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引 言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1]很显然，此讲话着力强调的是改造小农经济以“逐渐集体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路径在于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合作社、集体农庄，也即是“组织起来”**的历史展开过程。进而从革命政治策略的角度为各根据地社会如何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实践指南，由此，组织起来作为中共致力于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造与重构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也得以确立和凸显。但是，这一制度的在地化展开确是一个比较繁复曲折的艰难实践过程，中共对此不仅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而且着力通过培养和塑造典型的方式来推进组织起来的宏观治理策略在特定地域社会和人群生计状况中的具体实践。其中李顺达互助组即是太行革命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生产劳动模范和典型，在晋冀鲁豫边区乃至新中国初期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本文以李顺达互助组为考察个案，试图讨论的问题是中共组织起来的制度策略是如何在平顺西沟进行在地化实践的，又有着怎样的运行机制，才使得这一抽象政策性规制落实为李顺达互助组这一具体的生产组织形态。或者说，组织起来到底是如何由宏观治理策略、政策口号转变为具体的生产实践行为。而以往有关这方面议题的研究多限定在“政策——效果”[2]的线性思维模式中，未能将中共开展革命与生产的一些关键性实践理念打开、细化到与其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而在分析概念与社会事实之间不能建构出有效的历史阐释与时代意涵。本文想进一步以微观实证性的讨论方式探究组织起来何以可能的问题，以推进对建国前后农业合作化的一般性历史命题的认知和理解。在内容叙述上，文章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李顺达自身的发家计划，这是从其个体生命史角度进行讨论；其次是以李顺达互助组这一劳动互助的组织群体的发家实践展开，而这一层面与第一层面共属于中共在组织与领导根据地民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号召以“按家计划”的方式进行组织起来的治理策略；第三层面讨论的是建国初期李顺达互助组发起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以展现其由发家到爱国的生成图景。而在此三层面的历史实践中又有着细致多样的“算账”与“说理”的实践逻辑，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组织起来何以可能的核心问题所在。
二、“新富贵图”：李顺达的发家实践
首先，我们从相关调查资料中对李顺达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作一些了解。据记载，李顺达1915年出生在河南林县合涧镇东山底村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李发全兄弟8个，家里人多地少，主要靠做一些泥水、木工生意维持生活。李顺达13岁时，父亲在山西晋城包工做活，修筑白晋公路，结果“大柜上”（当地官僚乡绅总包工处）赖账逃跑，工人们要钱无着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通过“打官司”讨要工钱。但“衙门里看不起工人，不给想办法”，无奈只得“把自己在晋城经营了几年的一个小木铺赔光了”，最后返回林县老家。李顺达的六叔也是做包工生意，“赚了钱回来就在家里蛮横地闹气受，经常欺负顺达”，而母亲郭玉芝也因此“经常和六叔吵架”。再者，“在家里生活也不大很好，母亲就念叨着要到平顺来”。1929年，李顺达独自一人从林县到了平顺路家口村二舅郭双龙家里。在郭双龙的说合下，他租到该村地主郭昭孩“在池底西沟的5亩2分地”，并要“每年交纳地租9大石，5斗地蔓，5斗杏核”。于是李顺达又从路家口到西沟开始了租种土地的生活，而且“自己嫌孤单，又把堂弟找来作伴”。在西沟，“没吃的了，每过2—3天，就到舅舅家取一些粮食吃”。后来，“父母亲也到西沟一起种地，种完地父亲就去晋城打零工，母亲则留在西沟领着顺达种地”。虽然种地有了经验，但“打下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父亲从外地也时常捎钱来，如捎不来，家里没吃的了，就到处借的吃，这家给一布袋地蔓，那家给一布袋豆角，就那样受难”。抗战前，李顺达和母亲每年开一些荒地，不过“因地不好，每年都不够吃，还被闾长逼得按门头出粮出款”。[3]可见，李顺达之所以能到西沟靠租地过活，主要因林县老家人多地少生活困难且大家庭矛盾突出所致，还有其二舅郭双龙这一亲缘关系的使然。也正是在异地租地生活这一境况下，李顺达及其家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交地租，邻家借吃的，纳粮捐税，显然这些变化对于其人其家来说又会形成新的状况规定以待回应。
抗战开始后，平顺县抗日政府先后推行“五一减租”“四一减租”法令，李顺达家庭“9石租减了1.8石，且大斗变小斗，在这种情形下，家人都松了口气，觉得很高兴，开始感到有了新的希望”。李顺达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积极在村里开展工作，从实际工作中慢慢认识到共产党的好处”，于193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村党内小组长、支部书记、农救会主席、民兵自卫队队长”等。是年，李顺达三弟贵达从河南老家来到西沟，“多了一个劳力，开了8亩生荒，种了3亩地蔓，共收20多石粮食，交了租，还落下10石多粮食”。1939年，“村上动员‘当兵有前途’，在家也是受苦，家庭商议后，二弟富达到县里参加游击队，三弟贵达去韩家村参加游击队小组”。而且，李顺达自参加党组织后，“对党的决议、政府法令，他都毫不苟且地坚决照着去办，都是按计划去工作”。因工作表现突出，1941年9月在平顺县第二次党代会上，李顺达“又被选为主席，太南党二次代表会议代表”，随后“调任县委机关通讯员”开展工作。半年后，因家里劳力缺乏，无人种地，次年春又调回本村工作。1942—1943年太行革命根据地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西沟村民的生活境况开始有了根本性改观，如“在运动中，顺达很积极，领导群众把西沟70亩租地都变成了死契地，大家都有房子和土地，租子也不交了，顺达家里也有房子土地，群众非常拥护，选他当了政治主任”。[4]1943年1月，中共号召根据地民众“向吴满有学习”，此时李顺达已从县城回到村里工作，“他说赶上赶不上总要下决心前进，从此开始就有计划地努力自己的生产，并和他关系最好的几个人组织临时的拔工队”。不久，平顺二区召开模范生产者座谈会，号召大量发展互助组，“顺达回去就积极地组织起互助组来”。“三月初县里开生产座谈会，他又当上了全县劳动英雄第二名”，并在会上说“我作为党员，实在是用了很大的劲儿来努力干的，只恐怕搞不好”。[5]
从上述李顺达个人经历的脉络性说明中，可以看出其生活状况改变的关键点首先在于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正是在这一运动中他的家庭生活开始有了“新的希望”，而且自己也成为一名“党员”和西沟村的政治领导人。另一关键点则是李顺达互助组的成立，显示了“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对于他本人和其他组员乃至整个西沟村而言的重要性和潜在力。而这些历史节点又必须被放置在中共将“减租”和“生产”作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两个革命”“两个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中加以阐释和理解。正如李大章在对1942年前后的“群众工作”分析中强调的：“必须把群众运动与群众的生产运动结合起来。在已经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全力领导群众春耕、夏耘、秋收等生产运动，从生产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在正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地区，也要密切结合，动员群众生产热情，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在干部党员中，要把劳动观念与群众观念结合起来，把积极领导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结合起来。”[6]实际上随着根据地乡村社会状况的变化，在对“两个革命”的强调中更突出“第二个革命”的重要。中共太南地委书记于一川在平顺扩大干部会议上就指出：“减租减息是第一个革命。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是第二个革命。这两个革命是农民翻身的具体道路，是把封建的农村社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农村社会的具体道路。在减租减息成功的基础上，要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第二个革命。目的是要群众达到丰衣足食，改造旧的分散的个体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组织起来顶机器。第二个革命的意义是并不亚于第一个革命的。”[7]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对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所持续进行的组织起来的“第二个革命”的生产实践有深入的认知和把握。
在1943年至1944年间，生产救灾成为中共在太行根据地开展农村工作的重心，而相关的政策规定在档案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关于春季生产的指示中强调：“把一切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是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关键，不组织起来，就不能成为运动。在群众方面，必须表现在变工、拔工、成工、卖晌等劳动组织的活跃、有作用，而不是形式的，以及群众对自己生产的更高的计划性等等。”而且，“在领导上，必须表现在工作上更高的计划性和组织性，详细的周密的生产计划（不组织起来也不会有这样的计划）。因此要完成生产任务，增加粮食生产，第一件事情，就是详细的进行生产上的每一件具体组织工作。”[8]齐武在《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一书中也写道：“在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中，各地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了解并参与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然后动员群众，自己计算全家的收入和消费状况，研究如何增加收入与节省开支，如何动员和组织全家的成员，热情生产。然后，根据计算的结果，制订‘按家计划’，使生产自救的工作长期化、计划化。”[9]这充分说明进行生产上的“组织起来”对于救灾渡荒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生产的计划性、组织性，其重要节点则在于对农民家庭生产生活状况进行“计算”。由此也可推断出在档案材料中所呈现的关于李顺达及其互助组的各种生产实践的统计调查和对比说明，自然与此紧密相关了。1944年李顺达家庭生产状况如下表所示，[10]其“计算”作法已有充分体现：
