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村：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摘录）

Gowest · 发表于 2020-11-29 20:58:57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目录

序独立思考值得称道
第一章我的童年及亲人
第二章我的少年时期
第三章我的中学生涯
第四章文革浩劫（一）
第五章文革浩劫（二）
第六章文革浩劫（三）
第七章忘不了的知青岁月
第八章在工人阶级队伍中
第九章不负重任的八年警察生涯
第十章初探虎穴龙潭
第十一章涉足房地产一步一惊魂
第十二章步履姗姗踏入高新科技领域
第十三章我的一家
第十四章赵紫阳去世前后
第十五章宝岛行
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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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0-11-29 21:18:07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第三章我的中学生涯

我进华南师院附中读书，王屏山校长入校报告中的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我那时身体虚弱，又碰上国家经济困难，营养跟不上，学校号召大家用人粪尿培育小球藻，以增强营养；刚巧这时又碰上了臭虫大爆发

1960年的7月，我和同班的江燕生、李欢农、刘武安一起参加了华南师院附中的入学考试，不久就接到录取通知书。8月底，我带上简单的行囊，口袋里装着户口簿、粮票等，租了一部人力三轮车，到华师附中注册去了。

华师附中的旧址曾是由叶剑英任校长的南方大学，那时父亲常陪同华南分局领导到该校。1952年全国校系调整，华师附中由四间中学合并而成。这是六十年代的附中校门。

华师附中位于现在的石牌岗顶，即中山大道与五山路交界的东北端，那时属于郊区，与华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相邻。这是一所相当完善的全日制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六个班。学生都实行住校制。

一进学校大门，就见到一座三层楼的教学主楼兼办公室。主楼东面和北面分别是男女生宿舍，西面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有一条四百米的跑道，球场边有三座教学楼，靠南面的两栋比较陈旧，我们称之为“白鸽楼”。靠北面的那座是毕业楼，专供初三和高三的应届毕业生学习。毕业楼西北端是学生饭堂兼礼堂，礼堂前面有图书馆、体操室和宿舍。礼堂北面有一个水塘，水塘边是教工饭堂。教工饭堂后面是教工宿舍。校园内绿树成荫，宽敞明亮，环境优美。在学校西面隔马路的地方，是学校的菜地，那时面积很大，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龙口东路。

我在附中读书时的青春相

我进校不久，新生都被集中在大礼堂听王屏山校长作报告。他用那特殊的带有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言。他作报告从不用讲稿，而是随感而发，语言生动幽默，一会儿像是朋友间的闲聊，一会儿又像是哲学家在阐述深奥的哲理。王校长作的两个小时的报告内容，在我现在的记忆中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有一句话却让我铭记至今：“你们从考进附中之日起，就意味着你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清华、北大的校门。另一只脚能否也进去？那就要靠你们的努力了！”全国的中学校长敢讲这句话者，唯王屏山也。

王屏山接任校长后，主张素质教育，积极倡导“勤奋、刻苦、认真、踏实”八字学风，率先开展以“启发式”教学为重点的课堂教育改革，狠抓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及社会实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附中在1959年高考中一跃而起，位列广东第一。1960年2月1 日的《羊城晚报》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全日制中学的一面红旗”专题报道，介绍了附中的办学经验。附中被评选为全国文教战线的先进单位，王屏山校长赴京参加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我进入附中，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开始了六年的学子生涯。

在王屏山不断创新思想的指导下，学校从我们这届起，试行中学五年制。于是我被分在的那个班不叫初一（3）班，而叫新六（3）班。

我们班的课室就在大操场北端的那一排平房里，班主任叫卢湛泉，二十多岁，戴一副眼镜，但不觉得斯文，课余还喜欢和同学们一起打闹。有一天下午课后，刚刚下过雨，四百米跑道上还积着雨水。不知哪位同学带了一辆单车（自行车）来，在球场上飞快地骑了一圈，受到同学们的喝彩。卢老师大概也想露一手，于是骑上了自行车，把身体压得很低，在跑道上飞驰起来，全班同学齐声给他喝彩、加油。谁知道快到终点时，跑道弯位上的那滩积水把卢老师连人带车给掀翻了，“哇！”同学们这时的喝彩声就更大了。卢老师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还沾沾自喜地朝我们喊着：“我摔得有水平！你看，要是我摔向左边，我这块名表就会摔烂了啦！”同学们又被他的这种阿Q精神所感染，喝倒彩声就更大了。

后来，卢老师被调到华南师院实验学校（即现在的广州市育才中学）当老师。“文革”中由于他有海外华侨关系，加上好像还有点男女关系问题，在运动初期就遭受迫害自杀身亡了。据说，红卫兵曾在他的宿舍里找到一尊裸体女人塑像（维纳斯石膏像），在那个年代，这种关系大概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吧！

初中的课程对我来说还不致于有压力，唯独让我感觉最吃力的是体育。上初中时我的身高只有一米四七，在班里属于坐最前排的。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小时候给我补营养的鱼肝油丸大多都拿去换公仔纸了。这时全国又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饭是很难吃得饱的，更别讲营养了。上体育课，如果玩玩球类，或是跳高跳远的，就是短跑，我都不怕。400米以上的中长跑，我就遭殃了。每次跑步我都坚持跑到终点。但一到终点，气就喘不上来，只觉得满天星星，晃了几晃就晕过去了，这是典型的贫血现象。在晕了几次后，我想体质是练出来的，我就不信跑不下这400米。于是我每天一早就刻意练长跑，先跑慢一点，坚持跑下400米再逐步加快。坚持几个月后，情况大有好转，慢慢地1000 米、2000米以致越野跑，也都不觉头晕了。

当时最困扰我们的有两件事：一是饭吃不饱，二是还得被臭虫叮咬。由于粮食紧张，上初中时每人每顿干饭的配给量一般是老秤（16两秤）4两，换算十两制为2.5两。为了多出饭，学校饭堂师傅们不是煮饭而是蒸饭。每个班一个大格笼，米是放在一个个瓦盅（广州地区集体食堂特用的一种蒸饭用具）里，加水后用蒸气把饭煮熟。那时上午有五节课，到最后一节课快上完前，男生们早已经把小脸盆般大的搪瓷饭碗捏在手上，只听下课钟声一响，就像百米冲刺般地跑进饭堂。然后找到自己班的那格蒸笼，专挑满的、实的那盅。为了检验那盅饭实不实，就用五个手指头去戳。后到的女生们拿到的饭盅，

我（中）上初中时，与大哥杨小斌（右）及弟弟杨小杨（左）在合群二马路10号屋前合影。

往往有无数个男生的手指头印记。菜也鲜有肉片。偶尔一次加菜，要等到过年过节。那时最常吃的是均达菜，由于以前大多用来喂猪，因此我们都叫它猪乸菜。

那时和班里很多同学一样，我也得了一种叫“水肿”的疾病。就是用自己的手指往小腿上用力一按，皮肤上就留下一个深窝。为了解决水肿病，增加营养，不知哪个科学家提出吃小球藻（即螺旋藻），说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于是学校就兴建了几个一米多高的水泥池子，发动我们大养小球藻。培养小球藻的养分就是学生们的尿液。待到小球藻长满了池子，我们就会把绿油油的小球藻捞起来晒干，再加工成一粒粒丸子。虽然很不好吃，又知道它是用自己撒的尿培育出来的，但为了增加营养，大家还是皱着眉头，硬吞进肚子里去了。

真是越穷越见鬼！吃不饱的我们每天还要被大量繁殖的臭虫袭击，真是令人忍无可忍。那时我们睡的碌架床都是木头做的，床柱中间，床板夹缝中不知怎么搞的，不知那一天突然间爆发出大量的臭虫。每天早上醒来，在蚊帐四只角上，少则可以抓到四五只，多则可以抓到十多只吃得圆鼓鼓的臭虫。我们用手使劲一捏，就听“啪”的一声，于是我们身上宝贵的鲜血就染红了雪白的蚊帐布。开头，我们用药喷，用小刀挖，或把床板竖起来用力往地板上顿，但都于事无补。后来学校修建了几个大池子，在假期组织学生回校，每个班负责把自己班宿舍里的碌架床抬到大池子里用石灰水浸泡，才把这种专吃人血的小虫子给彻底治住了。

这种缺乏营养的日子，到1963年就彻底改观了。由于经济的逐渐好转，特别是经过校领导的积极努力，华师附中在广东省成为第一个吃饭不限量的学校，每顿饭中也都有了几片猪肉和鸡蛋。加上附中历来注重体育锻炼，那时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也是最棒的，以至于在全省的中学生运动会上，附中年年都能拿男女团体冠军。

王屏山是一位对中国教育事业终身执着，贡献卓著的人民教育家。他1926年生于福州市，194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随后在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并任助教。1949年 6月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地下学联”，1951年加入共产党，同年任岭南大学附中副主任（即副校长）。1952年9月全国大专院校实行校系调整，华师附中由中山大学附中，岭南大学附中、广东文理学院附中和华南联大附中4校合并，王屏山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79年9月任华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4月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1988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2月27日病逝，享年80岁。

王屏山校长在华师附中全面推行德智体教育，并倡导创新。在德育教育上，附中的同学要天天读报，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在智育教育上，始终把“教学为主”放在首位，采取启发式教学，还广泛开展课外科技小组活动；在体育教育上，将校园体育与军事体育相结合，使附中学生普遍身强力壮，在全省中学生运动会上屡获冠军。

那时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附中在各方面都是样样争先。王屏山不循常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他还把这些创新了的教学实践上升为理论，独创一套王屏山教学法。

那个年代，全国都在大讲政治，大兴三八作风，于是王屏山在德育教育上，除了贯彻勤奋、刻苦、认真、踏实的“八字学风”外，他还把“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具体化为“三个天天”，即天天读报，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开展“三风教育”，即革命风、学习风、劳动风。上新七级（即初二）时，我已经常常抱着砖头大小的毛选四卷在啃了。虽然很多地方我还读不懂，但也得拼命去理解，有时也得装装样子，以显示自己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学校在岗顶有校办机械厂和化工厂，还在远郊龙眼洞（离我们学校约有八九公里远）建有校农场。我们在校办工厂里生产滚珠轴承，学会了钳工，并会开车床、机床；我们到龙眼洞农场放羊，赶着羊群满山跑，当起了小羊倌。

有一回，接到学校通知，要把在校农场的一头水牛赶回学校，我自告奋勇地独自接受任务。以前看农民赶牛是件很轻松潇洒的事，可轮到自己，却一点都潇洒不起来。赶牛不就是牵着牛鼻子走吗？于是我走在前头拉着，可没走多远，牛就不肯走了，我越使劲拉，它四脚蹬地越是犟着不肯迈出一步！急得我满头大汗，于是用力一扯，那头大水牛把头一扬，把我手上的牛绳甩掉了，我整个人滚到沟里去，小腿蹭到沟底石头上，碰破了皮，弄得鲜血直流。见到此情景，正在田里劳作的农民赶过来对我说，赶牛要在后面赶，让牛边吃草边走，这样才能赶得动。我按这种方法，在地里捡了一根树枝，让牛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赶，终于把水牛赶回学校。我上医务室涂了点红药水，又赶紧返回农场去了。

每年夏收夏种及秋收大忙时节，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学农。当时的学农点是花县新华公社的歧山大队（即现在的花都市新华区），两次学农经历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时我们要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学农刚好赶上夏收，但在水稻刚刚成熟后，当地连续下暴雨，流溪河泛滥，把稻田都淹没了。我们于是和农民一样，穿着短裤、背心，跳进水里推着大木盆，实行潜水割稻。木盆里的稻谷装满了，我们就边游水边推木盆送回岸上，然后又再扎进水里去。另一次是参加耘田，也就是中耕。就是在禾苗长有二三十公分高后，我们必须用手在水田里去疏松禾苗根部周围的泥土，同时将像稗子一类的害草拔掉，以保证当造稻谷的丰收。当时农村已实行责任田制，我去的那位三同户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家分的责任田离村子很远，已经快到歧山下广州军区炮司附近了。于是，一大早她煮了一些干饭挑着上路，中午饭就在田头吃，傍晚才回家。我开始以为耘田不是什么力气活，能应付。可是第一天劳动下来，那种感受确实让人受不了。耘田时人必须弯着腰，面朝水田背朝天。当时是夏天，南方的太阳很毒，中午时分，水田里的水也被烤得发烫，汗流浃背、腰酸腿痛不用说，下面的蒸气还直往脸上冲，让人窒息，再加上水面反光，晒得人全身发烫。更令人难熬的是口渴，由于带

去的水一早就喝完了，到了下午，基本上只能喝山沟里的水。我走到山脚下，找一处稍微清澈的水沟边，轻轻拔开树叶，赶走蚂蝗，用手捧着喝。只有在这时候，我们这批大城市里的学生哥，才真正懂得了小时候读过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在智育上，王屏山始终把“教学为主”放在首位，不断探索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规律和新的教学方法。他知道，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是学校的灵魂。他历来十分重视培养优秀教师和科组建设，抓好学术领头人。依托华南师范学院，王屏山每年都从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几名到附中任教。而且一到附中，就安排他们到毕业班任班主任，委以重任，学习挑大樑。正如他常说的“响鼓也要用重锤敲”。像我们在附中的最后一年的班主任李淦林老师，就是1965年毕业的华南师范学院的数学系高材生，一到附中，王屏山就让他当我们这个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可见附中领导的胆识及魄力。

王屏山还规定，所有校领导都必须兼任教师，坚持给学生上课，这一传统坚持至今。他身体力行，长期执教高三的数学课和物理课。由于长期兼课，他对教学工作的进度和质量，以及出现的问题掌握得清清楚楚，使他的教改得以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作出实效。

王屏山十分强调“启发式”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造能力，像语文课，上课时通常不是由老师按部就班地解剖课文，讲解语法，而是更多地教会我们写作的方法和技巧。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还经常推荐一些课外读物，结合这些作品，就其构思、结构、人物刻画、情节安排、乡土语言的运用，以及思想性、艺术性等进行讲解。从初一进校开始，学校就要求我们写周记，由班主任批阅。有能力的同学也坚持写日记，逐渐锻炼我们分析事物的能力和写作水平。我的作文能力在小学时已渐露锋芒，但比较完整写作的能力，则是在附中实现的。

数理化的教改也办得生龙活虎，这种教改主要是培养同学们的兴趣，以此调动对掌握深奥数学的积极性。当时我们看大量的课外辅导书，像《趣味数学》、《数学解题100 例》、《趣味物理学》等等，从这些难题、趣题中寻找解题的规律和技巧。当时和我同桌的同学叫林本栋，他父亲林孔湘是当时广东有名的治疗柑桔黄龙病的农业专家，华南农学院的一级教授，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被划为极右派。我的这位同桌上数学课时，从来不听老师讲课，而是在看课外书。有一次数学老师在解一条比较深奥的对数题，看见林本栋心不在焉，于是快下课前，就把他叫到黑板前，让他解这道题。他二话没说，拿起挂在旁边的两块小黑板，就解开了。当他把答案解出来时一看，他解题的方法比老师讲的还要简练。王屏山对分数并不看重，他要的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在兼我们班数学课时，给的分数是乱了套的，有时实行50分制，有时又实行100 分制，在实行100分制时，又给出110分来（加分）。我们知道这些分数的含意，但有一次回家，父母看见我数学测验中只拿了48分（50分制），还以为我不合格，做了一番解释后才让父母放心。

王屏山不希望把我们培养成“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学校通过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那时候每周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一个科技小组的活动。课外活动小组有：无线电、物理、数学、化学、地理、航模、管乐、舞蹈、演唱、养蜂等三十多个，每个小组都有指导老师。因为在小学时，我就跟着大哥学做过矿石收音机。那是一种最原始、最简陋的接收传媒的仪器。说起来十分简单，就是用块方铅矿石，然后用两条铜线作为两极，调到一定的位置就能接收广播信号，然后把两极焊牢，再加上一些电容电阻之类的元件，从耳机里就传来电台播放的音乐。那时能做出这样的小小成就，就和现在年轻人玩的MP3、MP4是同样兴奋的。所以我也报名参加了无线电组。

在体育方面，王屏山的指导思想是增强体质，全省争先。除了全面完成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规定的各个项目外，附中在体育教学和训练方面，随着学习解放军及备战形势的需要，还大力开展了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当时的军训，几乎囊括了步兵训练的所有内容，主要有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碍、负重越野赛跑、爬杆爬绳、甚至还有单兵战术等。这些体育和军事训练的全面开展、对附中学生的体质、体能有很大的提升。1963年起，附中在每年一度的全省中学生运动会上都获得男女团体冠军，此项殊荣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这期间，附中也涌现出多名国家健将及一、二、三级运动员，像体操健将张飞子、游泳健将李旦、举重名将陈镜开等。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钟南山当年就是附中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曾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全国田径会，获400米第三名，1955 年又参加广东省田径会获400米跑冠军。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已经是北京医学院大学生的钟南山又以54秒4的成绩打破四百米栏的全国纪录。

从本人档案中的一份简历表中可以看出，在初中阶段，我已经成为全班同学中的佼佼者了。

新六级（初一）下学期被评为少先队的积极分子。

新七级（初二）上学期被评为全校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

新七级（初二）下学期被评为六一少先队积极分子大会的五好队员。同时还被评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全校学习标兵。

我与一位叫伊万诺娃的苏联女学生通信，但因我寄送了中共的“九评”，从而失去了联系。那个年代，中学生是不允许有任何男女之情的，以至于在上古文课时，我们全班同学都不肯朗诵《孔雀东南飞》

附中的外语教改也搞得十分生动。当时我们以学俄语为主，为了提高听说写的能力及加强与外国同学的友谊，学校还组织我们和苏联小朋友通信。当时我和一位住在苏联远东伊尔库茨克市的小女孩通信，她叫伊万诺娃，也是在读初中。我们的通信维持了一年多。有一次我还收到她在信里夹带的一把很精致的牛角梳，在信中她热情地写道：“希望用这把梳子梳你那乌黑的头发”。不久中苏交恶，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学校接到上级指示，要我们把九评的俄译本夹带寄去。当我把这封信寄出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就从此中断了。

在我被评为全校学习标兵时，各科总分的平均分数是99分。但同班的另一名女同学黄式怡的总分平均分是99.7分。可能是其他方面不如我活跃，因此那年的标兵被我所占。黄式怡是一个大家闺秀型的女生，很文静，也很漂亮。那时虽然也有异性相吸的原理在内心萌发，但在“爱情神秘论”的压力下，这些豆芽梦只能深藏于内心深处，而绝不允许爆发的。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慕，我曾用心画了一张仕女图，偷偷在课间时塞进她的抽屉，然后心慌意乱地赶紧离开。也不知道她看见这张图画没有？知道不知道是谁给她的？几十年过去了，在后来的见面中，我也一直没有向她提过。爱情这种东西在当时只能像一首台湾校园歌曲里唱的“羞答答的玫瑰它静悄悄地开。”

当年学校没有性教育，也不允许学生谈恋爱。这种严查禁堵、高压政策给正处于青

春期的学生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记得有一次语文课学到《孔雀东南飞》时，本来作为一篇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反封建的爱情长诗，仅仅因为文中出现爱情的字眼，全班同学就是不肯开口朗读。蓝光中老师三次发令，课堂里依旧鸦雀无声，直把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

后来上高中时，和我隔壁班的马鼎昌同学（马师曾与红线女之长子，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家马鼎盛之兄）与一同班女生拍拖之事被曝光，一时间轰动全校。那时的拍拖，也仅仅是在花丛月下拖拖手亲亲脸蛋而已，与现在初中生拍拖的尺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学校依然很紧张，看作是大件事，公开点名批评，那位女生也因受不了压力转校走了。

为了战胜经济困难，我们家里开展了种养业，除了种菜外，还饲养了桑蚕和兔子

我在附中的初中三年里，应当说是在磨炼。与在校苦行僧的生活一样，家庭生活也同样坎坷。为了共渡时艰，阿婆阿姑在合群二马路中间和现在省委礼堂空地上开辟了两块菜地，种起了地瓜蔬菜。从学校放学回来，我们都一块帮忙浇水上肥。当时家里的化粪池基本被掏空。为了积肥种菜，在家后院还放置了一个大尿缸。时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父亲为了积肥，下班后常常强忍住不解手，憋了满满一泡尿回家尿在尿缸里。

有一次，大哥不知从哪里弄了几条蚕虫，开始时养在盒子里，后来他异想天开，决定在车房里办起一间养蚕作坊。于是蚕越养越多，把将近20平方米的车房都养满了，并把家里那棵大桑树的叶子也吃完了。于是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阿公决定带我们三兄弟乘小船到珠江对岸的仲恺农业学校去“借”桑叶。

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两个大布袋和阿公一起到了农校的桑园。阿公认识的一个老乡刚巧那天轮休没上班，阿公想，我们只是借点桑叶喂蚕，不算偷，于是领着我们拼命摘。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四周哨声大作，很快我们祖孙四人就被围在一群工作人员当中，乖乖俯首就擒了。

当时不论我们怎么解释和讨好，人家说公家的东西就是不能偷！于是乎我们已经塞得满满的几布袋桑叶全部被没收。在回家的船上，我们三兄弟沮丧得只想哭。阿公却淡定自然得很，他掀开那件穿在外面的唐装上襟，从里面的四个大口袋中，一大把一大把地将桑叶掏出来，装进布袋里，居然装满了整整一个大布袋。原来在我们慌乱之际，阿公急中生智，把桑叶都藏在他两件唐装衫的几个口袋中。我们真钦佩阿公的镇定，于是又破涕而笑了。我们的这种行为，视乎有点像鲁迅笔下，他与闰土小时候偷吃蚕豆故事中的情节。

及至上高中后，一来是大家功课都紧了，社会活动也多了，加上国家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生活也有所改善，家庭种养业也就随之结束了。

我同周恩来一起看戏，周恩来让尹林平的女儿回家向她爸爸问好，但在文革中，周恩来的一番讲话却让尹林平迟迟不能平反。

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几件事，就是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后来的中央领导人赵紫阳。

那是1962年初春我上初中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广州军区礼堂上演歌剧《五朵红云》。父母都因工作忙没空去看，于是我独自骑了辆自行车到礼堂看戏。

等到快八点了戏还没开幕，坐我旁边的女同学尹素明（低我一届）和在场的观众都有点不耐烦了。过了一会儿，忽见全场灯光齐明，从舞台前走出来一批人。我定眼一看，是周总理！他前面是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引路，后面是省长陈郁及军区、省委的其他领导。入座后，周恩来恰好就坐在尹素明前排的座位上，于是歌剧马上开演了。

