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Gowest · 发表于 2020-12-9 17:37:38

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余茂春（Yn Maochun)，自1994年起在美国海军军校（The United States Navai Academy）任教，现为该校资深东亚和军事历史教授。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斯瓦斯莫尔学院历史系硕士学位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055 !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1997); The Dragon.' 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2006)。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副会长（1989-199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刮起了改革之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各个行业从噩梦中醒来拨乱反正，逐渐出现了生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其实连“春水”都没有，是地地道道的死水一潭，不管改革之风如何强劲，被讥讽为“屎潭”的史学界怎么也荡漾不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于1983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旋即考当年的硕士研究生，主攻美国史，师从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在杨教授的辅导下，我学到了严谨治学的主要原则和要领，算是踏出了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同时，在这期间，中国历史研究之落后这一事实也因为西方著名历史学者和外国留学生的不断来访而更加突出和显眼。

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国搞历史研究的困境：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几乎完全政治化的理论框框依然统治各大学历史系，以及各级历史研究机构和整个历史出版界，要越轨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历．史从业人员的水平和结构上，更是青黄不接，老的不是太老、太怕就是太左，年轻的从七七级毕业生开始才算是有点正规的专业训练，但在毕业分配、专业对口和职业待遇．还非常地不稳当，前途也很渺茫；在资料、档案和图书的公开性和数量方面，当时的中国排在世界之后，远远谈不上满意。

可想而知，当我确定了有出国进修的机会时，我是如何的踌躇满志和意志高昂，心想西方世界没有中国那样经久不息的政治大动荡，还有那样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充足丰满的档案资料，自然是我学术进步的天堂。然而，来美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对历史学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在充满蓬勃生机和光明前途的同时，西方历史研究一直困境缠身，在一些关系到史学本身存亡的问题上也不断受到挑战。

我对这些困境和挑战的认识，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开端。在我雄心勃勃，满怀浪漫主义情调踏上美国求学的1985年，迎接我的不是历史研究领域的潺潺流水之声，而是当头一记闷棒，砸得我头昏眼花，一时不知所措。我是九月份来到美国的，十二月底，我就跑到纽约去参加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当然，这是一年一度的美国历史学者的最高级盛会，每年都有好几干人参加。而1985年的年会更是特别，因为那是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一百周年大庆，整个会议的主题是回顾和展望美国职业历史学界一百年来的成就和不足，是一次总结评估味道极浓的大会。出我意料之外，整个会议的悲观气氛与我的乐观情怀严重冲撞。会场内外，到处都在谈论美国历史研究的毛病和问题，其高潮是大会的主席演说。①在这篇题为C神话历史，或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者》的著名演说中，芝加哥大学的史学大师，当年关国历史学会主席威廉・麦克尼尔痛心疾首，深感美国职业历史在诞生一百年后间题重重。首先是历史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学界内部山头迭起，山头与山头之间严重隔离，没有一个广阔的眼界和世界性的眼光。他发现在美国历史学界，狭隘的地方观念（paroehiallism）十分盛行。再次，他呼吁历史界同行之间要增强“整体历史观”(ecumenical view of history)，不能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斥贵他人的历史是‘神话”而称自己的历史是科学。

这次开年会的经历，尤其是麦克尼尔的演说，对我震动非常之大。我怎么能够跑到美国来学习美国人自己都认为不怎么样的东西？在惊诧与仿徨之中，我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史学会一百周年年会记闻》的文章，并在中国国内发表。②我当时希望，我所观察到的美国人严厉的自我批判能够引起中国大陆史学界的注意。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正值国内大刮出国留洋风，言必称美国，人人都在高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咏叹调，我的这瓢冷水泼得实在不是时侯，因此谁也没有在意我的那篇文章以及文章中所反映的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如今看来，我当年观察到的美国历史学界的一些深刻毛病，其实只是冰山上的一角。

最困扰西方史学界的历史哲学命题是有关“历史客观性”(historica1 objectivity）的大辩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历史研究从一种个人爱好正式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时开始，究竟在历史研究中是否可以做到客观实证，能否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完全脱离个人主观偏向，以没有意志倾向的历史事实和文献档案为材料来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就一直是一个很热闹的话题。在工业革命的高潮中，绝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把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以实证为基础的认识论引用到历史学科中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此，在欧美史学界，主流意识倾向于历史客观性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此学派最有影响的发言人是德国的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兰克认为，历史学者的根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在史学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尽量根据档案和原始材料说话，绝对不能按史家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主观爱好而治史。因此，所有的历史研究成果都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成为“没有色彩”的历史（co1r1e。， hliorv)。在《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序言中，兰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榕言，也就是历史学者的天职是『展示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wie es eigenllieh gewese。，又译一如实直书’"）。①

