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 大串联的故事

Gowest

（2007-06-24？）（不全）
第一次大串联的回忆
（看来《哪壶开了提哪壶》是个挺用功的学生，居然找出来这么个文字资料来，佩服。不过提起那壶开了的，却触动了我这壶没开的。借用那个大名鼎鼎的牟其中先生的“九十九度定理”，俺这壶没开的也加了一度：记忆壶里的水也跟着开了。其实我也是这笔大串联经费的一个开支者，而且至今没有悔意。）

1966年七月底，我们几个活跃份子趁着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讲话录音、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讲话录音，工作队灰溜溜的时候篡夺了学校文革运动领导权。首先干的一件事就是不许批斗老师，四位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被我们“松绑”了，他们从此得以回家。其他老师也被允许自己组织“战斗队”，参加文革运动。但这个篡夺的权力没有行使几天，铁路局党委就及时粉碎了我们的阴谋。他们发现这几个学生居然全都出身于职员家庭，有的家长甚至还有历史问题。于是按照据说是“十六条”精神，成立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校革筹”。一名原校党总支副书记，加上几名出身革干、工人的学生，领头的是干部子弟。

几乎选举结果刚出来，那位当选的“校革筹”组长就来表示关怀了。他原来是我负责培养入团的“对象”，铁路局一位处长的侄儿兼养子，所不同的是，这位处长大人来自山东老根据地，是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干部。我当时就觉得荒唐，如果革命已经蜕化到以血统的纯正确定权力分配，那么它离中世纪的贵族社会也不远了。

这位组长谦虚地请我继续协助他的工作，于是我马上让他要求铁路局派车分批送我校学生到桂林“取经”，因为桂林师范学院“八七事件”闹腾的挺热火，连王任重都来电报了。他立即请示，路局马上批复同意，派了几节加挂车厢，分批赴桂林。我当然在第一批。

在桂林，我又得到了包括“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内的一批《中央首长讲话》。马上返回柳州，下车就奔铁路局印刷厂，总共要求印刷一万余份各式传单，而且，回到学校就补开了一张证明。最多的当然就是那张“炮打司令部”的文字，印刷厂还主动配合加上了那个戴军帽的头像。

但我鼓动一批同学直接趴火车上北京的举动使我的那位“培养对象”有点恼火，他喜欢领导更多的学生，跑了一批就少领导一批。批评归批评，接着北京传来“破四旧”的消息，他又来问我该咋办？是不是也学北京的样抄反动派的家？我道不可，我们不知道谁是反动派，要是乱抄家，是犯法的。我们最好游行示威，表示对北京的支持就好了。他有所犹豫，但又拿不出什么主意，只好听从。

这一段时间，“校革筹”成了傀儡，我们几个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于是就有反映，说“校革筹”是木偶，操纵他们的是“六六六战斗组”。这流言使“校革筹”的同学们无地自容，他们终于忍无可忍，集体到铁路局告状去了，据说那位组长还哭诉了许多我们欺负他们的故事。

铁路局副书记、“四清”工作总团团长亲自跑来学校，正式宣布我们这几个是“右派翻天”，我们就开始遭受讨伐。结果我的住校用具全被扔到宿舍附近的菜地里。那些忽然发现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的、天生是左派的同学马上激起了高昂的阶级热情，围攻起我们来了。

俺眼瞧风云突变，许多昨天还围着我们转的同学，立马倒打一耙。尤其是那位“四清”总团长宣布要我赔偿数百元印刷费用时，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但又不肯服输，于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俺回南宁家里去算了。却不料这决定变成串联的开始。

回到南宁，满街都是“赤卫队”、“盾牌红卫兵”的标语，大抵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一片“红色恐怖”的迹象。我首先跑广西大学，我的初中代课老师有一个在这里不记得是当学生还是当助教的，寻得他不很难，因为他在学校挺出名。在他那个造反组织的办公室里，他继续对我发泄老师的尊严，却又说不出什么道道。

然后我寻到南宁二中，我的一个高干子弟同学在这里附设的航空学员班学习。见面果然不出所料他是“盾牌红卫兵”的干将。记得最清楚的是，当他带我到他们的司令部，进门就被问了一句：“什么出身？”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抢着先回答了：“他妈的，当然是革干！”于是那个家伙就亲热地拍打我的肩膀：“好，红五类战友。我们的父辈打天下，我们不掌权谁敢掌权？好好干！”

其实我的心已经虚弱到底了，俺的真正出身算职员，充其量也是“灰五类”。一下子进入这个全都穿军装的群体里，那感觉就如同一只乡下土狗进了狼群。和我的同学说话还大声一点，跟别人说话我自己都觉得声音打颤。还记得他们在“盾牌红卫兵”里的职务完全是依据老爸的职务高低确定的，我同学的爹是地师级干部，所以他当“作战部副部长”。其实他完全知道我的真实出身，送我下楼时他告诫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再遇到盘查出身的，你就雄赳赳器昂昂地说‘革干’，千万别嘴软。现在的干部都是革命干部，难道还有反革命干部的？”
走在他们校园里，我看见两个女教师被剃了“阴阳头”，正在扫地。我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侮辱老师的？是否太过分？”他的回答很妙：“现在人都发狂了，什么事情过火干什么。你要提出不同意见只有自己倒霉，还帮不了别人，算了，只当没看见。”

从二中出来，我去了医学院，那里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学长。整个校园里到处都是辩论场，不记得他们辩论些啥了。找到一个学长之后，他拉我到僻静处，像是做贼，又像是地下工作者。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闯”战斗队现在正处于逆境之中。我高谈阔论了一回，他居然还不知道有那么多令人激动的消息，甚至连“炮打司令部”也不知道，更别提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了。我把刚从“盾牌红卫兵”司令部里拿来的几份传单，大抵都是中央首长也即江青等人的讲话拿给他看，他于是马上领着我找到另外几位“战友”，慷慨地招待我吃晚饭，当然是学校食堂里的学生餐。然后到了一个被改名为“反修楼”的地方，房间里一排排木架上摆满了浸泡着人体器官的玻璃瓶，灯光昏暗，场景十分吓人。然而我对这几位兄长神侃了桂林的见闻以及听来的各种消息，以及对革命造反的理解等。

几天以后回到学校，怀里已经揣着一张因私铁路免票。铁路职工每人每年都有两张这种免票，据说是“二七”大罢工时，从北洋军阀那里争来的权利，每年十二张。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改成两张。其实根本没几个人用得起，因为每人的工资仅够最低生存消费，坐火车免费之外，出门还要花钱的。我父亲的免票就基本没用过，这次我缠着父亲总算开了一张到北京的私用免票，还有十元钱，以备万一。