演出中间休息十分钟后，周恩来等人又回来继续观看节目。没等周恩来坐稳，尹素明伸出手去扯周恩来的衣袖说：“周伯伯，刚才你是坐我前面的，现在怎么坐到旁边去啦？”周恩来反应敏捷，回过头来笑着对这位才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说：“我个子这么高，坐你前面不是挡住你看戏了吗？”素明大声回答：“不挡的，不挡的！”总理于是顺从她的意思坐回到原来的位置。并问旁边的陈郁：“这是谁家的孩子？”陈郁扭头看了看，回答说：“她是尹林平的女儿。”总理于是又亲切地转过身来问：“你父亲有没有来？” 素明回答说：“爸爸下乡了，没有来。”总理说：“代我向你爸爸问个好！”

尹林平于1908年出生在江西兴国，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和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奉命从福建调到广东，是建立和发展广东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东江纵队政委、中共广东省临时省委书记、广东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协助方方领导了华南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兼广东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7月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职。

在1957年反“冯古反党集团”的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尹林平被陶铸点名批判。由于确实没有找到他和冯白驹、古大存之间有什么牵连，他的职务被保留下来。

文革爆发后，尹林平见陶铸被打倒了，于是再一次提出为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 平反，从而得罪了造反派，也得罪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于是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其实周恩来是很了解尹林平的，在这时他本应为其说些公道话，但他却在1967年广州的四一八讲话中，肯定尹林平是“地方主义分子”。由于有周的这句话，导致尹林平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拖了许多年。周恩来一向对老干部的政治生命很看重，也保护和解

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不知为什么，就是在尹林平问题上讲了一句被历史证明是过于轻率而且很不负责的话来。

我们家由于和尹林平在新河浦的家离得很近，加上他的几个孩子和我们都是幼儿园、小学同学，大家从小在一块玩耍长大，两家人走得很近。我们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母亲很想要一个女孩子，而尹林平家是两男四女，于是母亲和尹林平夫人余慧商量好，在那年暑假，把他们家的二女儿尹素玲接到我们家来过暑假。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子，弄得我们很不习惯。平时在家里上厕所、洗澡，我们几兄弟都不关门，百无禁忌。现在来了一个异性，处处要小心行事；加上素玲到我们家后，被她的兄弟姐妹嘲笑，说她是去杨家当儿媳妇。于是本来是要住一个多月的，结果住不到一个礼拜，素玲就灰溜溜地回去了。几十年后和她讲起这件事，她还挺有意见，说“当时看你们家有几个大哥哥，到你们家是希望得到几位大哥哥的帮助，没想到我还这么不受欢迎！”

我曾跟随父亲同赵紫阳下乡调研，那时省委推行了一个叫做“集体统一安排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较为有效地改变了广东农村的面貌

上初中时，我还有两次在暑假中，陪同父亲和赵紫阳一同下乡调研的经历。

赵紫阳自1951年4月调到广东后，配合陶铸工作了15年。他由于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又善于从实际出发，能够提出多种切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意见和办法，因此，陶铸从一开始就非常赏识赵的才干和应变能力。赵紫阳也非常钦佩陶铸的豪爽、果断、机智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作风。两人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可谓志同道合、得心应手，十分默契。

赵紫阳后来说过，他对陶铸“永生难忘”。陶铸在文革初期上调北京，很快就成为政治局常委、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但他执拗地用那“松树的风格”，坚持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终究和江青结仇并被打倒。1969 年，这棵顶天立地的南粤之松，因惨遭迫害致死。1979年是陶铸十周年忌，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为怀念这位恩师，特地把父亲请到蜀国去，为他写了一篇纪念陶铸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那时，赵紫阳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第二书记，协助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工作。父亲此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仍由省委候补书记李子元兼任），并兼任省委办公厅主任及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主要是协助赵紫阳分管全省的农村工作。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导致全国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之后，赵紫阳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恢复农业生产上来。赵紫阳不喜欢把各地的领导都招来广州开会，而是喜欢到下面去开会。他常常边走边看边调查，这样往往能将问题看得准，提出的措施能收到实效。如果碰巧这些会议是在寒暑假，赵会带上两个孩子，父亲也会带上我们兄弟一起出门。

记得在六一、六二年间，我上初中时，就随同赵紫阳和父亲“出游”过两回。一回是去南海，住在西樵山，一回是去肇庆，住在七星岩半山的宾馆。

赵和父亲，加上秘书、警卫、司机和我们几个孩子，十来个人乘坐省委一辆中巴，穿梭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之中。沿途见到很多鱼塘，鱼塘周围种的不是稻子，而是桑树或是甘蔗。这时，父亲会给我讲，这就是珠三角一带农业生产的一个特色，这叫“桑基鱼塘”或“蔗基鱼塘”。桑叶可以养蚕抽丝，蚕屎、桑果可以喂鱼，塘泥又可以给桑树、甘蔗作肥料。这种良性循环的耕作方式是三角洲一带农民经过数百年的耕作实践总结出来的。

到了住地，父亲就和赵一起开会，参加会议的是周围几个地、市、县的负责同志。会议开得很紧张，也很激烈。从会后与那些县委书记们在一块吃饭时的议论来看，似乎赵紫阳和父亲在农业政策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待我长大后才知道，省里领导人当时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想尽办法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到大田的耕作上来。

一次父亲在农村调查中，发现清远县的洲心公社有个好办法，叫做“集体统一安排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当时实行公社化后，农民迫于生计，都不把公家大田的耕作施肥放在心上，只顾自己的自留地。洲心公社创造的这个责任制，就是把从插秧到收割这八九十天的管理权承包给农民。插秧后，生产队的干部及时对每块田进行估产，包给农民管理，让农民加肥精管，如超产就将其中一小部分奖给农民。就这一点，农民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了，将人工和肥料都用到大田上去了。

这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决定，但怕被扣上“包产到户”的帽子，在总结时还特意戴上了“十统一”的帽子（统一计划、犁耙、播种、插秧、收割、打场、晒谷、过秤、保管、分配），或叫“十统一的田间管理、超产奖励责任制”。虽然很拗口，又诸多限制，但对恢复广东的农业生产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

1962年初，父亲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上，针对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损失1200亿元，饿死病死三四千万人的严重错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毛的极“左”路线含蓄地提出了批评。迫于全党的指责，毛泽东被迫作自我批评。说：“这几年发生的错误，我知道的，我要负责，我不知道的，我也要负责，谁叫你做中央主席呢？”并号召与会者“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大家都以为毛泽东的这个表态是真诚的，今后不会再搞“左”的东西了。谁知在大会结束前，林彪冒出来讲话，说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是由于毛主席的路线受到干扰才造成的，这个讲话与大会精神和气氛很不合拍。而且就是因有林彪的这次讲话，才让毛泽东认为枪杆子在支持他，谅你刘少奇、周恩来也不敢动摇他的最高权力。

于是在那年七八月间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快结束时又作了个形势、阶级、阶级斗争的报告，批判“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会议期间，父亲随赵紫阳参加了会议并把责任制形成的文件带去，由陶铸先送刘少奇，他表示同意。再送毛泽东，他却不表态。陶铸一看，立即打电话回省里，把责任制的试点缩小为一个地区搞一个公社。父亲带着极其矛盾与困惑的心情回来，把会议情况如实给李子元说了。李子元听后，激动地拍着桌子吼起来：“怎么搞的？肚子里刚刚有碗饭吃，又要搞阶级斗争啦！”父亲与李子元坐在办公室里相对苦笑，唏嘘无语。

由于全省各地对田间责任制已经布置下去了，尽管上头“纠左”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省里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做法，开展责任制的范围实际上并没缩小。所以从六二年以后，广东的农村经济还是恢复得比较快的。

1995年，我以华师附中香港同学会会长身份欢迎王屏山校长访港。
前排：左1黄德全、左4王屏山；后排：左1罗钧、左5杨小村。

七星岩会议开完后，父亲留在宾馆里写会议总结。赵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鼎湖山。警卫员挑着宾馆做的点心作午餐，跟随着一路上山。爬到半山腰，前面有一个大瀑布，叫龙潭飞瀑，赵五军因为要大解，我滞后陪他。弟弟小杨则跑步冲到前面，快接近观瀑台的悬崖边，赵紫阳看见弟弟穿的“白饭鱼”（一种胶底布面的运动鞋）的两根鞋带松了，赶紧冲上前去一把拽住弟弟，生怕他自己踏到鞋带摔下去了。在鼎湖山顶端的庆云寺里，我们一行人在庙里小歇，方丈泡了好茶招待我们。我们边吃点心边从山顶眺望风景，从山上看下去，一块块水田就像和尚穿的百衲衣。赵也拿出点心回敬方丈，和尚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用猪油炸的萨其马，一边向这位省里的最高领导人倾诉这几年的艰苦生活。

“文革”前，父亲常常陪同赵紫阳等省委领导到农村调研，这张相片摄于六十年代初期电白县海边。左1杨应彬、左4赵紫阳。

在下山的路上，我们经过半山的一座跃龙庵。不知是哪位地委书记叔叔笑着对大家说：“这荒山野岭的，到了半夜，你说山上的和尚会不会摸到这里来和尼姑约会？”大家哄堂大笑。快下到山时，父亲写好了报告，也赶来和我们会合。这时候，看着父亲被熬红的双眼，赵紫阳深情地对他说：“看来我们赵家真的对不起你们杨家啊！”我当时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到文革时，有人贴赵的大字报，说赵自比皇帝（南宋皇帝赵构）有野心！证据就是我听到的上述那句话。文革后，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当时赵是有点飘飘然，虽然是一句玩笑话，我当面就批评他，此话不妥。”赵紫阳是用南宋皇帝与精忠报国的杨家将的关系与父亲开了一句玩笑，没想到文革中竟成为赵的一条罪状。

我和大哥同时出席了广州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坐到了主席台上。我们班上的同学黄德全专门喜欢画烧鹅、雪糕一类的食物，我终于帮助他提高认识，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3年，在新制试行了三年后，王屏山决定保留两个班继续试行，其余的改回六年学制。于是那年同级的六个班举行了一次不叫高中升学试而叫“甄别试”的考试。我因成绩够格，继续留在新制，被编入新九（2）班。同时也淘汰了部分同学，从八一中学（那年始该校取消了高中）转来一批同学，其中有十多位都是我小学时的同学。还从全省各县，考选了几十名尖子，组成了高一（4）班。

新九（2）班的同学中，大部分是周围几间大学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时的五山及其周围地区是广州的高校科研区，除了华南师院外，还有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暨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含华南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广东省农科院、广东省邮电学校等。这些出身书香门第的同学，在家庭注重文化、渴求知识氛围的薰陶下，个个勤奋好学、人人学业精通。再加上要在两年时间内学完三年高中的全部课程，差距马上出现。尤其在数学和物理两科上，我的成绩明显下滑。而这时我又被推选出来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成为全班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全班四十多位同学的目光都盯着我了。

物理课第一阶段测验试卷发回来了，我一看是不及格！当时拿着这张羞辱的试卷，整个身子靠在“白鸽楼”的墙角上直发愣。我心里想：同学们家里有大量的参考书，碰到难题，又有父母可以辅导，这些条件我都不具备。但我就不信在学习上比不过他们！团支书是全班同学的榜样，不仅要在政治思想上作出样板，在数理化的学习上，也一定不能输给他们。于是我从数理化的学习方法入手，抓住重点，反复理解有关定义、定理和公式，有些该死记硬背的，就一定把它背下来。当时为了背元素周期表，还特地总结出一些“谐音”字串起来加深印象。像周期1至7的“氢、锂、钠、钾、铷、铯、钫”，我就用广州话“戚起腊鸭唔识放”来记忆。另外，就是多看参考书，加大解题量，并在解题中找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来，再举一反三；此外就是不耻下问，虚心向学习好的同学请教。上文提到的同桌同学林本栋数学上有天赋，我就甘当小学生虚心向他请教。他也乐意帮我，我们关系相处很融洽。后来因为他有美国华侨关系，在班上聊天时，常常讲“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话，被团支部组织批评教育过他一回，说他崇洋媚外，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但他对我学习上的帮助确实很大，这点我是至今都铭记在心的。文革后他回福建老家插队，以后又移民到了美国，当了一名航空业的工程师，不幸的是他前年因患癌症英年早逝了。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数理科的成绩很快就赶上去了。新九下学期，我被学校推举出席了广州市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在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区梦觉①、李坚真②等省领导主持大会。会议推选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到主席台就座。只听见广播里传出声音：“请广雅中学的代表杨小斌同学到主席台就座！”会场爆发一阵热烈掌声。只看见大哥从座位上站起来，从容地走向主席台。话音未落又传来“请华师附中的代表杨小村同学到主席台就座！”我楞住了！没想到今天两位中学生的代表都被我们两兄弟给占完了。于是我也挺起胸膛，昂首阔步走上了主席台，和大哥并肩而坐。

会议结束后，李坚真等省市领导在后台还亲切接见了各界代表。她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兄弟两人，既高兴又有点酸楚。要是我当年不是那么执拗，今天在主席台上的就不是“杨小村”而是“李小村”了！

李妈妈笑着对我说：“小村呀，你们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啊！现在你们都有新鞋新衣服穿，那时候，我们的脚上没鞋穿，只有自己编的草鞋，衣服是补丁上加补丁啊！”我回到学校传达了李妈妈的讲话，全校同学立即掀起了一股打赤脚风。李坚真女儿李小林带头穿补丁衣服，有些同学的衣服还没破，也硬在上面加了一块很大的补丁，以此证明自己艰苦朴素的革命性。

那时团支部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发展班里的同学入团。我发现我们班里的六七位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都已经是团员了，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中够条件入团的也都入了，在干部子弟中唯一没有入团的就剩下黄德全一个了。

黄德全的父亲叫黄庄平，也是一位老革命。他的家乡在东莞石排镇，从小接触到革命道理，王作尧在东莞大岭山成立抗日游击队时，黄庄平参加了革命。1946年国共谈判后，东江纵队北撤山东，黄庄平留在广东坚持斗争，曾任粤赣湘边区中共江北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第三支队政委。解放后，他主要从事宣传和党校工作，曾任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调广州市委工作，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当时看黄德全的表现，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革命干部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倒像一个小市民家庭的孩子。他比较散漫，无拘无束，上课不听老师讲，而是喜欢拿枝笔在画画。他画的也不是什么好画，尽是些刚煮熟的烧鹅、雪糕一类的食物。课余时他则喜欢音乐，唱的歌大部分是中外名曲，有些歌名连我都没听过。才十六七岁的青年，却整天喊“精神空虚”、“人生无趣”！大有宿命论的味道。团支部觉得很头痛，于是把帮助培养黄德全入团的重任交给了我，并让我和他同桌。黄德全一看来了位团支书监督他，开头还收敛了几天。但他始终按耐不住，于是拿张纸片压在抽屉底下，一边听课一边又画起鸡腿、面包来了。

在学习解放军的热潮中，学校也掀起了一股“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展谈心活动。这种谈心活动又叫“走四百米”。因为谈心的最好方式，就是绕着操场的四百米跑道，边走边谈。于是到了晚饭后，球场中间是班级之间激烈的足球和排球比赛，而在四百米跑道上，却挤满了一对对“一帮一”的人在静静地绕圈谈心，真是蔚为壮观。

一天下午下课前，我严肃地对黄德全说：“晚饭后，你在球场南面的足球架旁等我，我和你谈话。”他爽快地答应了。可是晚饭后我在南北两个足球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这时天色渐暗，月出东山了。后来一位同学指点着告诉我：“黄德全躲在球场旁的板报架后面。”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真是他！于是我边喊边向他跑去。没料到我这么一喊，他拧头就跑。他的个子比我高出十多公分，腿又长跑得快，我也只得加快步子拼命追。就这样，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在四百米跑道上上演了一幕现代版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好戏来。当然，事后的结果毋庸置疑，黄德全被我的苦口婆心说服，也很快入了团。至于他喜欢画烧鹅、雪糕一类的食物，那是小事，不足挂齿。大概是那些年饿坏了，本能的心理反应而已。在后来的征途中，我俩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共同奋斗的终身挚友。

下广钢参加劳动，我戴的石棉手套被滚烫的钢筋烤着了火。下部队锻炼，我们不眨眼的趟过了臭水沟，并卧在牛屎上射击。下农村参加“四清”，贫下中农居然控诉起了“三面红旗”

高中期间，我还经历了到广州钢铁厂的劳动和到广州空军沙堤机场当兵的锻炼，从中受益匪浅。

下广州钢铁厂劳动，我被分在热轧车间。所谓热轧，就是将钢锭加热，然后通过热轧机，把它挤压成一条条细细的钢筋。我们的任务就是和工人们一起，把轧好的钢筋从轧机上搬下来，运到冷却车间去。

轧出来的钢筋有十多米长，一次搬运两、三条。我们手上戴着防高温手套，用一根带半圆钩的钩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把钢筋勾住了走五六十米送到冷却车间去。开始干时我还挺有力气，来回跑得也快。可不一会，两只手臂就酸痛了，总觉得手不够力，于是靠着圆钩的那只手也就只能越来越靠前，以便省些力气。谁知道还没等我回过神来，石棉手套居然着火了。一位工人赶紧跑过来帮我们放下钢筋，把火扑灭。然后拿出他自己的手套，让我一只手戴两只手套，他自己则空手干活去了。

原来这些钢筋经过热轧处理后，温度还相当高，一不小心碰上了，就会烧伤。中午，工人们拿出自带的铁饭盒，里面有些米，加水后就放在钢锭上烤，很快饭就煮熟了。工人在饭面放上一条腊肠或者咸蛋之类的再焖一会儿，一顿午饭就解决了。通过到广钢的劳动，我才明白钢铁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毛泽东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后，学校在1965年寒假期间组织了部分男生到空军沙堤机场通信连去体验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而且还有军衔：列兵。

这是一支专为空军架设电杆铺设军用电话线的部队。部队战士叠被子，打背包的技能真让我们开了眼界。“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的组织纪律观念更让我们吃惊。

有一次我和战士们一起扛着二十米长的水泥电线杆子，在连长的指挥下向不远处的一个山岗挺进，边走还边唱着“当兵为什么光荣，光荣因为责任重” 的歌曲，感到很豪迈。走了一会，突然前进方向出现一个老百姓用来沤肥的长条臭水沟，如果绕道走也只需多走几十米。照我当时的想法，能绕则绕，否则大家一起往臭水沟里跳下去，不是搞到一身脏臭？但连长并没有下达绕道走的口令，走在最前面的班长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毅然跨进了臭水沟。在回军营洗澡时我问班长：“当时为什么不能请示一下绕道走？”班长说：“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这是平时训练，如果是在战时，绕道走耽误时间可能就会导致改变战局的结果！”所以后来在练卧倒射击时，在我正前方一米左右的土坡上刚好有一堆牛粪，班长一声令下：“卧倒！”，我也坚决不挪动地趴下去举枪瞄准，那堆牛屎正好就在我鼻子下，上面的苍蝇嗡嗡飞来飞去，我也视之无物了。

能穿上军装是那个年代所有青年人的美好愿望。1965年初，我到空军锻炼，春节回家时特意到东湖公园留影。

营长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他来连队检查工作，各班整齐地坐在地上，排成一个个方队，以歌声作赛。营长讲话说：“什么洪湖水浪打浪，把人的脑袋都打大了！今后，你们就是天天给我唱‘我是一个兵’！当兵的就是要准备打仗，不打仗要你们干什么？”

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句名言后，从1963年开始，又在全国开展了大范围的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农村政治运动。这场把干部折腾瘦了一圈，把农民折腾得更穷的运动开始时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叫“四清”。什么“前十条”、“后十条”、又“十七条”、“二十三条”，再“小四清”、“大四清”，单从这些政策的朝令夕改，就知道这场旨在证明农村阶级斗争是多么严重的运动，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的产物，与现实大相径庭。

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后，父亲和赵紫阳也到中山县附城公社的库冲大队蹲点去了。他们隐姓埋名，赵紫阳化名赵青，父亲化名杨山，住在一座碉楼里（和申遗成功的开平碉楼是同一类建筑）。他们同农民实行“三同”，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运动形式与当年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搞地下斗争相差无几。

在此期间，我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到冼村大队的四清运动。冼村位于现在黄埔大道西段南面，是珠江新城里剩下的唯一一座城中村，与它邻近的猎德村在前年就开始启动整体拆迁改造了。

到了冼村，我们访贫问苦，调查该村基层干部的经济状况，看有没有多吃多占现象，然后挨家挨户搜集农民家中旧衣服、破被子和陈旧的生产工具，在村的一所学校礼堂举办了一个“忆苦思甜展览会”。

我们想通过这个展览会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歌颂幸福的新社会，于是找来了村里几位赤贫代表上台发言。第一位发言的是一位老婆婆，展览会上挂着的那件破得不能再破的棉袄就是她穿的。谁知道她声泪俱下地说着说着就跑题了。她控诉的不是旧社会，而是几年前的公社化！说公社化一来，把她的自留地没收了，把她养的鸡也抓走了（那时规定农民养家禽只能按人头数养，超过了就是“资本主义的鸡”，必须充公），害得她没吃没穿的。我一看不对劲，赶紧把她扶下台，换上另外一位老伯伯来继续控诉。不知是不是受这位老婆婆的启发，老伯伯一上台，就苦大仇深地直接控诉起三面红旗给他全家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其实冼村的“忆苦思甜”大会，仅仅是广大农村饱受不停政治运动蹂躏的一个缩影而已。

我的两位哥哥参了军，我则在1966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广东省首批中学生预备党员。我提前参加了高考，差一点就被派到英国从事绝密工作

这期间，我的两位兄长都参军了。真正去当兵的是二哥小青。他不爱读书，结果先后在三间中学里，读了三年初一。第一年是留级，第二年是退学，第三年实在读不下去

了，二哥跑到省委机关在白云山的农场呆了一年。于1963年应征入伍，到山西临汾当空军地勤兵去了，那年他才16岁。在临走前，全家为他饯行。父亲忽然想起自己14岁离家的情景，便在晚饭后用一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首白话诗赠二哥，后来还在《羊城晚报》上以“老兵”的笔名发表。诗的前言说：“二儿小青应征入伍。出发前夕，喜极高歌，赋诗相赠，一则勉他，二则自勉，但愿新兵老兵都能成为一名好兵。”二哥到部队后，有很大进步，曾被选为华北军区大比武的代表，获得全华北手榴弹投掷第三名，并在连队党支部办了入党手续。

1965年，大哥小斌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升大学，又算入伍，可谓是双喜临门。大哥其实也就大我一岁，父母从小把他培养成典型，由他来带领几个弟弟。他也确实身体力行，无论操守、功课都在广雅中学名列前茅，担任过团委委员、学生会主席等。对大哥，我是既敬佩又不服气。于是一个在广雅，一个在附中，两兄弟你追我赶，谁也不让谁。

