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青海省大饥荒的前前后后（张贵德案）

hank · 发表于 2010-4-19 01:06:46

青海省大饥荒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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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元 @ 2009-12-12 07:11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极为严重，造成二十几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在这里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用几个数字写出来，是一件残酷的事，但更残酷的是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段历史。（注1）

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产生在时间上应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会上，从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老人家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张国声书记亲自到青海产粮大县 ——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从上到下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那时，张国声书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文学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

    在此期间，主席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张国声书记他感到心急如焚。他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秘书王志敏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王志敏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国声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王志敏，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张国声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 “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 “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注2）

虽然灾情己经严重，张国声调查时还未见到饿死人的现象（不能排除张国声调查地区外其它地区己有此种现象），对张国声的批判显然使青海省错过了避免大饥荒的最佳时机。至此，青海省大跃进的恶果进入第二阶段并最终开始显现。

１９６０年初春，时任青海省常委、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 ，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两稀一干”，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工作组提交的“关于尖扎县康家公社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者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注3）

不久，青海省也随着党中央政策的调整开始放宽农牧区政策，青海省笫一书记高峰降职为省委书记（据文革资料讲：是因青海省委书记谭生彬上吿）。很快，新的省委负责人上任，此时青海省大跃进恶果的全部责任放在高峰身上，而青海省省长袁任远得到尊重。除有人调动外其余常委仍正常在职。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又于9月底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北戴河会议”上，康生写了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条子，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读了这个条子。康生通过对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康生任“习仲勋专案组”组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副组长。

青海省省委常委王仲芳曾写道：“八届十中全会已揭发了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习就在西北小组，斗争非常激烈。杨植霖在会上揭发习手伸的太长，干涉青海省委的事，讲了张贵德的例子。也提出习与慕生忠、高峰等关系，这样就使青海省委常委会上的问题，同习的问题联系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央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伟大指示后，杨植霖在西北小组上发言，慷慨激昂，大讲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贯彻不下去，三干会开后一年了，有些人就是不改，而且阻止纠正错误。等了一年，现在非整顿不可，否则第一书记不干了。刘澜涛当即表示支持，认为杨植霖这种革命情绪很好。”（注4）

以此为开端，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在各种场合大讲特讲：“前省委烂了，下面干部也烂了，顶少要处理60%～70%才行，青海要重新建党。”此时省委十七个常委有九个被批判、撤职、甚至开除党籍。其中四位（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薛克明）定为“习仲勋安在青海的黒钉子” ，“定时炸弹”。被处理和外调（所谓外调就是斗“臭”后调往外省摆在一边长期不安排工作，如朱侠夫、谭生彬。）的十三级以上的老干部，达120人左右，占到这类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六州一市第一书记全打掉，四十二个县委书记被处分撒换了三十九个。全省被打成“反党集团”案件达十六起；即朱侠夫、谭生彬、张俊贤、刘泽西“反党集团”；龚福恒、南世荣、尚志田“反党集团”；西宁市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农林厅以郝仲升为首的“反党集团”；省法院以扬子蔚为首的“反党集团”；省外贸局以郝怀仁为首的“反党集团”；省药检局“反党集团”；省人委办公厅“反党集团”；西宁三中“反党集团”；省广播事业局“反党集团”；西宁市商业局“反党集团”；祁连县“反党集团”；尖扎县“反党集团”；化隆县“反党集团”等等。还有轰动全国的海晏县特大贪污集团案件。以上涉及的干部达千人以上，最大冤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案”，仅此一案又涉及上千人。监委副书记杜华安讲：“全省共有七万二千多名党员，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仅脱产党员受处分的竟达六千八百余名。”

农村问题更多，刘澜涛和青海省委负责人提出“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 ，“四清”时大搞基层干部，甚至社员群众。不仅打击面大，更是自杀案件层出不穷。如湟源县自杀死亡41人，刚察县自杀死亡27人。运动重点县乐都县、湟中县自杀的人明显更多（文革中讲湟中县此时自杀三百余人），青海省各县人数不多，如按人口比例计，自杀人数可谓极大。

再从青海军区看，军区司令员高朗亭因奉中央军委命令编写西北红军战史受处分，军区司令员孙光因平叛时对叛匪司令部使用“重武器”受处分（孙光在“文革”中 “非正常死亡”），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因同习仲勋的关系受处分。

那么当时的青海省委负责人是怎样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同青海省“阻止纠正错误”联系起来的昵？一些典型案例给出答案，令人深思。