果然，到了学校，气氛完全不同了。校革筹每天安排学习毛著，那几位老师又成了牛鬼蛇神。据说还补充了一次“破四旧”，柳侯公园里柳宗元的衣冠冢也被扒开了，我们宿舍里还堆积了好几箱抄来的香水等奢侈品。幸好，我走前卷好的铺盖还原封不动在我床上，没有随“破四旧”之波逐流而去。几位同战斗组的战友都挺坚贞不屈，除开两位已经离去之外，其他人都顽强地坚守我们那个队部。

革筹开始按照铁路局的指示，分批派学生赴北京串联，当然首先必须出身工人或革干，其次是尊敬校革筹的领导，还要表现好。我们这个战斗组是没有资格的，我便寻校革筹论理，因为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出身工人，必须有一个串联的权利。革筹组长早已没有过去那种尊敬的丝毫表现，他毫不客气地训斥我无法无天私自逃离学校，但终于接受了我的要求，批准这位工人出身的同学串联去了。但我要求补发学生证却没有批准。于是我寻得学校人事主任，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贴一张照片，然后写上因遗失学生证尚未补发的证明，然后他骑着照片的缝盖了一个学校的公章。这时我发现原来做学生会干部积累的交情，特别是我篡权时善待老师的举措，此时赢得了回报。私下里，老师们对我都很友好。

眼瞧着我们日子并不好过，于是我要求我们战斗组的其他人干脆开免票出去串联，但没有通过。于是我宣布我必须出去，否则我们就是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革命的方向。大家同意了。学校推举去北京串联的同学大约有十几名，据说要到国庆节去接受毛主席检阅。俺自己先溜了，管他什么革筹威胁的处罚。

上得车就发现，我那张免票根本没用。车上的学生们，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根本不需要任何票。他们都穿着军装，我后悔自己没穿那件旧军装来，那是在军区当职工的母亲买回来的处理品。还没来得及细想，几个京腔便传来了：“什么出身？”这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如同查票一般查了过来。一进我们车厢就宣布不许阶级敌人乱说乱动，有几个笨蛋自己说是地主或资本家的，当即挨了皮带抽，还有一个跟他们论理，结果在下一个车站被赶下车了。查问到我时，我记得同学那番教诲，理直气壮地大声吼道：“革干！”他们马上友好地笑了笑。

火车终点站没有到北京站，在永定门就驱赶所有旅客下车，说是只许空车进北京站。我第一次到北京，根本不知道该到何处去，出站就看见几排桌子，挂着的布帘上写着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还有一个桌子前注明“铁路学校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字样。我斗胆前往，人家要学生证和介绍信，我没有介绍信，学生证也是那张纸。灵机一动便称这就是介绍信，人家狐疑了一会，并没有多说，给了个卡片，叫到铁路七小去，还告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记住了北京除长安街、王府井之外还有一条南礼士路。

上公共汽车前，我看了一下那张“外地革命师生乘车证”，背后印着的字还记得有郊区长途公共汽车无效之类的。到了铁七小，教师都成了宿舍，有的用课桌拼成床，有的只是在地板上铺的大通铺。领饭票时，我只管说既无钱也无粮票，他们居然没多说话同样给了五天的饭票，然后告诉我，到期必须离京。

第一次到北京，什么都新鲜，到处逛，也没少跑北大、清华等院校去看大字报，甚至抄录了不少。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再领饭票时人家不肯给，俺只管死乞白赖，理由非常冠冕堂皇：毛主席还没接见哩。终于又领到了饭票。

世界小的时候真的很小，那天去王府井，居然碰见我们学校的那批“红五类”赴京团。多数人都很友好，校革筹组长可不客气，干脆直接地命令我回学校，否则后果自负。经过这么些天造反精神的熏陶，我也根本不会理他，理由依旧冠冕堂皇：谁也没有剥夺我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权利。甚至反唇相讥道：你干嘛害怕我见到毛主席？

国庆节很快就到了，那天最多凌晨三点，我们就被叫起来，吃过早餐之后，等来了许多大卡车，直接拉到东单北大街那处地方，傻瓜一样排开坐地。然后各路神仙开始唱歌，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就是在这漫长等待中拉歌的刺激。

俺平时路过看见路边人行道上那些铁盖，老是琢磨不透它们等距离排着究竟为什么，此时发现它们被围起来成了临时厕所的蹲坑。也不知究竟何时开始检阅，长安街上的队伍没完没了，待到我们的队伍可以行进上长安街，我已经腰酸背疼腿脚麻木了。看见不少人都有小红书，我非常羡慕。手里有个东西摇着怎么说都比赤手空拳晃悠强，于是发誓即使偷也得弄一本。终于走到天安门前，欢呼声震耳欲聋，兼之高音喇叭里不停放送着的进行曲，说是什么的海洋都不过分。

我看见高高的天安门上立着许多人影，挺费力才辨认出正中间那个就是毛主席。没料到他老人家看见我们就转身往回走，后边跟着那个瘦小的林彪。队伍里不约而同地着急了，呼喊声一下子高了几个八度，节奏也快了许多。眼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就要进城门楼去了，我们的整个队形不知怎么的就散了，我也弄不清是自己跑还是被推着走的，很快就到了金水桥前边不远的地方。广播里不断发出命令，但是没有人理会。我看见前边几排被一个角钢焊接成的方截面构件挡住了，那构件活像倒下来的塔吊。

天安门上那两个人影似乎被感动了，回转身子向我们招手。万岁之声立即像涨潮一样激烈起来。直至此时，我才感觉透不过气，前后左右人群挤得只能随波逐流。未几，忽然感觉背后有某种温柔，扭过头来才发现是一个狂热的女生，那压迫必定是她饱满的胸膛吧。想到此不由得脸热心跳，于是思想就开了小差。不知何时老人家已经不见了，在一大队赶来维持秩序的大兵拉扯之下，这些无奈的学生们终于离开了金水桥前，后边的队伍撕破嗓门拼命喊，只可怜他们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什么光辉形象也没看见。

往西去的队伍已经不复存在，走了一阵看见许多学校接待站送饭的卡车，我感觉到腹中在闹腾，只是没有俺们吃的份。脑子里不时回味那拥挤时的压迫，真该感谢他老人家，让俺早早领教了一回异性的温暖。此时已经下午大约四点了，我们住在南礼士路真还算命好，回去就可以狼吞虎咽甚至可以休息。晚上还有焰火节目呢。

没多大会儿，我们战斗组的王肥来了，他是官方派来的，住在北蜂窝，顶不住饥渴干脆到我这儿来了。我到食堂费尽口舌给他弄来俩馒头加一碗菜，他边吃边诉苦，原来他属于那些起大早赶晚集的，啥也没看见，白走了老半天。

