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庚自我检查（交心运动，1958年）

Gowest · 发表于 2020-9-7 16:56:22

1958年5-6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过一场交心运动，此次交心柴德赓共检查十次，此为最后阶段的检查稿。

自我检查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

一、政治立场

解放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与一系列政治运动，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有远大理想、能把中国人民领导好，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好，我听党的话，跟党走。但是，由于自己出身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到个人利害有关的问题上，就会首先考虑自己，有获得患失情绪，最明显的一次是五二年院系调整，当时师大和辅仁合并，两边的系主任和几个教师组成核心组，我是组长，直到合并以后，快要上课了，我们两个系主任的职务还未明确，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也时时批判自己，为什么还不从工作出发，而是个人地位去考虑，因为那时正是思想改造以后，自己对自己必有一些斗争。不久，领导上明确任务了，我的干劲更大了。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叫我当系主任，干劲可能不这样大，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到了五五年，教育部要调我到苏州来，我对领导上调动工作，确是没有意见，我们平常分配毕业生工作，要他们服从领导分配，到自己的身上，难道就不通了吗？但同时却也想到在北京社会活动太多了，念不了书，到苏州安静一些，可以做做学问，来补足六七年来的荒废。可以说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我身上生了根，从北京带到苏州的。

当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后，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拥护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我自以为是百分之四十中间的，而对周总理说的知识分子缺点，也说到“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到问题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阂的。”我对于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一点重视不够，而对进步的一面过高的估计，对使用安排信任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向科学道路进军感到兴奋，对保证六分之五时间从事业务自己感到困难。当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我想搞业务的思想又有了增长。以此，虽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主动性是不够的。
特别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为各民主党派所欢呼的时候，民进计划在苏州建立组织，我当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体会不深，为民进党的是也做些工作，义不容辞，同时也有个人想法，既然来到苏州，各方面任务的接触，对自己地位也有好处，这是长期在旧社会的喜欢和头面任务往来的旧思想的影响。到二代大会[1]以后，我对“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偏面了解为监督党，偏面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而把主要的接受党的领导这一点没有重视。实际工作中，在初建立组织时，需要依靠党，到组织建立以后，对党的请示汇报就不够重视，平时和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不主动去联系，只是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一起谈谈而已，有些问题，思想上就强调独立思考，自以为考虑得差不多了，这个时期接受党的领导已经三心二意。
到师院评定工资时期，我对自己工资没有什么意见，但评薪对我是有刺激的，自己感觉到，几年来在学术上没有多大贡献，一方面自己抓得不紧，一方面总是由于社会活动太多，分散了精力。对民主党派工作的劲头大不如前，事事处于被动状态，虽然一方面在搞工作，，一面到书房，什么都不想了。因此，考虑会的工作不深入细致。党和民进组织把这样重要的任务给我，而我忽冷忽热，处处从个人主义立场考虑问题，对方针政策不认真学习，而偏面理解，这足以说明我对党和人民的是也不够积极，还给民进的工作带来许多损失。

当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报告出来以后，我对人民内部矛盾估计过低，以为天下太平，谁不要进步，今天新中国哪一样不好，是个人，不能抹杀良心说话,真正反对党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是思想问题，用说服教育，团结批评的方针就可以了。这主要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各种运动，对阶级斗争还是不习惯的，对资产阶级生活是本能习惯的。以此，体会报告只是注意了一面。到党开始整风[2]，我去南京出席政协，那时我对鸣放还不甚注意，我在省政协的发言还是和平常一样。五月初到上海参加两省一市工作会议，一进沧州饭店，听说第二天预备会议变为鸣放会，果然第二天鸣放起来了。我的发言说到有些党员贯彻上级命令，只知道贯彻，不会独立思考，有说在运动中，听见群众意见不够重视。又说某些党员对民主党派名称还弄不清楚，要是考一考统战政策，可能还不如民主党派，这些意见很有片面性。
五月中旬，江苏师院开始整风，政协亦开会鸣放，我以为民主党派应该帮助党整风中有些表现。可是由于自己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体会有偏面，接受党的领导三心二意，加以资产阶级思想作祟，要在运动中表现自己，抬高和扩大民进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开座谈会也好，大会发言也好，我一味支持鸣放，没有强调善意的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当听到有人说党员的坏话，我信以为真，说的越尖锐，我以为是真正的心里话，甚至恶意攻击，我亦分不清香花毒草，总是多方予以鼓励，仿佛党不定有了多大的缺点，而我们却铁面御史一样，专门替申冤冤似的，这种做法，心目中已经从不像把党看做是我们民主党派的领导者，而像是平起平坐，对等地位的党派一样。
特别是我自己在大小会议上的发言，从态度论，在师院党委第一次座谈会和政协一次常委会上，我却是声声俱厉的提意见，提意见当然应该为什么要声声俱厉呢？这充分说明我对党不是热爱，而是单纯庸俗地表示监督。更卑鄙的是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我敢于向党提意见，也明明知道党有这个度量却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现一下自己，更重要的的还不仅是态度而已，我自己鸣放东西中，确有好多错误极严重的言论，例如：

