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昌宝：生日很重要，搞错生日更重要—写在7月1日建党日

李筱薇

过生日作为习俗，很为世界人看重，比如有些地区在孩子周岁时要摆酒席庆贺，有些民族特别看重老人的花甲，每个国家都会在建国或建政之日放假几天，据说近邻某国在领袖生日时还大发慈悲为每家发一块豆腐庆祝。可见，生日确实很重要。
生日既然重要，当然得慎重，不能马虎对待。这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确定日期，比如出生之日，或诞辰之日、产生之日，搞错了日期，就很不严肃，就是心不在焉。
比如不才的生日，因为母亲记的是阴历五月十九，可是父亲却说是6月29日。查查万年历，历史上的五月十九与6月29日之间差了10天。父母一共生了三个孩子，都能把其中的一个生日搞错，呜呼。
当然不才更是稀里糊涂之人，那么多困扰国人思想的学术问题，都考证清楚了，竟然遗漏了这个小问题。说问题之小，是因为不才直到不惑之年时就没在意过，但后来有年轻朋友要根据星座判断人生，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双子座和巨蟹座完全不同。
搞错生日，对于草芥一般的不才来说，无关宏旨。不过，由此联想到拥有八九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伟大党，也搞错了生日，就有些惶惶然了。
于是具有考据癖的不才，决定借着生日的余威浪费一下时间，解决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1、到底是哪年的生日？

按说，既然伟大党的生日确定在1921年7月1日，那当然是1921年了。
可是，有很多老党员不同意这个说法，比如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文献在开篇中写道：“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是去年年中成立的。”其实有这一个材料就够了。不过，为了显得证据更充分，再罗列几个老党员的说法：
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说“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7年，张作霖派人搜查苏联当年驻华领馆时发现的李守常存放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上写着：“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8年，第二任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在苏联发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说时称：“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
1929年，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自从1920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
1930年，老党员邓中夏在莫斯科写就《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其中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上几个材料均显示，1920年就是伟大党的生年，确凿无比。

2、哪月成立的？

确立了伟大党生年在1920年，还要再确定一下具体月份，因为上述材料分别提及“年中”、“年初”。
几经修订、堪称目前最权威的党史是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卷4本，红皮封面，其中第一卷这样写道：“1920年6月，他（指陈独秀——本文注）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
这一段文字，有几个关键词需要注意，一个是时间上的6月、8月，一个是名称上的“社会共产党”、“社会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时间的问题上，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沿用了8月产生的说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也使用了1920年8月产生的说法，只是在名称上都使用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说法。
不过，1990年代发现的《俞秀松日记》否定了8月的说法。作为当事人的俞秀松在1920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本文注），都觉得茫无头绪”。这个“前回”，显然是在7月20日之前。
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呢？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回忆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当时，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主张成立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
两个材料一比对，可知俞秀松说的“前回”，最晚就是6月，因为同在6月施存统出国了。蔡和森1925年底至1926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写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1920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于是于1920年就正式成立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在1956年回忆说："1920年四、五月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并未改用别的名称"，也就是仍然称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望道回忆中的名称问题暂且不说，但时间上提前到四、五月间。那到底是五月还是六月，还是此前的年初呢？
沈海波根据张太雷1920年春给共产国际运动书记处的报告及陈望道等人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党的组织。金立人结合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报告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的回忆材料认为陈独秀1920年5月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提出建党，但到6月才正式成立。
看到中国的党史学者搞不定，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拔刀相助，经过考证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步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在1920年11月。
到底是5月还是6月抑或是11月，看来真是搞不定了。至于具体是哪一天，那就更是个谜团，需要等待那八九千万主人翁去考证了。