我们接着商量回去的事，他们第二天就要集体回校，正不知如何办。我告诉他没必要理会，凭学生证可以到接待站领返回原地的火车票，然后到东单体育场换票，去哪儿都成。夜晚又集合，我们排在西单路口一带，席地而坐等着看焰火。小地方长大的，真的还不知焰火啥样。看着离天安门甚远，于是想往前赶，没走出多远就被纠察队拦下了。这些纠察也是北京的红卫兵，吼两句你不听他们就扬皮带。那些皮带都是彭德怀时代发给军官的，厚实的铜皮带扣让人不得不听从指挥。焰火放起来了，广播里说老人家下到金水桥前边了，看了焰火，开了眼界，王肥回他的住地，我也回南礼士路。

次日领了革命师生乘车证，只给回原地的。我跑到东单体育场，换票的人多了去了，我拿着回南宁的票没几个人知道那是啥地方，不肯跟我换。后来我改口告诉人家这票可以到桂林，顾客立即多了起来。我挑了个去青岛的换了，只是老也等不到王肥，我想，他大约被挟持回学校去了。

到青岛，我先跟着接待站安排的汽车到了省总工会招待所，招待所安排了床位，看来比北京强多了，四个人的房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清静整洁。我把简单行李扔在靠窗户的一张床上，就去看姥爷姥姥，真的很想念他们。姥姥见了我眼睛都笑成一条缝，接着她又叫表弟去告诉附近的舅舅、姨妈，免不了一番亲情倾诉的热闹。

入夜时分我回到招待所，到房间门口就愣住了，怎么房间里来了三位女将，其中还有一位正在洗头。我怀疑走错了门，但分明看见我的行李还在那张床上。一番笨拙的解释与说明，那三位看来是大学生的女将哈哈大笑，那位用毛巾弄干头发的还调戏起我来：“小老弟，你还是中学生吧？没关系，当一次洪常青算了。”我有点狼狈地捡起我的行李，赶紧跑到另一栋小楼的值班室，值班的胖大嫂也哈哈大笑，完了反而责备我：“你跑哪儿去了，那里改成女学生住的了，找不到你。改去五号楼吧，喏，换把钥匙，快过去吧。”

次日到处走走，青岛似乎没有北京那么热闹，人们的革命热情似乎不如北京那么高涨。我一个人行走在蔓延十几公里的海滨，无数别墅形状各异，显示着不同的风格。忽然有一个感觉：它们的庭院连围墙都绝无相同，联系到我见过市内的房屋，似乎青岛是没有相同的房子的城市。这个城市真是一个房屋建筑的博物馆。

坐在鲁迅公园的椅子上，看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听那此起彼伏的涛声，心潮也如涨潮落潮。我仔细想了我们这几个月来的经历，感觉似乎有点不大对头。如果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领导都不知文革该怎么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想起在家里时，父亲推心置腹的谈话，也有许多警示。父亲说，运动总是先动员你们大胆说话，最后就收拾那些大胆说话的人。凡是运动开始时积极的人，后来都要倒霉。他举了许多成为右派分子的人的故事，其中就有我认识的叔叔伯伯。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们最后会不会成为新时代的右派分子？在学校里已经有这样的吼声了，回去以后又会如何？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明显的，北京的学生里，行为最过激的大抵都是一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他们的口号中明摆着就显示了“老子革命儿接班”的气概，有强烈的权力争夺意识。我们这些灰不溜秋的平民子弟，凑热闹是没多大意思的，尚不得知这次运动要搞到什么时候，趁机玩玩也就算了。我在这个海滨孤独的思索，得出的结论就是回去以后就金盆洗手，如果运动还要继续进行，干脆躲回家去看书拉倒。

从青岛到南京很容易，因为接待站的人很轻易地就相信我关于从青岛到柳州必须经过上海的说法，于是车到南京我就下去了。列车上基本都是学生，主要是大学生。尤其是那些穿军装的学生，格外杀气腾腾，假如你要遇到“哈军工”的，最好别冒犯他们，否则就会“吃不了兜着走”。我在徐州火车站就亲眼目睹一个也穿军装、自称“革干子弟”的家伙。他与几个“哈军工”的争吵，最后暴露出他爹是地区武装部长之后，劈头盖脑挨了一顿军用皮带的抽打，直至他满头是血逃出车站。

我到南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王肥约定要到南京，这里是他的老家；二个是我不知怎的特别想参观一下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直接地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前一个目的已经渺茫，因为在北京我们失散了；后一个目的我毫不怀疑。至于革命串联，除开北京到哪儿都是白搭，因此我不再考虑。

逛了紫金山、中山陵，那里的幽静肃穆给我太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个音乐坛，太伟大了，我足足坐了好几个小时。假如在照片上看见，说是欧洲的某个地方我也不会怀疑的。又到了雨花台，革命烈士的种种事迹令我惭愧，怎么就想起“金盆洗手”来了？看人家革命先烈，视死如归多么豪迈！激动过后仍忘不了打探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于是询问雨花台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看上去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人，很威严的模样。听过我的询问之后，他如同警察审视一个贼，良久才冒出一句话：“你打听那干啥？那是杀国民党的！”

看样子我再不逃走他很可能把我抓起来。我狼狈地逃走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南京依旧那么大，那么绿，那么美。谁还记得当年的灾难？政党的更迭居然可以抹去外敌的凶残，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无法理解，更不敢表示不满。不过我敢于在心底里思考，我知道，我顶多是个假革命者，因为我竟然还敢思考。革命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彻底的革命者就必须盲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次日早晨，我还没醒，有人进来把我弄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原来竟是王肥。他说是从总接待站的登记册上把我查到的，他离开北京就按照我的办法，逃出那个团体，到东单体育场换的车票，到南京已经许多天了。我们有了一番亲热的寒暄。接着商量到何处去的问题，几乎没有争议就决定到上海。我办理了离开的手续，拿着简单行李跟着他到了他的亲戚家，拿他的行李。于是没忘记问他的亲戚，结果是，人家从来没听说南京有个什么大屠杀纪念馆之类的地方。

从南京到上海，经过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平原。江南水乡风光确实美不胜收，待得我们到上海，接待站分配到复旦大学。生平第一次看见而且坐上有轨电车，免不了有种新鲜感。遗憾的是天色已晚，复旦也显得荒僻，大上海的风光很难领略。次日一早，我们俩起床，约定不理会接待站的免费伙食，出去吃上海著名的“阳春面”。吃上嘴我们不禁相视而笑：除了葱花、油花之外，大约还有盐。

