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芒：毛泽东1959年六篇《党内通信》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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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59年六篇《党内通信》述略

唐正芒　


    摘 要：在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各类著作、文稿中，以《党内通信》名称拟题的共有六篇，这就是毛泽东于1959年3月至5月撰写的六篇《党内通信》。它是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已出现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党中央努力纠正已觉得到的“左”倾错误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信中关于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共产风”、努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在工作作风方面提倡讲真话、坚持群众路线等等内容，对于当时纠正左倾错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据笔者对收集这个时期毛泽东文献最为完整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和《毛泽东文集》（第七、八册，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统计，在这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除外交外事之外即有关国内问题的文稿共约65篇。但只有这六篇文稿将题目醒目地拟作《党内通信》。而且据笔者所知，这也是已公开出版、发表的毛泽东文稿中仅有的六篇以“党内通信”名称拟题的文稿。在总共13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由于书名已提示出《文稿》的作者就是毛泽东，所以再就各篇的题目是谁拟的予以说明就很少了。但这六篇《党内通信》却在篇篇第一条注释中都特别予以说明：“（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而拟的题目又都叫做《党内通信》。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这当是版本学或文本学研究的问题，本文不拟深究。本文只想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六篇《党内通信》的主要内容略作介绍，并试图探讨一下这个系列“通信”对于纠正当时党内盛行的“左”倾错误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一）1958年下半年特别是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跃进热浪汹涌澎湃，人民公社在全国一轰而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一平二调三收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及企图完全消灭私有制等错误做法，直接损害广大农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大炼钢铁造成农业劳动力的严重浪费，使农业生产大伤元气，尽管丰产，却未能丰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损伤。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脱离实际地办起一些不必要的幼儿园、幸福院及男女分居，拆散家庭，引起各方面严重的不满情绪。更直接和明显的后果是：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穷富拉平造成对农民积极性的严重挫伤，因浮夸风出现的高产卫星而造成的高估产、及由此而实行的高征购，使国家挖走农村太多的粮食，“吃饭不要钱”造成的粮食浪费，这些综合因素很快就使一些农村出现粮食恐慌局面，严重问题即初见端倪。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者，他对大跃进的热烈场面和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是欣慰的、赞许的。但也隐约感觉到存在不少问题。为了了解和发现问题，探讨和解决问题，他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果然发现存在一系列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须尽早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健康发展。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起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和价值法则的作用。并决定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于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至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前期，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对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纠正。但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划清两种界限、遏制急于过渡的做法后，农村的形势并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很快好起来，而且至1959年春，全国闹粮食风潮，粮、油、菜不足的情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各地普遍出现瞒产，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毛泽东深感困惑，苦苦思索。发现这种瞒产的深层次原因是所有制问题，因生产队没有所有权，他们怕公社拿走他们的粮食，于是普遍瞒产私分。毛泽东透过瞒产现象抓住了所有制这个本质问题，于是决定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毛泽东的六篇《党内通信）就是在全党开始纠左、特别是在1959年2月底3月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提出改变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以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应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等历史背景下撰写的。它们既是纠左的产物，又是对纠左起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的文稿。
   （二）六篇《党内通信》（以下简称《通信》）的第一篇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刚结束后的1959年3月9日，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于3月5日结束。根据会议的安排，各省需召开六级干部大会，省“六干会”后接着开县一级的四级干部大会（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以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通信》强调开会的必要性以及对会议应如何召开作具体指导。第二次郑州会议就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特别是对克服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以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即收入毛泽东文稿中的《郑州会议纪要》等文献）。会上批评了那种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与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甚至社员个人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否认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有差别等错误认识和做法。毛泽东主张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和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地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尽管有的同志对毛泽东这些主张还转不过弯从为是后退，但毛泽东强调，即使不写进文件，但实际工作中也必须这样去执行，所以毛泽东这些主张基本上成为第二次郑州会议通过的基本精神和政策。这对纠正当时的“左”倾错误比第一次郑州会议大大前进了一步，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十分必要。但中央的会开了以后，各省、县、公社能否对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毛泽东还很不放心。尽管中央的会上已有布置，但毛泽东觉得仍有对各地强调的必要。毛泽东也预计到，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尽早召集会议，“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为此，毛泽东写了本篇《通信》，以便能使各省会议开得及时，开出成效。《通信》对省、县需要分别召开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六级、四级干部大会作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并要求3月份要将各级会议（含公社、大队的会议）基本开完，以便在3月份“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份就“可展开今年的大跃进了”。
