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睫 许君远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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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君远二题
眉 睫《 博览群书 》（ 2010年09月07日）
　　许君远（1902-1962），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为《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担任讲师、教授。1945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年至1953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1953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许君远文存》（眉睫、许乃玲编）。

　　笔者在整理《许君远文存》一书时，发现许君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贵的精神品格。他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可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特辑为《许君远二题》，望方家有以教我。

王芸生转变谜题

　　3年解放战争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逝世后两月），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11月5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现已收入《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资料室），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许君远怎样成为右派

　　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一文中说：

　　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象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6年秋鼓励他“鸣放”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原载《新民晚报》2010年6月13日）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1960年九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60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奈，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1962年6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9月9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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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君远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眉睫
笔者最近在整理民国时期《大公报》编辑主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许君远的资料，包括他成为“右派”的经过。现在，这些材料大都已编入了《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一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一文中说：“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一九五六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四月廿五日、五月廿一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象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一九五七年七月廿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一九五六年秋鼓励他“鸣放”是否别有用心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原载《新民晚报》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三日）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又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一九六〇年九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六十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奈，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一九六二年六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九月九日病逝。
《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眉睫、许乃玲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7月版，定价：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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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眉睫      时间：2013-02-22   来源：《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今天大众所认知和熟悉的文学领域并不是文学圈子的全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总会有一些不为众人所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大家未被写进官方文学史，作家眉睫把他们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些“失踪者”是文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展示他们就是补充现当代文学缺失的部分，使之更加全面和真实。该书就是揭示那些“失踪者”真实面貌的一本书。


　　许君远与王芸生


　　笔者在整理《许君远文存》一书时，发现许君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贵的精神品格。他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可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


　　三年国共内战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逝世后两月），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　发表　《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　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　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　《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十一月五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　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资料室），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许君远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　一文中说：“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　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像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　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　‘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　《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　《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6年秋鼓励他“鸣放”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原载《新民晚报》2010年6月13日）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1960年9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六十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耐，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1962年6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9月9日病逝。


　　叶公超、废名及其他


　　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锺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但长期以来，他们蒙受历史的尘垢，早已淡出学人的视野。当中又尤以石民、常风为甚，何曾有人知道有个诗人叫石民，有个书评家叫常风？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不久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视学，是个小官，但家道由此中兴。那时叶公超的父亲在九江做知府，叶公超便生于九江。九江与黄梅一江之隔，古时同属浔阳郡。1917年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废名往武昌启黄（黄冈）中学读书，叶公超去了南开中学。后来，叶公超赴美国、英国攻读外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对于初进全国最高学府的青年学子来说，积累知识和学问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朋友往往会疏忽。何况他们都是后来梁遇春所说的有“不随和的癖气”之特色，他们的特立独行在北大校园是很著称的。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他的文艺活动很早，刚进大学就发表诗歌和小说，引起胡适、陈衡哲等一些师生的注意。他还加入浅草社和语丝社，并且常常登门拜访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废名）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人还是翻译的好手。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于是梁遇春获得了“少年教授”的美誉，这很令人想起叶公超初到北大。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和感叹。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　《新月》　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


　　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给废名发表。《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这是一个同仁刊物，著名的京派发轫于此。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未能维持下来。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务，可惜梁遇春固辞。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1931年初，石民因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吵架而失业，梁遇春托叶公超和废名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谋教书或办公处的职务，更希望废名能够成功，让石民在北京大学办公处做事，这样兄弟三人就“大团圆”了（梁遇春语）。石民失业后，愁苦了一阵子。幸亏诗人“愁闷时也愁闷得痛快，如鱼得水，不会像走投无路的样子”（废名语），若真是如此，诗人其有幸乎？！


　　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逝世。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并收集整理他的遗著，并为《泪与笑》出版，由废名、石民作序，叶公超作跋。这样四人师友的情谊在《泪与笑》中得到完整的保存下来。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在北平常有相聚的机会，倒是石民与他们见得少，以致梁遇春感叹说：“雁君飘然下凡，谈了一天，他面壁十年，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你何时能北上与这班老友一话当年呢？”没想到梁遇春先走一步，石民也于1937死于抗战之中，他们再没有一话当年的机会了。


　　抗战爆发后，叶公超随学校迁到大后方，同时苦劝知堂南下，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知堂附逆了，接着是下狱。1946年秋，废名和冯健男经南京到北平。途中，借叶公超的关系探望了狱中的周作人。叶公超弃文从政，恐怕这是废名始料不及的。那时他们见面会说些什么呢？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出版《新月派小说选》。叶公超在序言中说：“废名是一个极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叶公超在半个多世纪后对废名的文学成就仍然念念不忘，甚至把他作为新月派最特别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此时废名已谢世，此前二人海天相隔，并无交往，梁遇春和石民则早早长眠于地下。


　　在叶公超的弟子与学生当中，当然是钱锺书成就最高，同时也为世人所熟知。他与常风交谊很深，但与“骆驼草三子”似乎没有交往，也几乎不曾互相提及。常风与梁遇春一样，是叶公超的弟子，而石民、废名、钱锺书则只能算是学生。


　　叶公超是一代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因种种原因湮没于历史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埋没的人，他们师友四人都不是可以埋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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