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 郑天翔：有远见卓识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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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翔：有远见卓识的良师益友
■李 莉


1952年，郑天翔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1955年6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分管工业。我于1949年8月初来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委郊委，1952年郊委改为农林局）工作，历任林业处副处长、处长、副局长等职。那时，我只听过郑天翔的报告，和他并没有交谈过，接触也不多。大家认为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并重视培养干部，工作抓得紧，是刘仁的好助手。在刘仁生病和负责“四清”工作期间，郑天翔负责主持北京市委工作。北京市的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表彰。在各方领导的支持下，北京市的工作很出色。干部、知识分子都愿意到北京来工作。这和郑天翔尊重知识分子，领导有方分不开。


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重视女同志
那时，北京市各局女局长有六七个：齐岩是人事局局长；葛纯是农机局的副局长；黄昏是公用局的副局长；我是农林局的副局长；宋汀是北京市纺织工业的创始人，担任过纺织局的局长、市委委员；李昭是纺织局副局长；卫生局的副局长中也有一名女同志。那时，市局不多，女同志竟占三分之一。范瑾是北京日报社社长、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当然范瑾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其他这些女同志也都是“三八式”的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她们在群众工作中不断成长，但是这与北京市领导重视女同志也有关系。


贯彻刘少奇指示，推广酸枣嫁接大枣的经验
1961年，我的丈夫李琪调到北京市委任常委、宣传部长。1964年，一次审查接待外宾用的电影，李琪说：你要是没有事，也去看看电影。这样我就去了。


那天参加的有郑天翔、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李琪和文化局的负责人，外办的辛毅也去了。李昌见到我就拉我坐下，我们聊起了往事。


郑天翔惊奇地问我：“你和他这么熟悉？”


我回答：“李昌同志从延安调到晋绥任兴县的副书记，他爱人庄静是五区区委宣传部长，我是五区妇救会主任，后来也是区抗联副主任。李昌同志深入工作，到五区指导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合作社……”


李昌说：“她能吃苦，带着孩子下乡。”


郑天翔说：“她在北京市也是做农村工作。”他又对我说：“本来我就要找你的，现在就给你说说，近来，少奇同志从报纸上看到北京酸枣嫁接大枣经验，大枣既好吃又能出口。你将嫁接的情况和办法写个材料，尽快送给我。你要在五天之内送来，少奇同志说要在全国推广。”


大枣在荒年可以顶粮食。我的家乡交城出骏枣，我说：“交城的骏枣个大，既好吃又能出口。”


郑天翔高兴地说：“引进，抓紧时间办。”


我回去后，马上向局长杨益民汇报了情况并着手整理材料，提前交给郑天翔。同时又向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市人委农办副主任、水利局局长王宪，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市长王纯汇报。他们决定在平谷召开小型现场会，要有酸枣的山区各县县长、负责农业的书记参加，贯彻刘少奇的指示。


作风民主
郑天翔工作作风不仅认真，也很民主。1964年，北京市委常委会研究如何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研究如何建设农村时，市委要农林（杨益民、我）、水利（王宪）、畜牧（赵华达）各局及各县领导列席。郑天翔主持会议，郑天翔、万里坐在桌子的一端。大家围桌而坐，一边是邓拓、陈克寒、范瑾、李琪，对面是赵凡、王纯副市长，王宪、赵华达、杨益民和我等。


养羊和造林有矛盾。养羊，羊啃树，吃树苗。为了养羊，平原有的县砍树，不少新栽的树苗也被砍了。以前负责农业的书记万里召开各区、县长会议，让我在会上汇报“大跃进”中砍树的问题。万里、王纯、赵凡在会上都讲了话，要求立即制止，处理问题严重的干部。领导对此事抓得很紧，很快制止了毁林的问题。林业部还向全国发了简报，介绍北京市制止毁林的措施。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抓了这个倾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的县就开始杀羊。搞农业的同志都主张多种树，少养羊。而负责商业的同志为了解决群众的吃肉问题，主张多养羊。