3、成立时到底叫什么名？

具体时间搞不定，但要搞定伟大党成立时的名称问题。
前面众多回忆和研究中，先后出现“共产党”、“社会共产党”、“社会党”、“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小组”，到底哪一个是原名？
茅盾1957年回忆说：“小组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茅盾这个回忆含金量如何呢？还是来看首任党首是如何书写的。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陈独秀撰文《对于时局的我见》，其中写道：“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正是因为陈独秀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伟大党，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刊载了这样的消息：“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考虑到陈独秀的文章撰写于1920年8月、刊发于9月1日，也就是距离5或6月并不遥远，所以更真实可信。再加上俞秀松的日记作参考，于是可以得出结论说，伟大党在1920年5、6月间成立时叫社会党，也叫社会共产党。
那后来怎么又叫中国共产党了呢？张申府在回忆中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了信。”陈独秀给张申府写此信的时间是在1920年8月间，这大概也就是此前很多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8月的一个原因。

4、缔造者到底都有谁？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光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一共17人，但是此前该书中也明确写道：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因此，从缔造者的角度来说，只能是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对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非常明确地写了这5人。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首先明确了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四人，缺陈公培，后来补充说：“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
施存统的回忆文章中先说：陈独秀、李汉俊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后又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及的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
综合以上名单看，如果按照最小化的原则，能够确定无疑的缔造者第一梯队是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3人，比较可信的第二梯队是3人之外加上俞秀松、陈公培，有争议的第三梯队是其他未列名的那些人；如果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就是20人，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所列的17人，外加沈仲九、刘大白和“一女人”。
顺便说，施存统和蔡和森所提及的没名没姓的“一女人”，是否有其人？或姓甚名谁呢？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先是提及此人“后来因为恋爱问题消极做尼姑去了”，《俞秀松日记》记得非常清晰：此女名叫崇侠，是《星期评论》的成员，爱上已有四个夫人的沈玄庐而不得（四个夫人发起婚姻保卫战），同时同社成员沈仲九又为了爱她寻死觅活。后来，崇侠为了成全沈玄庐的社会改造理想，最终选择了不辞而别、削发为尼，了却了尘世的情感纠葛。崇侠临行前给沈玄庐留下血书：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竟恐转误人。书留热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

5、“一大”真重要吗？

1921年7月中下旬，成立约一年后的伟大党在上海和嘉兴的南湖船上，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个会，后来有几个党人开始重视起1921年。比如李立三在1930年时说 “我们的党已经从1921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九年的历史”。后来张闻天在1934年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中说：“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在1921年产生了”。“一大”当事人陈潭秋在1936年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杂志用俄文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它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这几个人，出于记忆错乱、混淆还是真心认为1921年才是生日年，目前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知道，他们的说法并不是后来官方说法的来源和根据。
将伟大党的生年确定在1921年，是领袖毛泽东。他先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后在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宣传大纲》中，决定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建立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在六届六中全会后，也就是毛泽东获得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口信名义上成为延安最高领袖后，《新华日报》在1940年7月1日、《群众》杂志第4卷第18期在7月7日，分别发表社论，纪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1941年6月30日延安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从此7月1日作为伟大党的诞生日，一统各种媒介。至于依据是什么，从此也就无人问津了。
后来，“一大”被写进教科书、被编成电影电视，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此在脑海中根深蒂固了这种宣传。不过，历史上的“一大”真的如宣传那样重要到可以作为伟大党的诞生年吗？
爱好思考的不才，做功课时发现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中共在1921年3月已经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还制定了党的正式宣言和临时纲领。对此前苏联学者，也是最早发现《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的佩尔西茨更是明确地判断说：“中共‘一大’只不过基本上审议了‘三月会议’事先准备的议题而已。”
不才读书少，当得知这一材料后，忽然想明白了，为何被宣传得如此重要的“一大”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党魁竟然都不去，尤其是电影《建党伟业》中李大钊给出的理由竟然竟然是：北大放假了，图书馆比较忙。
那为何在历史上并不重要的“一大”后来那么重要了呢？不才想啊想，想了好久，也没想明白，后来忽然想起《人民日报》1976年9月19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伟大领袖所做的悼词，其中有这样一句印象尤其深刻：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不才刚刚庄重悄无声息地度过生日，无聊至极，闲翻书半日，不想竟然草成此文，呵呵一笑，原来搞错生日也很重要。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整理国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