兰克的纯历史观以及兰克学派的巨大影响不仅在欧洲显而易见，在美国也很有市场，这是因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职业历史学者大都是德国大学里训练出来的。可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历史学者向兰克学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些造反派大多是左倾激进的政治活跃人士，尤其是大萧条期间，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同时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他们认为兰克对‘历史客观性‘的认可和追求忽视了历史文献和史学家的局限性，而事实上，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反而是带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1931年底，美国历史学会年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学会主席、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卡尔・贝克尔（Carl Recker)的主席演说的题目就直冲竺克而去―《每个普通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者》。其中，贝克尔称兰克津津乐道客观档案材料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各种档案都不外乎是人们某种“记忆’的反映。而记忆是完全飘忽不定的，主观的。所以，任何历史都有相对性，完全脱离自我意识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四年后，另一位更有影响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比尔德更是不客气，尖酸刻菏地把兰克学派的主张称为“那场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 Dream) .⑧在这篇气势汹汹，颇像中国式大批判檄文的文章中，比尔德大骂兰克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说“客观的历史”不外乎是“没有哲学的历史”，并给兰克的“历史的客观性”列出了十一条大罪状．一一加以批判。比尔德的真实用意是强调经济条件对所有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基于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偏颇方法论，比尔德认识到他的历史观和兰克的历史观是格格不人的。但是最根本．的冲突在于，兰克主张历史和政治活动完全脱钩，历史研究绝对不能政治化，比尔德则完全相反，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潮流，在历史研究中与个人的政治活动相结合。
不幸的是，贝克尔和比尔德的观点生命力极强，而且由于他们的影响，美国历史学界逐渐冷落甚至放弃了兰克的主张。在不少重要的研究领域里，“历史的客观性”早已成为带有讥讽意义的贬义词。1998年，芝加哥大学思想史教授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出版了一本令人叹为观止的巨著，题目为《那场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行业》①，就这场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关于 “历史的客观性”的大辩论及其深刻的学术和思想后果，做了十分详尽的分析，对兰克学派在美国史学界的遭遇有人木三分之见地。

对兰克学派的清算的后果十分严重，而比尔德把政治活动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恶例所带来的影响尤其具有灾难性。比尔德一生始终深信，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决定其政治理念和思想基础，由此认为资产阶级追求物质利益是统治美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命题。因此，他积极从事反对所谓“垄断资产阶级”的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并毫不畏惧地把他个人的政治观点带人历史写作。如他对美国宪法史的解说，完全反映了他的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认为美国的立宪之父，全是富有的有产阶级，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撰写宪法的。这种“经济决定论”影响了好几代美国宪法史家。比尔德反对一切战争，是和平运动的狂热追随者，认为发动战争的人都是为了发战争财的阴谋家。因此，他写了长篇大著，用十分牵强附会的档案材料和莫须有的逻辑，指控罗斯福总统故意误导美国人民，用阴谋和叛国手段欺骗国会，一手制造了珍珠港事件以有意使美国卷人战争。

