成“红卫兵蠢猪部队”，产业军则写成“慘业军”。二月镇反期间，遍街都是打到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的标语。小子们就专门在这些标语上搞覆盖，或者在旁边写标语，写上：“镇压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来岁的少年们，眼神灵活，行动迅速，来往飘忽，极有效率，半个夜晚，可以搞得满城都是。当年文化大革命，文化不彰，书报出版凋零，纸张大都如此用去，裱糊了墙壁。

其四是公开示威。或集会，或游行，行动的由头很多，随时都有。2月26日，正好是去年8月26日造反建团6个月。川大八二六的战士约一千多人，在大礼堂召开“热烈庆祝八二六战团成立半周年”纪念会。大学生们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八．二六战士想念毛泽东”等歌曲以释放情绪。既然是公开示威，常有剧烈的冲突。复活的保守派同学，在驻校军人的策划下，组织了几百人赶来阻止，于是发生公开冲突。双方斗嘴皮，拥挤推搡，抢话筒，抓帽子，只是没有大打出手，还算斯文有度。

次日，2月27日，川大八二六的大学生干脆冲出学校，到闹市区游行。游行的名义是庆祝毛选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示威。队伍有意去到市公安局、西南局、军区等热点地区，高呼：“不准老保翻天!”，“不准迫害革命小将!”等口号。游行引起全城轰动，市民惊讶地发现：“啊，八二六还在战斗！”

3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蓉造反团返京，又是一个上街宣泄的机会。此时，川大八二六的头目们基本上都被抓光，川大学生们碰头串联，自动集合了一千余人, 走到当时的西南局（首都红代会驻地）欢送首都红代会战友。该日久阴初晴，阳光灿烂。阳光下，飘荡着造反兵团、八二六、井冈山野战军、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造反派组织的旗帜，气氛昂奋。我们五中革命造反战团也闻讯赶去参加，在人群中，我见到了不少战友熟悉的面孔，大家握手问好，不胜唏嘘。

送行就是示威。成千上万人的队伍，不顾禁令，从西南局出发，经太升路到文化宫，再浩浩荡荡涌向人民南路广场，再北上经人民北路直到火车北站，沿途正好有成都军区，市公安局等敏感机构。整个成都都惊动了。游行的人们手挽着手，挺着胸，踏着有力的步子前进，边走边高声唱歌。唱着：“保皇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誰敢來阻拦？…。”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到之处，人们惊奇地看着，有的欢呼，有的微笑，有的拍掌，有的咒骂。万马齐喑的成都街头突然又有了生气。军区和公安局的宣传车紧随队伍，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声音：“镇压反革命”，“打倒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取缔反动组织”，但收效甚微。

仲春三月，万物复苏，政治气候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大学生们，是敏感的群体，他们侦听着来自中央的只言片语，寻觅着两报一刊社论和重头文章的措辞，注意着首都造反派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情况正在起变化”。

的确，情况正在起变化，变化发生在最高层。

当最高统帅得知中南海怀仁堂的抗争事件后，他意识到，“三老四帅”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是指向他一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底线。维护国家稳定，没有问题；维护军队稳定，没有问题；但触碰这个底线，就是大问题了。于是，他连夜召开会议，严厉批评老帅老干部们“对文化大革命发难”，“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责令他们检讨。秉承他的指示，从二月下旬到3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了多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并将其定为“二月逆流”。[2]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首都的红卫兵很快就嗅到了高层的动向。3月8日，首都红代会的北师大井冈山率先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矛头指向了谭震林。3月9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3月14日，首都红代会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游行，喊出了：“坚决打退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

逃亡北京的成都造反派头目们，听闻这些传言，看见诸多动作，顿时就有久冻逢春暖的感觉。消息传送到成都，鼓舞起被压抑的人群，于是就有了前面所描述的那些公开上街的示威对抗。

待等到三月底，情况变得明朗。3月27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3] 决定明确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对因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4月1日的成都极为热闹。成都遭受镇压的八二六派学生，冲破了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川大，举行《纪念毛主席接见半周年，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未遭受镇压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也在市体育场举行了名称类似的大会，表示了要与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坚决斗争的决心。我们随五中革命造反战团，参加了体育场的集会。

文革是群众运动，经常举行各种名目的集会和游行。特别是1967年伊始，从一月夺权，二月镇反，三月抗争，到四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一路走来，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街头狂欢。隔三岔五，人们随时都会丢下工作，走出大门，到广场去集会，到街头去游行。通衢大道上，人头攒动，红旗林立，锣鼓喧天，歌声震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们，穿着蓝灰黑的单色调衣服，但都戴着红彤彤的袖套，举着成千上万的领袖画像，举着组织和单位的横幅，举着红旗和各种彩旗，跟随着领头者的高亢声音，举臂高呼各种各样的口号。街道两旁，观者如堵，妇孺太婆，老人小孩，皆拥挤着看热闹。

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成都街头有三次游行，景况特别，气氛异于一般的游行。其中一次是重庆反倒底派在1967年8月的武装游行，赤膊壮汉，刀光剑影，蛮勇张狂，此处不述。另外一次，就是川大八二六在1967年4月1日的翻身游行，此处详述。还有一次，则是监狱释放造反派“反革命”时，囚徒们从监狱走出来时的游行，下面稍后叙述。

川大八二六的队伍从文武路一直排到成平街。没有红旗的海洋，没有震耳的广播喇叭，没有华丽的乐队，也没有喜庆的锣鼓，但肃然的游行队伍显示着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那是一种心中有信仰，身体有正气，集体有追求的精神。

走在最前面的是川大八二六的战旗。战旗并不像往常那样高举招摇，而是由四人平牵着，缓缓前行。发旧的红绸上是“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字样，上面有岁月征战留下的斑斑点点，展示着前两个月来的艰难历程。

紧接着的队伍，举着各式各样毛主席的绣像和红心图案，皆为手绣。当年的造反派，无不自诩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尊奉伟大领袖为自己的红司令，要用一针一线的默默坚持，来表达自己的坚贞不屈，来献上自己的赤胆忠心，并以此来表明自己奉旨造反的正统地位。

后面跟上的是“自力更生东方红广播站”。方队中，人人手中拿着用硬纸筒做就的广播喇叭，正步行进，井然有序。一声令下，齐举嘴前，由一人引领，大声颂读毛主席反复辟的最新指示。虽为人力，且在宽街，但形式独特，气量充沛，声势颇大，引来道旁的阵阵掌声。

再后面则是长长的大队伍，手中的红旗皆用红纸糊就，或大或小，放眼看去，颇觉寒酸。其中寓意极为明显，由于被镇压，宣传车早已被砸烂；红旗、彩旗被撕烂，折断；游行的一应行头均被收缴。但镇压阻挡不了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队伍中唱起“远飞的大雁，捎个信儿到北京”的思念毛主席的歌曲，神情坚定，斗志昂扬，面色严肃。没有街头狂欢的华丽，倒有劫后再战，坚决抗争的自信。

集会游行之后，成都的热点在关押造反派的宁夏街监狱和大慈寺监狱。宁夏街监狱是成都的一所正规监狱，建于满清末年的1911年，为当时四川藩、臬两司仿湖广模范监狱而修造的日式监狱。此所监狱分内监（收押已决犯）、外监（收押未决犯）、女监、病监，故被成都人俗称为“四大监”。大慈寺监狱是个临时关押点，这里本是成都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全名叫“古大圣慈寺”。公元七世纪时，后来到印度取经的高僧玄奘曾在此处剃度出家。

人们在毗邻市大监的成都九中校园，安装上大喇叭，成天对着监狱广播《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对青海问题的六点指示》。人们在大慈寺外面静坐示威，摇旗呐喊，要求尽快放人。

4月3日，成都军区终于明白了中央的决心，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黑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在北京，韦杰也当面向造反派鞠躬道歉。4月8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4月12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4月18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释放关押人员的场面极为特别，举世罕见。在这两处监狱的外面，人山人海，拥挤喧闹，似如节日。我和几个战友去到宁夏街市大监，目睹了这一场景。

大门开启后，“反革命”们排着整齐的行列走出来，为首者举着一面用红色被面做成的红旗，上面绣着不太工整的大字“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红囚徒）”。后面跟着的人，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却都精神十足。人人手上捧着自己手工制作的毛主席像，保存的毛主席语录，或者其他标志革命的图腾，以显示自己在革命中的忠诚。

亲人们，战友们拥抱着，抬举着。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又哭又笑；有人不哭不笑，只是长久对视，脸部在急剧地抽动着。欢乐、悲痛、坚强、疲惫，种种情感，此时尽情表现出来。我被深深感动，虽然我没有要迎接的亲人和战友，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胸中似有一股热气，直冲喉头，忍不住同大家一起，大笑，大叫，大跳。

几分钟后，人们在最初的狂热中醒了过来，一人突然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于是应者如潮，声震屋宇。激情高呼之后，释放人员终于恢复了正常，于是列队，开始了全市游行。

此时，已不再是二月冷风中的“带镣长街行”，而是阳光四月的“示威长街行”。队伍所到之处，皆唱“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的歌曲。皆呼“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口号。沿途全是欢呼的人群，历来倾向造反派的成都市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蓉城的春天真的来了。

参考文献

[1] 秘书高勇回忆耀邦二三事, 中国新闻网，2010-04-15。

[2] 二月逆流”,中国网, 2011-04-13。

[3]《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2号文件，1967-03-27。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20555.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3:37

