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我这一辈子的回忆

Gowest · 发表于 2020-9-22 00:13:20

向故乡和母校的汇报

岁月如流，人生易老。将近七十年前在汉寿县中念书时的情景，而今依然历历如在目前，可是转眼我就将年满八十二周岁了。抚今思昔，感慨何止万千。现谨于垂暮之年，将此生主要行事，简陈于下，以向乡亲父老汇报，并供正在求学的青少年朋友参考。

一、我的家庭和童年

　　我老家在常德前河葛麻山（今鼎城区），我出生在汉寿鸭子港，后来较长时期定居在洲口镇以北、罐头嘴以西的小镇丁家口。这个小镇原来远比罐头嘴兴旺，但在五十年代围湖造堤之后，因水路断绝，乡政府迁往罐头嘴而日渐衰落，以至现在成为只有少数农户的乡村，地图上再也不加以标明了。

　　我父亲在丁家口开油盐南货店，家道小康，生我们兄妹五人：三男二女。他从两个方面影响了我和我们家人的一生：

　　首先是我父亲的生活观：他生于晚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曾目睹辛亥革命，深信三民主义，拥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所以中年以后虽然生活日渐富裕，却从来不置田产。他从通俗读物中得到启发，认为“子孙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子孙胜过我，要钱做什么？”“良田万顷，不如薄技随身。”一心只想把儿女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他的全部收入，都用做子女的教育费用了。所以我们兄妹五人，三个男孩大学毕业，两个女孩中专毕业，就都投入五十年代火热的革命和建设高潮中去了。这种情形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是不太多见的。

　　
　　其次是我和我哥哥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我父亲不知听谁说，“国学是一切学问的根本”。他所谓国学就是念古书，读私塾。所以我哥哥和我没有正式上过小学，而是念了多年私塾之后，经过短期补习，我便跳级考入汉寿县立初中二年级的。

　　那时的私塾，对于各家子弟，收费并不一样，教法也有区别。对一般学生并不“开讲”，光是认字背书，说是读多了就会“自然贯通”的，可是有的人一辈子也贯通不了。我父亲愿意多交学费，要求给孩子开讲。而且我自己要求从《论语》念起。至于《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我虽然也能背诵，但那是从教室里听同学们高声朗读记下来的。最后两年私塾并且是“专馆”，即只收少数自家子弟的私塾。那时常见的古书我大都背诵过了，结果因为我酷爱《左传》，老师找来一部吕祖谦的《东莱博议》也背诵了一遍，其收效当然远不如《诗经》、《楚辞》、《古文观止》等的大。

　　几年私塾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首先，我受孔孟的影响，以为知识分子一生的当然任务就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后来我虽然念的是当时湖南最顶尖的高中“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理科班，并且是班上最拔尖的学生之一，但投考的却是中央大学政治系，使精心培养我的理科老师大失所望。

　　其次我儒家士大夫的人生观和气质操守，深深影响了我的为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于怍于人”等儒家格言，几乎成了我的终身守则。到后来被划为右派以及人生途中不幸碰壁，都与童年时期所受的这些教育有联系，并且由这些思想支持我渡过难关。

　　再次是比较扎实的古书根底，对于我后来做学问，乃至“辞小官，教汉语”的某种形式的“退隐”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少年时代所读的古书，到老来还大致能够背诵，以至常有友人前来询问“某句古语出自何处”等等，我一般都能奉告。

二.中学时代

　　（一）初中

　　1940年我十五岁时，看到小时的玩伴都身穿制服，很神气地在外地念中学，自己在私塾中便再也呆不住了。然而又不甘心从小学念起，于是就贸然去投考常德比较有名的“隽新中学”。那时我虽然熟知五霸七雄纷争的故事，和尧舜禹汤文武盛世的事迹；但却不知道世界有几大洲，加减乘除的算术式怎样列。考卷上“龟兔同笼”之类的题目，我是掐着指头算出来的。当然名落孙山。“无面见江东父老”，只好在该校附近读补习班。

