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 (后叙)

李筱薇

我的人民日报史札记，从1956年时的老社长邓拓写起，才写到1979年和80年代初的边境战争，感觉有点愧对这座历史宝藏。连载到今天的第1-41篇算是上部，诚挚感谢“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80年代以前的报社老人中，近二十年来已经送别了秦川、李庄、王若水、范荣康、李克林、刘宾雁、刘衡等，但还有不少历史的见证人犹在。希望在今后的打工之余，能继续整理史料，计划一直写到1989年3月8日三峡工程被成功狙击的报道为止。此后的事情，都是历史的逻辑推演。
　　记得在那个山雨欲来的时刻，这篇发在头版头条的报道，题目叫《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人民日报敢这么写，是因为党的“十三大”明文规定“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的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日报作为“文革”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受益于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以胡耀邦等为优秀工程师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发有为，更受教于广大党政干部、知识界和民众的智慧与勇气。
　　有网友跟帖批评我对“本报”太多的自恋。在历史上，包括80年代，人民日报不乏像张浩关于包产到户来信这样“开倒车”的报道。人民日报即使在它最辉煌的时刻，肯定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例如老社长秦川离休后有过这样的反思：
　　“是历史把我推到前台。我作为人民日报的具体负责人，在抓住小平同志的改革路线、开创新局面方面宣传得不够，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理论不够，没有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忙于应付‘清污’，对清查文革‘三种人’的宣传也做得不够。”
　　但我固执地认为，人民日报在80年代具有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群体人格。在中国改革和思想解放的伟大进程中，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评论、报道和内参，总体而言在推动历史。它的这种历史角色，是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中国文化古有的忧患意识、梁启超“去塞求通”的新闻启蒙理念的混合体，是对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的一份承诺，也是中共“党性”的体现，后者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描述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用这12个字，概括人民日报在80年代末以前种种成功或不成功的悲壮努力，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以史见人，我比较敬重本报一批老同志洒脱雄奇的人格。人民日报的老人还记得，秦川于1985年12月10日忽然被宣布免去社长职务，从组织上找他谈话的办公室里出来，对等候在外边的前部下们哈哈一笑，说：
　　“以后你们谁管我的饭啊?”
　　拿得起放得下，雷霆起于侧而不惊，泰山崩于前而不动，这就是人民日报老报人的精神境界。
　　在秦川北京木樨地22号的寓所里，曾经挂着一幅朋友送的对联：
　　“茶为临泉试，松宜带雪看。”
　　这是秦川、也是党内一批老干部光明磊落的人生写照。
　　李镇西老师跟帖说：在我的文字中，“重温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和精神历程，看到了昨天的中国和昨天的自己。这些人在历史中沉浮，同时也丰富着乃至推动着或阻碍着历史。”谢谢李老师的勉励和鞭策，更希望人民日报老报人的担当精神，被更多的网友记起，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香火不绝。

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 ... 10-06-13/20900.html

李筱薇

       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金台西路2号大院，也许还要更早些，从1979年上大学后在新闻系宿舍每天收到一份党报，自然而然地，《人民日报》就联结了我的学业、事业，还有人生中的诸多甘苦和荣辱。一家媒体能给予一介书生如此丰厚的职业附加值，乃至人生馈赠，这大概只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依稀记得1986年正式成为记者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一位老领导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记者，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名记者。”
　　依稀记得1989年1月份，学者金观涛先生的一句小诗：“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2000年后我作别人民日报，一边为“希望工程”旗下企业打工，一边抽空帮助离休在家的老社长秦川整理回忆文章。到了2006年6月1日，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停刊，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无时敢忘的《人民日报》。它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苏联《真理报》，那两份“党报”因为不知变革或抵制改革而落后于时代，政亡报息本是在所难免。而《人民日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一直是党内改革的急先锋和见证人，这是人民日报，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明天的底气所在。
　　于是在打工之余，开始写作《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博文。我想做的，只是希望从自己经历、亲闻或间接了解到的一些报社轶事中，帮助人民日报记录和留存一份元气，再说得大一点，还可以据此透视中共文宣系统持续的改革努力，以及共产党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坚忍人格。
　　声明一下：这个系列不是受权编写的报纸正史，带有我那一代大学生和记者浓烈的爱憎和审美偏好。史料是真实的，但对历史的解读是在我和同辈人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我知道，为了这份宝贵的底气，人民日报无数前辈付出过艰辛，咬住了尊严，收获过无奈，却始终不肯放弃一份执着。我曾经的记者生涯，与那些可敬可叹的前辈相比，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演绎着相似的悲欢。每个人只是党报屡战屡败、愈挫愈奋的群体史序列中一个节点。
　　作为节点，就有责任为承上启下做点贡献。
　　在我前边，苦难没有尽头；在我后边，理想不会入睡。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757.html

李筱薇

敢于向上级如实报告缺粮情况，将政府征收过头的粮食退还农民，及时分发，救了阳城县不少人，让阳城人民感念至今。丁抒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人祸》一书中写道：

　　“1960年上半年农民饿死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共县委、省委书记们是否向上级说了实话。只要他们肯向上司说实话，承认过去吹了牛，把农民的口粮充作‘余粮’交进了国库，那么多半能讨回一些粮食，使治下的饥民免于一死。”

　　在各地瞒报成风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戴上眼镜、拨着算盘，统计核实全国粮食实际库存，直到1960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真实数字。到年底，周恩来、陈云等人才痛下决心，不顾毛泽东的老大不乐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救急。