上表中将李顺达家庭一年的生产内容所作细致的“数字化”呈现，切实反映了中共在加强领导农民生产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过程中在地化实践的具体图景。在1942年各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对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曾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应该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1]很显然，这些种种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不仅是通过中共在“组织人民”“领导人民”中加以落实的，而且又必须是在调查统计、“算账”的计算基础上才能变得具体、“看得见”。本文中以“按家计划”这一节点对李顺达家庭及其互助组的讨论就是以此实践逻辑为出发点的。邓小平也强调说：“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12]所以，组织起来作为一项治理策略，对根据地乡村民众而言，必须在一定的历史结构与条件作用下转变为日常性的生产生活事项，才会有实在的意义和诸种可能性。这在“按家计划”的话语表达和规制实践中有更经验性的体现。如，孝慈认为在进行生产救灾工作中，从按家计划着手是各种组织工作的基础。“在小农经济的根据地，家庭即农业生产的单位，家庭在农业上是有它的自然分工与协力的。所以‘按家计划’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不是随意提出的。我们要以‘家庭为单位’，‘以计划为基础’，订出农业生产计划，组织劳动互助，组织合作经济，就是说要从每个农民的家庭利益出发，来组织劳动互助与组织合作经营，才可以提高生产力与发展农业的生产的，否则要发展生产是困难的。”[13]他又以“吴满有的家庭生产计划”和“霍泛的家庭生产救灾计划”为例，对“按家计划的作法”进行了实例说明，并强调“帮助群众做按家计划”与“以家庭为单位的调查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此外，孝慈还指出，在“以家为单位”和“以计算为基础”来订生产计划时，也必须注意解决“组织劳动互助，建立义仓，稳定阶级关系，调解农村纠纷等问题”，因为“农民都是讲求实际的人，都是现实主义的人，不能用理论的辩驳与美丽的空谈去说服”。[14]太行区党委在1943年开展秋耕运动的指示中对“按家计划”有更细化的强调与说明：“必须纠正把准备抽象化、空洞化、‘长期’化等各种错误观念，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把组织群众耕作与奖励群众生产、发动群众热情结合起来……学会‘计划与管理’的领导方法。”而“按家计划，就是动员群众自己计算全家的收入和消费状况，计算明年兴办或必须消费的事情，如何增加收入与节省开支，如何动员全家生产热情，家庭和睦，组织全家劳动力和一切可能参加生产的力量。只有这样按家计划，了解群众困难，动员群众自己为自己生产作打算，才能正确计算劳动力和各家的需要，以便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组织劳动互助。”[15]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结构与条件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中共将按家计划作为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的关键所在有贴近历史的理解，而由生产的“计划”“计算”作法所引申出来的“算账”与“说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治理策略在地化运作的主要机制。当然，这也为文中展开李顺达互助组这一典型个案的考察分析作了重要铺垫。
1943年11月，平顺县召开县级劳动英雄和杀敌英雄总结大会，李顺达因组织互助生产成效突出，应邀与会，并获得本县一等劳动英雄称号。此次县级群英会的主题是“按家计划”、“劳动力互助问题”和“改良农业技术，增加生产”三项内容，并要求每个问题均采取“典型报告”、“小组讨论”、“大会总结”的方式进行。如：“10月26日，开始典型报告。由一区路家口劳动英雄郭双龙、二区池底西沟李顺达报告按家计划，在他们的发言里要说明这几个问题：（1）他们是怎样订按家计划的；（2）订了计划后，怎样实行的，有什么困难，怎样克服的；（3）照着计划实行后，得到些什么好处；（4）经过实行后，自己有什么认识。”[16]可见，这不仅体现了平顺县委以群英会形式对组织起来的在地化作了具体实施，而且把按家计划视为农民生产生活能够得以根本改进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县群英会上关于如何选举劳动英雄的办法中对此有特别的体现。如大会在思想动员中强调：“要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使其对劳动有新的认识，重视劳动，选举劳动英雄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是改造农村建设的关键。现在政府是领导农民生产的，完全为群众有吃有穿，过好时光，不是单纯有了灾荒、生活苦难了，或是为了准备反攻，才让群众生产的。”[17]而要领导和组织农民生产，“基本方法就是生产总结。利用各种方式了解群众生产情况，总结全年的生产，在总结中提高群众的自信心和觉悟。这个总结一定要群众自己总结，经过生产总结，在思想上生产态度上劳动技术上有新的发展。同一块土地，产量比以前提高了，即是增加生产，这样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总结内容，精确的计算，让群众了解今年生产有哪些成绩、好处，在生产运动中垒了多少岸，开了多少荒，施了多少肥，锄、犁、耕几遍，割了多少蒿，省了多少工（劳力）。今年生产粮食和前几年比较，生产变化也要做成计算，让群众知道，哪个人劳动得最好，庄稼比别人长得强，他是怎样搞好的，应该跟他学习，奖励他，使他更好。总结典型人物的全年生产，典型的互助生产总结更重要。在互助组总结时，要把参加互助不参加互助的生产分开、对比，把互助组织的全年成绩、新的创造，详细报告，使群众很明显的弄清楚只有互助起来，才能多打粮食、省工、增加生产。谁互助，谁的生产好，同时还要分清楚互助组内有问题、不团结和没有问题、很巩固的互助组的生产也有不同，使参加互助的人，深刻认识到互助不团结，生产弄不好。”[18]之所以要摘引一大段史料在此，不仅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李顺达互助组的历史实践中何以会有详细的调查数据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以细致的运作方式将中共“组织起来”的实践机制进行了在地化的经验呈现。也正是通过将劳动生产实践的层层分解和具象化的历史展开中，根据地社会民众的生活状态才被充分的加以展示出来。
1944年12月，李顺达参加第一届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生产互助一等英雄”。李雪峰在群英会上通过总结1942年减租减息和1943年大生产运动“两个组织起来”的实践经验，首先强调：“组织起来是一种经济建设运动，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互助社的经济基础是按家计划，是计工折工的公平交换制度。”而“英雄的作风主要在于联系群众，时时照顾群众情绪，向群众学习，又作群众的表率。要公私兼顾，发扬民主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意见就说清楚，不马虎，不隐蔽，开诚布公，才能弄好事情。”[19]并对李顺达在按家计划中能够“召开家庭会议，订生产计划”，以“推动大家”“巩固与发展”其互助组织表示了高度肯定和赞扬，进而又指出“领导一个互助组更是一样，没有民主是建立不起或勉强建立也巩固不了的，民主的实质是等价交换，大家有利。经济上民主，才有真正的自愿”。[20]可以说，太行区群英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重要的革命政治仪式，对李顺达及其互助组而言，这既代表着对此前互助生产的认可和奖励，同时也为此后更广泛深入的组织起来提供了经验积累。在1946年第二届太行区群英会上，李顺达再次获得“合作劳动一等英雄”的称号。此次群英会对“组织起来”的强调更突出“生产发家”的重要。赖若愚在会上特别指出，“生产运动就是为了把咱们的时光过得更好些”，在“两年生产中，确实做到进一步组织起来了”，也充分证明“组织起来是由贫变富的必由之路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只有农业副业更好的结合，继续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改良品种，耕三余一才能普遍达到”。[21]这实际上再次对组织起来互助生产指明了路径和发展方向。而能够连续两次参加群英会并获得奖励和赞誉，这对于李顺达的人生际遇及发家实践无疑会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接下来，文章以1946年李顺达的“五年发家计划”为中心对其发家实践展开讨论，从中呈现李顺达家庭由此而发生的诸多变化，以及种种变化对于其生计关系、家庭伦理、观念认知所产生的形塑作用和影响。李顺达互助组在1944年、1945年、1946年和1948年先后四次制订发家计划，其中李顺达的1946年“五年发家计划”及引发的社会效应巨大，影响甚广，很好的体现了组织起来在地化实践中的多重历史层级与关联。而有关其互助组发家实践的生产情形则为深入探究农民个体性的发家致富与组织起来的集体构造之间的历史关系提供了重要地方经验，后文中对此再加以讨论。综合李顺达发家计划的档案史料来看，1946年这一年的发家计划之所以特别凸显，实与其彼时所处历史实践中的结构性节点位置直接相关，而作为此节点的原初事实即是发家计划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经验性实践。至于其发家计划的具体内容，在一份李顺达个人传记资料中有详细记载，摘引如下：
“过去，顺达想的是把两孔破窑洞变成自己的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窑成自己的，可桂兰亦嫌家里窄狭，常受埋怨。去年冬天西房盖起来了，东房看见亦不好，仍得重修一下。桂兰说，人多碾子小，需修一盘大碾。买锁、才福说，担水远，一早晨担两遭，需打一眼井。这个说要盖，那个说要打羊窑，提议了一大堆，实在困难。又计算了一下，雇工羊工一年需十余石米，就得二十石粗粮，家里只能打四五十石粗粮。顺达开始发了愁，不说建设，连起步都难。想了一两个星期才想通办法，压一亩党参，合米七八石，母猪下两窝小猪，又是十几石。问题想通了，就召开家庭会议，都说能行。把修盖的，按人口物力计算了一下，不妨碍生产，五年可完成。计划通过了，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心劲儿。可是，桂兰干活时就老发些牢骚。顺达猜透她的心思，就背地里动员说：‘咱过谁哩，有谁？老二在外参军呢，老三两口都在外边工作哩，存达念罢书亦不回来，娘老了，两个妹妹不几年结婚走了，全家的担子还不是靠你哩。’桂兰再不说了。今冬又要动西屋的三间，十来天便可完成。现在他们计划是重修东屋三间，窑顶盖三间，夏棚南边盖一堵墙，把两孔土窑的前面修缮，打一眼水井，一个茅坑，修盖大碾，增加一个骡子和一些羊，修买五亩平地，顽皮廷仙提出还增加两个小孩（指桂兰、柳英有身孕），直撩的全家人哈哈大笑。”[22]
从这份原始的发家计划中，可以看出个中缘由在于房子狭窄不够住、碾子不够用、担水路途远费时费力，所以需要修缮房屋、碾子、打水井等，但要落实这些计划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则成为一大难题，而李顺达解决此难题的办法则是通过发展副业收入来实现。还有实施计划中的人力使用问题，顺达妻子吕桂兰干活发牢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点在后来关于发家实践的历史展开中则演变成如何处理家庭内部人员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发家计划很快在《人民日报》刊发，但在内容的时间性计划性上更加具体：
“太行一等劳动英雄平顺李顺达，为了把时光过得更好，今年订出五年发家计划。李顺达是四二年减租翻了身，四四年大生产运动发了家，现在过着富裕的生活，他现有土窑三孔，土房三间，平地二十亩，坡地三十亩，养驴一头，牛两只，羊四十只。他的五年发家计划是这样的：四五年已盖成西房三间，中房两间，新修厨房一座，雇长工一个，增加驴一头，养母猪一口。四六年新修地一亩，增加羊十三只，驴一头，产小猪两窝，修理窑三孔，全家连长工共八口，每两人要缝新被子一条，两口要铺一条新毛毡，不吃糠，今年过年吃猪肉。四七年修新地一亩，盖东房三间，四八年修地一亩，增加骡子一头，增加羊二十只，打蓄水井一眼，修碾一盘。四九年修场棚三间，盖门楼一座，打羊窑一串。在五年内把西沟村边的路修的能走大车，每年冬天在村里成立小学一座。”[23]
与前述档案内容相比较，报刊不仅将李顺达发家计划纳入到了当时革命与生产的大历史脉络中，突出1942—1944年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是李顺达翻身发家致富的必要前提；而且计划内容也有新增且以年度时间具体化、物质化，同时也删减了实现计划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因素，以精确计算的方式给人一种可操控性和经验性的实践感觉。
可以说，就1946年发家计划而言，注意到上述前后变化是必要的，不过更值得关注是计划事项本身的“数字”意义。即“看似繁琐零碎的各种生产计划、增产收益的前后对比与评估，事实上成为李顺达互助组得以不断成长、发展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并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有计划的‘数字管理’发展模式”。[24]这些看上去极为平淡的发家计划数字，可能恰恰是有助于我们揭示组织起来这一策略何以能够在地化的重要历史元素。1947年赖若愚在一次英雄大会上指出：“英雄、模范干部都能老老实实，实事求是，有计算作风。劳动英雄也经常了解互助组的问题、困难，了解组员的思想情绪及作按家计划，甚至订五年计划等。他们有自我批评与接受群众批评的精神，大公无私，把公家奖的牛让群众用，变工是先给别人受。这些态度与作风是值得发扬的，这样新英雄主义才能进一步发展。”[25]赖若愚话语中提及劳动英雄具有实事求是的“计算作风”这一点，即富有时代意涵，而在对李顺达发家计划的宣传、推广中，则突出强调其“算账计划”[26]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前文所述，平顺县关于选举劳动英雄办法中有详尽的计划标准，“计算作风”也可视为对详尽标准再一次的概括说明。所以，重视发家计划前后对比就成为宣传和学习李顺达发家经验的主要事实依据。如：“据最近检查，两年半时间（四六年至四八年六月）已作出了很大成绩，计修起东楼二间，厦棚二间，碾子一盘，水井一眼，手拉梭机三架，双轮纺车九架，新发展羊四十只，每人做新被子一条，另有毛毡六领，客被一条，每人长余衣服一身，顺达的建设计划将近全部完成，并有部分超过原来计划。”而且，“除继续完成五年计划外，又订出了新的计划，准备再修场房三间，羊发展到一百只，扩大副业投资，多修边垒岸，更多增加产粮。他常常对人说：‘我们不光闹的够吃就满足了，要闹的用甚有甚就好了’。”[27]通过发家实践数据比对，李顺达“五年发家计划”在两年半内完成，并很快得到中共太行地委领导的通报表扬，足见其重要性。“李顺达家庭如今粮食满囤，不缺吃喝穿新衣住新房，盖新被铺新毡，牛骡毛驴，槽头兴旺，羊子成群，活财满圈，双轮纺车，手拉梭布机……这是挂在大家面前的‘一幅新富贵图’，这是摆在大家面前一个执行党的生产政策的好榜样。党号召全区党员群众实行这个发家致富的生产政策，而顺达同志精心计划，勤劳动弹，坚决的相信与执行了这个政策。在他的领导与影响下，全村群众的生活都在慢慢富裕起来。这就是顺达同志所以称为模范和大家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28]