走过外滩、南京路，不知还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商店多得离谱，走了王肥在上海的亲戚家，还是一个什么干部的，体会到上海的拥挤。那样拥挤的居住环境，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迷恋，我们俩都不理解。离开上海的火车票竟然如此玄妙，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位管发给火车票的说，没有什么柳州的票，给你们广州的吧，反正差得不远。

这样我们就乐不可支地在珠江边下了火车。出得站门口，接待站人头涌涌。看见那些卖香蕉的，散乱的香蕉每斤只买一角，王肥买了两斤。我们最终分在荔湾的一个居委会接待站居住。到了地方放下东西便出发，逛广州比逛上海有意思，至少风光好得多。在这个居委会的接待站里也感觉到格外的温暖，那些街道的家庭妇女成了工作人员，她们待我们就像待她们自己的孩子。广腔普通话至今还忘不了：“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啦。”还有那可口的“盐水菜心”，以后直到现在，成了我到广州首先必点的第一道菜，在我眼里，这是粤菜第一名菜。

还记得我们到了黄花岗，那里的自由女神像已经倒在地上。粗大的拔河用麻绳扔着好几条，女神像基座上的献石，国民党三个字全被凿掉了，有几个工人正在用水泥填补。据说是周恩来指示必须恢复那三个字。空场上许多人依旧在为是否应该拉倒这座女神像而争辩，听说拉倒它的时候就吵得厉害，两派都是大学生，一派以华南工学院为首，另一派以中山大学为首，弄不清是哪派把它拉倒的，莫名其妙的是现在一提“红卫兵”，一提“破四旧”，谴责的舆论就冲中学生来了，谁也不去提及：所谓“五大领袖”，没有一个中学的毛孩子。其实，无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破四旧”的冲动都是谎言教育的结果，只有“举世混浊”，才能“惟我独清”；否认人类文明的积淀，方能凸现救星的神奇与伟大。一旦邪说被描绘成真理，灾难也就顺理成章。

还有一件趣事，那是在广交会的开幕仪式上。那时还围聚于珠江铁桥头的广场上开会。我们挤在外围看热闹。忽然在不远处有点骚动，原来是一个黄头发兰眼睛的外国胖女人，据说革命小将发现她是苏修集团的代表，更严重的是，她居然把神圣的代表红条子，别在连衣裙的腰带上！这是严重的侮辱我国尊严的事件，马上被几个穿军装戴袖套的揪住了。不过这个会毕竟非同小可，马上就有更威风的大会保卫人员接管过去了，我们看见的场景是那个女人嘟囔着被簇拥进了会场大楼，这边也就风平浪静。至于里边会如何道歉，我们没法想象。

印象总是模糊的多，清晰的少，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还有句名言：回忆是不可靠的。不过总的说来，广州比上海好玩。我们去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纪念堂外的草地（也许是个讽刺，因为怕“破四旧”，大门紧闭）、越秀公园等地方，就是没有去过任何一所学校，也没看任何大字报。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回到住地时发现，有一张“强烈抗议”的大字报，说接待站克扣伙食费，伙食太差。落款是上海某红卫兵战斗队。随后又有人在上边批了字：“上海佬，滚回去！”

从广州驱车，我们到了长沙，这是革命圣地，伟大领袖成长的地方。什么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清水塘，都吸引着我们。当然也就涉足其间。印象深刻些的便是那个学校里的水井，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井里打水洗冷水澡。我笑道：我从高一就没有洗过热水澡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王肥便讥笑我为东施效颦。

最不能不去的地方就是韶山冲，接待站必定安排车辆前往的。钻过那个挺雄伟的韶山渡槽，直到当时感觉非常新颖的毛泽东故居纪念馆，我画了好几张建筑临摹图，只可惜都无影无踪了。在故居里，我和王肥小声议论的话题就是：算不算地主。我们一致认为：中国90%以上的地主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房子。可是我们看见康生讲话里说主席家庭是普通农民，我们觉得，那绝对是拍马屁的捧场。唯独没法求证的是，土改时这个房子的主人是否也挨批斗。

在故居门前有一个池塘，只有塘中心还有尺把深的泥浆水。旁边立着的牌子上写着“毛泽东同志少年时期游泳的水塘”，竟然有几个特别“忠”的红卫兵小将脱衣下水了。看见他们踩着泥泞往里边走，我们俩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想，旁边围观的人们一定也是如此认为，否则他们也该下去沐浴这个“圣水”的。惟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两三个女将。只见她们湿了水的白汗衫立即变得透明，于是手忙脚乱地拉扯胸前部分，使之不至于贴在身体上而原形毕露。秋天的天气已经有点凉，水肯定更凉。未几就有工作人员过来劝解，让他们都离开水塘。我们不解的是：难道还带了换洗衣服来韶山？

离开韶山到长沙，长沙的食品中，最难吃的就是米粉；留下好印象的是画了叉的“沙利文”点心以及一碗一角钱的甜酒，北方好像叫“涝糟”的。直到在火车站，王肥忽然发现我应该在韶山灌一壶水，我的行李中一直带着一个军用水壶。我们谈笑了一阵，就在车站开水桶接了一壶开水，管他呢，长沙水也未必不能算韶山水的。

火车一路进广西，到桂林北站时有卖柚子的。几个佩带“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下去买了两个，但不知如何下口。一位女生掏出手绢抹干净外皮，另一位戴眼镜的男生接过来就要咬，王肥忍俊不禁被他察觉了，挺谦恭地请教吃法。我们本来打算看笑话，此时便只能帮助他们剥柚子皮。那个眼镜宣布是他请教的功劳，抢过去又想咬。我们再次制止他，帮他们剥成片，那个眼镜还是急迫地抢过一片就嚼。苦涩使他马上吐出来，引起一片哄堂大笑。直到我们吃了一片给他们看，他们才弄明白这玩意儿吃起来有多么复杂。不过美味使他们赞不绝口。

回到学校，学校的形势已经有了变化，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巴黎公社原则”，校革筹的权威便不像原先那么神气。局面不似我们走以前沉闷，到处都成立了新的战斗组，藐视校革筹的就不只我们一个“革命造反战斗队”了。留在家里的大嘴等还扩大了阵容，新增加了好几个战斗员，不过基本上是初中部的女将。我们的回归使大家兴奋，顿时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许多人都跑来问长问短。

因为我们去过韶山，也就使更多的仰慕圣地者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探访，话题重复在伟大领袖青少年时代革命足迹的敬仰之上。那壶长沙火车站打回来的开水，被我们说成“韶山水”，于是有虔诚者把它绑上红绸带，举行了仪式排着队恭饮一口。我和王肥相约千万不能道破，否则会有大麻烦。尽管仪式上那水不够了，人家自己也掺了开水进去。精神的崇拜很快就转化为圣物崇拜，离开了愚昧的煽动，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形成的。

