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 悼念黎章民

Gowest

悼念黎章民——李凌
2014-08-18 | 739
  

噩耗传来,我的老朋友黎章民同志去世了,使我非常悲痛。回忆起几十年的往事,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和他都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又都是广东老乡,见面就说起广州话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没有泪汪汪,但是说起日本侵略中国来,总是悲愤填膺,感情激动。

他和严宝瑜、方堃等校友组织了一个“僧音合唱团”，只有男同学参加，后来许多女同学和中学的同学也参加进来，成为有二、三百人参加的“高声唱歌咏队”，唱的都是“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也唱外国的抒情歌，如“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等，而且经常演出，这个时候的西南联大成为“歌声嘹亮，好戏连台”的民主堡垒，至今仍然令我们神往的充满青春朝气的地方。

王汉斌、黎章民和我（人称“三剑客”）还在校外租赁了两间小房,这样和某些同志讨论不便在新校舍宿舍内说的问题就更方便了。我和黎章民还参加过一次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组织的到滇军去宣传爱国民主、反对内战的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6年5月4日，联大教学结束。我因为党的工作需要，曾于1944年歇学一学期，到云南南部建水县的临安中学教书，只算学了7个学期，未能毕业，随校车到北大复学。黎章民已经毕业，听说他到了马斯南路周恩来公馆工作，后来又被派到香港工作，回大陆后，组织又派他学俄语，成为精通多种外语的学者。

1957年我在空军政治部工作，因为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相信毛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许诺，我和空军政治部的几个同志写了一篇大字报（由我署名）《向刘亚楼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只是请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改一改脾气，不要随便骂人，要“如冬日之可爱，不要如夏日之可畏”。就因这张大字报就被刘亚楼、吴法宪打成“极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改。那几年正是因大跃进而造成大饥荒的岁月，右派劳改队伍活又累，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粮食又越来越少（从每月32斤减少到18斤），天气又冷，饿死冻死很多人。黎章民也知道这种情况，他就向我的老伴马如瑛（黎勤）问起，并打听到我在北大荒的通信地址，写信说要寄食品给我，使我万分感动，马上写信请他千万不要寄食品来。那时大家都缺粮食，他也吃不饱，我怎么能让他寄食品给我呢？但就这崇高的友谊，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1959年底，中央说要给右派第一批摘帽子，北大荒农场的领导审查了我的档案，看就是那篇《向刘亚楼司令员吹些和风细雨》和几篇关于要缩小工农差别的文章，构不成右派罪状，所以就给我摘了帽子。因为我曾在空军当过政治教员，就分配我在农场党校当政治教员，讲党史。一批又一批党员来听我这个已被开除党籍摘帽右派的政治课，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

1962年，由于王汉斌、彭珮云同志的帮忙，把我调回北京，在通县麦庄公社当秘书。这样我有机会常回北京市内，又恢复了和黎章民的联系，这时他已经搬到吉兆胡同居住（同一大院的还有王松声校友）。章民告诉我，他因编过《外国名歌200首》及其《续编》就被说成是“散布资产阶级文化”，被批判斗争，被下放劳动。后来他送我这两本书，我打开一看，这些歌曲第一、二首就是“国际歌”、和曾经当作苏联国歌的“祖国进行曲”，以及苏联卫国战争时的“共青团员的告别”“喀秋莎的大炮”等，另外一些也是著名的古典歌曲，如“多年以前”、“摇篮曲”、“可爱的家”等等，歌曲的作者大都是贝多芬、舒伯特等大师。章民在担任人民音乐出版社领导时编辑出版了《外国名歌200首》和《续编》及其英文版，是对中国音乐文化事业、中外文化交流的伟大的不朽的贡献！而在“文革”期间遭到批判、斗争，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

真情的友谊还延伸到我们的后代。上世纪90年代，我有幸被邀请到美国加州大学讲学。我利用讲学所得，横穿美国大陆，从加州到纽约、华盛顿，得到校友张彦的孩子裴丽、张小彦和胡邦定的女儿们的热情接待。我久闻美国和加拿大连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美景的大名，承严宝瑜的儿子康平的邀请，我到了布法罗市，住在康平的家，正在这时，章民的女儿黎红缨听说我来了，就从加拿大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赶到布法罗，我们三人一起欣赏大瀑布的美景。我的三个女儿黎晶、李英和李晓红也是红缨的好朋友。

但愿好朋友们的友谊如同章民编的歌曲中一首歌名一样“友谊地久天长！”

http://www.tsinghua.org.cn/publish/alumni/4000351/100876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