由此引申出另一问题是，李顺达发家计划能得到中共的一再重视并加以宣传和推广，首先在于他积极响应发家号召的社会效应。平顺县委在推进学习李顺达发家生产运动时指出：“在开展李顺达运动中，之所以把李顺达方向提到方针上来，是因为他的五年建设计划（已完成大部）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生产，增加财富——牛羊骡子等，住好房，穿新衣，盖被子，是合乎土改彻底完成以后恢复与发展生产要求的。他是平顺十一万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我们领导群众的生产运动，就是要使每个人民都来学习李顺达，都来个长期的生产发家计划，都为这个计划、这副‘新富贵图’而努力。”[29]可见，将李顺达生产发家运动的展开与土改后尽快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迫切要求相关联是必要的，但在李顺达发家实践中所牵扯出的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在其家庭、村庄以及更大范围引发的诸多变化或许更能凸显在地化的时代意涵。为了完成生产发家计划，李顺达“全家老少妇女一起动手”，很好的解决了“人口多男劳力少”的限制，“在建设中发挥了每个妇女的力量，除烘火推碾子外，还搬砖搬瓦搬坯和泥……节省男劳力60多个工，大大减轻了建设用人吃赚的开支”。[30]在李顺达发家计划中，其家庭成员被充分调动起来投入到生产实践，由此使得在家庭人际关系的重构与处理上便成为一个需精心面对的问题。如“在劳动中，妇女们因活重疲劳时就不耐烦、发牢骚，顺达娘及时向她们指出发牢骚的不对，并说盖房子是咱住了，咱不苦重谁苦重，咱们多帮助些，少开支些，要是用别人，连吃带赚，还不是咱开支吗？结果打通思想后，大家明白了发家建设过好时光，必须自己动手，嫌麻烦苦重是不对的”。另外，在遇到“闺女们不免说些嫂嫂如何如何发脾气”的问题时，“顺达娘总是要在思想上考虑考虑，从侧面个别访谈，以启发她们和哥嫂团结，教育闺女说在父母前面孝还不算孝，多帮助哥嫂干活才是真正的孝”。[31]
由此发现，在算“生产账”的同时，“说理”作为动员生产发家与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方式运用也有了充分展现。“打通思想”“召开家庭会议”对于李顺达家庭人际关系变化所起到的形塑作用，尤其是将传统伦理的“孝”道新解为“多干活”，进而把发家计划内化为一种追求“过好时光”“新富贵图”的日常经验性存在。 这样的实践机制同样体现在李顺达和雇工的关系上。“雇工买锁给顺达干了两年多，没有闹过别扭，有意见就提到家庭会议上，主雇关系很和睦。顺达对买锁的工资，从不讨价还价，在吃饭上也尽量改善。先后补贴了买锁三四双鞋，又奖励了一件汗衫，一顶草帽，一条裤子。还帮助买锁建设家务，买地二亩五分，倒腾买下一孔窑洞和三间房子，准备给他说下老婆，让他自己过。而买锁对这种待遇非常感激，说人心换人心，所以在劳动上格外努力，有多大力量就出多大力量，只嫌旁人做不了”。[32]如果说，算账更多的体现在生产计划中的计算比对，把日常生产实践“数字化”，那么，说理重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具体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状况的精心调动、打造与抚慰。而且，在我们理解当生产生活遇到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的困境时，为何生产者仍能够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干劲和期待，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事实上，由“五年发家计划”所带出的这些生产生活关系状态变化对于组织起来的治理策略在重构和形塑乡村地域社会关系上也就具备了可见性的经验参照与示范价值。[33]
三、“过好时光”：李顺达互助组的生产实践
前文中用了较多篇幅来讨论李顺达家庭的发家实践及由此所引发的家庭关系和伦理观念的诸多变化，并以此来呈现中共组织起来的策略在致力于根据地社会重构与改造中的在地化经验。而其算账与说理的实践机制充分反映了李顺达发家计划所依存的历史结构与条件的关键性作用。在李顺达互助组的历史实践展开中，也充分彰显了这样的革命机制与一地域社会族群关系的多重互动关系。在此，主要对该互助组的生产运作方式、生产效用及组员思想状况等方面来作一些讨论，进而从互助组这一实体角度揭示李顺达领导西沟村民为了“过好时光”的发家实践的历史机制与图景。
李顺达互助组1943年初成立后，历经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太行区两届群英会、土改运动等大事件，其初始的拔工互助更加走向了组织化、计划性的组织起来状态中。就互助组的组织方式来看，西沟村共有22户居民，且居住分散，李顺达根据居住地情况划分为六个小组，平时每个小组“任务是比较零星的劳动”，但“做比较大点的农活，即每个季节最紧张的劳动，则又根据小组与小组相距很近（一里半里的）地区合并为三大组来进行。如种地与开荒都是以三大组来进行，这样才有力量，剩余的小部分劳动，用不着很多人，就按小组做。每个小组有一人负责，但不叫组长，负责两小组的才算组长（坚持每天会议或报告组内问题），最主要的是靠三个生产组长去干”。[34]很显然，互助组的制度安排和生产实践不仅基于村民居住分散的地域特点，而且在农作劳动上也因时因地灵活进行，这一组织起来的在地化运作首先从制度上为西沟地域社会的重构与再造提供了可能。但是，把分散个体化村民固有的生产生活以互助组方式整合到一个统一体的实践状况中，却并不容易和简单，因为每个人的生存境况不同，认知水平和能力也有差别，并不像李顺达作为劳动英雄的身份那样对中共政策号召有积极的响应与把握。所以，日常中李顺达对组员的关心和帮助对于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而言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也是群英会选举劳动英雄时特别强调的一点。
李顺达对他的组员们很关心，谁有了问题和困难，总是要先给解决。如：“玉祥是个佃农，在种地时主家含糊的说‘我的地，我的农具，你出点劳力，瞎往下干吧’，结果把两个人应干的活全推在玉祥一个人身上。他嘴里不会讲什么，可这样下去又没个好下场。心不在焉的开会老迟到，但顺达并不怪他，一心想着等主家回来再解决。最后，顺达给他俩调解，粮食倒开算，每石玉祥拿六斗，主家因有农具和牲口，拿四斗，解决后从来不爱多说话的玉祥，更积极起来了。”[35]还有“在开荒时，桑云何、王周则、李达才等因买地而生活困难，实在没办法。顺达就装作别的事情到他们家里，实际去了解其生活情况。把情况弄清楚后，就借义仓回来发给他们，并把自己的一石油糠也借给他们吃。”[36]而组员魏李兴因“地少，没老婆”，干活劲头不大，李顺达和全组积极帮助他“分斗争果实地1.5亩，又结了婚”，“他情绪非常高涨，说互助组、李顺达，比谁都好”。[37]李顺达能够主动对组员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加以解决，实与他的党员身份、劳动模范、互助组组长等密不可分；但是，这些克服和解决困难的意义更在于从组员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由此在李顺达和组员们之间的身心感觉、互助意识、实践认知等方面构建了组织起来在地化展开的具体路径。而这些看似日常性的琐事恰恰为中共在乡村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奠定了扎实的经验根基。这在一次互助生产总结大会上，组员们对组织起来所带来种种变化的认识感受中就有明确体现：
“顺达娘说：互助真是有利，今年地多，顺达常不在家，上不了地，不是互助起来，光我自己，连肥都弄不到地里去。王师则说：我去打蝗虫，就怕地种不上，如果种不上我的地，就计划回来每天和互助里生产。回来看见自己地里的小苗长得很好，什么都弄好了，我非常高兴。再让我打一次都愿意。杨来法说：在担粪时，顺达不在家，就有计划地送出他的肥，和给自己干活一样，只要顺达把村里搞好互助，大家很高兴。桑云何说：互助顶机器，搬石头的搬，垒岸的垒，真是快，吃地蔓，拿起碗来也想笑。咱沟早三年互助起来，早达到丰衣足食了。韩雪兰说：我家没有劳力，以前求别人种地可难哩。自互助起来，什么也没有误了，别人没有种，顺达哥就先给我种上了，弄得妥妥帖帖的。”[38]
从上述组员的认识体会中，可以看出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力量对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劳力缺乏问题起到了及时的调整和互助作用，确保了不误农时，这对于以农为生的村民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互助生产对组员家庭之间的和谐关系及组员身心愉悦状况的生成也发挥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如“什么都弄好了，我非常高兴”，“和给自己干活一样”“大家很高兴”，“互助顶机器”“丰衣足食”“弄得妥妥帖帖的”。也即是说，组织起来的策略只有具体化为每个组员日常生产生活的在地化实践时才能凸显它在特定地域社会变革中的型构价值和意义。当然，在互助组内也会有些矛盾、纠纷现象，对此，李顺达主要采取“打通思想”的方法来化解，即“勤检讨，访心思，有什么说什么。一切问题之发生，是心思不对，想法不对，解决办法就是开检讨会，打通思想”。如“杨来法、马海兴两个小组长闹意见。海兴从区上开会回来，不传达，自己个人上地，来法叫海兴也不来。经过顺达批评海兴自私不对，而来法也作了检讨，才转变过来。牛永清随便说骂儿童耙地组做活不好，才福、考则把全组地耙完，单不给牛永清耙地。永清不高兴，小组开会着重批评了他，也批评了两个儿童，双方都做了自我检讨”。[39]尽管组织起来作为一种互助形式具有积极的生产促进作用，但组员在面对自家生产与互助生产时也会因农事活动的时间、强度、周期等因素产生“别扭”或“不快”，而对这些日常性问题的调解、处理，则凸显了李顺达互助组在生产实践中何以能够确保组织起来的工作方式及特征。在为抗属马忠勤家代耕种地过程中，互助组计划用“杨来法的一犋牲口”和“马海兴、桑三则、应春、李新昌四个组员”在一天时间内完成下种，结果“来法上午在区上开会，下午把自己的牲口不啃气地牵走，并叫新昌（他的雇工）背上犁往自己的地里去了”。而“新昌一边走，一边埋怨地说来回折腾不好”，可“海兴听了新昌的话，以为是在骂自己，就肝气汹汹找到顺达要评理”。“顺达得知情况后，觉得硬让来法把牲口再赶回来吧，估计他一定思想上想不通，不愿回来，但又不能把四个人工浪费了”，于是“就叫自己的雇工把地里的犁停了，牵上牲口去给忠勤犁完地”。代耕完成后，“三则又找顺达问来法是怎么回事，咋不让牲口给忠勤犁地了，顺达说等来法火气消了，再把三个人叫到一块检讨一下。当天晚上，顺达召开检讨会，首先批评来法因一些个人过节就赌气，把牲口从地里牵走是不对的，影响了互助代耕工作，还影响拥护抗属工作和互助组团结生产。最后来法当面认错说，不应该因为和海兴有点别扭就私自把牲口牵走，影响了给忠勤下种”。[40]组员间的矛盾、张力不是空穴来风，多是其个体小农主体性存在的具象化表现，而李顺达组长在面对种种影响互助组稳定、平衡运作状态的难题、困境时，却能以细致深入的“打通思想”的说理方式，甚至是优先牺牲掉自我利益的满足去管理、整顿、化解，重新将互助组调整至新的集体互助状态中。其实中共对这些问题多有重视：“互助组发生了矛盾问题，应当马上解决，不要使问题拖下去，使矛盾越发展越严重。许多农民是心里有话，嘴里不说，他们一不高兴，必然要在做活上表现出来，因此领导互助组，必须细心注意瞧心事。领导者要大公无私，在互助组里起模范作用。作风要民主，尊重每个组员的意见，启发大家有意见就提。引导组员对互助组发生密切的感情，使他们觉得离开互助组做活就缺乏兴趣。”[41]
在生产实践方面，李顺达互助组利用“算账”的“计算”做法尤其突出，充分展现了依靠互助生产效果的数字化所起到的激励和整合作用。这也是互助组由最初状态日渐走向成熟阶段的重要特征。而李顺达对这一特征的重视和运用显然与他对中共组织起来的治理策略的内化和实践直接相关，而先后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更是以隆重的革命政治仪式“现场感”促使他对互助组的精心领导和营造。正如赖若愚所指出的，“计算作风”已成为劳动英雄领导互助生产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了解互助组的困难，组员的思想情绪和按家计划等。1946年春，李顺达带领互助组“克服自满情绪订出发家计划”即对此有充分的经验性体现：
李顺达从农林局受训回来，想的今年一定要把西沟弄好，结果王师则、桑云河、路文全等人都不在家，去了林县，秦永成也去老丈人家走亲戚了，而互助组还有一千多担粪没有送到地里。顺达就想这是什么原因呢？于是找小组长问个究竟，宋金山说：“不怕，不参战，不打蝗，劳力都在家里，还怕误了种地？”又问桑三则，三则说：“今年春，地里长有墒土，误不了。”于是，顺达暗想这种思想障碍不克服，一定开展不好生产，就召开互助会议，结果大多人又说出“和平了、想休息”的思想。顺达说：“今年政府号召咱们要耕三余一，咱们可得好好干哩！”王周则等组员就说，“耕三余一不成问题”，并“粗略计算了一下，耕一余一的二户，耕二余一的六户，其他都达到了耕三余一”。顺达觉得“不算账不行，就把自己想的也算了一下，并强调今年不光是耕三余一，还要生产建设，不是简单的事情”。“就拿我来说，虽然家里也好过了，可是我还有许多不方便，有吃有穿，可是一个人还平均不住一条被子一套衣服，房子来个人就住不开，没大碾子，没水井”。经顺达这样一计算后，大伙都又说：“要这样算的话，那咱还差得远哩！”桑四则、宋金山都说，“一家人挤在一个小家，住不开”；桑云河说，“三口人合不住一条褥子”；宋买锁说，“还房子了，就连个狗窝亦没有”。于是，大家的自满情绪转了过来，但是都感到了建家的困难。达才说：“我卖光了，也买不起顺达的两头大黑驴。”由于搞副业，劳力缺乏，顺达就说：“压党参是个好门路，一家一亩，一亩一万，十家就十万，喂猪纺织都很发财。”大家想通了，都争着说要压党参，准备建家，买牲口，当即分了三班，其中两班到县东买党参秧，由秦永成、牛永清负责，顺达在家领导送粪。结果，“花了万把块钱，把党参秧买回来以后，恰又下了雨，每户压个七分八分地，顺达就压了五亩六分，全沟压了九亩多。按一亩刨六十斤计划，一斤卖四百元，共卖二十一万六千元”。马海兴说：“我真服气顺达的话，给借钱买党参秧，压了三分地，真顶事，赚足了。”所以顺达认为生产不起劲，是因目标不明确。回家后，他便召开家庭会议，把五年建家计划订了出来，又和拔工队讨论了两遍，都说“可得好好生产，咱比顺达还差的远哩”！这样，各人都有了目标，有了底，都计算自己的建家计划。王师则说，“顺达走到哪里，我也走到哪里”；杨来法说，“顺达发展，我也敢发展，亦订出了五年建家计划，要盖一座房子，修一亩地，增三头牲口”。另在冬季计划中，要建十八间房子，修打两个茅房，修三亩平地，垒二十二批岸，足见西沟新的生产情绪有多高涨。[42]
