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高 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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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高：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2016年4月7日 | 0  |     

【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征文文选】

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陈世高

对文化大革命始终不理解

毛泽东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中，除了报刊上刊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同时内部刊物也刊载一些资料，当时，我在汉川搞四清，既忙于运动，又要参加劳动，没有时间看这些文章，在三年困难时期，地委副书记韩国治对我们讲：说海瑞是清官，刚正不阿，敢干反皇帝，提倡发扬海瑞敢于说真话的精神。现在忽然又批判海瑞，把我搞得糊里糊涂，我认为文人吃了饭没有事做，反复无常，我就采取不管它。

1966年6月下旬，我从汉川赴湖北省参加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会议上学习了原文革领导小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二月提纲》、又读了新的文革小组起草，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五，一六通知》，以用打倒彭、罗、陆、杨的材料。听了张体学传达中央精神，与会者个个感到毛骨耸然，耽心共产党出大事了。会议由武昌开到随县的大洪山，张体学省长作了总结，会议精神到此为止，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当我从大洪山回到汉川时，武汉科学院、华中工学院已到我们工作队揪走资派，抓牛鬼蛇神，大字报已上了街。甚至将党的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全部上街了，根本不需要我们传达得。刘少奇在博斗中下沉、刘少奇在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被林彪所代替。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这场运动如暴风骤雨一般，席转中国大地。

汉川离武汉近交通方便，来往的人多，消息灵通，武汉一阵风，汉川就一场雨，武汉造反派来到我们工作的杨集公社点火，突然出现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妇女的马桶、持剪刀剪女青年的双辩子、查抄旧书、信件、笔记本、打祖宗牌匾、撤祠堂庙宇等等，还把曾经在国民党中干过事和信过迷信的人都当成牛鬼蛇神，给他们戴着高帽子，用竹扫箸压在他们的头上到各个大队游行，还游到城隍镇。我认为说四清“左”，这比四清左多了，这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武化革命。农村已出现混乱局面，四清工作队已无法控制农村局势了，领导四清的上级领导都已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没有领导，于是，我们于十月初提前结束四清工作，我回到了应城三合区。

我回到区里，区委们一致认为在此工作一届，就要为群从办实事，这里历史上的干旱困扰着农民，为了解决干旱的问题 ，向县委申请建设伍家山电动抽水机站，10月上旬，县委主要领导集体步行到伍家山现场察看，当场拍板批准区委的申请，区、社干部和群众听到这个大好消息，十分高兴，立即进行了动员，组织干部群众立即上马。

为了在一冬建成抽水机站，成立指挥部，由区委副书记邹光汉同志任指挥长，实际上全体区委委员和区里干部都全力以赴抓工程，都没有考虑文化大革命和个人问题。集中全区五个公社干部群众，建机站、安装机械、土方工程和从云梦县架电线到机站，齐头并进，劳动力上到1万几千人，摆在三十几华里长的战线上，区、社、大队、小队的干部都上到了工地，很快形成施工高潮。



“打招呼”是阴谋 捆绑”当权派”手脚

一天，区委办公室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要我赶到黄滩区开会，而且要我在天黑时动身，当时我的身心全集中到水利建设上，不想去开会，就叫区委办公室同志向县委请假，或者派其他同志参加。县委回电，不准请假也不准派其他人代替。于是，在夜幕即将降临，我从伍家山工地，骑一部破烂的自行车动身，走到城台公社，天就黑了，摸着前行，绕开应城县城关，直接往黄滩方向走，那时黄滩到应城只有8华里，不仅路面狭窄，而且崎岖不平，到了文峰塔天黑如漆，弯路我直行，结果连人带车跑到了河里，不知道方向，恰好有两个人经过此地，听到河里的水声，并问是谁？我当即向他们求援，好心人立即把我扶上岸，到区里更了衣，连夜开会，主要是各区向县委回报文化革命的动态，以及采取的应对的措施，次日清晨各人回到自已的区里，由于我在文峰塔摔跤受伤，浑身疼痛，在区里治病，不能上工地。

不几天，县委又通知我赶到城郊区开会，我说请病假，县委又不批准，非去不可，于是，我以带病之身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和上次会议一样，回来后我立即赶到了工地。