但大哥能考上哈军工，确实让我羡慕。哈军工在当时是全军最高科技学府，它的专业全部属于绝密性质。学生中除部分工农子弟外，还汇集了共和国绝大部分开国元勋的子女。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文革爆发后，毛远新回校组织了“红色造反兵团”当司令。哈军工红反团成为全国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为毛远新捞够了政治本钱。两年后的1968年，年仅27岁的毛远新被毛泽东爸爸、江青妈妈破格提拔，当上全国十大军区之一的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依惯例，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皆由老红军出身功勋卓著的上将担任。而毛泽东的这位亲侄子，没有上过一天疆场，没有一次战功而越过班、排、连、营、团、师、军十几级台阶（包括副职），一步到位被提拔为大军区第一政委，这是何等的破格和特殊了。

那时大哥也追随毛司令加入了红反团。后来红反团分裂为“山上派”和“山下派”。毛远新是铁杆的“山上派”。因为毛泽东当年是在井冈山上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所以山上是革命的，山下是反革命的。大哥挺毛，也是铁杆的“山上派”。这是后话。

1965年初夏，我们正在为迎接高中毕业试作最后冲刺前的准备。一天下午第一节课，在燥热的“白鸽楼”一楼的教室里，王屏山校长像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他表情严肃，若有所思地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下两句诗来，我定眼一看，原来是李白《将进酒》中最为精彩的那两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还没等我们醒悟过来，他开门见山地向我们宣布：“经学校研究决定，你们这两个新制班下马。不参加今年的高考，再复习一年，参加明年的高考”。然后又用李白的经历和遭遇，大讲特讲才华和愿望的辨证关系，以此来安抚我们不能参加高考的忿满和怨恨，勉励我们这批“有才”学子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于是乎，王校长的这一念之差，改变了两个新制班八十多位学子的命运。

1966年5月9日，华南师范学院党委批准我入党，这是当年的审批表。

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的大辩论在1965年就展开了。学校结合实际情况，引导同学们就“红专”道路和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世界观等问题开展辩论。这场辩论使我坚定了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信念。

由于我敢在浪尖上搏击，在同学中的威信也日益高涨。加上在附中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学习标兵，父母以至祖上三代又出身贫苦，在1965年的下半学期，我这个刚满18 岁的中学生被附中党总支列为入党培养对象。与我一块列入培养对象的还有高三（3）班的李束陆（现名李东陆）同学。

校党总支宣传委员吴紫彦老师和班主任梁琼和老师被指定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分别与我进行了多次谈心，让我了解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帮我端正入党的动机，要求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克服一些与共产党员格格不入的不良作风和倾向，不断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

其实，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从父母身上学习到的。他们都是老党员，也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而作为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能在一生中划上三道红线（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也是当时人生奋斗的最高目标了。那时认为入党后，一切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啥，也就可以无愧今生，今生无悔了。当时，我想的最多的是，争取思想上入党可以，要我组织上入党，是否太早了点？我没参加过社会实践，也没经历过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一个中学生就这样可以入党啦？我左思右想就是想不通，于是迟迟不肯递交入党申请书。

学校一看也急了，他们一方面抓紧帮我克服“患得患失”的活思想，一方面告诉我已经基本具备入党条件，应赶紧写入党申请。于是1966年3月30日，我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4月3日，学校党总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我和李束陆的入党申请。

在入党志愿书上，代表中共华师附中高中支部签名的是麦嘉祥书记（在接踵而来的 “文革”中，麦嘉祥是附中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师）。1966年5月9日，华南师范学院党委批准我入党，预备期一年，从1966年4月3日算起。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为全省第一批中学生预备党员之一。

入党后，我们马上进入了分科复习，准备高考了。虽然我文科一直都很强，但在分科复习时，我还是选择了理工科。到了5月中旬，按学校要求，我和同级的几名同学提前参加了三四门科目的考试，但当时并没在意。

6月初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到东湖省委组织招待所去找中央招生办的人，说好像那次参加提前考试的几个人中，只有我被录取了。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组织部招待所，只见房门紧锁。服务员告诉我，说6月2日住在里面的人好像接到中央通知，都撤走回北京了。当时文革已经爆发，我也顾不上去追根问底，扭头就赶回学校了。

三十年后的1996年，为侄女许端联系读高中事宜，我找到当时任广州市第十七中学校长的黎明智老师。他突然问我：“你还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准备派你出国那件事吗？”我说：“当然记得，只是去到那里后，已经没人了。也不知道要我干什么？”“那时政审的工作是我经手的。省委组织部和市委组织部都给你父母出了证明，政审结果通过了，同意你参加绝密工作。”黎老师细细道来。“要我去哪里？”我问。黎老师很肯定地回答说：“去英国。”我纳闷了。我在中学读了六年俄语，为什么要派我去英国学做绝密工作？带着许许多多的困惑和遗憾，我结束了六年的中学生活。

1966年6月8日，学校对我进行政治审查，并作出“可录取绝密专业”的审查结论。后因“文革”爆发，到英国搞绝密专业也就成为千古之谜。

① 区梦觉（1906.5-1992.3）广东南海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务、妇女、组织等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平反后任省人大副主任。是中共五大、七大代表、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中顾委委员，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② 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儿时为童养媳，1926年夏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务、妇女、民运工作。解放后历任粤中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文革后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十一大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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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0-11-29 22:05:55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第四章文革浩劫（一）

华师附中贴出了广东的第一张文革大字报，省委向附中派出了全国第一个工作队，附中又成为全国最早反对工作队的学校之一

六十年代中期，那场在中国大地上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摧枯拉朽式的政治大风暴，史无前例地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现在，仍然有许多学者专家在深究它的起因。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最高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为什么会几经曲折而延续长达十年之久？它给我们留下哪些必须牢牢记取的经验教训？如此等等。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浩劫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官方的，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一批学者、教授们提出的“三个相互作用”论：即毛泽东的“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相互作用；毛泽东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相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相互作用；毛泽东在三个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因而爆发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理论性、逻辑性都较强，但说了好像跟没说一样，有点雾里看花的感觉，似乎毛泽东在文革中充其量是犯了错误而已。

另一种说法是以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为代表的一批“谏吏”提出的，备受李锐、谢韬等“异类”学者推崇的“野心论”。说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不甘心只当中国革命领袖，而且要充当世界革命领袖。在他后半生的历史定位后，为了以实物支援世界革命，他悍然发动了三面红旗运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失败后，使中国损失了1200亿元，饿死病死3700万人。毛泽东为了推卸责任维护他的最高权力地位，并把权力顺利交给自己放心的人，于是发动了这场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因而得出毛泽东“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结论。今天，如何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评价毛泽东，这对于避免再出现文革浩劫这样的历史悲剧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我是这场浩劫全程的参与者和过来人，在此，我试图以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来证明“野心论”是这场文革的真正起因，说明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是犯下严重罪行的。

1966年5月27日，也就是在我入党后3个月零24天。这天下午三时许，在学校饭堂旁的板报栏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学校的教育”，写大字报的是高三（2）班的李重明同学。大字报的内容也很简单明了，就是对学校制订的一些制度，比如规定在假期必须参加劳动，没有劳动就不能注册等有意见，说王屏山校长不深入实际等等。

1966年5月27日，华师附中贴出了李重明、李八莫的两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吹响了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李重明的父亲李立曾是安源煤矿工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他原是中南局组织部部长，1965年调任贵州省委任书记处书记、省长。李重明放假回贵州没能及时赶回学校参加义务劳动，在高三上学期注册时曾被刁难过，因此他给学校领导贴张大字报，以此泄泄私愤而已。如果单单是这个样子，这张大字报就不会成为广州地区文革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直至5天后的6月1日晚，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大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才公开发表。

事实是在酝酿写这张大字报前，李重明和高三（1）和高三（2）班的几位军干子弟如：蔡晓彦（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蔡炳臣之子。蔡炳臣后调湖北省公安总队任政委， 1965年取消公安军后，该部改称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即8201部队。蔡在六七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打倒。）、苏立功（广州军区二局政委之子）、桂林琪（南海舰队政委桂绍彬之女）、刘敏荔（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兴隆之女）等同学有过商议，他们在此前就已经偷看家中毛泽东关于批判当前教育制度，提出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五分加绵羊”式的修正主义苗子等内部文件，又相约去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未果，于是翻越军区大院围墙直闯陶书记家，在得到陶铸亲口支持的承诺后，有步骤地放出一个试探性的信息来。

大字报贴出后，我被几位同学簇拥着前去观看。站在一旁的高二（4）班贫民出身的同学李八莫边看边骂，从激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张大字报的愤慨。于是我作为刚刚才加入党组织的一名新兵，站在维护党的威信立场，对身旁李八莫说：“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写张大字报批驳他嘛！”于是一个小时后，在第一张大字报旁，出现了第二张大字报，内容是指责李重明“眼里没有学校领导”、“别有用心！”。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两张一正一反的大字报，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校园炸得沸沸扬扬。当晚，学校掀起了大辩论，许多人彻夜未眠。有的同学还半夜到省委，请求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

第二天，全校自动停课，同学们在各自的班上，以这两张大字报为题，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主要有：这张大字报是否转移了当前对“三家村”的批判，是否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这样做是不是否认党的领导，华师附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等。在大辩论的同时，大字报也在校园内满天飞。

面对混乱的局面，学校党总支于5月29日贴出了“校党支委给同学们的一封公开信”，表示“热烈诚恳地欢迎你们向学校提意见。”对前一段提出的意见给予肯定，表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校领导的这种表态，很快就被蔡晓彦等同学指责为是抹杀了学校敌我矛盾存在的可能性，认为校党总支的这张大字报“成为我校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黑线的挡箭牌”！这样，两派辩论的内容就从应不应当向学校提意见徒然上升为学校有无资产阶级黑线的敌我矛盾上来了。于是乎，一边指责蔡同学等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边是贴出“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大字报，表示要与阶级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

1966年6月3日（或4日），省委主管文教战线的区梦觉书记向附中派出了第一支工作队（这是全国最早派出的工作队和工作组），旨在将学校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正轨。工作队队长陈鉴泉（时任省文教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副队长周宽（时任省委接待处长），一个是领过兵打过仗的师级干部，一个是当过四会县的县委书记。他们进校之初，对领导附中的运动充满了信心。用周宽的话来说，“我领导过40万人的四会县，我就不相信领导不了千把人的附中！”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拨弄文革这面大旗的旗手是毛泽东，是他“运动”了全党，“运动”了全国。工作队一进附中没几天，就开始与部分学生产生了矛盾。6月下旬开始，以蔡晓彦等十一人为首的部分学生就提出了“撤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等口号。围绕着要不要工作队，学生们分成了两大派。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突然从武汉赶回北京，在听取了各地有关工作组（工作队）的汇报后，他于25日召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北京市委于29日召开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由于有了北京的文革精神，华师附中反工作队之风也就陡然刮到了十二级，周宽曾被批斗得昏将过去，陈、周二人及工作队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其实早在7月19日，蔡晓彦、李重明等十一人已就工作队问题写信给在中央工作的陶铸，反对工作队镇压学生运动。陶铸秘书张汉青于1966年8月2日在给十一人的回信中说：“陶铸同志明确指出，你们学校的工作队的作法是极为错误的，并将你们的来信批转给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等同志，请他们亲自处理。”反对工作队的同学看到这封回信，兴奋地在学校中高喊：“陶伯伯给我们复信啦！”“陶伯伯支持我们啦！”由此，更加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

“造反有理”、“血统论”和“红卫兵运动”的狂飙席卷了中华大地。华师附中建立了广东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我则成为保守派红卫兵的头头

8月11日，从北京传来了由清华大学附中几位同学撰写的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全校学生受到莫大鼓舞。

2006年，香港德宝出版有限公司发行了宋柏林著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看了这本《老红卫兵手记》，我才搞清楚，当时宋柏林参与了骆小海主笔的这三篇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与三论也都一样。后来中央文革把它们刊载于同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与此同时，“红卫兵”的称号也第一次传到附中。与红卫兵同时南下到达广州地区的还有著名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中间儿骑墙——基本如此”。宋柏林（原名宋汉东）原为华师附中学生，与我同级。1965年因其父调动工作，他也随之转学到清华附中。宋柏林是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并坚持了四十多年，又因他的家庭在部队，没被抄过家，这些日记有幸被保存下来。这部《红卫兵兴衰录》可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史的第一手材料，编注这本书的则是低我三届的华师附中同学潘国璠（即余汝信）。

《红卫兵兴衰录》书稿封面

在赞成还是反对血统论，保学校领导还是反学校领导，保工作队还是反工作队的基础上，再次把附中1600多名同学重新划分为两大派。那天晚上，同学们以球场舞台为擂台，两派针锋相对地展开舌战，欢呼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这场辩论不分高下，但两个派别因观念的差异已经形成。

轮到高一级女生李利民（李尔重①之女）上台发言，她支持血统论，激动地大声呼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们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她的发言博得“血统论”支持者的热烈掌声。她同班的一位男生在台下大声道：“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 反对血统论的这派学生于是哄堂大笑。李利民个子矮小，身体娇弱，下乡劳动时帮三同户挑大粪施肥，一担粪桶都挑不起来。她后来一生相当坎坷，这是后话。

我虽然出身革命家庭，但对血统论很反感。过去一直强调出身不由自己选择，但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可以选择。就是拿我们所熟悉的领袖们来说，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革命家的出身都不好，怎么能把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水岭呢？

经过这场大辩论，以蔡晓彦、李重明等11人为首支持血统论的学生紧锣密鼓地筹划成立红卫兵组织了。并于1966年8月11日，贴出了《附中红卫兵宣言》，宣称成立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后来改称为华师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这是广州地区的第一支红卫兵组织。同一天，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 “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同学们一致赞成，于是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也紧跟着成立了。

主义兵比较激进，行为也比较过火，差不多的校领导和老师都在他们打倒之列。南海红卫兵主张讲政策，在批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强调实事求是，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大都采取保护方式，不主张使用武力体罚老师。当时像王屏山校长、麦嘉祥教导主任虽然都被批斗了，南海红卫兵却专门派出同学守护在他们家里，防止对立派乱来。但麦嘉祥老师最终受不了打击和折磨，自杀身亡，成为华师附中文革浩劫中的第一位牺牲者。

在“破四旧”的浪潮中，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女青年不准穿花衣服，还要将头发剪成男性的短发，许多人都选择有“革命意义”的字来改名，华师附中则被改成东方红学校。我们南海红卫兵进驻华侨新村惊动了周总理。黄洁副省长因受惊吓心脏病发身亡。我组织红卫兵保卫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他还在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8日，毛泽东又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提出了“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召。随之而起的是汹涌澎湃的红卫兵运动。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要革掉那些属于封资修的文化，这样子就把红卫兵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社会上去了。于是长头发、漂亮的衣服，除了毛选之外的所有中外书籍，甚至文物，都成为红卫兵破除的对象。

那时许多女同学都主动将长发剪短，甚至干脆剪成男性短发。红卫兵在大街上可以随时随地剪女孩子的辫子。有的女生剪了头发，再加上穿了件旧军装，使人分不清是男是女。红卫兵也随意到人家家里去抄那些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这时，华师附中也被同学们更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同学中一些带有封资修味道的名字，也被勒令或自觉地改掉。像苏忆美改为苏战英，黄国庆（十月十日出生）改为黄逆庭。一位叫贾圆圆的女生被人批判说像妓女陈圆圆的名字，不革命！于是她索性改名为“革命”。但和她的姓连起来，便成了“贾（假）革命”。还是被批斗了，真是荒唐至极，令人啼笑皆非。那时“忠东（忠于毛泽东）”、“东彪（毛泽东和林彪）”、“学青（学习江青）”、“红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卫红（保卫红色江山）”“学军（学习解放军）”等名字真是铺天盖地，有的还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扩大“破四旧”的战果和影响，我组织南海红卫兵到烈士陵园、南方大厦、黄花岗等地进行宣传。我们事先找了一些人到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请他们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及排练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我们则自编、自导了一批小节目，到街上演出。

文革前，广州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卖“咸酸”的，那是小孩和妇女们最爱吃的小零食。但我们认为这不卫生，属于四旧，在“横扫”之列。于是我和黎建军还创作了一首广州话儿歌，在黄花岗破四旧时教给小孩们传唱。这首儿歌唱到：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我率领红卫兵进驻了华侨新村，做出了许多疯狂的傻事，还惊动了周总理。这是现在华侨新村的正门。

咸酸佬咸酸佬，整啲烂嘢呃细露。

吃咗啲嘢肚就痛，饮咗啲嘢肚生虫。

话卑你知咸酸佬，今后不准你呃细露。

如果你再敢呃细露，实要你倾家荡产去走佬。

不知是何原因，现在广州已鲜见卖咸酸的小贩了。想起我们几兄弟为两分钱买咸酸而讲假话的往事，不觉令人感叹。

那一天，我们南海红卫兵在黄花岗破四旧的行动还被当时广州地区的报纸作了报道，我们看到个个都沾沾自喜。

在大街上瞎折腾一阵子后，我想，广州市内封资修的东西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区庄附近的华侨新村了。那里住的都是归国华侨，封资修的东西肯定最多。于是我从南海红卫兵里拉了两三百人进驻华侨新村，把华侨新村围得个铁桶般牢固。

我们把这支队伍编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按部队建制，有组织有分工地开展集中破四旧。刘志修（陶铸外甥）、邢立安、吴华东和我分别担任营长、副营长、教导员、副教导员。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我率领红卫兵进驻了华侨新村，做出了许多疯狂的傻事，还惊动了周总理。这是现在华侨新村的正门。

我们一进驻华侨新村，时任广州市侨办副主任的李伟阿姨（广东省军区陈德司令员的夫人）就赶过来了，她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解党的华侨政策，并要求我们在破四旧中千万要把握分寸，不要伤害华侨及其眷属。李伟阿姨的提醒，使我们在华侨新村的两个多月的行动中受到约束，未给华侨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时我们逐家逐户检查封资修的东西，同时对抄出来的贵重物品，如现金、股票、黄金、首饰、手表、摩托车等都登记造册，然后派专人送到省政府大院集中保管。而且一再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人不得侵占。后来有一个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偷拿了几张珍贵邮票，我们发现后立即把他开除出红卫兵队伍。

由于当时中央有令，要趁红卫兵破四旧的机会，将“阶级敌人”（出身不好，或是擅自从外地迁入广州又赖着不走的人）设法赶回农村去。于是每天晚上，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向我们提供住在附近的一些人的名单和地址，并派上车拉着我们去抄家赶人。这种行动大部分是在深夜或下半夜进行。那时我才19岁，正是一个贪睡的年纪，但为了不耽误“革命”，我与营部几位领导商议，决定从抄没华侨的物品中借一块手表，以掌握时间，每人都写一张借条，用完后立即归还。

一天我回到家，父亲看见我手上怎么突然多了块手表，于是追问我，我把借表的原由向父亲说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参加革命才几天，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就算是工作需要，也是不允许的。你回去跟你那几位头儿说，就说是我讲的，统统退回去！真有需要回家想办法去！”同时，他拿出一块带了十多年的旧表递给我，说：“这块罗马旧表是我从香港到十万大山打游击时，华南分局的交通员吴德中送给我的，旧是旧了点，但还能走，你先拿去戴吧。”我感激地戴上父亲这块旧表，回到营地传达了父亲的话，同伴们听后都挺受教育，于是把手表都交回去了。

有一天，李伟阿姨找到我说：“周总理十分关心华侨新村的情况。他实在没空，委托秘书过问，现在电话接通了，你来汇报情况。”我接过电话，详细地汇报了在华侨新村破四旧的做法。秘书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仔细。末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总理十分关心这件事，因为那里面住的华侨，有很多是和我们党长期合作过的有功之臣，他们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甚至在建国后，对国家和人民都作出了贡献。希望你们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四旧要破，但人一定不能伤害，像邓文钊、黄洁等，一定要保护好。”

当时我们几位红卫兵领导就住在邓文钊家。邓文钊是广东五华人，他从抗战开始，就同何香凝、宋庆龄等一起，为抗日战争捐钱捐物，四处奔波。解放战争中，他遵照中国共产党指示，又在香港复办华商报，任华商报社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摇旗呐喊。解放后，他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华侨投资公司的副董事长，确实是一位爱国爱民的老华侨。原先我们把他赶到三楼住，并对他的行动有所限制，在总理秘书来电后，我们让他搬回二楼住，同时也取消了对他行动的限制。

但是，另一位爱国华侨副省长黄洁就没有这样好的待遇了。当时，为了防止外校的一些红卫兵进入华侨新村捣乱，我们组织了巡逻队，特别是在晚上加强巡逻，防止发生意外。

有一天凌晨，八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趁巡逻空隙钻进黄洁家拍门。黄洁儿子是广钢工人，平时不在家住，他老伴身体不好，黄洁只好亲自开门。门一打开，几个凶神恶煞

的红卫兵手执皮鞭，铁链就要打下去，黄洁本身患有心脏病，被这么一惊吓，心脏病顿时发作，当场倒地，那几个红卫兵见状立即如鸟兽散。等巡逻队闻讯赶来，联系救护车送到医院时，已回天无力了。黄洁去世后，受周恩来指示，《南方日报》还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文中盛赞他爱国爱乡之壮举。

就在这时，由北京多家红卫兵组织发起砸毁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行动，以此彻底否定旧民主主义革命。当知道这一消息后，我们也曾组织华南师院附中的南海红卫兵参加保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行动。这一行动虽引起双方激烈的辩论，但未发生其他过火行为。可是过后不久，七十二烈士墓中的自由女神像还是被一些过激的红卫兵组织砸毁了。

我向省委申请到了一辆专列上北京。我被选为红卫兵代表住进了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大楼。江青用颤抖的声音向我们致敬。周总理半夜看望红卫兵代表，我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我是在华侨新村得知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的，紧接着，他又在8月31日和9月15日再次检阅了红卫兵，还在中南海大门外接见革命群众。最高统帅对红卫兵的一系列“壮举”，使我们的优越感倍增，同时也萌发了上京的强烈愿望。在毛泽东接见完第三批红卫兵之后，我终于按奈不住了。

于是，我和区梦觉的女儿区惠风跑到省委，找到负责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我对他说：“张叔叔，现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能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也要去，您能否给我们批一列火车，我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上京去！”张根生认得我们，也知道我在附中是位红卫兵的头儿，于是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批了一列专列，由我指挥。

回到华侨新村，我把这消息一传达，大伙们高兴得直跳。于是，除了留下少部分红卫兵看守阵地外，大部分在华侨新村的红卫兵及在校的其他红卫兵都准备乘专列上京。我们严格地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整齐地登上火车。在火车站上，也吸收了部分外校红卫兵上车。就这样，我们于9月下旬浩浩荡荡上京去了。