十一  “五·六”流血事件之前

作者  黄泽文

在中国文化中，妥协是一个负面词汇，求同存异更是不常见的社会生态。相反，我正你邪，你死我活，势不两立，是政治常态。高层是这样，底层也是如此。

成都的造反派翻身之后，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立即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保守派的组织，“三军一旗”首当其冲。造反派嘴巴上的口号是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骨子里则是要报二月镇反中保守派为虎作伥之仇。此时，由于全国舆论的反转，又失去军队的后盾，保守组织渐显颓势。风水轮流转，1967年的春末夏初，是成都的保守派逐渐消失的时候。但是，这些基本群众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在退出之前，给成都留下了血与火的痕迹。

四月中旬，我们重新回到了川大井冈山野战军的队伍中，名为井冈山野战军五中纵队，有战士30余人。

4月16日，由一个“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的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大学生引荐，我和几个纵队战友，跟随他来到峨眉机械厂参加工运斗争。峨眉机械厂，代号为132厂，现称成飞集团，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战斗机生产厂，有上万工人。由于生产性质，绝大多数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是根正苗红的共和国基本群众。该厂坐落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距市区有九公里，有一条成黄公路（成都至黄田坝）相连。

这一去，作为一个懵懂的中学生，我全程参与了闻名全国的“5.6”流血惨案，经历了惨案爆发前的斗争和惨案后的一些清理工作，且两次历险。幸好是有险无伤，全身而退，事后想起，颇为惊心。

132厂的保守派组织叫“红联”，是产业军的一支中坚力量，有军管会撑腰，实力颇为强大。与之对抗的11.19兵团，后来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一个分团（1967年6月正式加入），二月镇反遭到镇压，被抓近200人，实力逊于红联。正因为如此，首都红代会的大学生，联合成都的造反派红卫兵，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成立了一个“五湖四海”造反兵团，进入132厂，支持11.19兵团。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发动群众，起来清算二月逆流。

当随北航红旗的大学生们到厂的那天，厂生活区的大门处，锣鼓喧天，红旗招展，11.19的工人们发自内心地欢迎我们。文革那个年月，亲不亲，观点分，同一观点的，就是战友。

我住在造反派工人集中的203楼单身宿舍里，和他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11.19兵团的指挥部设在毗邻的202楼，我经常在此楼目睹头目们开会。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产业工人，他们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有四川人，也有外省人，均纯朴可亲，他们叫我小黄，我叫他们老王，老郭，…。

4月中旬，城内的造反派已经扬眉吐气，这里却是一片冷清，红联的人掌控局势,趾高气扬。11.19兵团开会只能秘密进行，每有公开游行集会，红联均会组织人员赶来冲击，破坏，一副不准革命的架势。我刚到厂时，在生活区中，看见一群小孩子，手举“专打撬狗”的纸旗，在202楼附近游走惹事，无理取闹，竟无人敢管。造反派工人怕报复，处处忍气吞声。

我们几十个人，决定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来振奋造反派的士气。外来的学生好念经，没有负担，不怕报复。我们在202楼前集合，出发。领头的人高举着纸做的红旗，四路纵队，昂首挺胸，行走于生活区的道路上，边走边呼支持11.19兵团的口号，引来阵阵掌声。我们有意走到红联的据点—百货大楼前示威，由于他们措手不及，来不及组织人员，只好用咒骂、尖叫、果皮、石块来迎接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厂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闻讯赶来支援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声势更大。这次游行，直接导致了几天后红联的报复。

报复的办法是驱赶“五湖四海”的学生出厂。理由是现成的，中央“2.12通告”规定，国防保密厂严禁串联。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红联旗下的子弟校学生的“井冈山”红卫兵，一群群突然闯进工人宿舍楼，从一楼闹到二楼，从二楼搜到三楼，挨户搜查，要抓“五湖四海”的人。这些小青年，大都个头高大，手握皮鞭，骂骂咧咧，气焰嚣张。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竟然无人敢站出来阻拦。我见势不好，混在工人中，躲到楼外的草地上去了。

外面也是乱纷纷的。一个小个子的川大八二六的学生被十来个“井冈山”红卫兵抓住，又是打又是踢，小个子挣扎着，哀叫着。旁边站着一些“11.19”的工人，但无一人敢上前干涉。我却有点莽胆大，路见不平，血涌气生，义愤填膺，居然忘记了可能的危险。我大喝一声：“干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突然的喝叫惊住了蛮横，这群小子回头看我，川大的学生趁机溜掉，但我却给他们包围了起来。

小子们怒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一下愣住了，不知怎么回答。突然，一个高个子眼高手快，忽的一声，抢走了我上衣口袋露了一点点的井野胸章,叫道：“他是个趴耳馿”。正当我张口结舌之际，一个胖墩娃挥拳捶向我心窝，我“哎呀”一声，一个踉跄，向后退去。我胆气怒生，火从心出，忽地一提脚，使劲朝扑向我的一个矮子踢去，但就在这时，我的屁股却早挨了一脚。接着，就是几个人围着我痛殴，上衣被撕得稀烂，无数的拳头，脚头扑了上来。我狼狈地后退着，身上剧痛，差一点倒在地上。这时候，旁边的工人们再也看不下去了，一下子冲了上来，把这些学生打手挡住，才把我给救了下来。

两个工人架着我，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他们把我架进一栋宿舍楼里，找了一件衣服，给我换上，一边检查我有无内伤，一边还夸我“有种”。他们再也不让我出去了。外面吵闹声不绝于耳，我一身疼痛，还算好，小子们没有使用家伙，只是拳打脚踢，没有落下内伤，疼了几天就没事了。这是我在132厂的第一次遇险。

随着市内形势的有利发展，132厂的“11.19”兵团开始起来和红联对抗，矛盾加剧。红联依然蛮横，依仗人多，开始打人，受伤的工人越来越多。

5月3日晚，受够了窝囊气的11.19工人再也憋不住了，上千工人齐聚“造反有理”广场，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产业工人毕竟不同，纪律性特别强，他们列出一个个整齐的方阵，挺胸，昂头，踏正步，在生活区示威。途中，要经过理发室附近的红联总部，大家就齐声朗诵林彪那段最著名的话：“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并齐声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打倒产业军，气死保皇狗！”

红联早有准备，理发室周围集结了很多人，我们的队伍一去，他们就冲出来。工人们手挽手地连成排，一边抗击着红联的人流，一边艰难地向前冲，最后，队伍完全冲乱，这边一圈，那边一堆，混战起来。还好，没有任何武器，全靠赤手空拳。只见咒骂声起，老拳乱挥，长腿猛踢，唾沫横飞。以前的工友、师徒、同事，如今面对面地成了死敌，就这样在黑夜中肉搏混战，人的理智消失殆尽。最后，11.19的工人们开始撤退，退回到202栋。

5月4日，城东的川棉一厂发生围攻产业军的武斗，[1]  川棉产业师力拙难支，红联派遣1000多人赴川棉厂支援。“11.19”兵团也不示弱，当天举行游行示威，并调集人员控制厂门，试图阻止红联人员离厂。双方再一次在白天发生大规模冲突，仍然没有使用武器，但双方均有人员受伤。

5月5日中午，红联人员再次包围了202幢单身宿舍，妄图抓人，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这一段时间，11.19战士被抓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被打伤。晚饭后，11.19兵团指挥部决定，所有战士齐集“造反有理广场”，以防各个击破，寡不敌众。我们在广场上，按照车间，组成方阵，严阵以待。红联的队伍，包括一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支援队伍，在广场周围集结，伺机待动。

行动很快就到来了。打头阵的仍然是几十个厂子弟校的学生，耀武扬威地挥舞着皮鞭，在我们站列的方阵中窜来窜去，寻衅生事。开始，工人们忍让着，大家明白，后面有大队人马。但后来忍无可忍，首先是几个青年工人与他们对打起来。这一下子乱了，这几十个学生倒了霉，被工人们揍得鼻青脸肿。一两个月来，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们横行乡里，如今终于得到惩罚，狼狈逃跑。但是，红联和农民的大队扑了过来。我们急忙后退，退到广场后面的铁路一线，用路基上的石块射击对方。在石头雨点中，他们停下，停在厂门一线。双方相持了一个多小时，互有伤者。

此时，天色已黑。我们是有厂不能进，有家不能回。面对困境，决定撤离。两三千人沿着铁路线，向成都大学（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方向走去。战士们边走边咒骂着，“五湖四海”的一个绰号叫“大决战”的大学生尤其愤怒。走了不远，他把我们这些中学生招呼住，串掇我们回去打游击，只是在工人们的劝说下，方才作罢。

来到成大，里面的人不知究竟，以为是产业军或秋收军的夜袭，坚决不开大门。我们只好在成黄公路上就地露宿，周围布置了岗哨警戒，防备秋收军的袭扰。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几步之外，看不清面孔。四周，野田苍苍，寂寥无声，只有初夏的蟋蟀在草根下聒噪着。

我一点儿也无睡意，背靠着一个工人，一动不动盯着黑魅魅的天空。几小时前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在脑海里翻腾着：抓人，对抗，集合，挑衅，石头仗，受伤的战友，撤退，以及现在的露宿，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风声日紧，大事将至。

临近拂晓，成大8.31的人弄清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得以进入校园，在大礼堂里休息。我到外面手掬凉水洗脸，以清醒大脑。成大的战友们给我们送来了早餐，我饱餐一顿。这顿早餐特别重要，因为接下来的5月6日这一天，我整日未食。吃饭时，一个总勤务员走上主席台，用抑制不住的兴奋口吻，向大家宣读了5月5日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成都武斗问题的电话指示：“四川问题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产业军是保守组织，…。”正在休息吃饭的人们一下跳了起来，尽情欢呼，声震屋宇。大家顿时叫道：“反攻回去！杀回厂去！”几千人的队伍立即到操场上去，整齐列队，出发回厂。