　　如果人民日报能像赵树理一样仗义执言，发出公开报道或内参;如果吴冷西能利用主席贴身工作人员的便利，像田家英从浙江农村调查回来就力主“包产到户”那样，近水楼台向毛泽东陈情救灾，本可以更早地引起中央和全党警惕，至少为总理早一点弄清粮荒程度出把力，推动人民政府拨出“返销粮”，或者早点进口粮食。

　　遗憾的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和国家通讯社保持着可耻的沉默，赵树理以农民的质朴说出一句无比悲愤的话来：

　　“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

　　人民日报的失语，是“天聋地哑”的恶兆。

　　耐人寻味的是，人民日报老领导、老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对“大跃进”时的虚假宣传反思颇多，却很少提到紧接着“大跃进”的“大饥荒”报道缺位和舆论失职。

　　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党报人员内心深处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意识贫乏?或者是认为在当年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日报任何如实报道的努力都是痴人说梦，所以根本不作妄想?

　　

　　邓拓的谀词

　　

　　在民主机制阙失的情况下，体制内报人的心态最难琢磨。比如，老记者李克林、宋(王争)“不能说、不敢想”的痛苦，比如人民日报老社长邓拓在饥荒中一反常态的表现。

　　邓拓在参加革命前以一部《中国救荒史》成名。对于“灾荒之多，世界罕有”的祖国，邓拓早已做出深刻的观察，认为以往的学者过高估计自然条件对灾荒的的影响力，是很不妥当的——

　　“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

　　不可思议的是，邓拓1960年7月下江南，竟然对全国性的大饥荒没有一点敏感和思考，却写下一组《江南吟草》。他在序言中说：

　　“近于病后漫游江南，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时有所感，辄成小诗。”

　　即使是灾荒程度较轻的江南，当时也已是一片民不聊生。但在邓拓眼里，统统成了莺歌燕舞的田园诗。你看——

　　“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萧山野外》)”

　　“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游鼋头渚》)”

　　这个备受打击的党内报人，写出如此谀词闹曲，是荒政专家敏锐嗅觉和书生道义感的退化，还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高压下的自保反应?谁能说得清楚?人民日报老同志的回忆录，对此大都语焉不详。

　　后人所知道的是，邓拓回到北京后，终于没有继续迟钝和粉饰现实，以冷峻思考的头颅，慨然写下《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一批杂文，洗刷了《江南吟草》的尴尬，凭着一个老党员和书生的良心，向党进上逆耳忠言，直到走向那个血迹斑斑的人生终点。

　　从《人民日报》想到解放后它取代其全国报业领袖地位的《大公报》。仅仅在此前十几年，抗战时期河南灾荒导致300万人死亡，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1日发表6000字的记者通讯《豫灾实录》，首次披露灾民惨状。第二天，《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出感人至深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乾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王芸生大胆为灾民请命，要求国民党政府救河南同胞于水火，并痛斥重庆豪商巨富的奢靡生活，还在社评最后表示愿意为读者收转赈灾款项。蒋介石读后勃然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这篇社论就此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批评报道、为民请命的代表作。

　　研究当代文化人命运的学者谢泳，对《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感慨系之：

　　“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
https://www.hotbak.net/key/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4谎言第2.html