万里副市长谈完计划后，郑天翔要大家提意见和补充。有几名同志发言，有的说对畜牧重视不够，负责商业的书记陈克寒一边听，一边点头。赵凡知道我是个“炮筒子”，让我谈谈我的看法。


我说：“万里同志介绍得好，就是对绿化、林业工作讲得少，重视林业不够。”


还没等我说完，范瑾就说：“李莉，我们怎么不重视？每年春秋两季造林季节，报纸用整版报道，还加上绿框。周总理都表扬我们，说这样报道好，促进造林。你的意见不合适。”


我说：“你报道过几次林业？”


李琪说：“我们将党校和干部学习班的房子借给你们办知青工作普训班，你们用了一年，办了六期。”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说平时招不到工人的单位，可以多招些人，我们一下子招了6000名初、高中毕业生到各林场当林业工人。


我说：“我们是借用。陈校长和总务处长都将房子打扫得很干净，特别是食堂的同志说，欢迎你们来多办几期，这样我们吃饭不用自己出钱。赵凡、王纯和林业部的领导惠中权、罗玉川都给知青作过报告，提高大家对林业的认识，促使大家积极劳动。”


范瑾说：“李琪说得对。”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兴的县委书记发言，批评了我几句。“文革”后，他见到我还向我道歉，说批评我重了。我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


万里说：“李莉是个敢说敢干的女同志。”我内心很高兴。


郑天翔主持会议，允许大家争论，还说要大家发表意见。他作风民主，发现问题总是能冷静处理，从不训人。


郑天翔和宋汀——“文革”中的患难夫妻
1975年2月5日，郑天翔的女儿郑小洪来告诉我，说她爸爸被放出来了，现在朝阳医院干部病房治病。据说被放出来的一部分同志留在北京，认为这是问题轻的，问题重的都被送到外地了。我很高兴郑天翔能从牢房里出来，想到医院看望他，但是一想看望他的人很多，就对小洪说：“你爸爸刚出来应尽量休息和检查治疗。等过些天看他的同志少些，我再去看他，能多坐坐，多谈谈。”


过了半个月，我先去郑天翔家找宋汀。


过去，大家都忙工作，我与宋汀并不熟悉。运动期间，在子女们的往来中，得知她备受摧残，可是她坚强不屈，我很佩服这位能干的女同志。我认识宋汀还是通过葛纯介绍的。


1972年春，葛纯来告诉我在林彪“一号命令”后，宋汀曾被送往山西晋东南一个县监管，这年春节宋汀被放回家了，葛纯约我一起去看她。一天晚上，我同葛纯到东黄城根市委宿舍去看她。运动一开始，她就被赶到这一间小房子里，长长的里外间还堆满了破旧的箱子。


经过几年的磨难，我们还能见到面，大家都很高兴，诉说着这几年的经历。在批斗中，有人要宋汀揭发市委和郑天翔，她回答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她和郑天翔也不必划清界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造反派喊“砸烂狗头”时，她却讲：“砸烂狗头？没有（了） 头，怎么交代检查？”造反派感到她说的都是大实话，奈何她不得。宋汀谈到过去对她很好的一名女同志，运动开始后连话都不敢跟她说。一次她碰见此人，想说几句话，结果被人家碰了回来。她感叹人变化得太快了。


宋汀谈到1966年冬，市委领导的子女组织长征队，要到外地进行串联前，我的女儿海浪和她的女儿小洪在她家用缝纫机做队旗，两个女孩怎么也做不好。为了表示和宋汀划清界限，两个孩子干了两个小时都不问她怎么做。宋汀感到又可笑又可气，但她支持她们的革命行动，主动帮她们做，用一个多小时就做好了队旗。孩子们都笑了，用笑声表示内心的谢意，感谢这位妈妈对她们的关心和帮助。天真的女儿在外界的压力下，不敢和她交谈。她很理解孩子们的心。两个女孩对这天也记忆深刻。因为就在这天半夜，郑天翔被群众组织带走，下落不明。后来才知道，1967年1月初，专案组才找到他，将他从群众组织手中接到卫戍区继续关押。1972年秋，家属才被允许探监。宋汀十分坚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过郑天翔被抓一事。