参考文献

[1] 文革中的川棉一厂武斗—文革记事之七，李秉铎，新浪博客，2011-02-20。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23856.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4:38

十二全程经历“五·六”流血事件

作者黄泽文

1967年5月6日，是个晴好的日子，天朗气清，晨风徐徐。一夜的疲劳没有减少11.19兵团工人们的斗志，我们情绪高昂，准备反攻回厂。但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一天会在厂里发生大规模的开枪屠杀事件，史称“五·六”流血事件。

正当我们出发之际，突然发现，清晨的成黄公路上，汽车飞驰，喇叭声鸣，红旗飘扬，烟尘滚滚。原来是成都的造反派，挟川棉厂的胜利之勇，纷纷冲向132厂，要帮助11.19兵团，打垮该厂的产业军堡垒。作为主军，我们立即跑步前进，快速地翻动脚板，在汽车搅起的灰尘中，气喘吁吁地向厂区跑去。

我们到达时，约清晨九点，厂外已是一遍沸腾。汽车的喇叭声，集合队伍的口哨声，震耳的广播声，汇成一片。一队队高举战旗，头戴藤帽，手持钢钎的战士在列队前进。“造反有理”广场上，队伍越聚越多，战旗猎猎，阳光初照，一副大战即将开始的模样。

红联其实早有准备，从四月中旬起，就对人员进行军训。几天前，开始有计划地在几座大楼里储备钢钎、铁棍、石块、砖头、石灰，并准备了粮食、食品、急救药品、炊具等。他们无路可退，决心要和工厂共存亡。

大约在十点左右，进攻开始，造反派的队伍从广场向工厂区大门（中门）压了过去。成百上千的红联工人和秋收军的农民，手执钢钎扁担，集聚在大门外。看见气势汹汹的来犯，他们并未正面应战，而是缩了进去，以厂区围墙为屏障，据守在大门内，以及大门左右的38和39号楼上。

首先开始的是石头仗，我亦参与其中。两边的人，隔着大门和围墙，疯狂地对掷着。天上，顿时飞沙走石，流星般地飞窜着拳头大小的卵石，发出嗖嗖的声响，以抛物线的轨迹落下，碰着即伤，头破血流，血顺面颊而下。我边抛掷，边注意天上的石头运行轨迹，边躲闪，还算机灵，没有被击中。

几十个小伙子组成突击队，头戴藤帽，顶着几张木桌，向大门进攻。嘴巴里发出“杀杀杀”的叫喊声，一步步向前推进，石头打得木桌咚咚直响，不断有人受伤，不断有人加入。在弥漫灰尘的阳光下，在石头横飞的流星雨中，几面血红的战旗迎风乱舞，冲锋号滴滴达达地响着，进攻的人群呼叫着，开始逼近厂门和围墙。

我这时遇见一个仅有八九岁的孩子，居然也在扔石头。战地危险，石头无情，我喝住了他，命令他赶快离开。他离开了，离开时把他的一顶铝盔送给了我。后面发生的事证明，这是一顶救命的铝盔。

我所在的位置比平地稍高，能看见里面的动静。红联实力逊于外面，一些人在扔石头，一些人在手忙脚乱地一车又一车地运石头。在厂门平台上，站着几个防守的彪形大汉，身子躲在毛主席语录牌的铁架后，使劲扔石头攻击靠近的突击队。一个家伙挥舞着红联战旗，同样是豪气十足的模样。哪知，进攻者此时已经突击到两旁的门卫室处，一个石头斜飞上去，他应声倒下，战旗也随着落地，引来进攻者的一遍欢呼。

时至中午，从城里赶来的进攻者越来越多。经过几番冲击，红联力渐不支，被迫放弃大门围墙一线，退回到38，39等几座大楼里面据守。人员多集于楼顶之上，居高临下，以石块、砖头、甚至楼瓦，封锁大门和楼前的开阔地。但也有胆大者，时不时出其不意地冲到墙下，回击墙外边的进攻。

进攻者攻至墙下，但未敢贸然突入厂区，攻防在大门和围墙一线展开。在墙下，人们冒着不时砸来的石头、砖块，用铁镐、钢条凿墙，试图开辟多个突破口。我也冲至墙根，参加拆墙。正当我一块块地拆着砖头时，突然，我脑袋猛然震荡了一下，半截砖头垂直砸在我的头盔上，正中脑顶的位置，这是对方胆大者的突击所为。我大惊失色，迅速钻进临近的一张木桌下，几分钟不敢出来。我摘下头盔，摸摸脑袋瓜，发现只有轻微撞伤，并未破口，只见头盔上砸出一个大窝。我连说好险，要不是我碰见那个小孩，要不是小孩给我铝盔，我就脑顶开花了，后果难以预料。这是我在132厂的第二次遇险。正是这个惊吓，延迟了我冲进去的时间，使得我没有首批冲进大楼，幸甚！

围墙被拆穿了多处，人群冲进了厂区，开始向几座大楼发起攻击。红联处境危急，正面已被突破，大部分人员被迫退至厂区后面的车间，部分人员坚守在中大门两旁的38和39楼里，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这时大概是下午两点过。我惊魂已定，随着人流，也扑了进去。由于石头仍然不断大楼高处飞来，我们卧倒在墙内的绿化带中，窥测机会，准备向38号楼运动。此时，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大楼，在楼里和红联激战。成千上万的进攻者布满厂区，连背后的车间和机场也有他们的呐喊。看来，胜利在望，解决两栋孤楼中的抵抗，只是时间问题。

“砰！砰！”就在我们刚从花树下冲向38号楼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远处有人惊呼：“老产开枪了！”“老产开枪杀人了！”看着瞬间骚乱的人群，我似乎还不相信，自忖道：“也许只是用来恐吓人的爆竹吧？”直到看见伤员被抬下来后，我才明白，红联真开枪了。

我所在的位置，离大楼尚远，此处有早前挖成的防空壕。我移动着，躲到了防空壕里，相对比较安全。紧接着，大门处一辆宣传车被密集的枪弹射击。同时，从大楼的各个窗口和制高点，均有人亮出枪来，向楼下的进攻者开枪。一时间，枪声骤然密集，中弹者众。密集枪声过后，各处皆有人倒在血泊中。

枪声激怒了进攻者，一度引起了更猛烈的进攻，而进攻又导致更密集的枪声。远处不断有人倒下。而白衣战士们不顾危险，冒着枪声冲上去抢救，一会儿，抬着更多的死伤者下来，只见鲜血淋淋，触目惊心。

事后得知，我校同学潘美德，就是在率先冲锋的时候被枪杀的。我认识潘美德，他比我高一个年级，身材颀长，面目清秀，喜欢打篮球，在校是一个颇为活跃的高二学生。可惜，他的人生，终止在18岁的年龄。

红联早有开枪准备。中午过后不久，大门围墙一线告急之时，他们就已经发枪在手，严阵以待，理由是保卫国防工厂。在事件之后，作为“5.6事件”调查团的成员，我曾参与对某些开枪人员的审问。他们大都是转业军人，有相当好的训练素养和射击技术。事过之后，景迁心定，回顾开枪，均痛哭流涕，追悔不已。而导致其兽性勃发，丧失理智，屠杀同胞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包括保卫国防厂的责任，长期对立引起的仇恨，进攻者的狂热，石头和钢钎带来的血腥刺激，战友负伤引发的情绪失控，以及敌众我寡导致的挣扎心态等。

文革是一场大动乱，人民分裂，相互为敌，这是发动者始料未及的。武斗，在文革进入1967年后已经司空见惯，但5月6日132厂的持续开枪，屠杀无枪大众，却是文革以来全国的第一次。开枪者，把对方当作造反暴徒，自以为在行保卫工厂之责；进攻者，把对方当作保皇暴徒，自以为在为毛主席而战。双方都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状态，双方都吼叫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双方都视对手为不共戴天的寇仇，而拼死地厮杀着。

可惜的是，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少不更事的中学生。小青年们都是在战旗挥舞，冲锋号吹响的情况下，吼叫着毛主席语录向前冲锋的，包括在第一枪打响之后，那种视死如归的冲锋。就这样，他们在人生刚刚开始的阶段，就被子弹夺去了生命。

相互不认识的人们在防空壕里拥挤着，咒骂着，指点大楼讲述着。为了窥测动静，我爬到防空壕边缘，半抬头观察右前方，正好看见远处两个红联枪手，握枪冲到楼外道路上，边吼叫边向人开枪，有人应声倒地。同时我看见，穿白大褂的救护人员奋不顾身地向倒下者跑去，抢救中枪者。这样的场景，过去只在电影中看见过，今天却都出现在眼前。

随着开枪，进入到38号楼里的突击者被迫下撤，此时被困在楼中，大约有两三百人。只见里面枪响人叫，白烟骤起，门板咚咚，处境极为险恶。困在楼里的战士，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退到楼道或房间里，有少数跳窗逃跑，大多数则堵塞通道，进行顽抗。

最终，鲜血使得大家开始冷静，开始撤退。但就在撤退时，大家发现，困在38号楼二楼上的两三百人无法离开，楼下是荷枪实弹的红联枪手。战友们在一个个倒下，枪声在耳边呼叫，石块木棍在疯狂地打击着薄薄的门板，情况万分危急。本来已经开始后撤的进攻者，这时候却突然转身朝楼冲去，撤退变成了进攻。人们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冲啊！冲啊！”直扑38号大楼。一些人从枪弹打不到的死角冲击。这不顾一切的大规模冒死冲锋，吓退了红联的枪手，他们撤退了，缩回到39号楼中。