比尔德的这些以政论史的恶劣做法，不仅被大多数人接受，而且还有不少人效法之，这是西方史学界的重大缺陷之一。一般来讲，凡是喜欢搞政治的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东西都非常有倾向性，在采用资料和分析架构上都以偏盖全，牵强附会。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eh1einger1, Jr.）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题目叫做《论历史的不可琢磨性》。其中，他对以政代史的倾向痛心疾首，大加鞭答。他指出，很多历史学者反对苏联和斯大林，因此对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的让步非常不满，说雅尔塔就是慕尼黑，是彻头彻尾的出卖。施莱辛格对这种写史方法不以为然。可是另一方面，施莱辛格本入在肯尼迪总统手下做过事，因此又对肯尼迪十分偏祖，尤其在对越南战争的责任方面，把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成是罪魁，而肯尼迪是和平的天使，对越南战争不负任何责任。①这些当然不完全是事实。又比如，在六七十年代的一片反战声浪中，美国左派需要在中美关系史上找到美国亚洲政策的所谓“灾难”，在很多人的长期怂恿下，美国有名的通俗史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iiek man)写出了一本叫做《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历》的畅销书，并在1972年因为这本书而赢得了普利策奖。②塔克曼文笔不错，但是在利用史料方面对史迪威有倾向性。在她写这本书的时候，史迪威的原始档案还没有开放，但是塔克曼受到特殊待遇，可以单独使用该档案。几十年后，史迪威档案公开后，我还特地跑到加利福尼亚的胡佛研究所去看史迪威档案，并查对了塔克曼的一些资料，我发现她书中所用的有关史迪威的材料基本上全部属实，但问题是，有许许多多更能说明史迪威为人和能力的强有力的材料，却被完全搁置一边，根本没用上。所以，塔克曼的这本名著实际上是一部很有问题、很不道德的作品，是“时代决定写史”的比尔德式的做法的翻版，完全没有兰克的据实写史的原则。目前的西方史学界，这样的写史方法司空见怪，已经激不起多少人的愤怒了。

塔克曼的例子又牵涉到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困境，也就是如何正确地使用原始档案。西方的历史研究总体来讲是有雄厚的档案和资料基础的；各种各样的档案文献的开放程度令人羡慕，我想凡是到美国各级档案馆查过资料的同事都一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资料贫乏往往不是很多重大争论的原因。相反，片面采用原始资料，或者不能够全面使用档案材料，成了西方历史学界的大问题。而这些根据片面的史料而形成的学科学派又因为这些历史学者在片面地使用史料方面非常地勤奋和努力，成了学科带头人，因而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垄断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学术大师―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年轻的时侯就形成了他对中国现代史的思想体系，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他所用的档案材料几乎全部是英国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在华海关的英文材料，这就导致了费正清对中国内部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内在运作机制基本上不予重视，而着重强调外在因素在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一辈子的学术眼光都带有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的思想色彩，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往往隔靴搔痒。难怪很多费正清的同事，甚至学子，如余英时、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马若孟、墨子刻（Thomas Metzger）和柯文等人都对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加以批判。余英时先生与费正清共识同事几十年，对费氏的学问和为人都有十分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1993年余先生专门写了费正清学术传记，最后总结说：“四十多年来他费正清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①多数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费式思想左倾。但是，这和费氏长期片面使用档案资料而形成的偏颇的思想体系也不无关系。

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是西方外交和国际史方面在档案使用上的严重缺陷。西方世界每年出版的成千上万的外交史专著和学术论文中，能够使用多种语言档案的少之又少。越南战争的历史基本上是美国人看美国人自己的英文档案，对中文、俄文、越文的档案使用完全不成比例。可喜的是，过去二十年来，前苏联的档案、现在中国大陆的有限原始文献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很多根据片面的档案材料写成的著作依然影响很大。几十年来，如何正确和全面地使用原始材料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耶鲁大学的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的名著―《作为侦探的历史学家》，可算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屈指可数的书之一。②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史学的另一个重大发展就是“翻案史学”的垄断地位。所谓“翻案史学”，就是反传统的史学。以美国历史为例，传统的史学强调美国立国的自由民主精神，认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如阶级和族裔，一到美国，就被美国的自由和平等淡化，因此，美国历史上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这种传统的史学观当然会受到挑战，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本上被彻底推翻。现在，美国历史系中如果有谁还把“大熔炉”当作美国历史的主流，恐怕是拿不到终身教授头衔的。

但是，“翻案史学”在很多方面走过了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由子过分强调冲突和矛盾，美国历史被弄得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性。“翻案史学”中几个重要分支如移民史、黑人史、妇女史、印第安人史等等，互相之间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这正好应和了麦克尼尔在1985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中所哀叹的“狭隘的地方观念”。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当然是翻案情绪在作怪，导致目前绝大部分搞移民史的是移民学者，搞黑人史的大多是黑人，搞妇女史的大多是妇女，集团意识十分浓厚，各自把地盘保卫得死死的，关起门来谈问题。除此之外，西方历史研究中早已出现过分专业化的现象。原来一个人讲的历史，现在被分成几段，各自为战，更加没有整体性。由此，“门户之见”自然到处泛滥。