　　这个班是由一个两夫妇都抽鸦片的数学老师开设的。他因为“入不敷出”，中学课程样样都教，每一门课程收几块银元。我最初只选了算术、英语等，后来在窗外听老师讲代数a+b=b+a之类，觉得跟算术一样好学，于是再加几元钱选了代数，暑假再在汉寿县中的补习班学习一个月，结果以第二名考入县中初二做插班生。我在补习班学的是“哑巴英语”，我怀疑那位老师自己是否学过英语。

　　在县中，我是“乡巴佬”，一开始班上有的同学不怎么看得起我；但是经过月考之后，看法就有了转变。我的主要功课很好，是班上的尖子之一。记得有一天，语文老师曹国伟抱病上课，要我代他试讲《捕蛇者说》，然后再由老师作补充。由于当时中学的“文言”教材，都是我早就背诵过的，所以老师才叫我讲，我也才敢接受这一任务。但是由于我来自农村，音乐、体育等功课都很差，只能勉强及格。所以我没有得过“第一名”，也没有刻意去争取，不过自己内心对于升学、上大学却是充满信心的。我那时似乎是班上比较有名的学生之一。

　　那时的汉寿县中，师资算是比较好的，多数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是生活很是艰苦。睡的是伤兵医院木板床改做的“统舱”床，几十个人一间。夏热东凉，臭虫成堆。晚自习是上百人挤在操场上的一盏“煤油灯”下：太近了刺眼，太远了看不清。吃的是一人高的大甑蒸的米饭，同学们的说法是“一粒粒像枪子弹一样”，很少有荤菜。最使人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的是“疥疮”所带来的困扰。因为夏天许多人共用少数木盆洗澡，几乎人人都生过疥疮。发作起来奇痒无比，有时抠得满手满腿是血，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只有用热水和“硫干”狠洗才能痊愈。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感到很幸福。因为正像第一任老校长傅叶凤所说：“我邑文化，俗称低落；兴学以来，县无初中。”要想上中学，须奔走于数百里之外，许多家庭难以负担，加以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阶段，湖南是当时拉锯战的地方，家长也很不放心让子女远离。

　　记得母校1996年校庆前夕，我正在纽约，得知此消息时，曾写有小诗几首，多少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母校汉寿县一中校庆感而有作（凡四首，1996年8月于纽约）

　　其一

　　泰山高峻来尘壤，创业艰辛忆昔年。煤气灯前接踵坐，统舱铺上并肩眠。

　　充饥无虑甘藜藿，解惑有师学圣贤。哪段人生最美好？中学旧梦总缠绵。

　　其二

　　西山古木竞参天，医院腾空作校园。⑴白藕满街陈玉臂，⑵红菱夹道作盘餐。

　　漂流师长回乡里，⑶失学青年得杏坛。尔后人才成辈出，入庠不再越关山。

　　注：1.成立时，以当时西竺山伤兵医院之木棚屋为校舍。

　　2.校旁“西湖”产“玉臂藕”，甜美而价廉。

　　3．县中成立后，在外地谋生老师纷纷回归本土，学生亦无须步行百数十里，到外县去念中学。

　　其三

　　世事无常乐复哀，西山难觅旧苍苔。⑴故交相继成新鬼，霸主轮番占舞台。

　　熙攘皆为身外事，栽培方得百年才。县中倏尔成名校，⑵驰誉神州豫后来。

　　注：1．县中原址风景区西竺山，先后为火灾及大炼钢铁夷为荒丘。

　　2．是年汉寿县一中荣列全省十所重点中学之一。

　　其四

　　一生漂泊总稽迟，唯有童心似少时。俯仰欣能无愧怍，穹通幸得有坚持。

　　厌看环燕迷人舞，俊赏丘轲办学痴。培育英才君子乐，（注）县中教职是吾师。

　　注：《孟子·尽心》：“君子有三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1996和2006年我曾两次回到故乡汉寿和参观母校县一中，看到母校校舍整齐，设备良好，成绩优异，人才辈出。高兴之余，感慨良多。我觉得同学们今天的学习环境，比我们早年的大学还要好。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如果还有人不充分利用，获取优异成绩，以报答父母师长和国家；而竟然顶不住电子游戏、时髦享受的诱惑，或被某种生活中常见的苦难所吓倒，那就未免有些近于自暴自弃了。

