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陵县志：高陵县“文化大革命”纪略

Gowest · 发表于 2020-9-3 12:18:48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知》。5月31日,中共高陵县委作出《关于坚决拥护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决定》,6月21日,又发出《关于组织工农兵群众和干部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的紧急通知》。为贯彻“5.16”通知,县委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安排党校培训200名干部,作为宣传骨干。要求各公社、各系统、各单位,采取广播、墙报、批判会等多种形式,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二是,县上成立高陵县文化革命办公室,各公社、机关、学校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三是组成工作组,进驻高陵中学、高陵师范和文化系统的县剧团、广播站、文化馆、电影站、新华书店等单位,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高陵中学、高陵师范等校首先贴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人和一些教师。79个大队的157名干部、社员被点名批判;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78名干部、职工遭受打击。高陵中学校长及部分教师被诬为“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一批传统剧目被视为“封、资、修毒草”而禁演,旧戏装被焚毁。

是年7月,县委抽调干部12名、农村积极分子110余名,组成“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崇皇中学举办除高陵中学、高陵师范外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会。一些中、小学校长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黑帮分子;一些学有专长、教学有方的教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有历史问题、错误言行或出身地、富家庭的教师,被视为牛、鬼、蛇、神,进行大、小会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脸、挂黑牌、拳打脚踢。全县中小学教职工1089人,其中550人遭到批斗,325人长期被审查,121人被清出教师队伍。集训会历经78天。

是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布。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高陵中学更名为东方红中学,学生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东筹)和“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简称东临),高陵师范学生成立“‘12.9’造反兵团”(简称12.9),冲出学校,上街游行,张贴大字报。在林彪发扬“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讲话的煽动下,本县红卫兵也闻风而动,率先“造反”,推波助澜。一时间,古书画、古器物被焚毁,县城的古雕石牌楼及单位门前的石狮子等石雕被毁。传统婚丧嫁娶的衣着、发型等习俗和宗教活动被取缔。全县机关和农村社队大多换上了“东方红”、“红卫”、“红旗”、“东风”、“红庆”、“战斗”、“旭东”等表示“革命”的名称。一些所谓带有“封、资、修”名字的人,也改为“革命”的名子。《人民日报》《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发表后,全县城乡约2000余名红卫兵,掀起查抄“地、富、反、坏、右、宗教人员及所谓“走资派”、“四不清干部”家庭的金银珠宝和所谓变天帐的活动。翻箱倒柜,推墙拆屋,有的甚至掘地数尺。全县共被查抄3200余户,查抄物资折合人民币约115.8万元。9月,陕西省统一组织各县师生代表去北京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接着,很快在全县形成红卫兵成群结伴出县、出省、上北京的串联活动。外地学生也不断来县串联。由于饱受跋涉之苦,不少红卫兵病卧它乡。本县一名中学生死于去韶山串联的途中。为接待人数众多的各地来本县和经过本县的红卫兵,在铁路、公路沿线的泾河、城关设立两个接待站。至1966年底,支付接待费2.1万元,粮食1.73万公斤。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宣称:“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24日,本县县委、县人委机关“造反派”组织夺了中共高陵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各公社管委会也先后被“造反派”夺了权。县社两级领导人被揪斗游街示众,各级党政机关瘫痪,社会秩序大乱。“造反派”组织以不同观点形成两派,“你夺我也夺”,“你揪斗我也揪斗”,打、砸、抢、抄、抓甚嚣尘上,愈演愈烈。他们利用各自手中的宣传工具,大造舆论,互相攻击,展开激烈争斗。红旗公社农中一学生贴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大幅标语,县公安局将其拘捕。高陵中学“东临”与高陵师范“12.9兵团”认为大幅标语是革命口号,遂组织红卫兵80多人,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要求释放该学生。公安局考虑到静坐、绝食学生的身体等原因,遂将拘捕的学生释放。县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造反派”组织,借口公检法执行反动路线,夺了本单位的权。公、检、法机关瘫痪。

3月,根据上级要求,县武装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实施“三支两军”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号召工厂、农村的造反队员回厂、回乡“就地闹革命”;帮助一批造反组织按系统实行“大联合”;对学校进行军管,军训、“复课闹革命”。要求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向“造反派”表态。“支左”部队按照上级部署,经过一个多月反复协商,于4月8日成立了由军队代表、地方领导干部、造反组织代表组成的“高陵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生产指挥部”裴学生为总指挥,张继先、赵玉琴为副总指挥,内设办公室、农业生产组、工交财贸组、文教卫生组、毛泽东思想宣传组。