西方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就业平等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等等，使西方社会更加平等，更加进步。这对历史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无数优秀的妇女和少数族裔得以享受更多的机会从事历史研究。但是，社会进步也带来了不少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反而给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蒙上阴影。由于“翻案史学”和集团意识的存在，很多历史．研究的命题大受限制，不少严肃的题目被认为“政洽不正确”而没有人敢触动。在美国黑人史里面，“种族歧视”和“奴隶制”是占垄断地位的命题。如果有人要研究黑人中产阶级和黑人资产阶级，那就有点问题了，因为这是讲“阶级”而不是“种族”，跨出了“种族”和“受压迫”的框框。而且，妇女史中非常有成就的研究领域是历史中的家庭暴力的问题。但是，由于黑人历史研究中的“政治正确”意识在作怪，对于美国黑人社区中十分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基本上没有哪个妇女史专家敢碰这个棘手的题目。

社会进步的另一个代价是历史研究和教员的素质的下降。这在西方的大、中、小学的历史教学中尤其突出。在女权运动之前，由于妇女受到歧视，有才华的妇女不能得到应有的就业和教育机会。这些才女们很多只能在学校教书，使学校的教育能够维持在一冷较高的水平上。女权运动后，各种职业和教育大门全部开放，有才气和天资的妇女可以上法学院、医学院，可以从政、从军、从商，于是便纷纷离开教学行业。同时，美国社会知识结构的高度专业化，很难吸引通才型、战略性的人才从事钻牛角尖的大学研究院的历史研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平庸人士进人大学、中学和小学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其中的很多人混到终身教授职位后，就不求上进，不做研究，把精力放到学术权斗上面。美国历史系有好几千个，几乎每个系都有那么几个这样的人，让人不断怀疑美国高等院校中的社会进步和铁饭碗是否值得。

写到这里，我要声明一点，那就是，在美国治史二十多年，我深深感觉到西方的历史研究在整体上是如何的生动活泼和多姿多彩，历史作为一门必修课在西方教育体系中是如何的至关重要。在很多方面，历史学家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西方知识界和社会生活中是很崇高的。而最令我自豪的是，在众多来美的同学中，我是少之又少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绝大多数都与时俱进，改行他去。因此，我对西方史学界的认识总体上是正面和乐观的。我写下以上这些调子低沉的文字，是想提醒有心人，在西方历史研究的辉煌成就中，也有一些让人担心的内在困境。

那么，西方史学界的这些困境对我个人的学术和教学有怎样的影响？

我于1985年9月来到费城郊区的斯瓦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就读，两年后硕士毕业，继而于1987年进人美国西海岸的风水宝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和克里门斯(Diane Clemens）教授，七年后博士毕业，旋即通过严格的学术和资格审查，于1994年被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位于马里兰州安娜波利丝市的美国海军军校聘为东亚和军事史教授，如今已有十几年光景，早已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资格，也升到了正教授的地位，在学术和人生上的的确确有了很多收获和进步。在海军军校，我的本行是军事和外交史，也兼中国和东亚史，并同时主持其他与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军战略部署有关的一些项目。但是，目前我从事的研究和教学题目，和我来美时的初衷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刚到美国时，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史很感兴趣。斯瓦斯莫尔学院从生源、财源、运作、课程设置到公关都很像一所贵族学院，在美国是一所声誉极佳的高等学府。它有浓厚的贵格教传统，而贵格教在美国种族历史中一直是反对奴隶制和解放黑奴的先驱，因此和美国黑人历史有不解的渊源，并收集保留了一大批黑人历史档案和资料。因此我在斯瓦斯莫尔学院的硕士论文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这个方面。我当时发现离学校不远的大都市费城的黑人区与其他美国大都市的黑人区非常不一样。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由于深受贵格教的影响，费城有美国最大的自由黑人团体和黑人中产阶级，种族关系也不像其他地方那么紧张和暴烈。我的硕士论文是根据费城地区的各个历史档案写成的，课题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美国南部各州大量涌人费城的黑人移民。我发现来到费城定居的南方黑人被安置得很好，贵格教会和费城的黑人中产阶级齐心协力，帮助南方来的黑人同胞。可是在此同时，费城里历史悠久和发达的黑人中产阶级也千方百计和南方来的穷兄弟划清界线，在阶级意识上和这些南方黑人非常不同，甚至对立。我的论文长达一百八十多页，是我第一次涉足美国社会和种族历史。可是，我的研究结论非常不合时宜，严重缺乏“政治正确”。因为，在这类历史研究中，一定不能突出阶级意识，不能说有什么黑人中产阶级，尤其是千万不能将种族冲突淡化。我的论文虽然过了关，费城的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还把它作为黑人研究系的必读材料，我还因此获得了斯瓦斯莫尔学院的硕士学位，但当时好几位教授把我好好地教训了一顿。这些人虽然对我很客气，可是他们不看原始档案，不愿意坐冷板凳，脑袋也不怎么锐利，学术修养欠佳，好像是一群喊口号的民权活动分子。而让我更加沮丧的是，我很快发现，美国绝大多数的大学历史系都有类似斯瓦斯莫尔学院历史系的情况。这件事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这样的研究努力在美国历史领域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我痛定思痛，决定转移研究方向。1987年，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加入博士研究生行业时，魏斐德和克里门斯认我为徒弟。在读博士的七年中，我致力于研究军事和外交史，从此摆脱了美国左派历史的非理性的骚扰。我这样说并不是指像伯克利这样的地方没有非理性的存在，只是说在伯克利这样的大地方，什么祥的人和观点都有一席之地，而不会受到蜚语和漠视。