有一天，天下着大雪，县委先电话通知，要我回到区里等着，事情由来人跟我面谈，于是，我回到了区里，下午，中共应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黄金保同志来了，他神密兮兮地说，我们到你寝室里谈，他说：“县委召开区、社党委书记会议，白天不能去，只能夜间动身，而且要我带着公社书记一块走，自带被子行李，会议的地点十分保密，他没有跟我说具体地点，他说你们上汉宜公路朝西边方向走，途中有人来接你们的，此事十分机密，任何人都不能讲，一切由你亲自安排。

黄走后，我跟公社书记打了电话 ，要他们在天黑之前，背着被子，赶到城台公社开会，十分机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我见天黑，把准备好的被子背上启程了，我到公社时，公社书记已到齐了，我们一行六人冒着狂风怒嚎的鹅毛大雪，背着背包急匆匆行走在白皑皑的大地上，规定在行走时是不准说话的，可是，城台公社书记邓先祥忍耐不住了说：“我们这象在打游击，秘密行军。”惹得大家笑了起来，我就叮咛同志们不准说笑，从此，再就没有人说话和笑声了，如同过去的战马一样，含枚急走，我们绕过县城，在汉宜公路上继续西行，行至西十公社曙光渡糟，黄金保同志下来了，什么都未说，他走在前面，带着我们上北面的小路前行，由于行走的人比较多，路上泥烂路滑，虽然，当年我们皆是风华正茂小伙子，走在崎岖狭窄的小路上，加上寒冷，体力消耗很多，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燕子山水库管理处。各区、社书记都已到齐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长都在那儿，过去这些人在一块相见，总是打打闹闹，谈笑风声，亲热得不得了，此次，和过去不同，县委领导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没人说说笑笑了，此时已是深夜，我们解开背包，就睡觉了。

次日清晨开早饭，我看到县委书记黄铮亲自抬饭甑，拿碗筷给大家吃饭，于是，大家都感到文化大革命不寻常，大有来头了。

县委书记黄铮同志传达了省委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他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是史无前例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要求与会同志要相信毛主席，要紧跟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大家要做拥护文化革命的革命派，促进派，绝对不能站到造反派的对立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放下官架子，主动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和批斗，即使造反派有过激的行动，也要接受得了，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不要与造反派闹对立，唱对台戏，更不能挑动群众斗群众，讲了黑龙江省商业厅长，造反派把他戴上高帽子游街后，他马上上班工作。还讲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子，伏首甘为孺子牛，要我们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牛”。从此以后，县委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同你们联系了，你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即使在游泳中喝了几口水，也要游上岸，不能被水淹死。

当时，我们听了县委书记黄铮的报告，很不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如此对待呢？会议只开了一天，大家都表态按上级的指示执行，吃罢晚饭，夜幕已经降临，县委领导和往日完全不同，都站在大门口为大家送行，并且是一个个握手而别，各个区的返程路线，都作了规定，不准走同一路线，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大家一出门从四面八方离开，规定所有的人都不准进县城，我因为上次到黄滩区开会时摔跤肋骨受伤，仍然隐隐作痛，要到县医院透视，故而在县里打站，当我化装去县医院就诊时，经过县委大院门前，看到造反派把县委大院团团围住，当时我就想，说造反就造反，文化大革命来得如此之快，令我惊诧不已。

后来，造后派把打招呼的会当成“黑会”，文化大革命之初，在全县范围内首先追查的就是“黑会”，有些区、社领导经不起造反派的追查，就把打招呼的会，向造反派坦白交待，造反派对我追查时，我严守县委的规定，什么也未说，他们说我的态度坏透了，并在县城里和各区、镇贴大字报，说“陈世高负隅顽抗”。

后来我想，不是县委召开几次打招呼的会，当时基层领导手中有权，又受到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会受到很大的阻力，甚至会形成武斗事件。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里也受到抵制和反抗。

自此以后，县委主要领导成为造反派主要斗争对象，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矛头都对准他们，都被斗得很厉害，有的被斗病，伤痕累累，更有甚者，有的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现在回想起来，打招呼会就是捆绑领导干部的手脚，叫各级领导干部向造反派投降，任其批斗，这是一种阴谋，如果不开打招呼的会，干部手中有权，又受到群众拥护，造反派肯定敌不过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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