1973年春，我姐姐李友莲“文革”中因挨批斗半个肺萎缩，到北京来治病，正好和宋汀住同一个病房。一天，我去看她们，突然病倒，也住进这间病房。夜里睡觉，她俩被我的哭声惊醒。她俩下床，到我的床边叫我，才知道我是在睡梦中痛哭。这使她们更难过。她俩悄悄回到床上，伤心落泪，一夜没有睡。宋汀为我悲伤，她给了我许多帮助。


不久，葛纯来找我，说已同宋汀、罗文、颜纯约好，一同到颐和园去玩。要她的女儿洁平、洁群，我的女儿海春、孙子小征同去，叫孩子们见见世面。我同意了，但就是怕自己身体不好，影响大家情绪。她说没有关系，累了就坐下来休息；小征有几个姑姑关照，走不动还可以抱着。


第二天到约好的地方集中，乘车到了颐和园。春暖花开，风景正好。园内没有多少人，十分幽静。我们划了船，沿着长廊边走边说。中午，大家席地而坐，野餐。四岁的小征活泼天真，大家都喜欢他，他给我们的春游增添了很多乐趣。


饭后我们去爬山。我突然想起1966年五一节，在颐和园见到宋硕时的情景。当时，他正在等李琪，李琪没来使他很扫兴……如今，真是公园依旧，人已早亡。我有七年没来这里了，平时忙，很少来。20世纪50年代初，李琪在马列学院学习，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带孩子来玩，当年拍摄的照片多数还在，而今物是人非，不会再有那快乐的情景了。我低头想着，不免有些伤感。此时，宋汀拍我一下说：“不要想往事，咱们要愉快，大家约了游园就是为了转变情绪。”宋汀提议去石舫玩。看着眼前的美景，看着无忧无虑的小征，我们心情又好起来。大家还照了相，并约好有时间再到别处玩玩。


1975年的一天，宋汀一见到我，就谈了郑天翔出来的情况，说看他的同志很多，排队看望的高峰已过。她说：咱们先休息，午后再去医院。宋汀让我和她一起躺在床上。但我们俩谁也没有睡，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两点半，然后一同到朝阳医院。


这时，郑天翔已经起床了。宋汀一进门就说：“你看谁来了。”


郑天翔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呆呆地看着我说：“活着就好。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眼睛含着泪。我们谁也没有谈到李琪的死，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悲痛，说：“你好。”郑天翔问：“孩子们都好？”我回答说：“都好。”他说：“那就好，我放心了。他们学习工作好，咱们高兴！”


刚谈了几句，又来了别的同志，我们便没有再多谈什么。我看他精神不错，可是视力下降得更厉害了，这是因为多年被监禁造成的。这位能干、能写的实干家变老了。“文革”中，不少人家破人亡，死的死，关的关，不少被流放到外地的也死了，工作无人做，经济倒退，饭也吃不饱，还说是胜利等等。郑天翔在“文革”中被批斗过不知多少次，但是他一直没有作检查，也不承认北京市委反党、搞修正主义。


他们谈完后，郑天翔一边指着我，一边问来访的同志：“你是坐车来的？将她送到家。”这名同志对我说：“我认得你。一定把你送到家。”


后来知道，组织安排郑天翔到外地休养一段后仍回北京市委工作，我们都很高兴。1975年8月，他恢复工作，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1977年7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1月兼任市政协副主席。


关心同志，爱护干部
郑天翔关心干部，是位有求必应的人。我有难事和他商量，他总是听完我的叙说，而后帮我出主意。他考虑问题周全，是我的良师益友。每逢遇难同志的骨灰安放和病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都参加，并像主办人一样安慰家属，接待参加的同志，怀着痛苦的心情最后一个离开。


