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小林：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村干部心态

Gowest · 发表于 2020-11-28 15:11:19

职责与顾虑：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村干部心态

作者：齐小林时间：2015-12-28 来源：《河北学刊》2015年7月

　　解放战争期间，在华北革命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军是村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其职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按照中共规定的合法程序组织、动员农民参军; 二是为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必要时带头参军。1948 年9 月，中共渤海一地委宣传部编写的初级干部教材明确指出: “我们党员干部和村干部的责任，在于把( 参军) 这件工作做好，把各个组织、各种积极分子和人才动员起来，完成这个( 参军) 任务，干部是要起一个干部的作用，应当考虑的是整个任务的问题。没有个把干部群众不起来时，个别的干部可以参军带头。”由此可见，村干部这两方面的职责是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必要的步骤和方法。然而，两者之间又有着显著差别，前者要求村干部通过各种方法动员其他农民参军，后者则要求村干部为完成参军任务而带头参军。这种明显差别，使得村干部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其心态异常复杂。

　　一、政治动员的困惑: 政治说服怎么说呀

　　作为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中共坚信自己政策的正义性，认为只要实施满足农民利益的社会改革，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培养其民族和阶级意识，农民参军意愿必然会提高。在推行社会改革的背景下，中共要求村干部对农民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动员，并相信农民会因此自觉自愿地加入中共军队: “所谓政治动员，就是既相信群众能够参军，而又要领导群众，提高群众，自愿参军。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启发群众的这种自觉性，就是说要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向群众说明这个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与群众自己的关系等等，这就说启发与引导群众，从不自觉到自觉，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这种饱满的政治情绪，去踊跃的报名参军。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够完成任务。”

　　然而，大多数村干部对农民参军意愿的估计并不乐观。1945 年8 月，阜平县扩军，有些村干部说，“动员什么也可以，要钱不成问题，要人就无法收拾”。 1946 年8 月，唐县动员新兵产生了不少问题，“大家都认为动员活物难，动员死物易”。1948 年 4 月，涞源扩军，不少代表说: “这得要大活人哪，可真难办，这是要大老粗儿们的命呢! ”1948 年 12 月，北岳区扩军， “怕( 青年) 跑是扩军中干部( 尤其是村干部) 的普遍顾虑，虽然强调提出不要怕跑，但有些干部( 主要是某些村干部) 总是怕跑”。因此，在大多数村干部看来，什么工作都好做，唯独扩兵实在太难。

　　很多村干部还认为，依靠政治动员难以完成扩军任务。1946年8月，冀南扩军，有些干部对政治动员无信心: “好好的人家谁去当兵啊，这么招呼一气行吗?”1948 年 4 月，河间扩军，有干部说: “光讲说服，这任务怎么完成呢; 政治说服怎么说呀; 动员时人家要说不去，你怎么着?”在易县，有些区村干部，“不相信政治动员说服教育的威力，对政治动员缺乏信心，更有的认为是根本不可能。”还有村干部说: “扩他他还不去呢，自动报名他更不要啦，自动报名那是假的，谁也不肯报名呢，这个光凭民主自报，他如不去，你有什么办法?”1949 年1 月，建屏县扩军，有的干部说: “这次扩军即不许捆又不许打，人家给你个死不去，实在没办法! ”由此可见，尽管中共强调政治动员对于农民参军的积极作用，然而某些村干部却对此明显缺乏信心。

　　政治动员是一项技巧性很强的工作。有效的政治动员，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很多村干部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故往往感觉无从下手。做大形势报告，群众普遍不感兴趣，“搬上级说的一套是失败的”，笼统讲 “你翻身了，应该保卫斗争果实”这样千篇一律的话，根本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思想动员的技术上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宣传时应根据对象和实际问题相联系，如内容只讲一套教条的大道理，是不行的。”而有些村干部“知道政治动员好，但缺具体办法，遇着难动员的对象，就对政治动员动摇”。

