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邢小群：悼念陈明远

李筱薇

          陈明远先生于2019年1月11日病逝，享年78岁。我获知这个消息，已经是4个月以后，不禁引起深深的哀思。

　　　陈明远先生比我年长10岁。我认识他是23年前。当时，山西朋友杭海路建议我编一本书《反思郭沫若》，而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的真伪正在媒体上引起争议。邵燕祥先生介绍我和陈明远联系。于是，我到中关村陈先生家一问究竟。

　　陈明远坦诚地向我介绍了他和郭沫若相识的经过，他说：1947年，我6岁，是上海山阴路小学的学生。一次放学祖母带我回家，在路边捡到一大包银元，包里有一个地址：恒丰里77号。我和奶奶按地址送还了银元，原来这是群益出版社丢失的稿费。第二天，郭沫若到我家登门感谢，两天后又送来一套书，包括他的历史剧、诗选《凤凰》和自传等。

　　当时我很小，不知道郭沫若是文化名人。1953年，我进了上海中学。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的集邮册丢了，却在我的床上翻出来，不知是谁搞的恶作剧，让我受了不白之冤，有口难辩。无奈中想起了郭沫若。当时正在纪念屈原，我给郭沫若写信谈了纪念屈原的事，还寄去了写的几首小诗。地址写的是中国科学院，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郭沫若的亲笔回信。这样，我才又去信谈自己受到的冤枉。从此和郭沫若开始了10余年的交往。郭沫若知道我父母不在上海工作。就介绍我认识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叶以群和演员白杨，让我星期天找他们去玩，看电影。和郭沫若第二次见面，是1955年他访问日本后回到上海，白杨带我去欢迎他。1957年舒绣文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她跟我的母亲许绣华有点远亲的关系，因此我这年暑假跟着从上海到北京去探望她。 这年7月，第一次去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郭沫若家里。这次他介绍我认识了田汉。当时正是反右高潮，但他们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过反右的事，压根儿就不谈。现在回想起来，反右运动不在他们预料之中，以为和批《武训传》、批胡适差不多，开开会就完了，照样工作。没有料到后来处理这么严重，送那么多人去劳改。那些老人空余时间还是谈谈诗，解解闷。我就当着田汉的面说郭沫若解放后的诗都是大白话，没味道。田汉说，你敢说皇帝没穿衣服。当时我上了高中，入不了团，主要是不爱开会，一开会我就上厕所溜号。毛主席提出又红又专，学校开展红专辩论，我发言不多。当时男生崇拜爱因斯坦，女生崇拜居里夫人。很多同学提出来，要为人类作贡献，为什么非要入党呢，不入党不是一样么，郭沫若也是民主人士。我在给郭沫若的信里讲了这些情况，他在1958年5月4日的回信里说：“我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参加革命工作的。特别是近几年，这成为我很大的憾事。” “您要和我比赛：是您先入团还是我先入党?这触动了我一直印在心上最大的憧憬。”“我是在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您向我提出了挑战，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思，当时郭沫若在文章和讲话中反复说过几次。1958年，宣布郭沫若重新入党。我中学没入团，直到大学才加入。入团后郭沫若曾来信祝贺。但是后来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郭沫若后来再没问过我入党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1969年开九大，郭沫若是中委候选人。填表时本来拟的是“1927年入党，后脱党，1958年重新入党。”于立群不同意，最后决定只提1958年入党，以前的事暂不提。1978年郭沫若死后，于立群坚决要求党龄从1927年算起。后来，中组部认定郭沫若抗战回国后便恢复了组织关系，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特殊党员。