1. 对省委常委张俊贤、省法院院长杨子蔚发现并如实反映、处理青海尖扎县康家公社饿死二百六十佘人的“康家事件” 只字不提。

八届十中全会后张俊贤被指责为“习仲勋在青海的代理人”，批斗后 “调”往宁夏，四年多时间看不到处分自己的处分文件，文革前被派到平罗县任副县长。杨被指为“习仲勋分子” ，省法院大部分干部成为“杨子蔚反党集团成员”。张、杨均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老同志，确也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做过工作，但从解放后至文革结束，张、杨从未同习仲勋有过任何工作和私人来往，青海省委曾与习仲勋专案组多次查证，查不到任何来往根据。但这种指责却有增无减。

2.1962年 6月后半月中央通知要全党敞开讨论可否“包产到户”，并附有十三个问题，讨论后如实报中央。青海省委要求将意见带来参加省委三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那次会议青海省委采取放的方针，省委负责人杨植霖王昭始终没有拿出意见。会上坚决主张“包产到户”的有省委书记谭生彬和西宁市委书记康建西等少数几个人，谭是向中央反映青海大跃进实况，促成青海第一书记高峰下台之人，会上讲有“八大好处”。西宁市委书记康建西并且专门上书给省委及西北局建议实行“包产到户” 。十届十中全会后谭被指责为“习仲勋代理人”遭批判后离青，康建西成了“西宁市康建西反党集团” 头子，“主要罪行”是康曾要求“包产到户”。（注5）

3. 1961年3月13日，中共海晏县委在不断救助周围饥民涌入就食，面对饥荒严重的情况，集体决定将20万斤库存青稞隐瞒不报，以补贴农牧民口粮和食堂的亏损，一个县的全体领导面对饥荒集体决定对上“撒谎”，这在中国这段历史时期是罕见的，但县委这些人决未想到，恶梦由此开始。由于粮食局统计员的事后检举，因此事海晏县1963年4月4日全县挖出“五反分子”31名，其中肖光（县委第一书记）、刘儒（常务书记）、刘汉文（副书记）、解民一（副书记）、拉生辉（县长）、惠玉珠（副县长）、贠进乾（公安局长、县委常委）被划入“反党集团”、“贪污盗窃集团”。1965年3～4月分别作了处理。刘儒、刘汉文被关押收监，肖光被开除党籍，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此案由西北局通报全国。“四清” 时工作团曾向省委汇报此案真实情况，省委负责人讲“人可以放，案不能翻。”（注6）

4. “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 ；1961年青海省劳改局局长张贵德被人污吿，此时告的内容是张的工作及生活作风。1962年青海省委组成以省长袁任远为组长、组织部长张俊贤为副组长的工作组，抽调十几名厅局级干部进行调查。依据调查袁、张均在各种场合表态张是清白的，并向省委负责人杨植霖、王昭等做了汇报，向劳改局处以级干部以省委名义做了传达。但北戴河会议上青海省委负责人翻云覆雨，将张贵德与习仲勋上挂下联，致使张贵德入狱，以王仲芳为组长的专案组审案重点却成了张贵德解放战争时在习仲勋领导下成功策反国民党县长郝登阁等七百多人起义之事，企图给习仲勋抹黒。审讯张贵德时指名问讯的西北地区的老干部就有张俊贤、谭生彬、张国声、薛克明、扬子蔚、张越、屈武、贾拓夫、刘景范、朱侠夫、王世泰、张仲良、张凤歧等三十多人。更为恶劣的是因1958年彭德怀视查青海，在还有其它省级领导等在场的情况下曾对张贵德的工作进行指导，此时专案组竞八次在审讯时要张贵德承认彭德怀在谈话中讲劳改队长由犯人来当，由犯人当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先试，先示范，成功以后再推广，要张贵德承认彭德怀布置并讲张贵德管着三十万人，是一路指挥，将来万一需要的时候，张贵德是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搞“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篡党夺权，张贵德准备响应彭德怀，配合台湾蒋匪帮等反攻大陆，因为张贵德坚持彭德怀没有讲过这些话，专案组给张贵德戴了四次脚镣。此案劳改局一千多干部群众成为“习仲勋反党集团青海分案—张贵德反革命集团”分子。仅县以上干部关押、劳改、劳教、清洗还乡监督劳动的有五十三人（关押最长达十八年）。死在狱中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有8人。劳改局所属四十个农场、十八个工厂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易人，三百多名中级领导骨干受到打击，基层干部为数更多。

这一案延续近十八年，直到胡耀邦任组织部长后亲自过问，张贵德等因此案入狱的一批人才得以陆续出狱。（注7）

5.青海省委按照刘澜涛的旨意，成立大搜查小组，排列搜查名单，制定行动计划，1964年11月14日当天全省在一声号令下，同一时期，统一行动，对 151名“有问题”干部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不管经济上有无问题和问题大小，实行翻箱倒柜，见什么都拿，连家属小孩的衣服全部搜去，有的人腿上的裤子也脱走了，真是扫地出门。并将搜查的物品举办展览，将“罪名”编印成册，印发全省。最终事实证明，这151名干部几乎全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特别在经济问题上并无大的过错。（注8）