    第二篇《通信》写于1959年3月15日，从一定意义上说仍是为了贯彻落实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也是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中心内容是关于公社体制中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第一次郑州会议解决了社与社之间及人民公社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则是进一步解决公社内队与队之间的关系问题，确定了“队为基础”的原则，但对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理解并未一致。当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如湖北、广东的情况。一种是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如河南、湖南的情况。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虽比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的公社核算，已向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靠近了一步，但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穷富拉平，仍会严重存在，仍会对群众的积极性造成很大挫伤。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虽然仍会有生产队中小队与小队之间差别的拉平，因还不是很理想的核算单位，但比起以生产大队核算来说，又更切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一些。比较之下更符合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更受他们的欢迎。这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一件大事。正如毛泽东在本篇《通信》中所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亿万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毛泽东要求河南向正在召开的各县四级干部大会征求意见，如不同意以生产大队核算，“就不妨改一改”。为什么会造成两种理解、两种主张呢？如前所述，因为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写的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在这里，“大队”和“生产队”都可称为“队为基础”中的“队”，所以那些热衷于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就以大队为“基础”了，而注重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就以生产队为“基础”了。当然第一种主张在当年头脑发热的大气候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真坚持这样，则后果定会十分严重。毛泽东此时把正了航舵，十分难能可贵。他明确强调：“《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以后不但大多都以生产队（即相当于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且到1962年2月，还正式改为更“退”一步的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第三篇《通信》写于1959年3月17日，仅在前篇《通信》的两天后，仍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前两篇主要都是布置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及规定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这是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篇《通信》主要是要求各省在省级“六干大会”结束后要接着开县级的“四干”或“五干”大会，对已布置了县级“四干”或“五干”大会的省的情况作了介绍。《通信》中提出这一级大会须讨论另一重要问题，即是毛泽东“认为有理、值得讨论”的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通信》指出：“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茄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这是在讨论前一个有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即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考虑的一个更进一步纠正在人民公社体制方面的“左”倾错误的问题。史实证明，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个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它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生产大队内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更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毛泽东在《通信》中还要求县的大会开过后，各公社要组织所有生产队的广大群众开展直接的工作余暇的“全民讨论”，以使全体社员了解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意义并对之激起兴趣。这个问题在两年后，经毛泽东的极力主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试点，又进一步发展（或称“后退”）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使纠左收到了更大的效果。后来实行了近20年的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可以说就是在这里奠定基础的。本篇《通信》还对所谓“观潮派”、“算账派”实际上进行了正名，认为他们是被人们看错了，实际上他们的意见和观点是正确的，并不是什么“观潮派”和“算账派”。本篇还强调我们制定政策，一定不能违背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群众的迫切要求这两条，否则“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也是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可贵思想。
    第四篇《通信》是1959年3月29日写给省市区党委书记及中央各部委党的负责人的，是六篇《通信》中唯—一篇指导城市工作和工矿企业工作的《通信》。该信批评城市工作中的脱离群众现象，强调要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尤其是对中层干部，要通过召开五级、六级或七级干部大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因为他们如有错误观点、头脑僵化，就影响到“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所以每年要通过开各级干部大会，了解情况，改正错误。只有如此，“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是，毛泽东强调，这篇《通信》虽然“说的是城市问题”，但“乡村问题同样如此”。可见信中关于对中层干部的批评和走群众路线等要求，对领导农村人民公社工作的干部也是适用的。
    第五篇《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写的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的《党内通信》。与其他五篇《通信》只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不同的是，本篇从给省级一直写到生产小队一级的干部，并通过他们传达给广大群众，是六篇中唯—一篇一直写给基层干部的《通信》。本篇《通信》围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共讲了六个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出对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的批评和努力纠正。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包产问题，生产队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吹牛是没有什么益处的。第二，关于耕作技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密植问题。