战友解围了，38号大楼被进攻者占领了。一面鲜红的战旗在38号楼的平台上飘扬。只听见平地一声轰响：“毛主席万岁！”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由于视角所限，我只能看见半截红旗，看不见人。红旗在移动，忽然“砰！”的一声枪响，从39号楼飞出一颗子弹，红旗一晃，缓缓倒下，下面观者全都惊叫起来。突然，那面红旗又扬了起来，衬着蓝天，挥舞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显示着不屈的精神。这种不顾一切的精神和斗志，极大地震撼了红联的残余人员，导致了他们最终弃厂撤退。

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战场僵持。这时候，大家开始变得冷静一些，听从着指挥车的指挥，不要进攻，以避免更多的伤亡，但也不能马上撤退，要防备红联追击。我们原地坚持，等待解放军到来。但就在僵持等待时，枪声也并未断过，不断有伤亡出现。

太阳映红了西边的天空，夜色开始降临。突然有人在说，红联已经弃厂逃跑了，39号楼也占领了。据说，他们带着家属，趁夜色掩护撤离，用机枪开道，且战且走，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郊县。

事后统计，这一天直接死于枪弹之下的死难者一共49人，重伤员为190人。其中，20岁以下的死者为31人，包括16岁以下的未成年者15人，而年满30岁以上的死者仅3人。伤亡惨重，且多为青少年，令人扼腕叹息。[1]

“5.6惨案”追悼大会现场。可以清楚地看见“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标语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一天的血与火战斗结束了，疲敝的人们开始陆续退出厂区，也开始向市里撤退。成黄公路上，又充满了人流和车流，拥挤不堪。当我离开时，天已经全黑。出厂时，我碰见了我们纵队的几个女生，各述惊险，互道平安，于是结伴同行，沿公路步行九公里回城。一路上，我一直提着那顶救过我脑袋瓜的铝盔。

汽车大灯把公路照得如同白昼，鸣笛声刺痛耳膜，但行人多默默无语，低头而行。我们艰难地避让着汽车，有时不得不走田埂，一个11.19的工人用手电帮助我们看路。我一天未吃任何食物，连一口水也没有喝，此时又渴又饿，一身的疲劳，加上愤懑和挫折感，使得心情异常沉重，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当走到人民南路广场时，迎面疾驶来十几辆军车，满载着军人，向西开去。他们手中拿着的不是武器，是毛主席语录。我们和所有撤回来的人，站在路边，使劲地拍手，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杀人的混蛋绳之以法。

参考文献

[1] 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爱思想网，2013-05-07。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26294.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5:09

十三 “五·六”流血事件之后

“五·六”流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史称《红十条》，紧急发布。正式撤掉了当年西南局和成都军区第一把手李井泉的职务，把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归入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走资派”阵营。在支左中，支持“三军一旗”的成都军区被定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点名授予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的头衔。虽然未点产业军等组织的名，但定性却非常肯定：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这实际上判了这些组织的死刑。[1]

消息传到成都，号称有数十万之众，曾经风光一时的产业军等，在市区遭受了人人喊打似的围剿，已经无法生存。大多数人员顺风而动，反戈一击。少数中坚分子，撤退到四周郊县农村，和忠实的农民同盟军—秋收军联合，遵照红色革命传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一来，城内恢复平静，郊野硝烟再起，武斗时有发生。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产业军等组织，大势已去，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成都的文革政治舞台。

这段时间，我一直呆在132厂。我和“五湖四海”兵团的战友们一起，参加“五·六”事件调查团的工作，同时参加11.19兵团的所有活动。6月中旬，由于纵队的工作需要，我决定离开生活了两个月的黄田坝，返城。

6月13日晨，我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到132厂去搬取我的行李物品。在路上，碰见了我借宿的同寝室的老王师傅，他进城办事，我们寒暄问好。一路上，成黄公路两旁，稻田青青，微风习习，气氛正常。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这一去，不早不晚，刚好碰到产业军和秋收军联合围城，尝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滋味。

到厂时，太阳已经老高了。我走进203栋宿舍楼，几个工人在楼道口下象棋。我刚把自行车放好，突然外面有人惊呼：“紧急集合，红联回厂了！”工人们闻讯，从各个房间奔出，迅速集合好队伍。

我站在路旁，看见红联的队伍，打着大旗，绷紧面孔，昂首挺胸，沿着厂门口的马路，精神十足地走了过来，大约有几百人。观看的人群中，有人鼓掌，有人欢呼，红联在该厂从来不缺乏支持者。此时，11.19兵团的各个战团从几个方面包围了过来，用前些时候红联对付他们的霸凌办法，冲击队伍，肉搏对抗，不准游行。由于人少，红联的人这次尝到了被欺负的苦头，游行队伍被分割包围，一个个被揍得鼻青脸肿。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被本车间、本室的11.19战士捉光了，押着离开，准备清算。

其实，这只是前哨战。十来分钟后，正当喘息稍定，人已散去之时。从招待所方向冲出来黑压压的人群，足有上千人，均手执钢钎、梭镖、扁担。这是红联的同盟—秋收军的农民，突进厂来支援红联。可惜的是，工农联盟虽好，但两军配合欠默契，如果早几分钟，11.19的人会被两面夹攻。

11.19的战士们听见喊叫声，纷纷拿起钢钎、铁矛，从各个宿舍楼跑出，奔向医院、足球场一带，列队和秋收军的农民对峙。我是11.19的一名战士，也拿起一根铁矛，和203战团的人一道，站在了迎战的队伍中。

秋收军的农民，黑压压的一大片，向我们压了过来，手上拿着钢钎、梭镖、扁担，有的背上还有大刀，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冲啊！杀啊！”一步步地逼近，然后突然加速，变成了冲锋。我站在队伍中，心中紧张，端着铁矛的手竟有点发抖。眼看着，一场血腥的遭遇战就要开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大脑处于空白。忽然，11.19的队伍中，有几个人后退了，胆子比我还小。这一退，立即传染大家，于是纷纷后退。原来的严阵以待，变成了争先恐后的后退，最后干脆成了放开脚步的逃跑。秋收军追了一程，害怕中埋伏，停止了追击，得胜收兵。农二哥们狠狠地教训了工人老大哥一次。

中午，11.19兵团全体总动员，兵分几路，进入到战备状态。秋收军见形势不好，撤退了，厮杀的风暴平息了。我无心久留，于是回寝室收拾好东西，告别两个月来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踏上了回去的路程。

一路上，进城的人很少，十分清静。我骑着破车，缓慢地行进着，刚过铁路不远，迎面而来的人告诉我：“秋收军控制了清波桥，设置路障，检查过往行人，专抓11.19的人。”我一听，心中发毛，急忙跳下自行车，紧张地思考起来，思前想后，进退两难，但我已不想再折返，经过一番内心斗争，还是决定继续回城。我把周身检查了一遍，把所有证件和有关文件，包括几页我写的文稿，都藏在自行车的坐垫里。然后，怀揣侥幸，向桥头骑去。

清波桥横跨清水河，是一座颇大的公路桥。当我骑到桥头附近，一个怒气冲冲的庄稼汉吆喝着拦下了我，旁边有好几个手持钢钎、梭镖的青壮，单衣敞肚，黝黑面孔，均在拦截行人。我下了自行车，故作镇静，告诉他：“我是成都五中的学生，是探亲的，要回城去”，边说边掏出我的学生证给他看。哪知道，不说则已，一说我是城里的中学生，这家伙条件反射地一口咬定，我不是八二六的，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我极力否认，说自己是个“逍遥派”，任何组织都没有参加。这厮根本不听，极为粗野，动手搜身，我只得任其翻检。我这时心中倒还沉着，因为早有准备。

可是，这人粗中有细，搜查得一丝不苟，居然从我的皮包中找出一张买浆糊的发票。他立即断言：“你肯定有组织，不然，买这么多浆糊干什么？”我傻眼了，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混地嗯了一下，心中直埋怨自己的疏忽。他马上把我扣下，大声对同伴说：“抓到一个嫌疑犯”。一个小个子青年走来，命令我跟他走。我铁青着脸，在梭镖的押解下，心怀忐忑，向桥旁农舍走去。

桥下不远处，是一个生产队的打麦场，麦收已过，堆着不少麦草。刚走近，就听见痛苦的喊叫声。一个被查出的11.19工人，正在被毒打，打人者满怀仇恨；被打者，苦苦告饶。我的心一下收紧，恐惧顿生，知道什么样的待遇在等待着我。想着自行车坐垫下的证件和那些纸张，均是“罪证”，一旦被他们查出，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

我急中生智，顺手把破自行车撂在角落处的麦草堆边，车倒草掩，极不显眼。尔后，我向前走了一二十米，迎接拦路强横们的审问。我的运气不错，来审问我的是一位132厂的老工人，年龄在50岁左右，矮矮的个子，长着络腮胡，面容显得忠厚沉稳，眼睛无凶光，说话无狠劲。他仔细而缓和地讯问我，我也仔细而缓和地回答他。

就在我面前不远处，一对年轻的工人夫妇，在皮鞭和棍棒的威胁下，男的跪在地上，正在低声下气地申述着。说自己“被迫加入11.19兵团”，“我早就同意你们的观点了，红联就是好”。边说，还边把11.19的胸章拿出来撕扯。打手们似乎信了他的话，决定放他们走，他竟然流泪了，边走边说：“一定反戈一击”。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应对方法，看着他倆的表演，我觉得有点滑稽。

