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话说“美国特务”李敦白

李筱薇

2019年8月24日，曾经和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告别人世。

我从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已经是8月31日了。印象中，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或非主流媒体未见报道。因此，我写下了一点感慨：
获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称号的白求恩、斯特朗、马海德、李敦白等人，倒是李敦白更接近这一称呼的本意。而现今，白求恩、斯特朗、马海德等依然活在教科书中，李敦白却消失了，连一个他去世的消息也没有。5年前他还“满血复活”了，短短5年，他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也难怪，现在不是看《黄河绝恋》的时候……

我说5年前李敦白“满血复活”，是指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的《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引起的旋风。

这本书2014年6月出版，6月28日在一家书店开过一个小型的学术发布会。与会者有作者徐秀丽和著名学者沈志华、雷颐，我被邀请为主持人。“满血复活”一词，就是雷颐在发言中说到的。

这次发布会过后，据我粗略统计，报刊关于李敦白的信息有上百篇。的确如雷颐所言，李敦白“满血复活”了。

我参加或主持过的座谈会不少，但这一次是非常学术化的会议。徐秀丽、沈志华、雷颐都是学术大家，会上既有史料揭秘，又有关于口述历史的学术探讨。用老话说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值得记叙。

一念之差，他有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共党员

“满血复活”，是带着记忆来的。李敦白与中国历史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座谈会上，我借主持人的优势，先行对李敦白作了一个我理解的总结：
李敦白，他的经历最引人注目的在于：中国人说他是美国特务，而且是两次；美国人视他为中国特务，或者是隐藏很好的美国卧底；俄国人说他是“国际特务”。而他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介入中国政治最深的外国专家”。不管如何说，李敦白的大半生是与中共历史重叠在一起的。

李敦白的家乡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青年时期加入美国共产党。1940年，21岁的李敦白应征入伍，并按美国规定脱离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部需培养懂日文的人，他被选中，可他拒绝学日文而改学中文。他的算盘是：日本战败后，美军可能长期驻在那里，要长期服役；中国是美国的盟国，战争胜利以后可以很快回国。他哪里会料到，一念之差学了中文后，他竟然30多年一直在中国，并把一生的命运与之联系在一起。
李敦白在斯坦福大学中文，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学生。这一渊源也使他后来成为苏联人眼中的“国际间谍”。

1945年夏天，李敦白随美军到达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他曾是美共党员，与中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是他的必读物。1945年11月，美军准备复员回国时，他改变初衷，想到延安去看一看。他被派到上海的美军司令部去工作。在上海，他与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人。宋庆龄介绍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观察员”，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脱离了美国军队。

1946年春夏，国共内战在即，李敦白准备辞职回国。宋庆龄建议他去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他欣然从命。

在赴延安到张家口途中，聂荣臻请他协助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他成为中共队伍中的一员了，并从此和对外广播结缘。到延安后，即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中共党员。

此时，他的老师斯特朗也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新华总社社长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与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此后，他成为中共中央电文的重要翻译人员，直接接触核心机密。

沈志华揭秘“美国特务”李敦白

无论在《李敦白回忆录》还是在徐秀丽的《李敦白口述历史》中，李敦白都谈到了他第一次作为“美国特务”被关押审查的经历。至于他为何突然被视为“美国特务”的原因都没有交代。但书中披露了一个细节：他正式被捕前与廖承志聊天时，一位新华社记者拿着一份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深感讶异。

我编发过一篇李敦白的同事杨兆麟的回忆文章：《我和“洋特务”李敦白》，曾谈及此事：
1949年初，我好几天没有见到李敦白，他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听说，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
这段回忆，说出了李敦白被捕与苏联的关系，语焉不详且是“听说”的。我那时就很好奇。读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时，我也找不到答案。

在筹备这本书的座谈会时，我和沈志华通电话，问他知道不知道原因。他是中苏、中美关系研究的顶尖专家，美苏档案看了无数卷，或可会有答案。
果然，我问对了人。“呵呵，这正是我要座谈会上讲的。”电话那头，志华得意的豪气都能感染人。

座谈会开始，志华就为我们解开了谜底。我把他的讲话内容简略叙述如下：
1948年底，国共内战已见分晓。1949年1月9日，国民政府向苏联发出照会，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在美苏关系的大面上，苏联不能公开支持中共，但从1948年底至1949年2月，却与中共商谈是否与国民党谈判，是否需要外国调停等一系列问题。这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有多封绝密的电文往来，都尽收沈志华眼底。

在这些电文中，斯大林当然反对美国参与调停，但对苏联是否参与则希望毛泽东有一个意见。毛说：苏联要是参与调停，美英等国必然也会有这样的要求。还是中共与国民政府单独谈判吧。斯大林也同意。