李筱薇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
　　
　　从太行山中走出来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克林，“文革”中回到山西左权采访，战争年代她的女儿就寄养在当地农民家。在县里，她听熟了干部嘴边的官话，什么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啊;只有到了女儿的奶娘家，才听到老人家悄悄诉苦说：
　　“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八路军总部在这里的时候!”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八路军总部就驻扎在左权。不仅仅是左权，众多革命老区曾经以并不富饶的水土养育了一支在野党及其军队，眼巴巴盼到后者执政的那一天，没想到生活依然贫困。连那位唱出著名的毛泽东赞歌《东方红》的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到70年代初儿媳妇也被迫踏上了讨饭路!
　　直到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写出一份内参，披露革命圣地延安竟然还有不少乞丐。人民日报11月23日头版发表冯森龄等人的新华社通稿，公开承认：
　　“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
　　“……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曾给延安人民复信，祝福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然而，直到毛泽东辞世，这个诺言也未能兑现。
　　陕北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解放后上井冈山、回家乡韶山，还多次登临蒋介石喜爱的庐山，唯独没有重返曾经庇护中共中央达12年之久的延安!
　　“文革”中，周恩来总理从在陕北插队的高干子弟那里，得知延安人民生活真相，痛心地说：
　　“战争时期陕北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老区人民……”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着手援助延安发展电力、化肥、水泥“三小工业”，但在当时人民公社体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包括延安在内的农村落后面貌。一个赶走了蒋介石的新政权，废止农村传统的土地制度和家庭经营，从合作化、大跃进到人民公社，闹腾得翻天覆地，没想到执政29年后却没能消除革命大本营延安的乞丐!
　　尽管解放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并不少，农田基本建设成绩也不小，但由于农民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仍然徘徊不前，不少地方甚至不如解放前。
　　“文革”结束后第二个寒冷的冬春季节，人民日报新上任的总编辑胡绩伟出差路过粤港边境，极目张望大吃一惊：香港那边的庄稼郁郁葱葱，欣欣向荣;而我们这边，人民公社的庄稼长得稀稀拉拉，一片荒凉。很多年后，胡绩伟还记得当时的感受：
　　“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新天地的我，第一次见到‘两个世界’这样鲜明的对比，不能不叫人大为震惊。我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其实心里却特别难过。”
　　人民日报农村部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比如李克林，对于合作化以来报纸和记者个人卷入农村极左政策的宣传，也是深感“负疚”：
　　“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
　　“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
　　“责任虽不在我们，但我们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年富力强之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造孽啊!”
　　好在“文革”已经结束，邓小平东山再起后，提出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立刻得到人民日报的响应，组织了一系列报道和评论。
　　什么叫做“落实政策”，当时农村有什么政策没有落实?其实自从“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体制就是农村的最高政策，在全国雷厉风行没人敢于公然违抗。邓小平此时能做的，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维护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种植自留地、经营家庭副业，落实按劳分配。而这些较低层次的农村经济政策，当年毛泽东虽不满意也不便彻底否定;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地方挺进中央的“文革”受益者，从基层工作经验出发也是较为认可的。
　　华国锋接班后，一方面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一方面着手进口粮食，减免贫困地区的税收，重视社队企业，缓解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一个例证就是《红旗》杂志在1978年一边抵制“真理标准讨论”，一边却率先发表了万里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同时，“凡是”派对于落实政策会不会导致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侵蚀人民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经常心存疑虑，一旦触及他们心目中的底线就会奋起反击。
　　所以，当李克林组织了一篇社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政策》，排出小样送给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副总理审阅，纪登奎发话了：
　　“关于农村政策，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社论缓缓再说。”
　　纪登奎，1951年毛泽东沿京广线南下视察途中接见过的“老朋友”，28岁就做了许昌地委书记。两年后毛泽东再次南下，召见纪登奎询问合作化试点情况。刚从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归来的纪登奎，圆满地回答了毛泽东的每一个提问，挠到领袖心中的痒处。在党的领袖一路关照下，纪登奎出掌苏联援建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升任河南省级领导，在党的“九大”上跻身政治局。他和陈永贵一样，在某些问题上跟江青等“四人帮”有距离，但不会容忍党内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试图改变人民公社体制。
　　社论发不出去，李克林不死心。经报社领导同意，她把社论改成无需送审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直到1978年2月才在头版刊发出来。这篇评论批评了“文革”中“侵犯农民利益，导致生产连续下降”的过火做法，比如把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说成“资产阶级的管、卡、压”，把农民按劳分配说成是“物质刺激”，鼓吹“种田为革命嘛，不记工分也可以”，还有“割自留地等资本主义尾巴”。人民日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检查一下农村劳动管理、财务管理、自留地、奖励等政策，一项一项地落实下来。评论特别提示说，当前尤其需要落实关系7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按劳分配政策，纠正当时盛行的“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分配一拉平”的现象，健全“生产责任制”。
　　为此，人民日报惹恼了一些忠于毛泽东集体经济理想的领导干部，经常受到当时中央分管农业、宣传的领导以及地方官员直白或含蓄的批评。一名省委书记读到人民日报提倡农民家庭饲养禽畜，骂道：
　　“靠老太太养鸡能养出社会主义?”
　　向来快人快语的李克林心里不服气。有一次，她在报社礼堂传达中宣部负责人对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批评，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一句接受批评的表态也没有，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气呼呼地走下讲台，还在嘟嘟囔囔。
　　毛泽东接班人华国锋，摆脱不了对集体经济、计划经济下长官意志、人多好办事的迷恋，在农村推行人海战术的“大会战”。过去搞大炼钢铁，现在是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从1975年开始的山东“邹西会战”，“文革”结束后继续受到新的中央青睐。它动员了10个公社、77个管区、448个生产大队，覆盖45万人口与6700公顷耕地，大规模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财力和物力。