上京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对北京的向往和认知，是从四年前（1962年）父亲写的一篇散文《上京》中得来的。散文一开始就深情地发问：“你去过北京吗？”“没有？那你渴望上京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你上过北京啦？那你上京时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从长安街走进天安门，看见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像怒放春花的繁灯，异常灿烂，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与天幕上的繁星连在一起，分不清天上的是灯光还是地上的是星光。他把这些灯光和星光与革命的星火联系起来。1919年5月4日，从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迈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大军的步伐。经过三十年的英勇奋斗，革命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又是在天安门广场。1949年，飘起了象征全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父亲在散文结束时，铿锵有力地说：“对！条条道路通北京。上北京的道路就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今天我也要上京了。我要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这条上京之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下去，夺取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到北京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女生们有床铺睡觉，男生们则在运动馆内打地铺，下面垫一些麦秆，上面加一张褥子，睡起来倒也挺软和。那些天我们吃的是小米粥加窝窝头，许多同学是南方人，吃不惯，我倒吃得很香。白天我们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去看大字报，并随时抄摘大字报上的内容，晚上在一块开会，交流心得体会。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到住地，有同学告诉我，说学校广播找了你几次。于是我赶到学校保卫部，询问是什么人找我。保卫部的同志很热情，让我坐下像查户口似的，详细问了我的身世和家庭情况，特别注重地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后，他们说，明天下午你再来这里。第二天下午我准时到达后，看见除了保卫部的人员外，还多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在进一步核实本人身份后，军人告诉我，你被选上红卫兵代表，国庆那天将参加观礼。

1966年9月30日下午，我在人大门口坐上一辆由军人驾驶的华沙轿车，在两名解放军干部的陪同下驶去。不一会儿来到了先农坛体育馆。在球场中间已经聚集了约二三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会场里熙熙攘攘，吵杂得很。

我报到后，就分队分组。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要集合全国各个省市的红卫兵代表，确实不易。因此我们从下午一直等到傍晚都坐在体育馆球场的草地上。天色渐暗时，终于安排上车了，七八部大巴拉上我们，开出了先农坛。

由于我是第一次上京，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也不知道现在的位置，更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问车上领队的军人，他也不回答。汽车路过北海公园南门后突然向左拐进一座大门。“中南海！我们到中南海啦！”一位大概是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高喊起来。全车的红卫兵都欢呼起来，个个都把头往窗外伸，但在夜幕中什么也看不见。

车子在一栋办公大楼前停下来。红卫兵小将们蜂拥挤下车，军人们指挥着列好队向我们宣布：“这里是中南海，你们作为全国红卫兵的代表被毛主席邀请到这里作客。你们就住在这座大楼里，这是总理办公大楼。为了安排你们住得好，中南海的家属每家每户都拿出新的被褥给你们盖。这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你们不要乱跑，要遵守纪律……”军人的话还没说完，身后就簇拥着走来了一批人。我定眼一看，是江青！她头戴呢子军帽，身着呢子军装，披一件呢子大衣，风风火火地走到列队前面。站在她身旁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他也一身戎装打扮。他说：“红卫兵小将们，江青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啦，下面请江青同志讲话。”掌声刚响起，江青就伸出双手反复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掌声随着她的指挥戛然停止。只听见江青扯开她那特有的高八调嗓门拉长了每一个字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啦！你们都知道这里是中南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了不影响毛主席的休息，我讲完话后，请你们不要鼓掌，不要高呼口号！你们很幸福，明天，你们就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啦！（欢呼声欲起又止）。我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致敬，向你们红卫兵小将们学习！你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说完话，江青转身就走了。

江青走后，我们开饭了。原来我们这批红卫兵代表是准备参加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的。只是代表集中的时间太长，错过了时间，于是把国宴上的饭菜都搬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门前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在草地上吃了一顿美味的国宴大餐！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一大群红卫兵围着周荣鑫要他签名。我也挤进去，请他在我的《毛主席语录》首页签了名。又见一群红卫兵围着一位和我年纪、个头都差不多的红卫兵在谈论什么。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江姐的儿子彭云。他比我大一岁，江姐牺牲时，他只有三岁。红卫兵听他讲述江姐的故事后都抢着要他签名，被他一一谢拒了。人群渐渐散去，我走到彭云跟前对他说：“我哥哥也是哈军工的，叫杨小斌。”他说：“我认识他。”于是很爽快地在我日记本的首页上写下了江姐临终前写给他的那句名言：“望踏着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并签上他的名字。

我回到宿舍立即写日记，急切地把有生以来的最大兴奋与激动记录下来。写完日记已快10点了，北方来的同学裹起棉被就呼呼大睡，南方人临睡前都要洗洗脚，擦擦身。于是我穿上拖鞋，拿了一个小脸盆和毛巾，出了宿舍门向走廊中间的洗漱室走去。

刚一出门，我就被身后的吵杂声惊动了。我回头一看，只见大门被推开，前面是一队8341部队的战士，他们沿着走廊两侧迅速组织了一道人墙。一些记者手持照明灯和摄像机簇拥着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帘：是周总理！“周总理来啦！”我兴奋地欢呼起来，被欢呼声惊动的红卫兵都从床上爬起来往门外挤。但每间宿舍门口都被8341部队那些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给把守住了。在整条长长的通道上，只有我一人。

我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丢下脸盆和毛巾，三步两跨冲到总理跟前。总理伸出他那只永远伸不直的右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股热流顿时通遍全身。我边握住总理的手边喊：“总理好，总理好！”他亲切地问：“你从哪里来呀？”“我是广东来的！”“路上辛苦吗？”我说：“不辛苦。省里派了一部专列送我们来的。”“那样好！那样好！”

看着周恩来疲惫的身形，只有一双眼睛依然那样炯炯有神，他比我在四年前观看《五朵红云》歌剧见他时苍老多了。他在人民大堂安排完国宴后有那么多事务，这么晚了还到红卫兵驻地，逐个房间来看望我们，多么好的总理啊！28年前，他和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接见了特支成员，那时父亲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两岁。周恩来看见又矮又小的父亲，风趣地叫他“小同志”，摸着父亲的光头说“后生可畏”。会议结束后，总理握住父亲的手时还说了句：“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后浪的后浪”也来了。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周总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周总理就匆匆地走了。

我登上了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爬上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旗杆，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跑到了金水桥的最高处，与毛主席只有咫尺之隔。毛主席发现了我掉在地上的红卫兵小报，周总理迅速将它捡起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第二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国庆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红卫兵游行，毛主席亲自检阅。

一早我们吃过早点就步行来到天安门城楼旁的中山公园。由于伟大领袖习惯夜伏昼寝，早上起不了床。于是我们足足等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在用完午饭（每人一包点心）后，终于可以登上天安门城楼了。我们排着队从西面的石板楼梯鱼贯着拾级而上。

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看，哇！整个广场被无数的红旗、红花、红宝书（毛语录）装扮成为一个红色的海洋。广场南面，由十万名学生组成的一个大方阵，不时地变幻出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广场东头已集合了雄壮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排着整齐的方阵，准备迈入广场正中，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和检阅。“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像是要把天安门城楼震垮一样不停地响彻天际。

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时刻，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红卫兵代表队伍中，不知是哪位高个子红卫兵高呼了一声“毛主席来啦！”队伍立即像潮水般从西向东涌去。当兵的死死用身躯抵挡住，领队的大声喊：“大家不要挤！等会会安排你们从毛主席身前走过！” 但红卫兵个个还是跳跃着，伸长了脖子争着去看伟大领袖。我一米六八的个头，在人群中是属于矮个子，啥也看不见。我急了，突然看见身旁有一根铁柱子，我也没想这么多，噌地一下子就爬上去了。我终于在一群中央领导中远远地看见了毛泽东的侧影，于是大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喊可把在城楼上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吓坏了，由于他的岗哨是固定的，不能动，只能大声冲我说：“赶快下来！这是旗杆，不能爬！”经战士一声喊，我举头一看，才知道我爬的柱子竟然是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竖立的四桿红旗中的一桿！

大会很快开始了，林彪代表中央讲话，但他讲话的内容，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句也听不见。他讲话后，红卫兵大游行就开始了。由于每一个方阵经过金水桥前面时总要多逗留，以便从下能瞻仰伟大领袖的龙颜，所以游行的速度被大大减慢。时为中央第四把手的陶铸用麦克风指挥着这支大军，他扯开嗓子大声呼喊：“请红卫兵小将们赶快

往西走，往西走！”在当时“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劲政治形势下，陶铸一个劲地呼喊着往西走，不知是不是一种预兆。在紧接下来的三个月后，他就被江青一伙戴上“中国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彻底断送了政治生命，走向人生尽头最西面。

红卫兵代表走过领袖们的面前，接受最高统帅检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此之前我们被一再告之，毛主席在前面三次接见红卫兵过程中，由于小将们太激动，把他那只厚实温暖的右手都握肿了。因此，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希望大家不要和主席握手，不要送礼物，不要给主席戴袖章。

这时，毛泽东与以他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站到了台阶上，而我们则从台阶和城楼栏杆之间的走道上缓缓通过。我一边走，一边挥动着红宝书，一边观看台阶上的领袖们。从右面数过去，分别是郭沫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邓小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陶铸、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刘少奇的位置已经从第二把手下降了许多位，整个人萎靡不振、脸色灰青、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他搞不清楚作为亲密战友和良师的毛泽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检阅这些红卫兵娃娃。他也想象不出，当这些不谙世事的娃娃们一旦被发动起来，爆发出来巨大的盲动与狂热的破坏力将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在这位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共和国主席掌控之内了。历史果真会出现悲剧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就的！”刘少奇暗自鼓励自己。娴熟的、已近乎炉火纯青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他在这时还是坚定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信念。

我这时的全部热情和目光都停留在朝思暮想的“红太阳”身上。只见毛主席身着草绿色军装，衣领上和所有士兵一样，只有两块小红布。自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全军从刚入伍的士兵到最高统帅，都一律只有这两块红布，如不自报职务，双方都不知道谁该向谁敬礼，谁该服从谁的指挥。

这时的毛泽东比五十年代要发胖很多。他昂着头、神采奕奕、目空一切瞥了一眼站到右边隔了好几位的少奇“同志”，揣摩着如何痛打这只落水狗。想到这里，他的嘴角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毛主席看见我跳跃着正从他面前走过，右手拿起军帽向上扬了两下，把我煽忽得全身热血沸腾……

从天安门城楼下来后，我们被安排在两侧的观礼台上，继续观看杂乱无章的大游行。我对广雅中学的赵宏渊说：“咱们还是倒回天安门城楼下，看能否再多瞧瞧毛主席？”于是我俩溜出来窜到城楼下。这时游行队伍已经基本结束。天安门广场前负责摆字以及周围摆花的、扛旗的十万名红卫兵像潮水般涌向金水桥。他们整齐地、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那撼天动地的声响几乎可以让金水桥下的河水倒流。

当我俩走到西面城楼下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预计他会到东面城楼上，扶着栏杆拿着军帽再次向下面的红卫兵挥手的，于是赶紧向城楼东面走去。正当我走到城楼正

中的那座门洞时，我愣住了。只见伟大统帅在几位军人的搀扶下，竟然从门洞那头向我缓慢走来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我一边高呼着“万岁”，一边向门洞内跑去，眼看还有两步就能和伟大领袖握上手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毛泽东身后冲出一支高大的卫队来，把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冲得人仰马翻，四散而去。然后硬从城门到金水桥头筑成两道铁桶般的人墙来，让伟大统帅步履蹒跚地走向金水桥那端的沸腾人群中去。我这时被冲得晕头转向，等我清醒过来后，才发觉自己身处金水桥最高处，居然还是站在解放军战士手臂挽着手臂拉起来的保护圈之内！

站在身后的战士嘴里嘟嘟嚷嚷地说：“你赶快到我身后去！”但我知道他的手臂不能松脱，否则这座人墙立即会崩溃。我和他协商好，我站在原地不动，他也不赶我。这时，毛泽东正缓步向金水桥走来，只见周总理领着江青在卫队的簇拥下从城门跑来。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

原来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和总理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让身边工作人员领着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总理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一问，才知道他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总理立即指示8341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拽上江青从后赶来，并在上桥时追上了毛泽东。我看见周总理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快走到我跟前时，毛泽东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片纸，对身后的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波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去捡拾，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纸片撸平，摺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看着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我突然想起，周总理装进口袋的那几张纸片，正是赵宏渊送给我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小报，在观礼台上没来得及看，刚才被卫队冲撞时散落了，没料到在最高统帅的指示下居然装进了总理的口袋。

毛泽东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了。我站在桥中最高处，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人群沸腾了，狂热的呼叫伴随着热泪洒满了金水桥头。红卫兵娃娃伸出幼稚的双手，从金水桥上望过去，比千手观音的手还多。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前面几排战士拼命用身躯抵挡，但面对汹涌的人群，他们也只能步步后退。我看见总理也伸出左边的胳膊，用力抵挡着。毛泽东一看势头不对，如果再坚持哪怕多一分钟，也可能会发生危险。于是在总理和江青的再三劝告下，毛泽东才决定撤退，坐上从门洞里开出来的几辆吉姆大轿车回中南海去了。广场平静了，红卫兵娃娃们有些带着幸福，更多的是带着遗憾渐渐散去了。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计，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上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看完烟花后，我们回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大楼又睡了一晚。第二天下午，总理在中南海北门对面的中央军委礼堂为我们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竭尽全力地去理解和诠释伟大统帅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企图跟上毛泽东的步伐。报告内容由于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遗憾地不能在此一一披露。

报告会结束后，总理领着除毛泽东、林彪等人之外的中央主要领导，和红卫兵代表们在军委礼堂对开的广场上合影留念。这圈长幅照片我依然保存着，虽然逝去的岁月已经久远，加上南方潮气很重，相片也早已斑驳陆离，但仍能分辨出周恩来、叶剑英、陶铸、陈毅、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以及穿着军装的我。

结束在中南海的三天生活后，我返回中国人民大学住地，红卫兵战友们饶有兴趣地听我详述入住中南海后的见闻。特别是听说我受到江青、总理和毛主席的接见，还和总理握了手，差点就和毛主席握了手的精彩经历后，大家都激动地一个个轮流和我紧紧握手。似乎握住我的手，就像是握住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手一样。

1966年10月2日下午，中央首长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并合影。中间座位左起：王任重、肖华、陈毅、李富春、康生、陶铸、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陈伯达、杨成武。后排向下数第三排：左2杨小村

集体相中的杨小村

我们留守在华侨新村的红卫兵也发生了打死人的暴行。我曾向邓发之子邓北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邓北生不假思索直截了当地回答：“肯定很惨！”在邓北生授意下，我组织了二三十人去保卫广东省委。赵紫阳在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的威逼下并未示弱

10月上旬我回到广州，这才知道在我上京期间，留守在华侨新村的战友们打死了一个“地主婆”。

我们当时坚持不搞体罚、不打人、也不做羞辱华侨人身的事。红线女在那里也有一座别墅，但当时她没住那，而是住在东山培正路的另一栋别墅里。红线女被在那里抄家的红卫兵欺凌羞辱，剃了一个阴阳头。我上京后，一个被管制的“地主婆”不老实，被留守的初中红卫兵集体群殴致死。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些红卫兵已被革命的激情锻造出缺乏人性的情感，一些人将无情当作革命的坚定性，将野蛮当成革命者的勇敢。在一些学校，有个别红卫兵已被扼杀了人性，回归到乱施暴行的兽性，他们肆意打死校长和教师。而这些人满怀“砸烂旧世界”的豪情，甚至认为打死一个“地主婆” 还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文革后曾有专案组调查此事，但知道我当时有不在现场之证明，也就没来找我询问。

在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高潮过后，红卫兵简直把自己看作是革命的救世主，越敢造反越革命。那时最响亮的一句话是：“舍得一身祸，敢把皇帝拉下马！”只是这个皇帝不姓毛，而姓刘而已。

在这一年的盛夏之际，在中央文革授意下，以北京中学红卫兵为首的大串连爆发了。他们乘着免费的火车，南征北战到处煽风点火、揭盖子。当时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一〇一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是干部子弟最集中的学校，其中尤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最为凶狠。

10月中下旬，以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为首的一批外地红卫兵窜到位于东湖公园旁的省委大院。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以红卫兵接待办负责人的身份与这批红卫兵多次交涉，但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几次冲击省委办公大楼，还要亲自审讯赵紫阳等省委领导人。不知是哪位领导人想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夷制夷的策略，于是派人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把该校八一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头头邓北生请来了。

邓北生是邓发独子，邓发遇难时，北生只有两岁。

邓发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传奇人物。我最早读到邓发的名字是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当时邓发安排接应斯诺去延安，路上，当邓发把名字告诉斯诺时，斯诺的脑袋像要炸开一样。他在漫记中写道：“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后来父亲在跟我谈到邓发时说，邓发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时，就常常在警察局门前开会。特务们盯梢他时，他带着那顶法兰西小帽，两手各抓一支酒瓶，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特务们知道邓发武功好，都不敢轻易下手，邓发往往能寻机脱身，化险为夷。

邓发是广东云浮人。在苏兆征的启发下，很小就参加革命。他参加过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省港大罢工，1927年参加了广州武装起义。后来他在闽南领导游击战争，1931年来到瑞金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顾作霖等八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他出席过遵义会议，投了毛泽东一票。1937年邓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期间，邓发从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抗日战争胜利那年，邓发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主任的身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初，邓发从国外回到重庆，4月8日，他与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等乘美国一架运输机飞回延安，在山西省西北部黑茶山撞机坠毁，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

邓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领导人，但由于太过忠直，又受到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他在任中央保卫局长时，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也错捕、错杀了许多人。在延安整风期间，许多人提出要清算他，致使他在中共七大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被选上。

两年前，在一次聚会上，我向北生大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北生不假思索，直截了当地说：“肯定很惨！”“为什么？”“接父亲保卫局长班的是康生，康生的下场如此，我父亲还活着的话，比他更糟！”北生这样分析说。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首诗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若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摔死在蒙古草原一事辩解时所引用的一首唐诗。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忠奸真伪，不到最后盖棺不能定论。但反过来说，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伟大人物，如果继续活下来，到了新中国后，他们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毛泽东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一位共产党的老朋友罗稷南先生竟然斗胆这样问毛泽东，“要是鲁迅先生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 要按住鲁迅的嘴巴不说话比进班房还要他的命。因此可以作如下推断：这位被毛主席誉为中国文化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如果能活到1957年，将会成为被毛泽东钦定的中国第一号极右派头子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这样分析下来，邓北生对其父亲的揣测大概也就可以自圆其说了。

可话又说回来。邓北生是我从小就很崇拜的一位大哥哥。他比我长三岁，在广雅中学读书时就展露才华，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我大哥就是从他手中接过棒当上学生会主席的。

北生把我叫去，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北京一〇一的红卫兵日夜在冲击省委机关，你立即回校组织人马来这里保卫省委。”我说：“没问题！保省委就是保爹。要造反也轮不到他们来反。”我立即回校组织了二三十人，其中包括省委书记区梦觉女儿区惠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汉兴女儿李小玲等人开进省委。

下午我们在省委五楼的大门前和卫兵及工作人员一起，成功地拦截要冲进大楼的一〇一中学的红卫兵，与他们发生激烈的肢体接触和口水战。记得那时一旦冲突，对方首先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是什么出身？”我们有力地回答：“革命干部！”“三代贫农！”对方见我们回答坚定，又都穿着黄色的旧军装，扎着宽大的老式牛皮武装带，戴着红卫兵袖章，不免有所顾忌和收敛。

晚上，根据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点的名，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在五楼旁的小礼堂集中，准备接受审讯。小礼堂中间摆放了一条长桌，靠东面一排凳子上坐着的是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书记处书记李坚真、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候补书记张根生、张云、李子元等人。靠西面的一排凳子上坐着五六名一〇一红卫兵的头儿，后面站着十多名手执武装带和短棍的男女红卫兵。我领着二十多名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则站立在省委大员们的身后，大家一字排开，气氛相当紧张。

“审讯”开始了。一个头儿站起来，向这些接受审讯的书记们大声吼道：“你们统统给我自报家庭出身！”我一听，没戏了，他们又是在搞血统论这套，心里反而踏实了。书记们你看我，我望你，相对而笑，个个都不说话。

头儿急了，指着坐在对面的老红军李坚真的鼻子问：“你是什么出身？”李大姐淡定地回答：“贫雇农”。头儿反应很快马上回了一句：“那你是贫下中农的叛徒！”“那你呢？”头儿又指向尹林平，他坚定地回答：“贫农！”头儿转过脸去，对着第一书记赵紫阳喝道：“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出身？”。“赵紫阳，富农出身。”“好哇！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头儿终于感到抓到稻草了。大概他没听清赵紫阳用浓厚的河南话报出的姓名，头儿的嗓门提得更高了：“赵纸篓！你必须老实交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赵紫阳也不示弱，提高了声调反驳说：“我是赵紫阳，不是赵纸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对面一排红卫兵立即解开武装带，黄铜做的皮带扣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地泛着金光。他们要准备动手打人了！我一看也迅速作出反应，大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二十多人也立即解开武装带，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对方一看，我们人数比他们多，加上在小礼堂外面还有邓北生组织的机关干部在策应，于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一晚，我们双方虽僵持良久，但北京一〇一中学红卫兵终于无所作为，领头的憋了半天才丢下一句话：“明天你们每个人都要交一个检查给我们”，这伙人赶忙灰溜溜地撤离了，省委大员们终于免除了皮肉之苦。那天晚上一直搞到半夜，省委饭堂还煮了鸡蛋花糖水，蒸了馒头来稿劳我们。

① 李尔重（1913.1.21-2009.12.26）河北丰润人，原名育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农委主任；文革后曾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湖北省顾委会副主任等职。其著书及书法颇有造诣，发表的《李尔重文集》 20卷达10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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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0-11-29 22:14:38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第五章文革浩劫（二）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第五章文革浩劫（二）

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红卫兵大会上，我第一个跳上讲台，号召广大红卫兵战友响应党中央步行串联的号召，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我组织了一个大联合的长征队，虽然各自的观点不同，但却都乐于和稀泥。几十年后我才体会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趋同和谐有多么的重要

在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局势已经陷入极度混乱，无政府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几千万名中学生、大学生，甚至一些小学生，只要拿块红布条往胳膊上一戴，就是“红卫兵”、“红小兵”，就能免费乘坐火车、汽车，就能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各地党政机关要像贵宾一样招待这些毛主席的红卫兵们。他们名为革命的大串联，实则到处去冲击党政首脑机关，很快就把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给闹瘫痪了。那时每列火车都严重超员，挤得水泄不通，凳子底下、行李架上，甚至厕所里都挤满红卫兵。男生顾不了那么多，随时随地找个角落就方便了，女红卫兵们可就惨了，一些人憋不住尿尿到裤裆的有，憋晕过去的也有。由于铁路不能畅通，全国几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

这时大连海运学院有15名红卫兵徒步串联到北京，得到中央领导的一致认可。10 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记者撰

1966年11月，我发起成立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长征队。这是部分队员出发前在向秀丽墓前合影。前排左起：张红源、聂小兰、陈若华、李慧琴、江燕生、苏利平,后排左起：廖国禧、龙小波、刘雄辉、江小铁、郑方、杨小村、黄德全。

