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伊 从林彪大院到广州市委大院

Gowest

从林彪大院到广州市委大院
——家住光友街12号、14号亲历的历史变迁
珊伊
　　最近“大院”这个词有点红火，尤其在北京的生活圈子里，而我是在位于广州古城的小北门附近大院里长大的，就在光友街小巷里一幢红砖小楼。

　　1　珠影拍摄《廖仲恺》，借用的是我父母住过的卧室。这栋侨房终于回到老主人手中，成了光友街上唯一幸免被拆掉的老房子。

　　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这里属于广州市党政机关的宿舍大院的一部分，整条街只有五或六栋带院子的房子。父亲上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在市委担当一定职务，市委安排我家住进12号二楼，这里曾被珠江电影制片厂借用拍摄影片《廖仲恺》。其中，廖仲恺在家中教育儿子承志的几场戏，就在我父母曾住过的卧室里拍的。这就是光友街，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全部拆除。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站在光友街十二号大晒台上拍摄的照片，绿树掩盖的矮


小白房子就是林彪大院伙房。那一片旧瓦房顶就是马庄巷街区，现在是废地。远


处的浅色办公楼被我们称为统战部楼，父亲在街道工作部工作时，曾在那里办


公。这栋老楼仍然在，是法政右巷进口仅存的老房子。


平静的星期天，母亲补衣服，父亲看报纸，二姐看书，与两年


后“文革”发生后的混乱和不安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的光友街十四号，尽管岁月冉冉，却依然保存完好，粉刷如新。从这里可看


见斜坡的阶梯，斜坡旁的院墙就是朱光市长的旧宅。


作者父亲侯富山，1952年从天津市三区（现河北区政府）区长调任广州中区区委


书记，1961年起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广州市委员会副主


席。于1977年逝世，享年69岁。 图为侯富山在光友街十二号大阳台上的留影。


作者自幼随父母南下广州，热爱粤文化，成年后也理解了粤文化。幼年和少年


在广州成长，在华师附中读初中，“文革”到海南屯昌农场当知青，“文革”结


束后考入北京大学读历史，后移居美国纽约从事教育和中美文化交流工作。图


为“文革”期间，作者（后左一）与华师附中的同学留下的合影


　　二楼共住了四家，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我们家实际占用了一个正式的卧室和一个超大型的客厅。这个私用客厅因邻居常进来借用电话，父亲就索性将客厅门整日敞开。我们姐妹几个睡在大厅里，用纸皮板间隔出来的房间。隔墙板矮，借用电话邻居的走路和接电话的动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家住了仅一年，就搬到14号的三楼。


　　14号原是侨房，大约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修建的，外墙装修旋满了意大利批荡，即水泥刺花，后被日军霸占，胜利后又被定为敌产。解放后才成为市委机关的房产。三楼的面积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储存室，既没有客厅又没有厨房，但环绕着房间有一个宽大的晒台，且独门独户。机关管理部门在晒台上搭了间非常简陋的厨房，副市长钟明一直就住在二楼。为增加新居所的空间，母亲掏腰包买材料，在大晒台上搭了个凉棚。记得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在凉棚里吃饭和做作业，天气实在太冷，才到父母大卧室里吃。夏天夜晚，我们姐妹和小邻居们在半露天的凉棚里做功课，开心得很。改革开放以后，房子主人的后代从国外回来，出示房产证明要求归还，这栋房终于回到主人手中，以至成为光友街上唯一幸免被拆掉的房子。


　　2　广州的机关宿舍大院与北京的部队大院很不一样，这里是开放式，与普通居民区的街道是相连的。父亲与住在那里的老居民关系很好。


　　在这里住了整三年，终于等到12号三楼的独门独户的住所空了出来，才如愿以偿重新搬进去。我们姐妹在晒台上骑自行车、打羽毛球，父亲在晒台上操练刀枪棍棒、种花养草，而母亲主要是打太极拳和练气功。


　　父亲算是市委领导人之一，热情、好管闲事、张扬。我们姐妹几个与大院里的孩子们并不合群，那时家家都有男孩，就我们家没有。来的都是女孩子，有的甚至到吃饭时都不回家，吃了再走。父亲也很喜欢热闹，孩子来了，从来不烦，总是热情接待。那时，老师常将学生们组成不同的课外学习小组，我们家的三个孩子的班主任老师，都不约而同将学习小组安排到我家。于是，每天晚上，三组孩子都挤进了家门，大的是中学生，最小的是小学三年级生。家里没有三张大桌子，父亲就将床板支上当桌子用，他还为学习小组拉电线、吊电灯，保证每张桌子都有充足的照明。


