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寿筠：来路漫漫 — 陆寿筠先生回忆录（1-4）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9 18:07:0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屈原是瞻望前路，而笔者则是回首往事。）

一、足迹航拍

1. 送人领养

笔者于1940年3月21日生于当时上海汕头路82号，原名“谭余”（排行第五:“中-庸-寻-常-余”）。生父谭正璧（1901-1991，文史学家、作家），生母蒋慧频（1911-1955）。我生在谭家，长在陆家。养父陆惠儂、养母李锦云本无子女。据养母说，我五岁（应是虚岁）时来到陆家（处于当时江苏省青浦县陆家圩村，今属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改名陆寿筠。陆家与生母娘家蒋家（处于当时蒋家巷村，离陆家圩三、四里路）本是远亲：蒋家祖上曾娶陆家女儿为媳（蒋家女婿本是陆家私塾先生的学生，陆家女儿一起听课。后逢太平天国起义，兵荒马乱，陆家先生就把女儿终身托付给了蒋家学生）。所以我身上也流着陆家的血脉。

同时，由于这个姻亲关系，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生身父母与养父母所属的陆姓家族就有过非同寻常的交往。如有一次，生父母为了躲避战乱、保护藏书，曾从上海带着所有书籍来到陆家圩村，在陆府上住了十多天；后来陆家为了保护这些书不致毁于延烧的战火，还特地在农地里挖了深坑，埋了一段日子。也由此可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一点学问是多么不容易，真所谓“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

将我送给别人抚养，对我生身父母来说实属无奈之举。在我出生前两年的1938年，生父在经历日冦发动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中，几经颠沛流离，最后在租界上的汕头路82号租房住下。因为不愿意与虎狼为伍，处境之艰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而我正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期来到了世上，来到了这个生存异常艰难困苦的家中。我在记事以后得知，因为兄弟姐妹多，母亲又常年患病，一家八口的生活就依靠父亲埋头写作卖稿维持，每天能喝上三餐稀粥已属不易之举，所以父亲不得已将我送人抚养。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取名凡，因为生活的极其艰难，来到世上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另一个取名婴，为了她的生存也不得不忍痛送了人，据了解已随养父母去了台湾；后来在我与生父重聚后，他曾设法多方寻找，努力多年未能如愿，这亦成为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的一大憾事。可想而知，当时父亲将我送人时心中的痛苦该有多么的深重，这有他当时所写的诗句为证：

汉室轻文只重武，内战未闻息干戈。一朝烽火海外来，万里关山尽焦土！

……

阿余阿余最不幸，生逢离乱多灾情。愧为人父吾何言，留取他年娱晚境。

吁嗟乎！

儿啼女号侭消磨，斗室生涯不易过！何日云消阴霾尽，还我河山好放歌！

2.圆满

据养母说，在来到陆家以前，我先是被送给黄渡镇上一对开膏药店的年青夫妇。(黄渡镇属于今上海市嘉定区，我亲生父母曾经的居住地。)当时我还很幼小，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这一对抱养我的夫妇本无子女，开始时待我还不错。后来自己生了孩子，就嫌弃我了，把我丢在一边不管。他们不抱我，不喂我，用棉被把我裹成一个大包，装在椅子里，面前放些食物，说是让我自己用手捞着吃。后来有一次祖母刚好来探访，发现我瘦弱得不成样子，心急如焚，就把我抱回家。并立即请来享誉当地的“一帖药”名医、也是母亲本家蒋梅春来探治。蒋说：这个样子的孩子还有救吗？没把握，就开一帖药试试吧。结果总算把小命抢回来了。

所以刚来到陆家的时候，我的身体是很虚弱的。据养母说，当时我虽已五岁，但走路都走不稳，两条腿一趴一趴的，摇摇晃晃。陆家养父母对我非常爱护，一向视如己出。他们知道我从未被喂过母奶（那时也没有牛奶），又遭受过膏药店夫妇的糟蹋，身体底子极差。因此从一开始一直到我发育成长的十多年里，养母想了很多土办法来滋补我的身体。他们也从不隐瞒我的出身。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生母生了我以后就得了病，家中子女多，生计艰难。也知道生父母名字，并知道生父从事教书和写书，令我自幼向往那样的人生。

我一到陆家，养母就开始教我识字、做算术（那时养父在上海一家运输公司谋生）。记得养母织布时，脚边放一张方凳当作小桌子，我就坐在小凳子上学识字、学加减乘除，学打算盘，写毛笔字。七岁时进入当地私塾小学，一开始就读三年级。先后进过两家私塾。后来进入当地一间公立小学，得到老师李传珪（音。国民党员，据说解放后去了台湾）特别重视，曾先后在不同规模和场合的人群面前作过三次“演讲”（背诵老师写的稿子）：一次是在当时观音堂镇(后改名凤溪镇)中心小学的大礼堂，祝贺少先队成立；一次是在小范围内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

养父母看到我读书读得好，决心让我读下去，但当时乡下没有高小。他们就让我去黄渡镇中心小学读高小，寄宿在同村人在镇上开的米行内。

不久，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镇上人心惶惶，商店纷纷打烊。我也就离开住处步行回家（约五、六里路）。路上却遇倾盆大雨，到家后生了一场重病，高烧昏迷，身体僵直，眼睛都上了翳。养母日夜守候，连续不断地替我翻身，以免生出褥疮，自己二十多个日夜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当时又是求医，又是拜鬼。幸好离上海大城市近，据说还搞到针剂（大概是青霉素吧？）但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那晚，养母绝望了，就对着我“身上附着的鬼”，又许愿、又威胁，软硬兼施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带他走，那就马上带走，我受不了了，我不管了，我要去睡觉了。如果你们放了他，我一定会香火拜谢。”果然，那晚半夜，养母听到了我自己翻身的声音，真是喜出望外。后来情况就一天天好起来。记得刚能起床的最初几天，眼睛仍看不见窗外的任何东西。这是我幼年时第二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据养母说，那年我九岁。

等我完全复原，就独自去黄渡镇上散心。走到中心小学的门口，看到有初中补习班招生的告示（当时应该是1952年，乡镇尚无中学）。于是我去养父的一位朋友开的中药店借了一角钱作为报名费，立即报了名（虽然当时我名义上小学尚未毕业）。后来养父通过那位乡间小学老师李传珪办到了小学毕业证书，我就进了初中补习班。于是我每天带着午饭步行上学，来回各六里路，整整一年。

但补习班只有初中一年级。所以第二年重新通过考试插班进入嘉定中学初中二年级。在那儿读了一学期（记得我生母方面的一位远亲是语文老师，曾充满感情地讲解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初二下学期随着（大概是）学校调整进入安亭师范学校初中部，直到1955年初中毕业。这两年住宿在学校。

当时养父已被解雇回家务农，生活艰苦拮据。每学期开学和学期结束回家都是养父用扁担挑着我的铺盖行李长途跋涉步行接送。平时还要节衣缩食、卖鸡卖蛋、东借西凑筹措我的学费、膳宿费（我同时享受政府的部分助学减免）。寒暑假在家帮着做各种农活。

初中毕业后，又由我自己决定考入苏州高级中学。离家更远了。学费、膳宿费也更高了。但养父母还是咬着牙支持我读到中学毕业，养父始终肩挑铺盖行李在家与火车站之间来回接送，每年四次。

在苏州高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尤其擅长数学，也热爱文学，曾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获全校学生（30个班级）文学创作比赛三等奖。解放初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在人民政府关怀下的顺利求学经历，对照幼年的苦难、尤其是在那家膏药店的遭遇，让我产生了要成为作家、以文字来揭露旧社会、颂扬新社会的强烈愿望。虽然我数学成绩特别好，同学们都以为我毕业后必然报考高校数学系，我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科。

但是我高中毕业那年，本来是要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但是那一年复旦中文系、新闻系都不在江苏省招生，于是只得报考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现在看来，这也许恰恰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多了一个学习又一种语言、文化的机会）。记得当时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我写得非常顺手，字字真情，感到酣畅淋漓，虽然写的是养母。

考入复旦以后，养父母又再艰苦支撑了我五年。除了享受部分助学金以外，在上海曹家渡鼎顺酱园从当学徒开始打工一生的大舅（养母之弟）也时有接济。

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不久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因一贯坚持反对迫害知识分子、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与极左当局的做法相抵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反被打成“极左反革命小集团坏头头”，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四人帮”下台后我们得到平反。

期间于1969年与同事兼战友李XX结婚。1971年大儿子文中（文化大革命“中”）出生，那时我们两人第一次受审查批判刚刚结案不久。1977年小儿子文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吉、结谐音）出生。在个性、思维、乃至体貌各方面，文中像我，文吉像李。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李和我是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且不说年龄反差，她比我大三岁，主要是两人的家庭出身太不相同：她父亲是一位在上海经营茶叶外贸生意很有成就的企业家，而我的养父母是早已破落的书香门第的后代，已破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以农为生。当年哪曾想到，数十年后我们之间严重的思想分歧表明：我们的结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误会。

1986年8月23日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旧金山（教会）大学进修。后定居旧金山至今。在美数十年来，打工谋生之余，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研修学术，思考社会人生，探索、写作。开始时，对于对立严重的西方社会及其支离破碎的学术大失所望，曾经因此彷徨和消沉。1996年接触佛学，打开了新的思路，涤荡了自己执着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灵，并吸取佛学关怀人生的积极一面、及其心物一元整体论世界观（不同于西方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心物割裂二元分立论），进而与道家阴阳平衡整体论思维框架相接，用之于对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察和剖析。幸运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为非主流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2007年在网路上结识了立志弘扬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新法家朋友，他们的思路与我多年思考的结论一拍即合。于是我接受他们邀请，担当了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的任务。虽然基本上这是只有精神和劳力的付出、没有物质回报的义工，但却是我一生中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我坚信这是一件意义深远、值得我付出余生的事业。数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有了着落，实乃此生之幸。

我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每月都有贴补养父母的生活。但因为工作在外，没能经常关心伺候他们，文革中更是带给他们不少的担忧和惊吓，这是一件憾事。养母一生多病，75岁时因黄疸肝病过世。我当时还在上海，陪伴、伺候了她最后十余天。我来美后，养父由我妻悉心照料，实属不易。我在美国先后得知两位父亲过世的消息，没能最后见到他们一面，是永远的遗憾。

这里追述一下与生父重逢的过程。出于养父母善良的本性，他们很早就亲口告诉我生身父母的实情，从不隐瞒。于是在苏州高中求学的时候，很可能是中间那一年，我决定试着寻找生父。因为从小知道生父是写书的，估计有些名气，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上海解放日报社，请他们帮我寻找。不多几天就收到父亲来信，邀我去上海见面，我很高兴地在南京西路父亲老房子内住了若干天。可惜一、二年前母亲已经过世，没能见到一面。我这一生实际上从未认识生身母亲的实际样貌，只有从遗照上看到。

关于寻找生父，我事前好像并未征求过养父母的意见，也并不感到他们会反对。的确，他们对此、以及对后来我与生父一家的来往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从无任何异议，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仍一如往常。那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相信他们教育出来的我也是通情达理、会正确处理两方关系的。这是我的幸运。1980年代前期，我来美以前，住在上海江宁路726号的时候，养父来上海探访我的小家时，也顺便去南京西路591弄140号与生父见过面。两位老人高兴地叙谈了好久，彼此感到深深的欣慰。

那时，我也曾请父亲和姐姐谭寻来家做过“客”。（还有三位哥哥：大哥谭中，家在江西萍乡，二哥谭庸家住昆明，两人偶尔在上海见过，基本没有联系。老四谭常家住上海，也只见过面，没有联系，后因肺癌早亡。）

3.精神榜样

虽然我一直不在生父身边，但是他深深的父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现在能记得的最早印象是：大概在刚去陆家以后不久，养父或养母带我去黄渡镇上当时生父的居处探望。其它情景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给了我很多小人书，有的指导如何做纸工，有的讲趣味小故事。

记得其中一本手工书，纸张较厚实，里面印了各种各样的彩色图案：树木、花草、房子、栏杆、人像、动物…… 可以一个个剪下，然后再按指示黏贴到指定的位置，就成了立体微缩景观。

其它书中有两个小故事我至今不忘，还曾讲给我的大孙听过。其中一个说，有一过路人看到旁边高墙的上方贴着一张告示，但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字；恰巧告示下搁着一架长梯，于是他就兴冲冲爬上梯子，看清了告示上四个大字：“油漆未干”—可是已经太迟了：他低头一看自己的身上，已是满身油漆……

另一个故事说：有一小孩看到大人在一个信封上贴了很多邮票，就问大人为什么贴那么多的邮票；大人说，因为信很重，所以要多贴邮票；小孩又问：“多贴邮票以后，不是更重了吗？”