我仍然坚持说，自己是逍遥派，未参加任何组织。我一边机械地扯着麦草杆，一边回答老工人的问话，话中真多假少。我报我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所在学校，并说：“这次是来探望生病的叔叔”。他马上追问叔叔姓名，在哪个部门工作？我信手把同寝室的老王抓来抵挡。老王情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203车间，三级工，专业军人，真话自然没有破绽。老工人反复询问，我反复回答，一来一往，倒有点像聊天，只是这聊天的周围场景吓人。这老工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又没有发现确有可疑之处的自行车（在混乱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那远处的破自行车），就决定要释放我了。

临放行时，他还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产业军就是好！老产不产，你吃铲铲！”他还满怀信心对我进行形势教育，说：“最近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成都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最后的胜利属于产业军！”我不置可否地哼哈着，跟随一个送我的人向公路走去。走到麦草堆处，顺手提起我的自行车，然后，加快脚步离开，害怕他们反悔。

当我离开清波桥时，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我故作镇静，缓缓地骑着，离开这帮拦路的强人。一过公路拐弯处，大松一口气，拼命使劲地蹬着这辆哪儿都响，就是铃铛不响的车子，快速离开。不时回头看看，也不时伸头看看，我担心前面还有这些拦路的强人。

一路顺利，我骑到了省医院处的路口。在路口处，堆拥着一大群人，是想回厂而迟疑不决的人们。我又碰见了早晨进城的老王师傅，以及其他一些132厂的熟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一看见我，就释然地笑了，说：“我们正在担心你呢，知道你今天就要返回。”并转身对旁边的郭师傅讲：“你看，我就说过，小黄灵醒，不会出问题，如何？”我把一小时前的经历讲给大家听，大家都夸我。我劝王师傅等人：“今天别回去了，不必去冒这个险”。人群中，大家七嘴八舌地咒骂着，有些人折返回城，有些人则想绕道回厂。

退出成都市区的产业军中坚人员，的确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们联合在郊县占绝对优势的秋收起义战斗军，真还活学活用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在成都周边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根据地，与占据城市的造反派相抗衡，试图东山再起。

然而，毕竟政治上大势已去。失去了军方强有力支持的产业军，终于难成气候。就在我这次被拦截的6月份，军队和造反派组织不断派出人员和车辆，组成宣传队，下到郊外的各个乡镇，宣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随着“红十条” 的宣传贯彻，各县、区、公社的保守组织在基层的势力逐渐瓦解，有的倒戈，大多解散。到6月以后，基本上销声匿迹。成都开始进入到造反派互斗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67］147号，1967-05-07。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28955.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5:32

十四外出旅行

作者黄泽文

按照中央发布的“红十条”的意图，“兵团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应该能够实现“大联合”，从而促使成都乃至四川的文革稳定发展，快步进入文革“斗批改”的改革阶段。因为这个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打倒了以李井泉为首的“走资派”；改组了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组织进行了平反；更重要的是，由中央任命，组成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障碍已经扫清，道路已经铺平，只需要大家照着布置好的路线图行进。

可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再一次被忠诚拥护他的造反派们给扰乱了。1967的仲夏，一当产业军等保守的群众组织瓦解后，成都的造反派立即不知疲倦地开始了互斗。中国的文化基因中，从来就没有容让和妥协的双赢思维。互斗的表面是争“正统造反派”的地位，而关键是争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并进一步在组建的“三结合”班子中占据有利位置。也就是说，表面是争宠，骨子里是争权。

这种争斗很快就再次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武斗，而且，很快进入到热兵器的对抗。进入8月后，成都市各个角落都响起了枪声。中学也未能幸免，一些胆大妄为的中学生，四处抢枪，也玩起了短枪、长枪、冲锋枪、甚至机关枪。楼房变成堡垒，学校成了据点，划地割据，还时不时地携枪出击。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这些文章写手，便很有点无所适从。我既无舍身忘死的胆量，亦无冲锋陷阵的勇气，甚至缺乏好勇斗狠的性格，只有手中一枝秃笔。这个时候，我开始明白，“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的确不虚。我开始讨厌这种只需蛮勇，无需思考的生活。而且在这段时间，进出学校变得困难，大门封锁，楼道塞闭，进出均需在障碍物中俯身穿行，极不方便。终于，纵队歇了下来，战士们不再来学校，我也决定在家休息。这是我在揭竿而起，忙碌了多半年之后的第一次逍遥。

但久静思动，想出去旅行一次。我找了几个同伴商量，最后决定，一起去北京。去年年底大串联时，我在北京仅仅呆了不足30小时，心中一直耿耿于怀。9月2日，我们出发，开始了我们的旅行。

我们没有打算买火车票。来到火车北站，看见车站外面人头攒动，局面混乱，许多人衣衫褴褛，情绪激动，均带重庆口音。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重庆的反倒底派，被对立的八一五派打了出来，流落到成都，省革（筹）委会今天安排专车送他们返回重庆。

重庆的造反派也是两派（当年文革中，造反派分裂对打似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当时称为“全面内战”）：一派以重庆大学为核心，叫八一五派；还有一派就是反倒底派。反倒底派和成都的兵团八二六命运相似，二月镇反时，头目们被抓进了监狱，因此是一个观点的战友。但反倒底派似乎不如兵团八二六那么强势，在重庆敌不过人多势众的八一五，被打出了山城。他们到成都，相当于落难后投亲靠友。

据说，重庆的武斗极为惨烈，双方出动了坦克，炮艇等水陆重型武器对抗，常打野战，火炮攻击，机枪掩护，步兵冲锋。一次武斗下来，死伤上百。与孔武尚斗的重庆人相比，成都人的武斗，隔着墙壁埋头打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趁乱混入，走在月台上寻找去北京的快车，但大失所望。听工作人员讲，这两天都没有进京的快车，只有一趟北去绵阳的306次慢车。无可奈何，只能先走绵阳，下一步再相机行事。在我们刚登车坐定时，突然听见不远处的一声爆炸，震耳欲聋，我们吓得马上卧倒在车厢中。好一阵后，才抬头看外边，看见相邻火车的一个车厢里，抬出一个大腿血肉模糊的青年，那小伙子边流血还边骂。一打听，才知道是为了抢占座位，一个家伙拉响了手榴弹。这就是我初次见到的重庆人，一言不合，血肉相拼，这立刻让我“肃然起惊”。

火车在黄昏时开动了，无人查票，在晚上十点多，我们一行顺利到达一百多公里外的绵阳。正当我们庆幸运气好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绵阳车站戒备森严，拿着钢钎的纠察队员在吆喝着，清查混车的人。见势不好，大家决定，跟着混乱的人群混出去，这里是终点站，整车的人都要出去，拥挤可以掩护我们。走在前面的同伴们安然无恙地出去了，唯有我被扣了下来，无奈之下，老老实实补票一元八角，这是当年成都至绵阳慢车的标准票价。

中学生出来混，一切从简。晚上，旅馆无钱住，候车室不让进，我们几个就在火车站外露宿。我们五个人，挤在站旁的一个街沿上，下垫一块塑料布，身上搭着衣服，躺在水泥地面上睡，有点像行军中的战士。初秋的晚上，凉意侵人，夜半犹甚，好在年青，居然睡得很熟。夜半被吵醒，起坐看天，只见夜空中寒星点点，寂寞寥落，顿生远行异地的漂泊感。糊涂中又沉沉睡去，直到黎明时分，我突然被同伴吵醒，原来是飘雨了。我们连忙爬起来转移，想找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但再也没有一块避雨地。不知什么原因，在火车站周围露宿的人很多，人们东倒西歪，填满了所有有遮拦的角落。

我们望着已经发白的天空，决定进城去，下午才有北上的火车。冒着细雨，步行约六七里，走到绵阳城内。

进城后，走进一家早餐店，每人排出一角二分大钱，要了豆浆油条，豆浆2分钱一斗碗，油条5分钱一根。黄豆是成都平原上的土生黄豆，豆浆是今早鲜磨的浆汁，喝一口下去，暖流直下肚腑，满口清香，浑身通泰。油条是现下油锅炸就的，捞上来就端上桌，酥黄松脆，散发着香气，咬一口，满嘴油气。喝了，吃了，饱了，一身也热乎了。

于是，五人行于大街，东看看，西瞄瞄，觉得一切都新鲜。绵阳地处绵山之南，依照“山南水北”为“阳”的古义，故名之为绵阳。绵阳古称涪城，后称绵州，三国时期就是成都的门户，川北重镇。熟悉三国演义的人应该知道，当年刘璋邀请刘备入川共抗张鲁时，曾与刘备聚会于此，最终导致权落人去的下场。

绵阳现在是中国的科技城，位居全川老二的位势，规模仅次于成都。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眼中的绵阳城并不大。街道狭窄，市面萧条，两旁多是四川特色的低矮瓦房。不多一会儿，我居然走穿了南北东西，全无现在绵阳的宏大气派。

中午饭却简单，一人一碗冒碗头的米饭，一份小菜，一碗骨头老汤。米饭要半斤粮票、一毛钱，小菜是现炒的时令蔬菜，5分钱一份，骨头老汤免费供应。四川的街边食店，无论在成都还是在县镇，均会在堂口支一口大锅，里面炖着猪的棒子骨，扇子骨等，多日熬就，汤色白，味道香，热气腾腾。大师傅用来烹制菜肴，而食客可以随意取用，用来送饭。

北去的火车是下午3点发车。鉴于车站戒备森严，我们决定在站外爬车，跟学铁道游击队的伎俩，而刚出站的火车车速不快，可以攀爬。等候中，周围聚集了不少人，看来，想爬火车的好汉还不少。一声长鸣，火车从远处的山角处弯了出来，车顶上也有人。迎着缓缓驶来的火车，我们立即蜂拥上前，但人多目标大，被路旁的纠察们发现，他们呵斥着，飞奔前来阻止。望着发怒的纠察，我们不得不停了下来，放弃爬车，一个老工人还狠狠地把我们几个训斥了一顿。

