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 一个另类知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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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另类知青的故事
发表于 2004 年 06 月 25 日 由 钱文军
（2004-06-25）
看了上海知青与东北小芳的事迹，很愿意感动，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爱情是美的，但未必美好更不可能美满，倘若真以为它“价更高”于生命，怎么说也是一种糊涂。恕我直言，窃以为只有夭亡了的才是真爱，它将永留在心头而不变样。当初放映《孽债》，我的许多知青同类都遭到儿女的盘查：“爸爸，你当初有孽债没有？”本人的儿子当时尚小，如果年龄足够，也一定会审问一通的，也许更严厉。可惜我没那勇气于是也没那福分。

上次抄旅游日记，用了“知青皇帝”一词，随手打上去的，后来想想，也未尝不是。如今连打工一族都有“打工皇帝”了，知青一族为什么“皇帝”不起来？根本说开去，当初的知青一族，也许还不如现在的打工一族。知青一族大抵是服服帖帖的，打工一族却有不服帖的举止与机遇。那时饭碗都捏在组织手中，如今打工一族“炒老板鱿鱼”却越来越多。但倘若说“另类”，不知别人如何，本人绝对不负此称谓。

本人算68年下乡，只是到70年春节后才真正插队，那一年多时间被关起来了。老实地做工分吃饭，也只做到当年十月，“清查五一六”又抓走了。到74年夏季回乡下，全县只剩我一个知青，别人都招工走了。不过在近四年的单独囚禁之中，心灵的磨练却是不可多得的。托尔斯泰有言：“不幸是可以忍受的，没有熬不过的逆境。”当年我就在后边补上“熬过的逆境就成了阅历”，算是自我安慰或鼓励。

老家那个公社书记倒是有严正的阶级观念，因为俺家祖辈都是贫下中农，他也就给予照顾，让我住在公社招待所，等身体养好点再走。另外的缘故是，公社为接受我敲诈了铁路局两千多块钱，“给出路”也不亏。如此，下乡之初就已经“另类”了。

在公社住着的那段日子，凭着手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手表等，我就小有名气。混口饭吃倒是绰绰有余，倘若不是县里“勒令”，公社还留我继续住下去。下到队里也不干农活，累死累活一个工八分上下的分值，我早就体验过了，决不想继续体验下去。修理收音机、基本全部是生产队的“收扩两用机”，是在中学得的本事。那时搞无线电活动如痴如醉，每月从嘴里省下两块多钱都送进处理品销售店去了。小学时拆了家里唯一的闹钟，结果装不回去。挨了母亲的揍，终于装好它时，一个多星期都过去了。74年儿时的朋友从援越部队转业回来当汽车司机，他跑凭祥、龙州时买走私表，然后我出去兜售，每块表能赚十元至三十元不等。后来我跟他的车到边境，发现那些不走的苏修表、日本表进货要便宜得多，我就买了修表工具来修好它。风险是挺大的，一旦被抓住，走私、投机倒把两项罪。如果“新账老账一起算”，我就更没戏了。做了二十来块表，不做了，修表的手艺连同几块修不了的破表却留了下来。

公社广播站的麦克风、收扩机之类，都给摆置好了。最大的一次收获是修好了公社粮所的“劲松牌”17吋黑白电视机，粮所送到产地南京去修过，回来不到三天又完蛋了。仔细一检查，原来是它的整流电路板上有漏电处，是印刷电路制作不规范导致的，遇到空气潮湿或有小虫爬过就造成短路，整流二极管常烧毁。把那地方用小刀刮开，涂点油漆，后来就很正常了。虚名往往这样得来的：“原厂维修部都摆置不了，人家捣鼓两下就解决了，那技术可是高得很那呐！”除了趁机报销去郑州的盘缠之外，粮所给了50元工钱，外带二百斤购粮证。还有一个例子：供销社老梅的“上海”表，宝贝到家了。不料却会“打摆子”，不时便走得飞快。他从来不敢拿去修理，据说会被换零件。拿过来守在旁边看着我摆置，打开一看就发现是游丝沾了表油，不时把两圈沾成一圈，游丝一短表就飞快。拆下来用航空汽油洗干净再装回去，立即正常。那位老梅送了两条“黄金叶”香烟，接着吹出去便成：“一根烟功夫就摆置好了，你说是高手不是？”弄得那些公社干部们，有表的差不多都拿来：“给洗洗油。”我可没那么好神气，看着挺新的表，走得也正常，放它半天一天的，连盖子也没打开就递回去，就说洗过油了。干部们的表多数都是南京出的，一个钻的“钟山”表45元，连钻都没有的“紫金山”表30元，但必须靠走后门才买得到。