生父对我的思念和关怀是始终如一的，但为了让养父母安心（这是后来他亲口对我说的），他不得不强抑自己思念之情，知道我生活得很好，就忍耐着不主动来找我。与生父重逢后不久，我就考上了复旦大学。为此，他当然十分高兴，并为我买了雨伞、雨鞋等生活用品，给我以关怀和鼓励。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谭中因参加过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作为调干生在合肥矿业学院学习过，其他几个兄弟都只读到中专就参加工作了。可见父亲的家境始终并不宽裕，也因此他对我能读上大学，当然更增添了几分喜悦之情。

自从我进了复旦以后，走动更方便，曾多次去南京西路看望他。但由于年轻不懂事，后来心里对父亲有些疙瘩，就很久没有去。1963年复旦毕业时去了一次后，又好几年没有去过。直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学校与工厂交流，我在一家厂里看到我的一个兄弟谭埙的大字报，才又恢复联系。（他是比我年轻的两个兄弟之一，由于他们是双胞胎，父亲舍不得再送人，因此将他们留在身边。另一个名谭篪，他后来为父亲写了传记《谭正璧传》得到出版。在诸兄弟姐妹中，他与我联系最多、最持久。）父亲不计前嫌，捎话叫我去玩，从此我又经常地去看望父亲，跟他聊天，而且谈得很融洽,正应了他在那首感念诗中所表白的“娱晚境”的期盼。

除了物质上的关怀，父亲留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我自幼懂得求学上进，显然是生父的形象通过养父母之口对我的感染熏陶，而我养父母祖上也都是书香门第，所以他们对我生父的敬重也很自然。随着年龄与学业的增长，我的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明确，我之放弃最擅长的数学而选择文科，除了感念新社会这一人文情愫，生父对我的影响也是一大因素。进了复旦以后，父亲的勤奋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每天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写作能力。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母亲，但得知她与父亲在精神意趣上非常地契合，曾经合力从事于写作，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同编纂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更是让我对他们既敬仰、又羡慕。后来在国外，每当我走进当地城市或高校的图书馆，都能看到厚厚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显眼地陈列在书架上。父亲毕生著作涵盖文学史（通史、专史、多种雅俗文学史料考究）、诸多方面语文能力修习读物、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包括借古喻今、声援抗战的历史小说、和曾经在剧院上演多次的同名历史剧《梅花梦》）, 出版书籍一共不下150种，总字数1000万字以上。其中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就有十多种。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傲；并且暗下决心，虽然我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也要像他们那样勤于学习，精心耕耘，将自己所学回馈社会。尤其要像他们那样，决不为了计较物质生活而放弃对精神、对学术的追求。关于这一点，自从我看到了父亲的居处和生活环境以后，印象尤其难忘。

当年我虽然不知道一位有如此成就的作家、学问家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住什么样的房子，但是父亲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居住条件仍然令我感到十分意外，不是因为其宽敞舒适，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其格外窄小局促，与我未看到以前所设想的简直是天差地别，更与父亲对社会的贡献及工作需要太不相称了，甚至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自从1957年第一次重见父亲直到1986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看到的一直是两间小小的斗室。其中一间最初作为几个兄弟的卧室，后来一个兄弟结婚搬出，又作为另一个兄弟成家的新房。另一间就作为父亲和（常年在生活和工作上辅助他的）姐姐的卧室兼书房、餐室、会客室。父亲为了工作和研究，自然需要有不少藏书，而他为了所追求的事业又是不惜重金地搜书，以至一个个高达屋顶的书架又占去两间斗室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回旋转身之余地。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兄弟成家后，所有书架都只得搬到父亲那个“多功能”房间，因此原有的两张床不得不改成一上一下的叠叠床；而那些书架都同时作为隔离不同功能区的“屏风”了。父亲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刻苦研读，著书立说，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努力不懈地奋斗了终生。

父亲的居住条件一方面让我很不理解，感到这不是盼到了“云消阴霾尽，还我河山好放歌”以后应有的情况；另一方面让我对父亲更加肃然起敬，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父亲和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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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0-12-9 18:07:42

二、童年•家教

1. 破落的书香门第

“书香门第”传统对于我的知趣性格的形成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见之于养父母对我生父的敬仰和我自己在求学方面的多次自发决断（见前述），而且这个传统既体现在养父的陆氏家族方面，也体现在养母娘家的李氏家族。

我对陆家的历史本来所知甚少，直到数十年后，我的一个兄弟谭篪在生母的遗物中发现了蒋、陆两家祖上交往留下的、以工整的小楷手书的诗集《亦圃排闷草》，我才对“书香门第”一说有了些感性的认识。此诗集原件现作为谭正璧遗物保存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但其作者是我的高祖父陆时英，也就是那个将自己的女儿终身托付给蒋家学生（即我生母的祖父蒋元烺）的私塾老师，也就是我生母的祖母的父亲。作者在这本诗集的《自序》中说，书名取自其亲家翁（即蒋元烺的父亲蒋汝枚）的诗文，可见两人不仅是亲家，而且还是以唱和为乐的诗友。从诗集及其注释中可以读到其祖上直到九世祖以及一些家人的名字，还可以看到不同代的祖宗其不同居处都以“堂”、“斋”、“轩”、“山庄”、“草堂”为名，包括有我成长于其中的老式四合院“聚德堂”这个名字。

这个“聚德堂”是一座两院三进的大四合院，即正中的大厅前后均有一个铺砖的庭院，最前面的一“进”是“墙门间”，最后面的一“进”是两层楼房。据《亦圃排闷草》注释（以下简称“诗集”）记载，此院建造于雍正3年，即公元1725年，至今近300年，现已被政府列为受保护文物。但后庭院子和楼房均已于数年前拆除，两原住户已各自分别在附近别处另建楼房，而前庭东厢已经开始坍塌。据养父母说，当时同时建造了三座东西并列的、同样的大院，聚德堂是中间的一座。但是在太平天国战乱期间，也就是我的高祖陆时英将女儿嫁给蒋家那时候，最西边的那一座被烧毁了,还殃及聚德堂的西南角也遭毁坏。后来在废墟上还种过梅花，辟为梅花馆，这在诗集中也有记载：

聚德堂开怀祖德，刧余零落苦霜风，拟栽三百梅花树，要补西南一角空。

再后来到了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的祖父陆致祥当家时，这毁坏的西南角才得以重建，当时已作为童养媳过门的我养母就是为建筑工人煮饭的厨师。所以此院前庭的西厢显得比东厢要新得多。我家就住在这西厢。

至于三座大院的最东边那一座，我第一次看到时早已被拆解，仅存一角，但从没有听说过究竟是如何被拆解的。族人都称此院的居者为“老房”（即兄弟中的长兄所居之处）。我养父母还说过，当三座宅院建成后，建造这些宅院的那位老祖宗高兴得在每座大院的厅堂上摆了酒桌，他从一座院子走到另一座院子，从一台酒桌喝到另一台酒桌。据陆时英的诗集记载，他的高祖父曾住聚德堂，可见这三座大院的建造者可能是其高祖或更早的祖上。

除了聚德堂以外，诗集还提到更多的宅院和建筑：霁春堂，逊志斋，含翠堂，南畇山庄, 南陔草堂，昆冈桥(跨新泾河,为陆时英的高伯祖于1747年所筑)，鱼池二, 澱池八口。这些建筑散布于新泾河东西两边。联想到我自幼生活成长在那里的村子原名“陆家圩”，可见陆家在此处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族、至少也是当地的名门大族，不过诗集中没有提到过任何祖宗有任何官职，看来都属于平民地主。据我的养父所说，陆家一族原自平原郡迁徙而来（查互联网得知平原郡现属山东德州），他还在一些农具、家具上用毛笔写上“平原惠记”（标明物主是他陆惠侬，连带写上了祖籍）。

但是上述“书香门第”的风光早已不再，记得听说过我的祖父陆致祥是以经营布业为生。我养父经商无能，曾经在上海一家运输公司打工，解放后失业回家务农，与养母一起耕耘八亩八分田地。我伯父陆仰颜应该也有差不多数量的田地，他曾是民国时期的“保长”，住在我家对面，即大院前庭的东厢。他儿子陆寿松（已在数年前过世）及其长女宝丽是与我最亲近的族人。聚德堂后庭也是陆家后代，但不知与我们前庭两家共哪一代祖宗，也没有族谱可查（像这样的大族应该会有族谱，可能在不知哪一次战乱或社会动乱中湮没了。）

我1944年来到陆家圩时，陆姓家族四户所住的聚德堂大四合院处于村子西北角，另一户“老房”住在东隔壁原四合院被拆解后仅存的一角（见上述）。村子里还另有三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孙氏，4-6户人家，同住在村子南端、靠新泾河西岸的另一个瓦房四合院内，有经商的或务农的或两者相兼，是村子内较富有或可能在当时最富有的一族。彭氏弟兄两户，住在陆氏“老房”再东面的草顶泥墙房内，也靠新泾河西岸。与南边的孙氏宅院相隔一片场地。万氏三兄弟住在新泾河东岸茅草房，与孙氏四合院隔河相对。相比之下，陆氏家族虽不是最穷的，也有人经商，但并不比孙氏家族更富有，不同的是仍保留着“书香门第”的遗风，见之于后来村子里只有我和我的一个堂侄（我堂兄陆寿松的长子）受过大学教育这一事实。

我养母娘家的李氏家族原居于上海市郊的松江府(今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我外公曾经营米行，或许还有其它事业，在当地很有些声望，故有“李半镇”一说。后来外公染上鸦片毒瘾，以至破产败落。他过世后，我外婆（本姓朱）为了抚养两子一女，只得出外为人打工，纺纱织布。大热天晚上蚊子多，她将两脚放在大瓦罐里坚持不停地纺纱。最终买得28亩田地出租维生，据说1949年后政府划成分，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所幸没有划成“地主”。大概土地都被没收了，所以她对新政权一直耿耿于怀，当其长孙参军时更是气得不行。由于家道败落，我养母七、八岁的时候就来到陆家作为童养媳。

养母虽然识字很少，基本上是文盲，但她具有一般文盲人没有的知识和能耐，如她给我讲过“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故事、和其它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她懂得针刺腹部某个穴位解除某些病痛，她多次帮村上产妇义务接生，我幼年时她曾用蟾蜍的一种体液作药料煮水替我洗澡、用以治愈满身奇痒，还有其他一些只有读书人才具有的知识。可惜她作为一个女子生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受到起码的文化教育，也就不能从书本中认识这个广阔的世界、学到更多的本领。如果她生长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凭她那坚强刚毅的性格和好学的精神，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女强人。

相比之下，我养父则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他读过初小，能打算盘、记账，还知道潮汐涨落的规律。我在家中看到过老式装帧的《济公传》，也看到过低俗的色情读物。那时家中没有其他人，书肯定是他的。虽然他心地并不恶，不会欺负人，只会上别人的当，但什么事都做不成，还在上海打工谋生时吃喝嫖赌，最后落到分文不剩、只得乞求在上海一家酱油店从学徒开始踏实打工一生的妻弟（即我的大舅，名李镇寰）借钱养家的地步，所以一向被亲朋看不起。因此，虽然在抚养我成长、支持我学业方面，他的恩德让我永世难忘，但在持家处世方面他不是一个正面的榜样。

我养父虽然处世无能，但在家里却仍摆出男尊女卑的架势欺负我养母。他们两人常常争吵，每次吵过以后互不理睬，过一两天才恢复交谈。这样的反复一直持续到他们终老。记得他还打过我养母，我当时年幼，只能将愤愤不平埋在心里。但是我长大以后，曾经从寄宿求学的学校写信批评过他，让他感到很失尊严。不过从此他们只有斗嘴，他再也没有动过手。究竟吵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常年寄宿在外，更是难得直接看到他们互相斗气，印象深刻到现在还记得的只有一两次），大概起因都是家常小事，但可以猜想养母难免有时会奚落他的无能和堕落糗事。不过养母并不常在我面前说他的不是，至多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起他们最近吵过架。至于养父的那些糗事，最初我肯定是从养母口中知道的，因为没有别人会告诉我。但那应该是在我成年以后，而且她从不重复唠叨，以至我至今都不记得她具体说过哪些话。可见她不是一个气量狭小、记恨记仇的平庸女性。

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童年时代的家教必然基本上由养母来承当。

2. 唯有读书高 — 不与“野孩”为伍

“书香门第”遗风的核心观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宁愿十年寒窗，不要辛苦种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是我自幼从养父母的家教中获得的求学动力，引号里的原话就是从养父那儿听来的。（同时，因为是领养的，怕被人看不起，所以养母经常鼓励我“要争气”、“要有出息”；“争气”、争“出息”的意识确实让我的动力翻倍。）这一错误观念只有到了实践毛主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向贫下中农学习、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以后，才开始有所转变。由于看不起农业劳动和农民，我虽然成长在农村，也在寒暑假帮家里做些农活，但养母总是不准我与别人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交朋友（只能与院子里同族子弟一起玩），说他们“粗野”，没有教养，喜欢说脏话骂人，与他们混在一起会沾染他们的坏习气。因此，我对农民、对真正的农民子弟的生活和思想，对村子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和变化，除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