　　我还请陈明远谈谈郭沫若和田汉等老朋友的关系。陈明远说：他和田汉、夏衍、阳翰笙关系比较好，其他明显的朋友不是太多。他和田汉的关系后来也有些问题。田汉1957年以后就被冷落，但郭沫若和他没有疏远。他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不能演，1960年周恩来让田汉帮他修改，田汉很下功夫。还有《蔡文姬》，也是田汉帮助修改的。郭沫若最喜欢这个本子，他说“蔡文姬就是我”。田汉对郭沫若一直很尊重。田汉讲过一件事，他有一个亲戚得了重病。他平时认识医生很少，只好写信给郭沫若，请他介绍一个医学专家。这本是人之常情。但秘书打来一个电话，说郭院长只管中国科学院，不管什么医院。到底郭沫若看见这封信没有，现在说不清了，田汉没有怪郭沫若。其实郭沫若认识的名医不少，当时给朋友介绍个大夫也不算搞特殊化。1960年代初，田汉母亲过九十大寿，田汉是孝子，跟他关系好的朋友比如吴晗、翦伯赞都去祝寿。郭沫若去晚了。一进门，郭沫若就向田汉的“老寿星母”赔礼，又和翦伯赞、吴晗他们说，好久没聚会了。翦伯赞说，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他和这些老朋友慢慢地不是很融洽。 当然，郭沫若也不是愿意住在高墙深院里。他说过，我当个教员也可以。他还是向往文人的生活，向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种气氛。回想1957年我第一次去郭沫若家，进门要通报，这种等级制度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敢说郭沫若他也不舒服。60年代他几次去上海，住锦江饭店、国际饭店，房间很豪华，他当时就觉得不太自在，说脱离群众，一般人都不敢来了。

　　陈明远说：我小时候没觉得郭沫若、田汉是什么官，直到文革，也只知道郭沫若是科学院的领导，不知道他还是副委员长，当过副总理。田汉也不想当官。郭沫若觉得田汉不适合当官。对官场田汉始终不适应。论资格，田汉可以当文化部长，但始终当的是戏改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他不追求这个。我觉得这种差别影响到郭沫若和田汉、宗白华的交往。宗白华一生与官场无缘，后来和郭沫若不大交往。康生倒是常去郭家串门。

　　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裴多菲俱乐部”的问题之后，赵丹、白杨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碰到郭老，他外表表现得很淡漠，再不像往常那么亲热友好，他知道赵丹爱放炮，嘴上把不住门。他在公开场合不让人感觉和谁有私交。他对北京人艺的人还是有感情的，但外表上也保持距离。

　　陈明远还对我说：大跃进开始时郭沫若很热乎，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说过，民歌有局限性，写不出大作品。他对艺术是有见解的，什么是珍品、精品，什么是糙品、废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出国很多，在国外接触的文化艺术很多，包括现代派。 他外语也很好，文革中还在外国诗上作批注。这代表他真实的鉴赏水平。他对文艺的真实看法和公开表态矛盾很大。他说过自己的《百花齐放》并不好。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后来，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劝过我，不要参加对一分为二的讨论，写什么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学院提倡三敢三严。他在科学院还是实干的，也有实权，张劲夫对他很尊重，他和张劲夫关系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他都主持，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

　　陈明远说：据我和郭沫若的接触，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别，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959至1962年，这几年他写出了3个历史剧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后他心情明显不好。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们家里。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这件事对郭沫若震动很大。据说当时内部发了通报，说高知子女很危险。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来。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来的。家信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了我。 我最后一次见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吴玉章的追悼会上，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说，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从这话里也能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郭沫若。

　　我又问，报上披露的郭沫若的手稿和《郭沫若书信集》里收入的给你的信不一致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一度和郭沫若书信往来较多，可能郭沫若刚写完一信，就收到了我另一封信，于是留下了这封信的底稿没有发出，而针对我新的信给我另写一信”。我觉得陈明远讲得有道理。当时某报发表郭沫若的秘书指责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书信，只发一面之词，拒绝刊登陈明远的回应文章，我觉得很不公平。学术讨论应当百家争鸣。于是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反思郭沫若》一书中，专辟一组“书信真伪辩”，让陈明远方面的回应公之于世。

　　从此，我和陈明远成为朋友。

   　1999年，《社会科学论坛》创刊，赵虹主编约我参与策划组稿。我介绍他认识了陈明远。从此陈明远成为这家刊物的重点作者。

　　2001年，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披露了1957年罗稷南当面问毛泽东“假如鲁迅活着”一事。我和罗的侄子陈焜有联系，他写了文章对此事作了旁证。黄宗英和陈明远谈起自己也是1957年毛罗对话的现场目击者，陈明远建议她写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历史。黄宗英的文章发表后，陈明远又编了《假如鲁迅活着》一书，在文汇出版社出版，里边收了我的一篇文章。