我们建议：今后有些重大事情要协商，最好党先分别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然后做出初步打算，再召集大家来开会协商，这样容易使有不同意见的发表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做，一下子拿党的决定的意见结果一摆，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这条意见很荒谬，我从前也检查过，本是为政协副主席而发，当时我只归之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作祟。今天看来，问题更严重的在于政治影响极坏。我是参与协商工作的，党的协商工作我也承认是做得好的，究竟党是不是拿党所决定的意见往桌子上一摆，不让大家发表意见呢？还是我们这些人对党的不忠实，有些意见，吞吞吐吐，不肯明目的说呢？或是随时随地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导看党的眼色来行事呢？应该肯定说，党是愿意大价钱提意见的，当面有意见不提，背后有意见的正是我自己，说明自己和党不一条心。但是，我在大会上竟这样说了，让群众的一错误印象，以为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工作原来还是形式主义的，这种影响很大，极坏。
一个民主党派负责人应该对党的协商工作是了解的，应该在群众中积极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解释和纠正群众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而我却在政协上发表那样的谬论，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又如关于传达毛主席报告完了，我说：

这件事，一方面由于我们太无独立思考能力，一方面也说明市委抓的过紧过死。

所谓独立思考，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在政策范围内，在党派内部工作中研究研究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做好党的助手，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至于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市委的决定，那应该是没有还价的。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居然提出独立思考四字，一方面说明我平常对党的领导不够重视，另一方面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很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呢？从五六年下半年起，民进中央寄来的文件，常有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我们以先传达为得意，这种思想要不得。关于毛主席的报告，也知道要慎重些，请示市委，实在是希望负责，我们传达，市委在没有研究好传达办法前，叫我们暂缓传达，我就不耐烦了。这都是错误的从个人和自己的党派的局部利益来考虑问题，不是从社会主义利益来考虑问题。为了这样一件事情，而至于提出要独立思考的意见，脱离党的领导已到危险的地步，分庭抗礼思想也到了严重的地步。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我说：

党的领导对苏州文化教育重视不够，平常对文化教育事业可为苏州增这一点，当然也满意，但具体到经费的使用，就漠不关心了。提写改进的意见，也并不重视。这些，使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遭到许多困难，甚至伤心了。希望市委文教部的同志不要光只注意解决文化人的思想问题，先要改变自己的作风,深入了解，多设一个机关，不是多一个婆婆，而是下面得到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这段发言，问题也很严重，以前我还未认识，这次整风学习，谈到民进组织和文化界的情况，大字报揭出对口径的问题，文化界包下来的思想，再回头看这段发言，首先说党政领导不重视文化工作，不是事实，文教经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支持。第二点，说提改进意见不予重视，使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甚至伤心了，这是民进同志合有些群众的牢骚，我拿去大会发言，又加重了语气。第三点，要文教部多支持，二不要光只解决思想问题，这是要取消党对文化人的思想教育。今天苏州文化人的共同问题，在于纯业务观点强，政治思想不注意，而是平时迁就落后，不能认真进行思想工作，而现在反而叫党不要光只解决思想问题，要重视他们的业务，还说要向他们请教，这样更是助长了重业务轻政治的气焰，对领导威信有损，对社会主义很不利。从我这段发言中，可以看出民进在文化人工作中的政治方向很不正确，而我们对党的态度是过则归党，功则归己。我以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在大会发言，对党领导文化部门的功绩只字不提，还带着教育党员同志的语气，这种态度极恶劣，对文化界影响极不好，这简直是分庭抗礼，想以资产阶级立场摇憾社会主义立场，这种思想发展至此，真是危险极了。
关于评薪工作，我也发表了不正确的意见：