我的所有宣讲，都离不开“串联”两字。最具诱惑力的蛊惑，就在于我带出去拾元钱还没用一半。进一步，我鼓动自由串联，其实校革筹并不反对串联，他们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他们批准下少量出去串联。他们把串联作为一种奖励；我把它当成一种权利，一种人人具有而且稍纵即逝的权利。他们要求有准备地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不许游山玩水；我鼓吹不必理会人家的任何革命经验，那不适合我们。串联就是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秀美。

还有一个当时很敏感的问题：校革筹只许“红五类”串联；我鼓吹不论“灰五类”、“花五类”还是“黑五类”，即使被工作队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都可以串联也都应该串联。

校革筹为了消除我散播的恶劣影响，特地组织了一次全校誓师大会，目标当然是声讨那条谁也说不清道不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个“战斗队”都上台表达了他们的誓言，我们的“战斗队”理所当然地推举我上台发言。说了多少空话已经没有印象，但我公开宣布：“现在的革命大方向就是串联。串联就是革命，不串联就是不革命，反对串联就是反革命！”立即博得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这个煽动后来成为美谈。

召开大会时还神气活现的校革筹，散会时就已经灰溜溜的。第二天就成了过街老鼠，并立即被一个不甘落后的战斗队宣布“夺权”，并当众劈烂了那个公章。一个依据“十六条”规定的原则并已经铁路局党委批准的临时权力机构，到此寿终正寝。它其实是被“串联”两个字打倒的。几天功夫，整个学校都空了。 我躺在阴暗的宿舍里，回味着这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那份得意，大抵和列宁在十月差不多。

本贴由wenjunq于2003年7月31日09:07:23在〖华夏知青论坛〗发表.
第二次串联
校革筹在自己决定召开的誓师大会后便陷入被动。首先是两位成员倒戈，他们显然不想失去外出串联的机会，但人在革筹便身不由己。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就选择了退出革筹。当他们的声明墨迹未干，“红闯”战斗队的几位同学就跑到革筹要求开证明出去串联，结果革筹拒绝了。争吵之后“红闯”马上宣告夺权，废除革筹小组，把革筹小组的那枚木头印章抢过来，当众劈成几瓣。校革筹垮台竟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怨恨者，早已在淘其根基；拥戴者，实在恼火其无能；扶持者，恰又只将其作权益之计。直接的原因，只为人们利于外出串联，它却无视大家的愿望；倘若它积极主持串联，那么垮台的只能是我们。只是它也主持大串联，人走茶凉，它还能领导谁呢？

这一折腾整个学校就炸了锅，大多数老师学生都自行结伴、分头串联去了。我所做的全部煽动，只是介绍了自由串联的可行性而已。学校人事室主任是东北南下干部，他那里收藏着学生档案还有学校原来的公章。看见学校乱了套便慌了神，急忙跑来找我，一是要把学校公章交给我们，说是可能有同学没有学生证，可以开证明给他们；二是希望我们“造反队”把人事室贴上封条，以免档案被抢。他强调，只有“造反队”有足够的威信制止抢掠。

我和“造反队”的同学商量后，同意接受这个差事。当我们到人事室时，什么都晚了。学校的公章也已经被“红闯”夺走，档案柜已经翻得七零八落。王主任正一筹莫展地发呆。我告诉他，算了，一了百了，你也出去串联吧，有工作证就行。于是我在那里翻档案，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唯独记忆犹新的是高二学生“王五”的档案，那里边记录着他不知何时说过：“说来说去，还是资本主义好。”但这句话后来常被我们引用于挖苦“王五”，须知，这几个字已经断送了他的全部希望。为了避免其他麻烦，我们把所有遗留的学生档案全烧了，该死的秘密档案，居然连孩子们也不放过。

而“红闯”的同学更来劲，他们把学校的公章用绳子拴着，放在会议室宽大的窗台上，任由大家随便盖章。于是，对外出仍不放心的同学们排着队自由地为自己开了想开的证明。

没有两三天，全校学生基本上跑完了。老师也跑了，都串联去了。整个学校可以用冷冷清清来描述。我留守了几天，柳州市来了通知，我们学校要做接待站，给了两辆新单车，以及别的东西。总务处的柳主任和袁老师负责，要求学生也留些人。好在确有死活不愿出门的人，我们班上就有个汤姓同学，得了一部新单车整天骑着，他就哪儿也不想去了。

之所以我多留了几天，原因有二：一是我已经“串”了一个多月，理当让大嘴他们先出去走走；二是我回归学校之后，不断地有人报名加入我们这个“革命造反战斗队”，其中包括后来她们的父亲成了共和国总检察长的两姐妹。其中有好几位住校同学先回家拿些东西再出去串联的，我必须等他们返回。

在我虔心等待的人中，有一位该算我的初恋情人，当然，她根本不知道我的暗恋。那时正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批判风潮中，大块文章连篇累牍，即使我这个每天都要在阅览室泡很长时间的人也觉得招架不住。这天正沉浸在一篇大文章里，忽然觉得读报桌对面有一个固定的影子，于是下意识地抬头望过去。只见一个女生在对面也全神贯注地读报。我平生第一次发现女生竟然有如此美丽，于是心头怦然而动。越是凝视，就越是心跳得厉害，报纸上写的是些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未几，她似乎发现我的异样举动，抬起头来，视线相遇她就羞怯地微微一笑，也许只是一种礼貌，但对于我确是无以抗拒的强烈冲击波。接着她移动位置，到另一张桌子读报去了。再过一会，她就离开阅览室走了。

我真正觉得奇怪，担任了几年的学生会生活部长，至少每个星期都要检查一次卫生状况，还要布置并检查校值周班，几乎学校每个班级乃至每个角落我都再熟悉不过了，如此面生的女生有点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只是因为我们要准备高考，还有如此热烈的批判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她好像突然从学校里蒸发了一样，尽管我迫切希望再次见到她，却总也未能如愿，此次一见钟情的激动也就只好存放于心底。

没想到那次去桂林串联，火车上又见她了，居然在文革开始后工作组安排的学生管理学校伙食团里，由“老头子”率领着。依旧如此羞怯，如此美丽。更没想到，在我煽动串联已经得逞之后，她又由另一个女生陪着，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造反队”了。这几乎使我欣喜若狂，然后她与这位女伴提出要回家拿东西，并希望我能领着她们出去串联，正求之不得。