我们折回车站，看见另外一辆北行客车，20次直快，停在站台，旅客正在检票进站，四周戒备森严。站内无机可趁，只能站外寻找。我们几个在车站周围来回梭巡，终于发现一处断墙，于是跳了进去，快步穿过一窄道，转过一砖房，就到了月台，居然毫无阻碍。我们迅速钻入那些下车买食品的人群中，如水滴汇入大海。看来，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也是最有漏洞的地方。

可是，新的问题出来了。火车早已超载，人满为患，车门紧闭，里面的人不放任何人进去。我们前后奔跑，均无人伸以援手，空望门窗而不得入。失望之余，发现车顶上有人，于是五人有样学样，也爬上车顶，寻一车厢交接处，挤坐在一起。我坐之处，是车厢尽头处的一个铁箱，箱面平，长约尺余，宽仅半尺，勉强可以坐下。坐稳后，我用手挽住附近的铁梯，左脚悬空，右脚抵住对面车厢的壁板，感觉还算稳当，只要我不麻痹大意，应该不至于滚落车底。

此时，先前在车站外训斥我们的那位老工人又发现了我们，他非常认真地吓唬我们，要我们下来。此时，火车已经缓慢启动，我们向老工人挥手道再见，那满是风霜的脸忽然笑了，无可奈何地说：“坐稳当啊，千万小心！”就这样，我和我的同伴开始了此生最危险也最有意思的一次火车旅行。

从绵阳向北，渐出四川盆地，地势缓缓上升。火车开足马力，穿行于浅山丘陵之间，发出喀隆喀隆单调的声响。坐火车却坐于车厢之外，此乃平生唯一一次。虽然惊心动魄，但360度全景风光，尽收眼底，见平生之所未见，亦属快事。从火车头喷出的蒸汽，拖长了乳白色的尾巴，像一大团一大团雪白的棉花，轻盈地覆盖在黑色的巨龙上，慢慢地飘洒在田野里，舒展开去，如轻纱曳地。两旁的电线杆、庄稼、农舍、河流，以不同的速度，一个劲儿地向后跑去。远处，雄山逶迤，峭峰壁立，直插云天；近处，野田苍苍，林木青青，竹舍环合，构成了一幅天然画图。

但是，以身犯险，心情却紧张，不敢纵情赏景，忘乎所以。火车飞驰，带着煤屑的冷风，呼呼刮来，直往脖子里钻，煤屑打在脸上，像无数钝针，把脸刺得生痛。一会儿，头发上，脸上，耳朵里，鼻孔里，沾满了黑黑的煤屑。眼睛也开始进屑发痒。我以毅力忍受着，受折磨之时，得更加注意安全，身坐正，手抓牢，脚抵紧，思想高度集中。同伴中有人比我放松，有说有笑，但我却无心搭理，害怕万一不小心，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突然，我想起今天是9月3日，是我满十八岁的生日。十八岁，是一个人成年的标志。我笑了一下，这个生日过得真是别有味道，将终生难忘。

在农舍冒起炊烟的时候，火车到了江油，列车奇怪地停在了站外。消息传来，前面有人卧轨，拦截火车。我们伸长脑袋，看见密密麻麻的人流，争先恐后地向火车涌来。原来，这个川北小城也陷于两派武斗的漩涡之中，势力较弱的一派被迫离开，有的人要进京告状，有的人却想回家躲避武斗。

这些人进不了车厢，也跟着爬上车顶，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极为热闹。由于人多，整个列车的车顶都爬满了人，或坐或躺。此种场面，文革独有，后来在电视中的印度铁轨上看见过，极为独特，也极为壮观。

20次直快列车缓慢进入江油车站后，就长时间停在站内。车头前方几百米处，依然有很多人躺卧在轨道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发。文革之中，阻拦火车实在是一种普遍现象，国法被弃如敝履，上海新贵王洪文一手制造的上海安亭事件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1967年初秋，全国均陷入两派武斗的浪潮中，江油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所有在车顶上的人，包括我们，只好下车。此时饥肠辘辘，我们五人就在车站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再回到车站，观察动静。和绵阳车站相反，江油车站戒备松弛，任何人都可以随进随出。我们百无聊赖，在车站外的涪江桥上徘徊，在车站内的灯光下游走，不知该如何办。

江油虽小，但历史颇悠久。其名沿袭于三国时代蜀汉政权设置的“江由戍”。“江由”乃“江水所由”之意，此处有涪江由此经过，流向四川盆地。而“由”与“油”相通，故称江油。涪江水流湍急，算得上是一条大河，但在多水的四川，却排不上前六名。

天愈来愈黑，四周山坡开始还能看见轮廓，后来隐于夜幕之中。只有车站处灯火通明，远处的铁轨，映着灯光，闪闪发亮。僵持的局面使人百无聊赖，我开始怀疑我们这种走一段，混一段，停一次的出行策略。由于身上带的钱粮有限，耽搁日久，到北京就成了问题。此外，去年底大串联的时候，我曾坐火车经过宝成线，知道再往北行，火车将穿越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有的长达十多公里。坐于车厢之外，那将是既难受又十分危险的。

思来想去，我顿起返回之念。恰巧在此时，从北方驶来一辆回成都的客车，停于站内。于是，我决定放弃北京之梦，返家。我摇醒了几个同伴，告诉他们我的决定，也劝他们回去，但他们似乎比我坚定。于是，我一人买票，踏上了回成都的火车。午夜，我睡在了家中温暖的被窝中。后来得知，几个同伴也同车返回。

这就是我在十八岁之际，两天北上的冒险之旅。一路坎坷，历经风险，依然留着遗憾。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31663.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6:25

十五  军训团进校

作者  黄泽文

十年文革期间，1967年是闹腾得最厉害的一年。各色各样的群众组织，活跃在文革舞台上,造反夺权，指点江山。统帅借助他们的力量，把“身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甚至“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纷纷打翻在地。同时，也把与之相联系的基层组织,包括基层上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等, 扫荡得一片狼藉。

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运筹帷幄的统帅并未料到，此时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以驾驭。紧接夺权风暴之后，是军方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抗争。在压制军方后，重振旗鼓的造反派却又甩开膀子闹起了派斗，争誉，争宠，争权，甚至搞起了血腥武斗。一时间，全国山头林立，烽烟四起，工厂停产，铁路停运，枪声四起，群众恐慌，一片混乱。

据说，“那是乱了敌人”。[1]  其实，这明显是乱了自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要解决领导权，也绝不仅仅是要在组织基础上扫清障碍。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从而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纯正的理想社会。[2] 而造反派之间的缠斗，使得他成天穷于应付，今天一个关于xx省的决定，明天一个关于xx地区的决定，不胜其烦。于是，统帅开始谋划布局，实施他的新战略部署。

此时，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几乎全部失去作用，唯有解放军没有乱，军队成了国家唯一稳定的力量。鉴于这种形势，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于是，全国各地，无论何种机关单位，先后均被军管，军代表成了单位里面的最高领导。据统计，全国有280多万指战员参与了“三支两军”。军队控制了局面，当然，权力也都归集到军队手中。

迟至1967年11月，军训团走进了我的中学。军训团由驻军于市东南郊琉璃场的一支部队派出，共有20名干部战士。团长是一位姓刘的营长，脸瘦，个高，挺直的脊梁，一身军人风度；而政委姓鈡，国字脸，中等个头，稍胖，是该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

军人们进校后，和蔼可亲，一本正经，面对校内对立的两派，不偏不倚。见面时，有时叫我们小将，有时直呼小黄，小李。但军训团却并不开展军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把两派学生聚拢在一起，一方面制止武斗，一方面搞大联合，开展复课闹革命。

当时的成都五中，保守派的学生组织已经消失，造反派则是两派。由于对“红十条”和省革筹部分领导的态度不同而相互指责，势不两立，已经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学校里，八二六派的组织叫“东方红公社”，占据着校园。红城派的组织叫“毛泽东思想战团”，退守在一号桥北端的石油技校中。两派隔着一号桥对峙着。

军训团进校后，开始游走于两处，耐心地劝说大家放弃分歧，联合起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复课闹革命。起初，收效甚微。

文革第二年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如果仅看字面，容易产生混淆。当时，并不是上面突然发现中学生失学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有害，要把我们重新拉回校园，去恢复中断了一年半的学业。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我等懵懂少年的福分，也是我的祖国的福分。可惜，当时的“复课闹革命”只是收拾混乱局面的一种措施，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到复课闹革命，关键还是“闹革命”。复的是联合起来不再派斗的课，复的是执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课，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野惯了的中学生们，派性十足，眼光短浅，对本校的“斗、批、改”无动于衷。我们这些“半截子”成人，头脑已被文革改造，只认为自己代表着“正确”路线，要为“捍卫毛主席”而战，并不知道大好年华应该读书，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真正需要什么。

此时的校园一片凋零，不仅是安放不下课桌，甚至已经没有多少课桌可供安放了。操场上的篮球架被学习开车的同学撞得东倒西歪，后操场竖立起一个钢铁高架，上面装着几个高音喇叭，对准一号桥的石油技校，天天高叫着宣传本派的主张。校园后墙被打倒，缺口处堆满了破损的桌椅，校外和校内的人均随意拿来烤火驱寒，数百张桌椅被毁掉，烧掉了。

驻在校园的一派，把教学楼构建成堡垒，枪眼处架上机关枪。和近邻的二中“井冈山”，三中“红色堡垒”同派战友一起，组建“五二三警备区”，武力控制城东的交通要道，以显示自己草头王的威风。跑到石油技校的一派，也一样在该处武装割据。由于武斗，来校的同学寥寥无几，大家都无所事事，心情低沉。