　　我在县中时，可以算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只在毕业前夕因为反对某个老师粗暴的体罚，曾受到处分。现在看来，责任恐怕不在学生。

　　（二）高中

　　初中毕业前夕，我患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举步维艰，是坐轿子到安化蓝田（今涟源）投考高中的。

　　当时湖南有一所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却是首屈一指的中学，那就是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整齐的新校舍，有公费，有许多兼课的大学教师，校长是有名的教育家，民主办学，校风极好。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升入大学。但是这所学校的寿命极短，1945年日本投降后名教授纷纷回转京沪，国师与湖南师范学院合并，附中几经变更挂靠单位，终于不再存在了。

　　当时我由于某些不利因素，投考国师附中没有能够考取，觉得是一生的奇耻大辱。但却以第一名考入了私立文艺中学。这是由湖南有名的绅士兼教育家曹典求兴办的。设备好，教师好，但校风甚差，曾发生多次学生群殴事件。只能算是第二流的中学。

　　我忍辱负重地待了一年，第二年暑假便以第二名考入国师附中高二做插班生。其实我本应该是第一名，因为注册时我发现教务人员把我的数学成绩86分登记成68分了。

　　我本来从小就决定学文科和从政当官，因为“学而优则仕”是孔老夫子的教导。但是在国师附中，我念的却是高三理科班。这是因为我觉得念理科将来升学方便些。那时升大学，不论文理，都要考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公民等八门，而不是现在的3+X；文科理科只不过题目各有难易不同罢了。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文科方面已经有相当优势，倘使再在理科上多下工夫，将来考大学就得心应手了。何况我从初中起就对数理很有兴趣。

　　在高中三年，我埋首攻书，不为生活困难和战争烽烟所干扰。那时湖南特别是湘北，曾经发生多次大战。高二时有常德大会战，高三时敌人从湖南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常德会战时我哥哥还被日本人抓住当过几天挑夫，后来趁机逃脱。但是我们兄弟都紧跟自己的学校走，没有停过学。

　　在高中有一桩事情可供年轻的同学参考。

　　前已说过，我在初中几乎学的是“哑巴英语”。可是进入国师附中后，那里英语水平特高，老师提倡用“直接法”，即用英语讲课。我听不大懂，更是说不上口。有一回英语课上，我因为朗读时发音离谱，受到那些“下江”来的同学讥笑和女老师的轻视。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受此挫折后，心想“英语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定要把他攻下”。于是我暂时放下对数理的注意力，到市场上见到中学英语课外读物就买，从初中到高中的、从改写本到原著都有。下课之后就往校园后边山上竹林里钻，然后由浅入深，由发音、语法、词汇到课文，用心细细地念。最初书的边角和行间，注释得密密麻麻，到后来书本上只有少量的批注。不到两个月，我的英语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写一篇老师命题为“Fear(恐惧)”的作文中，我以那天英语课上所受的委屈为题材，写自己觉得上英语课很是恐怖，并在字里行间对老师有所批评。过不了几天，老师叫我到她房间去。我吓得不得了，以为是作文得罪了老师。一进屋子，老师很客气。他劝我写东西不要抄袭。我说这怎么可能，我写的是我们班上的实际情况。老师说：“我也是这么想。可是你的英语水平怎么一下子提高了那么多。语言不同于数理化，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是很难跃进的呀。”我把最近将近两月自己努力学英语的情况告诉她。老师听了十分高兴，要我把作文仔细抄写一遍，她好张贴出去。这种做法当时叫做“传观”。自此以后，我的英语作文几乎每篇都传观。原因是一旦掌握大量的词汇和句式之后，再加上我从私塾学来的所谓“文章做法”，就不难把英文作文写好。