　　因此，很多村干部倾向于用行政命令，甚至以收买、强迫等办法来完成动员农民参军任务。1947 年，冀中扩军，有村干部过低估计群众的政治觉悟，以为非强迫命令不行。直至1948 年，冀中大城组干部依然强调，“什么工作不强迫命令我也能接受，要说扩兵出勤，多会不强迫命令也不行”; 建国亦有干部说，“每次扩兵开头都说政治动员，到末了完不成就得加个强迫”; “政治动员自报公议我都知道，可是时间来不及就得强迫”。1948 年 8 月，渤海区扩军，有干部认为， “要参军就必须强迫命令，老百姓那有自愿的”。 1948 年12 月，北岳区扩军，“党员干部普遍感到扩军工作走群众路线不成，非强迫命令才能完成任务”; 晋冀一分区有干部对公开说服动员没信心，说“自愿! 非制住他不愿”，“公开动员对，但不等你公开动员跑了怎办”，“公议这家，这家不去怎办”，“动员工作不强迫完成不了”，有的还提出“允许打就有办法”。1949 年，藁城扩军，有干部说，“净说服动员，谁愿意去呢? 非强迫命令不行”; 容城扩军，东张村支书说: “咱们就打开窗子说亮的，今天也没外人( 指都是党员) ，不强迫不行，不花钱不行，动员说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二、带头参军的怨气: 当兵不能起模范作用

　　就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言，中共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崇高品质，以党员为主体的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党赋予的任务，应积极带头、以身作则，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家庭与生命，对于参军动员工作更应如此。1947 年 11 月，中共冀南区党委在参军通报中谈到: “中共党员干部带头是公平合理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党员干部带头在各种工作 ( 中) 都重要，而在扩军中尤为重要。因为，每件工作，群众眼睛是看着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尤其是参军，如果我们只讲群众如何应该参军，而自己不以身作则，这是很大的不公平合理，群众会看不起我们，是损害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的。因此党员干部带头也是形成群众性参军运动的重要条件。”

　　尽管中共根据地内基层政权和干部体系值得称道，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一个高度强调理想和献身精神的政党而言，农村党员干部有很多方面与中共的政治理想还有差距。在参军问题上，很多村干部和党员的表现与中共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1945 年12 月，唐县扩军，部分党员干部只知道动员群众或别人，自己却没有参军的勇气。在定北县，“虽上级再三提出干部的模范作用，但一般来说在干部参军的思想上还未完全搞通，在动员观点上不够正确，动员时眼只向别人，有的只向群众来讲光荣、模范，而却自己不以身作则，多是在精神上而未准备参加”。盂县东园村干部说: “谁家的娃娃养活大叫当兵哩，给我十石米我也不愿我的儿子去。”1947 年 8 月，中共冀中十一地委扩军总结写道: 村干部仍然存在着不愿参军的思想，“只是动员别人去参加”，“这是我这次归扩当中受到影响的一个问题”。

　　中共反复强调，在参军动员中，“干部带头率领参军，是扩兵工作的中心环节”。从理论上讲，大多数村干部并不反对带头参军，但却表现出犹豫和纠结。例如，1948 年 4 月，河间扩军，有村干部觉得“带头吧，又不愿离家; 不带头吧，又怕完不成任务”。有的代表出来进去反复说: “要让儿子去了谁种地呀! 要是不去，咱们怎么向别人张嘴呀。”又如，段庄有青年党员说: “不去自己是青年，又是党员，去吧心里又不愿离家。”小店有党员说: “自己这么年轻要不去谁去呀! 要是去又快娶媳妇了。”有的党员说: “我有两难呀，一是不去完不成任务，一是去了家里又没人做活。”他一连反复了两三次报了名不算了，再报名又不算了，最后才坚决说了“去”。段庄村有代表经过了一天多思想斗争说，“行了，我也通了，回去保证动员我的儿子，非动了自己的人，才有向别人下嘴的地方”。