6.1963年前后，王仲芳等组织个别人指责青海省法院院长杨子蔚有严重错误，但省法院绝大多数干部认为，杨不打“右派”，不反“右倾”，执法谨言慎行，工作作风民主，对“左”的作法敢于抵制因而不愿对杨抹黒。青海省监委书记杜华安、郭庭藩等大多数监委干部经过调查如实发映情况，省委领导人王昭竞然对监委领导人讲“没有纯粹的事实，一切事实都要服从政治。”仍由王仲芳出面，支持个别人在省法院大打“反党集团”。而时任法院副院长的迟自修在批判杨子蔚时公然说出“你们陕北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注9）

7. 对当年青海省党、政、军的一些负责人及青海省政法系统领导人工作中犯有“平叛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指责，

1958年，西藏、青海等地的一些牧主阶级和反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分裂国土。此时他们的农奴统治制度具有完全的“政教合一”性质，部落头人即“活佛”。叛乱的反动“头人”打着“为民族、保宗教”的旗帜，煽动、强迫、裹胁群众参加叛乱，叛乱中暴力手段极其残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叛乱因多种原因延续很久，如1959年5月至1960年4月1年间，台湾当局共向青海省海西、果洛和玉树地区空投10次，空降特务35名和大量电台，机枪，大炮，长短枪，弹药等。

怎样尽快平息叛乱，抓捕叛乱分子(某些叛匪抓后放，放后又叛)才能使平叛工作少反复或不反复，此类问题摆在几个面对叛乱的地区包括青海省党、政、军领导人面前，平叛期间，朱德、彭德怀、习仲勋、陆定一、杨成武、张爱萍、甘泗淇等中央领导先后来青海视察，指导平叛。一向对下属温和，被称为“军队的母亲” 的朱德元帅亲自向青海军区司令员孙光了解平叛延续四年的情况，提出“我们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也不过三年，平叛为什么这样久？”的疑问，张爱萍副总参谋长还到果洛、玉树地区了解情况，具体指导。王昭由公安部委派，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青海了解，检查，指导平叛工作，在正式会议上，王昭指示了青海省可对叛乱分子的抓捕比例，并向公安部打了有证可査的正式报告，而青海省在后续的实际工作中抓捕的叛匪并未达到这一比例。

1961年青海领导班子改组，王昭由公安部到青海工作后，通过调查指出，青海平叛工作有“扩大化错误”，口头言语上讲的很难听。“文革”中王昭受到迫害， 1968年6月18日在狱中就此事反思写道：“虽然青海在一九五八年冬季和一九五九年捕人并不多，但我对青海过多捕人所造成的恶果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在一九六一年和六二年检查这一严重错误时只批判了过去省委和政法负责人薛克明，我没有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承担责任，是我贪功推过的表现。”

平叛斗争有其独特性，处在青藏高原，平叛斗争的艰难是无法想象的，工作中有缺点，哪些在当时看来是对的事，是大家公认没错的事，如为了早日结束平叛工作，情况不明多抓了一些人，到了1962年发现“有错”，且经历过1958年平叛斗争的打击，反动农奴制度已被推翻和摧毁，武装叛乱已无可能再次发生，将哪些被裹胁群众和被迫参与叛乱或罪恶不大的人解脱出来，“反错纠错”，理所当然。但是同样参与了这一决策过程，了解情况，当时也毫无疑问的认定决策正确并在执行同一政策的负责人，在“反错纠错”时将工作责任完全推到青海省的领导以及指挥平叛的某些部队指挥员，地方领导，特别是青海省政法系统的这样的“下级”领导身上，将其上升至“违抗中央指示” ，因此，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孙光在“文革”中受迫害“非正常死亡”。青海省政法系统领导除检察院长井助国主动调走外，副省长薛克明，孟昭亮、法院院长杨子蔚、公安厅长杨树芳受严历处分。劳改局长张贵德入狱十八年。（注10）

8. 处理受指责的干部成了“特事特办”。如青海省第一书记杨植霖于1967年承认：“我在常委会上宣布不给张俊贤等同志处分的。可是，不久，中央给张俊贤同志撤职处分，我问是怎么搞的呀！这样处理张俊贤同志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问刘澜涛，刘说：‘就不要说了，服从中央的决定。’”这四位处分后中央监委要青海省监委报材料，省监委没材料只好不报。再如粮食局长张效良被指责在一笔两万斤粮食上有问题，恰巧此时中央监委有两位干部在青海检查粮食局工作，与青海省有关人员交流情况时指出，这两万斤粮食还在仓库，张在此事上并没有错。就为此事青海省负责人竞专门跑到中央监委指责这两位干部，回来后在省委会上说：“我找中央监委，把几个批评了，说他们替张效良说话。” 最典型的是虽然一年多后张国声的“右倾”帽子摘了，但张却只被安排到西安市委担任副书记，仍被人收集黒材料。（注11）