没料到一去两三天都没有回校，我在这里望穿秋水，她们却不知“蘑菇”些啥。几批同学都盛情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造反队”里还有倡导步行串联的，但我坚定不移相信串联的时日无多，花那么多时间走路很愚蠢，于是都婉拒了。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学校初中部教数学的季老师，已经快退休的人了。在工作组时期被揭发出一本家庭收支账本，里边有许多红色数字。稍有常识都知道，这是表示入不敷出的赤字。最后被强迫承认那是对党表示不满的“血债”，于是成了四个牛鬼蛇神之外的“候补”对象。在我出去串联时，这些“候补”对象都被校革筹勒令每天扫地。我在煽动全校同学串联的同时，也煽动这些老师们出去串联，即使不愿去的也不要听从校革筹的“勒令”，停止一切惩罚性劳动。

这天出校门恰好预见季老师一个人还在扫校园，我与他交谈时他怯问：我真的也可以出去串联吗？我给他以肯定的答复，并举例说其他被“勒令”的老师不是都走了吗？他怀疑运动后期会被“秋后算账”，我又费了许多口舌解消他的疑虑。没想到最终他依旧每日扫地，直至我们又串联回来，给了他一个禁止再扫地的“勒令”为止。而且，他最终仍未逃脱工宣队、军宣队的“秋后算账”，尽管与我们被清算的“账”相对比，他的“账”已经很不算啥了。

另一位女生回来时告诉我，她的父亲不许她外出乱串，要我回南宁“解救”。俺马上赶回南宁，直接跑到他家，已经记不得费过多少口舌。好在他哥哥原来在学校与我关系尚好，上届高考落榜，已经参加工作，帮了个忙奉劝他爹妈，“解救”任务圆满完成。

从南宁返回柳州，学校里大约还有七八位同学正等着与我们一起外出。我决定走西北线，大家一同到了火车站。尽管多次解释，他们几个依然各带上一床毯子，打起行军背包来。等到火车进站，我发现革命形势确实可算日新月异。几乎每一趟火车都被串联的学生挤满了，不由得记起苏联描述二战小说里的一个描写：“沙丁鱼罐头”。我们如此多人，根本没法挤上任何一列火车去。

紧急协商后，我提议――看来广西学生尚未觉悟――挤上稍微不挤的北上列车，到柳州北下车，然后再上开往贵州方向的列车，那样可以在火车上发现转车去湛江方向的，也许可以捞到座位。多数人反对，于是推举我和“老头子”单身前往北站，他们拿着行李在南站等候。我的算计果然不错，在上海开往重庆的列车卧铺车厢里，我发现十几个穿灰色军装的海军官兵，一问，果然要在柳南转车湛江。为了适应大串联的形势，卧铺车厢已经取消，我就与他们预定下整个卡六个卧铺座位，已经在车上的串联学生也学着我的样占领了其他的铺位，否则我会占领更多铺位的。

车到柳南，车门根本挤死了，要下去的下不去，想上来的上不来。有我们俩在车厢里配合，我们的人从车窗爬上来，“羊克思”依旧不时地咋咋呼呼，此人读高二，姓杨，个性使然，不知何时获得“羊克思”的外号。我至今佩服我们那些同学取外号的水平，几乎大多数外号都“神似”得天衣无缝。两三个小时以前正是他极力反对去北站上车的，后来也主张有车便上，结果哪趟车也没挤上去。他把责任完全推到女生是个累赘之上，听见他那些高论，大伙便讥笑他。

底层的铺位只能当座位，我爬到中铺睡下，头朝里。一位自称在株州上车的女大学生央求坐在我的脚边，没理由不同意的。不料次日早晨醒来，她竟然反方向和我挤在一个铺上，而且睡得正酣畅。看过对面铺上，“羊克思”也获得同样“艳遇”，不过他还在周公那里眷恋着，也许毫不知情。

下得卧铺去上厕所，过道里满是横七竖八的学生，有聪明的已经钻到下铺底下梦见周公去了。看来这一夜又上来不少人。厕所里也有人占领着，好在有人来方便他们还能让出来。这热闹劲比我第一次串联时不知加剧了多少倍。

到达重庆是夜晚，菜园坝车站只作为始发站，我们从九龙坡车站下车，到接待站登记，汽车一直拉到大坪地方，只记得离红岩村不远。次日一早就首先到那里朝拜去了，然后又参观了曾家岩。我们照例不落参观了歌乐山的“白公馆”、“渣滓洞”，印象极其深刻的就是那里是“中美合作所”，美国佬与蒋介石合伙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劣迹给我的仇美心理火上浇油。直到几十年后，历史资料才告诉我，所谓“中美技术合作所”，早于抗日胜利就不存在了，美国佬根本不知道老蒋把那里用作囚禁革命者的监狱。而且那首被《革命烈士诗抄》等出版物宣传的陈然烈士的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何等荡气回肠，我和广大同龄人都不止一次地背诵。搞了几十年，原来竟然不是陈然的遗诗，而是罗广斌、杨益言的创作。

我们去了一趟沙坪坝重庆大学，再没去串联什么学校，而是地道地游山玩水。解放碑、朝天门码头、江南江北都跑到了，反正坐车、船都免费。本人或许从小就半饥半饱，于是特别好吃。每到一地，首先打听名吃，到重庆也不例外。那种小蒸笼摞起来像好些烟囱的肉饼，已经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不过著名的麻婆豆腐，当时已经被“破四旧”改成麻辣豆腐的，把我和“汪汪”辣得灵魂出窍，三角五分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它确实美味极了，直至我们每人八两米饭才把它消灭。

在重庆我们的队伍便分化了，“羊克思”遇见他们班上的同学，几个没去过北京的随之奔北京而去，剩下七个人跟我上西安。之所以直奔西安，是我考虑那时北京不断传来毛主席接见的消息，人数居然达到一次二百万以上。我觉得毛主席自己也会厌烦，况且这个国家经济能力恐怕也承受不了，所以号召步行，无非减轻压力罢了。也许很快就会停止串联，那么我们回程便可以慢慢下车扫荡诸如成都、贵阳等地。

但离开重庆已经非常困难，菜园坝火车站外人山人海，有排队的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等了两天了。及至我钻进站内，站台上同样人满为患，每一列空车皮进入，立即成了战场，挤得上车的立即关闭窗口，没挤上去的则拼命央求开窗。看着这场景，我顿时想起姚文元那篇评论上海挤公交车的文章，人的立场是随着利益变化的，变得如此之快，确实有点启示作用。