如解放前一次放学回家路上，远远看到好像是一个带枪的人正在打另一个人，在心中深深地留下了可怕、“可恶”的印象，但因为不与人交流，所以无从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如，也是解放前，看到过一群马队在村上停留过，另有一次更有一批军人在我们家里留过宿，虽然心里感到好奇、纳闷，很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没有人可以问。

再如，解放后村子里土地改革时，我已经十岁出头，应该有点懂事了，但对土改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家家户户有些什么变化，是不是有谁失去土地、有谁分得土地，有过什么争执，我一概不知道。关于自家的情况，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我家有四亩水田、四亩八分旱地，土改时没有变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划定成分是“贫农”。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听到说东面隔壁陆家“老房”是地主，但也从未想到要打听他们原有多少田地，土改时被分掉多少（那家的男主人已不在家，因为已经参加革命，下文会详说）。还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听说过，孙家宅院里有一户是富农，后来被发配到西部边疆，但从未想知道为什么被划为富农、还被发配外地。关于村子里的土改，印象最深、至今不忘的仅仅是：在孙家宅院和彭家草房之间的空地上曾经搭起了舞台，请来一个越剧团，唱了一场“三请樊梨花”，以庆祝土改胜利。如果我与村上的“野孩子”有正常的交往，就不会对上述提到的一些该知道的细节如此无知。

对于后来的合作化运动，我知道得更少，虽然我家是得益者。我家没有水田耕作所需的耕牛、大农具、技能和体力。但是我养父有一点文化水平，可以帮助生产队记账算账；我养母心灵手巧，能做一些精细的手工活。如果没有合作化，他们无法以长处弥补短处，难免会每况愈下。而合作化则让他们的优势得以发挥，抵消了劣势。即使不能致富发家，也不至于愈来愈穷。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所以我在学校写出那篇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得奖小说完全是出于真心的拥护，但由于不熟悉其他农民的状况和想法以及具体生动的人际关系和可能有的冲突，只是凭空想象杜撰，所以肯定是缺血少肉、干巴巴的，不会有多大感染力（没有保存原作，现在无法检验）。

另外，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好静多思（这对于我的人生发展既有利也有弊），除了可能是天性如此以外，恐怕与少年时代缺少“外交”活动也不无关系。

3. “百善孝为先”

在伦理教育方面，养父既无资格，也没有这个企图。而养母虽然可能并不知道上面小标题这句中国传统古话，但“孝”道是她对我伦理教育的核心或几乎是唯一内容，她几乎从来没有说过持家待人处世的其他方面应该是怎样的。也许她认为只要读好书，不受农家孩子的“粗野”习气感染，就会知书达理。至于她如此看重孝道，我猜想，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她所受的家庭教育本来就特别强调孝道。再一个原因就是她担心我不是她亲生，因此长大以后对他们负恩不孝，他们到老年的时候吃苦头，辛勤养育我一场空。她常常指名道姓地具体描述，当地哪些当家的年轻人、尤其是做媳妇的，如何如何不孝、甚至虐待年老的父母公婆，很明显地流露出她的不齿和不安。好像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哪家的子媳在孝敬老人方面做得好的。

中国家庭伦理突出孝道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很正确、很必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对辛苦养育他的父母都不感恩、对年老而需要扶持的家人那么冷血，那怎么能指望他同情他人、善待众生呢？在家庭关系中，能够孝敬父母公婆者，也比较能够处理好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养母及其娘家的两代人（即我大舅李镇寰夫妇、一个表妹、两个表弟）就是很好的正面范例。

这一家本有两个负面因素：一是我的小舅李治寰因为受了刺激（后文还会详述）得了精神病，成为家里的负担。二是我养父的不争气，被大家看不起。但由于大舅和我养母践行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并感染到下一代，所以这个两代人群体在世风直下的近一个世纪中，虽然没有特别突出、足以惊世的事迹，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能如这两代人那样孝敬父母公婆、亲和兄弟姐妹，这个世界就会祥和得多。两代媳妇是“外来者”，他们不是成长在李家，受的教育可能不完全一样，因此器量大小不一，嫁入李家后难免增添了引起摩擦的潜在因素。为了有病的小舅不至于造成家庭的矛盾，大舅和我养母之间协商结果，让年老的外婆和小舅常住我家。大舅虽然并不富裕，但勤俭律己、勤俭持家，本来就经常在经济上接济我家，在贴补抚养外婆和小舅方面当然不会小器。因而陆李两家直到外婆和小舅故世都一直太平、顺利。在我的两个表弟和一个表妹（三人中最长）、和两个外来媳妇之间，虽然也有潜伏的不和因素，但由于大舅的榜样在先，子随父规，他们之间也很太平、亲和，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

至于我和我妻，在乡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名声是不差的，四方乡里都知道我们是孝子孝媳。实际上，我常年在外，无法陪伴侍候双亲。即使如此，在关心老人方面，我本应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只是当时没有那个觉悟。不仅如此，除了文革中连累他们、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吓和长期的不安以外，早些年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有一次整个寒假包括春节都没有回家，那是为了留在学校完成我自己设计的课外阅读计划，竟然没有想到当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的父母将会感到多么落寞、失望！

在这方面，我妻比我做得好得多。尤其是我离家后，她除了需要关心住在同屋的自己的老母以外，还悉心照料我养父。父亲住在乡下，她每隔三个星期都要去看望一次，有时还带着孩子。那时公交还没有通达陆家圩所在的华新镇，路程不短，但她不怕辛劳，都是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而去。只要她一到乡下，“陆家媳妇又来看望公公了”的消息就传遍四方。她还曾经将养父接到上海自己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待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她花在侍候我养父方面的精力，不比一般女儿花在亲生父亲身上的精力少，可能还更多。

4. 家族感情与小家利益：“小辈不介入长辈争吵”原则

继承着“学而优则仕”古老传统的、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书香门第家族，典型的居住方式是同一家族的若干小家庭居于一个或大或小的四合院中。但是这种传统在近代逐渐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到了上世纪中叶，大多已经破落。有的“沦落”成为小农，或兼小商，如我养父母的家族。有的在若干世代以前某个老祖宗经商成功，如我妻所在的李姓家族，已经搬到了大城市，如上海。但在外在形式上，两者都仍保留着典型的老式四合院居住方式。小家庭与大家族在利益方面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住在一个屋檐下就更难免磕磕碰碰。即使祖宗留下的田地家产每一代都分得清清楚楚，但总有一些无法分清而族内公用的地盘（如大厅）或大型器具（如织布机之类），往往成为争执的对象。在较大的人群中，总是有人大度、愿意克己奉公，有人小器、甚至损人利己，于是在小家庭之间会有纷争，但同时又受到家族情分的限制约束。认识这种现象有助于体认人性和人情、并举一反三地推展到对于更微观（如小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关系）和宏观社会关系（如家、国关系）中人情（即所谓“血浓于水”）的理解，乃至人性中对一切有情众生的惺惺相惜,同时利益的难以调和又会造成神经过敏、多疑、误会、或者冷酷无情，这两方面永远共存。

这里不谈我们四合院西北角这一家，一方面经常故意毁坏我家（西南角）竹园与他们场地之间的竹篱笆、将界线向南推移，还挑拨我养父与养母吵架（养母说他“耳朵软”），一方面仍在养父年老有病时如何关心、照顾他；也不说东北角这一家与东南角的我堂兄嫂之间的矛盾 -- 这里将重点说说我们前院两家的关系。而我的被领养则是这一关系中的重头戏。

按中国传统，如果一对夫妇没有子女，常常通过过继或立嗣,即立辈分相当的侄子为嗣子，作为抚养无子女长辈老人的责任人及其财产继承人。在我养父母的情况下，过继我堂兄陆寿松，立其为嗣子，则是第一选择。而且我养父非常喜欢我堂兄，即使在领养我以后我堂兄嫂仍然尊称我养父为“小伯伯”，可见双方关系之亲近。但是我养母心里并不放心，我不知道是对谁不放心。我想养母不会是计较田地房产最终归于谁，而主要是担心到了老年得不到很好照顾。

因此，虽然我养父母与其兄陆仰颜夫妇有不和（我不知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疙瘩），但养母的“不放心”应与此无关。而我堂兄是一个非常厚道之人 -- 他是长兄，比我大二十岁左右，但我每次从寄宿的学校回家，一般不会想到去院子对面厢房里去看他们，而总是堂兄主动过来与我闲聊。而我堂嫂似乎比他有城府，或者这是我养母的看法留给我的印象。她私底下给我堂嫂的绰号是“小九归”，意思是说她善于打小算盘、精明算计（不记得有什么具体例子可以证明，除了养母曾经说她故意将家什杂物放到大厅的我们这一边，挤占地盘 -- 也许这只是神经过敏造成的误会）。不过，堂兄平时每个星期有六天不在家，而是在数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帮人做会计，自然不管家中日常事务。所以堂嫂是家政的主持者，与我家的磕磕碰碰也都与她有关。所以养母不放心的大致应该是她。

但事实上，不但我最初来到陆家是由我养母和堂嫂两人（他们年龄相差不多）结伴轮流将我从数里外的黄渡镇抱到陆家圩的，而且此后我也没有感到堂嫂对我有任何歧视。即使在后来养父母与堂兄嫂有争吵而互不理睬（下文详谈）的情况下，堂嫂也没有对我有任何怨恨的表示。例如，我养母过世时，她暗中将奠仪偷偷地塞给我，我说我不当家，是父亲当家，她才只得收回。她也没有阻止其成年女儿一家与我们密切交往。我来美后难得回国看望他们，有一次她已年老有病，我向她告别时，她泪汪汪地说：“小阿叔（她一贯随子女的口气如此称呼我），这一次你走后，不知我们还能相见吗？”她真情的伤感流露令我深深地感动。总之，养母对堂嫂的不放心看来是多余的。（这可能与上文提到过的她对很多人家的子女、尤其是媳妇不敬父母公婆的深刻印象有关。）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养父母对堂兄嫂（或者主要是养母对堂嫂）的不信任始终存在，这可能是后来导致与堂兄嫂翻脸的直接原因：我养父母居然愿意将自家的部分竹园借给孙姓的一家，让他们砍掉竹子、建造住房。这被堂兄嫂看成是让外人侵入家族祖宗留下的产业，因而竟然以牙还牙，不打招呼就在公用场地的西半部，即我家南墙外、南窗下原来空旷的场地上种上了蔬菜，变成了他家的自留地。我养父母自然怀恨在心，但也没有办法，于是两家成了互不理睬的冤家对头。直到多年后，那时养母已不在人世，孙家另造楼房、归还竹园地基，堂兄才主动与年迈的养父恢复和好。

自那以后，我家与堂兄嫂和他们子女的来往就更加自在通畅了。如今与我家联系最多的堂侄女宝丽告诉我，她家每次祭拜祖宗都给“公公、阿婆”（即我养父母）多放两双筷子，还特地“招呼”他们入座。

之所以利益冲突和争吵没有完全断绝两家之间的联系，那是与这样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分不开的：我养母经常提醒我，小辈不要介入上辈的不和，不管上辈之间如何争吵，小辈对于长辈一概要尊敬如常。不知这是不是陆家的族规，或者甚至是中国传统中的一条伦理原则或习俗（不过从来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原则）。无论如何，从我们家族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这条原则在维护族群内部的大致和谐和正常传承方面的正面作用。提高来看，这种不把矛盾、对抗绝对化，而力求保持动态地将全局关系引向平衡的传统，也许正是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绵延不衰的深层原因。

5. 大社会意识之开启：涉及身边人事

大社会意识是指对于肉眼视界以外的事情，具体说来就是自己家族、村子以外直接看不到的社会现象的认知，对于村子这个小天地与大社会之间的关联的认知。这种认知可以通过广泛的参观旅行或者书本阅读（或者通过其他的视听途径）来达到。这种认知机会，在国泰民安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开启得很早。

但是，我既不幸又幸运地在刚懂事的幼年就听说到身边的一些人事、让我对当时纷乱不宁的大社会有所感知。这也许是我日后对涉及大社会的大是大非始终比较关切的初始动因吧。这些人事涉及陆姓的三个人、孙姓的一个人、和寄住我家的小舅。

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养父、和住在同院东北角的我的一个远房堂兄、还有住在我们院子东隔壁那个残存四合院一角的我的一位叔公，他们三人为了挣钱外出贩米，大概是从乡下四处收购大米，再租用船只运到上海贩卖。不记得是什么原因结果失败了，整船大米被抢走，反而欠了别人很多钱还不出来，于是只得出逃。在走投无路之际，那位堂兄和叔公在外参加了新四军。（当时人们只能偷偷地提到“八路”、“新四军”之类的名词，不可大声议论这类“禁词”、“禁闻”。）但是我养父被家人不知怎么样从外面藏身处找了回来。我不知道欠账之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大概与养父没有直接关系，不了了之吧）。后来那位叔公解放后曾任山东济南市党委的财政部长。（他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他的妻子好像早已改嫁。他的两个儿女解放后回到了他的身边。其女儿后来在美国还和我有过联系。）我的那位堂兄在解放军解放上海途中离开部队回了家，还在我家隐藏了一段时日。他出走时留下的两个男孩都早已夭折，回来后又生了三个女儿。