1975年11月12日，在李琪骨灰安放时，郑天翔、宋汀和范瑾来得最早。当时不准我们用大厅，只能用休息室。郑天翔进了休息室，亲自把李琪的遗像摆正，接着又到八号骨灰室察看安放骨灰的地方。时间到了，我儿子海渊抱着他爸爸的遗像，海浪抱着骨灰盒，500多人列队一起向骨灰室走去。郑天翔走在前面，贺苇的儿子曹一凡站在队伍旁边用双手捧着放着哀乐的留声机。这时已经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断有人来制止放哀乐，我们一直坚持到告别仪式结束。郑天翔是最后走的，临走时他安慰我：这是革命公墓，放到这儿应该高兴。


1979年6月，李琪彻底平反。郑天翔闻讯后连夜写了一首诗：


每上八宝心绞痛，今祭阁下恨更深。


何物小丑构十罪，一月连伤八条命。


共制新图彻夜明，纵论史书乐何穷。


最爱临危难后顾，大义凛然斥江青。


狐鼠跳梁十几春，长安街上乱哄哄。


天安端门空余爱，炙手可焦敢驳正。


郑天翔写完诗后，还叫我的女儿去听他说诗的含意。


1978年5月，郑天翔调到七机部主持工作，1983年4月至1988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4年在张大中等人的帮助下，北京出版社同意出版《李琪文集》。郑天翔答应为《李琪文集》写序言，序言是他在出差河南时挤时间写的。简练的文字写出了李琪的特点，又很有感情，为文集增光添彩，同志们十分赞赏。他还请彭真为文集题写书名。


郑天翔评价李琪是一位“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实干家”。“当林彪、江青、康生以及恶棍戚本禹之流，以攻打‘三家村’为大突破口时，李琪同志敢冒锋镝，表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当林彪、江青一伙发动了对北京市的狂轰滥炸时，李琪同志身陷重围，朝不虑夕，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我的问题’。敢于实事求是，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是共产党员党性最根本的要求。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


郑天翔这样评价李琪，实际上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当批评“三家村”时，北京市委成立了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四人组成的办公室。北京市委的意见是一致的。后来工作组进来后，郑天翔面对“泰山压顶”，依然坚持原则，正气凛然地说：“是对，是错，十年后再看。”果然十年后见分晓。


郑天翔很关心我的工作。我请他到小西山看绿化成果，并请他为百望山绿色文化森林公园写碑文《小西山造林记》，他一口就答应了。他工作一向认真，叫我送去有关小西山植树的档案，他根据文字记载亲自写了小西山的原状、特点、现貌和造林经过。可是他很谦虚，不让刻他的名字，他认为有彭真题写的“西山森林公园”就很好了。碑文制成后，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同意刻上他的名字。


20世纪90年代，我们出版《北京林业建设四十周年》时，北京从解放开始到当时的市领导都为林业建设题了词，可是唯独没有聂荣臻的题词，他曾是北京市第二任市长，不能缺少。我请郑天翔帮助。他答应并请聂荣臻书写了题词。我很感激郑天翔，没有他出面，我们是得不到聂荣臻墨宝的。这样，从林业建设的画册上也反映了北京市历届主要领导同志对林业的关怀。


郑天翔还送我条幅：“秋色如同春色好，老骥何畏万里行。”


郑天翔是中顾委委员，宋汀是北京市顾委委员，他们老夫妇退居二线后，还著书立说，写了《北京十七年》，如实地记载了“文革”前北京的建设史。他在书中提到了曾担任北京市委常委的12位同志中已去世的七位同志（刘仁、邓拓、陈鹏、范儒生、陈克寒、冯基平、贾庭三）：“刘仁同志、邓拓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直接牺牲的。在十年内乱中直接牺牲的还有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和著名的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同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同志和担任过市委常委、大学科学部长的吴子牧同志。陈鹏、范儒生、冯基平、陈克寒同志和曾经担任过市委常委的杨述同志备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而过早地陆续离开了我们。为北京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要贡献、在十年内乱中死于非命或因备受摧残而过早地离开我们的同志，还有许多许多。这是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对首都的贡献将永垂不朽！”他这样写难能可贵。


郑天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来    源】    《党史博览》 2014年第11期 P4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