是年,在“造反派”夺取县社两级政权后,相同观点的“造反”组织进行联合,壮大力量,最后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为“红三总”(即高陵县中小学红色造反指挥部,高陵县红色农民造反指挥部,高陵县机关红色造反指挥部)。另一派为“三统一指”(即高陵县中小学红色造反统一指挥部,高陵县红色农民造反统一指挥部,高陵县机关红色造反统一指挥部)。两大派“造反”组织均想尽快建立一个全县性的领导机构,因遭到对立派的坚决反对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机关停工,工厂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人心惶恐,县无宁日。

1968年春,“红三总”基本控制县城,“三统一指”被挤出县城。5月11日,“三统一指”去耀县中队抢得机枪2挺,冲锋枪5枝,半自动步枪8枝,七九步枪3枝,子弹2000多发。25日,“三统一指”伙同泾阳、三原“同派”抢劫了“五0二”军火库。共抢劫长短枪367枝,机枪21挺,冲锋枪30枝,炮3门以及大量子弹、手榴弹及军用物资等。6月1日,“红三总”抢劫了县中队半自动步枪12枝,“九四”式长枪2枝,“五0”式冲锋枪6枝,捷克式机枪1挺,“八二”炮弹16发,教练弹16发,手榴弹20枚,“八二”炮底座2个,擦枪油1箱,枪栓2箱,子弹3000多发。7月23日,“红三总”几个头头内外勾结,抢劫县银行现金14.9万元。先后发生多起武斗事件,其中较大的武斗有:4月18日中午,“三统一指”7名“造反派”到药惠分销店抢枪,4人被对立派打伤,送往县城“红三总”据点,其中1人被打死,两派对立情绪增大。25日晚,“红三总”向县拖拉机站“三统一指”据点开枪开炮,打死1人,炸毁县拖拉机站高烟筒一座等。6月12日,“三统一指”头头梁栋生、雷全胜等人带领40多人,攻打崇皇供销社、棉绒厂、粮站等单位,打死4人,打伤2人。16日晚,“红三总”约1000人,包围耿镇,双方互相攻打,烧毁房屋、家具财产损失4000余元,打死群众7人,打伤2人。在中共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后,7月31日凌晨,“三统一指”武斗人员与三原、蓝田等地1000多人,向聚居县城的“红三总”开炮,使县城建筑物多处遭到破坏。6人在武斗中丧生。路经本县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张吉诚被打死。至是年8月,全县共发生武斗28次,死亡39人,重伤7人,财产损失约50余万元。之后,由西安调来“支左”的8157部队向两派反复宣传《布告》精神,双方仍拒不缴枪,相继发生武力抗拒事件。中共中央“七·三一”布告发布后,经10多次会议和反复做工作,两派才缴出了武器弹药,解散了武斗队伍。

是年8月初,支左部队召集两派头头协商讨论大联合和成立高陵县革命委员会事宜。协商中,两派激烈争夺席位,经反复协商,商定了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9月7日,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高陵县革命委员会由45人组成。县革委会主任由军队代表吴振沙担任,配备副主任8名。主任、副主任中,军代表3人,干部代表1人,两派“群众代表”5人。内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随后县社各部门、各单位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工地大批判