另外，村子里孙姓宅院内也有一人离家参加了革命军队，其情不详。只听说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市公安局长。

关于小舅的故事则具有悲怆的戏剧性。他为了捐资购买大炮、同时准备亲自去前线参加抗日，竟私自从他在那里工作的一个不知什么单位偷拿了一笔钱。可是事情很快败露、他被家人找到后硬拉回家（找到他的是我养父）。巨大的舆情压力和内心挣扎，终于令他精神奔溃，再也没有恢复正常理智，直到未老先亡，亡于肝病。记得他的一个精神强迫症动作是不时地、不停地在脸盆里洗手，似乎总是洗不干净。其实当时应该放他出走、暗中帮他实现所愿。尤其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凡夫俗子，而是有所见识的。还记得他曾半正经、半玩笑地（用上海方言）说过“列宁就是‘劣ning’”（上海方言的“ning”这个音可以意为“人”）。如果让他出逃去参加抗日，也许既能让他实现抱负，又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现在这样的结局真是一个多么令人唏嘘、又慑人心魄的大悲剧！

6. “争气”教育：心理平衡

纵观我的童年家教，一根主线就是“争气”教育。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养母这位教育者，她是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强者，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弱者心理的（客观上的）“弱势者”。她出身贫苦，还未成年就当了人家童养媳。丈夫又无能无德，被人看不起。又无子女，只得领养别人家的孩子。总之，客观上我养母处处矮人一截。但在性格上她是一名强者，她从不向自己的弱势处境屈服，而是尽一切可能力争上游。用她的常用口号来表达，就是“要争气”。她不但（我相信）以此默默地激励自己，还以此教育和鞭策我。对我体现“争气”的具体要求就是两条：读好书，孝父母。这两条等于是她与我在“争口气”的共同目标下所订立的一个契约。说是“契约”，不是故意要抹去我和养母关系中的情义因素，而是“情”的因素一开始并不强，或几乎不存在。记得养母后来坦率地对我说过：其实她本来并不喜欢我这样一个孩子，因为并不感到我有什么可爱，而且走起路来脚又一拐一拐的。所以她从来没有要抱抱我、亲亲我的冲动。她能对我这么坦率，不怕得罪我、影响我以后对她的态度，这当然说明，经过若干年月的共同生活和相依相惜，我们之间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情谊已经相当深厚、可靠。同时也可以说明，我们之间的“情”主要来自“义”，而这个“义”的内容主要就是她先抚养我长大、我再扶持她养老 -- 这实质上就是一纸契约。

为了实现契约所要达到的“争气”这个目标，养母可以做到铁面无情，对我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孩子年纪小的时候，不懂事，适当动“粗”，在不伤筋骨的地方打几下，在中国传统中对于父母、老师并不是禁忌，不像在美国那样大惊小怪，被看作是犯法，还要为此坐牢。（而且，中国自古习俗是用板子打孩子手心、屁股，不但不会伤筋动骨，而且实际上是拍打了经络穴位、有利于增进健康。再说开一些：中国传统惩罚罪犯的“打板子”、“老虎凳”只要不是做得过分，虽然让人痛苦一时，但同时也是替犯人“拍打拉筋”、有益于身体，至少不会从根本上伤害身体。当然最好是禁止体罚虐待，以避免权力的滥用。）

在养母管教我的实践中，从来不是平心静气、按部就班地打几下手心或屁股，那可能显得太文雅了，而是一旦“火上心来”（养母惯用语）就随处找一根细竹棍之类(细竹棍致痛而不伤筋骨)，对着我的手臂、腿脚一顿抽打，边打边骂（但从不像很多村民那样骂粗口，而是骂为什么不按她的规矩这样做、那样做）。她会对人辩解说“筷头上出逆子，棒头上出孝子”。事实也确是如此，数十年后一胎政策下的“小皇帝”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我养母没有因为我不是她亲生而怕别人说她虐待我，她也不怕引起我反感而对她不利，或者即使有所担心、但愿意冒这个险，也许她认为不如此管教的风险更大。可见养母性格之泼辣、刚毅，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而我也确实从未因此而恨她，知道她是为了让我“争气”、“有出息”，对我、对她都好。这种挨打的情况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次：

一次是贪玩，放学后久久没有及时回家，让她很不放心，于是她沿着我上学的路线寻找，结果发现我就蹲在田间的泥路上与一个“野孩子”玩什么游戏，玩得一身泥土，令她“火上心来”，于是她伸出手来，一把拉着我一只耳朵，将我拖到家里，接着一顿好打，直到我求饶、保证不再犯为止。

另一次是我九岁时生了那场重病初步康复起床后，被告知暂时不能吃鸡蛋等食物。但有一天，嘴里实在馋得不行，禁不住偷吃了鸡蛋。我是“明知故犯”，于是就讨来一顿打。

应该说，养母对我的争气教育基本上是成功的，充分激励了我的上进心，我的学业始终是名列前茅。但也有副作用，主要是因为没有关于“保持谦虚谨慎”的教育加以平衡，所以我自幼就滋长了较重的名利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出风头习惯，在学校课堂上常常抢着举手回答老师的提问。而我确实思维比较敏捷，尤其是在数学课上，也可能因此而招来过同学的嫉妒和霸凌。关于那种现象可能属于霸凌，是数十年后我回想起来才意识到的。印象深刻的也有两次：

一次是在嘉定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与几个同学在玩荡秋千。因为年纪尚小，个子还不够高，独自爬不到秋千的座板上，就让两个同学扶我上去。但是突然他们两人同时撒手，将我重重地一屁股摔在地上，还记得当时撞击得心头一阵疼痛，所幸疼痛很快就消失了。

另一次在苏州高级中学时，那个来自上海的、高高的、一贯有点油腔滑调、吊儿郎当的赵姓同学，不记得借着什么由头，他用双手捧住我的脑袋往墙上连续撞击数次，不过好像没有造成多大痛楚或伤害。现在看来，那很像是出于嫉妒的霸凌。

同时，我的小出风头也许比一般男孩子更多地引起过异性的注意。现在还记得，在黄渡镇小学读高小的时候，坐在前排的一位也是陆姓的小姑娘经常回过头来看我。又在安亭师范初中部上学的时候，一些淘气的男同学们，经常将一个女同学的名字跟我的名字连在一起，像唱歌一般用当地方言喊叫：“叶粹绿-陆寿筠”（在方言里，这两个名字颠来倒去刚好几乎是谐音）。我当时并不以为然，也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戏弄我们。后来长大以后猜想大概是当时这位女同学对我的注意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这些尚未成年时的小故事反映了人的天性常情，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姑且当作笑料吧。

不过我的名利思想、风头主义并没有发展到成为行动的首要动力，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追求权势和财富的野心，而只是由于客观上处于比一般人不利的地位处境、形成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自卑心理、因而自发地需要张扬自己的某种优势以求得心理平衡。（我养母的“争气”意识大致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的这种张扬就表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风头主义。这种风头主义不仅表现在课堂上，也在文革的叱诧风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我心里的潜台词是：别看你们平时看不起我，现在轮到你们对我刮目相看了。

7. 从“争气”到争大是大非

我虽然好出风头，为了终于被刮目相看而得意，感到终于出了一口气，但即使在文革那种充满“冒尖”、“出线”机会的浪潮中，我始终将大是大非的考虑放在第一位。我是华东师大全校数一数二最早“造反”的青年教师，当时造反派“校文革筹委会”（与官方筹委会相对立）成立时的宣言书就是由我在全校大会上宣读的。后来有人提议我进入校筹委会，但是我觉得自己对于校部情势的了解和自己的活动能力非常有限（我一贯追求踏实、严谨的思考，不搞清情况，不想清楚，心理就不踏实，因此不喜欢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我感到不能胜任此职，于是就推荐另一位造反派战友进了校筹委会（后来他成了与“保皇派”合流而与我对立的极左派头头 -- 文革中的所有极左恶行都是由在朝的上上下下权势打手煽动起来的）；我只接受了外语系筹委会常委一职，直到因为抵制和反对文革中种种极左恶行，而在“一打三反”清算运动中，被“四人帮”的追随者贼喊捉贼地打成“极左反革命小集团坏头头”、撤销在系革命委员会内的职务为止。

我的名利思想没有逾越大是大非的界限，也没有发展到投机取巧、不放过一切“冒尖”、“出线”机会的程度，这在以后依然如此。自从1986年移居美国以来，这种可以利用的“机会”还不止一次。不但美国反华势力企图收罗我进入他们的圈子，通过一名很可能是中情局特务的大学教授，要我帮他们译编所谓中国当局迫害科学家的书面刊物；而且中国国内的一位好友也曾经试图在我与当时上海市长（后来成为中央领导）之间，通过这位领导的亲戚、也是我这位好友的老师，牵线搭桥。来自这两方面的诱惑，我全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而且，在这位领导人曾经访问旧金山、向这座姐妹城市当时的市长赠送一批书籍时，我就在同一间室内准备为陈列这批书的有关机构整理这批书籍，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趋近高级权势者的双重好机会，没有想过要走近这两位市长作一番自我介绍，为日后铺设门路。因为我曾经对那位试图牵线搭桥的好友说过，我不想高攀。

我带着对于国事的深深失望来到异邦，只想踏踏实实地对宇宙人生、社会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作一番认真的思想探索，希望找到一条真正能够实现社会正义、为国人和人类带来福利的现实道路。经过最初十年试图从西方学术中找寻出路的努力让我同样失望以后，是国人久违了的老祖宗的家传（道释儒原典）让我豁然开朗，用一种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观涤荡了胸中积压多年的怨愤之气、也涤荡了自幼滋生的名利思想、风头主义，开始自我警惕，但也不因某些人将我的思想探索误解或曲解为“名利思想”而放弃对于真理、对于大是大非的追求。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对这些年背井离乡的艰辛生活有否懊悔过？”我仔细地思考了一番，感到：如果我没有离开那个让我纠结的地方，很可能难免继续受到压制打击、而在思想上又不能像身居异邦那样超脱，因而有可能无法进行思想探索、甚至可能陷入沉沦而放弃思想探索。如果我早有机会接触老祖宗的超脱思想，也许我不需离乡背井而可以得到同样的探索成果。但是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这个“如果”只是假设，不是现实。我没有那个福分。所以我对走过的路毫无悔意，觉得是值得的。

http://www.xinfajia.net/16232.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9 18:08:20

三、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走向文革

1.冰火两重天

关于解放前我与家人所受的苦难，和解放后翻身、求学、感激、振奋的种种曲折故事，前面已经一一说过。总之，解放前后冰火两重天，乃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我的遭遇决不是偶然的例外，而只是千千万万“翻身”故事中的一个罢了。历史的是与非往往纠结在一起，不容易分清，但是必须分清。后日之非决不能用来推翻前日之是，而是要找出前日之是如何变成了后日之非。

但在进入更加严肃的话题之前，先回忆一些比较轻松的生活花絮，对于自我认知，乃至对于认识世界也许不是多余的。不过前面说过的就不再重复。

在黄渡镇中心小学读高小时（应是1949年解放前夕），就已经学过英语，记得课文非常简单，其中一课就重复这样两句话:I am a big boy. I open my book. 还有，那时第一次看到汽车，那是一辆公交式的大汽车。当时它远远地似乎向着我站的地方慢慢地移动着，与我相隔还相当远，根本不用管它，可是我惊吓得急忙跑开，怕被撞着。

在嘉定县中读初二时，第一次看到电影,影名《方珍珠》。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只记得好像一群人举着椅子之类打架的混乱场面。说到这里，想起我养母曾经讲过她也看过一次电影，记得有一只猫被人追上屋顶之类的情节。

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属于闲谈的细节，那是因为我常常感叹，我们这一代见证了中国（尤其是乡下农村）从晚上点油灯、或干脆摸黑上床，亲友间相互联络的唯一方式是顶着烈日或寒风走路上门，到当今一人一个手机的电子信息时代，这一跨越百千年的历史巨变，居然在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实现了。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必须牢记，为之付出代价的是千百万的先烈和其他先行者们，我们这些后来人都是切切实实的受益者。真心希望那些斤斤计较个人一时得失、无视人类整体命运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三思。（当然，其中有少数人，他们只顾自己过得安乐自在、甚至骄奢淫逸，至于社会大多数人过得怎样则与其无关，只要有一套可以冒充“普世”的说辞让他们感到心安理得，管它什么历史缘由，前因后果，只要我看不见、听不到，管我什么事。对于这种人，上述感叹是打动不了的，那就让历史去跟他们计较吧。）