在这样的气氛中，慢慢地，军训团的劝说有了效果。高中一年级（文革开始时的学籍序列）的高68（3）和高68（4）先后办起了五中第一和第二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派的同学，包括原来的保守派同学，以及长期逍遥在家的同学，终于坐在了一起。此时，我对办学习班有了兴趣，主要原因就是无所事事。由于对武斗导致的校园褪变反感，与其成天游荡，浪费时日，不如用行动来结束这种对立。

听说我们愿意办学习班，军训团极为高兴，立刻派了两位解放军，一个排长老嘉和一个战士老赖，来帮助我们。时值寒冬，老嘉和老赖却热情似火。老嘉是文革前十五中的高中生，成都人，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位文静的青年军官。老赖是个农村兵，憨厚而踏实。

前年夏天停课，极为容易，那是一纸决定就办成的事。而68年初春办学习班，却困难重重。我所在的高68（4）班，除了两派的同学外，其余的“逍遥”同学，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的甚至远走他乡。办学习班的第一件事，是把同学们找回学校，这由老嘉和我来完成。老嘉用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载着我，满城跑动。我指点地址，他蹬自行车，两人在料峭的寒风中奔跑着，挨家挨户地去“请”。

有的同学，已经一年多未曾见面，有的同学，则是我的保守派对头。我还是和老嘉一道，硬着头皮一一拜访，说明来意，通知时间。曾经同窗不到一年的同学，已经生疏了，有的见面还算热情，有的却异常冷淡。经过两三天的努力，我们一共找到了30余人，原来班上可是54人。经过文革一年半的折腾，中学生的心已经散了，重新聚拢需要时间。

1968年初春的一天，我班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始。由于教室残破，桌椅零落，原来的教室已经不可用。我们的学习班选在学校的医务室里举行，此处是个套间，还算宽敞。开学时，一共到了20余人。

开学之前，老嘉和老赖指导我们把医务室精心布置了一番。医务室门沿上，贴着老嘉的工笔大字：“成都五中高六八（四）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门迎面是两幅毛主席的大幅画像，这是军训团给学习班的贺礼。其实，这两幅画像本是东方红公社和毛泽东思想战团送给军训团的见面礼，上面各落有组织的名称。军训团双双送来，并排摆放，不偏不倚。内房设置一台，台墙上，伟大领袖正在微笑着看着大家。两边各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分别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下面有一横幅，上书林彪的海军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对面墙壁上还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大字。医务室外面的墙壁上则布置有一个专栏，供学习班学员发表言论。

学习班开课，首先是一套毕恭毕敬的仪式。全体起立，面对毛主席像，手持毛主席语录，由老嘉领头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立刻接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三呼之后，接着是老嘉再说：“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大家立刻接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也是三呼。在三声敬祝之时，手持红宝书，从胸前向外平推，跟随三呼的节奏连续推三次。声音洪亮，整齐划一，庄严而虔诚。三齐呼和三平推后，大家坐下，由老嘉带领大家，齐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读毕，方正式开始。

（图片来自BBC中文网，特此致谢）

学习班由两派学生各推举一人主持日常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以及各种应时的报纸文章。大多数时间是读，少数时间由老嘉讲。他们在用解放军的套路来引导我们这些野惯了的中学生。

办学习班在当年是个极为风行的活动。伟大领袖专门对此发了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但我们办起来后却发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读语录、文件、报纸后，开始讨论。但讨论时，一接触到联合等具体问题，两派学生就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双方均以文革陶冶的心性，标榜自己正确，指责对方错误。这时候的场面是：两边争得面红耳赤，激动兴奋；老嘉老赖左右为难，无可奈何；而逍遥人士则静观争吵，无动于衷。

不过，唯一可喜的是，大家放弃了武斗对立。虽然站队各异，但面对面坐在了一个房间里；虽有争吵，却没有凶相，也没有仇恨。

学习班在困难的气氛下坚持着，来的人却在逐渐减少。军训团急得很，老嘉下了决心，一定要联合起来。他叫我起草一个大联合的协议书，即使走过场也好。我写了，按照我派的意见写就，自然，对立派通不过，双方僵持不下。无论老嘉怎样调和，也无法把这些迷了心窍的小青年说动，只好不了了之。

学习班每况愈下。有时，医务室里只有老嘉和我两个人，相对枯坐。但老嘉是个有恒心的军人，他鼓励我：“不要打退堂鼓，学习班的大方向没有错。”有时候，他就给我聊他在部队里的经历，聊他参军的经历，聊他在成都的父母家庭。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现在，我偶尔会回想起当时和老嘉相处的细节，心中怀念这个像大哥哥一样的军人。

最终，学习班无疾而终。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影响，二是学习内容空洞。进入1968年春天，成都的造反派对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人民南路附近，发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以成都十中为据点的疯狂攻防战，整个中心地区几近瘫痪。在这样的气氛中，双方的龃龉被放大，遮盖了理性的思维，很难心平气和地谈联合。而学习班不复文化课，成天就学习一些报章文件，这些大块文章，充斥着文革逻辑，套话连篇，久听生厌。

班级的学习班虽然了停下来，但在军训团的主持下，全校两派筹备大联合的协商会却开始了。军人们心中有数，就是要采用一种形式，让两边的“小将”们坐下来说话。面对面的接触，总好过隔桥对峙；唇枪舌战的口水战，总好过呼啸夺命的真枪实弹。军训团掌握着当时文革的大趋势，他们明白，最高统帅要结束这种没完没了的派斗，文革要进入由“乱”到“治”的阶段，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而且一定要走通。

联合的道路的确走通了。在军训团不懈地努力下，两派同学终于以对等的原则，签署了协议，于6月13日成立了一个成都五中大联合委员会。这是迈向成都五中革委会的关键一步。紧接着，经过一番努力，在1968年的8月17日，建立了成都五中革命委员会。

几个东方红公社的初一同学，心灵手巧，专门为革委会的成立刻制了一个新校牌。自制长板，多遍刷漆，精心雕刻，刻上“成都五中革命委员会”九个仿宋体大字，送给学校。庆祝母校在经历两年多的折腾后，终于排除万难，回归平静。其中主要操刀者名叫谭云，后来入读四川美术学院，成长为著名雕塑家，曾主持完成过建川博物馆的大型抗日将军雕塑群像《中国壮士：1931-1945》。[3] 他的雕塑事业，估计就是从雕刻校牌那一天开始的。

自1966年夏天，五中搞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的领导机构，走马灯似地变换着。由以往惯有的支书-校长制，转变为校文革委员会，尔后则是革命造反派的夺权委员会，进而变化为全校大联合委员会，然后再过渡到革命委员会。据说这些“委员会”遵循了革命传统，而且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生事物”最终均销声匿迹于历史的岁月中，一切还是回归到了文革前的那套旧有体制。

参考文献

[1]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10-07。

[2]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11-06。

[3] 谭云(国家一级美术师雕塑家)，百度百科。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34410.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20 20:17:32

十六工宣队进校

作者黄泽文

1968年8月下旬，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 全国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导教育革命。

成都五中的工宣队来自东郊的69信箱。69信箱对外称新兴仪器厂，也叫719厂，是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一，主要生产航空通信和导弹控制设备，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宣队进校那天，由一百多工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五中校园，受到全校师生的夹道欢迎。

这时节，正是毛主席给工宣队送芒果的时候。据说，芒果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带来的礼物。表面上来看，毛主席送芒果，是慰问为进驻清华校园而付出鲜血代价的首都工人宣传队。但实际上，他是在部署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工人阶级进入上层建筑，开始领导文化大革命。

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芒果热。全国各地的工宣队，都收到了毛主席赠送的芒果，成都也不例外。为迎接这一圣果，当时四川和成都的党、政、军领导，率领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庄严的迎接仪式，发表感恩讲话，绕游芒果台瞻仰，载歌载舞欢呼庆祝。[2] 但巴基斯坦友人送芒果时，显然没有预计到这一战略部署，没有送那么多。因此，我们后来听说，万人空巷迎接的芒果是蜡制的复制品。

芒果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阶级要在上层建筑领导一切。有了毛主席的部署，工人阶级成了学校的领导力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地位。69信箱的工宣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怀着毛主席的重托，踏进了五中校园。

从这天起，同时有三个领导机构在五中校园里面工作：工宣队、军训团、校革委会。至于他们如何协调，如何分工，本人当时懵懂，不能提供细节。但此时，他们领导开展的工作，我留存的日记中记载。可以概括为：从大批判入手，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动力，逐步划清阶级阵线，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再逐步整党，接着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新型师资队伍，建设一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化中学。

从此时起，学校原有的两派组织解散，学生均回原班级闹革命。班级不再称“班”，称“排”，班长因此不再叫班长，得叫排长。依次类推，年级称“连”，全校由六个连队组成，弄得和部队编制一样。大概，这就是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项具体行动。权力终于重新被掌控起来，闹腾了两年左右的各派群众组织，自此开始退出文革舞台。大致说来，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底结束了。

大批判是批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清理阶级队伍，在我校就是把当年有点历史问题的老师拿来再清理一遍，贴上各种身份标签。二者均是打死老虎，学生们的感觉似乎已经迟钝，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学校成立了专案调查组，专政大军，矛头指向这些老师，过去工作组和校文革那些整人的套路，又依然故我地拿了出来。但对学生造反派，若无重大犯罪行为，似乎不在清理之列。只是要求我们每天呆在教室里，学习文件，读报纸，讨论发言，围剿派性。