　　这种“会战”思维，其实是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下徭役贡捐的现代版。在古代，轮流耕种公田、在自家村口修路搭桥一类劳动叫“徭”，中央政府为修长城、凿运河等全国性工程而征集的劳动叫“役”，地方自愿上缴中央的叫“贡”，地方摊派到个人的叫“捐”。人民公社在把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剿杀殆尽(仅剩自留地)的同时，也把这种徭役贡捐制度发挥到极致。在“大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从中央级(如大炼钢铁)到县级(如林县“红旗渠”和邹西)的大会战搞得地动山摇，甚至砸碎自家的铁锅，全村人进了公共食堂。为了一个神圣而虚幻的“公”字，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被农奴化了。
　　在“邹西会战”经验推广大会上，中央领导讲话，强调大干快上、规模声势，要求农民“吃大苦，流大汗，不惜掉几斤肉、脱一层皮”。在台下，国家农委的一名干部悄悄告诉人民日报记者：
　　“中央领导人这样一发话，下边干起来就难免死人啊!”
　　党报记者在体制内工作时日已久，未必都能联想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对徭役之苦的控诉：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但他们对“大跃进”的教训都记忆犹新。会后，李克林在安排“邹西会战”宣传时，抛开中央领导的要求，嘱咐记者在如实报道“邹西会战”的成绩时，重点关注农村政策问题。她带领农村部编辑，会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驻山东记者，撰写了几篇述评，批评“邹西会战”中种种违反政策的口号和现象，诸如“要大干就不能怕农民负担过重”，“要大干就不能不平调”，“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
　　1978年6月的一篇述评《从山东农田基建会战看政策问题》，提出警告：
　　“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充分注意，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量，必须与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致相适应……”
　　在习惯了“大会战”的年代，这篇述评以罕见的商业眼光，对“邹西会战”与农民利益的关系做出“斤斤计较”的评估：全省参加会战、需要还工的共约670万人，其中3年内不能受益的或者长期难受益的有280万人;按每个冬春干70天计算，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五角钱，共需近3亿斤粮、近1亿元钱。这些粮和钱，由非受益社队自筹，负担很重。因此，人民日报提醒地方政府：
　　“既要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做到当年收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既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切不可搞一平二调。”
　　人民日报似乎又回到了25年前合作化初期的那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回到了邓子恢、杜润生的价值立场：
　　“切不要忘记前进的出发点乃是小农经济……对于这种小私有者个体农民说来最关紧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虽然此时中国农村已经没有一个土地制度意义上的小私有者，但李克林等人意识到，即使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从人性本原看，最关心的仍然是家庭和个人的切身利益。
　　
　　“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经常到这个农业大省的广阔农村考察。他把苏产“吉姆”轿车远远地停在村外，自己步行入村，见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场面。
　　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万里竟然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
　　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万里了解到这个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
　　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万里，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闻所未闻，但是与农民的一番直接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
　　据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回忆，在定远县城卢桥镇附近，一个年轻的农夫放下一副担子在路边休息，万里走过去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有什么要求。农夫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农夫又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
　　“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
　　事后，万里对张广友感慨地说：
　　“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
　　据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说，万里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收入在40元以下的约占25%。第一书记难为无米之炊，心急如焚的万里陷入沉痛的反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
　　万里，1975年邓小平厉行“整顿”时的急先锋，作为铁路部长，亲赴各铁路枢纽地区，旗帜鲜明反对派性，抓捕“文革”造反派头头，确保了铁路畅通。为解决南昌铁路造反派与地方派系、部队派性勾结闹事问题，万里曾经在夜里十点多钟去敲开邓小平的宾馆房间做汇报。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邓小平立即接见，明确支持万里的要求，责成军方立即把江西省军区某领导调出南昌。因此，万里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靠边站。
　　在毛泽东身后，以万里为代表的一批封疆大吏，真诚地面对广大农民“吃饱肚子”这样一种天经地义的基本人权。他们拨开公有制意识形态的迷雾，继续邓子恢对于新中国“祸国殃民的做法”的未尽批判，开始质疑人民公社体制的“不顾群众死活，危害群众生活”(安徽省委语)。
　　趁着继任领袖的弱势地位，以及党内高层的杂音，他们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放胆而为，默许和鼓励基层政府与农民“揭竿而起”，自下而上地撼动了人民公社的大一统。
　　
　　“要吃米，找万里”
　　
　　1978年，安徽大旱，粮食减产，大部分地区连人畜用水都发生困难。唐代大文豪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那个涂县地区，人民公社的书记们9月初参加地委召集的救灾会议，谈起各地灾情，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有242个公社，一个公社农业搞不上去，两个公社上不去，可能我们是笨蛋，可是242个公社都上不去?难道我们242个公社书记都是笨蛋不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新中国政府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一个平民政权”，共产党的干部以勤劳、朴素、刻苦和对社会事业的热忱与责任感，赢得了广泛的人心。而且党和军队的干部多数出自农村，为什么竟然没有办法帮助父老乡亲摆脱贫困?自古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为什么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一个个变成了懒人?
　　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分析，就可以看出问题出在这个看似美妙的“新村”制度上。
　　用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话说，那年头农民下地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边哨子慢慢晃”，“男的上工在打牌，女的上工在纳鞋”，“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社员直言不讳地说：“有队长一个人操心就行了，我们操心也无用。”
　　为了寻觅农业脱贫之路，滁县一些地方在“文革”后期就偷偷把一个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个作业组，开始了农业生产承包管理的尝试。1977年上半年，地委组织干部调查了400多个生产队，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调查和今后意见》。王郁昭送给当时的省委书记，没被理睬。万里来到安徽后，在清理过去的文件时，发现了滁县地委的报告，立即表示赞同，批示给各地、市、县委，要求重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对滁县地委提出的建议可参考执行。