在李顺达带领互助组制订发家计划一事中，算账的实践机制在组员们的生产生活诉求与贯彻中表现的淋淋尽致，呈现出组织起来的在地化实践是落实在每一个组员“过好时光”的具体目标中。而在实现这样的目标过程中，李顺达作为互助组领导者，对于打消组员的“自满情绪”，进一步“好好生产”“计算自己的建家计划”，首先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这种关键性作用并不仅是对中共“耕三余一”生产政策的单纯宣传，而是充分地将其与组员家庭的吃、穿、住、用等日常生活所需关联起来，如此这般，才可能将试图安于现状、“和平了，想休息”的村民不断的组织起来进行互助生产。所以，以“计算”的算账方式将组员与李顺达之间的生产生活差距进行具体量化的比对、呈现，进而对调动互助组整体落实发家计划的积极性无疑起到了激励作用。另外，与李顺达的发家计划类似的是，互助组在发家实践中也注重以“压党参”“喂猪”“纺织”的“搞副业”方式为组员建家提供物力财力的基本保障，这也是中共深入推进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中尤为强调的一点，即农副业相结合是巩固和深化互助组，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措施。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即指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以改善当前不能满意的生活状况。因此，必须解决农民群众从事生产的顾虑，巩固新的财产关系，帮助农民兴家立业，发财致富；只清算封建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受到奖励，以消除农民的怕斗争，怕割韭菜，怕负担重而不顾生产的顾虑，以及不事生产靠斗争吃饭的二流子思想等，以便农民专心致志发展生产。”[43]从中看出，边区政府对根据地民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兴家立业，发财致富”的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以提倡和推广，这显然也是此时期建基于农民个体生产方式之上的组织起来在地化实践的集中体现。并且，这一做法实际上也是中共在根据地社会推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经验展现，但到建国后组织起来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又反映出如何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时代性问题。
另外，在李顺达互助组生产过程中的耕作技术方面，算账与说理的实践机制也有突出表现。在积肥上，互助组强调“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的道理。“45年组织群众割了三千多斤蒿，并增加了羊群，46年西沟22户已有250只羊。全沟谷子杂田每亩平均80担粪，平地玉茭100担，金皇后每亩120担，全沟每亩平地98担，坡地50担。过去一亩地上二三十担，和现在比起来真是相差太远了。”而且，“47年原计划上粪17255担，每亩110担，现已积羊粪3000担，圈肥有3850担，青肥665担，猪粪350但，割蒿7500担，共计15365担，还差1890担。今冬明春当超过计划之半倍”。[44]从积肥的种类、数量来看，互助组显然比个体单干更具有优越的生产效能，正可谓“组织起来顶机器”。在犁锄地上，“166亩平地中，犁三遍的有89亩，犁两遍的77亩，锄二遍的23亩，锄三遍的143亩。谷子玉茭都锄了三遍，坡地拔苗二遍，今秋为了减少害虫，谷地犁一遍，玉茭地犁二遍。”如果说积肥、犁地、锄地均能顺利开展，组员们没有表现出观望、质疑的话，那在温汤浸种上，则颇费周折。“群众起初怕烫坏种子，顺达就拿自己去年试验发芽和浸种以后，苗肥，没有露心、乌黑等实际事实，讲给大家听，并很好地告诉大家办法。在推广金皇后方面，顺达也费了很大心思。先谈他去年种一亩比本地玉茭多打了粮食，可是大家还是不相信。秦水成就说，收倒是收了，光怕分量低。顺达就把自己种的金皇后拔了一棵，二穗一升，又过了一下秤，和本地玉茭轻重一样。大家相信了。当时，顺达就把种籽给组员分了，并把种的技术说了一遍，按规定种上，打粮少了，他管保赔。这样，大家更加相信了。顺达先自己种了十亩，全沟种了三十五亩五分。”[45]农事耕作，尤其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对于农民而言，之所以会显得谨小慎微，是因为农作能否获得收成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满足感，倘若一年劳作下来，甚少收成，即可能身处忍饥挨饿的境地。所以，温汤浸种和推广金皇后玉茭种籽，在西沟地域作为新型的耕作技术难免会遭遇村民们的不理解、担心收成不好，从而表现的难以接受。而李顺达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对新技术新品种的亲身试验、实践，尤其是承诺“打粮少了，他管包赔”，以消除组员的后顾之忧。所以，“技术下乡”不光是单向的引进问题，更是一个与农民生产生活实践期望密切关联的综合性过程。
在互助组进行锄苗过程中，李顺达就重点突出“锄头遍，定收成”的技术提高问题。首先，他以“去年马海兴苗稠吃了亏的例子来教育大家”，并提出了“响亮的技术标准”，“一步三安，一安三棵到四棵，要干净利索”，进而“各组选出评判员，谁锄好，要奖分”。就这样，“组织群众互相检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结果“王师则和宋金山的一亩八百棵，长的最好；南沟张九则的谷子锄的最好，一步三安，横看横行，竖看竖行；最不好的是魏李兴”。最后就把“锄的好的作为标准，让大家学习，组员纷纷说，到下年更得锄的好些”。由于李顺达互助组注重深耕细作、提高技术，地里庄稼有了较大的改观，“即便是七八等地长的庄稼也比河湾地的好，路过西沟或到西沟检查的都是一致赞扬庄稼长的好”。如：“李顺达的一块七分大的地，过去只打七八斗粮食，今年就打老斗2.5石，王师则有一块六分地，过去打二三斗粮食，今年打了1.2石。”另统计显示，“西沟13户61.55亩，战前收粮71.55石，今年收粮157.33石，超过战前的一倍多”。[46]由此可见，互助组通过“计算”作法来推广和改进生产技术，事实上是以非常具体的生产状态规定凸显了“组织起来”在西沟在地化实践中的运作机制问题。这不仅是对村民旧生产方式和习惯的进一步改造与提高，而且在此变革过程中对人们的观念行为形成日常性的形塑与重构作用。这一点，在李顺达利用“算账”办法处理组员家庭矛盾上就有很好体现。
组员宋金山两口子常闹别扭，李顺达通过了解，得知他老婆在平时“喜欢穿”，“宁叫肚里装糠，也不叫身上肮脏”，结果“宋金山嫌她没本事，不给秤花；而老婆也嫌他不买布，主要是没有花织布”。在掌握了这两口子生气的原因后，李顺达就找宋金山老婆进行动员，并解释说：“妇女要提高地位，应该纺织，你两口子之所以闹别扭、生气，就是因为家里没有纺织，如有纺织，全家穿得光光滑滑的，金山要买盐，他还得向你要钱，也不至于生气了。”尽管金山老婆把李顺达讲的这一番道理想通了，却又“提出一大堆困难——做饭、上地、套碾、推磨、杂事”等，所以“没时间纺织”。对此，李顺达仍采用“算账”的方式，具体“把金山老婆一年的生活时间计算了一下，一天纺半天，五个月能纺30斤，除了全家两身衣服，还能用十丈布换五石米，能雇一个把做（长工）”。经过“这么一算”，金山老婆高兴的说，“算的好，看来我也能行，不只是要纺织起来，我还要保证织成布”，但提出了“没有人给买花”问题。顺达又找金山“打通其思想”，“批评他和老婆生气不对，不是老婆干不了，是埋怨他不买花”，而金山说“愿意买花，但手里没有钱”。顺达觉得金山手里没有钱来买花可能是他们两口子不和的关键所在，于是就“帮助金山搞了三次运输，秤了35斤花”，结果从“二月到秋后，金山老婆纺了30斤花，织布24斤，除了换季衣服，还剩余六丈布，全家高兴了”。[47]李顺达对宋金山两口子因纺花织布困难而产生矛盾、不和问题的解决，不只是对家庭困难问题本身的化解，更重要的是，他以算账说理来“打通”彼此的“思想”，在扭转不和谐的家庭局面的同时，也是对西沟村民身心状况的一次次教化与调整，从而在物质生产、家庭伦理、人际关系之间不断构建了日常性的经验积累，由此也为西沟地域社会“组织起来”的实践展开打开了诸多的可能性。所以，在看似简单琐碎的日常生产与家庭事务中，“算账”的计算作法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整合效果，或者说从“算账”到“说理”再到“实践”成为李顺达互助组运作机制的主要体现。
可以说，经过减租翻身、大生产运动后，西沟在组织起来的生产实践中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又是中共在根据地山区社会全力提倡“互助生产”“发家致富”政策规制的在地化凸显。在李顺达互助组而言，即是要“过好时光”、“弄好光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当其冲的则在于李顺达和他的组员们要立足西沟的地域生态环境、生产条件、生活诉求、村庄结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将中共“组织起来”的治理策略充分的在地化，互助组各项生产实践的持续进行及其算账与说理机制的具体经验性呈现，无疑就成为诠释其诸多历史实践的重要场域。
档案资料显示，在李顺达互助组成立后的三年时间里，通过“堵山沟”、“闸谷坊”等办法，共“造平地325.8亩”，再加上“倒塌的地岸重新垒了起来”“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进步”等方面因素，西沟村民也“富裕起来了”。如在农副业收入上，“45年收粮食（不含菜）407石，46年粮食收了508石，超过101石，总计农业收入达557石。种党参收入折合粮食180石，纺织净赚64石，山货5.8石，运输20石，副业收入269.8石。农副业共收入计826.8石。每人平均7.5石”。在开支方面，“46年生活开支474.6石，每人平均4.35石；生产开支68.91石，每人平均0.63石；负担（公粮公款军鞋）20石，每人平均0.13石，一共开支563.5石， 每人平均5.17石，共剩余263.3石。”[48]很显然，李顺达和他的西沟村民在互助组这一“组织起来”的生产形态中使自身贫穷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
“除三户地主外，耕一余一的三户，耕二余一的六户，耕三余一的十户。过去到他们家里，自己吃的还没有，现在不论谁，在吃饭时间到他家里，给你端到跟前一大堆，不等吃了这碗，就又端过来一碗。过去糠菜得不住，现在捞饭还嫌不改善，人们都说西沟变了。王师则家过去一家在寒冬腊月，衣服都换不下季，下了雪，还只穿一条破布衫，今年收秋中便穿上了三表新的黑袄。西沟群众说：‘没有共产党，翻不了身，没有顺达，也翻不了身。’王周则说：‘不是共产党和顺达，我早饿死了。’西沟富裕，都要求进步，成立了一个冬学，白天教儿童，黑夜教大人。马海兴女人和她婆婆吵了嘴，自己后怕了，怕登上小报。顺达娘和顺达妹妹菊先在区开群众会，娘母俩个纺织英雄，进行生产竞赛，真是奇闻。”
“西沟富裕了，人情也改变了。”[49]
从上述互助组生活变化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过好时光”的生产发家目标对西沟村民来说，在吃、穿、住等方面已经由原来的贫困状态发展至富裕的程度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李顺达起着核心的组织领导作用，互助组的成立、发展、壮大实与他这样的村庄领导者能够积极贯彻“组织起来”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停留在对这一抽象治理策略的口头宣传上，而是坚持不懈地将其转化为互助组每一户农家生产生活的改造与建设上。也正是后一层面的历史展开，呈现出组织起来的在地化实践本身的多重复杂性、层级性，而本文着力讨论的算账与说理的运作机制，即是革命年代李顺达互助组何以能够组织起来的实践逻辑所在。正如西沟村民所言，“没有共产党，翻不了身”，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村民对于互助组能够“过上好时光”的外部条件的自我表达；同样重要的是，“没有顺达，也翻不了身”，则是从村庄内在历史经验的角度对互助生产实践带来的生活变化所产生的主体认同感。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西沟富裕了，人情也改变了”看作是对互助组发家致富的富有时代意涵的经验性总结和呈现，其中所含纳的村庄人事与制度等历史元素的种种关联与生成，即凸显了中共革命与西沟地域社会改造、重构之相互关系的多维实践图景。
不过，除了前文讨论的组织起来何以可能的历史层面外，在致力于“过好时光”的发家实践中也，互助组也出现了“生产消沉、劲头不大”的问题。如，“48年顺达互助小组由六户减为四户，到49年全组四户中实际只有李顺达和马海兴两户互助，并主要以畜力各犋为主，忙时换个工，闲时各干各。路何山住在山背后往返就得二三里，土地也都在自己家门口，所以他实际是在组内顶个空名额，也不参加互助了”。而原因则在于“46年后组员经济上起了变化，随之思想上也起了变化，旧有的互助组内容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于是陷入消沉”。此外，“顺达也忙于建设自己家务，在领导群众上缺乏深入细致的艰苦作风，特别是去年县里提出他村今后应发展林牧业，颇受群众拥护，结果有成绩而不大。由此群众对顺达的反映是：‘人家顺达实在说，在过去是对咱帮助来！’这就意味着顺达现在对群众的帮助可不大了。顺达则感到过去对大家出了很大力，现在又反映我不付出，老百姓真是没足，给他们办上多少好事也不行，整个组内关系不很融洽，有了隔阂”。[50]其实，互助组成立后在救济渡荒、克服困难、兴家立业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李顺达带头“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也因此得到西沟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基本生活状况得到满足和改善后，如何在“过好时光”发家致富的诉求下继续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确实成为村庄领导者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性问题。所以，农业互助上出现“消沉”局面，县级领导提议西沟“今后应发展林牧业”，以及李顺达一时难以应对这些发展“瓶颈”所导致的“组内关系不很融洽、有了隔阂”等问题，凸显了算账与说理在组织起来的在地化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限度与困境。