魏斐德是一位典型的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他原本是搞法国史的，小时候在古巴随父亲生活时了解到当地华工苦力的悲惨遭遇后对中国人有了同情，使得他转行研究中国历史二他先是研究清史，后来憋不住中国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而带来的研究机会的诱惑，又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哲学渊源和国共内战的政治军事史。克里门斯则是一位美国外交史专家，其经典著作是有关．雅尔塔会议的研究。①我是重庆人，从小就没少去渣滓洞和白公馆领受革命教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庆一直有浓浓的迷雾的感觉，好多灌输在脑袋里的事情使我产生了去澄清和证实的愿望。来到伯克利之后，我知道魏斐德在研究民国时期的情报历史，看过一些有关军统、中统、戴笠、康生、中美合作所等等的一些档案。魏斐德是美国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和美国政府的社会科学学会主席，但是他对做学问很不含糊，出奇地勤奋和认真。在伯克利和全美各地，崇拜和吹捧他的人多如牛毛。他则过惯了学术泰斗的生活，因此对我这样喜欢挑毛病和惹事生非的研究生开始时不太习惯。可是不久，他发现我自己跑到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去看刚刚开放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档案，而这些档案当时谁也没有看过，对二战期间的巾美军事和情报交往极有研究价值。我们开始经常交往，并很快发现，虽然我们是师生关系，但是我们两人实在是做好朋友的料。

199年秋，我在伯克利被选为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主席，好几百位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第一次联合起来，对学校的亚洲研究的一些项目有各种各样施加影响的机会。很多自由派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很紧张，深怕他们的立场和项目会受到我们的批评。但是我觉得魏斐德是正人君子，因此没有给他惹太多的麻烦。我当时在伯克利主持一个叫“中国论坛”的讲座，每隔几个星期请人来演讲，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如何在中美学术交流中坚持原则，不做不道德的事情。我先是请了像夏伟（Orville Schell)和李洁明(JarneB Lilley) 这些和魏斐德有不同意见的人，然后给魏斐德面子，也请他演讲，他欣然应邀，做了一个精彩的讲话。我把这些演讲记录一下来编成文字，在全美国与中国有关的领域广为传播，有一定的影响。不久前一位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朋友还给我看了他当年收集的“中国论坛”的印刷品，其中还有那篇魏斐德论明清以来集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的讲稿。

我写这些有关魏斐德的事情是有原因的。魏斐德是伯克利一直坚持传统写史的叙述史大师，这在美国史学界并不是很吃香的风格。我是主张叙述历史的急先锋，对以理论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历史风潮非常不满，因此我在伯克利需要一位有分量的学术后合。魏斐德对我的历史写作非常鼓励，使我在通往博士的各个检验关口上都得到他一贯的支持，对此我十分感谢。2006年4月在旧金山的亚洲学会年会上，我与他畅谈，还谈到请他到海军军校演讲的事情，他当时高兴得像一个进了糖果店的小孩一样，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就突然去世。美国史学界蒙受了一个重大损失。