我们那几位带出来的毯子，毫无用场，于是打成一包，反而累赘。我看见一列车正准备发车，满是人头的列车所有车窗都紧闭着。好不容易找着一个开了条缝的，我问窗边那位女生，列车到哪儿？她慌忙说人太多了，上不了。我告诉她我们并不上车，她的心态这才平和一些，告诉我这车开广州。我请求她帮忙捎带一件包袱到柳州火车站，随便交给一位车站工作人员就行。她有点不理解，我解释说我们都是柳州铁路子弟，存放在火车站我们回去就可以拿到的，她同意了。此时见旁边几位有责备她多管闲事的，大约他们是一伙的。车窗开高了一点，那一捆七床毯子塞了进去。

后来出站台，“张狗丢”抱怨我太大意，因为他的是毛毯，价值几十，就这么塞给素不相识的人，岂不是等于丢下大海？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女生到柳州火车站非得找站长不可，由于那时红卫兵小将是惹不起的，站长亲自接过这捆毯子，气不打一处出。他儿子恰好是我们“造反队”的一员，于是这些毯子平安回到学校。这个事例后来被老同学作为“世风日下”的案例，因为现在这事一定是不可能有的了。

看见重庆火车站的状况，我于是故伎重演，领着大伙出站直奔九龙坡车站。恰好有一列车进站，所有到重庆的学生都在此下车，我们逆潮流而动，上了空空如也的车厢，找到卧铺车厢，这次都学聪明了，一人一个上铺，否则逃不掉一个挤字的。未几，列车工作人员来驱赶，我们耍赖不下车。后来他威胁要叫警察来，我告诉他：你何必管那么死？等会儿还是一满车人，赶走我们还不是要上别人？他想想也就不理了。列车进了重庆火车站，无数人跟着车厢跑，那份壮观，大约只有大串联才能观赏到。直到上满了人，我们才想起没问列车是开哪里的。万一南下，我们岂不是白搭？一问，果然天不负人，本列车开往北京，肯定能到西安。

车到西安，站台内秩序比重庆好，基本上没什么人。站外则大队井然，喝着西北风站在车站广场上。我们分配住在西北工学院，校园里西风萧瑟，人烟稀少；大字报被吹得七零八落，根本没有串联价值。其实我也不明白，全国都在大串联，你到我这个空校园来，我到你那个空校园去，谁跟谁学个啥？只有在西安交大，似乎还有一些坚持没去串联的人，因为那里还有一些新鲜的大字报，主要都是“中央首长讲话”。

我们忙不迭地走访名胜古迹，逛大街。倒是有一些趣事。我照例好吃不已，那天到了一个好像叫老孙家羊肉泡馍馆，已经“破四旧”改名了，西安老人说那是正牌的羊肉泡馍。我进去花了四两粮票，给了两个青岛叫“火烧”的烤面饼，一个大空碗，一块小木牌。我便傻瓜似地坐着，等候党的召唤。结果并没人理我。良久，一位老者坐到我对面，他让我学他的样，于是我把那两个面饼掰成碎块，放到大碗里；再跟着老者到橱窗处递上木牌和大碗；看见里边用热汤滚过那些掰碎了的面饼，再浇上一勺豆腐之类的汤汁，切了两片几乎透明的熟羊肉薄片，算是大功告成。一口吃下去，简直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可以说难以下咽。

想一下便自我解嘲：草都不长的大西北，混个不总挨饿就不错，哪里会吃出什么味道来？刚自以为得了答案，马上就有了收获。在“西安饺子馆”，排许久队吃了羊肉饺子，却有滋有味。再以为不错，探得原来旧名“贾家包子”的，却又上当了，南方无论啥包子都比它强千百倍。

西安的风沙使我们这些南蛮忍受不了。夜里回到床上，穿得如此厚实，肚皮上居然还搓得出一道道细沙！而且还不止这些细沙，毛衣下半截几乎每一个孔里都暗藏着一个虱子。开始时觉得肉麻，拼命捉它们。后来就应了“虱子多了不痒”这句俗话，听之任之了。结果是串联结束回到家，进门之后都必须首先清理这些小动物。

工学院里洗漱都集中于食堂处，一个水泥砌的大水池，傍晚时供热水。许多木盆是只能用不能拿走的，于是就地洗脚。那天来了一群新疆不知什么民族的串联女生，天性快乐的她们总没完没了地说笑，只是一句也不懂。本以为她们的宗教是比较封建的，谁知我错了，她们嘻嘻哈哈就在我们跟前除鞋脱袜，偷眼一看，那白嫩的小腿上居然密布长长的黄色汗毛，比我们这些男生还厉害。

有天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吧，记不很清楚了，空荡荡的校园里居然被我看见一张新鲜的大字报，说的是要组织长征队，志愿参加，从西安走到延安。我顿时觉得来了兴趣，到他们写着的办公室去，里边有两个穿军装的男士。我是第三个，于是被任命为“后勤部长”。听说我们还有七位，他们非常高兴，说马上可以出发了。于是让我留守，他们要去西北局接待站办理有关手续，主要是要钱要物。

我于是如同“傻老婆等汉子”一般，呆坐着，无聊至极便看看那里残留的传单什么的。不记得有多久，他们回来了，居然有一部上海牌三轮小汽车送过来的，十来个行军壶、绑腿、背包什么的，我们搬了一会。那个自称为队长的还交给我一百多元钱，一些陕西粮票。我则在一张表格上签名还写下我的学校。据他们说次日还有五位武汉的学生入伙，打算后天出发，他们就走了，回西北局接待站办理未尽事宜，主要还想弄军大衣。我把这些物品堆好，把钱和粮票锁进柜子里，接着锁好门，回住地去。谁知我们的兄弟姐妹一个也不肯走路，中央已经发令结束大串联，我们原打算去新疆也泡汤了，大家一致要求回头奔成都。

我也无法勉强各位，反正不去就是了。后来，大约1969年冬天，我回到学校，总务处的谭老师告诉我，有几张各地寄来的账单，要我还钱，大致是昆明的七元多、成都的九元多、西安的一百六十多。我告诉谭老师：你回个函给他们，就说该人已死于武斗。于是不了了之。

我们离开西安赴成都，到西安火车站排队等候，一直等到天黑也进不了站。我就到车站附近的接待站签字领了十几个烧饼，分给他们吃了。“老头子”突发奇想，让我和他一块到钟楼那里的夜市吃点东西。我们登上电车就走了。吃罢“涝糟”回来，我们排的那个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我俩着急地赶到进站口，人家死活不让进，说是列车已经超员。那列开往成都的列车就停在一站台，看样子又是晚点列车。车站把门的工作人员说，只要我们的人出来招呼一声，就允许我们进去。可恨这个王肥带领五个人没有一个出来寻找我们，等到那趟列车开走，我们足足站了半个多小时。我俩顶着寒风跺着脚，几个小时后又来了路过成都的列车，我们才得以进站上车。