　　从此之后，老师特别喜欢我，常给我特殊辅导，并且借大量的课外读物给我看。高中时期，我几乎读遍了当时流行的英语小说和著名散文集，如Charles Lamb 姐弟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等。这次“发狠”，使我的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大大影响了此后我的一生：顺利地考上名牌大学，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后来在美国纽约大学讲课和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等等，都与在高中时打下的英语基础有密切关系。

　　我的汉语本来有些根基，现在又因故对英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数理本来就在班上很拔尖，因此觉得毕业后考上名牌大学不成问题。那时很自信而且有些骄傲，暗自设想“只应该是我选大学，而不应该是大学选我。”所以毕业时，国师发给我的“免试升入本院通知书”，我连看都没有仔细看就给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其实留下来作纪念也是好的。

三．大学四年

　　高中毕业后，我和几个好朋友经过艰苦跋涉，去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投考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那时的中央大学跟现在的北大同样难以考取，因为南京大学本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再加上在当时又地处中央，报考者甚多，且大都是尖子。有幸经过初试和复试，我终于如愿以偿，以第二名考取了中央大学政治系。从投考初中到大学，我因为功课学的踏实，除一次因故落榜外，都是以前三名录取的。

　　中大发榜不久，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八年苦战，终于胜利；人们热泪盈眶，彻夜狂欢。蒋介石以民族领袖和英雄的姿态，在群众中游行，被万民所景仰。他绝对没有估计到由于政策违背民心，不过三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窜死台湾！

　　这年秋天，真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日子：日本投降了，自己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真是从个人到祖国，前途无限光明。没想到这种幸福感，仅仅保持了几个月，就被内战的烽烟所毁灭了。

　　进中大后，新生被安置在离校本部约二十华里的郊区柏溪。

　　开学不久，学生自治会实行选举。那时部分学校的学生会，为摆脱学校和国民党三青团的操纵，改为由学生普选的总统制。我初出茅庐，不了解中央大学的复杂性，贸然报名参加竞选。在竞选过程中，我才知道由于中央大学的特殊地位，他的学生会很为各党派所重视。我毫无背景，几乎遭到三青团分子的殴打，但是终于还是以清纯的面貌和出色的讲演，高票当选了。

　　由于身为分校学生会主席，我便自然地逐渐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最初是以爱国的心情，效法五四运动前辈和历史上“太学生”、“举子”的干政壮举，后来便逐渐了解国内局势，接触马列主义，成为反蒋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校内比较知名的学运骨干。我于1947年春季加入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9年转为正式团员，1950年入党。

　　四十年代国民党愈来愈法西斯化，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依然冒着风险，坚持斗争，并于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后期被国民党以“匪谍”罪名逮捕，囚禁于宪兵司令部内，这是国民党在撤退之前所实行的“人质性”大逮捕，准备像后来在重庆所干的那样，于撤退时杀一批人以泄愤。

　　对于有可能被捕、坐牢乃至牺牲性命，我和我的同志们早有准备，在狱中大多数人都能够泰然处之。我觉得要来的尽管来吧，活一天就得乐观愉快地过一天。我整天不是与难友欢笑如常，就是埋头细读《红楼梦》。

　　但是偏偏在这天亮前夕牺牲了，不能够目睹自己所为之奋斗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又令人感到万分遗憾。当时我们是以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在监狱中度过的：一方面希望国民党早日灭亡，新中国马上建立；另方面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国民党灭亡之日，就将是我们被处决之时。正当我们度日如年时，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发表了。我们互相庆贺，知道命运将会改变。紧接着就是李宗仁为进行和谈而释放政治犯，我们便得以“交保释放”。