在公社招待室住了个把月，“小芳”找上门来。她不是别人，竟然是公社团委书记，父亲是县里的一位局长。开始来请教些读书遇到的问题，然后就把她爹的“内部发行”书籍或资料借给我看，还偷偷弄来一套“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送给我。（后来带回广西给一个当初也关进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一阵，于是错过听传达的同学看。没料到他越看越害怕，居然把它给烧掉了。）再往后她就涉及“想没想在这儿安家”之类问题了，唯独本人较为迟钝，不会也不敢“举一反三”。某日她约我陪着去她“驻队”的那个大队，路过回民墓地旁一条小河，不像谢丽思那样含蓄：“哪个来背我嘛？”直截了当叫本人背她过河，接着让坐一会。谈天说地，“驻队”也不去，许多话说得窗户纸都快捅破了。唯独那时本人太傻，太“有自知之明”了，根本没敢“顺杆爬”。及至日头西斜，又背她过河，然后回公社。

第二天开始，人家打饭就打双份，有事没事便来看我摆置各种无线电器件。终于惹出风言风语来，而且直接传到她爹耳朵里，于是县里一个电话，公社书记命令我回大队去。在下达命令时说：“这小女子也是的，年轻俏巴（漂亮之意），条件又好。多少有前程的小伙追着，偏瞧上你这个有问题的。你听好了，下到生产队别再来缠她，这份天鹅肉不是你该想的。”我确实没敢想，但人家却跑来好几次，寻着大队团支部说上两三句话，便到大队学校我住的地方来问这问那。及至后来调县团委，传话让我去拿书，我去了，也确实给了本内部书《叶尔绍夫兄弟》。然后叹气道：“俺在组织，没办法。以后进县城，来瞧瞧俺。”

回城的是“小芳”，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晚上”，而是那个白天；没去那条小河旁，只在她的办公室；竟然连许多话也没有，“相顾无言”，也无泪千行。并非我心里没有过她，隔着个“阶级”比隔着座大山更森严。后来经过县城无数次，只是我确实没去找过她，怕给人家惹麻烦。唯有一次，我的朋友，县城关小学汪校长告诉我，她嫁了个军官接着就调走了。刹那间，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人家牛郎还敢找仙女，弄出个七夕相会的故事来；我怎么中了“亲不亲阶级分”的邪，连个公社团委书记也不敢惹？那本《叶尔绍夫兄弟》，宙宙拿去看，也不知传到哪儿去了

到了大队之后，大队书记告诉我公社张书记交代他，先照顾我在大队帮忙，别急着干农活，等身体情况好一点再说。因为在公社出的名也传到大队，各生产队不时送来些扩音机、收音机、闹钟什么的，给它摆置好，那些生产队就给开工分条子，一开就是十个、二十个工的，当年我的工分超过生产队长。其实这是剥削，而且推脱不掉的剥削。那些队长会计们也会算：上县城去修理，一次十几二十块的，顶一二百个工。

在大队还亮了一个手艺：炒菜。只要上边有干部来，大队总得“磨刀霍霍向鸡鸭”的。但大队烧锅的那手艺简直惨不忍睹，那天我没事就替他做了一次，于是便能者多劳，大队书记老是让我做菜，既混了酒喝还记高工分。上次说烧鲤鱼，本人做过几次，是跟我当餐车厨师的同学学的。这位初中同学1963年中考落榜了，他家是祖传厨师，于是他也就到客运段当了学徒工。后来援建坦赞铁路，有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驻坦大使李耀文吃过他做的菜，赞赏不已。不时就获得传唤去做“外交菜”。他告诉我，那次他乘大使馆的“奔驰”车跟着李大使的“红旗”车后边，风把一片沙吹上柏油路，“红旗”急刹车便出了车祸，李大使因公殉职，这部“奔驰”却没事。他从此失去了受到赏识而升迁的机遇，回到客运段继续跑餐车。