写的专稿《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肯定这种做法。林彪指出：“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联的。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10月28日晚，周恩来在一个总结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大串联要徒步进行”。中央文革也积积鼓动这一做法，在此形势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各种名义的“长征队”。很快，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上千万人的步行大串联开始了。

1966年11月初，广州地区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研讨文革发展方向的大会。我第一个跳上讲台，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篇号召广大红卫兵响应中央步行串联，到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的倡议书高声读了一遍。会场里顿时群情激昂，个个争先表态。我发言后，也不管下面是支持还是反对，就匆匆离开会场，回学校去筹备后来被我们称之为“长征”的活动去了。

1966年11月13日，由我任队长，江燕生任指导员的华师附中中国工农红军南海红卫兵长征队宣告成立，并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行程约五百多公里的北上长征了！

我、黄德全、江小铁（江汉）是长征队的发起人。后来小铁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黄德全的妹妹等人也参加进来。全队中年龄最大者为21岁的江雁玲，最小者为廖国禧、朱刚、聂小平等初一学生，只有十二三岁。江燕生又动员了两位外地红卫兵进队，一位是北京男四中的李伟成（小名叫小四），另一位是一名女将，长沙一中的保守派领袖[[苏利平]]，总共19人。

我们这支长征队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不分派别，大家和谐共处。队中有造反派、保守派，还有逍遥派。大家乐于“和稀泥”，不搞派系斗争。队长和指导员分属两派，但缘于他们不仅是中学同校，而且小学也是同窗的关系，大家亲密地走到一起来了，符合毛泽东“五湖四海”的原则。

第二个特征是既搞革命串联，又不忘游山玩水。我们对祖国大好山河有投入感，在大串联中认真体验人生乐趣。由于中央有令，沿途各级政府要为串联即“长征”的红卫兵小将大开绿灯，一路上都有接待站，提供免费的住宿和廉价的伙食（当时除在北京是免费的外，各地都是一餐收一毛钱，并交粮票。但各地粮票可通用）。其时在京广铁路线上，一支支穿着黄军装，打着某某长征队旗帜的队伍唱着激动人心、触及灵魂的革命歌曲，南下北上，你来我往，真是蔚为壮观。由于免除了一路上的食宿之忧，我们这支队伍，认真做到革命不忘游览，造反不忘玩耍。

第三个特征是在长征途中显露了各自的文艺才华。可以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颇有点艺术细胞，平时虽未显露，但在这大风大浪的广阔天地里，却一下子都才思如涌泉，似乎个个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家一路走、一路唱、一路跳，名义上是宣传队，实际上是自演自娱，尽显才华。

李伟成将毛泽东悼念艾地的词谱成曲子，于是这首歌曲成为我们这支长征队的队歌。大家一路行军一路欢歌，一路讨论也一路辩论。我们涉猎的题目很广泛，甚至包括“是否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是否合法”等“反动观点”

我们这伙人中书呆子为多，个个都会读书、啃书，但却少有艺术表演才华。由于参进了长沙的苏利平和北京的李伟成这两颗晶亮的沙子，长征队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苏利平人长得漂亮，又能歌善舞，自然就成了长征队的艺术指导。而李伟成善于作曲填词，免不了要显露诗圣和作曲家的天分。

我们长征还没两天，李伟成就把毛泽东悼艾地（被杀害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的那首《卜算子》谱成曲子，经学唱，大家感觉还不错，于是这首歌就成为我们这支长征队的队歌。歌词是：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天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需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我们一路走一路唱着这首悲壮的队歌，使那些只会唱革命歌曲的其他长征队员们听了都不觉肃然起敬。

在井冈山上我们决定结束长征的当晚，李伟成还填了一首《沁园春——临别赠燕生、小村留念》，词曰：

波广横冲，雪舞巨澜，茫茫九流。忆两月之前，逐波心交；恍惚有志，与君同游。逢龙遇虎，同舟共济，只为登高望环球。却痴迷，看路上行者，谁为知心？

携来相互千里。相指点一派豪情稠。昔双峰旧寨，残花已败；腾空绝崖，扶手方遒。丹霞雾谷，雨下鸣音，怎奈思非自一楼。谓君曰，虽道乃异途，终定同归。

2000年9月，身在大洋彼岸的李伟成接到我们长征队为纪念活动的征文通知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他又写了一首七绝《复燕生小村征文》，他在该诗中探秘了人生：

青山青水青年华，探踪探史探人家。

疑梦疑醒疑浮世，难仲难解难问答。

这首七绝概括了他对十年文革浩劫中我们所有行为的最终总结。李伟成是北京第一批中学生红卫兵领袖之一，是北京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东纠”）负责人。他父亲是位老红军，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

作为文革初期卷入红卫兵运动的李伟成来说，当初完全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虔诚，响应“向帝修反造反”的号召，怀着“捍卫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的一片赤诚。但是，几个月运动的实际发展，却使他逐渐产生了很多疑问，那满腔的激情也逐渐降温。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上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和老帅、老将，下至各地区、各单位的负责人，竟至包括自己的父母，这些荣立赫赫战功的共和国的开创者们，怎么在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难道一个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之下，就只有中央文革等少数几个人才是正确的吗？曾几何时，就连我们这些受到过毛泽东肯定和支持的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自己也成了“黑帮分子”、“狗崽子”？

在长征路上，李伟成一直和我们争论。他坚持刘少奇是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不经任何程序就把他打倒是错误的。同时，对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人也提出种种质疑。他说，在他出发来广州前，首都部分红卫兵正在酝酿成立一个联合行动组织。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组织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1966年12月初联动成立后，这批老红卫兵成群结队骑自行车在京城穿街走巷，高呼口号，还把“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猖狂了”、“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大标语贴满了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周围。联动的这一系列行动触怒了中央文革，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镇压。

江青等人一方面指使大学的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聂元梓等人率大学红卫兵冲联动的集会，批斗联动的负责人；另一方面，由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下令拘捕了一批青年学生和高干子弟，被投进监狱的多达139人。

此事后来经周恩来斡旋，一方面报告了毛泽东，一方面作了中央文革主要负责人及联动头头们的工作。毛泽东考虑到这批娃娃们毕竟为他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立下过头功，不忍心加害，于1967年4月亲自下令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联动分子。许多被释放的联动分子当时都“主动”向“江青阿姨”表示“忏悔”，这也给了中央文革一个下台阶。

联动作为文革初期的一种群众组织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存在抵制和反对的力量。李伟成由于和我们一块到南方游山玩水去了，因而躲过这一劫。

苏利平是长沙一中红卫兵的领袖，和我一样也是文革前就入党的预备党员。她的父亲艾明也是位老红军，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野战军（四野）任一三六师政委，在锦州战役前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她的母亲苏明，在抗大出来后就一直跟随丈夫转战南北，是一位意志坚定、性格刚强的女性革命家，文革前任长沙市副市长。由于经历和命运的惊人相似，我和苏利平是惺惺相惜，沿着小北江一路走一路畅谈。

我问她: “为什么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来临之际，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中学生，竟可以入党？”她说：“据我了解，我们这批中学生突击入党，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我疑惑不解。她继续慢慢道来：“毛主席从1965年开始，就对国内形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的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样的教育路线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文学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国存在一个‘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就要把这些领域里的大权重新夺回来。”“那我们这十多年所受的教育，例如说要热爱党、热爱祖国、要立志读好书、掌握本领，将来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谋幸福。难道这一切都是错误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我反驳说。苏利平笑了笑说：“你的想法太天真了。反正很多事情我也想不通。但你我入党这件事，我是听妈妈说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不服毛主席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路线是条黑线的判断，于是授意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赶紧在全国各大城市的重点中学里面，突击发展一批中学生党员，以此证明党的教育路线是成功的，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好的，是可以培养出革命接班人的。”“哦，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明白了。难怪我在是否应当在组织上入党问题上还犹豫时，学校党支部比我还焦急，只要我在志愿书上一签名，其他通表手续都只是走程序，都是能百分之百通过的。所以这时候我才清楚意识到，我这个预备党员的资格，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而已！

“你爸爸妈妈现在还好吗？”苏利平关心地问。我知道那个特殊年代问父母还好吗的真实含意，于是回答说：“爸爸妈妈都还好，没受到冲击。你妈妈呢？”“我出来之前妈妈对我说，利平啊，你要有思想准备，等你们串联回来，妈妈可能会被他们抓走。你告诉在哈军工念书的延平姐姐，妈妈是革命者，是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不管造反派给我戴什么样的帽子，你们都要坚信这一条。你们姐妹俩要互相照顾、互相帮助。现在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妈妈的近况。……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有那一天，也要挺得住，要坚信自己的父母亲！”苏利平的这番话提前给我打了一支预防针，使我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坚强地渡过了父母亲被逐个打倒并被关押的飞来横祸。

应该声明的是，我们这次是一次流产的长征，因为它没有实现原定的目标，没能到达当年红军到达的圣地延安，甚至连瑞金都没去成，就在井冈山上结束了。这当然不是长征队员的错，如果当时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能真的会从井冈山下来再从瑞金走到延安的。这是时代的错。在我们只行程了两个多月后，全国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 “一月夺权”的风暴迅速席卷神州大地，更艰辛的夺权重任在诱惑着这些革命小将们。 “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对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来说，当然要比免费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来得更沉重，更有使命感。

我们长征的路线基本沿京广铁路北上，途径广东、湖南、江西三省，最终抵达井冈

山的中心——茨坪。沿途经过几个大站依次为：广州——花县（现花都区）的新华镇— —源潭——清远县（现清远市）的潖江口——英德县（现英德市）的连江口——曲江县的马坝——韶关市——丹霞山——仁化县的董塘——进入湖南省的汝城县——桂东—— 向北进入江西的大汾——堆子前——经井冈山南麓的黄坳，登山到达终点——井冈山茨坪，下面再分头叙述长征经历的一些趣事，以作纪念。

我们在呼啸的寒风中露宿北江河畔，在刺骨的冰水中横渡北江，在湍急的河流中放逐木排

这一天，天黑了我们才抵达英德县的连江口。连江口是小北江与连江的汇合处，又称三江口。这里江面宽阔，沙滩平坦。吃过晚饭准备就寝时，突然听说女生们要搬行李到江边的沙滩去露营，我们这帮男生听了岂甘落后，哪一个也不想当“衰仔”。

这时已是11月中下旬，天气又特别冷，晚上北风沿着峡谷顺着两条江面吹来，刮得连人都站不稳。这样的天气哪能在江边露营？经过一番争论，女生们决心不变，她们用树枝在沙滩上搭起架子，再盖上塑料布，看来她们真的要以天为帐，地为床了。眼见劝阻无效，部分男生便自告奋勇，在女生营地挡风的一面也筑巢而居，当了一回护花使者，挨了那一夜冷风和细沙的袭击。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一看，北江水那个清啊，清得一直能见到水底的石螺。男生们顿时心潮澎湃，决定以领袖畅游长江为榜样，决心要在接近零度的严寒深冬去横渡连江口，以此体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此刻，不知谁买了两瓶五加皮之类的药酒，于是大家也不管会不会喝酒，个个都灌了两大口，紧接着就一个两个义无反顾地跳进冰冷刺骨的北江中去了。

我们这帮人的水性都一般，如果在游泳池里游这样的距离还能挺得过去，可现在是在北风凛冽，水流湍急的三江汇合处渡江，那情景就大不一般了。下水不久，我就感到四肢麻木，失去知觉，心里想：你就逞能吧，这次真的要完蛋了，真的要葬身在小北江了。想到这，也不知是凭借什么神助，渡江的队员们居然先后一个一个都游到了对岸。平时我们在学校劳动时也都打过赤脚，但这次双脚是被冰水长时间浸泡，多数人已无法在不平坦的沙石地上行走。在经过求情得到允许后，我们几个人几乎是手脚并用狼狈不堪地爬到一艘渔船上，让船夫把我们这几个半路的渡江英雄送了回来。留下的小四、小平、郑方三人，却令人难以想象地英勇无畏又游回来上了岸，成了真正的英雄。

在韶关，我们见到江面上有长长的、一个方块一个方块连接起来的木排，很感兴趣，于是大家决定去进行考察。顺着北江水流放排，是粤北运送木材到广州的一种原始运输方法。为了体验放排工人的生活，经联系，放排工同意我们八位男生，分乘两只木排顺江而下。而女生和部分身体较弱的男生则乘电船也顺江而下，借机游览北江风光。

木排的构造是这样的：由数十条直径二三十公分的木材扎成一个方排，再横竖交替垒成三四层，把七八个或十多个这样的方排连接起来，上面搭一个草棚子，就成为一个标准的木排。因此，每条木排头尾有七八十米长。这样沉重的木排放进江里，完全靠水流把它流放到省城广州。这种放排方式，每天行程跟我们步行相差无几。但不管怎样，能上到木排上体验生活，就已经够我们乐的了。

木排刚出韶关，水流还平稳，我们坐在木排上，一面学习放排的知识，一面欣赏小北江两岸的青山绿水，倒也令人心旷神怡。吃过午饭，两名放排工人开始紧张了。他们告诉我们说，前面就是小北江上最著名的鬼门关，河道窄，水流急，弯位多，而江中心还有数块礁石。这么长的木排上没有浆，只是在木排的前端有两把橹，作用是调整木排的方向。放排人还告诉我们，万一木排撞到礁石上散了架，人掉进江里后，必须学会逃生术。因为木排散在江面上，如果不看清楚上面有没有木材就从水里往上冒，脑壳子就会撞到树干上，轻则撞伤，重则撞晕，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在水中一定要把头昂起来，睁大眼睛朝着光亮的地方游出水面，这才是自救的最佳方法。听完放排人介绍在江水中与明礁暗石、激流险滩生死搏斗的经历后，我们就乐不起来了。

话未说完，木排已经随着湍急的江水颠簸起来。于是我们四人分成两组，和放排人一起拼命摇动沙橹。这时，冰冷的浪花扑面而来，打得脸都发痛，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一边喊着“加油哇”的号子，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摇动沙橹，避过了一座座江中的礁石和江边的浅滩。喊着喊着号子不知怎么就变成了“猪肉哇！猪肉哇！”小四大概肚子饿

这是木排冲过“鬼门关”，与激流险滩作生死搏斗后的场景。

了，想起了在路上经常掏五角钱买烧肉吃的情景。这么一喊反而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伴着响亮的号子声，鬼门关终于闯过来了，江面又恢复了平静。这时只见江水潺潺地从脚下淌去，两岸风光依然绚丽多彩，夕阳正把江面映得金光闪闪，好一派初冬傍晚的江景。但见放排工人把木排稳稳停靠在江边，于是他们开始生火做饭，我们则提着水桶到江边去拣石螺。那时的北江没有什么污染，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拣到半桶石螺。我们的这顿晚饭吃得特别香，觉也睡得特别甜。这一夜，只听见江水在枕下缓缓流去，发出哗哗的响声，就象一首催眠曲在彻夜轻轻弹奏……

我们到了奇险峻美的丹霞山，但却见不到任何游人。在燕子岩的石洞里，我们见到一位国民党老兵，他为我们讲解《金刚经》，还给我们吹奏了一首欢快的口琴曲

出了韶关，自然风光变得奇险峻美，很快就进了著名的丹霞山地貌风景区。我们长征队决定，既然到了丹霞山，也不枉再做一次“社会调查”。于是我们用了半天时间爬悬崖，登险峰，晚上就住进空空如许的丹霞山招待所。

因为文革的缘故，已经没有人会到这些属于四旧的风景区游玩了。除了我们长征队，山上就只有一个管理员一家三口和他的一条猎狗。管理员为我们打了一些山鸡之类的山珍，饭饱茶足之余，话题自然转到他的那条机灵的猎狗身上。我们问管理员：“你把飞禽打下来后，那狗会不会偷吃？”管理员说：“不会！狗把猎物叼回来后，我就把内脏掏出来喂它。这狗很忠于主人，从来不偷吃。”

第二天，我们问管理员，附近有没有更为险峻的地方可去？管理员说不远处有一座燕子岩，势险而深幽，可以带路领我们去。于是我们个个轻装上阵，并带上砍刀，以便劈山开路之用。

燕子岩确实险峻，由于地壳变化的原因，在一面几乎九十度的悬崖中间，形成了一条裂缝，最窄处人只能爬行，最宽处则有两层楼那么高，山下只有一条小径能够上去。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

上山的小径已被竹子和灌木遮拦，我们必须边砍伐边前进。爬上岩洞顿时豁然开朗，洞内少说也可以藏上百把人。这里曾经有人住过，间隔房间的土墙上字迹清晰可辨，其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大意是：民国十八年，共匪朱德部烧我房子，分我田地，逼得我走投无路……此深仇大恨一定要报云云。据说是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把当时的一个大土豪劣绅赶到这里来了。

进到洞里最深处，我们居然见到一个人。此人五十多岁，有点像和尚。经询问，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国民党老兵，因为害怕运动被斗，一个人躲到这燕子岩洞里来了。

那时我们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很高，经过一番搜查，找出几本经书。我们问他：“这

是什么书？”他说：“这是金刚经。”于是我们让他念几段听听，他就“阿麽哞喋嗡” 地念了半天。我们眨巴着眼睛听了半天也听不懂，就问他经书里讲得是什么？他说跟你们念的毛主席语录差不多。话音一落，自然被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们狠狠地教训了一番。但现在回想起来，佛经上讲的也是积德行善之理，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相差也不远。

我们见他桌上有一把口琴，于是让他吹奏一曲。他平时也难得有个表演机会，就大大方方地为我们吹了一曲。是什么名曲我已记不得了，好像是《快乐的春天》，反正当时都属于封资修那一类的。听完这一段优美的曲子，我们也就告别了因为害怕“文革” 而孤独地躲藏在这个荒芜山洞里的国民党老兵，继续踏上北上征途了。

燕子崖岩洞内有佛像、十八罗汉，还有一位为躲避“文革”藏身于深山老林中的国民党老兵。

二十一年后我重游丹霞山，真是万般感慨，兴趣所致得七律一首：

锦江碧绿映红峰，一入名山尽去烦。

耸秀争奇石刃暖，绝顶揽胜铁索寒。

易持万代赤似锦，难得一生色如丹。

远眺重山翠千里，游人去后更不还。

双峰寨建筑历时十二年，被誉为“广东农民暴动中最伟大的战斗”在这里持续了九个多月。粤赣湘边的客家人与我们老家的客家人本是同宗，我们为这里的农民演出文艺节目

在广东境内的最后一站是仁化县董塘乡。听当地人介绍，离董塘不远处的石塘有一座寨子，名叫双峰寨，很值得去看看。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又赶到这座既古老又神秘的寨子去考察了一番。

我们看到的双峰寨就坐落在现在的石塘镇石塘村，那是一座巨石垒就的庞大城堡，因前后有两座巍巍的山峰对峙，故城堡门楼横匾题为“双峰保障”，当地百姓称其为“双峰寨”，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介绍，清末民初盗匪猖獗，该地一带的地主富豪为保身家性命，由大地主李自胜牵头，耗银3万两，从1899年动工至1911竣工，历时12年。

双峰寨外形呈长方形，面积有4164平方米，有一个主楼和四个炮楼，其间有围墙相连，墙高9米，厚1.2米，四个炮楼均为三层，高13米，主楼五层，寨外周围护城河宽 13.7米，水深1.5米，是少有的巨型寨堡。墙体全部用石灰石及青砖再加上糯米浆、黄糖、石灰浆及桐油砌成。该城堡历经百年沧桑，虽弹痕累累，但未发现有一砖自动脱落，其坚固程度可堪比南京中华门城墙。

据史载，大革命失败后，粤北农民自卫军第八独立团第四营于1928年3月带领群众共700多人退守石塘寨。3月29日，国民党第八路军第七师的三个团，伙同当地民团，开始对双峰寨武装进攻。守寨军民在营长李载基的指挥下，一次次地粉碎敌人的火攻、炮击、空中轰炸、偷挖护城河以及诱降等，浴血坚守达9个月之久，终因弹尽粮绝，被

仁化县双峰寨已有百年历史，现在已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迫于同年11月11日深夜突围。这次保卫战共牺牲了600多人，仅有30多人脱险，被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誉为“广东农民暴动中最伟大的战斗”。

二十一年后，我到董塘重游，作七绝一首，以做纪念：

当年徒步上双峰，似见沙场血正红。

历尽悲欢真谛在，新村古寨夕阳中。

离开双峰寨，我们很快就翻越五岭进入湖南省地界，先到汝城，而后到了桂东。这一带都是大井冈山范围，是当年朱毛红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其中就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发地等革命旧址。广东境内有各地政府的红卫兵接待站，可进了桂东，接待站就没有了，于是我们只好住在桂东农民家里。

当天下午为了给村民们演出，大家还忙着彩排节目，我也要跳什么舞，练得脚都抽筋了。从仁化到湖南桂东，当地老百姓讲的话几乎和我从小在家乡——广东大埔县学的客家话一模一样。后经查阅邹鲁校订的《客家志》，才知道我们广东的客家人与粤赣湘边和闽粤赣边一带的客家人是同宗的。

井冈山上聚集了太多的红卫兵，而冰雪却封堵了通往井冈山的道路，解放军奉命紧急空投食品和物资。传说毛主席要到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小将，大家蜂拥冲向降落在茨坪稻田上的直升飞机，但是却发生了一场悲剧。在井冈山上调研，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山头

我们在桂东转向东北进入江西省的大汾，再经过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朱砂冲，于1966 年12月底到达井冈山中心茨坪。

井冈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免不了都心潮澎湃，于是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歌唱井冈山》这首年代久远的歌曲：“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万年青，山中流水永不断……”

茨坪是井冈山主峰上的一块小平地，四面高山耸立，中间是一片平坦的田园，由于时下已是寒冬，因此我们看不见绿油油的庄稼了。从这里往远处看，可以见到五老峰，旧版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案就是取自该景。1927年底，毛泽东率领湖南秋收起义部队 1000余人到此处，与王佐、袁文才的地方武装汇合，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 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农军共万余人来到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两大主力的会师，随即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1928年12 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800人转战到井冈山，实现了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师。茨坪是井冈山的中心，这里有朱德、毛泽东等领袖的故居，还修了一座革命历史博物馆。

我们原不打算在茨坪长住，做些参观考察之后就继续折回东南，到瑞金去，以便正式开始我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是一场风雪把整个计划打乱了，再加上传说毛主席要

在元旦这几天到井冈山看望红卫兵小将，大家都急切地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我们上山后，井冈山地区连续下了几天雪。雪虽不大，但上山的公路全部结冰，运送物资的汽车上不来。而这时山上的红卫兵却越来越多，吃住都成了当时的严重问题。那时每当吃饭时都象打仗一样，要拼命抢才能吃上。加上突然爆发了脑膜炎疫症，一下子夺去了许多小将们的宝贵生命。在我们打地铺居住的房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担架抬了出去。