　　由于旁证齐全，我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因为被捕问题受到过冲击。文革中有造反派要我交代被捕后有没有写悔过书的问题。我指出不能这样提问：先假定所有被捕过的人都是叛徒。我明白的告诉他们我只有十二个字可以奉告：我是“神态自若”地进去的，“有说有笑”地度过的，“大摇大摆”地出来的，不信你就去调查。

　　出狱不久，组织上要我隐居学校附近，以待解放。不久发生了“四一惨案”国民党反动军人打死要求“真和平”的中央大学学生。我一方面激于义愤，觉得与其坐而遭受迫害，不如上战场去与敌人拼搏；再则也很想体会一下游击队生活的浪漫滋味，于是就经好朋友介绍，到浙江“松宣遂游击支队”当文化教员。短暂的游击队生活，惊险而又富有教育意义，使我终身难忘。不久江南全面解放，我回到学校，被分配到南京外事处工作，后来又随北京外国语学院招生工作组北上。

四．北京外国语学院三十年

　　（一）华北革大的思想改造

　　北京外国语学校（现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抗大的外事训练班，是建国后外交部的干部学校。我因为从小就想当外交官，也想多学一些东西，就在南京办完北外的招生工作后，请求跟所招新生一道北上，并获得批准。

　　到北京后，北外原本准备先进行三个月的政治训练，然后学习外语。但因为找不到校址，就把这批学生送交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七个月的思想改造。这七个月的学习对我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

　　华北革大的思想改造很具典型性。教学计划严格认真，讲课的都是重要首长和著名教师。朱德、陈毅、杨献珍、艾思奇、安子文、冯文彬乃至国际共产党要人都来讲过课。要求学生忠诚老实，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学生们一个个痛哭流涕否定自己的过去，交代自己的思想和历史情况，深信共产党员是可以永远完全信赖的，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领袖，县委以上的干部都是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的等等。学生们决心树立革命人生观，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后来在生活实践中，理想与现实不符，很多人因此碰壁乃至酿成悲剧。

　　（二）北外的早期工作

　　从革大回外语学校后，实行编级考试。我本想进英语系，早点到外交场上去工作。岂知上面传下命令，为适应形势的需要，须赶快培养英语以外其他语种的人才。凡是学过德、法语的人，不论其英语成绩如何，一律学习德语和法语。我因为大学时曾以法语为第二外国语，学过两个学期，于是就被编入了法语组。那时人如机器或者螺丝钉，把你摆在哪里就是哪里，二话都没得说。我愉快地进入了法语系，心想多学一种外语也是好事。

　　在班上，我身兼班长、党小组长、团支部书记，整天忙碌，毫无课外复习的时间，只能在课堂上边听课、边巩固。即使如此，我仍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两名学生之一。

　　好景不长，当我学得起劲的时候，一道命令，把我调为系干部。我实在舍不得兴趣正浓的法语，但那时党性正强，只好硬着头皮服从分配。在系里，我先后担任系秘书、组织干事、党支委，后来担当德、西、法语系的书记，是当时校内最早的独当一面的年轻干部之一。在此之前，系的领导干部都是地、县级的工农老干部。

　　那时做党的工作最光荣而且受人尊敬，做业务工作的人反而不大受重视。但是，我却并不满足于光做政治工作，认为在建设时期，必须既有政治，又懂业务，才能真正进行领导。我虽然在系里只学了七个月法语，但我舍不得丢弃，并且顶住“白专道路”和“单纯业务观点”的压力，利用早饭前、晚上工毕之后的时间自学法语，熟悉各年级的教材，后来并阅读大量的法文小说。这使得我的法语能够基本上与英语水平相当，后来我曾把大约有几百万字的法语和英语书籍翻译成中文，并被推选为“全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首届理事。