强调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要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插秧究竟以什么规格、尺寸为宜，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第三，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在十年内，粮食问题上的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第六，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指农业生产中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引者注），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讲假话“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上述六条，除对农业机械化的要求有些操之过急及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的方针脱离实际外，其余各条均如实指出和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左”倾偏向，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拍手欢迎，对纠正1958年以来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六篇《通信》比较简短，是前篇《通信》后三天即1959年5月2日写的，仍是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的本身内容不多，主要是批转一个报告。1959年4月13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作了一个关于河北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了，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第一是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第二是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第三是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第四是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了生产队的积极性。可见这个报告所反映的问题，是一些带普遍性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如公社体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等，并试图寻求解决办法。毛泽东以这篇《通信》批转了这个报告，强调昌黎县的这些情况“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他要求将他的信和王绍飞的报告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发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可见毛泽东这篇《通信》总的目的仍丝毫未离开要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个当时最重要的话题。
   （三）这六篇《党内通信》都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努力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期间撰写和发出的，它对于纠正当时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产生了广泛影响，发挥了较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特别是所有制及其基本核算单位的“后退”，解决了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允许的农民群众最直接关心的最大问题。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及在信上所表示的决心的坚定，使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落实，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得到有力的遏制。以生产队（这时实际上是指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相对于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来说，更适合群众的要求。在这同时，辅之以确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也即承认生产小队在耕牛、劳力、土地等方面的权力，这就更“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迫切要求”，特别是为后来逐步确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奠定了重要基础。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对此前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大二公”的“左”倾错误有所纠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二是几篇《通信》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立场：关心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践线。要求召开省的六级干部大会和县的四级干部大会，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在几篇《通信》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同时他严肃批评了一些不向上级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使“下情不能上达”和不听取群众意见的一些“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中层干部的错误，要求召开大会，注重改变这些中层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群众路线是这几篇《通信》贯穿着的又一根红线。
    三是在工作作风上，批评讲假话，提倡和鼓励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以来，大量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产量，实际上就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讲假话的结果，甚至是层层加压力的结果，省压县，县压公社，公社压生产大队。报粮食产量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谁先报谁挨批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结果假话成风，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又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毛泽东对这种讲假话、浮夸风很不满意。早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就说：“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但此后说假话风气仍未停止，假话仍有市场。基于这种情况及其深刻教训，毛泽东再次提倡和鼓励大家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而且不少话深入浅出，至今仍让人们耳熟能详、记忆犹新。如：“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工作作风，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这期间，他还向全党提倡学习海瑞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和胆量。然而，遗憾的是，庐山会议他未能纳谏，因而造成严重损失。而这正从反面说明他提倡讲真话和听取真话这种思想和作风的重要和可贵。
    四是科学冷静地看待粮食问题，提出了粮食工作的正确方针。1959年上半年，我国粮食工作已显紧张，主要原因是公社化初期提倡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浪费了不少粮食；又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动用了许多农业劳动力，使丰产未能丰收；加上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等等原因，使粮食供应出现紧张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4月29日的《通信》对粮食工作作了精彩的论述，如前文已介绍，总的来说，这篇《通信》实际上都在围绕粮食问题作文章，但其中更有一段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人读来朗朗上口的粮食专论。这段论述脍炙人口，就像跟农民拉家常和谈心一样，使人读后印象十分深刻。文中强调了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其中一句“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几乎成为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口头禅。它对于我们今天重视粮食工作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之，将这六篇《通信》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可见其纠左作用和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充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这一基本思想原则。我们不能因为庐山会议后这六篇《通信》中的不少好的思想认识未能坚持贯彻，而否定其本身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不少体现出正确思想原则的论述，至今仍需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摘自2008年第1期《理论探讨》