　　然而，也有部分村干部不愿参军，害怕参军，所以对上级要求干部带头参军表示不满，甚至消极抵抗。 1946 年，平定扩军，某村有党员说，“早知道叫我当兵，我就不入党，革命革到我自己头上来了( 意思是说叫他当兵就是革他的命) ”[27]; 定北县辛庄有党员说，“我入党时没有说叫我出去，我后悔了”; 建屏县扩军，有人动员北坪村农会主任( 党员) 入伍，该主任说，被“开除了也不入伍”。1947 年，清苑县扩军，北辛力农会主任说: “上级叫干部起带头作用，什么带头哪，简直是逼着干部当兵呢，我就是不去。”在冀南，有村干扩军时 “工作消沉、装病、装串亲戚、装拾柴火，总想法逃避”。1948 年，河间扩军，宣布任务后，区村干部“够参军年龄的怕让自己带头”，上年纪的怕让自己子弟参军，“有低头不发言的，有吃不下饭的，有睡不着觉的，有牙疼的，有装聋的，还有的私自回了家的”; 在晋冀一分区，区村干部对于扩军较普遍的思想情况是: 区干 “多是听了形势，情绪很高，讲到任务就思想波动，又怕调动又怕参军，而调动和参军比起来则又南调北调都可以”; 村干部主要是怕带头，“应县大五口三个支委四个干部逃跑”，“有的村干叫老年或妇女代替，即是来了青壮年也是不发言吃不下饭去”，有的( 如大同) 甚至 “装病不吃饭”。

　　在根据地的兵役动员结构中，区村干部是参军动员的具体组织者，不仅需要动员组织其他农民参军，必要时还须亲自或动员自己家人参军以带动他人，普通农民多以党员干部带头为自己参军的前提条件。有些干部因为怕参军，还产生了怕群众攀比自己的顾虑。 1945 年8 月，曲阳扩军，有些“干部未搞通思想，只号召人家去自己不去，因此对扩军工作表示气弱，如北流营村抗联主任在群众大会上号召青壮年从军时，一青年跳出来说: ‘你别讲了，我们什么也知道，你去我们就去。’该干部哑口无言，其他村也有这样事实。”[31]1947 年8 月，冀中某县丁家庄村治安主任去动员一个人参军，“当时人家问他去否，治安员不敢答应去，人家则说你不去给你家门上挂一个贪生怕死的牌子，什么时候你参了军，再摘下来，不然你以后少说为人民服务的话，村治安主任被质问的哑口不言”。

　　由此可见，基层干部党员在参军动员中面临着来自农民的巨大压力。如在清苑，有的干部还因害怕带头或群众咬兑自己而“躲避起来”，“或逃跑”。

　　三、害怕报复的担忧: 得罪谁总是要报复的

　　在传统乡村里，邻里之间存在互助修睦的社会关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书中所说: “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对于传统乡村社会这一特点，刘伟亦在《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一书中总结到: “在中国传统村落，大都存在各种形式的民间互助帮扶网络。这主要有基于邻里熟人关系而结成的换工网络，基于血缘人伦的帮扶网络，基于宗族责任的对弱势村民的救助体系。村庄内部的人要生存就必须结成各种紧密的关系。这其中既有利益互惠的原因，更有人伦情谊的纽带。”由此可见，在血缘地缘网络中建立与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是村民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互助修睦与其说是理想道德标准，毋宁说是生存准则。李怀印认为: “就一个农民的日常生活领域而言，真正对他有意义的，是其所置身的一个特定的社群。”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互惠关系的另一面是彼此间的睚眦必报，多数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小心翼翼的，尽量不去得罪他人，以免引起他人报复，给自己造成不便。因此，某些领导者认为，扩军任务的完成需要区村干部“肃清单纯慈善的人道主义，打破农民思想上的街邻街坊的旧情面”。

　　然而，很多村干部对此深感忧虑。1945 年 8 月，井陉县扩军，有些村干部“只靠区干部去动员，自己认为动员人家当兵不对，怕落意然”。1946 年 11 月，冀中参军，有的村干部认为: “动员谁当兵是送人家到死地，怕得罪人，不积极号召与推动这一工作。”在邯郸，“有卅多村群众军属与村干经过扩军后对立起来，村干觉着很伤心，对上级没落了人，在村得罪了乡亲，叫村干群众评功也不评，群众村干都不愿接近我们。军属有的结伙给村干找蹩扭，村干怕受打击，要求辞职。有的村干说，过去把地主得罪了，今年也把群众得罪了，感觉四面楚歌，走头无路。”