回到我的花絮，在安亭师范初中部的时候，还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在音乐课上，有一次老师在风琴上弹了一段极简单的乐曲，要我们用简谱写下来，可是我根本分辨不出哆-来-咪-发-唆-拉-西这些不同的音，真的是对牛弹琴。这当然与我没有音乐环境熏陶有关，但也与我的个性有关。按照人的大脑左右两半分工的理论，我的左半可能比右半发达得多，因此较善于严谨的抽象逻辑思维,而不善于自发感性较强的艺术领悟、模仿和表达;还习惯于井然有序、讲究效率的行事安排, 而不喜欢随性无序、没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有时还显得过于呆板，缺乏随机灵活性。总之是严谨有余而潇洒不足，思想表达也不够活泼。（而我的“另一半”却恰恰相反。我们两人刚好是两个极端，好似家庭这个“大脑”的左右两半。）

我的个性的另一个特点是好静、好思、少动、体拙（身体机能、动手能力都差）。我不记得上小学、初中时是否有体育课，但进入苏州高中后上体育课我总是在“体弱组”（幼年营养不良也是一个原因），因为跑、跳、打球之类我都不行，显得非常笨拙，因此只能做些太极拳之类的轻柔动作。后来在复旦大学时也是如此。但是，在初中阶段，我似乎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不好动，那样“娇贵”。我清楚记得我曾经被挑选参加一个由七八个男女同学表演的舞蹈节目，在学校舞台上演出过。其中一个动作是将左手掌放在半举的右手肘下，代表一座灯塔，配唱的歌词是“你是灯塔。。。”（“灯塔”好像是象征当时政府发布的某个重大举措，如总路线之类。）但是这种事情以后再也轮不到我了。

2. 大政治中的小政治

我对于历史是非的自觉、独立的思考，那是数十年以后的事了。当初只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认识，而后在理性上则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地接受灌输；尤其是关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只能以当初那种基于感性直觉的、对于最高领导的信赖，努力去克服同样是直觉而感性的、却被告知是错误的思想。

我从高二升高三的1957年，后来才知道是共和国历史上发生重大政治曲折的一年，而我们班上一批关心班级小“政治”的同学们差一点卷进了社会大政治的漩涡。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们一些同学对班级工作、主要是对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意见，就自发地以茶话会的形式聚在一起谈论起来。最后决定当时的在场者正式成立一个组织，以当天的日期4月24日命名为“四二四社”，在班里出墙报，每个成员都要写稿；为此，每个人还起了两个字的笔名，第一个字一律都是“初”，如我的笔名为“初华”，大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势。后来在暑假里还办了（刻蜡纸的）油印刊物，寄到每个成员的家里。文章也不仅是关于班级工作，而是扩大到文艺创作。但不久，大概是班主任吧，要我们解散“四二四社”，停办墙报和刊物。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老师当年的苦心，因为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果不及时刹车，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说不定真会闯下什么大祸呢！这不是虚言，因为“尚未成年”这个事实决不是免“罪”牌。虽然当时不给高中生正式戴“右派”帽子，但据知，我们的班长毕业后是作为右派分子对待的；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我们不知道他说过或做过什么因而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所幸我们“四二四社”与他毫无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主动关心集体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本来应该因势利导，加以爱护、鼓励和提倡，当然也要引导，而不是“刹车”了事。因为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正是未来成熟公民的必要素质，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基，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希望所在。仅从这一个角度，也可见，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关于学校的反右，我当时还听说一件事：一位数学老师（或许是针对报喜不报忧的风气、用的是讽刺的口吻吧）说“解放前我们生产0架飞机，现在我们可以生产N架飞机，所以我们的飞机制造业增长了∞（无穷大）倍”，因而被划成右派。

3. 事实败于“权辩”

反右以后是大跃进、全民土法炼钢、农田深耕密植、学校教育革命，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然后是关于“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教育（当时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想到上层会有那么尖锐的斗争），这些都是我大学生活的内容了。

1958年，我通过高考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但我们年级大多数学生是从毫无外语基础的青年工人中选拔出来的，还有少数从机关干部中选拔的“调干生”，像我这样学过外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极少数（不过在这以前中学也只教俄语）。那些青年工人和调干生大多三十多岁、已成家、甚至有孩子，多数是党员。但是在那个年龄、在那样缺乏外语元素的环境中和技术条件下（例如磁带录音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从未接触过外语而从a、b、c开始学英语，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场不小的挑战，可以说非常辛苦。他们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的说来效果并不理想。（不记得以后是否再这样招生，好像没有。）如果这种招生方式只是作为一种权宜性的临时措施，也许有其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理由，那也无可非议。但如果是作为教育革命的一种尝试、一种创举、一种方向性的先导，那就恐怕有点“左”的简单化了。而这是与当时的大气候完全合拍的。

开学第一个月，我们没有上课，而是在校园里参加“土法炼钢”：用的是一个个比当时烧菜煮饭用的煤球炉稍大的炉子；不知道用的原料来自何方。但在家乡我听说过，人们将家里的锅子、门上的铁销等都拿出来炼钢了（或许是因为当时农民都上集体食堂敞开肚子吃“大锅饭”，就不再需要小锅子；因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夜不闭户，因此门上铁销也不需要了）。也不知道这样炼出来的“钢”究竟派了什么用场。但是后面将会读到，有的老干部因为说了那时炼的是“豆腐渣钢”而被定为“严重右倾”，而且在文革中因此而再次遭到批斗。

后来，记得有一次下乡劳动，当时提倡“深耕密植”。“密植”没有看到，但“深耕”我们是亲自做了，只记得把深层的黄色僵土全都翻到了表层。后来据农民说，这样瘦瘠的僵土根本长不出庄家。问题是：当时有经验的老农心里肯定不赞成，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阻止？直到文革时期，知道了上层曾经有过“反右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虽然“卑贱者最聪明”，但毕竟还是人微言轻啊！

还有，为了表现“干劲冲天”的“大跃进”精神，上面让我们学生在晚上进行大扫除，全校灯火通明，半夜里还有香喷喷的白馒头当夜宵，真是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太阳高照了，反而还在床上睡觉；睡不够，整天人就昏昏沉沉的，同学们说我走路都在打瞌睡。中国有句俗话：一夜不睡，十天不醒。千真万确啊！我心里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晚上做事、白天睡觉？但那是当时的大气候，谁敢流露丝毫的质疑？

还记得在那些“放卫星”的日子里，曾传出复旦某专业放出了“成功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卫星”。不过后来听说这次成功无法重复，因为没有记录有关的数据。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里插一段后来听说的、关于当时华东师大全校学生突击通过劳卫制体育标准的“大跃进”运动。劳卫制，全名为“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模仿苏联体育锻炼标准而制定的一套在学生和青少年中广泛推行的体育锻炼制度。据说当时师大学生不分昼夜地奋战在运动场上。有的人实在吃不消，但为了通过标准、集体“放卫星”，就由两位跑得快的同学在两旁扶着他的肩膀，就这样六条腿一起冲向百米终点，最后也算是通过了。另有一位学生觉得这样蛮干身体受不了，也感到很荒唐，于是就喝了一杯温开水，立即跑去医疗室，量了热度，让医生开了一张“发烧”病假单，回到市区的家里痛痛快快地睡了个够。她就是后来我的“另一半”。

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们相信那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虽然猪肉已经吃不到了，但政府对大学生还是较为照顾，时而还有猪尾巴供应。因此曾经在校园里看到过一张漫画，画的是猪八戒的徒子徒孙们都是没有尾巴的，因为它们的尾巴都被我们吃掉了！不知道这幅漫画的作者后来有否被查出、有否遭到清算。因为营养不良，当时很多人脸上出现浮肿。但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事关国家的颜面，供应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当时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全国会有多少人死于饥饿。

明摆着的件件事实不能不让人们对于那种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浮夸风、过早过激地实行“一大二公”的“共产风”产生怀疑、反感、责难。于是就开始进行关于“三面红旗”的思想教育，实际上这种教育不是以事实为基础，因为根本没有将这段时间内做的事具体地摆一摆，看是不是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原则，而只是搬弄一些“左”的、八股文式的意识形态词句。尤其是我们在毕业时的“自我思想鉴定”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认识更是不容回避的重点问题。不检讨自己认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错误思想、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就不能过关。现在看来，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小百姓不得不接受上面的说教，一半是出于天真的盲信、一半是出于无奈的服从。

我毕业的那一年，刚巧华东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从四年制过渡到五年制，因此这一年没有毕业生可以留校（往常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择留校），于是我被分配到师大外语系公共外语理科教研室，到数学、化学等系教学生英语，直到文革开始。在这三年中，一切顺利，思想平静。唯一的大事件是全国各地轮流进行的“社教”或称“四清”运动，学校也有少数教师、干部被轮流指派参加工作队。我当时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好事，但想不到一个巨大的社会风暴正在被加速促发之中。

与此有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的“春节座谈会讲话”，尤其是下面这两句：“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当时用的是苏联的五分制），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因为这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在做学生时就是这样做的（虽然我基本上每门课都是五分），却不知道这是在为翻天覆地的文革作舆论准备。（至今我仍然认为那个讲话中的教育思想是正确的，而文革后教育界的主流完全是与此背道而驰，是在坑害下一代。

总之，一方面是对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党和领袖的虔信，一方面是对于政治思想领域内权力专断的潜在反感（只是“潜在”的，尚未浮上意识的表层）。同时，思想又非常天真、单纯、幼稚，从未想到过党政领导的上层会有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当时我们班上曾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党员学生私下嘀咕说“政治是肮脏的”，我对此不能理解），在下意识里总以为一些看不惯、想不通的政治现象只是下层干部的问题（但也足以让我不想加入这样的党，宁愿做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正是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像我这样的一批人在文革中及以后的思考和行动，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虽然是十分有限地）影响着文革的进程和结果，或者说，从一个方面书写着历史。

四、十年文革：反极左成了“极左坏头头”

1. 背景说明

笔者曾是文革运动在基层的积极参与者，现在感到当时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未来会有所启发。因此写下这段回忆，希望能作为万民演绎和解读文革这一历史大篇章中的一个细节，为后代留下一点见证。本人原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一名普通青年教师，当时年龄才二十七，教龄三年，属于不担任任何干部职务的“群众”；但由于深深卷入运动，成了该系的一名头面人物。当时我的绝大多数活动基本上都在该系的范围内，因此这篇回忆也是该系文革中主要事件的真实记录。现在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回过头来继续思考当时的经历，认识又有所加深。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出于对历史和未来负责，文中所述的主要内容都有当时的（和少量后来查到的）文字记录为凭。但由于文中所涉的人物大多还健在，为了避免令他们感到尴尬，因此尽量不提人名；必须提到人名的（以便于前后文字的连贯），除了全校皆知者用真名以外，其他一律以拼音字母缩写代表。必须说明，对于在文革中曾经处于对立地位的任何同事或学生，本人早已不再怀有一点点怨恨；现在将事情公开出来，只是作为大历史的一部分看待。

（回忆中时而插入现在当下的评论，将置于方括号【】内。）

（一）文革前校系党政和教学组织结构

   当时学校设有中文、历史、教育、政教（政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系，还有图书馆、医务室等平行单位。外语系下设英语实践、俄语实践、理论（语言、文学、教学法）、公共外语理科、公共外语文科等教研室，还有资料室等平行单位。本人属于公共外语理科教研室。

当时只听说校长年事已高，本人从未见过。校党委书记和若干副书记兼任副校长。

外语系总支书记空缺。三名副书记和一名兼任团总支书记的总支委员，原来都是本系学生干部，毕业分配留校后逐步提升上来的，因此都较年轻（文革开始时约三、四十岁上下）。系主任和人事副系主任都兼总支委员（都较年长，当时四、五十岁上下）；另有两名负责教学的副系主任：一名非党员，更年长（统战对象）；另一名是党员，较年轻。所有正副系主任都不是本校毕业生。

各教研室设业务主任和政治主任各一名：前者大多为非党员、而年龄和业务资历都较长；后者为较年青的党员教师，业务水平大多平平，甚至较差，多数都差于同年资的其他青年教师。政治主任多数也是本校毕业后分配留校的，因此，与其他政工人员（总支副书记、学生政治辅导员等）大多是同学关系，其中还有四对夫妻。据当时外语系一位总支副书记、实际上的第一把手MXH后来在文革结束后（1985年1月23日）系整党大会上说到自己：“长期来受左的影响，1955年未毕业就留校，参加肃反、反右、62年阶级斗争、64年四清。盲目服从、崇拜上级领导，怕犯错误，宁左勿右，【认为】反领导是错的”（根据本人当时笔录）。