列车在宝成线上行驶，广元车站卖的豆腐乳，用一片很长的菜叶裹着，味道好极了。“老头子”直后悔没有多买两块。一位四川的大学生给我们介绍了成都三宝：赖汤圆、龙抄手、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我们已经在重庆领略过了，那位告诉说必须成都的才正宗，重庆的不是正宗货。于是我们打算到成都一定要吃到这三宝。

火车在广元前后（记不清之前还是之后）停了一次，足足一整天。那是大山里的一个小站，周围只能看见大山以及线一般的山路。听说重庆已经发生武斗，还死了人，火车没有点，连车头也不见了，于是所有在车上挤怕了的学生们都在铁道上散步。就在站台尽头，我与经过当地正休息的一位中年农民闲聊，得知他背上背着的竹篓叫做“篾篓”、手里撑着的竹竿叫做“竹马”之后，我忽然顿悟：诸葛亮留下的千年之迷，也就是那个“木牛流马”，肯定就是这个“篾篓”、“竹马”。借着当地方言的谐音，让每个士兵自己背粮饷，兵不厌诈地放出风来迷惑司马懿，也许为了使流言逼真，还真的故弄玄虚制作几个不能动弹的木头牛马之类留给司马懿，结果让后世人们越传越玄。望着附近巨大的山体，还得知剑门蜀道就在这一带，我愈加相信自己的看法。

到了成都，我们又住在省工会干校。其实“老头子”一下车就查到他们住在南郊的跳伞塔，因为有气，故意没要求住过那里去。两个人基本没有随身行李，既轻松也不便。等我们找过去他们不知到哪里玩去了，“老头子”更加来气，拿走我们自己的物件，决心和他们分道扬镳。我从内心不大想这样，因为那里还有她在。不过又要装出无事模样，便顺从了。

仔细想想，我那时活得太累。原本天性所存的冲动，恰好被学生干部身份和假革命的积极所打败，一路出行居然故意掩饰内心状态，连一点表示也不敢。甚至他们又找了过来，我还要装出与“老头子”同样有气的神情，确实可笑。他们回住地去了，我们真的与他们分了手。

我们俩有许多共同点，好吃大约是其中之一。为了寻找“龙抄手”，我们可以坐公共汽车满街乱转。那次刚开车，就发现“国营成都抄手店”的招牌，于是一到站便下车往回赶，辛辛苦苦到了店里，这才发现原来成都人的抄手就是我们说的馄饨。所幸味道还不错，没有在西安吃羊肉泡馍的感受。

到大邑刘文采庄园参观，那里的封建气息确实浓郁，整个庄园的建筑也都渗透着传统的封闭与保守。“天上布满星”的内容显然是一种人为的做作，即使与那里的庭院也格格不入。匆匆参观完我们俩就出来了，但是挺宽阔的停车场上没有几个人，我们还要等待后边出来的才可以回成都。

于是到旁边老百姓摆的摊摊上，一个老者显然别有用心地问我们看过那个水牢没有？我感觉他话外有音，于是追问。他只笑着答说那是烟库改的，旁边另一位阿婆便责怪他多嘴。接着他就什么也不说了。这个印象始终清晰地留在我脑子里。不料几十年后果真显露真相：那个叫冷桂英还是冷月英的，坐水牢的说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其实那里只是刘家收藏烟叶的地库，绝对要防潮的，压根儿没有过坐水牢的事情。

在成都我们照例旅游，什么名胜古迹都不想放过。他们走之前王肥又来过一次，我们不在，他于是留了个条子，告知我们他们的行期。后来听说他们自己内部发生了许多分歧，特别是她一直抱怨王肥领导无方，希望和我们集合在一起，只是“老头子”的态度导致她以为我也不想与他们为伍，以至于在遵义我们迎面相逢也不过打个招呼而已，这使我感觉后悔。不过只是后话。他们从成都上车，到遵义时分歧已经十分严重，再到贵阳下车便彻底散伙了。

我们到达贵阳时贵阳显示出某种迹象，恰好与后来各地派性斗争的实际挺吻合。我们在大十字街头便遇到一场小规模的打斗，是公交公司工人与人力车工人发生的小摩擦。记得那时已经颁布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什么规定，我们当时在黔灵公园里商谈估计文革运动的动向，我估计运动大约从学生要转入工农运动上去了，有点松口气的感觉。同时也打算趁机再玩一阵，去昆明。

那天我们俩到车站侦查地形，因为接待站已经严格控制车票，往昆明去我们是弄不到票了，必须蒙混上车。没想到在火车站遇见两位女生，她俩到车站等候返回学校，而其他人也各奔东西，似乎已经回去了。他们确实彻底分开了。她看见我们时那个兴奋劲使我感觉到欣慰，于是不失时机邀请一同奔昆明。另一位坚决不同意，说是中央宣布停止串联已经很久了，不应该不服从中央指示，她也表示赞同这个意见。我解释说，同学们肯定不会现在都回校的，至少还得好几天。我们去昆明走一趟不过三五天功夫，回校也不耽误。她显然动心了，不过听说要无票扒车，立即就不干。劝说无效，她希望我们一起回去，但我们俩铁了心要奔昆明，便分手离开。

晚上大约八点，我们绕到车站的站台上，往昆明好像只有这趟车。车厢是货车厢改制的，不知里边那些人何时上的车，总之是一个门也不开，里边全满了。我们到处转悠，始终无法上车，眼看火车就要开了，情急之下我提议干脆爬上两节车厢连接出，因为车厢是货车改成的，两车厢之间的通道便露着天。于是我们面对面坐在两个车厢的连通门外。
火车开出不久，有学生要走过其他车厢，把门打开了，我们就迅速溜进车厢，找座位显然无望，我领着“老头子”一直走尾端，人少些的地方席地而坐。

列车到达安顺，车站上来一些人。只听见一个声音高叫着：“革命的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停止串联已经有些时间了，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都积极响应，热烈拥护，坚决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也有少数同学不那么听话，还在继续串联。组织上不得已，只有采取强硬措施，现在，我宣布，凡不是云南省的同学，一律下车！决不许往前走一步！安顺，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凡是在这里下车的，就是革命的；不下车的就是不革命的。你们听清楚了，到了云南，已经没有接待站了，没有人给你们吃、给你们住。抓到了，就一律遣送。所以，我希望你们认清形势，好自为之，再不听话，继续往前走，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是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我和“老头子”坐在地板上，用棉衣蒙住头，装着睡着了。不料他歇了一会儿又开始喊叫了：“现在，我们开始查验学生证。凡是没有云南学生证的，一律下车！请云南的同学们积极配合我们，勇敢地揭发那些外地学生。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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