　　村干部怕得罪人、怕报复的担忧，绝非言过其实，在接下来的整党中不少村干部受到一定冲击，村民的报复不期而至。正如有些干部事后所说: “作工作总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谁一定要报复。”当然，整党中村民报复干部的原因异常复杂，黄道炫对土改中干部整改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 “整党过程中，农村长期积累的一些复杂的宗族、私仇及干群矛盾在群众运动中显得错综复杂。”但由扩军引发的村民与村干之间的矛盾是不能忽视的。1947 年3 月，清苑县扩军，北辛力村干部动员刘士隐参军，刘士隐在家庭会议上说: “这次扩兵是刘士荣逼我的，我要是死了，你们要给我报仇。”保德三区东庄一干部因扩兵的强迫行为，“被和他有私仇的妇女拿着木棍，只打三下，把下腿打断了。四区也曾发生过同样一件事”。

　　在整党中，被撤职或受到报复的村干部纷纷表示不满，工作消极，对扩军态度冷漠。在冀中，有干部反映: “早先区里豁出死的挤，这时又闹这个。”有的说: “咱这是擦屎棍，用着拿起来，不用就扔下。”有的说: “八路军就是拉屎叫狗。”也有的说: “这回长短不干了，到时种上点地，该出夫就出夫，该站岗就站岗，比什么不强啊。”据冀中八地委统计: “参加新组织的党员中，怕第二次搬石头不敢迈步的占 43. 2%; 未参加新组织的党员，群众吸收高低不参加的占 22. 4%，群众未吸收自己也不要参加的占 35. 5%。”在平山，有干部说， “做工作什么结果也没有，做的工作是公家的，错处是自家的”，“得罪人是自家的”。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平山县九个村支部党员中，“工作但不积极的占 22. 2%，旁观态度占 22. 7%，根本不动的占 18. 1%，对新干部不满有报复思想的占 6. 4%”。1948 年 4 月，饶阳扩军，邹村旧支书说: “叫他们( 贫农团新农会) 搞吧，用不着就搬石头。”在无极，有的干部说: “过去给俺扣上石头的帽子又不给摘，没有威信了不能做扩兵。”在易县，有干部表示: “过去干部因扩军为了完成上级给的任务，使群众给自己提了不少意见，当成石头，这次扩军非变石头不可。”1948 年 9 月，渤海一地委指出有些村干部不愿扩军的原因: “怕犯错误，怕得罪群众，怕因参军而得罪了落后的群众时，上级不给他撑腰，而再遭受撤职扣押或交群众处理的处分。”1949 年3 月，清苑县扩军，“部分村干部在平分时曾因为扩了贫雇农的兵而受到打击，他们认为扩一个兵多一个仇人，对扩兵不起劲”。

　　某些在土改整党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亲眼目睹了旧干部的遭遇，也对动员农民参军踌躇不前。1948 年3 月，易县新干部“因见到旧干部有很多因扩军引起群众的不满，被搬石头的，提出许多意见，搬了他，因此看到扩军任务困难，自己缺乏办法，不敢强迫命令，他们的思想上不敢大胆负责，完不成任务，怕当石头”。在冀中，“贫农团和新农会的干部也有怕搬石头的顾虑，有的认为过去旧干部扩兵强迫命令搬了石头。现在自己扩人家，也怕搬。肃宁某村代表和区干部说: ‘叫我们扩兵，俺们无法，要不就抓阄，要不就青壮年叫到区里你们挑。’”在平山，“新干部怕报复、怕得罪人，因为去年搬石头的时候，有些落后群众混水摸鱼，提了报复性意见，现在新干部也怕照那样搬石头。”代表们在大会上诉苦: “要不管吧，完不成任务; 管吧，又怕成立强迫命令。以后要搬我们的石头。”

　　现实生活中的报复或许可见，来世未知的报应更令人不寒而栗，关于扩军损阴德的传闻亦成为新旧干部共同的心病。在信奉因果报应的传统乡村社会里，这种说法带给扩军干部的恐慌和不安是可想而知的。 1947 年，邯郸县流传着“临洺关有鬼兵，光打扩军干部” 的谣言。1948 年，渤海区则有“扩人家的军是缺阴” 的说法。“鬼兵”、“缺阴”的说法，虽为无稽之谈，却反映了民众的某种心态。总之，由于频繁的运动和动员，村干部处在各种矛盾的漩涡中：