总而言之，从李顺达互助组的发家实践来看，在努力于“组织起来”“过好时光”的历史进程中，以“算账”和“说理”为主要特征的运作制度便于将西沟村民的生产生活具象化、经验化，进而在掌控生产劳动的进度、优劣、多少等方面进入一种互助生产的集体状态，最终又通过“计算”作法以或奖励或批评的标准来实现更有效的生产动员和安排。另外，此一阶段中共组织起来的整体指向是突出强调农民自身的“生产发家、劳动致富”，并认为这也是土改后“翻了身”的农民在农村尽快“恢复与发展”生产生活的主要出路。但是在此在地化进程中，以农民个体为主的发家致富与组织起来这一基于个体之上的“集体利益”关系问题尚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强调，也由此成为1950年代新中国进一步推行组织起来时所不得不再次面对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西沟区在1953年9月27日举行选举大会,李顺达、申纪兰被选为西沟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图为被选为代表的（自左起）申纪兰、李顺达、韩春兰和张秋全在观看当选证书的情形。
四、从发家到爱国：李顺达互助组的爱国丰产竞赛
前文指出，李顺达互助组的历史实践展开中存在的个体发家与集体诉求之间的关系张力并没有因互助组的发家实践会带来“过好时光”而得到有效关注和解决，反而成为互助组发展进程中一个或隐或现的棘手问题。在一份关于学习西沟组织起来的经验调查材料中写到：
“劳动英雄李顺达近二年来与群众的关系也不够密切，大部分人都说做下工作成绩全是李顺达的，认为搞生产领导群众工作是给李顺达做啦！这不只是群众中就是党员中也有这个情绪，如党员李达才上肥九十担，告人说四十担，别人不相信，他说成绩大了，还不是李顺达的。其他人也是以多说少，以有说无，使英雄人物与群众脱节。”
甚至在平顺县委到西沟召开现场会议时，
“群众也认为是给李顺达开会，看见政府拿的旗奖励，群众说，李顺达家三间房子放不下，还得另修房子啦！经过这次会议，政府对凡参加互助劳动发家有余粮户均给以奖励。马海兴说：‘谁有成绩奖励谁，这还比较公道些。’这当然应该由顺达同志很好作检查，但从领导上看，过去确实是孤立的表扬李顺达，没有与群众联系起来。今后如何培养英雄集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51]
这凸显了李顺达互助组在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中并非始终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中，也存在影响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不和谐因素。这里所记述的西沟群众与英雄李顺达之关系的松动、异样，根本上还是在组员的个体利益与互助组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李顺达作为互助组和西沟村的领导者与代理者，在互助组生产实践中具有天然的政治经济优势，但此种优势又是需要英雄能够积极主动转化为与普通群众共享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也即前文中反复提到的要具备“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疾苦”、“英雄富、全村富”的党性品质和优良作风。不过，如何真正有效的处理好互助组内个体与集体的结构性难题，对于李顺达及当时的中共领导者来说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新中国农业集体化实践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实际上也是此难题的种种再现而已。
如果说前文中讨论李顺达互助组更多的是西沟地域境内或太行革命根据地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话，那么，1950年李顺达互助组在全国范围内倡议开展爱国丰产竞赛，则把这一成长于西沟的互助组推向了整个新中国。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来讨论爱国丰产竞赛这一问题？它的具体历史展演过程有哪些，各地域之间发起的“挑战书”的计划与效果会怎样，以及如何在有效的互动中展现自我与他者。进而需深入考察的是，以李顺达互助组的爱国丰产竞赛为契机，在1950年代的新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历史状况、历史感觉，这些状况和感觉又呈现了当时人们怎样的身心境遇和时代意涵，诸如新英雄主义、新爱国主义，等等。接下来，文章主要把爱国丰产竞赛看作是一种历史语境、实践场域，由内往外，层层打开，从中去揭示李顺达互助组倡议、运作、调动、回应爱国丰产竞赛展演的历史关系和实践逻辑。还有李顺达究竟依靠什么样的办法、资本、路径得以牵动全国民众投入到爱国丰产竞赛中去。据史料记载，最直接动因是1951年中共号召加强时事宣传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可这些自上而下的宏观国家话语要能被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顺利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实践，必须有诸多细节和环节起着催化、促进作用。如，李顺达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理解，不仅反映在他发起的“挑战书”、“捐献飞机、大炮”等生产行动上，也体现在他在西沟村努力要做到“发家致富”“丰产增收”“订立爱国公约”等。对这些实践活动的认知与把握，除了直接性原因外，李顺达在战争年代里成长、历练、洗礼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和观念感觉，也会内化为他自身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象征资本等，从而为他在建国后进行更广泛的带头示范作用提供可能。因此，对爱国丰产竞赛这一个案的细读、讨论，有助于将建国前后李顺达互助组的革命经验与后革命实践放置在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组织起来”这一治理策略在地化实践的另一番图景。
至新中国成立，李顺达互助组已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的一面“红旗”，其典型特征“互助合作、生产自救”，“劳动起家”，“发家致富”，及1948年被太行区党委誉为“翻身农民的道路”[52]等，为1949年后农村社会主义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学习经验和样板，尤其是其组织起来中的“算账”与“说理”实践机制也有了新的在地化表现方式与形态。建国初李顺达互助组由太行山区走向全国，家喻户晓，主要在于他首先倡议发起了一场范围甚广并引发巨大轰动效应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运动正式拉开帷幕。10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强调“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以确立胜利信心”。[53]11月初，李顺达互助组召开全体组员会议，就“目前形势”作出强调：“除完成普耕一遍外，要搞好冬季生产，为明年生产作好准备，争取更多增产来支援志愿部队打击美帝。”并订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生产竞赛计划及“向全山西的农民提出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挑战”。其中写道：“最近美帝严重威胁着咱们美好幸福的生活及祖国的安全，我们要在生产战线上用战斗的行动去粉碎它的挑衅行动。全组今秋平均产粮超过战前百分之七十五，秋地已耕下四分之三，公粮已准备好了。为了保证充实国防和经济力量，保卫自己的祖国，发挥高度的生产热情，我们全组愿向大家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生产竞赛挑战，不断提高生产热情，实行生产互助，提高技术，精耕细作，植树造林，防止水旱虫等各种灾害，明年争取每亩增产一斗。”为保证生产竞赛挑战计划的实现，李顺达又提出“要保证秋地普耕一遍，做到除草、除虫、翻透土壤”、“要砌垫改良土壤二亩五分”、“明年要达到每亩平均施肥一百零五担”、“今冬要置买四张手把锄、三张改良犁，并采用单把犁新式耘锄及喷雾器等新式农具”等生产技术要求。并且“要加强时事、文化学习，树立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观念；要高度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要精打细算，紧缩开支，以扩大再生产” 。[54]可见，建国后李顺达互助组的生产实践在形式上也体现了“算账”的计算作法，而且这种量化的经验性呈现对于调动组员的生产积极性、以及与其他互助组展开挑战竞赛就显得十分必要。但是，此时期的互助组实践具有了一个新特征就是突出强调农业丰产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时代意涵相结合。一方面这是李顺达互助组积极响应时事宣传并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决心和表现，另一方面也直接受到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固有历史经验的影响和形塑。
1951年2月，农业部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指出：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须想尽一切方法争取今明两年的丰收，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给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打下良好的根基；在目前抗美援朝的胜利形势下，开展一个全国性的爱国生产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在老区，由于生产发展，要开展一个爱国丰产运动。）这一运动，应为去年一年来行之有效并为群众所欢迎的劳动互助、订户计划（村计划、组计划）、改进技术、评比竞赛、劳动模范运动等所构成，通过这一运动不仅可以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增强农民之间的团结互助，而且可以发挥个人生产的积极性（多收不多负担），带动起生产中的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把将近四万万农民的生产运动轰动起来。”[55]
3月初，李顺达互助组首先响应这一号召，向全国各地互助组提出了丰产挑战计划：
“要求每亩产粮三百七十八斤，比去年增产二十一斤，超过战前每亩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八点四。在耕作上要做到耕三、耢三、耙三、锄三，在全组半数的耕地上使用单把犁、解放式耘锄、喷雾器等新式农具。并完成十五亩耕地的土壤改良工作；每亩地施肥一百二十六担；保证全组百分之五十的秋田施追肥；百分之九十的秋田播种经过评比后选出优良品种；全部耕地做到药剂浸种拌种。同时在组内设立‘小农场’，作培育良种的试验。此外，发展副业生产：种党参十亩，造林四十亩，增加羊二十三只，猪两口，耕畜两头。”[56]
显而易见，农业部强调爱国丰产竞赛中“订计划”的重要性，从实践的制度安排上为李顺达互助组将自身的生产经验有效的得以调动和运用，从而为挑战计划的展开提供了详细的生产数据比对和支撑。在得知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各地互助组倡议开展爱国生产竞赛时，农业部随即作出回应，号召各地领导机关对于李顺达的生产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大力动员和组织当地农业劳动模范和互助组奋起应战，以便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顺利完成1951年全国农业增产的重大任务。并强调在组织互助组应战和生产竞赛中需注意：“应当发挥劳动模范和生产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向李顺达互助组提出应战条件，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应组织农民深入讨论李顺达互助组提出的生产挑战条件，根据具体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应战计划和办法，保证全部实现；应深入地了解应战互助组或农民每个时期的生产情况，经常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生产困难和总结生产经验，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竞赛情绪。”[57]至此，可看出新中国初期所面临的内外局势使得李顺达互助组首倡爱国丰产竞赛具备了客观性的机制环境，进而在其开展生产计划、竞赛挑战的历史实践中也因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譬如，“多打粮食”“生产长一寸”已不只是一个解决吃喝温饱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农民表达爱国主义情感和国家认同的政治问题。如此看来，只是认识到爱国丰产竞赛是何以搞起来的似乎还不够，更有必要去探究这一挑战竞赛展开的实践机制和历史关系。