　　广州的机关宿舍大院与北京的部队大院很不一样，这里是开放式，与普通居民区的街道是相连的。大院有两个进口，法政路一个，小北路一个，由马庄巷可以通到法政右巷。我父亲与住在那里的老居民关系很好，每次借道走到小北路,忘不了与老熟人打打招呼。有次，父亲养的猴子脱开了链子，在院里大闹天宫，事后父亲亲自登门到居民家里道歉。九十年代，拆建部门突然决定将这一街区全部拆掉，且是有拆无迁，没想到被迁空后，十几年一直空置，只用木板围起来。


　　3　现在的市委办公大院，一部分是原来的林彪大院。“文革”期间，林彪大院给了市革委会做办公大院。


　　现在的市委办公大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即是原来的林彪大院，另一部分就是原来的市委宿舍大院。解放初林彪是中南军区第一把手，他率领的四野大批干部安排在广州，叶群也在广州教育局任职，林立果在市育才小学读书。林彪大院里面靠着法政右巷的白楼已经被改建，另加建了一座高层的办公大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随父母进过林彪大院一次，参加了一次好像是军区举行的联欢会。在六十年代，林彪大院平时基本不用，我们在12号楼的时候，隔着围墙和树木可以看到里面人影隐约移动，而父母从来不说里面的任何事。林彪院对着我们楼是一个大伙房，旁边开一道小门，据说，六十年代中，有人看见叶群就是从这道小门走出来，到市委礼堂听中央文件传达。“文革”期间，当时市革委会领导人是部队干部，在他们协调下，林彪大院给了市革委会做办公大院，原来位于现在北京路南越王宫遗址旁边的市委办公大院则换给了部队作招待所。


　　原来市委宿舍大院在六十年代时，除了房子还有不少空地，市委俱乐部周围有草地、池塘，还有荒废的旮旯角落。大院内并不平坦，院内有个小山岗。从法政右巷往里走，有一个直上直下的斜坡，通向小山岗。刚搬到大院时，我的两个姐姐曾在这个斜坡上溜苏联展览馆买来的儿童自行车玩。记得市长朱光的女儿骑自行车从这儿溜下去，碰到一个孩子，自己也受伤了。后来，越来越多的住在附近的半大孩子都来这个斜坡溜车玩耍，有人向公安局反映，说不安全，也有人提议封路。最后的办法还是改成了阶梯。


　　4　中国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将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长住在越秀宾馆旁边的一栋小楼里


　　市委宿舍大院一直伸延到越秀北路，沿路有一些房子，与其他机关宿舍混杂在一起，中国科学院华南分院的办公地点和宿舍都在越秀北路上。1964年，市委机关在越秀北路上新建一栋五层楼的部长楼，进去就可以绕到市委礼堂的后面，进入大院的核心区域。现在，这条从越秀北路通往大院的道路被封闭。


　　越秀北路是广州很有风情的一条马路，它地处平缓丘陵地带，由高到低的斜坡型路面，路两旁种满枝桠相错的大榕树，构成一条带着绿色拱顶的长廊。经历了多少风雨，它的原貌基本没变，马路两旁的旧房子拆了一些。让我吃惊的是，科学院在五十年代末顺山势盖的阶梯形白色楼房群居然还在。


　　市委俱乐部位于光有街的终点，给大院里的孩子留下了许多记忆。那里是机关工作人员经常举行婚礼的地方，或是周末举行舞会的地方；后来大人不跳舞了，就成为周末看电影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每逢俱乐部有婚礼，调皮孩子们常挤进去抢喜糖，婚礼后往往接着举行交谊舞会，然后就是满地碎纸屑的俱乐部的地板，等着清洁工来收拾。六十年代初，俱乐部的建筑发现被白蚁严重侵蚀，属于危房，被迫停止使用，后来被改建成为市委礼堂。之后，大院的文化活动中心又被移到了越秀宾馆。


　　几乎在五六年里，越秀宾馆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它正门朝向小北路，正对着广州著名景点越秀公园的其中一个侧门。因为有一个被鲜花环绕的花坛，还被称为“小北花圈”。中国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将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长时间住在宾馆旁边的一栋小楼里。海南省第一任省长梁湘叔叔，也住在越秀宾馆后门通向大院的小路边上。从这条小路再往前走不久就到了法政右巷，再走就到光有街。


　　5　印象较深的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表演，还在越秀宾馆的大堂里碰到京剧大师俞振飞和言慧珠手挽手走出来。最为奇遇的是，还碰见过粤剧大师马师曾和他的新婚小妻。