苏州市中学里有许多服务几十年的好教师，只有一个一级教师，很少二级教师，其余自然压低了。我不明白，是真的没有合乎这样标准的好教师呢？还是领导心目中根本就低估了中学教师的水平呢？小学也有这种情况，这和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有关系。

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领导上把薪金级数评低了。我没有调查研究，只是听群众有些反应，加上我自己的主观想法。自以为是代表群众利益。代表群众利益，特别是群众长远的利益。我在政协、人代历次发言中谈业务多，谈政治思想教育少，已经不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应有的态度。这次却替中小学教师争薪水地位，自己做了好人，而把责任推给领导，这对党对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对中小学教师也是没有好处的，相反亦使他们对党有情绪，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作为党派负责人即使我有这样一些看法，也应该先向领导上谈，而我没有考虑到这点，却在大会上发表谬论。真是荒谬之至。

我在鸣放时期错误言论是很多的，有的以前已经批判过了，还不够深刻。总的说来，这个时期头脑有些热热烘烘，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充分发展，脱离了党的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已经达到严重的地步。
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3]，我虽然是拥护的，但对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认识模糊。像葛佩琦等荒谬议论，我认为不对，师院学生贴的大字报，很多我不赞成，认为是恶意向党进攻，我认为应该反对。但是，自己思想上对某些右派言论分辨不清，也有共鸣的地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说国务院副总理中无一非党人士，是党天下，每一个机关的大小头儿是党员，这个我不同意，我知道得很清楚，从前政务院的副总理好几个是非党人士，后来为了人大常委会成立，他们去常委会工作更合适，特别像郭沫若院长出国做和平工作，常委身份更方便。各机关头儿不都是党员，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职无权。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同时欣赏他有胆量提这样的意见，以为我们国家真够民主，什么意见都可提，对他以此向党中央毛主席进攻这一点，我觉察不出来。又如师范学院当时有一种空气，对肃反问题意见比较大，我因来院后，听到这些话不少，我也以为可能打击面大了，有副作用。这说明自己的思想有很多地方和右派相通。当时我还以为苏州为题不大，师院学生问题大，教员不大。因此，对民进成员中有无右派谬论，重视不够，师院支部的人，我自己以为对他们比较了解的，实际我对右派的情况了解很不够，我只是从表面上看到他们有一些要求进步的假象，我被假象所蒙蔽，我还以为真是发展了一个巩固一个，我还拿一些不是经验的经验去两省一市会上介绍。因我自己没有社会主义立场，象纪庸的发言稿，蔡焌年的百人大会发言，我觉察不出来。当时我对自己的言论也没有分析，我总觉得，我是诚意帮助党整风，无话不说的。以为人家大概和我一样，至于是否向党进攻就考虑得少了。实际上我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到蔡焌年的问题快揭发时，统战科通知我，我以为她是思想问题，因为她是资产阶级出身，品格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些留恋，我平常指出过她的缺点，民进组织要她检查，派人去帮助，因我的影响也都看作思想问题，当时和群众的看法有距离，主要由于我对待反右斗争史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认识不足，对于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利益没有热情，当时我确有错误的想法。我以为党要整风，动员人鸣放，我为了帮助党整风，也积极动员人鸣放，当时是说过不报复的。今天反对右派，以为右派是猖狂向党进趁火打劫打劫，像这种人当然要反，有些人说错了话，是思想问题，不一定是右派，我这种思想有正确的一面，党也确是这样划分，可是究竟那些是右派，那些是思想问题，要凭客观事实，不是主观想象的，而我对这条界限是模糊的。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时机，兴风作浪用各种方法，从各个方面向党进攻，赤裸裸地明目张胆，所谓赤膊上阵只是一部分。大多数用两面派手法，装作老实的样子，欺骗群众，达到杀人不见血的目的，削弱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揭去他们的隐蔽外衣，从他一贯的言行，反党的本质去分析，才能把他揪出来。我当时思想右倾到了极点，对分子份子不是极严肃认真的追查，而是没有同他们划清界限，反而对他们一贯原谅，这不是立场动摇问题，而是严重丧失立场问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残这次这此大字报漫画，说我反右动员大会软弱无力，是受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支配，要想搞业务，少搞政治，也是这个原因。我居然想跳出热火朝天的斗争，我的政治立场丧失殆尽了。特别是纪庸这个右派分子，是由我发展他加入民进的，他的历史问题我知道一些，对他在政治上应该注意。我因他在我面前没有谈过明显的反党言论，对他放松教育，我又欣赏他的业务能力，对他信任，政协会上的发言，是我看过的，没有觉察，又派他去帮助蔡焌年，他向我挑拨，我又信以为真，到历史系去发脾气，引起群众对我的不满。在这一段期间，我对群众向我提意见还有抗拒情绪，主要不认识自己在反右斗争上，远远落后群众之后，而且自己做了右派的防空洞，还不认账，又不能即刻站起来进行对右派的斗争。这样处在狼狈的境地，是自己造成的，严重的是使民进内部和历史系的反右斗争受到阻碍，是由于我做了绊脚石，与一向自以为进步的人，到了成为反右斗争的绊脚石，已经到了一个极可耻的地步。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应该从本质考察，我以前自以为进步，自以为靠近党，不是全心全意，三心二意两意的，局限于个人主义的圈子里，怎么能真正靠近党呢？今天痛定思痛，真是不寒而栗。