不料，就在苏联明确表态不参与国共调停之前，美英则先发表声明拒绝充当调停人。斯大林恼怒，美英先于苏联发声，是中共泄露了绝密的电文内容，中共内部有特务。

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此时正秘密访问西柏坡。米高扬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指责中共内部有人泄密。毛泽东非常生气，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事只有我们五大书记知道，加上翻译师哲和捷列宾（苏联派往延安的军医）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不可能是我们泄密。米高扬说，那就是你们周围有什么人泄露了的消息。

后来，米高扬得知中共中央周围有两个美国人马海德和李敦白后，请捷列宾予以确认。捷列宾对李敦白的身份非常怀疑：他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了中国？

米高扬当然原原本本地报告斯大林。斯大林当天复电说：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要立刻逮捕他，并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电报里斯大林还说：美国作家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她削尖了脑袋到莫斯科来就是为了刺探我们的情报。

1949年2月14日，斯特朗在苏联被捕，囚禁五天后驱逐出境。几天后新华社获悉该消息，李敦白被当作“中国特务”逮捕、关押。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5年，苏联为“斯特朗间谍案”平反。中国也为李敦白平反并致歉。1964年1月，毛泽东邀请李敦白和斯特朗等人一道到中南海做客，再一次向李敦白致歉。

李敦白的理想主义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聚焦在李敦白的“理性主义与现实逻辑”上。撰写者徐秀丽对此感悟很深。她说：
整理李敦白的口述历史，我常常想起理想主义这个词。因为这是理解李敦白在每个时期做出的每个选择的关键。李敦白一生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建设，然而，他的理想似乎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对人类的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一点在李敦白的言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一书中，李敦白叙述了一段往事：他少年时曾听一位牧师说起：“在我们美国南方，有些人尽管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真的按基督的教导行事；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行为非常符合基督的教导，但是并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这些人就是共产党员。”这是李敦白第一次听到“共产党”这个名称，牧师说这些共产党员存在于秘密的细胞里，为正义事业而努力。当时年少的李敦白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并不完全了解，但牧师的一番话却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基督徒和共产党员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如何能够在牧师乃至李敦白的心中合而为一呢？因此，李敦白的理想，或是李敦白的理想主义，并非指其具体的政治观点，而是他对信念与信仰的毕生追求。

雷颐解释“满血复活”

雷颐岁数比我大，记得当年李敦白作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参加“文革”又一次被作为“美国特务”被捕的经历。所以，雷颐开场就说：读了这本书一个很时髦的游戏名词——满血复活。李敦白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满血复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几十年前李敦白是一个大红人，可谓红得发紫。在上世纪60年代，他越来越受到重视。他还参与了毛选的英文版翻译工作。文革中，他觉得只要毛主席发动的，就一定是对的。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邀请他去。周恩来劝他不要去，但他还是坚持去了。李敦白认为积极参与文革就是积极参加外事口事务，是抢夺外交部大权的、涉及大是大非的重要事情。没想到，突然一夜之间，他被软禁，继而第二次被作为“美国特务”批捕。入狱前，李敦白看到自己的批捕书上有13个中央领导的签名。在监狱中，他被反复审讯跟王光美是什么关系，想从他这儿打开缺口。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别人给他介绍的第一个对象是王光美。他跟王光美没谈成，彼此对对方都没感觉。他请王光美吃了一次回锅肉，王光美也回请他一次回锅肉。

谈到理想主义，雷颐认为，李敦白觉得自己是“理想”的代言人，他的理想就是要参加中国革命。为了中国革命，哪怕被关进监狱，他也不后悔，反而认为这是为革命应该做出的牺牲。所以，被从监狱放出来后，他也无怨无悔。

口述史写作的标杆

标题这个说法，是我提出来的。

在中国，做“口述历史”的人很多，但大多限于“你说我记”，而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这种“你说我记”，有时候反倒以讹传讹，误导了读者。只有极少数历史专业的学者才把“口述历史”看作是“你说我注”。作为历史学家的徐秀丽具备这样的功底。这本关于李敦白的“口述历史”确实可以作为标杆来看。
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中，徐秀丽做了许多注释，虽不像唐德刚注《胡适口述自传》那样“三分胡说，七分唐注”，但这些注释纠正了李敦白记忆的错误，显示了一个史学家的功底。

比如，李敦白第一次被作为“美国特务”被捕的时间，李敦白的回忆录说，是1949年1月21号。而在《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中，徐秀丽加了一个注释，解释说这个回忆是错的。李敦白还讲了一件事情，说自己被捕是因为他听到了斯特朗在苏联被捕，又被驱逐出境。这件事其实也有时间上的误差。徐秀丽根据当时斯特朗被驱逐的旧报上的时间纠正了过来。

我在座谈会结束时说：《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是口述历史作品写作的一个标杆。徐秀丽承接了王国维做学问的二重乃至三重证据法，一方面采纳李敦白的口述，另一方面根据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纠正偏差、错谬。这本书中收录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细节，文本内在非常丰富，可以做出很多解读，有些细节甚至可以照亮历史的角落。通过本书中的记述与考证，作者向读者展现了尽可能真实、尽可能丰富的历史过程，也展现了“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的心路历程与思维观念。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