　　我曾经走到宾馆观看周末电影或其他文艺节目，或是和姐姐们提着保温冰罐到宾馆的冰室买五分一条的红豆冰棍，或是跟着父母到宾馆的餐厅改善生活。


　　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常有国内著名的艺术团体到香港演出，出发前或演出结束后，常在越秀宾馆下榻,在宾馆的礼堂里演出一两场。为此，大院的小孩们有了很多看热闹的机会，有中央广播艺术团、上海京剧团、天津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等等。印象较深的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表演，还在宾馆的大堂里碰到京剧大师俞振飞和言慧珠手挽手走出来。


　　最为奇遇的是，在宾馆餐厅吃饭时，还碰见过粤剧大师马师曾和他新婚的小妻、一位上海不太知名的京剧演员。马大师穿着非常讲究，身穿西装，头戴窄边小礼帽，显得温文尔雅，身边的小妻也是美貌如花，贵妇打扮。


　　父亲好奇地问餐厅服务员，他们是不是常来这里吃饭，答复竟是他们常住越秀宾馆，天天在这里用餐。之后不久，马大师就去世了，父亲告诉我，那位嫰妻把他留下的很多文稿都用来生煤炉了。有人告到市文化局，希望有领导出面制止那位遗孀的无知行为。那些好事的人那里料到，两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毁灭文化的行动都不在话下，更何况马大师的几页文稿呢。


　　6　经济困难时期，大院食堂唯一可以提供的就是清水煮菜加米饭，即使这样，也比外面百姓幸运多了，起码饭菜齐全。


　　经济困难那几年，日子较苦，但大院里的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程度却是最高的。他们在特灶食堂里吃到好东西，都设法为孩子留下来，装在饭盒里，带回家给孩子们补充点营养。经济困难时期，大院的孩子们按规定只能在大灶食堂吃饭，供应最不好的时候，食堂唯一可以提供的就是清水煮菜加米饭，孩子们常闹事，说炊事员打饭分量不足，结果就改成用瓦钵蒸饭来平息不满。即使这样，也比外面好，起码饭菜齐全。


　　父母为了让我们吃上新鲜蔬菜，在楼顶的小阳台上铺上泥土和煤灰渣，开辟了一块小菜地。菜地里长得最好的是南瓜，母亲还采摘南瓜叶，撕去毛茸茸的外皮，汆汤给我们喝。过春节时，还架上油锅，给我们做混了地瓜泥的油炸果子。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大院里的生活供应，机关开设了小卖部，为一定级别干部提供“特供”商品。凡有紧俏商品出售，小卖部挤得密不透风，人山人海。


　　在经济困难时期，广州也学北京，建立大院课外活动机构。机关里有人找到父亲，让他出面担任顾问，在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发言。老头儿义不容辞，马上答应下来。自从课外俱乐部成立，我家就成了个公开开放的活动站。每天来我家看书、游戏的孩子川流不息。有的家长要出去办事，就把孩子往我家一送，人就离开了。幸而时间不长，不到一年，我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7　1968年，大院发生了两起自杀。父母双双被关押，我们姐妹成了乱世孤儿。我离开了广州，到海南岛上山下乡。


　　从初一升上初三，到夏天，就要初中毕业了。然而，这种平静让人感到沉闷，夹杂着一丝丝诡秘。终于，一场改变我人生的风暴发生了，文革来了。


　　“文革”期间的大院，混乱而又匆忙，大字报和大标语贴在每个领导人的家门口，我家也不例外。半夜，我们经常被邻居抄家的喧闹声惊醒，或是被上门抄家的急促敲门声惊醒。“革命群众”勒令父母腾让房间，我们家保留了客厅和一个房间，父亲住在客厅里，母亲和我们挤在一起。邻里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和敏感，一夜之间熟人成了陌路人，人人自危。1968年，大院发生了两起自杀，其中一起就发生在我们楼下邻居家里，住在一楼的老婆婆在卧室上吊身亡。大院让我感到岌岌可危，再没有家的感觉。同年，父母双双被关押，我们姐妹成了乱世孤儿。


　　1966年，那年我16岁，从此告别了“锦衣玉食”，走进赤裸裸的现实社会里。1968年，我离开了广州，到海南岛上山下乡，永远告别大院生活。


从林彪大院到广州市委大院
作 者 : 珊伊
日 期 :  2014.11.15
副标题 : ——家住光友街12号、14号亲历的历史变迁
来 源 :  羊城晚报
版 次 : 第B02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http://59.41.8.205/gxsl/gzwb/lsjq/201411/t20141121_351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