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个人和民进组织被动到了极点。我虽然经常向师院党委请示汇报，但从我是民进市的负责人来讲，我应该把情况及时向市委统战部汇报请示，而我并没有这样做，平时请示汇报很少，到出了问题还不找统战部，这说明接受党的领导的思想，很薄弱。党在这紧要关头，及时对我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亦对民进组织指示，扭转局面的办法，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才逐步八问题解决，而把右派分子一个不留地打出来了。党终于挽救了我，使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民进从危机到转机，得到生机。以我在鸣放和反右时期对党的态度而论，严重右倾，脱离党领导，丧失立场，而党对我爱护备至，千方百计地挽救我，党对我真可谓仁至义尽了。反右斗争开始，我对右派分子仇恨不大，反右不力，甚至做了他们的防空洞。当右派分子到处进攻的日子，我不但没有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利益，相反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使右派分子更加猖狂。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到行动，从个人到组织已经受右派路线的严重影响，对党对社会主义起了危害的作用。今天细细回忆，真是惭愧无地。我经过这次整风，真正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出地表现了两面性，应该老老实实认识自己是中间偏右，不能不根本改造，我无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要求改造，一天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我要紧紧地跟着党走，党是我们的父母。
二、组织路线
我加入民进，今年是第八个年头了，我受到组织的教育必这里任何一位同志时间都长，马叙伦不管在什么会议上，都是提到民进应该很好地靠拢党，说明民进中央领导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我从前在北京民进组织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发展组织要以进步为肯干，发展应与巩固相结合，也是经常讨论的问题。可是在苏州建立民进组织以后，这方面思想上就放松了。

当建立组织之初，从徐伯昕[4]同志来苏州后，我们依靠党的领导，兄弟党派的支持，拟定筹委名单，送中央决定。这一阶段时间接受党的领导比较密切。到二代大会回来以后，我们单独向统战部请示汇报的时间少，特别是我对“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理解有错误，作为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就不打折扣，依靠党的领导，帮助而建立起组织来，组织一建立，逐步和党疏远起来，不要说组织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做朋友也不应该这样。当然我们还不至于不要党的领导，但是接受领导的指导思想不强，给组织带来了和大的损失，给成员的思想教育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的部分就必然削弱了。一个民主党派最主要的事情是接受党的监督党，必然影响接受党的领导，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认为是严重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这里关系于我对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认识不够，而我对待党派的态度，也有问题。

我初到苏州是想搞业务，从事著作，这是从个人名利思想出发的。等到中央要我建立组织，心有点活动，怕社会活动多了，影响业务。我还不是很起劲，等二代会开了以后，自己又当选中央委员，觉得应该多出点力，而且民进中央决定要发展组织，搞不起来也交代不过去，当然作为组织成员，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也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认认真真地考虑党派的工作，做党的助手，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很不够，一阵冷，一阵热，自己做了党派负责人，享有许多政治待遇，这方面是满意的，考虑党派工作是不是在我思想上占一定的比重，还不足的。干部来了，交换意见，就决定办了，干部一走，或者到会里开会完了就搁起来了。那几次人代会、政协会，那正是民主党派应该起推动作用，协助开好大会的机会，我们事先组织，交换意见都不够，我思想上也没有足够重视。这说明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三心二意的，不是全心全意的，主要还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考虑民进工作如此，足见对民主党派的庄严任务还不认识。因此，对党的领导这主要的一环没有足够重视。