　　我学外语的体会是：只有多读原著，几本、几十本地苦读，才能学会活用其词汇与句式，并且过很久都不会生疏或忘记。

　　（三）辞小官，教汉语

　　在系里做党政工作时，我完全按革大学的那套做人。以为解放后人与人应该是完全崭新的关系。我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院长、党委书记有意见也是直言不讳，这样就得罪了不少人，工资级别上受到明显的压抑。再加上其他许多因素的刺激，我深感自己的性格不适宜做党政工作，于是再三请辞，要去做教员。当时因为感到学习法语的时间太短，难以成大器；还是驾轻就熟，去教汉语为好。经过多方争取，我得以辞去系的党政领导工作，专教汉语：主要是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偶尔也讲点现代汉语和批改作文，这对我的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很有帮助。

　　（四）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

　　1957年整风时，我在怀仁堂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报告，其内容与后来发表的颇有出入。他恳切地说：“现在有人说共产党不肯写大字报，郭何事（这怎么）行呢？党员嘛，应该带头写大字报，不怕丢党票，不怕丢选票，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他并且说“我和王蒙不是儿女亲家，用不着袒护他。我看他的文章没问题。现在报上的争论是共产党员打共产党员。”我信以为真。出自党员的责任感，加上工作上的某些不满，写了两张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不够团结、老干部上进心不够等缺点，特别指出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处长，不该违反中央的明文规定，给自己老婆提级。

　　不难想象，我遭到了极其严厉的批斗，受到极为严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取消一切待遇，送劳动教养，每月只发18元的生活费。

　　我最初怀疑的我被划右，是党委某些人的报复，准备上告到中央和毛主席。后来报载毛曾经亲自打保票的王蒙也划成右派了。我知道党领导已经“食言而肥”，不再想争辩了。

　　我虽然于1961年摘掉了帽子，改为降三级处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与不摘帽相差不远，仍然处处受到歧视。

　　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使我阅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身体。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但是我并没有气馁，也从来没有过可怜相。因为反右前我已经看过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深知毛正跟斯大林晚年一样，在犯可悲的错误。我自己平反有望，因而是横眉冷对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可是万没有想到这冤案会一拖就是22年。

　　（五）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工作

　　调汉语教研室后，我本来被评为讲师，可是划右之后，就变成了任人指使的打杂脚色了。不过到62年，教研组领导人比较开明，大胆决定让我去教“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原本是由一个教学小组担任的，现在可能为了节约人力，改由我一人从古代（先秦）讲到民国，一直教到1980年我调离时为止。这对我是强迫性的提高。

　　文学史是我心爱的课题之一，讲授起来比较得心应手。我讲课有几个特点：首先，一般教材所选用的篇目，大都是我少年时期背诵过的，因此即使讲授《离骚》、《报任安书》、《滕王阁序》等长篇时，我都基本上不看讲稿，这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敬佩之心。其次，我外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看得比较多，讲课时尽量做一些中外对比，例如讲《红楼梦》时与《战争与和平》比较，讲中国诗词格律时，与外文诗中的韵律做对比，这些都是学习外语的学生所特别欢迎的。再次，我对前人诗文中的缺点，敢于大胆指出，例如我认为王勃《滕王阁序》中“襟三江而带五湖”应是“带三江而襟五湖”的笔误或传抄错误所致，因为只能说是“三江如带，五湖似襟”。类似的地方还很多。第四，我是学政治出身的，中年又在政治上饱受折磨，因之讲课时很能注意作品的政治意义和时代意义，并且充满激情。

　　且喜学生对于本课程甚为满意。虽是选修课程，不考试，但是到期末大考时，听课的人仍然基本满员。许多年以后，还有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孩子曾跟他说，听我的文学课是一种享受。教学上的小小成就，使我在逆境中得到重大的安慰。因为前此已经说过，我一向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五．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年

　　我与政治学和政治现实的关系，很像是一对经过结婚、离婚、再复婚那种多次反复的无奈婚姻。前已说过，从小念私塾起直到进入大学之前，我倾听孔孟之言，认为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的天职。进大学后，由于社会上把政治学看成“厚黑学”，我决心离开政治远远的。接受马列主义以后，我深信社会主义政治是崭新而且纯洁的崇高事业，每个人都必须具备正确的政治头脑。后来碰壁和当右派以后，我决定此生不再过问政治，在历史和语言文学中徜徉以终老。没想到文化革命结束之后，中央对于跟社会学、心理学一道，被斯大林之流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政治学，决定重新建立。据说有领导人说了，中国当初要是有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有西方的某些民主制度，文化大革命就肯定搞不起来。