　　这是万里主政安徽后批转的第一个重要报告。省委负责人还亲自到农村调查，召开政策调查汇报会，发现“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简称“省委六条”)。省委郑重召开由地、市、县委一把手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组织讨论修改，于1977年11月颁布执行。
　　“省委六条”大胆突破禁区，比如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情况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适合个人干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农民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多种经营”，不再要求生产队按照公社党委、县委甚至省里的统一要求安排生产计划，不再批判生产队的“自由种植”。文件还涉及当时全国各地呼声较多的另一些问题，包括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实物，减轻社员和社队负担;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分配要兑现;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省委六条”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安徽农民的反应，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新闻报道描述，是“奔走相告，人心沸腾”。各地传达、宣讲省委文件时——
　　有的大队通知一户派一个代表到会，社员听说是讲政策，都争着来了，屋里坐不下，到场院里开会。有的听了一遍不过瘾，让宣讲人再讲一遍、两遍。
　　全椒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从别人口里听到《规定》的一些内容，带上干粮跑了六十多里路，到县委会亲自询问，当县委的同志告诉他确有此事，他两手一拍，兴高采烈地说：“这就‘着’了”(对的意思)。
　　来安县大英公社开始在干部会上宣讲《规定》时，附近的生产队有两千多名社员赶来听讲。社员们高兴地说：“……省委就像到我们队里看过一样，条条讲到我们心坎里。”
　　人民日报敏锐地发现了安徽的异动，从中看到了中国农村走出长年厄运的希望。安徽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解放前在《边区群众报》的同事，在“文革”中曾经蒙冤。赵守一“文革”后的平反，秦川和胡绩伟都曾出过力，到安徽协助万里工作后，仍然同秦川保持着密切联系。安徽农村改革的一些大胆尝试，就是赵守一及时通报给人民日报的。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记者田文喜、姚力文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2月16日人民日报登出安徽定远县的报道，说定远全县适宜种植水稻的农田仅80来万亩，过去却硬要扩大到150万亩，有些生产队偷偷种上黄豆、花生也要被强迫犁掉。现在定远县委新领导提出：有水栽水稻，无水种旱粮，种什么、什么时间种，都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力争不误农时地将所有空田全部种好。
　　人民日报为这一报道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用万里在安徽的一个内部讲话直接改造而成，一针见血地指出：
　　“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是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还是当作阿斗的一个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
　　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不仅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实也是尊重个体农民的自主权，不要把几亿农民当作实践毛泽东“新村”狂想而罔顾死活的棋子。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
　　
　　1978年的安徽大旱到了9月份已经非常严重，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在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
　　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让农民“借地度荒”的决定。万里说：
　　“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
　　“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已经超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范畴，涉及集体经济管理方式、人民公社运行体制的变革。1979年2月初，省委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干部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整，不敢轻易表态。万里开腔了：
　　“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在敢为天下先的滁县地区，基层社队冒出了3个“秘密武器”：作业组的联产承包，棉花的包产到户，对基层干部的联产考核。万里在合肥听取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后说，你回去抓紧把3个典型好好总结一下，给省委写出报告。
　　滁县地委把3个典型的调查报告印发全地区，要求每个县选择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进行试点。开明政策不胫而走，结果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王郁昭在凤阳县召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议，把公社书记们用车送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让他们到各家各户查看，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结果，公社书记们纷纷要求回去也要搞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已属大逆不道，安徽农民一不做二不休，又犯下了一桩在毛泽东时代更加严重的杀头之罪——分田到户。1979年初，北京刚刚开过著名的“三中全会”，涂县地区凤阳县的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集到一个村民家密谋。据当时的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
　　“当时穷极了……小岗村每年秋收后都有人出去讨饭，不再想办法是不行了。”
　　为了大家吃饱肚皮，小岗村曾经一遍又一遍轮换村干部，村里像模像样的男人都做过集体经济的领头人，但都无力回天。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把村里的土地给私分了!
　　求生的本能终于战胜了神圣的“主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18户农民在一个小学生写作业的格子簿上，写下一份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密约。村民们都没念过几年书，错别字在所难免，句子也不太通顺，却炮制出一份毛泽东身后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严俊昌还记得那份密约的大致内容是：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18名户主一个个走过来，郑重地摁上“血手印”。
　　这是一个与《水浒传》里吴用、晁盖智取“生辰纲”一样惊心动魄的时刻，他们以“盗贼流寇”的勇气，冒死劫取另一笔本该属于自己、却被朝廷以人民的名义征用的财产——土地。
　　他们把生产队里的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分摊到户。这就是比“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的“大包干”。
　　小岗村的秘密，被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公社开会时发现了。据秘书陈怀仁回忆，陈庭元一开始虎着脸指示公社书记：
　　“谁叫他们这么干的?马上并过来!”
　　可是，回县城的路上，车子行驶不到一公里，陈庭元又让司机开回去，顺着乡间小路来到小岗村。看到各家各户在自己的田里忙活，陈庭元心一软，对公社书记说：
　　“算了吧，都已经分了，再并回去各家的投入有大有小也不好算，还会有矛盾，就让他们干到秋吧。”
　　公社书记战战兢兢地说：
　　“那你写个条子，将来出了问题，你调走了谁来保我?”
　　陈庭元吼道：
　　“狗日的，这都是没有文件的，我写什么条子给你?就这样，不要误了春耕。”
　　为了乡亲们能吃饱肚皮，陈庭元顾不上自己的乌纱帽和人身安危，决定“瞒上不瞒下”，悄悄给予庇护。
　　2007年4月7日，当年参与小岗村分田的12名健在的农民集体出现在合肥陈庭元遗体告别仪式上。他们胸佩白花，手里拿着一条12人签名的横幅，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
　　“‘老元子’一路走好!”