可以说，李顺达互助组首先响应农业部开展爱国丰产竞赛的号召，提出生产挑战计划，但是如何落实挑战计划并实现农业增产，则仍需要足够的工作环节去助力和坐实，如领导管理、劳力关系、生产条件、自然因素，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生产能否顺利达到丰产及在竞赛种取得优胜地位。在互助组向全国发起挑战后，长治地委和平顺县委认为“从全国水平的标准来要求，李顺达互助组仍需要从领导上大力加以帮助”。而且，由于西沟土地、居处都很分散，使统一安排生产增加了一些困难，有的组员也表现了落后。“组员路何山怕自己的四个孩子参军，把孩子分散到林县等地种庄稼，在组内不愿意积极互助，又不愿意出组。个别组员间因一些私人问题发生不团结现象”。另外，在组内，“全组组员的思想状况与李顺达的先进思想和政治生活上的积极性以及对新式农具的喜爱等，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如何加强全组的政治思想教育，继续发动全组生产竞赛的积极性，成为保证实现向全国挑战条件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58]所以，李顺达能否顺利解决互助组内存在的“若干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以统一安排生产，就直接关系到其全国挑战计划的实现程度，也由此凸显了“算账”与“说理”的实践机制在新的历史境况中是否还能有效的推进组织起来继续向前发展的问题。
事实上，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挑战的条件”实现的并不顺利。就其挑战计划事项，有调查资料记载：
“关于耕、耙、耮、锄各三遍的要求，有百分之四十的秋地，去年秋季未耕二遍，因而实际情况是百分之六十做到三耕，百分之四十做到二耕，其他耙耮三遍均完成，原因是地冻前再耕一次无效。改良土壤实际是土地特别加工，里切外垫，修边垒堰。但今年因冬雪过大，在下种前各项工作挤在一起，所以改良土壤比较粗糙，需在农事活动空隙加以补救。今年在小块土地上使用了五寸步犁耕地，很成功，开始大家有疑虑，可是经过李顺达带头，大家感到五寸步犁很轻快，犁得又平又深，只要是长方形的小块土地上都能使用。全村五个互助组只有三张洋犁，不够使用，今年秋后村里就会大量购买。对使用化学杀菌药剂，如王铜，全组谷种全部使用，大家信心很高。春耕下种结束后，要保证今年确实丰产，还需要在锄苗保苗和病虫害作斗争及组织好秋收这两个环节上继续抓紧。”[59]
可见，因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李顺达互助组挑战计划在其实际生产中显得参差不齐，这一状况也说明爱国丰产竞赛展开中可能会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与复杂性。当然，除了一些生产不足外，李顺达带头对新式农具药械的推广和使用则成功打消了组员对新技术的顾虑和观望心态，这对于互助组在建国后中共突出强调“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的规制中进一步巩固、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就李顺达而言，如何确保互助组的生产实践能够不断得到提高、巩固，进而在爱国丰产竞赛中真正发挥出其劳动模范的带头效应。为此，他在互助组中又加强了领导与整合：“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教育以提高组员思想觉悟和生产竞赛的劲头；统一安排全组生产，克服某些组员不愿积极互助，加强了全组的集体性；解决了组员不团结现象，互助组得以巩固；有了定期的会议，安排劳动，互相检讨，进行季节性的评比、检查和总结。”这些管理举措很显然与前文讨论互助组发家实践中“算账”“说理”的办法如出一辙，也即是说其计划性组织性的革命实践逻辑作为一种生产资本会随时被调动和利用。结果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管理办法，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并强调“李顺达互助组这几点经验，应该推广起来，对全国和全省的老区互助组进一步获得提高和巩固，均有意义”。[60]
尽管李顺达互助组内出现了一些可能会影响其引领丰产竞赛挑战的不足和问题，但这一倡议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尤其是得到农业部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号召全国各地应积极响应，由此掀起了一场在新中国初期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于是各地农业部门便纷纷号召当地劳动模范进行应战。“全国已有山西、河北、察哈尔、平原、内蒙自治区、松江、黑龙江、吉林、辽东、热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福建、山东、苏北、皖南、皖北、贵州、川南、川北、川西等二十九个省、区的劳动模范和互助组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应战者包括一千九百三十八个互助组，和一千六百一十八位劳动模范。其中大部分省、区的应战劳动模范在应战同时，又向本省、本区的农民挑战，形成了热烈的‘连环竞赛’。同时各地互助组与互助组和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丰产竞赛更为热烈”。[61]从李顺达互助组3月6日提出挑战计划，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充分体现出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背景下广大农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的状态。而此状态激发的背后则是中共“组织起来”动员能力的强大和发挥，这对于1950年代的新中国来说就显得尤其关键和重要。不可否认的是，在各地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部分地区发生形式主义偏向：有些劳动模范的应战项目过多，计划订得过高；有些互助组的应战条件与当前生产结合不密切；个别地区对于生产竞赛缺乏具体领导等。为了及时纠正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中出现的偏向问题，进而将其引向深入，农业部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必须注意的是：
“要经常帮助应战劳动模范和互助组检查应战计划完成的情况，总结经验，进行评比，并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为下一季节的生产竞赛作好准备工作；除应战外，要着重组织一村、一区等较小范围内的互助组与互助组、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生产竞赛，及季节性的或为完成一定生产任务的竞赛。这样的竞赛，农民彼此了解，条件相近，时间较短，容易互相学习和进行评判；生产竞赛结束时，凡完成应战计划成绩显著或在农业生产上有重要发明创造者，均应奖励。”[62]
很显然，中共号召全国各地响应李顺达互助组爱国丰产竞赛挑战计划，以及对竞赛中出现问题的重视和解决，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这一治理策略在地化实践是一个多方互动又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历史过程。其中强调的“应战计划”“总结经验”“评比”“奖励”等运作机制仍是“算账”与“说理”的实践逻辑在起着支配性作用。通过对这一逻辑的揭示，也即是本文试图在历史脉动的种种可能性变化中丰富和增进对革命年代人物、事件、关系、观念等方面的透彻理解与把握。
另外，爱国公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如果说上述讨论的是竞赛挑战中生产内容的话，那么爱国公约的制订与实施则从微观细节处对这一实践过程的展开又作了经验性呈现。1951年2月，中共要求各地必须普遍开展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并根据具体情况订立“爱国公约”，内容包括：
“一是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二是努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反抗美国侵略；三反对美帝国主义，拥护解放台湾；四是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五是消灭反革命谣言；六是工人农民努力生产，职员努力服务，学生努力学习，商人努力城乡交流，服从政府经济政策，反对投机；七是爱护国家财产，保守国家机密。”[63]
针对这一运动的纲领性要求，关键在于各地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去贯彻、落实，并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怎样的运动状况。5月13日，平顺县政府在“学习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如何与日常工作密切结合起来”的主题集会上订出了七项爱国公约：
①坚决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②随时随地的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的思想教育，并做到美帝不死运动不止；③克服政治思想麻痹、严守国家机密，正确宣传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④领导全县人民搞好生产建设，贯彻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的方向，并执行生产奖励政策，发展多种经济作物，巩固工农联盟，为完成五一年农业丰产计划而奋斗；⑤加强五爱道德的学习，把五爱运动在实际中体现出来；⑥开展比成绩比进步比学习比作风的五比运动，掀起单位与单位、科与科、个人与个人的挑战竞赛。做到按时检查，表扬好的批评坏的；⑦加强政策理论和业务学习，提高政策思想水平与工作效率，使经济建设任务与政治斗争任务密切结合起来。[64]
这一县级爱国公约在遵照宏观性国家话语的同时，试图通过在地化的实践安排将中央指示精神贯彻到具体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也由此以这样的制度安排对当时人们的身心状况和观念感觉产生积极的影响。
1952年: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小型支票)
6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三大号召后，再一次将全国各地的抗美援朝运动推向了新高潮。李顺达带领互助组不仅修订爱国公约，而且还帮助村中家户订出“家庭爱国公约”，“爱国公约经过修订，对各项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使生产计划在许多项目中超过原订计划。西沟村不仅爱国公约订得好，做得好，在捐献运动中也是名列前茅”。[65]订立爱国公约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监督和激励的作用，而且是以一种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方式介入到李顺达互助组的生产生活当中。这一点在其“捐献”“优抚”“生产”等方面表现突出。如：
“6月7日晨，当他们听到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飞机大炮的消息时，立即召开全组会议进行传达，经过讨论，全组捐献出洋二十六万元，合粮五百五十斤，李顺达一家捐献洋七万元，合粮一百五十斤，送往当地抗美援朝分会。全体组员表示今后要更加提高农业技术，开展爱国丰产竞赛，增加农副业收入，继续开展捐献运动。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向全国农民兄弟提出捐献‘爱国丰产’和‘新中国农民号’飞机的建议书：‘全国农民兄弟们共同携起手来，热烈开展捐献爱国丰产和新中国农民号飞机的竞赛运动，拿这些飞机送给志愿军同志们，好以小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敌人，保卫咱们的美好光景和早日求得抗美战争的最后胜利。’”[66]
不过，这次李顺达互助组试图向全国农民发起捐献飞机的建议却没有造成更大的影响，而仅限定在本省层面作了宣传报道。李顺达发动全组讨论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时，“他们在会上又通过了向全省农民提出建议书，建议开展捐献‘爱国丰产’和‘新中国农民’号飞机的竞赛运动。李顺达互助组正在酝酿修正自己的爱国公约，要进一步提高耕作技术，实现爱国丰产竞赛计划，增加农副业收入，做到定期定额捐献，优待烈士军人家属”。[67]需注意的是，互助组在小报中“向全国农民”提出捐献竞赛在大报中则缩小至“向全省农民”的层面，这个范围变化本身就耐人寻味，也显示出组织起来在地化实践的变异性特点。新华社记者马明曾指出，在开展捐献竞赛运动中“此建议得到全省农民的响应。李顺达互助组共捐献了51.2万元，李顺达本人两次带头捐献了15万元。平顺县劳动模范杨峰山捐献了3万元，他领导的互助组捐献23.2万元。在他们的带头下，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开展”。[68]