其它各系政工和教学行政干部队伍的构成与外语系大同小异。

（二）全校、全市相关重大问题和事件

我在文革中的活动虽然大多在外语系，但在全校性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明确的、公开的表态，乃至行动；对于全市性的某些大事件在思想上也有或共鸣、或抵触的反应，乃至私下或公开的表露，个别事件还有参与。由于这些问题和事件与外语系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有必要首先加以简单的交代。

1. 全校性的主要争论问题

（1）关于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的问题：他在文革前已升任市教育卫生部长，曾被派遣参与北大社教运动的领导班子工作、后来处于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聂元梓相对立的立场、因而卷入了中央最高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常溪萍在担任该校党委书记期间，平时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毫无架子，师生都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常校长”。在政治上他的组织观念很强。【那时候的所谓“组织观念”，就是紧跟上级，往往是盲从。】他离开该校不久，多年的领导工作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校各级党组织政工干部的政治素质以及在文革中的表现。文革初期，北大“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主要作者聂元梓送来另一张大字报，说常溪萍出卖了北大社教运动。于是，反”还是“保”常溪萍成了该校区别“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分水岭。开始时，绝大多数政工干部都是“保守派”。我是全校最早公开支持造反派学生揭批常溪萍的极少数教师之一。

（2）关于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亚朴的问题。他曾在50年代后期因说过大跃进全民炼钢炼出的是“豆腐渣钢”等言论而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被定性为“严重右倾”。文革初期即遭到批斗。后来在酝酿实行“三结合”（群众组织负责人、军训团/工宣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建新权力机构时，被一部分造反派提出要解放、结合他进入校革命委员会，但受到军代表的反对。后来（文革第二年），王亚朴以及支持他的群众组织（名为《审王兵团》）、其中包括外语系我这一派的一些教师，被作为“右倾翻案”而遭到审查、批斗。

   2. 全市文革中的相关大事

（1）“解放日报事件”: 1966年11月25日，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来沪鼓动造反夺权的聂元梓在这次大会上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领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等口号。会后，“红革会”要求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红革会”主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成了这次大会特刊。11月27日、29日，“红革会”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社，要求将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被后者拒绝。于是“红革会”400多人于11月30日凌晨占领报社，强行阻止《解放日报》发行，当时我也在其中。整个过程有推挤，但没有武斗。

（2）“红卫兵破四旧”：1966年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实际上是被煽动起来的，煽动者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名义上是监督红卫兵的上层组织“联动”等极左势力，实际上是假左真右的文革破坏者】，从学校“杀”向社会，破“四旧”：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禁止出售高档商品，勒令咖啡馆、弹子房、珠宝/古玩商店停业；剪“小裤脚管”、“大包头”、剁“尖头皮鞋”；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砸碎建筑物上的雕塑、石像；抢占原工商业者（资本家）的住房，禁止私人开业，打人、抄家，有的当场揪斗，抄家对象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教师、干部等。该校外语系至少有两名教师受到冲击。为此，我曾代表系红卫兵组织去其中一位老年教师之家贴出告示，对外宣布该住户不是“牛鬼蛇神”，不准冲击。系学生造反派头头也曾带领若干名红卫兵去另一青年教师【我妻李XX】之家（其父为资本家），阻止了一些中学生企图用棍棒打死该教师（“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避免了一场惨祸。【可见，造反派也不是全部或自始至终干错事、坏事，干了错事、坏事的也不一定全是“造反派”。】

（3） “炮打张春桥事件”：1967年1月28日，“红革会”抓住张春桥在历史上化名狄克写过反鲁迅的文章，准备举行20万人大游行，掀起炮打张春桥的全市性高潮，为中央文革和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所阻止。

（4） “砸‘联司’”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的“工总司”派出上千辆卡车、十多万工人，介入上海柴油机厂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冲突，拉一派、打一派，大搞武斗、狠砸“联司”。（现在知道，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在这之前的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民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

我等私下同情红革会和联司，成为日后受迫害的两条“罪状”。

2.焦点纪事

第一阶段：1966年6月初 - 8月初揭批教师和教学行政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

“……解放１６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6月3日校内出现批评校党委书记姚力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外语系电化室一名青年职工贴出的，也有来自北大的。随即有更多反击的大字报“保卫校党委”。全校立即笼罩在一片1957年“反右斗争”重演的气氛中，批党委的声音立即消失。

6-7月系总支公开动员贴教师大字报。接着揭发中老年教师、“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如满天星斗，内容有：历次运动中有过结论的问题及相关档案材料；平时或课堂教学中“宣扬白专道路”、“不突出政治”、“智育第一”等“错误言论”和做法；也有捕风捉影的“反动言论”（例如，一位语法课教师，在有新闻报道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那几天，刚巧教“情态动词”的用法，在例句中有“Can I believe my ears? ”意即“简直难以置信”【其实并无质疑之意】，于是有大字报揭发说，这是散布对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怀疑情绪）；而且往往轻易上纲上线，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吓人高度。令有些教师惊慌失措到极点，以致有一位老年教师曾试图在家上吊自杀（这次未成功，但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还是跳楼自杀死了）。

同时，系总支三位年轻副书记MXH(黄XX)等和总支委员兼团总支书记YTJ（金XX），乃MXH的丈夫）暗中动员各教研室党员政治主任（多数是他们的老同学、配偶）贴大字报，揭发三位党员正副系主任QM（1938年老干部马X）、YZG（学生运动出身的地下党员，人事副主任顾XX）、ZZZ（较年青的教学副主任朱XX），名为“搬石头”。其中QM在工作上与校党委书记常溪萍有过不同意见，曾反对提拔YTJ为副系主任（这后一条没有见诸大字报），就说他“反党”；他主张让学生“在外语海洋中游泳”，就说他推行“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解放后培养的青年外语教师还不够多，教师中很多是解放以前过来的。YZG是管人事的，于是大字报就说她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网罗从旧社会过来的牛鬼蛇神，让他们占领社会主义讲台，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毒害一代代年青学子。ZZZ积极领导、推动“听说领先”教学改革，大字报就说他“智育第一”。前两人（兼总支委员）在更早时候已经变相“靠边”，因为不再通知他们参加本该参加的干部会议了。

过了一些日子，俄语教师YSZ（朱XX，中年党员业务骨干，不是该校毕业，所以是不属于党总支裙带/老同学圈子的局外人）贴出大字报《谈谈我的心里话》，揭发某些政工干部在私下议论，文革结束后的新领导班子中，谁当总支书记、副书记、系主任、副系主任、各教研室主任等，即明显地在酝酿浑水摸鱼、乱中夺权。

七月初，酝酿成立系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系文革”），准备推选主席团，当时选YSZ的呼声很高。【所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七月中旬，政工干部贴大字报围攻YSZ，其中一篇题为“YSZ的错误言论”，内容是YSZ在以前运动中有过结论的思想性“错误”【这是在抛档案，公然违反政治规矩】。同时总支委员YTJ在暗地里调派人员外出调查YSZ，并指使政治主任们互贴大字报，以掩盖对YSZ的围攻。其妻、总支副书记（实际上的第一把手）MXH则提出暂停YSZ的系文革代表资格、并建议成立调查小组进一步调查YSZ的问题（据1967年1月24日及3月下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当时接受指使的政工干部们的反戈揭发）。

不久，我等来自五个不同教研室、年龄相仿的五名青年教师，以《火把》战斗组的名义贴出大字报，题为“在章XX的大字报背后” （“章XX”即“YSZ的错误言论”一文的作者），揭露该大字报乃属于对YSZ的有组织的围攻，是压制不同意见、企图捂住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总支和系文革就组织师生以“辩论”为名围攻《火把》，辩论YSZ的代表资格问题，并将那份围攻YSZ的大字报公开定性为“革命大字报”。

8月4日校内发生斗“牛鬼”高潮，主要是由学生们将被贴大字报较多的教师和行政业务干部戴高帽（甚至纸篓）或挂牌游斗，先是全校集中鸣锣游街、示众，后按系分开批斗。被斗者个个低头弯腰、双臂弯于背上，名为“喷气式”，最后全都跪在地上。一片“红色恐怖”气氛。“这一天全校共揪斗194人，占全校教职工/干部的11%。后来，其中3人自杀而死，2人自杀获救。”（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网站。）

外语系被斗者：三位正副系主任、被贴大字报的中老年教师（包括各教研室业务主任），共22人。其中，有人（如副系主任YZG）还挨过打。事后有人议论说“YSZ差一点被揪出”。

被斗者名单是由党委布置、总支确定的（据1985年1月23日整党大会上MXH自我检查时所说。）被斗者一律被称为“牛鬼蛇神”，或简称“牛鬼”，因而被打入“牛棚”-- 不是说他们真的住在简陋如牛棚之类的地方（他们晚上还是可以回家的），只是白天上班被剥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而被迫在监督之下劳动（打扫校园之类）；有些负责监督他们的红卫兵学生被戏称为“牛司令”。

第二阶段：1966年8月8日- 10月19日中央发布“十六条”，将矛头对准走资派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发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怕出乱子”。

8月14日校内贴出聂元梓大字报：“常溪萍是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

9月1日晚至2日清晨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学生）在校办公楼前静坐，要求校方交出常溪萍关于北大社教的检查录音，派代表送去北大。我和《火把》另一成员JPC（陈XX）也参加了静坐。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

9月上旬学校接到上面指示，派代表免费坐火车入京“取经”，即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各教研室公开地民主推选一名代表，竞争激烈，我与一位党员教师、英语组长竞选获胜。还有JPC等其他《火把》成员获选。

9月6日校、系第一批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立（最初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参加市“红革会”，遂改名）。我与JPC被例外地接纳为红卫兵（红卫兵一般不吸收教师，我们也不参加学生红卫兵平时的活动。）

9月7日系学生造反派“红旗战斗队”成立（与上述红卫兵组织相重叠）。

9月11-21日我等去京取经，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9月2 3日系内围绕所谓“YSZ问题”举办座谈会，各方（包括YSZ本人及围攻他的大字报作者）先后发言。

9月26日校代会（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成立。我与陈XX为校代表。

校、系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辩论：是否应转入“斗、批、改”（斗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还是要继续深入揭发、揭深揭透问题，暂不转入“斗、批、改”。

校党委书记姚力讲话，提出要继续揭发问题，同时进行斗、批、改；公布6月6日至9月9日全校揭发问题的大字报统计结果：

全校被贴大字报共927人，占全校教职员及干部总数的57%，大字报总数为31126份。

其中党委成员100%被贴大字报，共1757份；

      科处级干部：100%，359份；

      各总支干部：94%，2920份；

  一般党员、包括正副系主任：97%，4085份。

9月28日全校保守派组织《心向党》外语系中队成立。

9月29日全系辩论主攻方向：应是常溪萍问题还是所谓“YSZ问题”。

1０月1日《红旗》杂志第１３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10月5日系文革成立。

10月10日全系师生大会。主持者（文革主席团头头，学生）的意见：继续深入揭发，穿插斗批改；斗谁、批谁要大多数人同意；要“保护少数”。

10月11日我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姚力“九卅”报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指出党委没有按照“十六条”规定的运动大方向、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而是竭力加以压制。党委书记的报告则是掩盖真相、文过饰非。这样矛头直指、观点尖锐的大字报在当时全校教师中几乎是绝无仅有。

10月12日反驳我的大字报大量出现。全校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成立。

下午校革会成立。

10月14日《火把》成员在常溪萍问题上发生分裂，战斗组不再存在。

10月19日奉市委指示：校党委、各系总支停止领导。

这以后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政工干部、原保守派、“伪文革”（受党委、总支控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纷纷“造反”，揭发“资反路线”内幕：如何压制造反派揭发党委、总支的问题，在外语系如何整教师、组织围攻YSZ等、组织“地下司令部”暗中操控运动。

第三阶段：1966年10月20日造反派成立文革筹委会–1967年“一月革命”

10月20日造反派成立校、系文革筹委会（以学生红卫兵为主体），我被推选在校筹委会成立大会上宣读成立宣言。后来陈XX被推选入校文革筹委会，我入系筹委会。

当夜，全校造反派大队人马赴市中心人民广场，向市委请愿，要求承认我校文革筹委会；由于遭到拒绝，全部人马直接去火车站乘火车去京告状。由数名学生和我作为代表，在国务院接待站口头和书面表达了我们对上海和学校运动的意见。整个过程始终秩序井然虽然火车上很拥挤【记得我当时睡在座位底下，也有人睡在半空行李架上。还记得陈XX的公开女友邵XX为我削苹果、献殷勤--前文已提到她对我流泪，--情场与政治常常纠缠不清】。

10月底开始全校师生外出大串联。

12月28日外语系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为YSZ和6月3日贴姚力大字报的那位职工平反。