对会的工作来说，重要的缺点，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和建立必要的制度。我要管的时候，就和干部一商量，通知大家一声就解决了，我要不管，别的副主委也不好管，那就成了干部领导了。干部要不管，那只好停顿了。因此，没有发挥集体领导，没有尊重和征求群众的意见，一个人独断独行，使组织不能发挥作用，主要应由我负责。特别是师院支部，本有支部主任、副主任等，他们尊重我，我也有包办代替的家长作风，以致反右斗争中组织累成瘫痪状态，这是典型可以说明的例子。

下面我要谈谈发展组织工作，二代大会以后，执行五项任务，在苏州是新建立组织。当然要从发展做起。我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也有从个人主义来考虑得一面，建立组织，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帮助，而我念念不忘于自己的功绩，组织建立了，我有快点发展和多发展一点的思想，成员人数多了，可以向中央报功；自己是主委，看见坐满一堂总比稀稀落落的好。在这里应该说明，我平时总说民进的同志见面很亲切，很有宗派主义的影响，我是在这样思想指导之下作发展工作的。因此，文化界包下来，我同意，中小学和民盟、农工分一席之地，师范学院也要追求一定数量，过分强调了发展，对弈进步肯干的组织原则就抓得不紧，巩固一般情况还是正常的，但师范学院的支部，则问题已经暴露，百分之十七比五[5]，很可以说明事实。

师院支部进步骨干并不多，我从二代大会回来以后，对中间后进做工作的勇气大起来了，我曾说过，党员对某些人做工作有困难，民主党派来做工作比较方便，这句话的实质，过高估计了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本领。问题清楚摆在这里，我们能够向中间后进的人做工作，正因为我们还不是工人阶级立场和感情，他们对我们顾虑不大。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认识和他们差不多少，应该随时警惕，不要反而被中间后进的人拖住了腿，甚至以我们资产阶级思想去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知道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史无往不破的，以资产阶级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那等于“抱薪救火”，是可笑的事情。当时我认识不到这点。我思想上要发展组织，师院进步骨干已被各党派吸收了，我就做中间后进工作，特别注意教授。因此，右派分子纪庸、金轮海加入民进了。我又满足于右派分子对民进组织的假殷勤，以为群众自动找上门来，总是有进步要求。因此，右派分子蔡焌年、张再远、金式如等就参加民进了。他们在组织内部敞开思想，我就以为这就是进步基础，他们表面积极，拥护组织，我就以为真的进步起来了。这次大字报揭发的“假经党”，我是同意这样看法的，但更痛心的当时以为是真经，至少我是假经真念的。这又是一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具体例子，可怕得很。以十七分之五的比例是右派分子的支部曾经认为是巩固的，我的思想竟麻痹到如此地步。除了证明自己右倾思想严重，立场不稳又能说明什么呢？

至于会内别的发展工作，虽然具体工作不是我做，大发展的思想都是受我的影响，我们在筹委会没有很好研究组织工作，组织部的有没有得到发挥作用的机会，今天幸而问题不大，是由于发展时候征求了党组织的意见。如果按我的想法做，问题只能大不会小。

另外，发展过来之后，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这方面成员贴的大字报也不少‘事实上，我们确是做得很少，我们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处，特别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领导同志中有人被选入政府工作，我对个别同志谈到时，当作政府对民主党派的安排，有时领导上和我们商量某一同志工作时，我也不经意地向别的同志谈了，这些无非是说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和关心，更重要的，使成员感觉加入民主党派有这些好处，而不是收到教育的效果。

[6]最严重的，许多成员感到民进组织政治空气不够浓厚，业务谈得多了，目前利益代表谈得多了，而对成员的长远利益、思想改造注意不多，这和我重视业务，多谈业务，不谈政治是分不开的，我想写几部书的思想，时时在脑筋里转，对政治活动一阵热，一阵凉，结果政治工作没有做好，实际业务也没有抓好，现在我完全明白，一个人在政治没有明确的方向，搞什么也搞不好，当然业务也就搞不好。特别我是研究历史的人，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历史也是研究不好的，对文化界中小学的成员也是一样。民主党派放弃了思想教育就变成无灵魂的去壳，我们以往工作没有多少贡献，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组织工作，我是不够认真严肃来对待的，首先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不够明确，依靠党的领导思想不够强烈。因此，把民进工作摆在一个不大重要的地位上，没有争取党的领导监督来改进工作，而是凭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去指导工作。因此，民进在鸣放和反右初期受了右派路线的严重影响，应当由我负责。清楚这些影响，只有改造个人与组织。