　　估计在陈庭元生前，他们当面不敢这么称呼去世前做到副省级的父母官，但对于这样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农民兄弟事隔28年也没有忘怀。
　　“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收获粮食13万斤，远远超过“大跃进”时期的3万斤。滁县地委几位领导闻讯来到小岗村考察，高兴地告诉村干部：
　　“地委支持你们干3年，3年以后再说。”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也来到小岗村，爽快地表示：
　　“地委批准你们先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5年以后如果干得好，还可以继续干。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小岗村社员倍受鼓舞，热情地把炒熟的花生一把把往万里和随行人员大衣里装。万里落泪说：
　　“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回到合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分给到会的常委们吃。万里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
　　此前“省委六条”公开批准的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括默许的包产到户，让农民以作业组或农户为单位，承包的是全部产量。农民还得按照集体的生产计划进行种植，产出的粮食等农产品要全部上缴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的统筹和提留，再按各户上缴的产量计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统一分配。农民对土地没有经营权，对产品没有支配权，还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框架。“大包干”与“包产到户”不同，农民承包的内容不是全部产量，主要是国家的征购任务和给集体的提留，除此以外农田里的全部产出都是自己的。用农民的话来说：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是自己的。”
　　专家学者对小岗村农民的创造做了精辟的理论阐述：大包干到户承包制实现了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者，农民通过承包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即经营权，同时又取得了产品的支配权。在保持“集体经济”名义下，农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户成为一个主体经营单位。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已经被虚化，为农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从小岗村开始流失的国家土地，就像1992年从上海滩全面开放的股市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从此，被压抑了几十年的农民释放出巨大的生命能量，求生的本能，发展的冲动，人性的欲求，在中国大地上汪洋恣肆地流淌。中国农村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凤阳花鼓的故乡悄悄揭开了序幕。
　　
　　“要吃粮，找紫阳”
　　
　　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1978年初他出访南亚路过成都时，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介绍了万里在安徽的做法。
　　赵紫阳，党内农业专家，“文革”前以善于发展农村养猪为周恩来、邓小平所称道。1961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表扬了自己的助手赵紫阳：
　　“广东在中南地区遭受的灾最少，这里面有紫阳同志的功劳，他坚持要农民养猪，结果，保住了粤东一大片。”
　　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人民日报驻广东记者林里曾经多次跟随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到农村考察。赵紫阳发现，所谓亩产七八千根本不可能，早稻高产地区亩产充其量也就三五百斤。赵紫阳当即指示：
　　“如实写——人民日报登就登，不登就罢，不要强求。更不要叫人民日报为难。”
　　1959年农村残酷的“反瞒产”斗争中，赵紫阳到四会调查，亲眼看到农民家的米缸空空如也，口粮全部集中到食堂，连给婴儿煮糊糊都没有米了。赵紫阳如实给中央报告说：“没有那么多粮!”“反瞒产”斗争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建议政府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
　　党中央肯定了赵的报告，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如今有了邓小平的点拨，赵紫阳立即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四川省委也制定了目前急需清理和落实的12项农村经济政策，首先抓1977年的分配兑现。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比上一年增加66斤，现金分配增加9元6角。
　　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通稿：
　　“赵紫阳等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放思想
　　四川省决定做好近三年经济调整工作　按照休养生息方针使农业有较快发展”
　　这篇报道凸显了赵紫阳“冰雪聪明”的人格特质。在乱云飞度的时刻，他抛开流行的意识形态术语，破解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冷静地拎出农村工作的本质，是让农民“休养生息”。赵主持的四川省委开门见山指出：
　　“在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各级干部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认为，最突出的是‘恐右病’。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不少同志对当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心理感到不踏实，怕又说是“右”了，执行起来就犹豫徘徊。”
　　赵紫阳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号召“破除迷信和精神束缚”，解放思想——
　　“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辨是非，不能以本本上有没有为标准，也不能以过去批判过没有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作为唯一的标准。要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
　　省委允许四川试验、比较各种“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经营管理措施，“看那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给农村基层干部的“恐右病”釜底抽薪，彻底解除后顾之忧，要求各地抓紧平反农村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案、假案、错案，特别是解放后对农村干部打击面甚宽的“四清运动”，提出干脆取消所谓“四清下台干部”这个名词。
　　政策放宽，蜀中大治，3年大饥荒中伤亡惨烈的四川农民终于过上了衣食温饱的小日子。
　　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在全国农民中不胫而走。
　　紧随万里、赵紫阳的，是内蒙古区委第一书记周惠。
　　这位1959年庐山会议上有名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成员，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因为对“大跃进”的反省与前4人观点相近，差点被打入“反党集团”。在最后时刻，被毛泽东手下留情，“从里面硬抠出来”，但没能苟延残喘几年还是坐了冷板凳。
　　直到“文革”结束，周惠才被老部下华国锋提名出山到内蒙边陲赴任。在荒凉的草原上一路奔波考察，他深感“愧对天下黎民”，走一路讲了一路：
　　“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国家管不过来，我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已能管了。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这位庐山会议的幸存者，继承了政治难友彭德怀元帅的遗志：“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周惠代表农牧民向中央郑重提出“借地”，要求把土地借给他们包种，未获应允后转而推行农民牧民的“口粮田”，对羊群草地也实施了承包制。
　　胡耀邦说过一句话：
　　“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
　　万里的安徽、赵紫阳的四川、周惠的内蒙，遥相呼应，成三足鼎立之势。包产到户暗流汹涌，人民公社的雕梁画栋断裂之声嘎嘎作响、摇摇欲坠，汉室不保矣!
http://m.aisixiang.com/data/34036-3.html