工宣队和军训团，把“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带进了学校。所谓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3] 进入上层建筑的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拿出了最大的热情，带领全校师生，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一如前面我所描述的那样，每天手持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每当颂祝之时，全体起立，庄严注目，众口齐颂，行礼如仪。不过，天天如此，久则生怠，渐有应付之态。

感觉新鲜的是，学生重新走进了久违的教室，经久不见的面孔又同窗相聚。但是，此时的学生，已不再是两年前的模样。我们这些原高一的学生，折腾了两年，均已年满19岁，正是该上大学的年龄，却淹留至今，还只有高中一年级的知识水平。

由于桌椅大量毁损，我们东拼西凑，好歹给教室里放上一些残存的桌椅，由于数量不够，再也不能照过去那样整齐排列。大家只好围坐在一起，有的人不得不两人挤坐在一张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展着三重领导不断布置的学习活动，冷清且走过场。

学校也会出现热火朝天的气氛，那是课间操的时候。课间操不再做操，改跳“忠字舞”。忠字舞是“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文革中风靡全国。[4] 全体师生，在军人和工人的指挥下，站满大操场。此时，高音喇叭奏响音乐，排列整齐的师生，不论男女老少，随着音乐节奏，跟着前面的领舞者，昂首挺胸，挥手摆腿，扭腰动步，以表忠心。

忠字舞是文革时期一种人人参与的群众舞蹈。以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以及某些语录歌为伴奏，上千人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一边唱，一边跳。以歌曲《敬爱的毛主席》为例，歌中唱道：“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当年，编排“忠字舞”的人员很有见地，颇为了解这种大众舞蹈的特点，动作只求简单，夸张，但形象表意。主要动作包括：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跨弓步表示追随领袖前进；紧握双拳表示革命决心，手贴胸膛表示红心永在。跳“忠字舞”时，手里还可挥动语录本或红绸巾，以加强效果。蹦跳挥摆之时，要求面带微笑，心情激荡，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可是，我等男生，手足僵硬，舞感缺失，动作常常走样。好在是千人起舞，动作参差，大家都在比划，谁也顾不上看谁。

文革进入到这个阶段，个人崇拜已进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之外，大家还纷纷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各样的“忠字画” 、“忠字牌” 、“忠字匾”。以《毛主席去安源》、《毛泽东在陕北》、以及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头像为底本，配上他的诗词或语录，填入“忠”字，饰以葵花，精心构思，植入虔诚。采用的材料则各显神通，或用晶砂粘贴，或用丝线彩绣，或镶嵌颜色玻璃，甚至可用红绿黄的粮食颗粒，…，不一而足。

不仅学校里做，街道上，商店里，家庭中，都在做，全民动手。花费若干时日做好了，就挂在显眼之处，以示忠心。机关单位、市面商店、街头巷尾、墙壁床头，处处可见。但这些物件，表面凸凹不平，久则生灰，颜色褪败，远远看去，效果不佳，有乡间小庙中某些装饰物的感觉。后来，据说中央专门发文，制止了这种全民颂圣，走火入魔的行为。

在我们的纵队解散时，大家决定合影留念。照相，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而我们也知道，此次相聚，今后不再，值得珍惜。时值晚秋，一个周末，我们全体30多人，欢聚在一起，在校园，在东郊游泳池，进行了纵队的最后一次活动。

照相时，大家都穿戴整齐。每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像章下面是组织的胸章，左手佩戴红卫兵袖套，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背景是毛主席的巨像，或者是纵队的大旗。按下的快门记录了青春的身影和一脸的严肃。这是文革当年中学生的典型形象，有点现在的青少年搞行为艺术的味道。和现在的青少年一样，这些现今爷爷奶奶级别的人，当年也以青春的狂热追“星”，追的是当年亿万人奉若神明为之癫狂的“大救星”。

我至今怀念我的纵队。自从我与城坚和建军在地下室“扯旗造反”，已近两年。两年来，我们从三人发展到三十余人，以高一各班的十多人为核心，吸纳了初中各年级的男女同学各半，组成了一个极为团结的队伍。这个队伍由于创建者的身份，只能属于造反派阵营。这个队伍，既无欺凌同学的劣迹，亦无打斗老师之恶行，虽然参与派斗，却只诉诸笔头，或有过激言论，但并不制造仇恨。因此，当大家以知青身份领命下乡之后，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无论八二六派还是红成派，均交往自如，谈笑风生了。

文革对我们老三届的中学生伤害极大，但却也有一利。文革打破了班级和年级的界限，六个年级的同学开始自由交往。过去的中学，社团活动不多，中学生大都囿于班内，思维眼界均受限制。而在文革之中，虽然黉门毁败，学业荒废，但确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出不少的能力，在写作，组织活动，与人交往，应付突发事件，协调不同意见，开发思辨潜力等方面均有历练和收益。而更有甚者，随着年龄增大，眼界渐开，开始独立思考，依据自己的亲身体念，更容易看清楚其中的问题，从而摆脱心魔，走出精神桎梏。

1968年11月，正当忠字舞跳得热情似火的时候，我被推荐到学校的教改组去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要革文化的命，革教育的命。教育界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首选领域。因此，在夺权之后，在排除群众派斗干扰之后，教育改革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给出的“五·七指示”，是一份社会改造纲领。在其中，“教育革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十七年的教育被批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5]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6] 其突出的表现是所谓的“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因此，教改的主要措施是：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联系生产实践，突出工农，且精简内容。

教改组，其工作包括批判原来执行的旧教育制度，建立城市普通中学的新教育制度，确定教改方案，编写革命化的新教材等。制度和方案，这是工宣队领导们考虑的事，我们学生主要干具体工作。最初的工作范式是，他们出题目，我写文章。

主持五中教改的是工宣队的两位工人师傅，老李和老魏。老李年青一些，年近三十岁，机灵而主意多；老魏稍大，三十出头，憨厚且寡言语。

首先布置给我的任务是，执笔写一篇“旧五中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调查报告”。老李扔给我一叠凌乱的素材，多是一些四清和文革初期老师和学生的揭发材料，也有一些工宣队搞出来的统计资料。我硬着头皮，花了三天时间，模仿报纸上早已成风的调查报告的模式，采取文革视角，使用文革语言，完成了这项任务。说来羞愧，这是学生提笔污蔑自己的母校，污蔑当年的领导和老师。现在只好借用三国时期陈琳答曹操的话语，来给自己开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我成为教改组笔杆子的地位。老李和老魏，看见孺子可用，什么样的文章写作都一股脑儿向我推来。在两个多月的教改组工作中，我照指示，先后写了“我们对城市普通中学教育革命的几点意见”，“从新旧五中的对比看定厂办校的好处”，“六九信箱定办成都五中的方案”，“成都五中1969年招生方案”，甚至有给人民日报投稿的“教材革命是一个重要问题”。弄得我绞尽脑汁，天天伏案，手酸膊疼。不过，好处是借此躲过了那些“三忠于，四无限”的颂圣活动。

有趣的是，写好的文章成了老李用来显摆邀功的东西。一当我写好，他立即打印成文，连夜油印，选出最清晰的四份送出。一份送市革委，一份送川报，一份送新成都报，一份送学校工宣队、军训团、校革委。老李成了忙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往返忙碌。

在两位工宣队师傅的眼中，我成了踏实肯干的后生。我们之间，变得随便，渐渐亲密，有了私人友情，以至于老李结婚，我们也受邀参加，喝了他的喜酒。

接下来，要编新教材。这是为69年新生进校准备的。初中的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物课统统取消，知识体系被打乱，代之以“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以改变过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的“三脱离”现象。

老李带着我和刘定军同学，到成都东边的简阳县去搞调查。我们在简阳的周家、贾家、石桥等几个公社游走，除了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外，还行走于田间地头，为编写“农业基础” 教材收集素材。时至隆冬，霜冻逼人，僵手僵脚，我们时常在雾气笼罩的地头跑来跑去。

记得，在“农业基础”的新教材里，我负责编写一些数学题。每题开始，照老李的意思，都必须加上一个“帽子”。如一道简单的数学应用题，必须这样写：“解放前地主残酷剥削贫雇农，地租年年上涨，雇农张大爷给地主交租，第一年每亩稻谷交355斤，第二年交415斤，问地租增涨率为多少？照此增涨率交租，张大爷四年后每亩要交多少斤稻谷？”这样写，才能体现毛泽东的教导：“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此外，我们还在田间地头，观察冬小麦，油菜的苗情；也和社员交谈，关注播种，生长和收获的情形。这是为了编写有关农作物的生物特性而进行的现场调研，这些农作物的生长知识，将和代数、几何、物理等内容，同纳于“农业基础”这门课中。之所以这样的杂合拼接，按照工宣队的说法，是要体现毛主席的“课程要精简”的要求，同时避免城市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这样，我在教改组工作到下乡之前。老李和老魏，甚至工宣队的队长，都希望我能在教改组继续干下去，暂时不下乡。即使在全校学生都纷纷下户口，整行装，准备上路时，他们还在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安心干，且许愿说，不会亏待我。我婉言拒绝了。我知道，在这个阶段我尚有使用价值，但工宣队不会对抗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形势，与其后来孤身远去，不如现在和我的好友们结伴同行。

于是，1969年1月22日，时值大寒，我和成都五中因文革而被积压的六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冒着严冬的寒意，出发去了仁寿方家。从此，以知识青年这个名头，开始了仁寿山乡的农村生活。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1968.08.25；中发［68］135号。

[2] 文革风靡成都的“芒果热”，四川档案，2013-12-13。

[3] 三忠于四无限. 环球网. 2006-05-12。

[4] 《舞蹈——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中国青年》“过去百年大回眸”。

[5]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6] 毛泽东，《五·七指示》，1966-05-07。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014/202007/37152.html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