　　大约十年前，海天出版社编辑张小娟和我探讨出书选 题。我说陈明远质疑四大文明古国的命题可以考虑，并介绍张小娟认识了陈明远。海天出版社向陈明远约稿，陈明远用一年时间，完成了《质疑四大文明古国》一书。书写成了，因为图片版权等原因，海天社没有出成。陈明远只好转移到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让我写了一篇序。

　　陈明远的基本观点是，不赞成将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首先，不该说“国”而应该称为“文明地区”。年代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是：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这三个地区，首先出现了文字和青铜器，这是文明的最重要标志。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字，晚于尼罗河流域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丁头字，商文明比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文明晚两千年左右。这三个文明地区后来由于外族入侵和其他原因中断了，但是古老文明的成果并没有湮灭，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一直保留下来了。例如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年月星期的划分、各种工具、冶金技术、建筑格式等，就是从它们那里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加古老，没有中断湮灭，而是与其他文明交流融会贯通、发扬光大。至今居住在希腊的还是古希腊人的后代，一脉相承使用的还是希腊语、希腊文，保存和发扬光大了悠久的希腊文明;至今居住在印度的还是古印度人的后代，一脉相承使用的还是印度各语文和方言，信奉古老的印度教，保存和发扬光大了悠久的印度文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可称为“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夏商文明可称为“延续至今的三大文明地区”，西亚地区、北非地区、印度地区、希腊地区、华夏地区可称为“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他建议以此代替“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他这本书讨论了判别文明古国的标准，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四大文明古国”观念的形成过程，说明了前人提出这种看法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局限。他还通俗地介绍了现有的考古成果，认真地比较了华夏地区和西亚地区、北非地区、印度地区、希腊地区的文明发育和探寻华夏文明之源的考古发掘现状。

　　的确，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一些国人的自说自话，许多外国人并不接受。我曾去克里特岛参观米诺斯宫殿遗址和伊拉克利翁博物馆，看到三千多年前的宫殿、文字、金属等实物，文明发育的程度绝不逊于安阳的殷墟，年代也比殷墟略早，谈论几大文明古国无视这样的存在，怎么也说不通。至于说希腊文明受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影响，不能算独立的文明，也没有道理。现在越来越多的线索已经表明，人类早期的文明互相都有影响。如果受影响就不是独立的文明古国，岂不是只有一大文明古国?所以，我赞成陈明远“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的意见。

　　陈明远探讨早期文化史的创见还不止于此。他不赞成把史前史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认为应当修正为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并著有《历史的新突破》一书。

　　此外，陈明远还是一个诗人。他八岁开始写新诗。文革前撰写的旧体诗词相当老道，他让郭沫若指正，郭在朋友圈中传阅没有具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出，有十几首被当成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文革初期广为传抄翻印。陈明远想以大字报的形式澄清真相，反而被关进了大牢。此事前后经过，石湾的长篇纪实《无花果》有详细介绍。1976年四五运动，他亦有诗参与。

　　陈明远还是计算机信息处理领域的一位先行者，他1963年大学毕业后就到中国科学院从事“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和数理语言学研究，曾参加王选的“748”工程。他1981年出版了专著《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1983年问世的大型思想启蒙读物《走向未来丛书》第一辑，有他的一本《语言学与现代科学》。

　　他还著有《两代丹青》、《文化名人的个性》、《洗尽铅华始见真》、《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等书。他根据周有光意见，以20世纪不同年代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为据，还原了鲁迅、顾颉刚、丁玲等民国时期教育界、出版界、文学艺术界人士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因住所远离市区，近几年和陈明远难得见面。去年他给我发来一信，附录了两位中学同学见证郭沫若1953年开始和他通信的回忆文章。他还想继续澄清郭沫若和他通信的真相。我当时回信说，现在关心这方面争论的人已经不多。很难再出版相关书籍。没想到这竟是和陈先生的最后一次沟通。不亦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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