　　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决定在社科院筹建政治学研究所，先后曾由吴恩裕、张友渔等人负责。有老同学推荐我去，因为那时真正学过政治学本科的人已经不多了。我由于想建设新中国的夙愿始终深深埋藏在自己心中，从未放弃，加以不愿呆在我曾经受屈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尽管院内有很多人想劝我留下。经过反复交涉，我终于同意再作“冯妇”，于1980年上半年调往政治学研究所去研究政治学。

　　政治学筹备组和建所以后的领导，对我很客气。他们一开始就曾经答应给我副研究员的待遇。但是因为调令反复交涉了很久。在我调往政治学所时，他们的“职称”刚刚评定过，本来准备等来年下一班车再替我解决；但结果胡乔木院长还是采取特殊措施，不必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定，就直接委任我为副研究员。据说这是社科院唯一的特例。三年后我又提前晋升为研究员。

　　在政治学所十年，是我能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工作比较顺心的十年。我与年轻的所长严家其配合得很好。我在所里所做的比较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有三件。

　　第一件事情是建立全国第一个政治学研究生培养点。鉴于当时全国新建立的政治学研究单位虽多，但其成员大多是原来的马列主义教员和政工人员，他们对于当前世界上所谓的“政治科学”不是一无所知就是知之甚少。为了建设一支真正学有专长的政治学队伍，我认为必须从培养研究生着手。经研究和上级批准，我们在正式建所之前就于1984年先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建立了政治学系，由我担任系主任直到1989年我离休时为止。

　　我在任时，政治学系前后招生三次二十余人，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大学院长、政府司局长、律师事务所长和研究员等等。与此同时，我还代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等单位培养了十多名研究生，并兼任他们的导师。

　　第二件事情是趁当时政治气候宽松之际，我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了许多大胆而尖锐的建议，并当选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理事。这些意见将散见于我的文集中。

　　第三件也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事情，是大力宣传行政管理学和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在此之前，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几乎不知道有“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这门学问，也没有正规的人事制度。各单位用人多是凭单位的介绍信或领导人开条子，走后门的特别多。是政治学所和中央人事部、劳动部的大力宣传和提倡，才有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制度”。那时全国干部很认真地学习行政管理学，想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公务员。我应各省市的邀请，几乎走遍全国，大力宣讲行政学和公务员制度。并在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大学）讲授行政学数年之久。湖南省于1983年举办首届县市长培训班，曾邀请我讲授主要科目。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我承汉寿县参加学习的几位县镇长的邀请，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汉寿寻根。

　　为了普及关于行政管理学的知识，我除了到处宣讲和举办培训班之外，还尽快撰写了一本《行政管理学纲要》。这是当时首批这类书籍中的一本。那时行政学的建设还在草创之时，没有很多书籍可供参考。我的这本书有两大特点：第一凡属引证外国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亲自从原文翻译过来，决不转抄他人的第二手资料；凡属引证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从“经史子集”中查找而来，决不道听途说。这本书除曾经反复印刷外，我又于1989年修改再版，前后销行了几十万册。此外我还翻译了有关行政学的巨著，写了许多有关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文章，为中央电大和成人考试班撰写了多种辅导材料。最忙的时候，每天编、写、译不得少于三千字，家中两三口人替我抄稿。到后来使用电脑写作，才省去了这繁重的抄写任务。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活动，我在当时的政治界略有影响，曾经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兰州大学、广西大学等十余所全国有名的高等学校的兼职教授，有的大学并且聘请我做他们的终身兼职教授。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常见的。