三、几个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7]
（一）退却的思想

我在民进组织建立以后一个时期，就想别的同志来担任主委工作，这是从个人主义来考虑的，自己是中央委员，又苏州市主委，工作太多了，大有功成名就，身退让贤的意思，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想法。但是，从去年反右斗争时起，对民进工作确实退却占上风，一忽儿战胜了，一忽儿战败了，我要改造思想，改变立场，这一点日益明确，并无抵触，但改造思想是不是非做民进不可，那倒不见得。在整风初期，我也想振起精神，但等大字报接二连三的一贴，觉得做工作也真不容易，以后怎么做呢？我应当尽全副力量把历史办好，把教学工作做好，从科学研究中工作中发挥作用。实际这学期这方面花的力量是多些。因为自己长时间有退却思想在作怪，当然有消极情绪，但正因为有这么多的意见，自己时常在想，我把事情弄糟了，能够撒手不管，我要负责到底，这种思想起伏在我是很大的。最近四五天来，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多了。现在，我告诉同志们，我决不退却。我仔细想过，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人，党挽救了我，民进同志帮助了我，大家花了这样大的力量，我倒想脱手而行，自由自在钻进个人主义圈子里去，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同志们。而且作为我替自己打算，我既要求改造，应该积极地在组织内部同志们互相监督之下能改造好，我不仅应该自己改造好，而且要把组织改造好，要把我们每一个成员改造好，而且社会主义竞赛热火朝天在进行，民主党派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号召之下，做党的助手，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正在今日。我们整风，正是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立场、观点，如果在工作中因困难而而退却，那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的勇气，而是被错误拉住了，被困难吓住了，我不能这样作，一定要振作起来，干下去，努力地干下去。

(二)、信心的问题

当我考虑退却的时候，同时有一个问题纠缠住我，特别是辩论中，从今天的水平和要求来看以往的工作和新犯的错误，觉得一无是处。我有时怀疑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思想没有改造好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有一次会上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变立场以前，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只要接受党的领导，他还是可以做一定的工作，我们过去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今天我们整风，要改变立场，我们都是下定决心要改变立场，只要真下了这样的决心，那末接受党的领导，就和以前不同，真能接受党的领导，跟着党走，除了自己努力以外，有困难党会帮助解决的。有党在领导，把民主党派工作搞好，难道就没有信心，我虽然犯过错误，也难保今后一定不犯一点错误，可是有党的领导，同志们在帮助，发挥集体力量，有什么事办不好。因此，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三）、时间的问题

我以往把业务和政治活动看成一种矛盾，主要使从个人主义来考虑问题的。今天社会主义竞赛，要求高级知识分子做又红又专的专家，业务要照顾，政治亦要重视，问题在于时间的安排，适当的比重，这个问题我向马部长提过，知道党已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好些人的问题，这问题也需要依靠党来解决，而且可以解决的。

同志们，通过这次整风，我反反复复考虑了这些问题，今天得到解决了，我就比较轻松愉快了，同志们一定也为我高兴。但是，资产阶级立场的转变，要巩固他，是不易的，我还要更大的学习，同志们对我还要继续的帮助。

我现在提出一九五八年的初步规划：

一、坚决改变自己的立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有什么思想问题，向党汇报请示；

二、把民进的整风工作贯彻到底，积极投入工作；

三、在学校劳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按时积极参加体力劳动；

四、重视时事政策的学习，每周有一定时间阅读政治理论书籍；

五、每一季度，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一次，来检查自己的立场。

[1] 民进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八月）。

[2] 柴眉注：鸣放时期。

[3] 柴眉注：反右初期。

[4] 徐伯昕，时任民进中央中常委、秘书长。

[5] 指师院民进中右派所占比例。

[6] 柴眉注：代表利益，反映意见，分析少，支持多。

[7] 柴眉注：整风的收获：第一，端正了态度；第二，认识了自己；第三，解决了问题；第四，规划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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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德庚 自我检查（交心运动，1958年）

柴德庚自我检查（交心运动，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