此外，互助组就优抚代耕工作也进行了普遍检查、整顿和完善，进而组织召开代耕小组与烈军属座谈会及群众大会，订出了“爱国代耕公约”和代耕合同，并“评选出宋金山小组为模范代耕小组，张九则、宋买锁、方日生等人为模范代耕户”。这样，“西沟村在夏季作苗运动中，代耕工作大大提高，烈军属非常满意。军属桑云何说：‘代耕组给我种的地很好，到地做工时，比我还下工哩，我觉得很满意’。这一群众性的自觉检查代耕运动，使大家认识到优待好烈军属就是直接支援了前线”。[69]总体来看，抗美援朝三大号召在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爱国丰产竞赛挑战后，更进一步地将西沟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整合到了新中国的时局境况中，也正是基于如此不断在地化实践过程发挥着塑造农民的国家认同和理解作用，以及在此作用下他们自身世界里出现的种种可能与变化。而且这些作法很大程度上延续的是他们在根据地时期已有的实践经验——“算账”与“说理”。在春耕生产竞赛中，李顺达积极带头帮助那些在生产上有困难的家户，以保证西沟村生产的整体进步状态。
“当李顺达发现韩玉兰在上追肥时因缺肥，每亩七十担的任务只能完成二十担，他就让自己的羊群给她踩了七天粪，这样使她的地达到了上肥计划。沙地栈的单干户张新春夫妇病倒了，地还未耢耙，粪也没有送出去，他就想法解决，并做的又快又好。张新春夫妇非常感动，下决心在病好后参加互助组。这样，经过努力生产，李顺达互助组提前完成春耕下种，并受到长治专区的表扬。经过挑战应战，西沟村群众的生产热情一天天的高涨”。[70]
到5月初，西沟村完成春耕播种后，李顺达又召开互助组会议，根据向全国互助组的挑战计划要求检查全组及各户对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评比工作。这一工作主要从完成计划的成绩大小、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和爱国主义劳动态度、团结互助、技术好坏、组织领导等几个方面进行。经过民主评议，最后评选出李顺达、吕桂兰、马玉兴、路文全四人为全组的爱国劳动模范。全村其他互助小组吸取李顺达小组的经验，也进行评比总结。各组评完后，又由各组组长和县区村干部共同组成评判委员会，根据各组检查结果，进行重点抽查、民主评判。随之召开全村大会，报告各组完成计划的情况、先进经验和爱国劳动事迹。最后，由评判委员会宣布总评结果，对完成或超过原计划的李顺达、宋金山、申安根三个爱国劳动模范互助组和李顺达、张黄楼等十三个爱国劳动模范进行当众表扬，对个别落后的互助组和农民也作了批评教育。
“西沟村经过这次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评比总结，加强了村民对爱国丰产竞赛的认识。该村参加竞赛的五个互助组都订出全组和各户的夏季保苗计划，并拟定了夏季竞赛条件。为加强抗美援朝的教育，该村读报组由两个增至五个，订购《山西农民报》五份，并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文化学习制度。在检查评比中，村民更认识到改进农作技术的重要。有些守旧的组员看到别人使用新式单把犁耕过的地，出土禾苗长得分外茁壮，因此也要求购买和使用新式农具”。[71]
可以说，李顺达互助组进行的这次春耕生产评比总结会议，为其在爱国丰产竞赛挑战任务的顺利完成起到了保障作用。而完成爱国丰产竞赛挑战的具体情况，《平顺小报》有记载：
“咱县李顺达互助组，共种玉茭、谷子七十一亩六分，实产粮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一斤，每亩平均产粮三百八十二斤，比原计划增产四斤，每亩超过战前生产水平的百分之一零九点九，其中有三亩二分，每亩平均产粮六百七十六斤，超过一般产粮水平百分之六十二。在副业生产上：春季植树三百七十四株，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一百四十。秋季造林五十亩，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五。增加牲口三头，比原计划多增一头。种党参十亩与增猪两只的计划也实现了。并增种核桃树三百七十棵。只有增羊二十三只的计划，因饲养不好没有完成。今年能完成增产计划，主要在于：第一，经常注意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树立爱国和发家的统一思想，不断提高组员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第二，不断克服组员的保守思想，改进耕作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互助组生产统一计划和安排，合理使用劳畜力；第四，互助组内民主生活增强，有了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72]
11月，平顺县召开全县劳模大会，李顺达在会上又向全省提出了冬季爱国增产节约的挑战，“全县劳模和互助组均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口号，积极应战李顺达互助组。截止12月底，据统计有一千二百三十一个互助组检查修订了爱国公约，订出了爱国增产节约计划”。[73]而这一切为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赢得了“全国丰产模范互助组”的荣誉称号。从互助组春耕生产总结评比大会到爱国丰产挑战竞赛的完成，既显示了“算账”与“说理”的运作机制在互助组组织起来的生产实践中的关键性作用，又有对“爱国”言行的特别强调和重视，而这一新的历史元素出现则与太行根据地时期的“发家致富”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1952年3月，农业部在颁发1951年农业爱国丰产模范的命令中指出：“1951年农业爱国丰产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丰产村、丰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互助组和丰产模范农民。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与生产积极性，热烈地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辛勤劳动，钻研技术，创造了农业生产的新纪录，他们的辉煌成就，成为广大农民提高产量的鲜明旗帜，指出了新中国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光明前途，应该受到国家光荣的奖励。”并在《1951年度农业丰产模范第一批受奖名单》中写到“李顺达互助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全组23户，耕地224亩，每亩平均产粮382斤，较战前增产109.9%。李顺达互助组被颁发给爱国丰产奖状1份，奖金500万元，李顺达被颁发爱国丰产奖章1枚”。[74]同时，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也撰文指出：
“丰产模范不仅是生产战线上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农民群众中的政治觉悟最高和思想最开放的人物。如果没有这个重要条件，他们的丰产纪录也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他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各种号召，是执行政府政策的积极带头者。认真地总结和推广丰产模范的先进经验，引导广大群众在丰产模范的旗帜下前进，这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在农业生产上的具体运用，这对于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着重大的意义。普遍推广这些经验，将为我国广大农民和我们的国家增加巨额财富。因此，各地应通过各种会议、广播、报纸、画刊、幻灯等一切可以采用的形式，广泛宣传丰产模范的事迹，做到家喻户晓。”[75]
就张林池对“丰产模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和历史意涵的强调而言，事实上也可以被看作是“算账”与“说理”实践机制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再次升华与表达。而且在突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对于“丰产”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进而“为国家增加巨额财富”具有重大意义时，也即试图把互助组原来注重农民个体层面上“发家致富”的“算账”与“说理”诉求，转化到了国家层面上的“爱国与丰产”之中，如果前者是一种以“家”为中心的“小理”的话，那后者显然就成了以“国”为中心的“大理”了。
至此，文章从李顺达互助组提出爱国丰产竞赛挑战计划、制订爱国公约及响应抗美援朝三大号召等层面讨论了新中国历史上这一极为重要的爱国丰产运动的在地化图景。但是在从“发家”到“爱国”的历史实践展开中，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李顺达互助组对爱国这一元素的特别突出和重视呢？1951年底，中共明确强调“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76]由前文可知，根据地时期互助组实践突出的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发家致富”“过好时光”的时代意涵，而1950年代初的生产实践尤为重视对爱国的强调，也即是说，在爱国看似很自然地被带入了李顺达互助组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系列历史节点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新中国成立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诞生，这对于1949年前后的历史状况、历史感觉而言，意义非凡；李顺达应邀参观工农业展览会，先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等等。很显然，建国后李顺达互助组的爱国元素表达和实践与这些历史节点直接相关，但是，这种种节点要在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内发挥效用和能量，却不只是外在性力量的使然。还应该看到在根据地时期李顺达互助组的历史实践带给他和组员们所在西沟地域社会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又存在于个体与集体共有的历史结构之中。这一结构性存在，一方面为建国后互助组的爱国诉求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其张力和矛盾也难免会产生一些紧张感。
1951年9月毛主席接见李顺达
五、结 语
综合以上讨论，“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年代中共为解决根据地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问题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治理策略，既为动员根据地民众投入到“革命与生产”的大历史进程中提供了组织化的制度安排，开展劳动互助、生产自救、发家致富，以及爱国丰产竞赛等，而且这种种在地化实践展开的同时也是对一特定地域社会和民众生活不断进行改造和重构的历史过程。
李顺达互助组的生成史则为我们重新审视和反观20世纪中共革命致力于“组织起来与乡土社会再造”这一根本性议题提供了典型个案，文章也由此对组织起来的革命策略的在地化实践和历史肌理作出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性诠释与思考。李顺达互助组的“发家计划”，不论是其个人家庭的“新富贵图”，还是组员们的“过好时光”，都内在于“发家”这一农民个体利益诉求，立足于此，“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的一般性政策号召才可能以在地化实践路径渐渐展开。很显然，对“家”这一元素的重视、调动和塑造，成为中共组织动员民众力量的核心所在。而以往的“政策——效果”模式说显然仍不足以揭示中共革命运作机制的层级性与具象化特质，以及革命要素本身是如何进入一地域社会，又以怎样的方式转化为农民生产生活中所不得不面对的组成部分。本文对“算账”与“说理”机制的揭示则成为重新讨论中共如何在根据地乡村社会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的实践逻辑体现。而且这一机制逻辑的运作方式与形态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与李顺达及其组员们所处时代、地域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处于不断变动与构造的状态中。
建国后，李顺达互助组在由发家到爱国的历史实践中，尤为突出“爱国”的重要性，这当然与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以及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开展紧密相关。但是，问题关键也许还不止于此，还需要深入讨论的是“爱国”这一历史节点何以会在此时此刻特别突出，甚至到了“发家致富必须与爱国相结合”、“单纯的发家口号是错误的”的地步。文中显示，“爱国”意义的凸显只有嵌入在李顺达和西沟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才会变成一种象征性力量，从而使得村庄国家化成为可能，而互助组对于“丰产”的计划和实践均以“爱国”为指向，即是此时代特征的经验性呈现。所以，从发家到爱国的历史转变不可能只是政治口号的传达与宣讲，更在于激活和利用根据地时期的革命遗产为新的历史实践展开注入能量和动力。不过，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结构与条件中，“家”与“国”两要素又是以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历史关系得以构型和展现，其间的张力与限界也就成为揭示组织起来在地化实践逻辑的重要内容。
初稿于2019年7月14日
修改于2019年10月1日
注
读释
* 非常感谢黄道炫老师在2019年4月“北京当代史读书”会议上，建议我专门以算账的角度讨论李顺达互助组这一个案，对分析中共组织起来的运作机制会更有突破性和创造性。此外，贺照田、何浩、符鹏、程凯、仝志辉等师友对本文写作也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致谢。当然，一切文责，笔者自负。