李筱薇

革命美学

翻开世界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广场，常常是见证和凝聚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的平台。

在雅典卫城的广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曾经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个文艺复兴重镇，米开朗基罗广场上的大卫裸体像，带着告别中世纪的欣喜，体现了人的尊严、美感和力量。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新年狂欢，则是新大陆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历史象征。

更多的时候，广场上一个个伟大或普通的人们以天下兴亡为担当，以自己的前途、自由甚至生命为赌注，试图改变、推动历史的进程。成功的是极少数，失败的经常成为必然，但还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前仆后继。正因为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人类文明才能百折不挠地曲折前进，人类才从四肢爬行的猴子进化到航天飞机时代。

且不说14世纪初，捷克爱国者胡斯因为鼓吹宗教改革，反对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被视为者“异端分子”，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的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引发长达15年的“胡斯战争”。历史更会铭记这么悲壮的一幕：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1825年12月14日，3000多名贵族出身的陆海军官兵列队走进彼得大帝广场，冲进枢密院，要求废除沙皇统治，解放农奴。他们刚刚参加打败拿破仑，从巴黎凯旋回国，但年轻的心灵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震荡和冲刷，发誓“改造祖国”，不惜以身殉国。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们的领袖人物被尼古拉一世残暴处死，剩下的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或情人自愿千里相随，带着一颗颗不悔的高贵灵魂终老于荒蛮寒冷之地。

从赫尔岑、普希金到列宾、柴可夫斯基，整整一代俄罗斯文化，都深深地浸泡在“十二月党人”广场起事的那一刻，那一刻的悲怆，那一刻的豪迈，像血液一样流动在俄罗斯人的心头。

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扩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彷佛就是为了1976年清明节这一天，用百万人的泪水与吼声，送别一个时代，让全世界对中国这只正在觉醒的睡狮刮目相看。

广场上的国策大辩论

1976年的中国，面临从“阶级斗争”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政策转型时，政策辩论场所不是在理论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的权力来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不是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以及各省市区党报的版面上。谁要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即使是“文革”中那种很不完善的文本——那么想，中国人都会奇怪，他是不是火星人呢?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刘少奇的辅佐下，缔造了“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一言堂体制。从“反冒进”、2次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得任何从体制内对毛泽东路线提出挑战、质疑乃至局部微调，都变得绝无可能。

至于“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的社会主义代议制，到“文革”时期“拍手”的政协已经消亡，“举手”的人大隔了11年才举行换届大会。1976年人民日报发布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的消息，干脆白纸黑字写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好像政府首脑的选举、任命压根没有全国人大什么事儿。

至于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也早已不能像当初刘少奇设想的那样：“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从邓拓到王若水，不要说去反映“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就连试图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择善而从，或者以党员身份给党的主席写封信提点建议，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既然主流民意在体制内无法通过自己的代表、通过新闻传媒，找到发言和影响决策的机会，那么民意的表达和聚集，无论是直接的“悼周”，还是暗藏的“讨江”、“拥邓”，与隐晦的“射毛”，干脆就在这个体制最神圣的场所——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公开进行吧。

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高度肯定“人民”，在理论上视人民为国本，如“大跃进”中视人民狂热为神圣，还经常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反革命”、“反右”，乃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也鼓励每一个新中国的成员“胸怀天下”。甚至小学生加入类似西方“童子军”的组织“红小兵”，也不是去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而是要准备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助长了人民群众投身广场运动的冲动和底气。

1976年的“群体性事件”，从博主家乡省会南京开始。3月28日，南京大学400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广场，到达周恩来解放前曾经工作过的梅园新村，掀起了抗议《文汇报》、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示威游行。3月30日，南京的大学生在南京火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桐油和油漆，给开往上海等地的火车车厢刷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标语。中央紧张了，给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电话通知：

“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

然而，民意无法“覆盖”，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还是在中央眼皮底下发生了。据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记载：

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师生到天安门献上第一个花圈。

3月30日，第二炮兵24人冲破重重阻挠，怀着“宁愿把头掉在天安门前”的决心，向纪念碑献出第一个来自解放军的花圈。

当天下午，由曹志杰领头，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29人在广场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下贴出第一份悼词。悼词只字不提当时的主旋律“反击右倾翻案风”，却声称要与“党内外资产阶级”“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矛头所向，呼之欲出。曹志杰事后表示：

“工人理论组原本是当局用以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御用工具，我们却以整齐和坚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种事态的出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

越来越多的工人、市民、机关干部，成千上万个家庭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涌向天安门。据人民日报报道，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

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4月4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

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人群，不约而同采用了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的诗歌形式，抒发怀抱、针砭时事、发表政见。孔子说：“诗，可以兴(直抒胸臆)，可以观(认识世界)，可以群(和谐众生)，可以怨”。对这个“怨”字，孔安国、郑玄皆注：“刺上政”。怨刺的对象是周天子。广场上的人群诗情澎湃，用传统汉语纯正的优美歌颂周恩来，用1949年以后的文学罕见的犀利抨击“四人帮”。

这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天安门诗词”——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朴实的诗句，醇厚的感情，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噩耗惊四海，哭声遍九州。

碑如朔风啸，哀似寒水流。

天亦为之痛，地亦为之愁。

行路原多难，此去更堪忧。”

这是古风犹存的“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名叫《向总理请示》，“江桥摇”取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姓谐音，暗示“四人帮”快要垮台。

天安门诗词和广场民意的精粹，在下面这首散文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得安息……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锋芒所及，不仅指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一句“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直接刺痛了毛泽东本人。

王若水在人民日报整肃“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中，虽然坚信自己没有错，但面对“千钧压顶”，毕竟痛苦万分，自述“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如果有一个人跟自己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肯定会抱头大哭。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王若水偷偷地跑到天安门广场，心境豁然开朗起来。后来他对采访者李辉说：

“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在天安门广场上，1948年化装离开北京参加革命的王若水，忽然找到了几十年前从“蒋管区”到“解放区”一河之隔两重天的自由感觉——