跟他学的做法是：生猛的鲤鱼，一定不能太大，约一斤左右的最好；太大了难做熟，油锅里煎得太久鱼容易死，达不到效果。快速去鳞开膛，湿毛巾包住头和尾，抓住两端往热油锅里反复煎炸几次，就放入鱼盘，淋上已做好的汁液，上桌后不但嘴会动，有的连尾巴还会动。

有次公社张书记来大队，说是专门尝我的手艺来的，大队书记调动了几个捕鱼高手，到围沟撒网，选中了四条，有一条是不去鳞的，我告诉他们“有钱难买鲤鱼鳞”，书记看呆了吃傻了，说那鱼鳞比鱼肉更好吃。还弄了个新鲜名堂：我那口缸里养了许多泥鳅，当地不吃无鳞的鱼，泥鳅只是喂鸭子的，弄来的少了就送给我，吃不了都养在缸里。不时换水，个把星期后那些泥鳅就干净了，无须开膛便能做菜。把水豆腐（北方的卤水豆腐）稍微煎一下，外皮发硬就搁在凉水里。等豆腐凉透了就下锅，烧小火，泥鳅下锅就往豆腐里钻，全钻进去就猛地加火，闷一会再下油盐作料，弄熟了端上来，吃得这帮不吃泥鳅的直夸。然后再吹给他们听，说是皇上吃的宫廷菜，美得这帮家伙乐不思蜀。

我这次当知青就不知饿了，老乡们坚决不吃的东西很多，鲶鱼、黄鳝、甲鱼、乌龟、青蛙、田螺、狗肉等等。豌豆夹、豌豆苗、黄花菜、枸杞叶、南瓜花、南瓜苗也是无人问津的。这些人家不吃的东西都是俺的菜。俺还买了支广州气枪，乡下的斑鸠多到数不清，俺出征一次随便就打回来三五只，够吃为止。揎干净就扔进石兑窑里，再加入蒜头姜片一起捣成肉泥，调好油盐一蒸，美味极了。有次杀了只鸡煲入粥里，恰好大队会计来了，我热情地招呼他品尝美味，谁知他捏着鼻子跑了。第二天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大队，大队书记邪着腔调问：“蛮子，你们老广吃不吃苍蝇蚊子？”我也邪着腔调告诉他：“有翅膀的飞机不吃，有腿的板凳不吃，其他的都吃。”

当然，这些都是大队部里的花天酒地，社员家里是不知吃饱为何滋味的。从1975年开始我每年的工分都高达七千分以上，1977年甚至超过了一万分。除了要三百斤稻谷和小麦，其余的都增与本生产队，队长高兴坏了，每年大队调剂工分，其实也就是收取各生产队摊派工分时，本人那个生产队总能少摊派几千分，我得回的全是外队甚至外大队工分，它把队里摊到的上缴充掉了大半。

除去这些，俺的木工、油漆手艺也混得饭吃的。1974年春节前，专案组放我回家治病养病，那时几乎只剩半条命：伊红球细胞超出正常值几十倍，还查不出病因；每日体温都偏高，谓之低烧；腰椎没有一节好的，腰椎间盘突出折磨得最厉害，随时会疼得不能动。回到家，几年没见的贝贝等立即过来看望。几天后我家邻居、驻铁路分局军交部主任问我们会不会做木工活？我跟贝贝商量后吹牛说会做，他们有一堆木料，打算做12个大碗柜，每个10元工钱。我们领下来再去买工具，设计的样式他们非常满意，但第一个柜子做砸了，被我们偷偷处理卖了15元钱。等12个碗柜做完，我们就成了师傅。

接下去做一个三扇门的大立柜，工钱35；倘若做雕花的得45；油漆一个的工钱也是35。那时我自己设计的样式颇受欢迎，中西合璧。于是不光在广西，武汉、信阳、郑州、青岛、上海都留下过本人的作品。如果仅算做家具，一个月总会收入一两百，还不必掏钱吃住。只是俺的腰是个障碍，干木工活相当苦，不得不收敛些。于是贝贝北上协助，两个人搭档。忽然他接到消息，说他插队那里有招工名额，于是，赶紧回去努力。我一个人便顶不住了，到处欠约，记得清楚的信阳炮校、郑州炮院、北海舰队、郑州铁路局机关，指望我去做家具的总有好几十家。撒个谎说乡下有招工的得回去争取，便堂而皇之溜了。其实招工哪里会轮到我？政审就是鬼门关，根本没指望过。。（2004.6.25发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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