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以谭启龙、梁歩庭为领导的青海省委经认真调查，上述问题均于平反。受错误处理的大批干部重新走向领导岗位，许多岗位须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青海省饿死人的重灾区在湟中县，多年后湟中县仍能看到因当时饥荒荒置空无一人的村庄。“四清运动”时青海省委将当时的湟中县第一书记柳一交湟中县群众批斗，并将柳一逮捕入狱。柳一未判刑但在狱中待了十几年，1978年后出狱。传言出狱后柳一有两件事，一是讲文革时曾与受到迫害也被关入监狱的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文革”中王昭死于狱中）在狱中放风时相遇，王昭对柳一讲：“你的事我做的过了，我如出狱一定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二是出狱后柳一主动写了检讨承认当年有错，但在讨论是否给柳一安排工作时，有人讲“柳一也要安排工作？！”听到这种情况柳一当晚突发心脏病死亡。

青海省劳改农垦系统的劳改犯和来自山东、河南省的青工也发生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饥荒发生时这一系统不能全力自保，而且抽调出大量粮食和捕获的青海湖湟鱼为社会减灾是主要原因，吃了劳改局粮食和湟鱼渡过饥荒的某些人至今不承认这一主要原因。

在青海发生的事决不是孤立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后，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有两大发明；一是率先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彭、高、习反党集团”的假命题，二是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同 “大跃进”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妖魔化、魔鬼化，似乎打击“彭、高、习反党集团”就是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位在摸清1959 年庐山会议最终要整彭德怀元帅的意图后“发大热心，起大志愿”突击编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 ‘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的刘澜涛用这两大发明对在西北工作或工作过的，特别是参与创建和巩固中国革命“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陕北根据地的老红军、老干部进行打击。其打击范围之广，涉及各类干部群众之多，使用手段之残酷，在解放后到“文革”前的此类行为中是空前的。整个西北地区受打击的干部群众达一万二千多，其中多数人同“大跃进”的错误，特别是同当时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并无直接乃至间接关联，西北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少的陕西省等地区的干部群众挨起整来一点也不比灾区差。不少对“大跃进”这类的错误进行过各种抵制的人，同样受到无端指责和残酷打击。刘澜涛的这种做法不仅没能彻底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且使西北地区的干部群众遭受了新的苦难，是掩盖其在大跃进、大饥荒问题上罪责的可怜表演。刘澜涛这一行为的最高峰，就是将在陕西工作了100天真正反“左”100天的胡耀邦，斗争了100天。1965年3月8日  胡耀邦当面征求刘澜涛的意见，刘澜涛肯定胡耀邦到陕西以后，成绩有五：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是抓革命的，促生产的，干劲很大，能联系群众。缺点有四：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二、《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三、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四、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从中可见史称“刘胡之争”争的重点就是胡耀邦希望在自已领导下的陕西省不再按刘的作法整人。听到胡耀邦挨整，叶剑英同张宗逊、张爱萍专程到西安将胡耀邦接回北京，叶剑英对胡耀邦讲：“我听贺老总讲这个地方整人哪。”“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的。”胡耀邦离陕后，西北局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如赵守一、李启明等，都遭受了长期的批斗和折磨。文革时西北局将胡、赵、李联系到一起做为“西北地区“三家村”进行批判。批斗胡耀邦时当年青海省的主要领导人又是坚决站在刘澜涛一边的。由于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对刘澜涛的作法坚决支持，刘的作法也就得到“党中央” 支持。不论是谁，只要是西北局刘澜涛等人所指责的人都抗诉无门。类似刘澜涛这类干部在青海及其它地区同样存在。以至近五十年了，不仅在青海省，而且在全中国，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前前后后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注1；《孙作宾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 9 9 9年出版

注2；《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王志敏,《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笫10期

注3；《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注4；“文革”材料“关于三屇七次会议的内幕及我的活动与罪行交待”,王仲芳,1967年

注5；“文革”材料“王昭同志的检查（摘录）”,1971年

注6；《海晏县志》,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

注7；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文革”后张贵德等申诉材料

注8；文革材料
“我在政法方面的罪恶活动” ,王仲芳,1968年1月5日
“郭庭藩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注9；文革材料
“杜华安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注10；青海省党史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中共青海地方组织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5月
文革材料
“王昭同志的检查（摘录）”,1971年

注11；文革材料
“关于张俊贤同志的证明材料”,杨植霖,1967年6月7日
“郭庭藩在座谈会上的交待纪录整理”,196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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