“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解放区”，这样的感觉多少有些不敬。但经过反右、“文革”多年的政治禁锢，正是凭借广场上百万穿着土气粗布衣服的“蓝蚂蚁”，极左体制才生硬地撕开一个口子，由此迈向“中国的希望”年代。

下台前的邓小平胸有成竹

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记述了一个细节：

4月5日那天，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决议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汇报。毛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

“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

在纪念碑前献上第一篇悼词的曹志杰若干年后分析道：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是从来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已经毁在这件事情上了，而且身后恐怕也无法避免历史的清算。”

毛泽东身后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月15日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完成这个回合最后一次漂亮的政治亮相，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此时被怀疑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政治前途、人身安危未卜，邓小平却没有一丝慌乱。

4月5日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

“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纳吉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群众拥戴复职的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匈牙利引入西方式政治制度并宣布退出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在苏军入侵后被判处死刑。纪希晨写道：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

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纪希晨采访了解，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眺望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但从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而且，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然而，邓小平对广场人群的呼声，对这种沸腾民意的深远影响，对今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已经胸有成竹。

http://www.m4.cn/space/2010-05/1176101.shtml

李筱薇

《人民日报》在王力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王洪文上海“一月革命”的造反夺权经验推广到全国。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号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

　　“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

　　“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接着，从当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毛泽东满意地看到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动的这场“小小的政变”，成功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彻底摧毁了刘少奇经营多年的党政干部体系。

　　毛泽东幽默感十足地谈起自己2个贴身工作人员的更替：

　　“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其实，不是陈伯达的扫帚，而是忠于职守的秘书陈伯达，挥动毛泽东本人的扫帚，给中央党报，并借助党报给党中央和全党，来了一次大扫除。

　　

　　书生掌握大局面

　　

　　陈伯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1939年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比吴冷西和田家英做秘书的时间还早。1943年蒋介石发表有法西斯独裁倾向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授意陈伯达写出《评〈中国之命运〉》，痛斥蒋介石，在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加上此后另一篇《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在共产党内开始以“理论家”身份扬名。解放后，陈伯达仍然是毛泽东秘书，同时在中宣部挂名副部长。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文革”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的秦川，对这一阶段的陈伯达并无不良印象：

　　“陈伯达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大一点的会议就请他来讲话。他福建口音很重，要有人翻译。常见他在中南海散步，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但是，毛泽东机要秘书田家英对陈伯达观感很差。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为人正直的田家英感觉这样察颜观色“是一种危险之事”。

　　没有迹象表明，陈伯达在出任“中央文革”组长前，有什么坚定的思想倾向。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与田家英一样，对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意见书心存同情，冒失地在毛泽东面前夸过一句彭总文章“写得不错嘛”。但毛泽东并未深究2位秘书，只是让彭真出面给陈伯达布置任务，写一篇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以实际行动将功补过。

　　1965年1月上旬的一天深夜，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传唤陈伯达，谈起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系列与刘少奇截然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强调，“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地方有，中央也有。陈伯达听着，暗暗心惊，整理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布。党史专家推测，陈伯达可能是除江青外，党内最早领会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意图的人。

　　正因为如此，陈伯达才会有这样的底气，在进驻人民日报后，无需请示中央，连续发表若干篇气吞山河的社论，煽动“天下大乱”。

　　林彪曾以谅解的口吻，评价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的要职：

　　“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他不容易啊。”

　　陈伯达的异军突起，到这年7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登峰造极：他以“中央文革”组长身份进而问鼎政治局常委。连一向内敛的周恩来也不想掩饰他对陈伯达进入常委的惊讶：

　　“我没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

　　江青嫌陈伯达迂阔，给他起了个绰号“陈夫子”。在“中央文革”，江青直言不讳地嘲笑他是“刘盆子”。作为“中央文革”这个党章和宪法都没有载明的机构名义负责人，外有刘少奇、周恩来体系老干部、老将帅的负隅顽抗，内有第一副组长江青的咄咄逼人，陈伯达也只好经常以“刘盆子”自嘲。“刘盆子”何许人也?西汉末年依仗刘氏宗室身份当上皇帝，但资历、能力甚浅，最终亡国，是个阿斗式的人物。尽管对自己的局限性有所认知，陈伯达可能还是没有参透毛泽东启用自己的真实意图——掩护江青在党内崛起。一朝权在手，陈伯达就忘了自己的口头禅：“我是个书生，不行。”

　　陈伯达拉进“中央文革”的几个小秘书，都没有好下场。分管《人民日报》的王力，分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因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受到毛泽东呵斥“还我长城!”王力、关锋，还有戚本禹，在完成搅乱全国的任务后，作为“中央文革”与老干部和军队妥协的“替罪羊”，被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还有从《解放军报》调来的总编辑唐平铸，也没有在人民日报站稳脚跟。

　　在“中央文革”里，副组长江青才是实际上的当家人，什么事都是江青说了才算数。“中央文革”剩下的成员，都是张春桥、姚文元那样的心腹，包括康生那样老奸巨猾的重臣，也唯“第一夫人”马首是瞻。渐渐地，江青寓所——钓鱼台17号楼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干脆宣布：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吴冷西做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时候，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陈伯达领军人民日报时直接做了常委，但对于第一家庭来说，吴陈两人仍然是一秘书和准秘书身份，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政治道具。

　　果然，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在中央驻《人民日报》工作组中渐渐脱颖而出。而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的管辖权，最终落到了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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