此事惊动了周总理，他立即命令几大军区连夜蒸馒头、烙大饼，并于1967年1月3 日的上午派空军用飞机向井冈山茨坪空投食品、药物和其他救援物资。见到这一情景，井冈山上万众欢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端。

这棵耸立在黄洋界的大荷树，是当年毛泽东、朱德等人下山挑粮歇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留下纪念。前排左起：江燕生、江雁玲；后排：右2杨小村。
就在这天下午，数万名红卫兵聚集在茨坪中心稻田的四周，个个怀揣着红宝书，齐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过了许久，两架直升飞机从远处飞来，徐徐降落在茨坪中央的稻田上。

凭着对领袖关怀无限感激的心情，上万名红卫兵如同潮水般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到田地里，大家边欢呼边跑向还未停稳的直升飞机，谁都想在第一时间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谁都想能第一个在井冈山上与领袖握手。可这时从直升飞机里走出来的并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而是普通的解放军。但这群人浪是那么的火热，他潜藏的危险是人们无法预料的。我们队里的江小钢刚跑了几步，就跟许多人一样，扑通一声掉进了齐腰深的粪坑里。原来粪坑上也结了冰，肉眼分不清，加上你捅我挤，整个粪坑里挤满了红卫兵小将，他们你扒我推，乱成了一团。还没等我们笑出声来，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站在我身旁的一位红卫兵，我清楚地看见他胸前佩戴着“浙江农业学院”的校徽，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挡，想穿过直升飞机的尾部，绕到对面去向解放军代表欢呼，结果被直升机尾翼上还在旋转的螺旋桨击中，齐刷刷削去了半个脑袋，当场就没命了。

元旦过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井冈山周围去调查当年红军保卫井冈山的史实，一路深入到博物馆，了解当年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战斗历程。彭德怀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被打倒了，文革发展到这一阶段，朱德也受到了冲击。实际上，我们所调查的只是毛泽东的光辉业绩，以及彭德怀的“罪行”。

到四周去调查的队友几乎跑遍了井冈山上五大哨所，当然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是黄洋界。这次战斗，毛泽东为世人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西江月》。到博物馆去调查的队友，当然也收获不小。他们发现原来井冈山上早就有一支农民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王佐和袁文才的绿林好汉领导的。毛泽东上山前和他们谈妥了，给他们各自封了一个团长，就把这支队伍收编了，这才在井冈山扎下根来。

在井冈山上调研时，我们见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亲属，他们悲愤控诉彭德怀杀害袁文才和王佐的罪行，这使我们知道早在井冈山时期，彭德怀就是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事过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了历史的真相。

袁文才早在1926年11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经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于1927年7月发动永新暴动。随后成立永新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返攻永新，袁文才、王佐与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同志一同上井冈山坚持斗争。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相继上井冈山，并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袁文才、王佐功不可没。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十）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在1929年1月井冈山白露会议上，毛泽东传达了这一《决议案》，事后，袁文才、王佐得知此事，十分痛心。白露会议后，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留下彭德怀的红五军及王佐的一个团。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 1930年2月，他们派出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等。彭德怀信以为真，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诱骗杀害了袁文才和王佐。这成为中共党内错误肃反的先例。

在“一月风暴”发源地上海，我们发现中央文革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侩子手。我们在南京路和外滩到处张贴“打倒张春桥！”“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绝没好下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后，赶紧坐上南下的火车溜之大吉了

时间已经进入到1967年年初。由于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夺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随即“一月风暴”迅速刮遍全国大地。从来都是时世造英雄，时势发生了急促的变化，我们还能呆在井冈山上去调查几十年前的历史吗？经过几个晚上的激烈争论，长征队作出了结束长征，参加夺权的决定。

我们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黄德全、江小铁带领几位队友立即乘火车赶回广州，参加广州的夺权斗争；一路由苏利平、陈若华等几位女生到湖南韶山等地继续进行社会调查；一路由我和江燕生等几人直奔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向上海的造反派取经。于是我们这一队从井冈山乘车下吉安，到南昌，再转火车，于1967年1月底来到上海。

32年前，未满13岁的父亲第一次来到上海，从此他走上了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道路。今天，我也在文革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第一次来到这座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世界大都市。万万没料到的是，我等一抵足上海就感觉到整座城市死气沉沉，完全没有那种夺权后的喜悦与激情。

在上海海关学校，见到了我的两位同学。一位是小学同学郭华（广州军区副政委郭成柱的儿子），一位是初中同学钮海林（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徐云的儿子）。我找到他们，向他们了解上海“夺权”的经过。由于他们都是上海“红革会”的小头目，说话很小心，也不敢在学校里和我们见面，于是约他们来到我们住地，在外滩上一个单位的招待所。

经过调研，我们了解到上海夺权的全过程，即贯穿了四个轰动一时的事件，这就是 “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和“红革会事件”。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十分重视，早在文革初期就曾指派北大聂元梓等人到上海活动，煽动青年学生“炮轰”上海市委，但没能成功。1966年11月9 日，在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以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扬言“我们要夺权”。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并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认他们为“革命群众组织”。当时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决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煽动、裹挟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安亭站卧轨拦火车，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31个小时。周恩来得悉后，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随即中央文革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但张春桥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和表态。

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紧接着上海出现了红卫兵以外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他们大搞揪斗、抄家、游行、集会、刑讯逼供，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迫害，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12月上旬，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对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开展批判，在工总司的支持下，发

2000年长征队征稿，廖国禧画了一幅钢笔画《同学少年》，生动再现了当年我们大串连时的情景。
生了持续八天八夜的围攻解放日报事件。随后，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人又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他们捏造罪名，把另一派最大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打垮了，使上海市成为工总司的一统天下。

上海市委瘫痪了，上海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江青一伙人在这时认为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用张春桥的话说，“桃子已经熟了”。于是在1967年1月初，张、姚二人就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窜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并在当天由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第二天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1月6日，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把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干部揪到会场接受批斗，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陪斗。1月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的实际领导机构。其他造反派组织并不满意工总司在张春桥支持下独揽大权的局面，他们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反夺权，但都被张春桥整跨。红革会眼看自己拼杀了近半年时间的功劳成果，被冒出来才一个多月的工总司统统掠夺而去，他们实在忍无可忍，就于1月 28日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游行。中央文革见此发出“特急电”，公开支持张春桥，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遭到残酷镇压，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郭华、钮海林讲述了上海夺权的经过后，我们不禁怒火从心中烧起。张春桥一伙人怎么这么流氓，手段怎么这么卑鄙，如果不是亲耳所闻，亲目而睹，我都不敢相信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是这等的奸诈！于是，我们放下观摩大上海风采的心情，在一块议论，认为这个张春桥和张春桥幕后的支持者——中央文革，不是好东西，要炮轰它！替上海的红卫兵战友们出这口气。但又考虑到中央文革权倾一时，搞不好会像红革会的头头们一样被他们抓起来。于是我决定采取放一枪就跑的策略。我们事先办理好了第二天一早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票。在那天的凌晨，我们在南京路和外滩到处贴满“打倒张春桥！”“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绝没好下场！”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后，赶紧坐上南下的火车“溜之大吉”了。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工农红军长征队到此“寿终正寝”，长征也就结束了。

正像同学宋柏林在《红卫兵兴衰录》一书中写到的“红卫兵全国大串玩是当今潮流，但此流不可久，久则工农兵必激愤。串联变串玩，此乃路人皆知的事实。其实也是好事，是对中国书呆子们的一次大解放。”

四十多年前的这次“长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造就的一次非常特殊的壮举。对于每位参加过这样长征的朋友们来说，都会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永久珍藏。它对于我们接触社会，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对于认识祖国的山山水水和历史文化，对于磨练意志，增强毅力，都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战友们分手后各自走过来的这条漫长而崎岖的人生道路，难道不正是那次征途所延续到今的道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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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0-11-29 22:21:02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第六章文革浩劫（三）
我与一个时代的握手

作者：杨小村

第六章文革浩劫（三）

广州发生一二二夺权斗争，社会秩序陷入全面混乱。随即广东全省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旗派”和“东风派”。全国宣布实行“三支两军”，华师附中进驻了军训团，我则在校内成立了一二二六战斗队。广东宣布军管，黄永胜任广东省军管会主任

1967年2月初，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了近三个月的广州。

毛泽东对一月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1月8日，他在一个会上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起草了一个致上海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于1月1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合名义发出。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大大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上海的做法，都自封左派、造反派，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杂乱无章地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这是毛泽东为最终打垮刘少奇，而采取先打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部委办领导干部这一庞大“官僚体系”的重要举措。为此，他批准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 “公安六条”）。“公安六条”中特别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这个规定的执行中，实际上扩散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不满的，便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都要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些高压手段，束缚了广大群众的手脚，减少了夺权的阻力，同时也成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局势越发混乱，经毛泽东同意，1月23日，中央决定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展“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所谓的支左，就是军队奉命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而这些左派，恰恰是执行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最积极、最坚定的一部分人，实际上支左就是支派。当时各地形成的两派或者几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都是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都是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服务、效忠的。因此，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是无法分辨是非真伪的。解放军在这一时期虽然为维护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全面参与了地方工作，直接卷入地方的派性斗争，实际上是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这就使地方和军队的工作都受到严重损害。

先于我们回到广州的战友黄德全、江小铁告诉我，广州地区的夺权斗争已经激烈展

串联结束后，我和黎建军成立了一二二六战斗队。这是部分队员在毛主席像前合影。前排左起：侯建平、吴八一、叶尔燕、陈小玲；二排左起：袁立禾、张二苗、陈遂怀、邓斌鸿、梁小威；后排左起：1巴宁、3邝伯伦、4杨小村、5黄德全、6罗钧、8古国柱、9廖国禧。

开。1967年1月22日，以中山大学中大红旗（其核心组织为中大八三一，骨干为武传斌、蔡登望等人，后来成为省政协主席的陈绍基是该组织的笔杆子，称为“文胆”）为主，包括若干个群众组织（其中有省委机关革命联合委员会，即“省机联”）组成，并得到哈军工红反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当时全国闻名的造反派支持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省革联”），宣布他们已成功夺取了广东省委的大权。

夺权的经过是这样的：1月21日晚，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等几位省委书记正在省委党校开会，中大红旗的红卫兵们强行把他们带到中山大学主楼。红卫兵质问赵紫阳：“你在文革中犯了多少错误？打算怎么办？”赵紫阳说：“夺权嘛，是毛主席给你们的权利。你们要夺权，我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监督我们的工作，另一种是彻底的办法，你们干，我们靠边站。”红卫兵代表指着在场的书记、常委们说：“你们的意见呢？”在座几位领导都表示同意赵紫阳的意见。红卫兵代表们商量后，同意赵紫阳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并宣布：“好！就这样。会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至凌晨5时左右，省革联起草完毕“夺权通告”，让赵紫阳等站着听取省革联负责人宣读“夺权通告”，并被明确告之：“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第二天，《南方日报》刊登出省革联的“夺权通告”。赵紫阳回到省委告诉林李明书记交出省委大印。

林李明、李子元和我父亲三人坐在办公厅机要室，他们都不理解也不愿意就这样子

2007年，一二二六战斗队部分队员在苏毅家聚会合影。前排左起：区惠风、叶尔燕、陈遂怀、苏毅、梁小威、江燕生、邓斌鸿、陈小玲；二排左起：孙明远、廖国禧、杨小村、谭其彬、林锦炽、刘雄辉、古国柱；后排左起：关天晞、江汉、巴宁、黄德全。

把省委大印交出去。他们三个人一边流泪，一边说：“省委的大权，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授予我们的，没有党中央的指示，没有任何程序，就这样子把大印都交给这些红卫兵娃娃们啦？”当时担任省军区政委、省委常委的陈德对“夺权”表示坚决反对，并把这个情况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的大印由林李明交给陈德带回省军区保管。省革联没有拿到省委大印，却把省委其他部委办的印章搜罗起来，装满了一个军用挎包，由省革联主席蔡登望负责保管。由于其他造反派对省革联一二二夺权有不同看法，都伺机进行反夺权。蔡登望生怕省委大权被别的组织夺去，只得天天不分昼夜地背着这个装满了红印章的挎包，东藏西躲。当时我们常常见到蔡登望，都调侃地称他为“蔡省长”。

一二二夺权最终导致广东后来形成两大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一派以“中大红旗”、 “华工红旗”、“中山医红旗”（简称“三面红旗”）及“红旗工人”为骨干，称为“红旗派”（简称“旗派”）。另一派主要以“广州地区革命工人总部”（简称“地总”）、 “广州地区红色革命工人总部”（简称“红总”）、“机关革命大联合总部”等组织为主，称为“东风派”，又称为“总派”。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从贴大字报，口头辩论的 “文斗”，逐渐发展到武斗。特别是这年的夏天，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的蛊惑下，武斗不断升级，由棍棒、石头、铁枝，发展到真刀真枪，造成严重死伤。

江小铁、黄德全告诉我，他们从井冈山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就和黎建军、李保山、区惠风、庄辛辛①等同学，参加了1月25日晚广州市公安局的冲突，他们开去的一辆宣传车被对方砸烂，人也被打伤了。于是第二天，黎建军、江小铁等十多人，跑到广州军区司令部大门口举行静坐，要求广州军区认真落实支左，严惩打人凶手。军区副政委肖元礼出面做工作，才把他们给劝回去了。以后，广州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二八冲军区事件，局势更为混乱。

2月2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不负责任，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周恩来指出，广东地处边防，局势堪忧。目前又正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关键时刻，广东问题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次日，周恩来接见广州军区及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生产。3月，经中央批准成立广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黄永胜为主任，刘兴元、陈德为副主任。省军管会成为广东最高临时权力机构。

这时军训团已经进驻学校，我们接到通知后，也陆续回到华师附中，开始了所谓的军训和复课闹革命了。

军训的内容无非就是让我们检讨文革中的错误，这对已经激发出来疯狂热情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根本不会当做一回事。这时我们南海红卫兵的部分头儿和活跃分子聚在学校的课室里，同学们已打破年龄和班级界线，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我和黎建军的提议下，成立了华师附中一二二六战斗队。我们以毛泽东的生辰作为队名，可见当时对毛主席是怀有多么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

我组织的战斗队进驻到中南局和省委，准备调查中南局、广州军区和省委一些领导人的材料。但我父亲在这时却因特别支部问题被打倒了，母亲则在被关押期间吞下了一瓶安眠药

一二二六战斗队成立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黎建军带队，有黄德全、李保山、江小铁、郭小津等人，进驻中南局，负责调查中南局和广州军区领导的材料，一路由我带队，有区惠风、梁小威、陈遂怀、廖国禧等人，进驻省委，深入调查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们住在美华中路李坚真书记家，这是一栋花园式老别墅，我们住在二楼。当时李大姐很少回家住，她的女儿李小林虽然与我们不同派，但由于大家从小一起长大，也就相安无事。

那时，各个单位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省委机关最主要的是省机联。大约4月份的一天下午，省机联的一个头头孙凌云（候补书记张云的秘书）在省委礼堂门口见到我，说有重大消息要和我说。从他那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的表情来看，这个消息确实很有分量。

他神神秘秘地低声告诉我：“通过大量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埋伏在省里的重大叛徒特务集团的材料。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我们才给予揭发，所以目前还要保密。”我嫌他说话诡谲，就大声说：“你们究竟掌握了什么材料？”他看了看四周都没人，小声说：“我跟你说了，你可一定要保密呀！”我说：“没问题，咱们又不是第一天打交道了。”他说：“我们发现，左洪涛、杨应彬过去在国民党张发奎部队里的特别支部，有问题，他们都是叛徒、特务！”

轰的一下，我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口，直把我憋得有好一会喘不过气来。我心想：好哇，我这个文化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现在也被别人造反造到我的头上来了！孙凌云看着我惊讶的表情，以为我是被这颗重磅炸弹给震惊了，于是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说：“杨应彬现在还是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刘田夫也在省军管会生产组当组长，所以现在还不能惊动他们。只要江青同志一声令下，我就把这个炸弹往省委大院一扔，准把省委这批老爷们炸得人仰马翻！”

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我真恨不得一脚就把他踹进旁边新河浦的臭水沟里去！省委当时为了培养接班人，将他和张汉青、卢狄、郭晓冬等一批青年干部刻意培养，让他们成材接班，想不到他竟然对培养自己成长的这些领导忘恩负义。我望着孙凌云的双眼，很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杨应彬的儿子！”说完转身就走进雾霭弥漫的岭南四月天去了，头也没回。但我知道被我这颗核弹头炸得他目瞪口呆的模样，会比我刚才的惊讶难看十倍！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在中央早已有定论，尘封了多年后，被江青一伙人又重新抖了出来。但为了打垮刘少奇的“庞大官僚集团”，毛泽东默许江青一伙重翻旧帐，歪曲历史事实，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揪叛徒风。

就在1967年的四五月份，黄永胜等人提出“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在江青一伙的支持下，广东成立了“审理广东地下党”专案组（代号为广州军区一〇九专案组），确定审查的重点，是广东地下党的所谓十四起重大历史事件，广州市和各地、县也相继成

立了专门机构，大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直接指向领导南方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

十四起事件中，国民党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的政治嫌疑问题，就是其中重中之重的案子。省机联孙凌云等人就是秉承了江青、黄永胜一伙人的旨意，决心从左洪涛、杨应彬等人入手，揭开广东的所谓叛徒网。

那时，尽管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可能会被作为打倒的理由，但也无能为力。从一二二夺权后，父亲和省、市很多领导干部都与赵紫阳一起被抓去批斗、游街，受尽了折磨和侮辱。这时，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了。只是由于父亲还有一顶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头衔，又住在军区招待所里，造反派们一时还不敢造次而已。

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安全的时间不会很多了。省机联的造反派终于从清华大学红卫兵“智擒”王光美的行动中受到启发，也上演了一出“智擒”杨应彬的闹剧来。

5月的一天下午，造反派骗父亲出去看大字报。他走到东山口，遇到母亲刚从党校下班回来，他们便一块到东山百货大楼对面看大字报。母亲说肚子很饿，就到小店里去吃馄饨，说吃完再和父亲一起看。谁知母亲刚回来，埋伏在那里的省机联和中大红旗的一批造反派就把父亲团团围住了，他们要把父亲揪走。父亲严肃地对造反派说：“我在军队支左的生产办公室工作，你们要揪我，可以通过组织。”对方根本不理睬，几个人推推搡搡地把父亲拽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上，母亲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他们拉走了，也无可奈何。就这样，父亲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也没能回家看看七八十岁的祖父母，更没能跟我们几兄弟讲上哪怕一两句鼓励的话语，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一关就是五六年。

父亲被造反派赠送的帽子有六顶之多：第一顶是反共老手陶行知的“神童”，（但我知道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第二顶是大军阀张发奎的“干儿子、干女儿（指母亲）”；第三顶是地方主义头子方方的 “心腹”；第四顶是“陶赵死党”；第五顶是赵紫阳的“军师”、“灵魂”、“影子”；第六顶是叛徒、特务。

父亲最早是被关押在中山大学的地下室，有两个学生看守着，晚上还要陪他睡。按规定，这种重犯是不准任何人探视的，但我通过与省革联头头的关系，偷偷到中大看过父亲一回。

父亲经历过党内多次斗争，知道自己的一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因此很冷静，也很沉着。他深知乌云蔽天是暂时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回答，在这种非常时期，重要的是应保持冷静，但他担心的倒是母亲。他知道母亲性格比较倔强，参加革命后，一直是受赞扬多，挨批评少，万一对造反派的批斗想不开，可能会走极端。

于是在一天晚上，趁看守的学生不留意，父亲从地下室跑了出来。他不敢走中大的校门，决定翻越围墙，回家看母亲。中山大学的围墙是仿古式的，不但很高，而且顶端

用琉璃瓦装饰，很滑。父亲发扬在国民党军校学过的翻越障碍的本领，硬是翻过围墙，坐公共汽车回到家里。

父亲先在外面向院内观察了一下，发现家里朝正门的那间屋子已被暨南大学的造反派进驻了。于是他又翻墙来到后院，从窗外和母亲打招呼。他的突然出现，把正在伏案写材料的母亲吓了一跳。她赶紧走到厨房，开了后门，在厨房里和父亲相见。父亲一再叮嘱母亲要坚强，要挺得住，一定要牢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古训。只谈了一会儿，父亲怕时间长会被察觉，于是又赶紧匆匆与母亲话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父亲的开导，并未能减轻母亲的伤感，她天天都在不停地回忆和思考。没过几天，母亲被押送到花县参加劳动，这就更加强了她的愤懑。她想：自己从小是一个孤儿，自从参加革命跟了共产党，才有了自己的今天，自己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现在那些造反派却硬说自己是什么“反党分子”、“走资派”、“叛徒”，甚至还是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想到此，她顿时满腔悲愤涌上心头。母亲曾在国民党第四战区作秘密工作时当过一段译电员，负责与支援我国抗战的美军进行联络。在隐蔽战线工作，本身执行的就是特殊任务，难道这也成了罪状？母亲继续思考：自己本来就是无牵无挂地来到世上，无牵无挂地参加革命。现在目睹自己的丈夫，还有那么多的老首长、老领导、以及身边的战友和同事们，都一个个被打倒，被关押，甚至被逼死，这是什么世道？与其受这些非人的折磨，不如无牵无挂地一死了之！想到这里，母亲打开存了好些日子的安眠药瓶，一口气全吞了下去。

市委党校的造反派发现母亲昏睡不醒，觉得不对劲，于是赶紧把母亲从花县送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幸好发现和抢救及时，母亲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脱离了危险。

第二天晚上，我赶到中大，征得造反派同意，陪着父亲搭公共汽车来到医院看望母亲。弟弟小杨一直陪伴她的身边，我们父母兄弟四人在悲伤与沉痛中欲哭无泪地相聚在一起，在那动乱疯狂的年代里这是最后一次！望着不惜以一死来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母亲，我不免开始冷静地思考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了，并让我重新评价这场“革命” 的得与失。从那一刻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激情已经从我身上开始消退！

厌烦了搞运动的我们偷了猎德村农民的一条小船，乘着夜幕向大海划去，没想到我们的船却被涨潮的潮水冲回出发地。我们偷吃了农民的几颗荔枝，被他们抓住后五花大绑……

1967年初夏的潮湿和闷热，加上对这场运动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去的迷惘与彷徨，我和战斗队的黎建军、古国柱和罗钧在“白鸽楼”的那间队部里，唉声叹气、苦苦思索，却百思而不得其解……

“不如我们弄条船，出海一游罢！”黎建军突然从凳子上跳起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好哇！与其闷在学校里，不如去看看大海的无垠！”我第一个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四人立刻着手作出海的准备。古国柱文笔好，负责撰写“出师表”，我和罗钧负责侦察船只，黎建军负责准备干粮、塑料布、马灯、救生圈、指南针等物品。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们带好物品，悄悄来到猎德村的一条河叉里，把事先侦察好的一条渔民们用来作短途运输的小木船推到了珠江上。我们在小船上搭了个塑料布船蓬，齐心协力将船划离了岸边，向着珠江口，向着大海奋勇地前进了！