　　区村干部与农民利益矛盾的地方太多了: 斗争了富农、地主，富农、地主不满; 要粮、要款、要差、动员兵，惹起各阶层落后农民的不满; 分配斗争果实，谁不如意他也不满; 对抗属照顾不周，他也不满。

　　由此可见，村干部生活在固有的血缘、地缘网络中，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是其日常生产、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由于村民对动员其参军常表示不满，扩军在村干部眼里成为得罪人的事情。整党中某些农民对村干部的借机报复，强化了村干部怕扩军得罪人的意识，对扩军消极; 贫农团干部与新农会代表目睹旧干部的遭遇，害怕重蹈旧干部的覆辙，对动员农民参军也踌躇不前。诸如此类等等均给参军动员工作造成诸多不利。

　　四、优待抗属的烦难: 多一个香炉多一个爷

　　优待军人家属，是根据地兵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物质、劳力与精神优待，主要由每个村庄独立完成。短期内，每个村庄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参军者愈众，则生之者愈寡，意味着村庄必须以更少的劳动力负担更多地优待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担负着分配优待任务、保障参军者家属生活职责的村干部有很多不愿意自己的村庄多出兵，以免优待任务之繁难。1945 年 8 月，曲阳扩军，“有的干部怕负担重将来代耕麻烦，发生不敢大胆动员的现像”。在冀鲁豫，1945 年10 月扩军中，“进步村参军多，负担重，自找麻烦; 落后村参军少，甚至没有一个参军的，负担轻，自觉便宜，闲事少，这样促使其进步村落后”。1946 年7 月，晋冀一分区扩军，地委担心“区村干部怕村中动员的兵多，怕增加人民负担，优抗麻烦”，动员工作不积极。在建屏，六故园干部说: “入伍一个多点麻烦，支应过去就算了。”1946 年 8 月，冀南扩军，有的村干认为，“扩的多，麻烦多，负担多”，因而有顾虑。 1946 年11 月，灵丘县扩军，平型关支部“怕自己村抗属多了优待也就多了，将逃亡了的归队战士改换了名字送去顶新兵”。在交河，“本村抗属多了负担重”亦成为有些村干部扩军中的思想障碍。1947 年 4 月，清苑县扩军，寺上农会主任说: “青壮年都参军了，代耕怎么办呀?”羊庄村长说: “扩兵干什么呀，多一个爷多一个香炉。”1949 年 4 月，邱县某些村群众“认为谁村军属多了村负担重，故有的村庄不愿叫军属多，干部南下时，二区南辛店村有位同志南下，村干及群众说咱村又多一个军属，但是这位同志没有南下走了，群众就说不去也好，去了村里还得代耕哩( 按规定南下干部家属视作军属优待) 。”

　　五、结语

　　在华北解放区，村干部角色的多重性导致了他们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心态的复杂。作为中共基层政权系统的成员，村干部需要考虑如何完成扩军任务，如果认为通过政治动员不能达到促使农民参军的目的，便希望利用其他办法来达成，这是其职责所在。作为乡村社会的成员，村干部又不得不考虑动员农民参军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既不希望为动员别人而自己参军，也不希望因为动员参军的人多而加重村庄优待负担，更不希望因动员别人参军而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报复。由此可见，革命意识形态对村干部行为有所约束，他们力图在不违背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竭力完成动员农民参军的任务; 另一方面，传统的血缘、地缘网络是大多数村干部顺利进行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原有的社会关系、准则和价值观念依然形塑着根据地新生的基层领导者，他们的思想意识与中共的理想尚有较大差距。于是，“要粮要款不发愁，提起参军低了头，政治说服不愿去，行政命令不允许”，成为大多数村干部在动员农民参军中的心境。所以，绝不能单纯地认为村干部代表中共或村庄的利益，也不能简单地说两者兼而有之，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大多数村干部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根据中共政权的不同要求和村民各自状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和措施来想方设法动员农民参军。关于这一点，必须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人的思想意识、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建设和政权建设状况来考量。乡村政权的运行复杂性如此，乡村政权的政治动员力特殊性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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