　　由于我的英语和法语都能够勉强应付工作，英美法等国的外宾来访时，我出面接待的时候居多，因此结交了许多世界各国的政法界学者。后来我旅美六年，曾跟这些世界有名的政治学者，如Gabriel Almond(阿尔蒙德)，David Easton(伊斯顿)，Aaron Wildavsky,Lucien Puy,Ted Lowi等接触甚多，跟有些人并且友谊很深，他们曾给我许多帮助。

六．旅美六年

　　1989年2月底，我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访美，研究课题是“美国的政府间关系”和“美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紧接着国内发生了“六四事件”。我因为对六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不想卷入“批判动乱”的运动，而更主要的是想充分利用这难得的、近距离考察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的机会，所以就在美国滞留了六年之久。这在人生中也算是不太短的一段时间。

　　在美国，我放弃了去顶尖的研究单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机会，而选择了纽约市立大学做我的接待单位，这是因为该校有校友唐德刚教授照顾我。唐是最有名的旅美华人学者之一。我与他过去并无接触，但是却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朋友。他最赞赏我的地方是，凡事都能自力更生，不像他所接待过的许多来自大陆的学者，一切学术活动都得要人家找翻译。我不仅开会发言、答问、做报告都是靠自己，而且后来还在唐教授退休时，代他讲完“当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另外我还教几个学生的“中国文学史”（用英语讲授）。

　　到美国后我才知道，你可以经商或作其他事情致富，但是如果想在正式高等学校或政府机构之类的单位找个正式职位，除非是你有美国学位，并且按规定从头做起，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胡适的美国大学背景和声望，1949年逃到美国后，也找不到理想的正式工作，只得返回台湾，做他的中央研究院长。为此，我只好从申请科研基金方面找去路。且喜我终于申请到了“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较高的资助，做他们的客座研究员，写一本关于《中国非暴力斗争史》的书。这是一项前此很少有中国人涉足的草创性工作。该书由一家出版社很高兴地拿去出版，但不幸正在出书时公司倒闭了，我只得将此书写成摘要，在台湾出版。此外我还作了一些翻译工作，和替一部英文巨著《Protest,Power and Change》（《抗议、权利和改革》）撰写若干词条。

　　有了这两笔基金的资助，我们夫妇短期本可以生活无虞。但是我们虽不想做美国人，却不知在美国要待多久。作为暂住移民，在美国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另外找各种临时工作做，以便手头有一点积蓄。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社会。

　　除此之外，我们尽量打入美国社会，结交美国朋友，特别是参加美国的各级选举活动。我曾以“特约贵宾”身份参加克林顿当选的199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国各方面人物不少，但列入贵宾名单的只有中国驻美大使、纽约总领事和我共三人。我通过从中央到基层的选举活动，深刻而具体地见识了美国的民主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利用工作之余，游览了美国东南西北许多名胜，增长了不少见识。

　　到1994年，国内改革进一步发展，六四问题已经淡出。我们便收拾回国，并且放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绿卡，任其过期作废，因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常住外国或做美国人的打算。

七．离休以后

　　我于1989年赴美前离休，但是在美国时，为研究和生活所迫，比在国内任职时还忙、还紧张。1994年回归后，才真正享受到离休的生活。

　　我们夫妇没有一般人离退后所常有的所谓失落感，而是觉得迎来了真正颐养天年的自由。除了锻炼身体，怀旧访友，养怡弄孙，栽花种树，外出旅游和力所能及地做一点回报社会的事情之外，不过问其他。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生活倒变得比过去更忙了。因为我要抓紧时间，赶写我生平想写而没有写成的东西。目前手头正忙着给《诗词曲格律新释》、《中国非暴力斗争史》、《不偃草》（自传）定稿，并赶写《三都赋——1949-1989年的中国》、《中国基本文化知识讲座》、《诗经试译》、《楚辞试译》等书，和编辑自己的文集。每天在电脑前工作在八小时以上。如果天假之年，能够再活一些时日，那么退休以后，将是我一生写作最旺盛的时期。

（2006年岁末于北京之芙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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