约凌晨四五点钟时分，估计快到黄埔港水域了，大伙累得实在撑不下去了。罗钧自告奋勇地说：“你们都先睡一会儿，我继续往前划。”于是我们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色大亮。我们爬起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怎么又回到猎德附近啦？原来罗钧也熬不住困意睡着了，涨潮的江水又把我们送回了昨夜出发的地方。

我们怕被船主发现，于是合力把船划向猎德对岸去。这时船上的水也快喝完了，大家决定先靠岸取水。将近到琶洲塔岸边时，我们眼前不由得一亮：堤岸上挂果的荔枝树都被压得挨着水面了，一串串红艳艳的荔枝沿江而垂，十分诱人。于是我们一边顺手摘着吃，一边将小船缓缓地靠了岸。我和罗钧只穿了条游泳裤就提着几个空水壶上岸取水去了。

就在这时，猛听见一阵锣敲哨响，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场面那样，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十多个农民，个个手里扛着大竹杆、扁担、粪勺，呼啸着冲过来，立刻将我和罗钧团团围住，另外一些人则用绳子将小船栓牢，不让我们从水里逃脱。

罗钧见状假装镇定，用他那善辩的口才，大声对着农民兄弟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未落，几根竹杆就把他那又圆又光的脑壳敲起了几个鸡蛋般大小的鼓包疼得他哇哇直叫。我则顺势滑落到坡底的芭蕉林中去，农民的长竹杆施展不开，因此免去了皮肉之苦。但很快，我和罗钧等人就被农民们五花大绑捆起来。一个领头模样的农民，拾起江面上带蒂的荔枝壳和船上的那串荔枝，押着我们四人沿着长长的堤岸向大队部走去。

他们捆人的技术很专业，双手弯在后面被绳子绑紧后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想要双手不疼痛，就只能把脖子伸直，把头昂得高高的。我走在前面把头这么一昂，心中立即浮现出革命烈士们临刑前的那幕光辉形象，心中不由自主地唱起了《就义歌》——

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啊……

只要主义真！只要主义真！

……

这时我的喉咙被绳子勒着无法发出声，否则我真想放声高唱，以此表现出共产党人那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来。

大队部成了审讯室。我们面对“主审官”——一个中年汉子，端坐在屋中间的方凳

上。后面，金刚般的立着几个身强力壮的贫下中农，他们手臂肌肉发达，泛着古铜色，看来个个都是种田里手。“主审官”口才极好，一看便知道是一位厉害的郊区农村干部。他首先将我们偷摘荔枝的行为上纲上线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吓人高度，从气势上来个下马威，然后话锋一转，来个阶级分析——这是把大批判引向深入的通常方法—— 突然声色俱厉地指着黎建军，说：“你！父亲是哪个单位？！”

“广州军区。”黎不亢不卑，但声调比平时要低了八度。

“干什么的？！”

“后勤部副政委。”一个大军区后勤部政委是什么分量，看样子“主审官”是能掂量出来的。

“你呢？”“主审官”又指向我。

“省委。”

“省委？现在没有省委了！”

“省军管会。”

“在省军管里干什么？！”

“办公室副主任。”尽管父亲已被抓起来了，我也只好壮着胆子搏一搏了。虽是地方干部，但能进入军管会，说明是“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还是“省级”的。

“主审官”的态度立刻缓和了许多。沉默片刻后，“主审官”又接着审问。

“你们是哪个派的？！参加哪个组织？”由于我们事前就约定，外出后绝不说出自己的派别，顶多就说是“逍遥派”。于是一口咬定什么派都不是。至于什么组织，也只报了一个一二二六战斗队。当时的战斗队多如牛毛，一个学校里，起码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战斗队，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战斗队宣告成立，那时也无须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鬼都没法查。

审讯至此，“主审官”意识到这是几个高干子弟，不在学校参加斗批改运动，只顾出来游玩，可以敲他们一笔。于是话锋一转，指着桌面那些荔枝和荔枝皮，说：“连两个荔枝皮在内，你们一共偷了12个荔枝，该不该赔？”我急忙回答：“该赔，我们赔好了。”“好！那就按规定，每个荔枝赔10块钱！”

天哪！120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足可以买一部永久牌自行车了。

看到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恶意，于是，我们斗起胆子与他们进行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加上我们身上确实也没带多少钱，12颗荔枝最终赔了12元钱。我真佩服这位谙熟“政治游戏”规则的郊区农村干部，要知道当时每斤荔枝的价格才一角钱左右，12元足足可以买100多斤！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羞耻的一件事。但事后慢慢回想起来，这难道不是破财消灾，因祸得福吗？若是没有被抓而中断去看大海的行动，我们当时的结局只能有两个：

一是作为逃港的偷渡犯被抓起来。当时出航时，我们看到过往船只上投射过来的那

种审视猜疑的目光，心底就已经有些胆怯了。怪异的小木船，船上乘坐又不是渔民模样的学生哥，朝着那个敏感方向拼命划去，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怀疑企图逃港是决不过分的。进班房是结局一。

二是船到珠江口被风浪打翻。我们即使不被当作偷渡犯抓起来，真的要将那条比在越秀公园里划的小船稍微大一点的木船划到珠江口，风浪和激流暗涌也早就把我们打入江底喂鲨鱼去了。这是结局二。

看来老天爷待我还真不薄，他还不想收留我，他想让我们这类人在这个世道上继续奋斗、继续拼争下去。

我们盼望的大哥从哈尔滨回到广州，没想到他却带头造了老爸的反

一天，大哥从哈尔滨回家了。有一年多没见面，全家都很高兴。

大哥读书时就是好学生，这时又有着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身份，而且还是“山上派” 最响当当的造反派！我对大哥崇敬的心情就更浓厚了。

大哥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全国的形势，接着他就把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是要跟对路线，不要站错队，特别要紧跟某个人的大篇深奥道理给我讲了一遍，使我受益匪浅。接着，他提出想见见父亲，我马上找省机联联系，这才知道父亲已从中大地下室转移到黄华路的省委党校。于是我顺路买了些荔枝，陪大哥一块到党校去见父亲。

没想到，大哥见了面就开门见山地盘问起父亲：“我想知道，你准备怎么样接受红卫兵对你的审查？”父亲没有马上回答。他似乎想整理一下思绪，以便能够比较准确、完整地向自己的大儿子、同时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作出汇报。确实，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父母在解放前曾有一段时间是打入敌人内部作地下工作。至于是谁派他们进去？进去后怎样开展工作？他们为党做了什么？又立过什么功劳？这些我们都不知道，父母都没向我们提起过。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还不知道父母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出生入死、而又惊心动魄的光荣历史。

父亲若有所思地慢慢说来：“过去我们这段历史都没有给你们讲过，你们不了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作为特别支部成员被派到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我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们进去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部队中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争取国民党的多数坚持抗日，孤立和打击投降派。从始到终，特支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至于我们在敌人阵营内立了什么功劳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所以解放后也从来没有给你们说过。地下工作者有很多时候，就像是棋盘中的一只小卒，平时不起作用像一只死棋，但到关键时候，却能发挥影响全局的作用……”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大哥突然从凳子上跳起来，激动的情绪把他的脸涨得通

红。“原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接受造反派审查的！”话音还未落地，他转身就走了。

屋子里的空气突然凝固了。还没等我思考清楚大哥为什么会对父亲发这么大的脾气时，就见两行热泪从父亲的脸上流淌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过了一会，父亲轻轻地把泪水擦了擦，以此平复他那颗被刺伤的心，接着他说出来的话更低沉、更沙哑了。

“我真没想到小斌会变成这样子。作为一个造反派，怎么能只听一面之词，只看大字报，仅凭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就去作出判断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接着父亲把他在四六年果断送出蒋介石企图围歼东纵北撤部队的情报过程，向我娓娓道来。

是啊，在那个扭曲人性、丧失亲情的疯狂年代，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在我的同学中，不也有贴父母大字报、同父母断绝关系、甚至掌掴父母的吗？这种有悖人性、伦理、亲情的举动，错在孩子们吗？不是。错在毛泽东！错在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而践踏亿万人民基本人权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为了证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最彻底，就要敢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不正是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最需要得到的吗？在那个年代，大哥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向父亲发脾气的举动也应当算作可以理解的范畴。

1970年，大哥从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粤北的连县工作，在韶关下车后，他几经周折，来到曲江县的省直花坪五七干校去看望被关押在那里的父亲。

毛泽东说一九六七年的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并要全国人民都认同他的这一判断。但在这三个月，全国到处都是腥风血雨，我也参加了广州地区的抢枪和武斗

1967年春夏，全国到处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揪当地的“谭震林”，广东则是揪“广谭”，斗争的矛头也直接指向了军队。围绕着“揪”和“保”当地军队负责人的斗争，各地陆续分化成两大派群众组织，斗争也变得更加激化。由于广州两派斗争，致使这一年的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工作受阻，周恩来紧急飞到广州调解，以免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并发表了著名的四一八讲话。周总理的讲话本意是调解广州两派矛盾，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并不能达到如期的效果。

到了这一年的夏天，随着全国各地两派群众组织的分化及斗争的激化，不同意见的两派群众由口诛笔伐演变为拳脚相加，继而演变为枪炮大战。就在1967年的夏天，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中央当时将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今天看来，这是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必然结果，而斗争的两派都是无辜的群众。在这两三个月中，全国有数百万人用鲜血和生命 “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当时，江青一伙嫌各地群众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还不够乱，公然提出文攻武卫这一蛊惑性极强的口号，全国立即掀起了抢枪及武斗的高潮。在四川，坦克车、高射炮等重

武器都用到了武斗上。湖南的湘江风雷等组织到农村灭掉了许多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广西则有用机枪扫射被俘群众的事件。广东的武斗规模远不如外省，死亡的人也较少，但也闹得是“天下大乱”。

1967年7月20～21日，广州糖厂两派组织发生武斗。7月23日下午，东风派以中学生为主的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总部大会，红旗派同时在邻近的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七二〇广州糖厂死难烈士大会”。两派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相遇，酿成了广州地区首场大规模的武斗。武斗现场有两三万人，双方使用了砖、石、棍棒，个别还使用了刀矛等利器。武斗中伤者甚多，有4人丧生。以这场武斗为开端，拉开了广州地区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枪支弹药及车辆、通讯器材，实行真枪真炮武斗的序幕。

七二三武斗事件发生时，我们被军训团安排在郊区的夏茅参加抢收劳动。听到消息后，大家连夜步行赶回学校。我们当时是这样分析形势的：“坚持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自卫，必须也要武装起来。于是我身先士卒，和学校红旗派的红卫兵们一起实施了多起偷枪、抢枪事件。

我突然想起，李坚真家里有两把手枪。我们在那住时，她的警卫员小陈常拿出枪来在我面前摆弄，还教我瞄准、射击。于是我带上廖国禧、孙明远等人，背上挎包，装上一些作案工具窜到李大姐家。在院子里见到李小林，她反感地问：“你们干啥又回来？” 我说：“漏了些行李要拿回学校去。”她也不搭理了。上到二楼，警卫员住的屋子刚好没人。我让孙明远在门口把风，和廖国禧进到屋里。廖国禧最善于鸡鸣狗盗之事，只见他拿把长柄螺丝批，插进活页扣，用力一撬，锁牌和锁头一起松落。我立即把两支手枪及部分子弹装进挎包，匆忙离开了。

这两支手枪，一支给黎建军要去了，一支后来送给了省机联。文革后的一天，我在中山纪念堂看戏见到李坚真，她一脸怒气地把我叫到身边说：“嘿嘿！小村！你居然把我家的枪给偷了。”我陪着笑脸对李妈妈说：“那时小不懂事，两支枪后来都找到上缴了。”

后来我还参加了瘦狗岭附近的抢军车，岗顶部队的抢枪活动，都挺英勇的。印象最深的是，广州八二〇攻打总工会惨案后，由于海军支持红旗派，我们乘船还参加了一次到石井海军仓库抢枪的活动。但当我们进仓库一看，一根枪都没有，只有手榴弹和炸药。行动总指挥华工红旗的一个头儿见状说，弹药也好，统统搬上船。拂晓后船装满了，由于弹药太重，船弦都已贴近水面。在驶回广州的水道上，我们遇到了埋伏。东风派“地总”的一支武装部队，个个戴着草帽趴在岸边，数十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们。幸好那次没有打起来，否则只要有人一不小心走火，这条装满了弹药的运输船准被炸得粉碎。

经过几次抢枪，华师附中红旗派终于被武装起来了。但对于是采取自卫还击还是主动出击的问题，我与学校红旗公社社长梁永棋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主张与其他造反派一起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武斗，而我则坚持只坚守学校阵地，有人进犯，我则反击，不主张

参加社会的武斗。

1967年8月底，广州两大派组织先后在西村水厂、电厂和太古仓进行武斗。梁永棋主动请战后，旗派总部要我们学校派出一支部队到西华路增援西村水厂的战斗。我和学校几十名红卫兵来到西华路时，那里已修筑了工事，在西华路中段的骑楼下，用废旧轮胎堆起了一道掩体墙。我们的任务是拔掉对方设在市第四建筑公司的据点。

双方阵地相距两百多米，互相之间看不见人，大家只是盲目地对射。那座楼上挂着一个大喇叭，从早到晚地骂旗派。我于是指挥着五六个战士一齐瞄准，经一阵扫射后，喇叭被打成马蜂窝再也不响了。对方零星的枪声倒是有点像过年时烧的炮仗，噼噼叭叭响个不停。

下午四时许，我和张鲁松等在骑楼的掩体内正在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忽听他“哎呦！我中弹了！”一声大叫。我赶紧扑上去，在他身后左看右看，没看到血迹。只见他捂住右边屁股，伸出手来，在他手掌上竟然有一颗压扁了的子弹头。原来是子弹穿过橡胶轮胎，击中他的屁股。由于杀伤力已大大减弱，张鲁松被击中的瞬间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也只是擦破了裤子，未伤及皮肉。

这场武斗，惊动了中央，当天晚上，我们在接到周总理来电指示后，也就撤出了战场。

广州大规模的武斗一直持续到六七年的秋季。在省军管会发出九六通知后才逐渐平息。这时，我对这种冲冲杀杀的日子感到厌烦了，身体也疲倦了，激情锐减，疑惑急增，反思迭起。

毛泽东讲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大好的标志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还讲文化大革命要从大乱达到大治，提出什么“一斗二批三改”，什么“斗私批修”、什么“清理阶级队伍”、什么“吐故纳新”等等，对这一切，我都完全提不起兴趣和热情了。因此从这年秋天到六八年夏天，我利用一切机会，赴长沙、回老家、上北京，用这种消极态度躲避现实，当了好一阵子的逍遥派。

我到韶山的毛泽东故居去朝圣，又在长沙学湖南人吃辣椒，不觉想起毛泽东多次说过“怕辣不革命”的名句

我和长征队的廖国禧等人一块到了长沙。那时虽然结束了红卫兵的大串联，但还能赶上尾声。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个长沙中学的假学生证，然后到车站出示证件，说明我们要回校参加斗批改，但没钱买火车票，一般情况下火车能照样免费乘坐。为了防止列车员检查到我们身上有钱，大家都把钱藏起来，有的藏在鞋底，有的缝在衣角上，廖国禧想的招数更绝，他把牙膏挤掉一半，然后把钱卷起来从牙膏底部塞进去，列车员再聪明也不可能查出来。

我去长沙有两个目的，一是去拜访毛泽东的故居韶山，走访他老人家青少年活动过的地方，二是去看看苏利平。

苏利平见到我们很高兴，她妈妈已被打倒，家也没了。她们被赶到一间中学的教师宿舍里，那是一间很小的平房，只有一居室，无法收留我们，所以她把我们安置在湖南省章伯森副省长家里。章伯森由于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站出来支派，结果被另一派打倒，关进了牛栏。他的家——一栋别墅也就空置了。

我一进章家，就看见大厅的锦砖地板上，画了一只很大的乌龟，仔细一看，其实就是个“章”字。那时候，人们画漫画的水平都很高，他们把“章”字的那一竖向右边一弯，就成个“龟”字了。

我们先乘火车来到湘潭的韶山。毛泽东主席的故居位于韶山冲南岸上屋场。背后那座山虽然不高，但也很清秀。关键是故居前的那口水塘，当荷花盛开时，常常令人想起朱自清描写清华大学里清华园的那篇“荷塘夜色”来。老人家的故居很简朴，与一般中国农民的家庭不无二样。当时的富农自己也耕作，农忙时请几个帮工，日子过得也很清贫。胸怀大志的毛泽东不甘心在这个小山窝里虚度年华，爱读《三国》、《水浒》、《西游记》的他，从小就养成了叛逆性格，毅然放弃家业去到省城长沙读书，从此走上一条不归的革命之路。

1925年1月中旬，毛泽东同杨开慧携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的岳母家过春节。随后，他们于2月6日回到自己的家乡韶山，并带回了一百多斤重的书籍。在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作社会调查。3月，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6月中旬，湖南第一个农村支部韶山党支部成立。支部共有五名农民党员，即毛福轩、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大革命失败后，该支部成员庞叔侃于1927年9月被捕牺牲。

七十年代初，庞叔侃的亲侄子庞文洪因革命烈士后代的出身被选调到广东省委工作，从1984年起被组织上安排当了父亲的秘书，一干就是八年。庞文洪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在天河区、白云区当过副区长、副书记。现任白云区政协主席。早些年区政府组织文娱活动，庞文洪不爱唱歌，于是他尝试用韶山话朗诵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政协大会上的那段话，没料到效果出人意料。如果一边播放那段记录片，一边让庞文洪用阴阳顿挫的韶山话来朗读，几乎能以假乱真。从此这段经典的韶山话成为庞主席拿手的保留节目。

苏利平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从小在长沙长大。三江四水养育出来的女儿自然是婀娜多姿，顾盼生情，使我不禁联想起自古就有湘女多情的说法。爱吃辣是湖南人的骄傲，我们初到长沙，就听到有“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的传说，一句话就把同样爱吃辣椒的川人和黔人比了下去。看着漂亮女孩子不顾忌淑女形象，在大街上拿着辣味儿的小吃，边走边吸着丝丝儿的凉气，我们也动起了去尝试吃辣的念头。

我们来到五一大道广场拐角处一家面店，一人要了一碗素汤面。师傅把面煮好了，用大勺在剁得细细的辣椒盆里轻轻一挖，把红红黄黄的辣椒抹子撒在面汤碗里。我们一

人端起一碗就站在小店门口狼吞虎咽起来。可是当汤面一进嘴，大家伙的口就像被什么东西撑住一样，再也合不拢了。只觉得从口腔顺着喉咙、食道一直到胃部，就像烧着一样，火辣辣地呛得难受。有了这次教训后，以后再去吃面，都一再叮嘱大师傅手下留情，千万不要放辣椒。“不放辣椒这面能吃么？”大师傅们百思不解。听大师傅们这么一说，我不觉想起毛泽东“怕辣不革命”的那句名言。多年以来，我不断玩味其中的真正含义。

苏利平陪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足迹把长沙市游了一遍。我们来到环境清幽的岳麓山，走访创建近千年的岳麓书院（北宋太祖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我们对这座书院的远古历史不感兴趣，书院正门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挂了千年，就让它继续挂下去吧！我们是对毛泽东在这座名山上风餐露宿，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 的胸怀钦佩得五体投地。杜牧那首“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把岳麓山爱晚亭周围的景色描绘得再引人入胜，也不及当年毛泽东在此处游憩时，喊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声音来得振聋发聩！

从岳麓山慢慢走下来，便到了著名的橘子洲头。潇湘八景之一的“江天暮雪”就是描绘这里冬天的美景。可惜我们是在初秋时节到访的，也就无法体会暮雪的江天了。这是在长沙市区湘江中心上长约十里的一个小岛，湘江水流平缓从小岛两侧流过。如果站在最北端突出处，望着北去的湘江，一定会从心里唱出毛泽东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特别那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论是放声高歌，还是低吟浅唱，都能体验出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那种宽广无垠，志可夺天的英雄气概和无限浪漫的诗人情怀。

在长沙，我们当然少不了要参观的还有毛主席曾经读过书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和生活过的清水塘。

从长沙回穗后，我和苏利平都一直保持通信，交流对这场运动的种种看法，也提出了不少困惑和疑窦。当然，在临近分配前，我也曾想和她“交朋友”，被她婉言推掉了。 1968年11月，我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来到了海南岛黄岭农场，而她却一直未能落实去处，因此她来信想用“投亲靠友”的方式到海南来。当我正在和场部领导联系调动手续时，苏利平来信告之，她们都统一被分配到洞庭湖的部队农场工作了，来海南之行也就泡了汤。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在长沙市陪伴着已九十高龄的母亲。

我同弟弟回到父亲的故乡，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款待

1968年初，阿姑的一位侄子蓝湛江携新婚妻子从上海准备回大埔老家，邀我一块同去，于是我便带上弟弟小杨，结伴而行。

我们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来到大埔县城湖寮镇，当天晚上就住宿在阿姑第二次改

嫁的五栋里蓝屋。第二天问明了路线，兄弟两人就步行沿着梅潭河回百侯镇了。

我们这两个陌生的城里人到了“烂屋壳”，全屋的人都围拢上来问：“同志哥，你们找谁呀？”我用百侯话大声地回答：“我是阿村，杨小村，他是阿杨，我的弟弟杨小杨！”“阿姆唉！真係阿村阿杨呦！”听说是钦伯、暖伯姆的孙子回来了，整座老屋的人都沸腾起来了。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顺婆、干婆、结婆、姚婆太、志流叔、戴忠哥等等都前来打招呼，热情得就像是久违的亲人。我把广州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一向他们述说，说到父亲被造反派抓起来时，大家都唏嘘难过。当他们知道三位老人和母亲都还安健，也略感慰藉。

当天晚上，乡亲们杀鸡摆酒，还做了许多只有在祭祀时才吃的糕点来招待我们。饭后，邻居们和村干部都闻讯而来，围坐在天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钦伯、暖伯姆是全村最苦情的，他的儿子怎么会是反党分子？”“石彬哥是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离开张发奎部队后，国民党还派人到村里来抓过他呢！”村干部告诉我，“就在一个多月前，村里来了两名解放军干部，说是奉省革委会孔石泉主任的命令，来调查你父亲” “他们调查什么内容？”我赶紧问。“他们认定，你父亲文化水平这么高，家里一定很有钱，不是地主也是富农。结果到村里调查，才知道你父亲家里是一贫如洗，他读书也只读到初中一年级。那两个解放军还不大相信，在村里走访了许多人，大家都众口一词，他们才灰溜溜地走了。”