12月29日全校性揪斗党委、总支主要负责人，戴高帽游街。系被斗者为MXH、YTJ夫妇俩，后入“牛棚”。学生所为，我预先不知。

第四阶段：1967年初开始全面夺权 -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前夕

1967年

1月3日上海文汇报社内部造反派夺权。

学校造反派师生开始深入工厂，投入工学运动。

我留在系里，以系文革筹委会名义主持从“牛棚”中解放一批中老年教师，只留MXH、YTJ（系总支资反路线的主要执行者）、三位正副系主任（当时大家都认为审查当权派是运动的重点，不宜立即解放）、及个别教师（如一位被揭发曾对毛泽东思想有所议论的老年教师；另一位俄语教师有“外通苏修”的嫌疑。认为事关重大，因而都不敢解放）。被解放的中老年教师自发成立《关心国家大事》战斗组（简称《关心》组），参加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这是他们作为革命群众的权利。后来，那位“外通苏修”的被嫌疑者贴大字报宣布并署名“自己解放自己”，拒绝继续在“牛棚”中劳动，而四处活动要求平反。我不表支持或反对，对他说：“你自己的问题自己最清楚，你的行动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正式吹响“一月革命”的号角。

1月23日最早造反的全校性群众组织《革命造反大队》单方面夺权，撇开另外两个全校性造反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总部》（简称《总部》）和《心向毛主席联络总站》（后二者虽较迟、但也在党委停止领导以前就造反了，被前者批评为对执行资反路线的政工干部态度“右倾”），单方面宣布成立“新师大人民公社”（和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一样，仿效 “巴黎公社”，领导班子名为“勤务站”）。后二者不承认，校造反派分裂，开始“打内战”（只是大字报战，没有武斗。）

在外语系，学生造反派属公社派（没有听说反公社的）。教师分两派：我是公社派（认为《总部》头头右倾，表现在轻信与党委对口径后“假造反”的政工干部等事情上），陈XX为反公社派。因此教师造反派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有些对“内战”无所适从或不感兴趣。

《关心国家大事》战斗组支持并要求参加公社，我表示同意。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按毛泽东指示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3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在夺权中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其中包括革命干部。因此我又以系分社勤务站的名义从“牛棚”中解放三位正副系主任，让他们在群众中“亮相”，检讨、认识自己的错误，让群众审查、判断、选择可以“结合”的干部。

同时，全系造反派教师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教工造反队》。

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这以后，对于“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反路线在外语系和全校的表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和两个对立的派别。我这一派认为，像前一年8月4日斗“牛鬼”高潮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恶性表现，原被打成“牛鬼”的《关心》组成员支持我们的观点，也加入批判反动路线；但是原造反派中的多数学生骨干和少数教师（为首者是我原来的“老造反”战友陈XX）、以及当时表面上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原保守派政工干部都认为那是“革命高潮”，不是反动路线。我们当时对运动初期教师挨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贴出了大字报，对此作为反动路线的表现进行批判，并呼吁原来执行此错误路线的总支和其他政工干部反省此错误，欢迎他们真正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同时，针对学生和个别教师以前和当时对受冲击对象的暴力行为，大力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我们的学生和教师就写大字报对我们进行反击，说我们站错了立场，是压制革命干部（指那些坚持认为运动初期斗“牛鬼”是革命高潮的政工干部）回到革命路线上来，那才是打击一大片【他们在气势上好像确是多数】、保护一小撮阶级敌人，说我们是“牛鬼蛇神大黑伞”、“极左”、“形左实右”、“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假造反”；将我们的“纲领”归纳为“受迫害的群众要造反，受排挤的干部要掌权”；还针对我们私下议论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过左做法，说我们要批判“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造反是假，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是真”。运动初期被斗的三位正副系主任、被围攻的教师YSZ、和部分其他教师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不明朗【可见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尖锐性和风险性】。

我们这一派教师后来以《战险峰》战斗组的名义出现，反对我们的少数教师名为《万山红遍》。【这两个战斗组的名字本身就反映了对当时全系、全校、全市文革形势的看法。】总之，系《教工造反队》已名存实亡。在全系师生范围内，原造反派已分裂成两派，其中的极左派已与原“保守派”大多数骨干合流，并且得到校内与市内极左主流的首肯和支持。

6月底  系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人称“武斗苗子”的学生红卫兵头头任主任，原系总支另一位副书记任副主任，我是常委之一，陈XX是委员之一。

10月18日  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11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系里开始审查《战险峰》的一个骨干成员（年龄稍长，当时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最后并未听说有什么严重问题）。

支持原副校长王亚朴及《审王兵团》、有《战险峰》骨干参加的全校性教师造反派组织《赤卫军》被砸。

1968年

1月15日张春桥来校视察。

2月系红卫兵砸《关心》组，重新逐一审问、逼供、甚至动手打人。

据后来1977年5月17日学校传达市级干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公安局揭发：张春桥说过“用拳头是觉悟高的表现”。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严佑民揭发：四人帮鼓吹“打人有理，打人有用，打人有功”。

3-4月全系师生批“《战险峰》反动思潮”。我被“靠边”接受审查，作检讨，在大会上低头面对全系师生接受批判。检查、批判内容：（私下议论同情）炮打张春桥；打击革命干部、为走资派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翻案、是“牛鬼蛇神大黑伞”（见上文）；反对“三红”（因反对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继续推行资反路线，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私下议论说“早请示、晚汇报”等是“形式主义”—反对伟大领袖）；还反对解放军（因不同意军训团成员说：“那些解放前过来的人，给他们戴戴高帽子、游游街，有什么大不了事？”；说我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攻击革命小将”（指红卫兵）；还为被王洪文的《工总司》砸掉的《联司》鸣冤叫屈。最后被撤销系革会“常委”职务，保留为“委员”。还有《战险峰》其他骨干成员、以及《关心》组成员、还有那位“自己解放自己”的教师被逼检查、揭发。审查者不择手段地抛档案、“揭老底”。有的受审查者被隔离、抄家、挨打、冻结存款、罚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认罪，个别头发稀疏者被强行脱掉长戴的帽子、故意加以人格侮辱等等。（我因为家庭出身是贫农，所以他们对我还比较“客气”。）那位“自己解放自己”者的妻子（也是外语系教师）在被隔离的学生宿舍于当年3月28日（一说25日）跳楼自杀，另一位教师于7月21日在家自缢。

校内举办“审王学习班”，实际是对王亚朴的支持者《审王兵团》成员的打压。

整个夏天，校园内常看到、听到各系被整“反动学生”跳楼自杀的消息。

5月25日常溪萍从华东师大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显示，他中间苏醒过几次，并申明“我不是自杀”。（http://web.xwwb.com/wb2008/wb2008news.php?db=15&thisid=14990， 9/7/2012）

夏天某月我以“犯错误头头”之身，作为领导小组的名义成员与其他几位青年教师随一个班（约20名）学生，由一名政工干部带队，赴皖南黄山脚下山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探索，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后返校，“探索”没有具体结果。【如果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去山区农村，体验普通农民的生活，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教师，尤其对于文科师生，那是很有必要的。对这一点，我至今不怀疑。】

8月25日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9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及各系。外语系工宣队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外语系系革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9–10月开始“复课闹革命”，并废除招生考试，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外语系部分师生由陈XX（《万山红遍》头头，我的对立面）带队赴江苏省太仓县沙溪公社洪泾大队（林彪夫人叶群树立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单位）进行“教改”。期间一名青年女教师，因请假到上海作怀孕检查后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及时返回，受到陈XX主持的“批斗”，因此于当年8月29日服农药自杀，体内小生命同时夭折。若干时日后全部师生回校。

X年X月（不明)  开始流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人员都站在毛主席像前，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傍晚，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生产队收工前，再站在毛主席像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还有，在每次开会前、甚至一日三餐前都有类似仪式。

第五阶段：1969-1970：“开动国家机器，将袋口收紧”

【这是文革中一位学生造反派头头乔中令，外号“乔司令”，在早些时候就说过的话，当时我很不理解。】

196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毛泽东关于清队政策的指示，开始全国性清队运动。

这时期，自黄山返校后我对学校、上海文革形势很不满，常与YSZ（那位文革初期受围攻的党员教师）私下议论、质疑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的做法。

10月18日  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11月全系师生去上海郊区马陆公社。

1970年

1月31日传达《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2月23日全系布置“一打三反”，“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以“清除隐患”；动员师生“狠批《战险峰》极‘左’思潮”，“揪出《战险峰》反革命集团坏头头陆寿筠”。接着对我和我的妻子（同事、《战险峰》骨干之一，一年半前与我结婚），第二次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对其他《战险峰》成员或同情者办“学习班”，逼迫他们揭发《战险峰》“内幕”、“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我们的“问题”、与我们“划清界线”。对我们两人，除了没有动手打人以外，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第一步：搜身、抄家，抄到上海家里及我乡下老家，拿走笔记本、私人信件（所谓“密信”）、大字报底稿、通讯录，并将“密信”翻印后在全系散发，供全系师生批判。

第二步：隔离审查：不准随便走动、互相接触，时时有人监视，整整半年不得休假回家；到了夏天我妻子仍穿着冬衣、晚上睡觉没有帐子、席子，乡下蚊虫多，他们不管。白天有人轮番训话，要我们“交代问题”，训话者包括工宣队长、系文革党的核心小组组长XXX，前总支副书记、运动初期资反路线主要执行者、当时已结合进系革会和核心小组的MYH，曾经的“造反派”战友JPC。他们不断地对我们进行逼供、训斥、威胁。毫无根据地无限上纲，要我们“竹筒倒豆子”、交代“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言论、有行动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步：抛出两年前第一次整肃我们得到的旧材料，按班级巡回轮流批斗，轮番轰炸，整“态度”，实行思想围剿，逼供。同时软骗、威逼我的六旬老父从上海西郊赶到北郊、以亲情诱使我“坦白从宽”，威胁说“否则转化为敌我性质”。（当时我家乡曾盛传“寿筠去坐牢了。”令我的六旬老母十分担心，思念至极，以致在地里干活时幻听到我呼唤她的声音。我是他们领养的独子，是他们晚年唯一的依靠。）他们同时对我们实行套供：“你不交代，别人已经交代了。”还有诱供：用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炮打林彪、张春桥的材料对我们进行“启发”，要我们“交代一般人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第四步：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徐景贤的指示：“对炮打张春桥的人必须搞出他们攻击毛主席的三反言论来，不搞出这样的三反言论，他们将来是要翻案的。”（据后来批“四人帮”时有关人员揭发。）虽然我们并没有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只是私下有所议论，但为了把我们彻底打垮，他们拼命挖掘所谓“恶毒攻击”的“三反言论”、“防扩散材料”（指不能公开、不能给一般人看到的材料）。于是，我们私下议论“有些人明明处处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但‘万岁’的口号喊得特别响，这是为了向人表白他是‘最最革命’的”；“每次大会都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写在会标上，但实际上是否真的‘高举’了还是个问题”；“我们敬仰毛主席，是因为他的思想符合人民的利益，并不是对他的个人崇拜”；还有我们私下对于“形式主义”崇拜仪式、以及对江青与毛泽东等人的关系并无恶意的议论，这些他们都拿来作为“恶毒攻击”的“防扩散材料”，虚虚实实地用来吓唬群众，以彻底孤立我们，然后将我们整死。

最后他们给我下的结论是：“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撤销系革会委员职务。我妻子属“人民内部矛盾”。那位不是《战险峰》成员的党员教师YSZ因为曾与我接触频繁，也受牵连而被开除党籍。以后系里每次对新生进行“路线教育”，都把我们作为“反面教员”提及。一些同事很久不敢跟我们打招呼，多说话，不敢串门。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批判。我被调出外语系，转入从事中学教师进修培训的“中教组”。这以后多年，常做噩梦，梦到遭受围攻、被迫与人“辩论”、“抗争”。

67年底-70年底外语系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案件统计（根据原总支负责人、后核心小组成员MXH于1985年1月23日整党大会供认）：教职工专案共41件，学生专案20；非正常死亡6名，其中学生3名，教师3名。

“十年来，全校因反对四人帮被审查的共达250多人。”（据后来1977年5月17日党委负责人传达市级干部揭批四人帮大会时所说。）其中有一位名王申酉，原华东师大物理系学生，因表达与毛泽东和四人帮不同的政见，在四人帮下台后仍于1977年4月27日被上海当局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执行，时年三十一岁。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大会。

第六阶段：1971-1976：“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1971年

9月13日林彪等人在外蒙古坠机身亡。

1975年

11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68年下半-1976年学生逐届“毕业”，分配离校，上山下乡。教师轮流去“五七干校”。同时陆续少量招生，反复提倡“教育革命”，“政治挂帅”，批“复辟回潮”，批“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师道尊严”，丝毫不能、不敢提及外语学习和教学的特殊性。

工农兵学员粗暴对待教师，对我们这些受过“冲击”的教师更是呼来唤去，起码的平等尊重都没有。我们起初被剥夺上台讲课的资格。我曾经被分配编写公共英语教材。记得课文中有一句译成中文是“一家工厂”，工农兵学员就质问说，“工厂是国家的，还是哪一‘家’的吗？”