1994年，我的博士论文《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顺利完成，同年我获得加州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将我的论文出版成书。①美国战略情报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时值中央情报局成立五十周年，有不少的总结评估文章和会议，我的书成了谈论的焦点之一，因此卖得还不错。在 1994年毕业时，我已经有了好几个工作机会。我差一点去了威斯康星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或者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但是美国海军军校需要一位军事史专家，正好对口，于是他们给我一个我很难拒绝的优良的工作机会。再加上我对美国大学里的历史研究和教学的趋势和走向已经有了足够的怀疑和失望，自忖部队院校也许要好一些，于是欣然应召，从此就成了美国政府的雇员和专业的部队教学人员。

美国海军军校于1845年建校。说来也巧，创建人恰好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班克罗夫特是美国十九世纪中后期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十卷本《美国历史》是传统叙述历史的最高典范。②当时班克罗夫特在华盛顿美国政府里面客串，在波尔克总统(James Polk）手下当美国海军部长，他成功地说服国会拨款建立一所永久性的海军军校。这样，美国陆军有自己的军校―西点军校，海军有自己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不同的是，西点军校全部是军职教员，海军军校从开始就是一半是军职教员，一半是有高级学位的文职教员。我所在的历史系的全体教学人员享有和地方院校教员一模一样的终身教授制和学术自由。由于整个学校在教学方针、行政运作、评估标准、资金保障、待遇福利，以及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完全尊重和保护方面都十分优良，因此我所在的历史系是一个安定团结、和谐发展的典范。

我在人校的第五年被授予终身教授的衔位，五年后又升上正教授的位置。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我主要搞近代陆海军史、中美军事外交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哲学和史学史。除了教学之外，我很重视学术研究。十几年来，我出版了两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术专著，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另外还主编了好几本论文集，还在军内军外主持或参加了无数次学术会议。①正因为如此，我在 2009年被授予美国海军军校唯一的最佳研究成果奖(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这是我校六百多教授中的最高的个人成就奖。由于是部队院校，我们有许多与地方院校不同的地方：我的学生全部是海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军官学员 (midshipmen)。学员都是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每年申请人校和实际录取的人数比例差距之大，使之一直成为全美国前五名最难进人的学校之一。在校四年时间里，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学员因为学习成绩、行为或道德犯规而被淘汰。所以学生在学习、训练和操行上都非常努力，竞争十分激烈。

作为教授，我还经常参与其他与美国国防政策和海军战略有关的各项活动。我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学生毕业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海军基地和国防设施，他们很多都身负重任，我经常与他们往来。我还有机会到美国分散在全球的各个基地和战斗集团的航空母舰上做一至三个星期不等的短期讲学；此外，我校距离首都华盛顿只有四十分钟的路程，有参加各种各样会议和汇报的机会。最近，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交往有所加强，双方高级互访日渐频繁，我也经常参与和筹划，有时还充当翻译。到访的中国将领和政委们很喜欢赠送礼品，所以我办公室里有不少这样的礼品。另外，我还有机会参加美国国防部和海军的访华代表团。比如，2008年3月，我随美国海军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中国海军，尤其是大连舰艇学院和旅顺海军基地官兵的盛情款待。但是，我最喜欢的军事活动是我们每年都有机会去靶场亲身体验和使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自建国以来所使用过的所有武器。军事历史没有比这个更为生动具体的了。

我到过世界上不少国家，参观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高等院校，但是我所在的美国海军军校是令我最为自豪和叹为观止的高等学校。它不但使我逃离了美国历史研究的困境，让我做我真正喜欢的历史研究，还使我有幸接触和参与美国最有效和合理的学术和教育管理机制。

行文至此，猛然顿悟，当年历史学大师乔治・班克罗夫特创建美国海军军校时对部队教学人员的初衷，何不如此！
①我最近的一本学术专著是《龙之战：二战期I.J盟国在华军攀行动与中国之命运）(iaoch.in Yu,The Dragon':War:Athed Ope二：wns and the The of Chth.,1937一1947[Th。Naval Inftiiie Px'e,s,2006]）。另外，我在2007年在海军军校筹划主持了国际海军史大会，我主编的海军史论文集也于最近出版，见：Mao- chui Yu，,New ThterprewtLoLc‘。N2tIai hrLItoJr:p.(The rovu]. Institute Press,2009）

转自：《在美国发现历史》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

余茂春 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余茂春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