山区里的父老乡亲都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泥腿子，但他们凭着中国农民那最朴实的良心和认知，执着地坚信“杨应彬是好人”，他们的这种信念深深地感染着我，打动着我。虽然他们的评价不可能改变造反派对父亲审查的事实，但却给予我心灵上莫大的安抚。我打心里感激山区里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的是非评价成为我坚信父母是好人的精神支柱。在家乡短住了半个月后，我们告别了众乡亲，绕道潮州、汕头，回到了广州。

造反派来我家抄家翻地三尺，最后还把封闭多年的水井打开，从里面打捞出几粒日本人留下的子弹。我和弟弟终于忍无可忍，与来抄家的人打了起来

就在我们回到广州不久，约在1968年2月初，母亲也被市委党校的造反派关押起来了。约在4月的一天，家门口来了十几个市委党校的造反派，客气地递上广州市军管会的一份证明说：“我们党校两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并到市军管会开了证明，现在要到你们家查找一些你母亲的材料。”我看完证明后说：“有证明就来抄吧！反正这个家也不知道抄了多少回来，你们爱怎么抄就怎么抄吧！只是家里三位老人都岁数很大了，阿婆又有心脏病，请你们不要打扰她们。”

他们翻箱倒柜把什么东西都抖出来了，翻完后对阿婆说：“怎么搞的，都是些破破烂烂的，你的媳妇连一件漂亮一点点的衣服都没有？”阿婆回答说：“他们一向很艰苦

1968年6月，我和弟弟与来抄家的造反派打了一架，在准备到北京避风前，我与阿公、阿婆在我家的院子里合影。

朴素的。”造反派说：“老实告诉你，你的儿子、媳妇都是坏人，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阿婆气愤地反驳他们说：“我的儿子、媳妇都是好人，是共产党。”他们说：“你儿子、媳妇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阿婆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是共产党派到国民党那里去工作的，是真共产党！你们看过《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没有？阿庆嫂额头上难道也要写上共产党员几个字吗？你说阿庆嫂是好人还是坏人？”驳得造反派哑口无言。阿婆当时心脏病很重，她是把老命也拼出去了。

造反派们不死心，于是大动干戈，决心要挖地三尺，拿着铁棍，逐个房间到处乱捅。他们发现阿姑睡的房间地板有真空的声音，于是就把地砖撬起来挖了一个大洞，掏了半天，运出来的除了沙子还是沙子。他们看到客厅有个壁炉，就认为里面可能藏有秘密。于是他们先把壁炉用锤子凿烂，然后仰卧着爬进去，打着电筒，用铁棍左右乱捅地折腾了半天，同样也是一无所获。他们气急败坏了，但仍不罢休。直到第三天中午，看看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就准备撤离了。正在这时，他们发现后院有口水井。这井原本没有盖，怕不安全又嫌它生蚊虫，1962年时就让机关派人用水泥给封死了。

1968年6月，我和弟弟与来抄家的造反派打了一架，在准备到北京避风前，我与阿公、阿婆在我家的院子里合影。

造反派觉得这是最后的希望了，于是把水井重新凿开，用铁桶把发臭的井水掏干，又在井底再挖下去几尺。这可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他们终于从井里的烂泥中挖出一包东西来。他们如获至宝，马上用清水冲洗，发现这是一件用帆布做的子弹袋，里面居然还有十几发子弹，造反派们看到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像得到宝物似的欢呼鼓噪起来。

我见到这一情景，马上赶到井边去看。只见袋子上面还可清晰辨认出“高桥”两个汉字，再看那些陈旧的子弹，都是日式三八盖步枪用的，我心里也就明白了。

这栋房子，在日伪时期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军官的官邸，而这些子弹肯定是那时他们藏在井里的。我把我的分析告诉这些造反派，他们可不愿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说没那么简单，会拿去进行检验的，于是带着战利品兴冲冲地走了。

“杨应彬家里挖出子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省委造反派那里了。第二天一早，省机联派出十多名造反派冲到我家里来，打头阵的都是刚从警卫部队转业到省委机要局的干部，个个牛高马大，体格强壮，进了院子就要往屋里冲。我拦住大门问：“你们要干

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抄反革命杨应彬的家!”我说：“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他们指着市委党校的那批造反派说：“他们能抄，为什么我们不能抄？”我心平气和地说： “省军管会去年发了九六通告，已规定不能随便抓人游斗，不能随便抄家。他们是大联合后，到广州市军管会办了手续开了证明后才来的。你们如果能拿到省军管会的证明，就可以进去抄。”省机联的人听了我这番话自觉无理，于是不甘心地就撤了。

我想大概他们开证明去了。到了中午，这伙人又返回来了。我站在门口高声喊：“你们都应该认得我，我和你们省机联是一派的，你们这样冲是没用的，还是想办法拿证明来吧！”他们只好再次灰溜溜地撤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队伍又第三次返回，而且来的人也明显增加了。他们一进大院也不和我理论，就在院子四周围墙、大门口和地面上用墨汁刷上“打倒反革命分子杨应彬！” “打倒叛徒特务杨应彬！”“杨应彬反革命家属，阻扰革命行动绝没好下场！”等等大标语，然后气势汹汹地向门口逼进。这时家中除了我和弟弟以外，只有三位老人，阿婆躺在病床上叫苦流泪。军区二局大院的小孩像看热闹似的爬满墙头。我知道一场恶战即将爆发。本来让他们进去折腾一番也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放在一年前，早就选择这样做了。但是，我这时已经横下一条心和这场文化大革命作彻底的割裂了！没有证明就是不让进！

这时只见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的口号，一边往里冲。我和弟弟紧紧用身体堵住门口，就是不让这批混蛋越过雷池半步。在他们一片叫骂声中，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郭晓冬！郭晓冬是省委办公厅父亲手下的一名处级干部。他也是和孙凌云等人一起被省委领导悉心栽培的接班人，他现在站到了造反派一边，成为省机联的一名小头目。此人脸色灰青，又长着一双贼眼，一看就不是好人。他在指挥着这场战斗，喊叫的嗓门最高。我踮高了脚，冲着他高声喊去：“郭晓冬，你有什么资格到我家里来大喊大叫？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奸幼女的劳改犯！”墙头上看热闹的孩子们听我这么一说，都指着郭晓冬一齐喊：“哦！劳改犯！”郭晓冬没料到我会出这么一招，立刻躲进人群中，再也不敢出声了。我是在省委看大字报时得到这个信息的，他是否是劳改犯，我也不可能去落实。但那个年代，被人说成是劳改犯，又是奸污幼女的，最容易激起民愤。

前排的人和我们争辩着，互相推搡着。后排的那几个牛高马大的机要员挥动拳头突然向我和弟弟偷袭而来，他们终于动手了！弟弟当时才16岁，个子也小，挨他们揍了几拳后，也奋不顾身地自卫还击了。他们上来几个人把弟弟从三四级石梯上拖倒在地上。阿姑在旁边看见，急得像发疯似地扑上去要救弟弟，她拉着弟弟一只手，想把他拽起来。可是对方是几条壮汉在抓住弟弟，这样一争，反而让他们把弟弟在院子里的水泥地板上拖了好几米，把他的背上、肩上都擦出血来。看着弟弟被打伤成这个样子，我红了眼，于是拳脚并用，狠狠地揍这些狗娘养的！我回头看见门后有根一米多长的铁棍，是党校造反派撬地板时留下的，我随手抓起来就准备挥过去。党校的“高佬”看见了，赶紧从

身后把我紧紧抱住。这样一来反而有了支撑点，于是我就甩开双脚去踢，接连踢倒两个，命中率还挺高的。姑姑也被他们推倒在地上，80岁高龄的阿公看着这场血腥的暴力，气得只能大声地谴责着这些人。他们回敬阿公，骂他是“老混蛋”。防线终于被冲破了。他们窜进几个人，匆匆跑进父母房间，搜了一大批照片、书信等物品，收条也不留一张就狼狈地溜走了。

流血事件刚结束，二哥从外面赶回了家。他在前一天从部队请假回广州，联系退伍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一大早就和另一位战友出去了。如果当时他在家，以他的性情和力气，准可以把对方撂倒几个。二哥看到这个场面，气得火冒三丈，他随手就把军装一脱，大喊着就要冲出去找他们算帐，嘴里还不停地喊叫着：“老子拼出去了，撂倒一个算一个，撂倒两个赚一个！”我赶忙把他劝住了。于是，我拉上二哥去到新河浦尹林平家的省机联总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可是第二天，全省委大院和东山龟岗一带，到处都贴满了署名为省机联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杨应彬反革命家属殴打我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真是恶人先告状。

省机联无理抄家还打伤人，回过头去就拿我父亲出气。他们组织批斗会，还动手打了我父亲，并指责他操纵家属殴打造反派。父亲对他们说：“我都被你们关在这里，怎么可能操纵家人殴打你们呢？” 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颠倒黑白的事情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身上，使我在心底里彻底地否定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心灰意冷的我到北京游历了长城、颐和园、十三陵、天坛、景山等皇家宫苑。当我拜访父母的战友孙慎时，险些被当地的造反派们当成奸细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报复，弟弟在老人家的劝阻下，跑到同学魏小宁的家里躲了起来。我也回到学校，准备策划再次的北京之行。

我找到黄德全及高一级的祁茶（原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祁峰的儿子），对他们说，六六年那次上京，咱们光想着革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造反上面了，错过了游览名胜古迹，这次要把它补回来。阿婆也同意我外出一段时间，以此避避风头。当时父母的工资全部被冻结，三位老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家庭开支十分拮据，但阿婆还是拿出 50元给我，让我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那时，80岁高龄的阿公天天都到街上和公园里拾柑皮，将它晒干后卖几个钱帮补生活。有一次阿公在路上拾柑皮，被副省长刘田夫撞见，他看了直流眼泪。黄德全的父母也被关起来，家里没钱，加上弟弟、妹妹要跟着去，他一咬牙，跑到血站，硬是卖了300cc的鲜血，这才筹了路费。第二天到我家集中时，阿婆看见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为他十分担心。

我这次与1966年第一次上京时的心情及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那次上京，我是以广州地区红卫兵领袖身份，拉着整整一列火车的红卫兵上京去接受伟大统帅的检阅，那是何

等的自豪！我作为广州红卫兵的代表住中南海、上天安门，那又是何等的荣耀啊！这次上京，我却是为了躲避动乱之祸而来。这时候的心情倒有点儿像我在粤北燕子岩遇见躲进深山老林的那位国民党老兵一样诚惶诚恐，迷茫沮丧，还加几分愤懑！只是我们的避乱，居然敢躲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居住的伟大首都来了！这大概也符合地下工作“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则罢。

数百年前，北京就是为了体现中华帝国最高理想而建造的都城。今天，南北中轴线和东西严格对称的城区格局早已日渐模糊，但该城建筑的格局，依然可以捕捉到当初借易经八卦之说以显天人合一理想的影子。作为已有八百年历史的帝王之都，这座城市用于体现道德理想和道德教化的功能，远远大于人的居住功能。直到现在，北京仍然没有成为中国、更遑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不适合居住，却往往适合思想。从古到今，北京一直是各种思想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各类理想主义者的呐喊和身体力行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上下五千年历代帝王的理想，都望尘莫及的被“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一片红”的最高境界所替代。运动初期，我们完全接受这个理想，并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全部的热血与青春，发疯似的紧跟伟大统帅的步伐，拼着命地向着最高理想境界冲锋陷阵……可到那里一看，却是一幅无法无天、残酷斗争、血腥杀戮，连起码的人权和基本生存条件都可以肆意践踏的丑恶景象。当我们目睹了这一切后，这种理想也就迅速在我们心目中破灭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些日子，虽然不是那么完美，那么富裕，但可以用充实、宁静、向上、幸福等诸多同汇词来形容。而现在，所有的诚实、友爱、快乐、憧憬和未来，都被“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残酷现实打得粉碎了。亿万群众对这种信仰的破灭，决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结局只能是黯淡无光，注定要受到历史的唾弃。

不管怎样说，我又来到了盛夏的北京，该闯荡的还是赶快去闯荡吧。出于八旗子弟的传统，北京人文一个显著特点是闲人多，由此派生出来的侃爷也好，京油子也好，究竟谁个有境界，谁个缺德行，我也一时分不清，能当一回北京闲人，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八达岭长城。我们坐火车来到昌平县，再转公交车就来到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我一口气小跑就登上了西面长城上的烽火台，从这里看过去，体验不出长城的雄伟峻峭。在一座两边都是乱石岗的山脊上，一道城墙平缓而有节奏的逶迤而上，很难令人发出“到长城即好汉”的感叹来。向东面望去，那段城墙修建于险峰断崖之上，气势恢宏，走势极富变化和韵律。可惜当时还未修复不能攀登，心中不免仍有一种“非好汉”的遗憾。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老佛爷”为后人留下的唯一贡献——颐和园。我们从人民大学出发，在黄庄搭公交车到颐和园也挺近的。据说颐和园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因集合中国园林大观于一身而驰名中外。其实园区就是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大景区组成。湖山之间，汇集了亭、台、楼、阁、宫殿、寺观、佛塔、水榭、画廊、长堤、石

56我在景山上桥和石舫等一百多处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筑。我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上，眺望北京市容。我们放浆昆明湖面，夕阳从西山背后散发出柔软的金色，把平静的湖水照射得光影变幻，仿佛进入仙境一般。

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是明朝十三陵。到十三陵的路程很远、车资也高，我们算了一下，假如乘车去，剩下的钱就不够游览其他名胜了。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借了几部自行车就上路了。去的路上我们有的是青春活力，大家一路聊天，一路唱歌，倒也不觉得累。细想起来，不就是明朝那些老皇儿的坟吗？值得花这么大气力去看它？但到了那里一瞧，果真有气派。除了金碧辉煌，这十三座老皇儿的坟还真修得有章有法，很符合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它们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一个体系完整、互相照应、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皇陵建筑群。我们只看了定陵的地宫，就已经为皇帝死后的穷奢极欲感到震惊，更何况生前呢？但转而一想，人生在世也不过百年，死后这些金银珠宝虽然作为陪葬品堆在你身旁，你够得上、用得着么？

等我们参观回来时可就不轻松了，那时参观的热情已过，两条大腿就开始不听使唤，我们只能机械地蹬着脚踏，行车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我盯住十三陵神道上那蹲了几百年的石兽们，它们像是在嘲笑，又像是在为我们加油，一只只都张着血盆大口。

之后的之后，我们上香山，爬八大处，逛动物园，游北海，登景山。我在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上吊自杀处停住了。这座山当时称为“煤山”。由于崇祯皇帝的死，与“霉山”谐音，因此后来改作景山了。其实这座只有108米的山，在许多大山前只能称为小土坡，但它却是北京城内唯一的一座山，位于紫禁城中轴线上，又是皇宫的一道屏障，风水上将之称为“镇山”。景山历经金、元、明、清四代皇朝，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当年在开挖琼华岛畔的西华潭时（在今北海公园），人们将挖出的泥土堆成土山，就是今天最初的景山。我登上当时作为北京制高点的万春亭，一览故宫和中南海全景，在绿树掩隐下，依稀可辨我曾经住过的中南海总理办公楼。仅仅相隔一年多时间，当年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疯狂过后是对人生更加成熟与坚定的思考。正所谓“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1968年夏，我再次来到北京，并在景山上眺望，身后就是故宫和中南海

在京期间，我还专程去看望父亲在百侯中学时的同学肖明（肖练石）叔叔。由于肖叔叔在海外工作时间长，受到的冲击轻一些。他们也十分牵挂我父母的情况，只是在那个年代，这种牵挂也只能是徒劳的。

看完肖明叔叔，我决定到全国文联去看望孙慎叔叔。孙慎是和父母一块参加特支的党内优秀音乐家，当时任全国音协副主席。他和夫人吕碧如阿姨与我父母感情很深。他们曾到广州来看过我的父母，只是那时我还小，但我知道孙慎叔叔会作曲唱歌，于是就缠着他唱首歌。那次，他用浑厚的男中音为我们唱了由他创作的著名抗战歌曲《救亡进行曲》。

当我打听到文联的地址后，就单独一人闯进去了。我向门口的传达室询问“请问孙慎同志在哪间房，能否去看看他?”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看，就在前面左拐第二个房间”。

可是当我走进长长的过道时，发觉情况不对头！走廊两边全是孙慎的大字报、大标语。他的名字还被颠倒过来，并在上面大大地打上一个血红的“×”。他和父母一样也被冠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我立即意识到孙慎已经被打倒！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开始后悔了，但要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走去。到了那间房，已经有三个人在等着了。

我把来意说了，他们强装笑脸说：“可以看，可以看，你跟我们来。”于是前面一人引路，后面两人押着，有点像电影里特务押着共产党员的架势，一直把我带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里。他们让我坐下，态度和蔼地开始“审问”了：“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镇定地回答：“我叫杨小村，从广州来。”“你是来看孙慎同志吗？”我说： “是的。”“你怎样认识孙慎的呀？”“我父母认识孙慎，我小时候也见过孙慎。”他们相互看了一眼，从我回答的话中似乎已经印证了什么。“那你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呀？”“杨石，陈萍”。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什么？他们叫杨石、陈萍？”“那不叫杨石、陈萍，又叫什么？”我不客气地反驳他们。“这几个字是怎样写的？”“姓杨的杨，石头的石，姓陈的陈，浮萍的萍。”我回答得很坚定。“你父母还有什么其他名字没有？”我说：“你父母是不是也有几个名字？”其中两人到外面商量了一会又进来继续“审问”了：“你父母让你来看孙慎，有没有交代要转些东西，或说些什么话呀？” “没有。他们不知道我到北京。我是广州的造反派，清华四一四总部有个中学校友，是他让我来北京传达中央文革负责人最近的一些讲话精神的，并让我将这些讲话精神带回广州去。这两天没事，路过这里，就进来了。”清华四一四的头儿是蒯大富，他与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并列全国造反派的四大学生领袖。我瞎编乱造地把四一四的旗号亮出来，就是想镇住这些人。我加重语气说：“现在我要回清华了。没事我就走啦！”我还告诉他们，我住在清华园某某区某某栋某某号，如果有事可以去那里找我。这一招可真把他们给哄过去了，他们赶紧陪着笑脸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慢慢地步出文联大楼，走出50米后，看看后面没人跟踪就拼命跑了起来。真悬啊！如果不是当时机智蒙骗过去，父亲和孙叔叔可就因为我的鲁莽而要罪上加罪了。

远在北京的我突然得知自己成了“五一六分子”。在火炉武汉，我们聆听老红军李天德讲述革命历史。回到广州我们已经是百无聊赖

在即将结束北京自助游之际，我获得了一个惊人消息。黄德全妹妹黄晓梅的一位同学梁小卫在给她的来信中说到杨小村、黄德全等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在广州已经传开了，让晓梅不要和我们在一块，赶紧离开。

五一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有哪些主要成员，他们的行动纲领和目的是什么？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在动乱年代孕育出来的这个“怪胎”，就像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政治生命，不知摧残了多少人的身心健康。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最早源自于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极左组织，他们攻击的矛头是周恩来。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人数很少，也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但是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后，陈伯达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定下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什么是“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包括哪些人？反对某些元帅和将军是否算“分裂”解放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定，因而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在后来实际发展中，曾经被公开戴上这个“反革命秘密组织”成员帽子的有哪些人呢？一是被诬陷打击的军队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二是原中央文革成员，替林彪、江青一伙干了不少坏事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说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后来的发展就更具有讽刺性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身为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操纵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纵者的首位。以后，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也自杀身亡，至此这个“怪胎”也就寿终正寝了。

一二二六战斗队的成员为什么会被定为五一六分子，我心里在盘算着。把战斗队成立一年多来的所作所为统统筛想一遍后，找到了根源：一是战斗队成立初期，部分同学参加过六七年一二六军区静坐活动，肯定要被记上一笔。二是战斗队曾对刘兴元的历史和黄永胜的现实表现进行过调查，虽然调查不出来更多的尖端材料，但足以证明我们这批人是反党乱军的阴谋组织，被定为五一六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离开北京南下，在武汉下了车。战斗队成员李保山被他父亲管制很严，不准他再参与文革活动，当了逍遥派，在武昌东湖军区干休所的一座别墅里陪伴父母。我们来到东湖看望李保山，围坐在他父亲的身旁，听这位老红军讲革命故事。

李保山的父亲李天德，湖北红安人，1929年年仅13岁就参加暴动，跟随和尚将军许世友当了红军，从许世友的警卫员一直干到警卫营长。一次战斗中李天德负了重伤，战友们以为他死了，准备掩埋。有过同样经历的许世友下令“不准埋，把他背着走，真的不行了再埋。”结果背着背着，他父亲醒了，又活过来了。“这条老命还是许世友救的哩”，李天德回忆起来，对他的老首长的感恩之情仍溢于言外。抗战时期李天德担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野战军新兵纵队司令员。解放后这么一位战功赫赫的老红军，由于文化水平低，仅仅被安排在广州军区后勤部担任副参谋长。五五年授军衔时，仅为上校。但他资格老，级别为九级，九级上校在全军只此一人。

由于受不了大火炉的蒸烤，我们游览了长江大桥、鹦鹉洲、黄鹤楼等地后，怀着“故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留黄鹤楼”的无限感慨，回广州参加复课闹革命，等待毕业分配去了。

1968年夏秋之交，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学校。这时，根据伟大统帅“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已进驻了华师附中，实行占领教育阵地，领导“斗、批、改”和所谓的“复课闹革命”。

“哀莫大于心死”，我这时对一切都看得很淡，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殆尽了。既无课可复，更不想再闹什么革命了。林彪不是给这场文化大革命下过一个念起来颇为拗口但含义又十分明确的定义么？他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今天我革了别人的命，明天我革过别人命的命被别人革了，后天那个革过我的命的命又被另一个别人革了……如此无限循环，一茬一茬往下革，一直革到所有的命都被革掉的那一天，全人类便解放了？世界就一片红了？我越发懵懂了。

于是乎，在华师附中最后的三五个月里，我们倒过得挺充实。一些人躲在课室里看数理化，复习外语；一些人把破四旧抄来的封资修书籍，在外面包上一张“毛选”封面，躺在被窝实行开卷有益的活动，一些人三三两两聚在一块，探讨着是先成家后立业还是先立业后成家的人生大事。最现实的还是黄德全等人，干脆发挥绘画天才，画起了公共汽车的月票以及校门口对面那家叫“利群”小食店的菜票，甚至连中山纪念堂演出的门票都敢画，而且画的效果十分逼真。我居然拿着这些山寨“门票”，大摇大摆地进去看过两场霸王戏！绘画技巧之精益求精、精神空虚之胆大妄为、行为准则之玩世不恭，是文化大革命给这代红卫兵带来的必然结果。

① 1976年北京四五事件后，时为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信，表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为此，他遭到被捕、批斗，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文革后，习仲勋到广东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对此案十分重视，指示必须平反。1978年7月 14日，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平反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7月17日，《人民日报》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为题，大篇幅报道了庄辛辛的事迹，还配发社论《希望寄托在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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