1976年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 “四人帮”被捕。

在此消息尚未公布以前，外语系一位平时看似“逍遥派”的田姓中年教师意外地来访我家，用极低的声音在我耳边说：“江青他们被捕了。别给人说。”我随即一人走去南京路看动静，若无其事地走过国际饭店门前，眼角里瞄到特大的白纸横标赫然写着“欢呼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几个大字。我赶紧把目光转回前方，生怕那是“反动标语”，被人注意到我的反应。那天上午，全市仍是鸦雀无声。可是到了下午，整个外滩和附近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自动排成队伍，慢慢地行进着。没看到有人组织、或指挥、或维持秩序，可是秩序井然，丝毫没有一点混乱。欢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是那么地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无比自在地欢庆着 — 真正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啊！当晚，据说全市商店内的酒都卖完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仍然好像历历在目，心跳又加快起来了。记得我还写过一首诗，用横行的蟹作比喻，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尾声

1977年

5月17日校党委关于我和我妻的平反决定“（草稿）”上仍留有“尾巴”：我们曾说过“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话”。

6月13日经过我们反复艰苦抗辩，校系两级“复议”后的平反结论字面上不再出现上述“尾巴”字样。

7月底全系师生大会宣布为我们平反，我们作控诉发言。

1979年

3月2日销毁或归还迫害我们的一切交代、揭发材料。

http://www.xinfajia.net/16236.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9 18:09:42

五、出走美国：十年彷徨

虽然我们“极左反革命”的罪名随着极左“四人帮”的垮台最终得到了平反，但师大外语系那股“左”右合体权贵势力并没有得到撼动。不久，参与迫害我们的“左”右合体代表者陈XX被选中出国留学,无奈之下，我抓住他在文革中还迫害有身孕的教师（金大男）、导致她自杀这一“稻草”，责难当权者说“有两条人命责任的人可以出国留学，我因反极左而受过迫害的反而没选上，这是哪家的政治标准？”

就这样，我于1986年8月23日以交换学者的身份来到教会办的旧金山大学进修，力图在这个方外世界的美国一探究竟。安排进修的机构指定的专业是“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硕士项目，但是我没有遵从这个指定，放弃了获得硕士头衔的机会，而是旁听了一些社会科学课程。一年后，我一边打零工，一边以2500美元自费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申请了一个综合社会科学硕士进修项目。第一次考试记得是老师出了论文题目，我们学生课外准备，回到课堂上凭记忆写出来。我得了一个A+。任课教师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的论文写得实在好。但是不久老师就要我们交出毕业论文的题目，我感到太受限制，影响思想探索，于是退出了这个项目。这是我第二次放弃获得硕士头衔的机会。

在州大进修期间，我应邀为该校政治学和“美国研究”两个专业的学生用英文各作了一次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题演讲。

为了能在美国继续留下去，以免回国后再次受迫害，我向美国政府申请并获得了政治避难。然后我决定一边打工谋生，一边自修、思考、探索，企图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寻求答案。

先说打工。这里大致按先后顺序罗列一下到美国以来打工的内容：

餐饮业（为此我写过一首诗：《淘金》“中国民航把我/留在了美国机场/我把无奈和悲哀/留在了回航的班机上/当年我咬文嚼字/反被文字咬/今日虽端茶送饭/人饱我也饱/我中西餐并用/中西学兼修/品五味悟短长/化作文思字砖/搭桥补天”）。

寄住在一位白人老太家里，每天替她打扫客厅，还要定期擦亮里面作为摆设的铜器，还要替她煮简单的早餐（记得必须听到她在餐室摇铃的声音，才将早餐送进去）。

在一家由台湾来的华人（那时候台湾人是很看不起大陆人的）经营的提供早餐的旅馆（Bed and breakfast inn）雇佣为“夜间住宿经理”（下午用洗衣机洗涤早上由被雇女佣换下来的客人被褥，晚上可以睡觉，但如果客人有事按铃，我必须起床处理。有一次半夜有客人错按了铃，令我惊醒并出了一身冷汗，感到此铃声不祥，似乎是对我的一种警喻。此预感果然没有错，第二天隔邻发生了火灾。此旅馆的老板娘非常凶横：说好上午是我的自由支配时间，可是后来她教唆其两个女儿硬拉我帮她收拾客人早餐残局，还说我当她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却自由自在地去附近公园锻炼身体“逍遥”；还有，我注意到老板常常将客人留下给女佣的小费全数装进自己的口袋（有时一位客人就留下七、八美元那么多）。

寄住在一家老人院，与另一员工合住一间房，在厨房和食堂做帮手（端茶送饭），每周服务14.5小时，换吃住；同时登记在一家零时工介绍所，由其介绍，替人做过多种低端杂工，记得还做过较重的送货上门的搬运工。（在此期间，让我感到新鲜的是：我曾与一位同性恋者合住一间房，还有同性恋者主动约我做他的性伴侣，可惜我不感兴趣。）

后经其介绍，我在一家信托公司（“First Trust”）的档案室做临时工，负责整理、组织、上架所有员工的工作档案，期间经历了公司被兼并重组的过程（为我写的短篇小说《萍水相送》提供了素材）；由于我的工作业绩得到赏识，约半年后被该公司聘为正式工，但三、四年后，由于得罪了新上任的公司总裁而被解雇。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九年未回国与家人团聚，向这位新总裁请假。实际是每年两星期的福利休假，我要求在年底休假的同时提前连续再休下一年的两星期福利假期，因为我回国探亲必须坐飞机，路途遥远，不容易。这位新总裁不同意；于是我只得越级向老总裁求情，因为我知道他既赏识我、又理解我，结果我得到了四个星期的连续休假，但得罪了这位新总裁，让她怀恨在心。最终趁公司兼并重组的机会借口紧缩人员将我裁了，而将兼并过来的两位新员工留下了，虽然他们的能力和业绩都明显地比我差。通知我的时候还将老总裁拉来压阵，老总裁无奈，只得屈尊做了挡箭牌，但为我求情给了我两个月解雇费。

我的一个朋友开古董店,聘请我担任持股经理。不久，朋友去世，该店被一位持股技工买断，将我炒了鱿鱼，另请他信得过的人替补。

去一个码头申请文职工作，但由于我不懂广东话不被录用，因为其他雇员只会说广东话，不会说普通话（国语）和英语。由此想到，在美国华人社区，不懂广东话者受到双重语言歧视。如在公车上，只用英语和广东话报站，如果谁不懂主流语言和广东方言，那么谁就沦为语言权利方面的三等公民，只能加倍忍气吞声，忍受这种加倍歧视。

最后我从报纸广告上找到一家华人参茸药行宝谦昌（Superior Trading Company），受聘为其批发部营业员，一做就是二十年。直到该公司结业关门，我才退休（1998-2018）。实际上，如果仅从年龄和工龄上合格接受政府养老保险这点考虑，我早就可以退休了。（期间最大的感受是：这家广东籍华人在财务上的精于算计实在令人惊叹、但不敢恭维。他们既给于员工吝啬的待遇，又揩政府的油，还揩员工的油。如有一位老员工，受雇三十余年，临退休时工资还低于后来的员工，因为后者的工资待遇受到政府最低工资法规的规范，不能太低，因此居然追过了老员工。同时，要员工替他们做家务，这样，相应部分的工资就可以算作营业成本而“节约”有关税负，显然是揩政府的油；员工还经常用自己的车为他们做家务，他们也不会主动让员工报销油费（员工碍于颜面，一般不会主动要求报销）显然是老板揩员工的油。今日的美国华人社区除了广东人，也有不少上海人、北京人等其他地区的移民，但在150年前，由于交通原因，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应该大多是广东人。在我积累多年的印象中，广东人，尤其是来自台山、潮州一带的广东人，很多都是经商的，而且他们精于算计，因此唐人街的商业街基本上是广东人的市面。）

记得有一段时期，我还断断续续地教过中文。学员中，华人、日本人、西方人都有。往往先在中介机构以办班形式教学；班结束后，有些学员就会要求以个别授课形式继续教学。因为跳过中介，他们可以少付一点学费。一般都是我去学员家里授课。

再说修学。在我自修的过程中，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的服务（他们可以帮读者从全美各城市或大学的图书馆代借学术书籍）帮了我极大的忙（美国的学术书籍价格非常昂贵，要是自己掏钱买书，负担太重）。于是我带着问题细读了数十本英文学术书籍，但最终还是不得要领，没有找到我需要的答案。这让我坠入了彷徨和苦闷。直到来美十年后的1996年，在我大儿子文中的建议下，我开始研读佛经才豁然开朗。

六、拜识祖宗：服膺道法文明

在获知佛学所阐发的、一切存在的毕竟真相以前，对中国道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叙述的理解是很含糊的，所以学佛帮助了学道。理解了万事万物的毕竟真相，对于道家阴阳平衡思想的把握就有了扎实的基础（下文详解）。而在如何解读和表述世界的“毕竟空”这个问题上，自认为我所设想的“一个思想实验”是很有独创性的，能够帮到读者，使他们比较形象地、也就是较容易地理解有关的抽象表述:

“设想有一个由多边、多面、多角组成的多面体。最简单的多面体是由四个三角面组成的四角锥体，再复杂一些的如八边、五面、五角的金字塔形。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更复杂一些的，由任何多的边、面、角组成，不过其所有的边、角都不相等，也就是其所有的组成面的面积和形状都不相同的多面体。其内部是无规则地半空半实的，即在其所有的边、角、面之间、在多方向上、无规则地纵横交错着众多形状大小不一的支柱，支柱之间还留有诸多不规则的空间。同时，还要把这个多面体想像成尽可能地庞大。于是可以假设这个多面体就代表了囊括一切存在现象的“无限宇宙世界”，其边、角、面的多样性和内部支架结构的不规则性就象徵着“无限宇宙世界”景象的无穷变幻、无限多样。

“再设想，作为从内部观察这个变化无穷“世界”的意识主体是其内部的某一个固定点，而且只能从一个固定的方向上观察这个多面体世界的形相和结构。这个设想有双重象征意义：首先这说明“内部”观察者（“心”之载体）也是这个被观察的“无限”宇宙世界（“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一个极“有限”的部分（如果观察者是在多面体―宇宙之外，那就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了），同时固定之点及固定观察方向又象徵着作为有限存在的观察者其意识结构、观察感知能力、以及感知结果的有限性。

然后再设想，在多面体内部其它无限多的点上，由其它无限多不同的观察者，在无限多不同的方向上，同时对该不规则多面体世界进行观察感知。

最后，根据以上这些设定，可以推断：在这无限多不同的观察感知者心目中，这个多面体“世界”的任何局部形态和总体形态肯定是无限多地各不相同的。

如果其中一个点上的观察感知者是人，那么我们将其观察到的那个特定形态的多面体“世界”名为“人化世界”（通常哲学话语中的“物”或“物质世界”或“客观存在”）；而那无限多点上无限多其它非人观察者所有种种不同的感知结果、及所有观察者感知结果的“总和”，对于“人”来说是无法观察感知到的（但也是“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朦胧地意识到还存在着无限多其它的潜在可能性，只能意识到一片混沌。所以可将此“总和”名为“超化混沌”，意即超越于人化世界、超越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混沌状态（“终极客观存在”）。”

理解和说清楚了“毕竟空”，就有了理解和说清阴阳平衡理论的基础。正因为本原是空的，或如道家老子所说“大象无形”，所以人类眼中的万物只能是由人意识化现出来的。而人的存在本身包括其意识和意识结构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只能将无限的物质存在割裂成一件一件相对独立的事物加以认识，虽然在深层次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独立的事物。于是可以将表面虚假的独立性看作是“阳”性，背后深层的无物可见这一终极真相是“阴”性。进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阴阳平衡。此处“平衡”两字的实际含意是：万事万物的虚、实两面都要正视，不可偏废。但是，既然“阴”意味着“无物可见”但也要“正视”（“视”而不“见”），因此在具体处理社会生活的种种关系时，这样的阴阳平衡只能通过（可见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动态平衡不完美地体现出来。

在传统中国，法家（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法家和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是最能够将全局多维多层次动态平衡原理运用于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分析和干预的。在终于认识了中国道法文明的这一历史传统、继而有幸在网上看到了翟玉忠先生主办的新法家网站以后，发现我们的思想一拍即合。我就从2007年10月下旬开始连篇介绍其文章和观点，接着又应邀担当了新法家网站英文版的主编，并于次年3月写了《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探讨》一文。此文为翟先生《道法中国》一书采用作为“跋”，又为高档杂志《领导者》所刊用。（不应忘记的是：我和翟玉忠能够相识，其中有欧阳君山的功劳，尤其是在我非但没有为他的大作《天下事》捧场反而连续写文章予以公开批判以后，他仍然将我介绍给翟先生。）总之，尽自己有限的能力向世界推荐和介绍中国道法文明，这是此生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事业，也是我余生唯一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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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 ：来路漫漫 — 陆寿筠先生回忆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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