县革委会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在全县开展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中心的“斗、批、改”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前揪出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大清查。县社两级举办学习班1119期,清查对象4263人。清查中,采取“逼、供、信”的办法,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体罚。有的罚站,有的罚跪,有的罚晒,有的抹黑脸,有的吊在梁上,有的脖子上挂车毂,有的带高帽敲锣游街,有的罚劳役打扫街道……红旗公社依被迫交代的材料,制造了一起“修正党”案,300多名无辜群众受到牵连;战斗公社制造了“新国民党”和“复仇联军”案,147名无辜群众受到牵连;将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中共高陵地下党组织诬蔑为“叛徒窝子”,不少地下党员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特嫌”分子之类的帽子;89名领导干部被长期隔离审查……任意批斗。全县共制造冤、错、假案969件,牵连1418人,其中3起“集团案”牵连443人。红旗公社火箭大队原支部书记被诬为“修正党”,将其吊在梁上,打耳光,给脸上吐痰,用100瓦灯泡在面部烧烤。城关小学1名教师被诬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迫害致死。高陵师范1名教师被诬为“修正党”,关进监狱达1年零9个月。清理阶级队伍混淆了敌我界限,使无辜干部群众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1970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抢劫国家财物、抢劫枪枝弹药及武斗中的杀人案件进行查处,处决了武斗中的杀人犯雷全胜、梁栋生、胡嘉让和高民海等。对武斗中其它情节严重的18名主要案犯分别判处了徒刑。追回武斗期间抢劫的现金13万多元、面粉3415公斤。对武斗期间拿摸、私分的财物,限期收回。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根据中央、省、地部署,在全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派出80多人的工作组,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行。全县共举办学习班1890多期,用黑板报、墙报、广播等各种形式开展大批判,召开大批判会1200多次,使干部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还开展了“三批一清”(即批极“左”思潮,批无政府主义,批资产阶级派性,清查“五一六”分子)工作,揭发少数人煽动武斗、煽动派性、搞分裂的活动。将一些派性严重的造反组织头头清理出各级革委会,其中县上4人、公社42人、大队174人。解放了县团级干部9人,部、局级干部74人,一般干部168人。

1973年,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泽东主席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县革委会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整顿的文件,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在群众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活动,对一些继续搞派性活动的人进行严肃批评。向农村派驻48个宣传队,进行整顿,使搞乱的农村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先后组织350多名县、社、队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推进大寨县建设步伐。

面对邓小平的复出和对中国进行的全面整顿,“四人帮”一伙想方设法进行反对。1975年12月,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教育系统首先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捧交“白卷”的张铁生为反潮流英雄,否定文化考核,批判“智育第一”,部分教师被当作“复辟派”,遭到点名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开展“评法批儒”活动,大造舆论,影射、中伤周恩来总理,攻击邓小平。全县各机关单位、农村社队,下效上行,亦步亦趋,翻印“评法批儒”的小册子2000多册,举办学习班780多期,召开批判会300多场次。小册子影射周恩来总理是“当代的大儒”,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叫嚷要揪“当代的大儒”,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则变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四人帮”还抛出所谓“老革命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走资派是反革命”的反动逻辑。全县城乡上挂下联,批判邓小平和建国前的老干部及所谓的“阶级敌人”。同时还取缔集贸市场,不许自由交易,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农村大批“包产包工”、“工分挂帅”等做法。在企业批判“奖金挂帅”、“计件工资”,使工农业生产都受到很大影响。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庆祝伟大胜利。县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揭、批、查”运动,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

地头学《毛选》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人们对毛泽东主席的热爱,竭力鼓动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拜和迷信,在“大树特树毛泽东主席绝对权威”的幌子下,掀起了对毛泽东主席的“三忠于”、“献忠心”的神化活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手拿“小红书”,胸佩毛泽东主席像章,口唱“语录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骤然兴起;“红海洋”、语录匾、“忠”字墙风靡全县,不少家庭门上刷写“忠”字和毛泽东头像;家家户户置挂毛泽东主席塑像或画像;各行各业普遍修建“请示台”,开展“早请示,晚汇报”活动。班前班后,都要学“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开展全民“斗私批修”活动。一有差错就到毛泽东主席象前忏悔;城乡遍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贯彻“毛主席指示”不过夜,即便是夜半发表“毛主席指示”,都要成群结队,大张旗鼓地表示欢呼;把交售公粮呼之为“忠”字粮,把养猪呼之为养“忠”字猪,把买毛泽东主席画像呼之为“请”毛泽东主席像……为掀起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高潮,给全县每户贫下中农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经常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讲用会,兜售“一学即通,立竿见影”;《毛主席语录》随身带,开会、办事、睡觉前都学一两条。为促进《毛主席语录》的学习,在交通要道设卡,凡过往行人,都得背诵一两条“语录”,不能背诵或有差错,就被滞留就地学习。不少人胸前、帽子、背包和自行车上,挂着毛泽东主席像章。在“誓死捍卫毛泽东主席”的口号下,无端挑剔人们在言行上一时的疏忽和纰漏,无限上纲,不让发表不同意见,否则被斥之为“立场”有问题,甚至被轮番批斗。苛求言论一致,行动一律,使干部群众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粉碎后,“三忠于”活动才逐渐降温,以至消失。

摘自高陵县志（2000版）附录二

http://m.gaoling.gov.cn/html/ztz ... z/201703/290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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