[1] 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31—939页。
** 组织起来，可以视为对中共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概念化表达。农业合作化，包括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个历史阶段，并呈现为一个“逐渐集体化”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概言之，即是一个“组织起来”何以可能的过程。参见常利兵：《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宏观机制及在地化实践》（《上海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 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于中共组织起来的政策演变过程，而是组织起来这一政策性规制在一地域社会中是如何转变为实际的生产生活的。对其在地化的历史展开讨论，显然不同于现有的“政策——效果”路径。
[3] 《劳动英雄李顺达和他的拔工社》，1944年9月15日，平顺县档案馆。
[4] 《平顺县第二区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同志小传》，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A1—12—14—1。
[5] 《劳动英雄李顺达和他的拔工社》，1944年9月15日。平顺县档案馆。
[6] 《李大章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7] 于一川：《从减租减息到生产运动》（1945年3月20日），《平顺资料汇集》上册，中共平顺县委员会、平顺县人民委员会编，1961年7月1日，第86—87页。
[8]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对春季生产工作的指示》（1944年2月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2月13日。
[9] 齐武编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171页。
[10] 《平顺劳动英雄李顺达的拔工社》，《工作通讯》第22期，1944年6月27日，平顺县档案馆。
[11]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2] 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1943年7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13] 孝慈：《关于饥荒问题的两个报告》（1943年8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页。
[14] 孝慈：《关于饥荒问题的两个报告》（1943年8月），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0页。
[15] 《开展秋耕运动，准备明年全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生产运动》（1943年10月13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6—782页。
[16] 《平顺劳动英雄杀敌英雄大会总结》，1944年11月10日，平顺县档案馆。
[17] 《平顺劳动英雄杀敌英雄大会总结》，1944年11月10日，平顺县档案馆。
[18] 《平顺劳动英雄杀敌英雄大会总结》，1944年11月10日，平顺县档案馆。
[19] 李雪峰：《在招待劳动英雄会上的讲话》（1944年12月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167页。
[20] 李雪峰：《在招待劳动英雄会上的讲话》（1944年12月4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21] 赖若愚：《太行区二届群英会全体英雄会议上的总结（节录），引自史敬棠、张凛、周清和、毕中杰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17—820页。
[22] 《平顺县第二区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同志小传》，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A1—12—14—1。
[23] 《太行劳动英雄李顺达，订出五年发家计划》，《人民日报》1946年6月19日第2版 。
[24] 常利兵：《“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25] 赖若愚：《太行两年来翻身杀敌生产经验》，《人民日报》1947年1月16日第2版 。
[26] 《太行劳英李顺达订发家计划，推动全村计划春耕》，《人民日报》1947年3月27日第2版。
[27] 《劳英李顺达坚信党的生产政策，五年发家计划，将提前完成》，引自《李顺达方向在平顺》，平顺县委办公室印，1948年11月，A191—1—28—3。
[28] 《地委对李顺达向提水两同志表扬通报》，中共太行三地委，1948年7月9日，引自《李顺达方向在平顺》，平顺县委办公室印，1948年11月，A191—1—28—3。
[29] 《继续澄清干部群众思想贯彻方针，大力认真开展李顺达生产发家运动》，引自《李顺达方向在平顺》，平顺县委办公室印，1948年11月，A191—1—28—3。
[30] 《李顺达是怎样提前完成计划的？》，引自《李顺达方向在平顺》，平顺县委办公室印，1948年11月，A191—1—28—3。
[31] 《李顺达是怎样提前完成计划的？》，引自《李顺达方向在平顺》，平顺县委办公室印，1948年11月，A191—1—28—3。
[32] 《平顺县第二区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同志小传》，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A1-12-14-1。
[33] 这一点在《英雄李顺达坚信党的生产政策，五年发家计划将提前完成》（《新华日报》1948年6月31日第1版）、《在李顺达和全体党员领导下，逐段计划讲求技术，西沟全村喜庆丰收》（《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5日第2版）、《李顺达总结发家经验，续订第二个五年计划》（《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2日第1版）、《民主之家——平顺劳动英雄李顺达家庭访问记》（《人民日报》1949年5月15日第1版）、《家庭和睦领导民主，李顺达完成春耕计划》（《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日第2版）等报载内容中有特别的强调和展现。篇幅所限，文中不再赘述。
[34] 《池底西沟李顺达互助组的情形》，1944年，平顺县档案馆。
[35] 《平顺劳动英雄李顺达的拔工社》，《工作通讯》第22期，1944年6月27日。
[36] 《池底西沟李顺达互助组的情形》，1944年，平顺县档案馆。
[37] 《李顺达领导下的西沟生产互助运动》，1946年，平顺县档案馆。
[38] 《李顺达领导下西沟全年生产互助运动情形》，1944年11月15日，平顺县档案馆。
[39] 《李顺达领导下的西沟生产互助运动》，1946年，平顺县档案馆。
[40] 《平顺县第二区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同志小传》，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A1—12—14—1。
[41] 小潭：《怎样巩固互助组》，引自史敬棠、张凛、周清和、毕中杰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7-518页。
[42] 《平顺县第二区西沟村劳动英雄李顺达同志小传》，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A1—12—14—1。
[43] 《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1947年4月10日），引自史敬棠、张凛、周清和、毕中杰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39页。
[44] 《李顺达互助组开展全面生产，深耕细作，提高技术》，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
[45] 《李顺达互助组开展全面生产，深耕细作，提高技术》，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
[46] 《李顺达互助组开展全面生产，深耕细作，提高技术》，平顺联合办公室，1946年。
[47] 《李顺达领导西沟互助，精确计算，打通思想，开展纺织》，平顺县档案馆，1946年。
[48] 《李顺达互助组生产调查》，平顺县委办公室，1946年12月。
[49] 《李顺达互助组生产调查》，平顺县委办公室，1946年12月。
[50] 《对劳英李顺达互助组的调查研究》（1949年），引自史敬棠、张凛、周清和、毕中杰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4-947页。
[51] 《学习西沟党支部领导群众组织起来发家致富的经验》，《通报》1950年5月23日第1期，平顺县委会印，平顺县档案馆。
[52] 山西省平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53]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440页。
[54] 《李顺达互助组向山西全省农民挑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增产，支援我赴朝志愿部队》，《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5日第1版。
[55]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总结》，《人民日报》1951年3月24日第1版。
[56] 《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各地互助组挑战，开展爱国主义的丰产竞赛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3月9日第1版。
[57] 《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挑战，农业部号召奋起应战形成爱国竞赛热潮》，《人民日报》1951年3月9日第1版。
[58] 《关于李顺达互助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的报告》，1951年5月25日，平顺县档案馆，C54—2003—30—8。
[59] 《关于李顺达互助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的报告》，1951年5月25日，平顺县档案馆，C54—2003—30—8。
[60] 《关于李顺达互助组生产情况和思想情况的报告》，1951年5月25日，平顺县档案馆，C54—2003—30—8
[61] 《各地农民响应李顺达互助组挑战，广泛开展爱国农业生产竞赛》，《人民日报》1951年4月21日第2版。
[62]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负责人谈开展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4月21日第2版。
[6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7页。
[64] 《平顺县人民政府订出七项爱国公约》，《平顺小报》1951年5月20日第1版。
[65] 《西沟金星人民公社发展史》，1959年1月。
[66] 《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口号，李顺达互助组献金二十六万元》，《平顺小报》1951年6月8日第1版。
[67] 《李顺达建议山西省农民捐献飞机两架》，《人民日报》1951年6月12日第1版。
[68] 马明主编：《太行劲松——全国著名劳模李顺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页。
[69] 《西沟金星人民公社发展史》，1959年1月。
[70] 《李顺达互助组挑战应战，西沟群众生产热情高涨》，《平顺小报》1951年4月26日第1版。
[71] 《李顺达带动西沟村群众 开展评比总结运动 推进爱国丰产竞赛》，《人民日报》1951年6月8日第2版。
[72] 《李顺达互助组完成今年爱国丰产的挑战计划》，《平顺小报》1951年10月12日。
[73] 《全县一千二百多个互助组卷入了冬季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平顺小报》1951年12月29日第1版。
[74]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命令·1951年度农业丰产模范第一批受奖名单》，《人民日报》1952年3月18日第2版。
[75] 张林池：《向模范看齐，开展丰产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3月18日第2版。
[76]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951年12月），《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保马” |
|
发表于 2020-9-12 09:3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